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版 说 明 有着 7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20 世纪人类历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世界的影响 亦是不同寻常的。历史上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并在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足以与 当今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何以在80 年代未、 90 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迅速瓦解，人们在思考，在探讨，试图从不同的方面 找出答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一个过程，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激化的后果。这里既有现实的直 接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就其历史上 出现的问题而言，既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受客观因素制约而产生的，而 且往往这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只有采取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有 益的教训，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本书取材于 1936年8 月至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 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事情发端于 1934年 12月1 日，当时任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凶手尼古拉耶 夫枪杀。为追究杀人凶手及其后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中央先后于 1936年8 月、1937年 1月和24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 相继认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联共 （布）重 要领导人与此案有关，并认为他们都是受原联共 （布）领导人之一、后流亡 国外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的托洛茨基指使，企图篡党夺权、颠覆苏维埃政权， 将他们定为反党反苏的反革命集团首领，于 1936年至 1938年加以镇压。受 此案株连而被杀、被监禁、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数以千计，造成极为恐怖的气 氛，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50 年后，苏共领导层几经变化，至 1988 年，苏共中央将此案定为冤假错案，所有被告，除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组织策 划者之一的雅哥达外，全部予以平反。这一历史公案，在当时震惊世界，延 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探讨，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毋庸讳言，教训是惨痛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粉碎了包括 14 国武装干 涉在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执行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这 时执政党的首要任务理应是调整政策，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而当时的苏共领导却错误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会越来 越尖锐。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 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 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他们还将党内的意见分歧看 成是敌我矛盾，本应运用批判的武器，却用武器来批判，开创了对党内思想 斗争采取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例。这种作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对 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不良影响。这种极端的高压政策，不 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而且为极 “左”和“宁左勿右”的 思想制造了温床。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然会引起思考，并从中总结汲取必要 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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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集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大量有关材料，包括当时庭审的口供、证词， 记者的报道，刊物的评论， “犯人”后裔及亲友的回忆文章，80 年代苏共中 央的甄别文件，以及西方国家的有关著述。这样丰富的资料，无疑为我们了 解和研究苏联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作者着力叙述这一桩历史 公案的来龙去脉，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加以综合、归纳、整理，理出头绪， 并对公审中的破绽、暴露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所掌握的资料，作出 了分析和推断。对案件所涉及的大小 “案犯”的生平和事迹，对案件审理过 程和结果，书中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语言通达流畅，表述清楚。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观点仅是一家之言。 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反复出现，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 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中个人因素的作用。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至于本书所涉及的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和处理这 一案件中的动机、作法和责任等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 必定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公允评价。 本书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26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 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 宣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 要的和值得注意的。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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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幕 基洛夫被刺 整个事情是从 1934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赫鲁晓夫 列宁格勒，伟大的十月武装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1934年 12月1 日下午4 时半，这里突然响起了两声凄厉的枪声。