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1987年8月
台北即景 1992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概经常下雨，城市里的房子都有骑楼。滂沱大雨时，人们仍旧可以漫步浏览骑楼所遮护的商店。漫步吗？其实不可能，因为走道上一半的面积，被成排成排的机车占掉了，没有机车的空间，就有小贩摊开他成堆的货品，周围就绕着一群或蹲或站的顾客，行人就得躲躲闪闪的钻过一堵一堵的人墙。卖衣服的，把模特儿和满挂新衣的旋转衣架搁在走道中间，人们就穿过衣堆，继续前进。开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骑楼正中一摆，人们就侧身在食客的背后穿梭而过。有一家海产店，干脆用门板将骑楼两边封了，热腾腾、火势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烧着；行路人也就一头栽进那滂沱大雨，绕过海产店的势力范围，再一脚高一脚低的躲进下一段骑楼，继续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行程。
骑楼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铺，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面铺得特别高，高出个三十公分吧！紧接着下面那一家，可能又比这家高出个三十公分，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个六十公分高的悬崖，大人一脚跨下，小孩两脚蹦下，推婴儿车的母亲让小车前轮着地，眼看着车里的婴儿就要被倒出来，像倒掉畚箕里一坨大萝卜。
骑楼地面高低不齐，据城里人说，是因为人人都想垫高自家路面，闹水灾时，水会往别人家里流。
这是个先进的城市？还是个"开发中"的城市？（"开发中"，曾经是"落后"的意思）我说不上来。
城市里有许多低矮的小店，就说转角处那卖汤汤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前捞面，女人把小菜端给客人，客人蹬着塑胶拖鞋，卷着裤管，低头叭哒叭哒喝着汤。一对穿着学校制服、剪着短发的小儿女，在小店的角落里，傍着一张油旧的小桌做功课。十岁不到的大女儿，背上驮着一岁的小弟弟，一条大花毯覆着，正来来去去的张罗盘子碟子，像一个熟练的妇人。
走出这条小巷，转两个弯，又是一个高楼大厦的世界。大饭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织地毯软得像草坪。地毯上站着优雅的人，说着各国的语言。咖啡厅里每个角落都插着花，会开会谢的真花。满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极讲究的品评咖啡和名酒，话题的开头往往是："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地方：纽约旧金山、伦敦慕尼黑、华沙布拉格，还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里只有两种人：刚刚回来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卖汤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许哪儿也去不成，可是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他们怀着希望：有一天，他们浑身油腻的小儿女也会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乐观的人，那当然是因为，站在柔软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们，有许多许多，曾经是傍着油旧小桌学习写字的孩童。
这城里倒也不尽是乐观进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还郑重的对那样的世界表示唾弃。在城市的南区，有这么一家小吃店，在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木楼上，没有招牌，所以必须有熟人带路，一阶阶踩上狭窄的危楼。油旧的矮桌摆在油旧颓败的木床上，人们盘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划拳。灰扑扑的玻璃窗破了个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风呼呼吹进来。两个神情迷离昏幻的少年，还不到十六岁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过来，惹火了一个裤腰里带着枪的客人，有谁在地板上砸碎了一只酒瓶。
地板沉旧得看不出原来的木色。一幅古时的绣花布帘钉在通往厨房的门楣上，像一块整个干掉的抹布。厨房里有两只煤气炉，炉上搁着两只大黑锅。厚厚的一层油腻黏着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厨房里，蟑螂也活不下去，因为它会被油腻黏得动弹不得。水泥地上，厨师踩脚的地方，已经有点凹陷。黑色的酱色的污水泥泞满布地面。
谁是主人？这人脏得够狠，够彻底！
你猜得不错。主人，不是那有四个儿女卖汤水的小贩，是个艺术家。他用这个乌七八黑的黑店来表达他对这个城市的价值的抗议。
光顾这家黑店的人，究竟为何而来？来吃好菜吗？黑店连个菜谱都没有，他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吃拉倒。来吃抗议吗？五六年前，这个城市曾经满街都是热血沸腾大声抗议的人群；那时他们刚刚得到抗议的权利，心里激动着对种种理想的狂热。五六年来，有些理想实现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浃背的权力游戏中，被遗忘了；更多的人，对理想和抗议，开始觉得厌倦，因厌倦而冷漠——所以，他们为什么来黑店呢？
如果大胆一点，你可以说：脏！他们受了脏的吸引而来。脏，经过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也成为一种美，和世纪末的颓废一样。这个城市，对世纪末的逼进，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们的肉体感官在寻找高潮和满足。在鸟儿还在安静沉睡的时辰，往最绚烂最嚣张的霓虹灯丛处走去。那么张牙舞爪的灯火，亮在清晨两点，伦敦没有，纽约没有，慕尼黑更无从想象。你踏进自动滑开的玻璃门，十来个制服整齐的人，对你齐声大喊："皇家贵族理发厅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好像匍伏在地的宫廷大臣高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有人递上雪白的滚热的毛巾，有人打开烟盒，有人问："您要几号小姐？"用一种极做作的礼貌。
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六十六号小姐开始按摩，在另一张躺椅上，八八八号小姐也在工作，用坚硬的手指陷进人的肌肉里，因为是"纯"的，所以按摩是隔着衣服。当小姐们认为客人已在昏睡边缘时，她们开始交谈：
"五○八号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认识。嫁给一个警察。警察有什么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胆，怕作寡妇。而且哦，靠那个死薪水，有什么用？嫁到那种厉害的还好，他就会刮，碰到那种乖乖牌，不会捞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会捞，要狠，不然哦，靠那个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这年头，没钱什么都别谈，人家社会就是这样……"
清晨四点，宽阔的大街上已经有扫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扫城市的污秽。大楼的小房间里，人们在唱歌，清晨四点。眼睛盯着电视荧光幕上的歌词，随着录好的旋律，对着麦克风唱，唱给小房间里的朋友听，更唱给自己听。唱的歌，总是缠绵的、哀怨的，"等待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着你的感觉好好"。白天的面具卸了下来，缠绵的歌词与旋律好像一条温热的干净的毛巾，柔软了因为戴面具而绷硬的脸。
这个城市里的人自诩世故深沉，看尽了人世险诈，却同时玩着"关在小房间里唱情歌"如此纯洁可爱的游戏，你说是矛盾，我说，这个城市，险险的走在现实和梦想的边缘。情歌的缠绵境界，使人们暂时忘记小房间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脏，使爱脏的人暂时不必去面对那明亮如玻璃的未来。
打开门，走出小房间，就发现自己站在骑楼里，面对一重又一重的阻碍，要低头、要侧身、要缩肩、要淋雨，才能走过那一脚高一脚低的长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说不定还得不轻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人们还有一个小房间能够把不敢说的感情唱出来，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况，人们还有那么一个脏得够狠的黑店（我只是不知道，如果有人当着酒酣耳热的食客，镇静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谁会拿谁怎么样？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颓废的底线？）；只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间，人们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台湾 1997
