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哥达的威逼后不得已参与上述罪恶活动的。因为上级相信雅哥达，而他如 果不去干，他和他的家庭就要被毁灭。 在莱温交待罪行时，先后有卡扎科夫、雅哥达、克留奇科夫以及雅哥达 的秘书布拉诺夫等被叫起来作证或交待。接着这些人也陆续接受审讯。他们 大致上认定了莱温的交待。比如卡扎科夫，他虽然在医学上没有什么威信， 但当初他使用一种奇特的连自己也不甚明白的药水治病，骗取了明仁斯基的 极大信任。他对莱温的交待作了肯定，并且说他也被雅哥达召去，受到了不 干就死的威胁。克留奇科夫作证时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受到雅哥达的指使。 布拉诺夫在交待时对莱温和卡扎科夫的供词作了旁证。他说，莱温因为自己 的某种隐秘丑事为雅哥达所掌握，成为雅哥达的工具，而卡扎科夫确实被雅 哥达召见过。他还交待说，曾经当过药剂师的雅哥达有一个专门的毒药实验 室，对制造毒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叶若夫担任内务部首脑后，布拉诺夫 曾伙同别人用一种毒药喷洒叶若夫办公室的地毯、窗帘等物，企图毒死叶若 夫，作案次数达六七次之多。 莱温、卡扎科夫、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以及普列特尼奥夫和古比雪夫 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的交待，似乎证实了他们对医药阴谋事件的 参与。但是，这些仅是被告的口供，而且作出这种口供的背景是读者所熟悉 的。在整个审讯期间，法庭甚至对这样具体的和不难找到物证的案件，也没 有出示哪怕一件物证。除此之外，法庭在审讯医药谋杀事件的主谋雅哥达时， 就出现许多疑点，使人对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人是否参与阴谋案件，对医 药谋杀案是否存在，对古比雪夫、高尔基等人之死的真正死因，对雅哥达的 真正作用，产生了怀疑。 被告席上的雅哥达与过去当权时判若两人。洋洋自得的表情不见了，头 发变白了。但他的眉宇间依然游荡着一种阴森森的神色，似乎是他刽子手生 涯留下的遗迹。这个多年担任内务部首脑的家伙，曾参与制造许多重大案件， 包括谋杀基洛夫和炮制 “托—季联合中心”等。如果他能如实交待（当然这 是上司所不允许的，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或者审判后不被杀掉，那么许 多重大案件是会弄清楚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地位和作用决 定了他必然要被消灭的命运，正如他的后任叶若夫同样被消灭和贝利亚差一 点被消灭一样。可以认为，雅哥达之所以要被安插到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 联合中心”中去，被加上医药谋杀事件主谋的罪名予以消灭，最主要的原因 是要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真相，因为 “正是他是组织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中 心人物之一”。③虽然基洛夫事件发生后，直接凶手和内务部许多插手者和 知情人被消灭，但是，痕迹并未能全部消除。凶手进入斯莫尔尼宫的证件显 然是内务部门发给的。最令人生疑的是基洛夫被杀后受到清洗的主要不是别 人，而是基洛夫手下的人，几千名拥护基洛夫的干部被内务部赶出了列宁格 勒，这一点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上面的本来意图。基洛夫被杀的内幕在内务部 广为散布，在党内也不是秘密。再采取别的掩盖措施已经不行了，只有承认 基洛夫死于内务部之手，把一切罪过推在雅哥达身上，把这个在杀害党的干 部的血腥中耗尽了自己的刽子手消灭，杀人灭口。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怪 现象：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并枪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雅哥 达，实际上是他的牺牲品的同伙。而且，为了适应后来被揭露的阴谋集团的 罪行越来越大的需要，又给 “右派一托洛茨基中心”加上了谋害古比雪夫和 高尔基等人的罪行。用医药手段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人的罪名，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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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过去宣布的他们病亡的情况。雅哥达关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交待，我们 在前文已有所述，它给人留下许多疑点。雅哥达关于医药谋杀事件的交待给 人留下了同样多的疑点。其中，最大的疑点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到底是不 是自然死亡？如果不是自然死亡又不是莱温等人谋害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死 去的？ 维：被告雅哥达，您是不是吩咐莱温召来卡扎科夫与您商谈？ 雅：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这个人。 维：这就是说，您没有如此吩咐过莱温？ 雅：我曾吩咐莱温去商谈。维：与谁？雅：与卡扎科夫，但我本人没有 接见他。维：我没有问您接见他还是没有，我问您吩咐过莱温与卡扎科夫商 谈吗？雅：我没有吩咐与卡扎科夫商谈。维：您刚才说您曾这样吩咐过莱温。 雅：我给莱温的任务是害死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和古比雪夫， 就这些。维：那末对明仁斯基呢？雅：无论明仁斯基还是佩什科夫，我都没 有去谋害。④克留奇科夫被叫起来作证后，维辛斯基把雅哥达在预审中承认 杀害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供词念了一遍。维：被告雅哥达，您对此作了供 认吗？雅：我说是供认了，但那是不真实的。维：为什么您这样交待，如果 这是不真实的话？雅：我不知道为什么。维：请坐。 “我把卡扎科夫叫来， 向他交待了我的指示 他完成了自己的事，明仁斯基死了。”被告雅哥达， 这是您的交待吗？雅：是的。维：这就是说，您与卡扎科夫会过面？雅：没 有。维：您为什么交待谎话？雅：请您允许我不要回答这个问题。维：您否 认您组织了对明仁斯基的谋害吗？雅：我否认。维：在这个供词中您对此承 认吗？雅：是的。维：当苏联总检察长审问您时，您是怎么回答自己与谋害 明仁斯基的关系这一问题的？雅：我也承认了。维：您也认定了，为什么您 认定呢？雅：请您允许我不去回答这个问题。维：那么请回答我最后一个问 题。您曾经对预审声明过什么要求和意见吗？雅：什么也没有。维：现在也 不作什么声明吗？雅：不作。⑤接着，维辛斯基询问佩什科夫被害的问题。 维：那么，克留奇科夫所说的一切 雅：全是谎言。维：您没有给他下达 关于佩什科夫的任务吗？雅：检察长公民，我已经声明，在对待佩什科夫方 面我没有下达任何任务，我看不出他被害的仕何迹象。维：那末莱温是在撤 谎吗？雅：是在撒谎。维：卡扎科夫在说谎？雅：说谎。维：在涉及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的死亡方面，您没有向克留奇科夫下达任务吗？您在预审中 雅：撒了谎。维：那末现在呢？雅：说真话。维：您为什么在预审中撒谎？ 雅：我已对您说过了，请允许我对此问题不予回答。⑥雅哥达在回答询问时 不但闪烁其词，而且有时明确表示他要说的话是犯忌讳的，不能公之于众。3 月8 日晚，当布拉诺夫被审讯时雅哥达又被叫起来接受询问。维：上述交待 确定了您参加毒害活动，现在您还要否认您的参加吗？ 雅：不，我认定自己参加了。 维：被告布拉诺夫，杀害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也是雅哥达之所为吗？ 布：当然。 维：被告雅哥达，您对此怎么说？ 雅：我承认我参与了使佩什科夫生病的事，但我请求法庭对整个这一问 题进行秘密审讯。⑦ 不仅如此，雅哥达甚至十分明白地表示他所参与的阴谋活动有更大的背 景。3 月 8 日，当莱温被审问时他被审判长乌尔里赫叫起来接受询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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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几句耸人听闻的话，几乎要说出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了： “您可以向我 施加压力，但您不要走得太远了。我会说出想说的一切 但 您不要走得 太远了。”⑧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显得恶狠狠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 某种出人意外的和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的出现。当然，在受到严密控制的审 判中，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据说，雅哥达被审问时，斯大林秘密地来到 了会场，坐在楼上的厢房里隔着窗户观察着审判厅。在场的许多人在审判庭 调光时看到了斯大林。看来，斯大林对雅哥达的交待是非常关注的。 当莱温交待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害的情况时，雅哥达突然要求向莱温提 个问题。乌尔里赫担心出岔子，在休庭以后才让雅哥达提了一个与高尔基和 古比雪夫之死无关的问题。雅哥达这种突然的表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雅哥 达有许多次临近边沿，但每次都退缩了。他这样的表现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 态。他刚刚被捕时，活像一只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不 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叶若夫 非常担心他失去理智，说出什么极端忌讳的事情。为了稳住他的情绪，叶若 夫吩咐当时还没有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经常去看望他。斯卢茨基曾 是他的下属。他痛心地抱怨叶若夫在几个月内就把内务部这架威力无比的机 器给摧毁了，而为了这架机器，他雅哥达曾付出了 15年的心血。有一次，他 对斯卢茨基说，他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他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 而他本来应该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他屡屡破坏斯大林的戒律，而现 在他得到了上帝对他的惩罚。⑨雅哥达曾经受到斯大林的重用和冷遇。当他 本人像反对派那样受到制裁时，他很可能想过要交待他的罪恶。