二楼走廊，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一声不响地躺 在血泊中。罪恶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由于过度惊吓，开枪后 喊了几句话便昏倒在基洛夫旁边。闻声涌向走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 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基洛夫的死震动了苏联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基洛夫在苏联党和人民心中享有崇高 威信，也不仅是因为基洛夫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总书记的接班人，它的潜 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当时普通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 本书所要叙述的莫斯科三次公开大审判，即 1936 年8 月、1937年 1 月 和 1938年3 月的公开审判，就发生在基洛夫事件之后。它犹如一场惊心 动魄的历史剧，而由基洛夫事件揭开了它的序幕。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 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个事情是从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①他所说的就是基洛夫被杀的那天晚上。 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杀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是 个人作案还是有人幕后指使或者集团作案，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政治谋 杀事件？对于这些问题，50 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桩个人报复事件。 目睹基洛夫被害惨景的人回忆说，当时一个陌生的人躺在离基洛夫 两三步远的地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句话： “我向他报了仇！我向他报 了仇！”②1934年 12 月 3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凶手名叫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工作。 他 1904年生，曾多次变换工作。1933 年 10 月至1934 年4 月在十月革 命史和党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因拒绝支援交通工作的动员和诬告一些领 导干部，1934年4 月被开除出党，解除公职。尼古拉耶夫向斯莫尔尼区 党委提出了上诉，再次受到严重警告。区党委负责调停工作的人指出， 尼古拉耶夫粗暴无礼，他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要求工作但不满意提 供给他的工作，而要求担任领导工作。 当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以及列宁 格勒市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和州内务局领导人，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时候， 他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并且大喊： “我干出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 干？”③这样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是具有进行个人行凶报复的 作案基因的。 几天以后，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尼古拉耶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供 词。说他是地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他的行动是受命 向党进行报复。但是，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承 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尼古拉耶夫等主要罪犯 12月29 日即被枪决。在 没有公布托—季团体与尼古拉耶夫关系的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匆忙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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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人犯，这种作法有掩盖真正的罪因之嫌。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 有法庭审讯尼古拉耶夫时对实物证据的轻蔑态度。对尼古拉耶夫住所进 行搜查时，得到了他的日记、上诉信件，其中记叙了他的不满和绝望、 领导人的不公正、家庭生活的困苦。在法庭上，尼古拉耶夫把这样的材 料说成是他掩盖真正意图，以使地下组织免遭打击的有意的举动。而且 法庭也认可了他这种说法。 60 年代初，由 B ·H ·波诺马寥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本和B ·H ·波 斯佩洛夫主编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在叙述基洛夫事件时，也倾向于个 人报复事件的说法。他们说，杀害基洛夫是政治恐怖行动。当场被捕的 凶手对党及其领导人怀有仇恨。波诺马寥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 佩洛夫当时是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们当然是熟悉档 案材料的人，因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 除了个人作案的说法，就是集团作案的说法。集团作案的说法主要 有两种。一是斯大林当政时苏联政府的说法，即基洛夫是由前反对派首 领指使其阴谋组织直接杀害的。这一说法又有 1936年和 1938年前后两 种版本。1936年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法庭确定：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指使其阴谋集团成员直接杀害了基洛夫。详情下文即将叙 述。1938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主持了第一次审判的内务部 人民委员雅哥达被打成了 “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首领之一，于 是，基洛夫被杀害的过程加上了以布哈林、李可夫和叶努基泽为首的“右 派—托洛茨基中心”的共谋，他们指使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 局长扎波罗热茨的具体组织，协助托—季恐怖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在莫 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雅哥达交待说： “1934年夏，叶努基泽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通过了杀害基洛夫的 决定一事通知了我，李可夫直接参加了这一决定的作出。我了解到，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团体正在进行着这一谋杀行动的具体准备 叶努基泽执意要求我不要给这一行动制造任何障碍。因此，我只好要求 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实 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内务部机构抓住了尼 古拉耶夫，搜出了他身上的手枪和活动路线图，而尼古拉耶夫被释放 了。”④ 雅哥达 1929年以后的私人秘书和同案犯Д·Д·布拉诺夫交待说： “雅哥达对我说，列宁格勒内务局的干部鲍里索夫参与了对谢·米·基 洛夫的杀害 扎波罗热茨根据雅哥达的指示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押送鲍 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了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鲍里索夫丧了 命。”