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
二十三岁的“孩子”
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其实亦步亦趋；我们看见大学法的修改，看见教授治校的实践，看见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的发展。1972年，瞿海源和杨国枢两位学者曾经发表他们对"大学生现代化程度与心理需要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学生的"顺服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大学生出生在反对运动汹涌的70年代，成长在街头抗争热烈的80年代，他们的"顺服性"绝对与二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经过解严的政治洗礼，今天的大学生也绝对不再是十二年前国民党专政下的"幼稚园"大学生。
今年四月，在一个以女性解放为议题的讨论会上，我听见身为大学教授的主讲人说："我开这个会是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完全是传统的上对下的威权口吻，我又为他紧张了：你怎么知道，台下坐着的人懂得不比你还多？
壮哉斯言。我猜想那身为教授的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年轻人不可小视。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逊的年轻人不只是口出不逊而已；有真正知识作为实力的人，才有挑战权威的资格。
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学生，他们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门门前静坐示威，敢对校务提出异议和抗议，敢公开自己不合于社会主流的性恋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静坐示威的立论所在，知道异议和抗议之后要有建议，知道反社会主流的得失代价。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们得以掌握某个程度的知识以及知识所引伸的自我权利的自觉；知识促成"敢"的行动。
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乐意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最具吊诡的是，教授和学生两方都可能为近年的民主喊过激情的口号——更别忘了，这一代学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们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时"努力争取来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与当权者论政，百姓不惧与衙门兴讼。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如果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时至今日，教授与学生之间仍然以父子、母子关系来彼此认同？
想来是因为，"幼稚园大学"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纵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没有任何制度是凭空运作的，它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传统的轨迹上行驶。同是代议政治制度，在印度、在意大利、在俄罗斯，有大异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湾的实验，更是意外百出、惊奇不断。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念并没有被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真正动摇。我们的教授和学生可能在公的领域里积极推进现代民主，在私的领域里却延续传统中以权威及顺从为主轴的师生父子观念。其间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释，但充分显示了台湾价值变迁的转型性格。
传统的五伦观念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负面的。行为科学家已经指出，中国社会中信服权威的依赖关系使个人较有安全感，焦虑因而减轻。问题是如果民主是我们今日的共同追求，而且我们理解，民主不仅只是一种选举的政治形式而更是一种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们就不能不审视自己某些隐藏的矛盾。如果民选出来的总统自认是民族救星摩西，如果争取到自由的反对党在党内压制异己，如果行政官员在家中暴虐妻子，如果教授在教室里打大学生的手心——或者倒过来说，如果大学生容许教授打自己的手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仍旧在"幼稚园"阶段？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这样的"孩子"，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吧？
1997年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找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1943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见"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1985年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竞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具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未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1985年
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悲哀的台湾人"！
我绝对尊重您的悲情意识，但是也请您正视，并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于您的亲日情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您身边的人是否会给您适度的警告呢？
您给日本人特别多接近您的机会，您喜欢和他们用日语交谈，您津津乐道自己在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国民，您习惯性地透过日文去接受思想讯息……您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非常橡我们这一代人和美国的关系。我走在美国的街上，说他们的语言、清楚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当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见一个美国人时，那种知己知彼的亲切感简直就像见到了故乡人一样。
可是这种亲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不看见它背后的颠覆性质。
为什么您所熟悉的是日语而不是印度语？为什么我所熟悉的是英语而不是埃及语或刚果语？因为日本和英美是拥有强权的帝国，帝国为了推展自己的军事和商业利益而入主他国，是为殖民。帝国用武力统治一个地方，那个力量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帝国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渗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从而改变对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该弱势文化会是一个对帝国亲善靠拢而安全的系统。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绪。美国对台湾影响之深，不必我说。到现在，我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播报采取的仍像是美国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断地有人谈到文化自主的问题。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意得的学术论著执意要揭露欧美文化如何腐蚀其他文化的现象，对中国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起了影响。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对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个部分？