但他同时懂 得，他无论是如实交待还是奉命交待，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宽恕。而且他知道 当局是不会让他如实交待的。况且，他也有家庭，他不会做出违背上命的供 认而犯下更大的罪行，从而使家庭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从他在审判期间的表 现看，他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 雅哥达和莱温等人关于谋害高尔基的交待同样留下一些疑点，引人深 思。关于谋害高尔基的指控，雅哥达是这样交待的：“叶努基泽对我解释说， 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认为推翻苏联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实现，而高尔基则 是个危险人物。高尔基是斯大林领导的坚定支持者，一旦实现阴谋，他会毫 无促问地起来反对我们这些阴谋分子，说出他的声音。阴谋中心考虑到高尔 基在国内外的巨大威望，根据叶努基泽的指示，通过了把高尔基予以肉体消 灭的断然决定。”⑩莱温在解释阴谋集团谋害高尔基的原因时，肯定了雅哥 达的说法。他交待说，雅哥达曾这样告诉他，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党 的最高领导心心相印，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昂 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于莱温的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发挥说， 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 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雅哥达和莱温 的显然是被预先安排好的供词以及维辛斯基的发挥的目的，是要利用已经死 去而不能说话的高尔基，达到加罪反对派和吹棒斯大林的目的。但是，这样 做过于牵强。因为，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知道，高尔基自从 1928年从意大利 返回祖国后，一直不满意斯大林推行的高压政策，尤其反对斯大林打击和消 除反对派的政策。高尔基一直拒绝为鼓吹个人迷信效劳，拒绝写作任何吹捧 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在去世前，他甚至想到重返意大利。按照当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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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从高尔基的思想和情绪看，他起码可以被看作反对派的同情者。实际 上，高尔基当时的活动受到内务部的暗中监视和控制。人们对基洛夫和奥尔 忠尼启则的死记忆犹新，关于高尔基之死的说法难道不会使人产生类似的怀 疑和猜测吗？ 到3 月8 日晚间雅哥达正式受审时，他的情绪与上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使人想到他在休庭期间所受到的压力。在晚间交待时，他说起话来有 气无力，十分沮丧。最令人生疑的是，他手里拿着一张写好的东西，结结巴 巴地照着念，似乎是第一次读到它。不难看出，审判组织者已采取了有力的 措施，打消了他任何越轨的想法并且给他规定了交待的内容。他供认，他与 右派阴谋分子的关系开始于 1928年，曾把内务部档案中有倾向性的材料供给 李可夫和布哈林，帮助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他还包庇右派一托洛茨基分子， 使他们一直隐藏到 1937年。他还将阴谋分子安插在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上，比 如莫尔恰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米罗诺夫、萨宁、保克尔、加伊等，其中莫 尔恰诺夫就是按托姆斯基的旨意任命的。他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与扎波罗 热茨一道杀害了基洛夫。他还与叶努基泽策划占领克里姆林宫。他承认存在 谋害叶若夫的计划。他承认包庇了内务部的特务，但他不承认自己是间谍。 他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因此而解散。但 是这一合理的说法并没有消除对他是间谍的指控。关于医疗谋杀事件，他再 次否认了对佩什科夫的谋害，希望在秘密审讯中交待这个问题。 医药谋杀案的另一名被告普列特尼奥夫被诬陷和判罪的整个过程，暴露 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虚伪和无耻。苏联著名的心脏病学权威、66 岁的 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是 3 月9 日上午受审的。 普列特尼奥夫革命前曾参加立宪民主党。革命后完全脱离政治，一心从 事医学事业。他在医学上的造诣得到苏联整个医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 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曾为奥尔忠尼启则、高尔基等看过病。叶若夫上台不久着手编造 “医药谋 害案”时，觉得一个莱温不够，就盯上了他。叶若夫阴谋计划的第一步是败 坏教授的名誉，把他搞臭，把他精神搞垮。叶若夫把一个用来引诱外国人的 年轻女人派去找他看病。看了两次病以后，她便无中生有地到检察院告恶状， 控告老教授两年前曾经纠缠她。1936年 12月，这个女人开始光顾教授的家， 骚扰教授的女儿和女佣人，闹得教授家不得安宁。教授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 者与内务部有关，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如此卑劣地败坏他的名 誉呢？他不得已而诉诸于民警局。民警局似乎接受了他的申诉，可是不久原 告成了被告。教授与这个女人对质时，要求她对自己的下流行为进行解释， 而她则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教授无奈，便向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和 有影响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清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 出援助之手。教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并引证了自己长达40 年的无可指责的 医务活动和科学成就。但法庭对此不感兴趣，认定他有罪。原则上不登载个 人桃色事件的 《真理报》，1937年6 月8 日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一 个作教授的淫棍》。文中说，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于 1934年 7 月17 日扑到一 个女病人身上，狂暴地啃她的乳房，使她患了慢性损伤症。教授不是胸科专 家，当他看到无法治好患者的病时，便恶人先告状，试图摆脱干系。民警调 查这一事件时，这个女人于 1937年 1月7 日给教授马了一封信。该信成为他 的罪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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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该死！你这个凌辱我的身体的罪犯。你真该死，你这个施虐淫者， 你在我身上实践你卑鄙龌龊的花样。你真该死！你这个下流的罪犯，你使我 染上了不治之症，使我的身体变成了畸形。但愿耻辱和卑怯降临到你身上， 但愿惊惧、忧愁、眼泪和呻吟成为你的常事，就像你这个罪恶的教授把我当 成你发泄性欲和表现你罪恶的丑态的牺牲品后，它们一直成为我的常事一 样。我咀咒你。 勃。” （11） 《真理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由维辛斯基签署的最高检察院通告说， 普列特尼奥夫的案件已转交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处。接着，全国各大 报像接到统一的指示似的，报道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医疗组织的声讨和谴 责。许多声明上有他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后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1952 —1953年 “医生案件”的牺牲品。对普列特尼奥夫的迫害事件犹如利用尼古 拉延科对波斯蒂舍夫的政治迫害事件，不过这一次所使用的手段更加卑鄙。 1937年 7 月，普列特尼奥夫被判处两年监禁。报纸有组织的诬陷宣传彻 底败坏了他的名誉。他受到了人们的唾骂，为亲友同事所不齿。叶若夫达到 了他阴谋计划的第一步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给普列特尼奥夫加上什么 样的罪名，他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了。这时，叶若夫着手阴谋计划的第二 步。这一步比较简单，即把普列特尼奥夫变成 “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中的 一个人物。他被带到了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不久就把 他 “加工”成所需要的角色。于是，一向不问政治的老教授变成了布哈林、 李可夫和雅哥达手下的政治人物，在自己医学成就的高峰时期和自己的暮 年，变成了犯谋害罪的政治刑事犯。 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供认他曾受到雅哥达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巨大威 胁，在维辛斯基连珠炮似的追问下承认参与了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罪恶 活动。他们的对话就像是儿童游戏。 维辛斯基：您怎样说明您被雅哥达雇来策划杀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时的 情绪？您当时有反苏情绪吗？ 普列特尼奥夫：有。 维：您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了？普：是的。维：用什么方式？普：我不 止一次说过，我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维：而实际上呢？ 普：我不是拥护苏维埃的人。维：反苏维埃的吗？普：是的。维：您伪装起 来了？普：是的。维：耍两面派？普：是的。维：撒谎吗？普：是的。维： 欺骗吗？普：是的。 （12）维：在毒害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 事情上，您和莱温一块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内容？普：把身体搞得疲倦不堪， 这样来降低抵抗力。维：一直到人的体力可能承受的极限？普：是的 维： 利用疾病为的是要干什么？普：为的是要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维：为了什 么目的？普：为了毒害高尔基。维：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普：是的。维：你 们实现了这个计划？普：是的 维：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您也是同莱温一起制订 了毒害他的计划吗？ 普：也是，同莱温一起 （13） 这个纯洁善良的老医生，已被内务部的刑罚摧残到这种地步，机械而又 艰难地在提示式的问题下回答着 “是”。他已经被摧垮了，无力以自己老弱 的身躯抗拒那强大无比的有组织的机器。审判组织者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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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就是在这时，虚荣、狭隘、专横的政治流氓维辛斯基，仍不放过 贬斥和污辱教授的人格的机会。当普列特尼奥夫的辩护律师指出教授在医学 上的成就是辉煌的时候，维辛斯基立即重提给教授以巨大的心灵创伤的女病 人事件。 维：您说您有多少年医龄？ 普：40 年。 维：您认为您这40 年无可指责吗？ 普：是的，我这样认为。 维：40 年中，您在您的业务中没有犯任何罪过吗？ 普：有一桩事您是知道的。 维：我问您，因为您声明您40 年的工作完美无缺。 普：是的，不过我当时曾否认 维：您认为因您十分明显地对一个女病人的施暴行为而对您作出的判 决，是您工作的污点吗？ 普：判决嘛，是的 维：判决玷污了您的工作没有？ 普：玷污了 维：这就是说您40 年来是有污点的吗？ 普：是的。 维：您还认为自己任何罪行也没有吗？ 普：我不能说任何罪行也没有。 维：也就是说，您承认有罪？ 普：是的。 维：这是您的污点吗？ 普：是的。 （14） 强权之下，诚实的知识分子低下了屈辱的头颅。但他们心中翻滚着悲愤 的波涛。后来，1940年 12月10 日，正在监狱服刑的普列特尼奥夫向当时的 内务人民委员、披着人皮的豺狼贝利亚投递了一个申诉书： “对我的起诉 词完全是捏造， ‘供认’是用暴力和欺骗从我这里攫取的我有时受到连续 15—18个小时的不间断审问，不让我睡觉，掐我的喉咙，用毒打相威胁，使 我精神失常，不能清醒地知道我之所为。我过去确认，现在仍然肯定，我丝 毫没有参加过任何恐怖组织的罪行 我为什么要等死呢？我要向全世界大 喊，我无罪。知道自己无罪而等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 普列特尼奥夫在 1940年5 月26 日向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投递的申诉 书中说， “当我不屈从时，侦查员一字不差地说：‘如果高层领导认为您有 罪，那么尽管您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您也是有罪的。’” （15） 在 1941年 1月15 日投递给伏罗希洛夫的申诉书中，普列特尼奥夫写道： “我在布哈林一案中被判处25 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终身监禁在监狱的坟 墓中 我遭受过可怕的谩骂，受过处以死刑的威吓，被扯过衣领子，掐过喉 咙，受到不让睡觉的体罚，有 5 个星期每天只睡2—3 小时，我受到过要扯断 我的喉咙从而扯出供词的威逼，受到过用橡皮棍殴打的威吓 所有这些使 我半身麻痹 我为欺骗所包围，陷入从事破坏的侏儒和蛆虫之中，尤如一具 僵尸。请您指明，在我们苏联，同样能够像在其他文明国家那样，找到真理。 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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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普列特尼奥夫的申诉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位曾给包括斯 大林在内的许多领导人治过病的人，在苏联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医学家，就这 样杳无声息地被人抛弃了。他的名字不再公开提起，甚至他的著作也被没收， 遭到禁止。但他的纯洁无瑕的形象仍存留在铭感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心里。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过去50 年后，没有留下直系亲属的老教授仍然被人们所缅 怀。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医学史著名学者 B ·д·彼得罗夫当年 聆听过老教授授课，并且曾在联盟宫十月大厅旁听过审判。他回忆说： “我 作为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曾邀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我们讲过几 次课。这是一位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学识 非常渊博。在他的课堂上，青年人团团围坐，把我们最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 通。我们知道，教授是医师进修学院开创者之一，他主持过该学院的内科门 诊部，从 1932年起，他就担任功能诊断研究所所长职务。他还应邀作为我们 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保健大夫和咨询专家。当然，对普列特尼奥夫的逮捕 和判刑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打击。大家痛苦地观看着这次审判。好几次，德 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好像清醒了过来，大声喊道： ‘我要做一个有益于 祖国的人！” （17） 他怀抱着这样的心愿，忍受了审讯和法庭强加给他的巨大的屈辱。他怀 抱着这样的心愿；在临近古稀之年，忍受着牢房之苦。在监牢中，他仍没有 忘记他借以服务于祖国和人民的专业。他请求给他往牢房里送来有关书籍和 专著，查阅本国和外国的资料。据说，他在牢房的昏暗的灯光下，用化学铅 笔写出了有 10 个印张的一部著作。他身陷囹圄仍呕心沥血于祖国的医学事 业，此心此意，苍天可鉴！ 然而那些迷念于个人权势根本不以祖国和人民事业为念的人，在政治上 毁灭了老教授以后，又毫无人性地消灭了他的肉体。在普列特尼奥夫的卷宗 里有这样几句令人痛伤的文字： “1941年9 月8 日，因反苏鼓动和在奥尔洛夫监狱散布诽谤性谣言事由 （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名单，包括其他一些犯人），德·德·普列 特尼奥夫被判处枪决。该判决于 9 月11 日付诸执行 ” 这种由内务部提供名单予以处决的方式，就是不要侦查，不要审判，不 要律师，直接按上级命令枪决。看来，他的申诉信及其所表达的正当要求是 让什么大人物厌烦了，于是，送他一颗子弹比 “纠正不可纠正的事情”更好 一些。 第三个受审的是医生卡扎科夫。他承认参与杀害明仁斯基，但他在交代 结束时却说他的 “药剂”不会对明仁斯基产生不好的作用。维辛斯基看到他 想翻案，决定勒紧这个医生脖子上的绳索。 维：那您为什么要注射这种药剂？是为了杀害明仁斯基吗？ （卡扎科夫 沉默）您注入药剂的目的是这样吗？您当时相信这些药剂能达到您犯罪的目 的吗？ 卡：您看，药剂有双重作用。 维：您敢说这三种药剂对明仁斯基是无害的吗？ 卡：是的，这三种药剂是无害的。 维：那末您能骗过雅哥达吗？ （卡扎科夫沉默） 维：鉴于无法得到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请求法庭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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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让技术鉴定回答我向卡扎科夫提出的问题。 半个小时以后，专家鉴定委员会就给了维辛斯基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种医疗方法的配合不能不使病人明仁斯基的心力疲竭，从而加速他 的死亡的到来。 鉴定人：功勋科学家д·A ·布尔明教授，功勋科学家 H ·A ·舍利舍夫斯基教授，B ·H ·维诺格拉 多夫教授，д·M ·罗西扬基教授，医学博士 B ·д·济帕洛夫 1938年3 月9 日，莫斯科。” （19） 然后，维辛斯基宣读了卡扎科夫在预审中的供词。卡扎科夫经不住如此 的压力，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于是维辛斯基宣布：根据技术鉴定和卡扎 科夫本人的供词，问题已经解决。对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的相应问题也作出 了类似的技术鉴定。 很显然，专家的技术鉴定是预先拟就的，或者说他们是被召来随时准备 拟就任何需要的鉴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受命组成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不能客观和公正地进行 工作。维辛斯基预先给他们规定了要调查的问题，比如所开药品，用法用量 等。为了使鉴定专家对其使命心中有数，懂得调查哪些问题和如何作出鉴定， 维辛斯基给他们列出了一些用意十分明确的问题。比如，第 7个问题是：“可 否认为，有相当业务水平的医生能够使用这种不正确的医疗方法但却是没有 恶意的？”在这里，检察长已经预先定下是 “不正确的方法”，而对于有经 验的医生来说，其行为就只能是蓄意的了。再如对高尔基等三位 “受害者” 的医治情况所提出的问题： “可否认定，对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医疗方法是旨在加速其死亡的明显有害的方法？”鉴定委员会对问题的回 答完全一样： “是的，可以绝对认定。”（20）值得一提的是，鉴定委员会 的成员布尔明是普列特尼奥夫的同学，而著名的大夫维诺格拉多夫则是他的 学生。在当局的胁迫下，维诺格拉多夫也被迫参加了鉴定委员会，写下或签 署了诬陷自己老师的鉴定。当然，像对于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当时他们 最大的朋友和老师只有一个人，维诺格拉多夫常在自己讲授课程结束时，把 自己在肠胃病学上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天才。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大林。每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课堂上便自然地爆发出欢呼。两年以后，维诺格拉多夫 成为功勋科学家；1944年被选为医学科学院院士。后来，他成为斯大林的个 人医生。但是，1952年他也被塞进大冤案 “医生案件”中去了。 