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80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弥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80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90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90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80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90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80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90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戒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共党政权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威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
也是95年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94年已过，我甚至还记得65年的事情，以为世界会永远那样下去。
时光荏苒的感觉那样新，也那样旧。上面一句话是布来斯（EvaJanePriec）在1月1日写的，1895年1月1日，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美国妇女与她的传教士丈夫和孩子住在偏僻的山西乡下，看着94年进入95年。下雪了，中国人的农历年到了，鞭炮声整夜整夜地响。
但是日子并不平静，在1994年9月11日的家书里，她已经告诉远在美国的亲人：
……日本和中国在抢韩国这块骨头……，我们听说每个县得交出大约500块美金的钱，每一省要提供两千个兵……我们住得偏远，很难想象正在打仗，但是，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
她写这封家书的时候，两万日军正包围着平壤，与中国的军队作激烈的战斗。这封信或许还没离开天津港口，黄海水面上一片硝烟炮火，邓世昌和致远号上几百个官兵在火海中下沉。这些，布来斯当然完全不知道；那还不是一个CNN的世界，但是她感觉得到战争。
……听说日军已经登陆，逼进天津，这里还宁静，本地人对我们还友善，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兵，有兵路过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了，好像空城，他们在担心一旦仗打完，流兵散勇满街抢夺，这些兵没吃没穿的，全要变成强盗。
这封信的日期是1895年3月12日，日军已经击溃了清军在东北战场的主力，占领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在这之前，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消耗了千万两银子的大连旅顺要塞，早已全毁，旅顺大屠杀早已发生。在3月14日，李鸿章父子启程前往马关。
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布来斯不知道上帝为中国安排了什么计划，她所接触的中国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梦想，在1895年9月，她写着：
……有人说一个特别的什么兵团已经消灭了日本人，听说俄国、英国、美国等等在福尔摩沙帮日本人，然后那个什么'黑族"兵团打过去，毁了他们所有的船舰……"
叙述了这段流传乡间的"谣言"之后，布来斯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过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故事，想煽动本地人对外国人的仇恨罢了。
视角极端狭窄的布来斯完全不能想象福尔摩沙发生了什么事情，"城头蓬蓬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1895年8月下旬，吴彭年所率领的黑旗军在彰化八卦山正和日军进行浴血决斗，平常种田的农民拿起鸟枪、大刀、木棍，与入侵的异族对抗。10月，上帝为中国所定的"计划"浮现出来：抗暴的身躯在鲜血横飞中倒下，台湾被成功镇压，开始了它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还有它的今天，1995年。
布来斯眼见的中国，一百年前的中国，是落后贫穷而又骄傲自大的。她身边的升斗小民都觉得，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是因为羡慕中国的地大物博，文化的宏大精深。布来斯甚至希望小日本能打败中国，让这些傲慢的中国人终于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它大，比它行的国家。布来斯所看见的中国人的面貌令人触目惊心，街头随处可见皮肤溃烂流着脓水的人，大脖子的，肢体变形的，到处是瞎了眼的，到处是乞丐……"你们无法想象街上有多少乞丐，"她的家书里写着。
……很可怜，看他们背着、挑着柴、树枝、草，任何他们找得到的东西，为了取暖，因为煤太贵了。田野和路边被捡得干干净净，好像被扫把扫过一样，看起来很干净，其实是迫于贫穷。骡马经过时，后面跟着一路的人，想接粪便拿回去当肥料……
……肮脏，令人作呕，……一群男人就在我们眼前把裤子脱下来大便，然后蹲在那儿抓身上的虱子……
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这是1895年的中国，贫穷，落后，苟延残喘在一个大帝国的末日而不自知。有趣的是，万物的腐败和新生往往并行不悖。1895年，我们固然看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败涂地，我们也看见"公车上书"的万言书、"万国公报"的创立、"强学会"的组成，一步一步走向维新自强的路。在炮火隆隆的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结合香港、广州一带的反清势力，10月，当台湾的抗暴力量被摧毁时，广州起义刚开始。
1895年，中国是一锅滚水，沸腾着痛苦也燃烧着希望与憧憬。甲午一战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未来变成了我们的现在。布来斯的家书读来历历如新，她其实完全没懂得中国，更没看见真正的中国，但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倒似乎说中了历史的个性。我们走过了这一段路，在世纪转角处驻足小立，总算知道了那"计划"的一部分。
1895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呢！
有奖征答
民国二十七年，芦沟桥事变一年之后，日军逼近汉口，战争惨烈地进行着。北京的《新民报》在九月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了"测验国民对于反蒋与拥护新政权之热情"，《新民报》"征求汉口陷落日期大投票"，举办有奖征答游戏。以邮戳为凭，谁猜准了汉口陷落的时间，将得到奖金五百元。汉口陷落日期与时间"以日本军入汉口日本租界之时日"为标准，应征者只限于中国人。