⑤ 上述说法是斯大林政府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经不起 分析和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庭没有任何证明原反对派领袖参与谋杀事 件的物证，而这样的物证在出事的当时是不难获取的。而口供是在内务 部的刑讯之下作出的。不但取得口供的非法方式可以证明口供的虚假 性，就是口供本身的内容也十分简单、牵强，没有说服力。凶手尼古拉 耶夫被灭口以前，只是简单地承认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导下的阴 谋组织 “列宁格勒中心”，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口供中缺乏恐怖 行动组织过程的具体的和合情合理的情节。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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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米涅夫自 1932年秋就受到内务部的长期监视，从 1932年秋到 1936 年8 月被处决以前是在监狱和监外监视下度过的，不具备能够组织和领 导阴谋恐怖集团的条件。他们的口供也只是承认领导了对基洛夫的谋 杀，法庭和其他被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东西。而布哈林和 李可夫连这样的口供也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 同乡和挚友，和斯大林及其家庭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假使原反对 派确实企图策划谋害中央领导人的阴谋，也决不会把他作为同谋的。1935 年夏，叶努基泽就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1937年被秘密处决，主要原 因是他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反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根本没有 发现他与原反对派有什么秘密勾结。因为上述原因，叶努基泽在斯大林 死后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恢复名誉。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 （除雅哥 达以外）也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和80 年代全部平反昭雪。苏联最高法院在 平反的决定中还指出，当时对被告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侦讯手段，使他们 在法庭上作出了假供。基洛夫被原反对派杀害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在 否定的同时并没有指出基洛夫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因此，人们仍有理由 怀疑，基洛夫是被某个对中央包括斯大林不满的集团杀害的。现在，持 有这种说法的人很少，但是并非没有。 第三种说法与前两种说法根本不同，它否定了个人报复行为和原反 对派阴谋行为两种说法，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是斯大林出于消灭政敌和 嫁祸于原反对派的政治目的，暗中指使雅哥达等人杀害了基洛夫。比如 托洛茨基，他在基洛夫被害后不久就断定斯大林参与了谋害基洛夫的行 动。他的主要论据是：事发后，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不少人因牵涉该案而 被捕，而如果没有斯大林某种形式的指示，他们是不会参加谋杀行动的。 随着基洛夫案件中暴露的可疑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斯大林死后不断揭 露出新的情况，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使它成为苏联和世界舆论中 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的作者甚至十分肯定地说： “这次谋杀是斯大林 通过警察机构的代理人策划的，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多大怀疑 了。”⑥但是，苏联政府直到目前仍没有公布可以证明或否定斯大林插 手杀害基洛夫的材料，因此，我们也只能把上述说法作为一种倾向性的 说法叙述于后。 事情发生的当天，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 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大、阿格拉诺夫和扎科夫斯基等陪同下，立即乘 火车赶到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的通 知后，匆忙凑集了一个代表团，另车赶到了列宁格勒。 斯大林等驾临列宁格勒后，占用了斯莫尔尼宫的一层楼和列宁格勒 内务局的10多间办公室，并且立刻办起案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案 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审讯，不过是走了一下过场，作出了为案件所震惊 和关注案件的样子。他召见的第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 基。这个人是基洛夫的好友，为基洛夫所倚重，也是斯大林和雅哥达多 次要调离列宁格勒但终究没有调开的人。斯大林和他敷衍了几句话，便 召见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雅哥达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和他单独谈了 一个多钟头，然后命令提审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赶到列宁格勒前，扎波罗热茨就对尼古拉耶夫进行了审讯。 有的书中披露说，尼古拉耶夫当时就认出了扎波罗热茨这个内务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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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领导。这个人就是过去经人介绍，与他套近乎，交朋友，并怂恿他 向列宁格勒最高领导人下手的家伙。他发觉自己上了当，成了某种政治 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仍然把自己视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英雄。他 拒绝与内务部合作，审讯没有结果。 接着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而审问一开始就暴露出一些令人 怀疑的问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科 萨列夫等坐在桌边，旁边站着不少保安人员和列宁格勒的干部。尼古拉 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当然看清了他面前坐着的是什么样的 人物。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让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 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 “您干吗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决地回答，毫不畏 惧。 “您是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一个胆大包天的 回答。 当斯大林继续询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时，他指着斯大林身边 的保安人员说： “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保安人员上前把他打 得血迹斑斑，不省人事，抬出去了。⑦凶手在受审时立即供认出自己的 同谋和幕后操纵者，这样的供认符合一个无所顾忌的杀人犯的心理。对 这样的供认即使怀疑的话，也应该进行认真的追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 指示这样做。更加可疑的是，内务部的警察居然敢于在斯大林面前毒打 凶手，不让凶手把话讲下去，而他们的行动又未受到制止，这不合乎办 案的常情。 