维辛斯基不仅使用了所谓医学鉴定，而且使用了证人，向法庭宣读了克 里姆林宫卫生局大夫 M ·别洛斯托斯基的声明。别洛斯托斯基因这一声明而 身价倍增，成为有名的 “人民英雄”，类似于1937年乌克兰的小丑尼古拉延 科和 50 年代初揭发 “医生案件”的季马舒克。他在揭发声明中说，1936 年 高尔基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到高尔基的别墅去给病人注射，发现了一些疑点， 其中他惊奇地注意到，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特别喜欢给病人开的药是德国产 品。这就是说，是法西斯的药品！ 最后，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受审。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1900年出生于维亚特 卡 （基洛夫的旧称）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20年入 党。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军队服务，后担任乌克兰 “五·一”边疆区区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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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927 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于 1932 年到国家计委工作， 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的秘书处副主任。后担任交通人民 委员部的负责工作。1937年 12月11 日被捕。 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供认，叶努基泽把他安排到古比雪夫的秘书 处，对医生们谋害古比雪夫的行动进行了协助。最后法庭听取了技术鉴定委 员会认定 “医药谋害案”的声明。 在最后两天的审判中，除了关于医药谋害案外，布拉诺夫于3 月8 日晚 受审时供认了阴谋中心的其他重大问题。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 1895年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俄罗斯人， 中等测绘学校毕业。1918年入党。曾担任奔萨省伊萨尔县县党委书记。从1921 年开始一直在契卡工作，是内务部的老干部。1929年 1月驱逐托洛茨基出境 的事宜就由他负责。1937年 3 月 29 日，他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案 犯予以逮捕。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交待出一个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政变计划。政变领导人 是叶努基泽和雅哥达，他们得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卡拉汉的支持。他还供认， 雅哥达在审讯中包庇乌格拉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指示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时不要搜查。他说，前内务部领导人都是阴谋集团成员。雅哥达命令扎 波罗热茨 “促成”基洛夫之死，于是扎波罗热茨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潜入斯 莫尔尼宫失败后释放了他，在基洛夫被害后消灭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 夫。他还说，负责斯大林安全的保克尔和沃洛维奇也是阴谋集团成员。奇怪 的是，他们手持武器，服侍于斯大林左右，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制造杀害斯大 林的事件，而让他们的同伙空耗精力？ 在审讯雅哥达时，维辛斯基又试图把布哈林说成谋害高尔基的同案犯， 证据是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一次谈话，托姆斯基侧乎谈到了托洛茨基对高尔 基的敌意和怀有敌意的行动计划。布哈林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 无论如何，这样一次谈话也构不成参与谋害高尔基的证据。他的有力的辩护 使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他的维辛斯基又一次灰溜溜地罢手。 对 “医药谋害案”的审讯就此了结。从对审讯过程的简要叙述中已经可 以看出案件的真伪。首先，除雅哥达之外，本案所有被告都没有参加右派一 托洛茨基集团的间谍活动和经济破坏活动。他们作案的内容比较单纯，即用 医药手段害人。像对这样的有时间、地点、参加人，有作案手段和工具的具 体案件，法庭本应拿出犯罪的证据。但我们看到，法庭对被告罪行的认定全 凭被告的口供。法庭对卡扎科夫的犯罪行动的技术鉴定的出笼过程说明，这 样的鉴定显然是钦命的，是非科学的，是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的。卡扎科夫 明显地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认罪的。维辛斯基对卡扎科夫的供认所做的结论只 是一种简单的推论，根本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依照在 刑讯室里准备好的供词在法庭上作了供认。他们的供认就是在当时也是经不 起分析的。他们曾给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高级领导人治过病。这些病人不过 是他们治过病的高级领导人中的几个，因此给他们治过病的事实根本构不成 犯罪的证据。他们犯罪的证据应从他们的医疗方案、所用药物和医疗过程中 去获得。几位所谓谋害事件的受害者都死于30 年代，高尔基死于 1936年， 就在办案的前几个月。在当事人都活着，犯罪环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犯罪 的证据是不难获取的。即使一些证据已经被破坏，但至少可以作出许多实地 调查。尤其是卡扎科夫的药水，完全可以取得样品进行化验，取得注射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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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水的病人血液进行化验，作出有关药水是否有毒的鉴定。可是，法庭并 没有出示任何类似证据，或者法庭根本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任何调查。之所 以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根本不是被谋害的，用 不着去调查和取得证据；二是他们是被谋害的，但谋害者不是法庭上的被告 而是别的不能去调查的人，因此审判组织者要回避。雅哥达藏头露尾或寓意 明显的供词和法庭不敢往下追问的情况，更使人疑窦丛生而自然作出许多推 测和联想。他的口供起码给人三种推测： （1）医药谋害事件根本不存在，雅 哥达不过是奉命交待而已。 （2）医药谋害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法庭上被告 的医生和秘书们之所为，另外，也不是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去实行的。后一 种说法显然缺乏起码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叶努基泽无论地位或实权都赶不上 雅哥达，根本不具备向雅哥达发命令或指示的条件。当时能够指示雅哥达谋 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假定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果真是被雅 哥达等人谋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雅哥达在交待中把真正发指示的人换成 了叶努基泽。（3）雅哥达确实了解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死亡的内幕，但是他 不能如实交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所谓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的医药 谋害案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治上讲，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为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所谋害的说法更是 令人难以置信。高尔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感，对反派的同情，是 党内外许多人所知道的。古比雪夫反对恐怖政策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基 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中三个反对恐怖政 策的主要人物。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头子布哈林是最不愿意他们去世、最希望 他们健在的人。基洛夫死后，古比雪夫成为恐怖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障碍需要消除时，他去世了。高尔基去世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公开 审判前几个月。可以预见，凭着高尔基的正义感和倔强的性格，如果他活着 的话，肯定会反对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原则的公开审判的。可是， 他也正好在公开审判前去世了。后来，布哈林和李可夫寄于厚望的奥尔忠尼 启则也在人们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为什么他们的死像按照计划 发生的呢？难道这不令人怀疑吗？另外，恐怖政策的直接打击目标之一是前 反对派。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正确地推论：反对派假如真的进行谋害 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他们也决不会去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这样的人。 5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对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进行了 重新审查。