广告刊出四天之内，《新民报》称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应征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还附上一首歌词，《祝汉口陷落歌》：
一、武汉三镇空豪言呀，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汉口陷落蒋府崩呀，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
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浪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1996年
苏州美人
日军带着枪和刺刀，在1937年11月进入苏州。古城里，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愿走的，大多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十个月之后，《大公报》的记者报导了苏州沦陷后的面貌。
中央饭店改成了"军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门口外去拉客，门口的招牌写着"苏州美人第一线待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国货和欧美货品的广告全部取下，换上了"仁丹，老笃眼药，味の素"。
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Fla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
外国顾问与土著
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
残酷的年代
迫不及待地等着看《陈立夫回忆录》这本书，因为我想知道大汉奸丁默邨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来是以陈立夫为首的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撤销之后，失业了的丁处长就加入了汪精卫的阵营，在南京政府中历任要职。战争结束前，他是"伪浙江省省长"。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南京市档案馆中所存审讯汉奸的笔录、判决书、种种信件、电报等等，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1941年，陈立夫以旧时长宫的身分与丁氏联络，对他"晓以大义"，指示他若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的"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暗杀当时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被救的情报人员，在公审中，也都具函作证，丁与重庆政府的合作毫无疑义。而在日本战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坐大以及新军阀的趁机而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戴笠在他给"默邨吾兄"的手书中，要求丁氏"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邮也确实一一实行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读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后的间谍。在战争中，默默无闻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他们所冒的危险往往更大。
而当重庆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答应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胜利后杀他的"降将"、"间谍"？尤其在早巳给予不杀的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吗？
于是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找到了线索。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他就被枪毙了！
问题症结果然在"委座"。
难怪法院的判决书读起来令人觉得强辞夺理，完全漠视被告人所提出的有利证据。因为真正的判决者，不是法院，也不是法。
我庆幸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动乱残酷的时代里，可是，即使是动乱的时代，也不一定都是残酷的。唐朝萧华以安庆绪之乱，作了"伪魏州刺史"。王师（就是我们的中央部队吧！）到后，他与王师合作，安定魏州。情节与丁默邨几乎完全相同。结局呢？萧华功过相抵，论罪止于降官。他后来成为一代名臣。
掩卷叹息呢！
1996年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向 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1996年
纸上电台二十问
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纪末》及《孩子你慢慢来》两本书，我很想告诉你我好喜欢这两本书的内容，让我有一种贴近生命的感觉。过去，我还看了《美丽的权利》及《野火集》，那时最欣赏你清晰的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但比起来，我更喜欢在《世纪末》与《孩子》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包客与智慧。我是一个老师，一直盼望用宽容的心对待孩子，但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常会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必须在台湾养育安安与飞飞，你会怎么去面对周遭的环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 和你一样， 《孩子》及《世纪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如果《世纪末》是用脑和心写的书，那么《孩子》是我用身体和感情写的。喜欢这本书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设"如果"我必须在台湾带孩子——我每年带他们回台湾就已有足够的烦恼：哪里有大片青草地让他们奔跑？能不能让他们单独上马路？电视里他们看见些什么？如果我真住台湾，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须成立或者加入各种教育改革运动，耗尽力气去为下一代改变环境；说迫不得已，因为我事实上是个极懒散的人，愿意写文章，不适合搞运动的。但是作为台湾的父母和老师，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必须是个激进者，行动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动者是得付出代价的。