另外一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按照安排，下一个受审的人应该是基 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 “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 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里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 铁棒的契卡人员。”⑧汽车在路上擦了一下墙，司机矫正方向后继续行 驶。可是就这一点称不上车祸的小事故却被说成是车祸。鲍里索夫在车 祸中死去了。受命进行鉴定的医生也证明鲍里索夫是因车祸死去的。可 是，与鲍里索夫同车的司机和押解人员全部元恙。重要的知情人在受审 前突然死去，这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疑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审问有重 大嫌疑的押解人员，也没有审问开车的司机。似乎鲍里索夫因车祸而死 是意料中事，甚至似乎是预先安排好的。 另外，还有许多疑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当时任党中央工业部局长的伏罗洛夫后来说，叶若夫 （当时任工 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基洛夫被害的那一 天，进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并且一反常规，在那里呆了几乎一整天， 直到晚上 7点钟。 尼古拉耶夫作案的一名重要知情人，他的一位朋友很快被秘密处死 了。后来得知，这一个人就是事故发生前介绍尼古拉耶夫与扎波罗热茨 交朋友的那个人。 1934年夏，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视察工作和处理公务时，就有人企 图暗杀他，但内务部并没有予以追查。 正是在 1934年夏，斯大林再一次病重时，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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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大家一致赞同基洛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雅哥达要调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 麦德维基为基洛夫所倚重，倍受信任。而雅哥达却想用斯大林的保镖和 酒友叶甫多基莫夫替换他，并且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这一行动受到 基洛夫的坚决抵制。他打电话质问雅哥达，是谁授权他不经列宁格勒州 党委的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 打电话，抗议雅哥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动。⑨由于基洛夫的反对，此举 未成。但是，雅哥达提议将负责列宁格勒领导人保卫工作的人调开，并 且没有向基洛夫讲明调开理由一事，已经能够说明不少问题。 苏共老党员阿列克萨欣说，他被流放时遇到了一个犯人，即前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杜波申告诉他，1934 年 11 月他住 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时，有一位内务部高级官员告诉他：列宁格勒正在酝 酿着可怕的暗杀。 基洛夫的好友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说，在基洛夫被暗杀的前几天， 就有两个陌生人企图打死彼得罗夫斯基。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 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 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 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他 却被一位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 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 日丹诺夫的助手库拉金证实，基洛大被暗杀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 的妻子被强制送进疯人院。内务部人员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 暗杀前她丈夫对她说过些什么。后来，她在医院里死去了。有被毒死的 迹象。 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政府对苏联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审查中， 基洛夫被杀案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中心。苏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谈 到基洛夫事件。谁也不能说，他们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们的说法是无根 据的推测。其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后几次谈及基洛夫事件 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但肯定了内务部参与谋杀的说法，而且暗示 是斯大林在幕后指使。1956年2 月，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 密报告中说：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 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的是刺杀基洛夫的尼 古拉耶夫可能得到警卫人员中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 前，尼古拉耶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 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 1934年 12月2 日被带去询问， 但途中 ‘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 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 很轻的刑罚，却在 1939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 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⑩ 1961年 10月27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再次谈 到了基洛夫事件，对事件的倾向性看法更加明显。 “大规模镇压是从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开始的。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 能真正弄清他的被害是谁的罪过。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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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有一个事实引起了注意，暗杀基洛夫的人以 前曾经两次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 他身上发现了武器。但是，不知根据谁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而这 个人就带着武器出现在斯莫尔尼宫基洛夫通常走的那个走廊里。为什么 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发生暗杀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谢·米·基 洛夫后面，虽然根据指示他是无权落在被保卫者后面那么远的。 “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十分奇怪的。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 时，——当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问——据驾 驶装他的那辆汽车的司机后来说，那些应当提审警卫队长的人故意在路 上制造了车祸。