该案除雅哥达以外的其余被告已全部平反昭雪。在对普列特尼奥 夫等恢复名誉以前，进行了有关的技术鉴定。苏联医学界最有权威的专家做 出了一致肯定的结论：根据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 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件 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根据！认定有罪的判 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的供词——假口供。苏联医学鉴定委员会主任、苏联国 防部法医实验室主任、苏军少将 B ·托米林教授肯定地说：“医生们对高尔 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治疗是正确的。我们 在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和 卡扎科夫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 ‘不正确的施药’ 指 控 是 绝 对 荒 谬 的。” （21）另外，经过鉴定，卡扎科夫的神秘的药水是一种生物发酵以后 的溶解物制品，有健身作用，无任何危害。它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人们寻求某种万能秘方的愿望的反映。 至此，对 “医药谋害案”已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右派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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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中心”及其首领包括叶努基泽等，指使雅哥达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 等人的事件是不存在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等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之死仍给人留下许多疑点。 虽然苏联政府给医生们平了反，但没有给雅哥达平反。莱温等人参加的 医药谋害案不存在，但苏联政府的结论并没有说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是正 常死亡。雅哥达对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供认不讳，但否认对明仁斯基和佩 什科夫的谋害，而且在供认时作出了多次非常可疑的暗示。联系到他在交待 谋杀基洛夫事件时露出的一句话 “这件事不大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认为： 他隐瞒了某种与高尔基、古比雪夫之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当时的政 治斗争形势看，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应对 此进行继续的调查和研究。高尔基的老熟人美国记者唐·莱文，1963年在莫 斯科拜访了86 岁高龄的高尔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她谈到她儿子 的死时显得很平静，说他是自然死亡，但一谈到高尔基是否自然死亡时，她 就激动得喊起来： “不完全是这样，但您不要让我叙述这件事！如果我一张 嘴谈这件事，我就会三夜合不上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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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 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 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 月11 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 的时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 几乎用了2/3 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 气凌人，充斥了谩骂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 罪行是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 祖国。然而，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 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 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 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 越来越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 极其恶劣的残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 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 明和确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 间谍、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的上 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流派，而是 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机构的 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 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 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 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 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 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物 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 秽语，把布哈林称作 “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 不出证据，也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 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 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 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 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 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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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 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 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 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 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 ‘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 莱温没有补上： ‘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 (24) 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 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10年的医务观察中，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 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马·高 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 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 “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 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 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 道： “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 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 而我们，我们的人 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 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 (27) 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 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 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 “最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 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 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 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 1901年 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 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 