我理解你的疲倦，可是你一点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当初不晓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却无损对你《野火集》的迷恋。那时学生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圆神第五版，读起来血脉贲张。多年后《野火》仍立在书架上，不过当时的激情已荡然无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长，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已改善，或是你的观点已不新鲜呢？（宜兰，陈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拥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级了。去年我回国，发现高中生在买《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触。一个社会的共同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接下去的，让我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读罗家伦的《新人生观》的情形。
你对《野火》已无"激情"，应该说是你和台湾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超越一个阶段的显示。《野火》针对80年代的台湾状况发声，要的是你当时的"激情"；你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湾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学生还在《野火》里发现一些东西，表示台湾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于《野火》观点的"新鲜"，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没说过《野火》的观点是新鲜的。《野火》其实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传统。《野火》之所以鼓励风潮，不在它观点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则你要问，为什么《自由中国》杂志和《文星》杂志里的作者不曾煽起火来？李敖不久前说，他是木材商，写《野火》的人只是个卖牙签的！他也没看清楚，《野火》的意义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签一样人手一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胧眉间，几分清醒几分醉。难得片刻缘逢，或许便是生命迷人处……不善浪漫，却落得一身尘埋。感性的您，是否将泛黄的情事掀起，让心灵有铭心的您的他的心跳时分，入戏入味似梦，此刻此处留点心。另一种创作，与之分享。（嘉义，远星）
答：远星，你的文字太"文艺"，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说什么？
四、从"忠党爱国"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这个政府烧掉。国家愈来愈烂，怎么办？（台中，赖彦呈）
答：本来"忠党爱国"的我，在发现自己被党和国用政治神话欺骗，愚弄了之后，我写了《野火》去烧掉它的神话。你对谁生气，就去对付它吧，用正面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我觉得奇怪的是，第一，国家并没有愈来愈烂，整体来说，今天的台湾比从前的台湾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说"愈来愈烂"，那也绝对不再是"政府"一家的事。民进党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们算不算你"烂"的一部分？还有老百姓自己——卫尔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错吗？公共安全的严重缺失反映我们整体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绝不只是政治问题。你同意吗？
五、拉丁氏族迁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样，懒散成性不求精进，国民所得瞠乎北美之后，难不成真是"橘逾淮则枳"乎？（同样是欧裔，人家美加两国就令人刮目相看，关键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个民族的前进或后退（让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词的用法），有极复杂的因素。气候，地理，历史和文化交纵错杂，形成一个大环境。通常，海外移民社会和母国性格本来就有所差异，原因之一，会选择飘洋过海的移民在其母国内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走呢？），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不是母国固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适应新环境，他的变是必然，而他变的方向，就难免要受制于他的环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独厚的。
我倒觉得您的价值观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经济力量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唯一的标准吗？南美人当然比北美人穷，但是您敢断言他们因此比北美人不快乐吗？努力精进的德国人就一定比"懒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吗？我觉得不见得。橘逾淮确实变成枳，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枳的味道，也许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六、您"毅然"下嫁白种的日尔曼氏族，可见是毫无种族歧视而天下一家来看。反观吾辈之省籍意识，地域观念，真教人汗颜。究竟是哪根筋不对？毕竟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足为训呀。（台中，龙斌）
答：我嫁给他的时候，只想到我在跟一个男人恋爱，没想到我在跟一个白种的日尔曼人恋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毅然"的美德。我还可以偷偷地告诉您，上大学时我不曾有过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们的国语不好听。您说这是不是歧视？所以说，如果下一代的台湾女孩子一定要找闽南语说得地道的才肯恋爱，那也是历史的公平吧。
地域观念其实是人的本性，他寻求同类来加深自己的安全感，优越感。日尔曼人瞧不起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瞧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瞧不起阿尔巴尼亚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被他轻视的目标来巩固自己容易受伤的自我感觉， 像阿Q一样。地域观念其实只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并不严重，但是当这种弱点和政治斗争结合，当族群歧视被赋予政治势力而组织化，合理化，它就变成一个吃人怪兽。