他们宣布说，警卫队长由于车祸毙命，虽然事实上他是 被护送他的人弄死的。 “保卫基洛夫的人就这样被弄死了。后来又枪毙了那些弄死他的 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罪行。谁能够做出这种事 呢？现在正在仔细研究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节。 “原来，驾驶那辆把谢·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途去受审的汽车的 司机还活着。他说，在前往受审途中，在司机室里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工作人员坐在他旁边。这是一辆载货汽车 （当然，非常奇怪，为什 么用一辆载货汽车来送这个人去受审，好像当时找不到另外的汽车来做 这件事似的，显然，所有的细节都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另外两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坐在车厢里。 “司机接着说，当他们驶过街道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突然从他手中 把驾驶盘夺过去，并使汽车直接向房屋冲去。司机从他手中抓回驾驶盘， 并矫正了汽车的方向，汽车只是侧面碰到楼墙上。后来有人告诉他，在 这次车祸中，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掉了。 “为什么他会死，而护送他的人中间却谁都没有受损伤呢？为什么 护送基洛夫警卫队长的这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后来也被枪毙 了呢？这就是说，有人需要这样做，以便消灭他们，以便消灭一切痕迹。” （11） 以上材料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足以否定基洛夫事件属于个人报复行 动的说法。尼古拉耶夫对党不满从而铤而走险的行动已被利用并被纳入 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行动中，变成了经内务部雅哥达和扎波罗热茨之 手策划和组织的阴谋事件。综合各种不断揭发出的材料，这个事件的梗 概如下： 扎波罗热茨接受了雅哥达下达的指示后，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年轻气盛。16 岁时就自愿走上国内战争前 线，与白匪作过战。后来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其中原因有本人刚 愎自用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两个方面。他被开除出党，加之找不到工作而 愤怒、绝望。这种心情因妻子、孩子和母亲生活窘迫而加剧，最后发展 到决心杀害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以表达他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党 的抗议。所有这一切，他都记在一个日记本上。他的一个朋友将此事报 告了内务局的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如获至宝，便通过此人安排了与 尼古拉耶夫的巧遇，以 “朋友”的面目出现，与尼古拉耶夫建立了联系， 并且使他相信，只有刺杀像基洛夫这样有声望的大人物才能造成影响。 当他确信尼古拉耶夫把基洛夫确定为目标，并以当代的热里亚波夫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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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自命时，便向他提供了手枪， 并且到郊外试了枪。 但是，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杀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笨 的家伙。他试图趁基洛夫散步时下手。基洛夫喜欢散步。警卫人员一般 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附近 散步时，尼古拉耶夫试图以过路为借口，靠近正在散步并受到严密保卫 的基洛夫。警卫人员注意到并将他拘捕，从他的皮包开着的外夹层里搜 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和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他被带到了列宁格勒内务 局，受到扎波罗热茨的询问。但几小时后就按雅哥达的电话指示将他释 放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基洛夫被害前的一个半月，即基洛夫从哈萨克斯 坦回来两星期的时候。这一次，尼古拉耶夫 “甚至未经调查便释放了”。 （12）过了几天，愚蠢而又凶狠的尼古拉耶夫又在一座桥上被基洛夫的 警卫人员拘捕，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但是，按照某人的 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 （13）很明显，如果没有内务部有关人的帮 助，尼古拉耶夫非但不能得逞，恐怕早已落入法网。 当时，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对内务局的这种作法非常怀疑，其中一些 人表示了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 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 如果说尼古拉耶夫的第一、二次行动是受人纵容、指使和帮助，那 么第三次则是内务部的人的合伙行动。当尼古拉耶夫十分沮丧的时候， 扎波罗热茨已经按捺不住，他要在这一次保证尼古拉耶夫的成功。于是， 他命令斯莫尔尼官的门卫对尼古拉耶夫不必搜查即予放行，并且命令“暂 时”撤掉大楼内的警卫。他甚至成功地拴住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 夫，使尼古拉耶夫在本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几乎畅行无阻，并且居 然能在走廊窗下坐等了基洛夫两个小时。于是，震惊世界的谋杀案发生 了。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还在五六十年代就 暗示：扎波罗热茨和雅哥达的幕后操纵者是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的 说法更直接。 苏共中央监委第一副主席谢尔久克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中谈到基洛 夫事件时说：“在被暗杀的那一天（自然，事件发生的时刻还没有查明）， 根据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发来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加速、简化和最后审理 政治案件的法令。此后，马上就开始了逮捕和政治诉讼案的浪潮。就好 像有人期待着这样的借口，以便欺骗党并采取反列宁的、反党的斗争方 法来保持在党内和国内的领导地位。” （14）读了他的这段话，大概任 何懂得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的人都会认为，他所说的 “有人”指的是斯 大林。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成立的调查基洛夫案件的委员会在收集和整 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O ·沙 图诺夫斯卡娅说，赫鲁晓夫本人看了这份结论性文件后把它收藏在自己的保 险柜里了，他说： “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把这份文件公布 出去。”（15）究竟是什么事情使赫鲁晓夫害怕把内幕公开出去呢？很明显， 不是已经公开了几十年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指 使杀害了基洛夫的说法，也不是雅哥达这样的其罪行需要更加公开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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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不是叶努基泽这样的在国际上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苏共二十大以后， 当苏联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国际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风潮时，当许多人对长期以来以斯大林为象征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而彷徨 时，有什么东西妨碍赫鲁晓夫公开内幕材料呢？ 