您对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字不提，反而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
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说法招来日本编辑的反应：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编辑的问话，其实等于在问：殖民对你们被殖民者终究是有好处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现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对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第一，在访谈中，我并不曾看到您对日本殖民有一个字的批评。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强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您对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个程度的戒慎恐惧？
您最近还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政权交出去；老实说，我吓了一跳。
这样的话，美国的克林顿和德国的科尔都不敢说的，因为政权交不交出，交给张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后交，根本由不得他们，那是选民的事情。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证明了司马辽太郎说的，台湾的民主还在婴儿时期。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您——如果不是包围着您的人和拥护您的百姓让您觉得政权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会有那样不自觉的帝王遗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总统，台湾的政治体质如此，光批评您个人是见树不见林的。
您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台湾有个"总统"，他的名字怎么写老百姓都会搞错，因为在一个百轮运转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没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扩开您的胸襟，跨出大步离开悲情意识的暗影，做一个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对您的期望高，所以难免苛求。我们互勉吧，为我们的梦。
龙应台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头有个头戴棉帽的人站在肮脏的残雪中等候买香肠。东柏林一个铜像已被拆走的广场上有个失业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望着商店橱窗。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个人踏出地铁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个人弯腰在地面铺上一张报纸，拉拉裤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东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个人正穿梭着过马路。
这些毫不相关的人之间，在20世纪的尽头，其实联系着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目睹乌托邦的解体、信仰的丧失、理想的幻灭。
五十块！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体验到破产的意义。汽车在雨后尺深的泥泞中陷住了，进退不得。于是我建议，干脆将车锁上，让它在那儿留一夜，等出了太阳，路面硬了，再来取车。
北京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着我，摇头，不行，收音机会被拆掉，轮胎会被卸走，车子会面目全非。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对，"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绳子我有，"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五十块！"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黄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妓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相信'这个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在莫斯科街上那买香肠的人，在东柏林广场上那游手好闲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农村里走着的人，在法兰克福那西装毕挺的人，在忠孝东路转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还有我，程度或许不同，但我们都认识一个词，英文叫thelossofinnocence，德文叫dasVerlierenderUnschuld。中文，很别扭的，叫"天真的永远的失去"。一旦看见了国王的新衣，他就无法再回到没看见的状态。人的混沌一开放，就不可复得。
救护车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列宁取代沙皇、斯大林取代列宁、反对党取代执政党）；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神话化"，而"神话化"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乌托邦是一粒不含开花可能的种子，不管人以多浓的热情灌溉。
1930年，亚斯柏斯（KarlJaspers）在海德堡演讲，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不断引用的话：
"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无甚高论，真做起来却惊天动地。
当高贵的政治理想受到怀疑时。道德的乌托邦也开始动摇。20世纪的人走过性解放、妇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质疑，一次反抗。二十岁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纸上的圣贤教诲。三十岁的我，在怀疑政治神话的同时，发现纸上所印的和我眼见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整个圣贤教诲像一场骗局。四十岁的我——有一天开车，后视镜一辆车紧逼近来，镜中映出鲜明的大字："救护车"。我赶忙靠边，车经过身边时，我看见了车头上的字："救护车（镜象）"。
四十岁的我，明白了原来孔孟的道德架构不过是那倒写的字，与镜子配合作出实体的呈现；但是谁将镜中的呈现当作宇宙实体，谁就是傻瓜。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驱车经过河北省一个农村，看见所有的墙上、树干都涂着标语：储蓄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水源、不浪费一滴水，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我连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这村子缺水。
原来先圣先贤的道德教诲也不过是涂在墙上树上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村子离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是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曾经觉得被欺骗的我，顿时觉得释然。
不知道这是不是孔丘所说"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过，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个树干上的标语。