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 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 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 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 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 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 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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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 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 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 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 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 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 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 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 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 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 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 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 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 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 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 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 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 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 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 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 ”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 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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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 《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 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 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 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 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 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 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 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 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 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 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 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 “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 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 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 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 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 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 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 “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 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 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 “医药谋害”活 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 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 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 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 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 “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 志们，你们饶恕我吧！”(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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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 “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 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 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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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 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 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 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 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 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 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 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 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 集团。”(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 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 1928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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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 的虚假性。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 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 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 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 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 “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 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 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 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 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 ‘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 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 ”(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 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 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 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 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 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 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 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 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 因为他们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 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 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 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 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 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 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 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 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 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 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 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 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 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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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 正地写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 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 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 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 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 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 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 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 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 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 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 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 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 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 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 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 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 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 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 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 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胁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 《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 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 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 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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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 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 “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 ‘如果说你 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 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 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 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 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 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 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 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 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 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 月13 日凌晨4 时法庭复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 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 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 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 夫等判处 “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 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奥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 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 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 为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 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 “右派托洛茨基 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 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 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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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 牧业生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 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组织富农暴动组织，企图 当苏联受到外国进攻时在后方进行破坏。1934年，李可夫亲自组织了企图暗 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1937年8 月，罗森戈尔茨竭力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以图对斯大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组织了谋害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行动。高尔基是由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毒死 的。杀害古比雪夫的行动是由莱温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完成的。杀害明仁斯基的行动是由布拉诺夫、莱温、卡扎科夫完成的。 莱温、卡扎科夫还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企图谋害叶若夫。 判决书中说： “尼·布哈林及其同伙企图杀害弗·列宁、约·斯大林和 雅·斯维尔德洛夫，拼凑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组成的新政府。为实现阴谋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尼·布哈林的同意和 认可，于 1918年 7 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乱；而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1918年 8 月30 日谋杀弗·列宁的行动，则是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 谋的直接结果。”(43) 判决书说，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 18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惩罚中的极刑——枪决， 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产。”