雅哥达 1938年3 月在法庭上交待说，是叶努基泽向他下达了杀害基洛夫 的命令。但是，他的供词中还有一些欲言而止的交待，这样的交待不但否定 了他自己的说法，而且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请看雅哥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 在法庭上的奇怪的对话： 雅哥达：我发的指示 维辛斯基：给谁？ 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不完全是这样。 维：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弄清楚李可夫和布哈林对这一罪 行的参与。 雅：当尼古拉耶夫被拘留时，我向扎波罗热茨下达了指示 维：是第一次拘留时吗？ 雅：是的。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拘留了一个人 维：他皮包里有什么？ 雅：有手枪和日记本。他把他释放了。 维：是您同意的吗？ 雅：我得到了报告。 维：您后来就指示他，要他不要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害设 置障碍吗？ 雅：是的，我发了指示 不是这样。 维：怎么，还有某种别的说法吗？ 雅：事情并非如此，但这无关紧要。 （16） 雅哥达交待时，许多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就要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情况， 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雅哥达终于没有说出来。人们不难推测，他 一再吞吞吐吐，欲言而止，不能启齿的原因，是事情牵涉到斯大林。 最近，美国 《华盛顿邮报》在《新问世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一文中介绍 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一卷中谈到了基洛 夫被暗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30 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回忆说，凶手尼 古拉耶夫以前曾带枪接近基洛夫， “然而他被释放了。唯一的结论是，他是 根据派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同一个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命令释放的 我确信斯大 林在幕后操纵这个阴谋。” （17）这是迄今为止苏联政府领导人关于斯大林 参与基洛夫事件的最明确的说法。 持有第三种说法的人认为，基洛夫之所以成为斯大林首先要打击的目 标，主要原因在于基洛夫在党内的崇高威信使他成为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 手，同时他的被害能够激起民愤，便于作为打击原反对派和政治异己势力的 借口。研究斯大林问题特别是大清洗问题的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沃尔 科戈诺夫，1938年逃亡和隐居美国的原内务部的将军奥尔洛夫，美国著名的 苏联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以及苏联国内外许多研究基洛夫事件的人， 都持有以下观点：因为基洛夫不但不是前反对派的人而且曾坚决与托洛茨基 等人做过斗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加上他与斯大林长期保持良好和亲密 的关系，因此无法将他作为阶级敌人或政敌予以排除。而秘密除掉他，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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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收到公开排除的同样的效果，还能把罪责加到原反对派领袖头上，收到一 箭双雕之利。他们把基洛夫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作出了合乎 情理的分析。 基洛夫 1886 年诞生于维亚特卡省乌尔茹姆城的一个劳动者家庭。1904 年入党。他积极参加了从 1905年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革命事业，走过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和外高加索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热 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登上了列宁格勒和中央的党的领导岗位，以他一贯的高 昂的革命斗志、踏实的工作作风，解决问题的高超艺术以及与群众的血肉联 系，博得党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尤其是在他 1926年2 月出任列宁格勒 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和联共 （布）中央西北局书记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内，使列宁格勒人上下一致、党群一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使列宁格勒成为全国瞩目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当时，布尔什维 克党经历着对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等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的痛苦，忍受着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给经济带来的破坏 以及由此引起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的艰难岁月，遭受着对斯大林的越来 越厉害的个人崇拜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内的许多正直有识之士越来 越对斯大林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和不满，秘密地和 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直接提出了执行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 书记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受到斯大林的无情的打击。比如，马恩研究 院院长粱赞诺夫，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主席司尔佐夫，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柳金，著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老 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等。党内外各界翘首盼望新的领袖出现。 1926年，基洛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排除了一切反对派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中，论资历、 论功绩、论能力、论威信，基洛夫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虽然基洛夫对当时中央的总路线是拥护的，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 比较好，但是他具有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之辈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精 神，并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政治上的和 解。他认为，党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烽火，消灭了阶级敌人，又 经过20 年代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因此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大局的敌 人。