台湾的省籍冲突有它的历史成因，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很清楚。一方面，历史郁积的情感发泄出来其实最自然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团体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剧。头脑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民进党的邱义仁就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当他说，已经出头天的本省人应该学习退让，使充满危机感的少数外省族群放松下来，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轻重。与台湾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属台湾的自己人。受过压迫的本省人应该更清楚被压迫的痛苦，更宽以待人。他的宽厚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收获。
七、看"外遇"时，从一开始的笔触，气氛，心理描写，都注重妻子的惊疑不安以及悬疑，我暗暗期待一个"全然令人意外"的结局，怎样意外呢？比如说，完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并没有外遇。当然您的结局也满"意外"的——意外的惊怵。您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一种什么动机？是纯戏剧效果，还是有什么心理成长认知上的转变？和您本……（高雄，林纯瑛）
可惜您的传真只有一半，第二张不知怎么了。
答：您的问题好厉害，马上就要问出究竟这是一篇理论的虚构的"戏剧"，还是我自己的经验与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这样回答吧！这篇小说当然是"戏剧"，虚构的。我的先生有没有过外遇，我自己有没有当过被背弃的妻子或背弃别人的情人，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但是您说"认知上的转变"，却相当地击中要害，对，我有经过认知上的转变。我想说，女人不见得都是所谓弱者，被害者不见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说，女人和男人都有能力做所谓坏人，我们不要在解构的过程中同时不自觉地另构神话……
让我反问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为什么不去杀她的丈夫，却杀了他的情妇？
八、我想和你做个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吾虽不属知识分子，却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喜怒哀乐愿与你分享，诚意是向你表明友谊的基础。（高雄，张进光）
答：你以为凡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你太高估知识分子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是非观念，有是非观念的又不见得能言行一致。
谢谢你的友谊，但是欣赏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而不是实际的接触。文字是作家的精华，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九、我觉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读者爱你。当一个人视野逐渐辽阔，便不客易再去欣赏谁、崇拜谁。你曾教给台湾人民勇气与胸襟，然而羽翼丰满的鸟儿渐飞渐远，无视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强了，让人感觉压迫。我已经离开你。（台北，陈玫玲）
答：你之"离开"我，如果是因为你开始欣赏另一种作家、另一类作品，开始关心另一个课题——我祝福你。
你之"离开"我，如果是由于你到达了某一个年龄，根本不再买书、看书，不再有探索心灵的时刻（我们知道，台湾的主要读书人口不超过三十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什么好呢？
十、泛政治化虽迭遭诟病，不过，却也伴随不少正面效应。女性亟思争取平权，若非透过政治力实难克竟其功。诸如前一阵有前卫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或许龙应台登高一呼远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团体声嘶力竭还够瞧的。嗣因政坛的一席之地影响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龙应台一个人的登高一呼绝对不如许多女性团体的声嘶力竭，更何况龙应台已经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与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在看法上有许多差异，而且向来不加入任何团体，那是因为钟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绝对支持像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等人所做的努力。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达到一步真正前进。
她们很棒。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 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 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 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 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不客否认， 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 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 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 的台湾。 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 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 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问：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幕僚完全没预料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吗？