(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们的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 命胜利20 年后，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 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 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 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 受尽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 压抑和痛苦。同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 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 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 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 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 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 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 这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 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 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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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讯、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 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 有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 死亡，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 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 布哈林很镇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 “科巴，你 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 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 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 “人民的敌人”的 家属而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 保留他们的生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 任何判决。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 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 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 35 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 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 1938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 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 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 报刊于 1938年2 月28 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 告们被处决，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 会、来信、签名的报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 “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 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要求。 当时正在召开的科学院生理学大会通过了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致敬的决议。没 有政治气节的 “民间诗人”江布尔照例为《真理报》炮制出一篇题为《消灭 它！》的诗作。按照报刊的报道，人民似乎对判决的执行感到极大的欢欣和 鼓舞。苏联著名作家、 《永不熄灭的月亮》一书的作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通过小说 《继母》中的一个人物说：“我一拿起报纸和书，第一件使人惊讶 的事，就是都在说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中到处如此。大家都说谎： 共产党员、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说谎。 这是怎么啦？群众性的精神变态、病态、盲目状态吗？”(46)皮利尼亚克所 说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精神状态。正是因为他在披露伏龙芝之死内 幕的小说 《永不熄灭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言不讳，他于1938年被 当局秘密处死。 判决执行以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似乎被历史抛进了阴暗的角落。报 刊继续连篇累牍地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关于北极探险队帕帕宁等人的 连续报导特别醒目。3 月16 日，探险队的人回到了列宁格勒，于是报刊上大 肆渲染起对他们欢迎、接待、颁奖等活动。一时，鲜花和香槟酒的芳香掩盖 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残杀的枪声。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最高苏维埃 的选举。选举运动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运动，其中包括对镇压所谓的人民的敌 人这一功绩的歌颂。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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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样的选举。 “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烈维奇 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 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普哥里茨、李 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 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 什么 ‘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 呢？”(47) 坐在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人被消灭了。可是，被消灭的人不仅是他们， 还有许多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要犯，根本没有在法庭露面，也被消灭了。 其中一些人在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叶努基 泽、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还有卡拉汉、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雅可夫列夫， 他们在苏联党和政府中以及在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此 外，还有被列进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党中央委员瓦列伊基斯、柳比莫夫、 洛博夫、卡巴科夫、苏利莫夫、拉祖莫夫、鲁缅采夫和科马罗夫。很显然，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秘密处决了。可是，当时的苏联竟没有人提出这样 的问题：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被消灭？ 实际上，前反对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未经审判而除掉的。比如，托洛茨基 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别洛博罗多夫、斯米尔加、 索斯诺夫斯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阿夫杰耶夫；民主 集中派的所有人；工人反对派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麦德维杰夫；布哈林主义 者乌格拉诺夫、科托夫、B ·M ·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密特、A ·H ·斯 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还有前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京、特奥多罗维奇， 前左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科。免遭清洗的重要的反对派成员只有两个妇 女，一个是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另一个是克·尼古拉耶娃。 经过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皮达可夫、拉狄克、布哈林和李可夫，以他们为代表的20 年代被打成反对派 的人，基本上被全部地消灭了。 当然，苏联的大清洗不仅是消灭原反对派，但其他事件已不是本书的写 作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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