当然还可能产生新的敌对分子，但只要坚持和解政策，就能孤立极少数 而团结大多数。这样，党就能全心全意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一贯 坚持列宁为党规定的不准把肉体消灭的作法应用于党内斗争的政策。1932 年，柳金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秘密团体并散发 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 “柳金纲领”。斯大林突然发 现，他的敌人，即使是被粉碎的人，仍在活动，他的领袖地位并未为全党所 接受。他要用20 年代末已经推行的强硬手段迫使全党接受他的领袖地位。但 是，当他在政治局提出将柳金等人枪毙时，基洛夫予以反对，并且主张在党 内和社会上废除恐怖手段。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 丘巴尔、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由于他们的坚持，柳金等人的性命得以 暂时保全。这是基洛夫等人与斯大林的路线分歧的一次明显暴露。 《斯大林 ——一个奇异的格鲁吉亚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扎尼·罗卡分析 说，斯大林 “在基洛夫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他的强硬路线的抵抗有一个想法 使他感到震惊，即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在政治局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成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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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8）使斯大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基洛夫对柳金案件的态度不是偶 然现象，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在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一书 记期间，他对被视为反对派巢穴的列宁格勒的反对派，采取了团结的政策， 不仅反对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而且还为许多人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 作。许多遭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反对派成员都愿到列宁格勒工作，愿意 和基洛夫同志交往。所谓“右倾反对派”的第三号人物托姆斯基的儿子尤里 ·托 姆斯基回忆说： “ 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 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 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1934 年秋，基格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 （布） 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 健康。” （19）基洛夫还主张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 系。基洛夫不仅坦诚地对待斯大林，既尊敬他又不奉承他，是政治局委员中 为数不多的敢于当面顶撞斯大林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是 30 年代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敢于到工人中发表演说的人。 斯大林对个人迷信的培植和他的高压政策与基洛夫等的温和路线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使广大党的干部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在担忧的同时看到了 希望。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回忆说，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 七大召开前，党内许多人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为党的命运 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在十七大的许多代表中， “首先是了解列宁遗嘱的代表 认为，已经到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安排以别的工作的时候了。” （20）十七大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A ·И米高扬死后发表的回忆文 章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一些老党员找到基洛夫，建议他出任总书记。” （21）1962 年出版的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 版也肯定了这种说法。 （22） 十月革命胜利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历史学家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在揭露贝利亚的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一文中 披露说：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特洛伊茨大门旁一幢 两层的楼房中，来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有谢尔盖·基洛夫、罗伯特·埃 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 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沙兰戈 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马霍韦尔。大家认真地谈起了总书记，谈起了他 的专断。” （23） 当时党内的政治分野已经相当清楚：一方是坚持个人独裁权力的斯大林 等人，另一方是要求改换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十七大的代表 Л·邵武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党内的这种情绪，斯大林是不可能听不到的。 “他懂得，对于他的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对于他对更大的独裁权力的掌握来 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障碍是党内列宁主义的老干部。” （24） 但是，面对党代会代表的忧虑和期望，基洛夫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谢绝 了大家对他的推举，使人们大失所望。 代表大会期间，当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 欢呼。 “代表们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使得基洛夫只好“举起双手， 苦苦哀求着代表们安静”。 （25）这样的情况无疑表示了代表们的情绪，也 表达了党员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大会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代表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基 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了3 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 张反对票，得票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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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等额选举，斯大林肯定会落选。