答：唉，有的！说真的，如果是由于谈判经验不足、前瞻眼光不够而犯下错误，那倒也罢了，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谁都可能犯错，可是产权这个签定，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这才是最令人心痛的！
问：迫不得已？
答：对。西德方面非常坚持，几乎不给任何余地。在其他议题上，他们各政党之间还有意见分歧，对这一点，连反对党社民党都和基民党统一阵线。追根究底，我觉得这是因为在西德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常说，私有财产法是西德人的圣经。
问：第二个错误呢？
答：不该同意东德人的退休金比西德人少那么多。这一点也造成许多人心理的不平衡。第三个错，是当时不曾设法保障当年效忠东德的人不受西德的法律制裁……
问：您是说当时就该坚持统一后要"赦免"（Amnestie）？
答：对。当时绝对设想到统一后的秋后算帐会来得这么狠。共产党的领导者你治不了他，倒霉的尽是小喽罗，就印证了德国谚语所说的，"吊死小的，走掉大的"。许多小老百姓就由于他过去的政治信念而永远不得任公职，这是极不公平的惩罚。许多学校老师就这样被解聘了。
问：这"秋后算帐"您当时没想到，倒令我觉得意外……
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地请教西班牙驻德大使，问他当年西班牙进人民主阶段时是如何对待法朗哥时代的"遗民"，我就是试图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激变中，如何能回避仇恨和报复的爆发……
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在那时不提出"赦免"这个要求？
答：我们其实没有权利提出，因为一旦统一，法是西德的，"赦免"必须由他们提出，由他们执行。
问："他们"不但没有提出"赦免"，而且讲究"追究"。譬如东德的情报头子吴尔夫就被判六年徒刑，前公安部长米尔克被以杀人罪起诉；您的感觉是什么？
答：吴尔夫被判刑，是荒唐可笑的。你说他"叛国"，他叛了哪个国？他效忠的对象是东德！这样说吧，如果有西德公民作为东德的奸细，我觉得判他刑是正确的，因为他背叛了西德自己的国家。可是吴尔夫是东德情报局长，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问您关于《明镜》周刊对您的指控。他们提出 各种证据说您当年也是公安部的秘密线民；您个人怎么看？
答：柏林参议会对所有的律师做过调查，调查报告很清楚地指出我的背景是清白的。当年因为我跟教会关系密切，经常为了救人，也得和公安部打交道。就如同史都培的例子（史都培是现任德东布兰登州州长，被控从前和公安系统"合作"过）：下水道不通，于是有人钻到地面下去修理堵塞的水管，他上来时，水道又通了，可是地面上的人指着他骂他臭！就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理论：骂别人臭的多数是为虎作伥的同路者。改朝换代之后，这些人面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觉得问心有愧，为了得到良心的安宁，他就努力去寻找比他更"黑"更"脏"的人，作为指控的对象……。
问：有一种说法和您现在说的有点关联，说西德人之所以对东德的过去如此严厉，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对纳粹的过去太放松了，心中有愧；基本上是种补偿作用。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可以这么说。人们在追究过往的时候，俨然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把好人（被迫害者）和坏人（迫害者）分成两个阵营；真相其实是，全黑、全白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是灰色的，灰色的普通百姓。这些灰色的普通百姓，在一个控制森严的制度里用自己的方式凿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角落，在里头思想、呼吸。几个观念相近互相信任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就是这样一种小角落。统一之后，这些小角落也就消失了，许多东德人觉得失落……
问："小角落"为何消失？
答：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了，整个社会多元化了，就不再有小角落的需要。可是东德人不习惯新的人际关系——竞争、讲利害——他因此觉得痛苦。
问：您自己的小角落呢？您在1991年10月退出政坛和小角落文化有关吗？
答：当年敌忾同仇的朋友当然也已各奔东西，小角落不复存在，我也并不惋惜。我会退出政坛，是因为我向来就不是个太享受镁光灯、为群众的掌声着迷的人。我还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每两个星期和朋友聚在一起作室内演奏，那是属于我的小角落。
问：您在今年四月间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星期；台湾的读者势必要问您对台北印象如何？
答：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台湾在短短二十年内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为经济成长所付出的环境破坏显然相当严重。一路上看到的树都不太健康。
问：如果有一天，台湾和中共也坐上圆桌谈判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答：台湾和大陆大小太不成比例了。西德能拉起东德，台湾不可能拉起大陆。只能希望中国吸收台湾经验，自己内部演变，在稳定中演变。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不只威胁台湾，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想想如果前苏联境内的诸多种族战争在中国爆发，真是不堪设想，那会是人类一大灾难，台湾如何促进中国大陆的稳定发展，我想是极重要的。
1993年
谁克服谁的过去——访问侧记
"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人类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有无限感慨。在访谈中他说，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羡慕我们东德人，有个富而强的老大哥西德在一旁拉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
戴麦哲尔说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二等公民的痛苦。德东人在经济上是德国的二等公民——柏林的超市员工正在罢工，他们说，他们的工资只有西柏林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工作时间却又比西柏林人长——其实是咎由自取。四十年的经济破产，哪能要求在一夕之间与别人同工同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自尊上成为二等公民，恐怕是东德人始料所未及的。革命当时，围墙两边都燃烧着民族感情的酒精，火焰灭沉了之后，人就要面对权力的拉锯，那是赤裸裸的，原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