矛盾而危险的钟摆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荡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毛泽东时代、昂纳克时代、苏联帝国时代、国民党专政时代，人们觉得安全，但他们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纳克逃了，苏联帝国垮了，人们突然害怕起来。这新获得的自由有一个普遍的名字，"乱"，乱的时候，人们开始企盼强有力的领导。
台湾的报纸说，从前虽是强人政治，但强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现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比从前要庸俗而堕落。
德国的报纸说，从前有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现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经理，他会把档案分门别类就算称职，根本没有能力在乱局中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这种思维的内在矛盾和危险性难道不清楚吗？矛盾，因为安全和自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品质，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时又掌握强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险，因为枭雄多半蜕变自英雄，对英雄的渴望是产生枭雄的温床。
世纪走向尽头，历史的钟摆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极高，我屏住气，知道那个摆不会停在空中，它会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宝贵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并不明显。和安全不一样，自由除了游戏规则的共同遵守之外，一无所有，它没有强权的保障。建立游戏规则很难，要破坏游戏规则却不费什么力气，譬如德国和瑞士地铁采取的荣誉制，无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严，但是一旦有相当数目的人不守买票上车的规则，查票势必得执行，荣誉和自由则荡然无存。
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强人的机会就来了。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我是谁？
可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称它为社会共识吧，本身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德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史都默（M．Sturmer）写过，一个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要走向内战，而可以发挥凝聚力的共识，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国家认同。历史研究和诠释提供一个团体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学者的难处即在于，当他尽他的政治义务——促成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不能够损害他的学术责任，那就是"解构神话"的工作。在促成国家认同和解构神话之间求取平衡，史都默说，是史学家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初期当帝国主义崩溃时，纷纷独立的殖民小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历史的改写来建立国家认同，把"我是谁"的诠释权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在殖民者的视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是"苏丝黄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个性分明的个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蝼蚁大众。改写历史不过是换个焦距，让背景成为焦点所在，认清自己的面貌。
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历史重释，由于国民党的到来，往后延了四十年才发生。解严之后，认识"我是谁"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史都默（还有谈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书店里触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愤、悲情、悲歌、悲哀、愤怒、出卖……被压抑了四十年，不，应该从1894年算起，被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感情终于得到释放，被残酷的历史活埋的人终于再见阳光……
可是，怎么出土的全是英雄？怎么殖民史变成抗暴史？怎么连皇民文学都变成抗议文学？治史的人在热情地建立国家认同，尽他们政治义务的同时，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说的作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责任——逼视历史、解构神话的责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却对历史的不可妥协的诚实，唉，这个世纪的许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滚石就要
法文的世纪末（Findesiecle）其实与时间没什么太大关系，指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一种美学风格。把世纪末当时间观念，当然是荒诞的，"世纪"已是假设，"末"则更属虚妄。德国人比较实际，"世纪末"在德文常说是"世纪转"（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转"，活脱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学理解。
世纪或许无所谓"末"，时代却有它结束的时候。眼看着帝国崩溃、围墙倒塌、主义破碎、神话解体，我深刻体验到一个乌托邦时代的结柬。福山大胆地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而他语音末落，欧洲战火已烧上天空，显然历史无所谓终结，只有转折；但历史是前进的或是循环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亚各邦为种族、宗教而彼此屠杀，这个转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时代。数代之后，难免又有新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验过我们的信仰的死亡）以满腔热情试图建立新的乌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家伙来。
世纪末，西西弗斯满头大汗又将滚石推到了，巅峰，你看，那滚石在巅峰上马上就要……
1994年12月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未能自己。
——我把报纸文章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瞒您说，我也想离开台湾。我敢预言中国将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于他人，而是死于自己手中的绳子，真的，真的。
——"红色恐惧症"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样，人人怕传染。
——目前您知名度够，"有关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千万要小心：开车，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恶煞杀出来。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们不赞同这个作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50年代有"自由中国"，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学杂志"，而80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3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80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