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 将反对斯大林的绝大部分选票秘密销毁，然后向大会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也 是3 票。专制战胜了民主。 斯大林如何看待这次代表大会，准备如何对待企图把他搬开的代表们， 人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他20 年代坚决而无情地踢开向他提出权力挑战的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坚决而无情地踢开企图限制他的权力 的昔日战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情况看，如果人们这一次作出他同 样会坚决而无情地清除权力挑战者的结论，恐怕是合情合理的。 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叫来了基洛夫。 “我听说，有人提议你担任总书记，是吗？” “是的，可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呀。我们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能再这样 下去了，可是你常常离开政治局会议，把门关得啪啪响 ” （26） 斯大林对基洛夫的这样的谈话是否具有什么政治含义呢？是了解情况， 商谈国家大事，还是摊牌呢？ 十七大会议期间和会后，斯大林与基洛夫仍保持过去一直存在的良好关 系，但是 《真理报》上突然发表一篇对基洛夫进行人身攻击的小品文，文章 虽没有提基洛夫的名，但谁都知道指的是基洛夫。另外，在一次政治局的会 议上，甚至提出了基洛夫远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某个观点，对其 进行了批评。这些在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际上是向基洛夫发出警告的 信号。 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基洛夫就被暗杀了。接着几年内十七大的代表 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后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被处决者” 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总共1966名代表中有 1108人被镇压，大会选 出的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被镇压，占总数的 70％。 （27） 人们把联共 （布）十七大前后一场隐蔽的政治斗争、基洛夫的死以及此后的 大清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斯大林插手谋杀基洛夫的推论，不是没有道 理的。或许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大恐怖》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 ·康 奎斯特，在回答 《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关于“谁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人” 的问题时说： “看来，几乎所有苏联的政论家都认定这是斯大林的罪行。或 许，证据材料不存在，但是，任何别的解释看来都不符合公认的事实。”（28） 以上就是有关基洛夫被谁杀害的三种主要说法。当然，从基洛夫事件的 政治和历史意义来看，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对基洛夫究竟是谁害死的这一 问题的考证，而在于基洛夫事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基洛夫案件在苏联 历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在这一点上，对基洛夫 之死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不管基洛夫死于个人报复 者之手，还是死于斯大林之手，还是死于其他什么集团之手，他的死是被斯 大林利用来作为一种借口，以镇压和消灭原反对派以及一切反对他的集权统 治和个人迷信的人。而在当时它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借口。原苏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领导人谢尔久克谈到了这一借口。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在 苏共二十二大上也说：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被斯大 林和与他接近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利用来作为对他们不称心的人，对我 国著名活动家进行迫害的借口。” （29）30 年代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 科夫的养女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当时生活在克里姆林宫，对苏联高层 领导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基洛夫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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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耶夫暗杀的结果首先把最危险的对手，党的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务 的唯一竞争者清除出政治舞台。不仅如此，它还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种结果， 也许是最大的好处。其最后结果给斯大林创造了他久待的时机，使得他建立 了巨大恐怖组织，并开动恐怖机器首先清洗那些能成为他前进路上障碍的 人，然后清洗他一贯仇视的、被他的独裁气势吓坏了的党内所有的 ‘老近卫 军’”。 （30） 《布哈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说得更明确，他说，基洛夫之死 对于斯大林来说， “不仅除掉了他的主要政敌，而且还为进行一次新的、更 大规模的恐怖制造了借口”。 （31） 就在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用电话从列宁格勒发出了三条指 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予以签发作为苏共中央执行委员 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苏联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在没有征得政治 局同意的情况下发出的指令，政治局在两天以后才以个别征求意见的形式非 正式通过。指令如下： 1.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 件。 2.指示司法机关不要考虑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 央执委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 3.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32） 实际上，这是在和平时期作出的实行恐怖的决定。因为根据这三项决定， 公安司法部门可以把任何 “政治事件”当成恐怖来惩治。加速调查程序和处 决，只能使调查机关进行表面的审查和干脆的伪造，使公安和司法机关不顾 任何法制，随意进行镇压。 引起人们思考的还有一点，即斯大林未必可能在出事当天从列宁格勒发 出上述指示。因为斯大林是乘火车到列宁格勒的，而列宁格勒离莫斯科有650 公里之遥，他恐怕只能在 12月2 日拂晓到达。可是上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团的指令，所署日期确实是 12月1 日。可见，斯大林在出发之前已发出指示， 而在列宁格勒只是指示签署指令并下发有关机关。12 月 10 日，苏联刑事诉 讼法新增加的第466—470 条付诸实施；这些条款反映了上述指令的精神。 当时还通过了一项《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 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超过 10天。 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 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些规定是对社会主义法制严重的歪曲和破坏。它为执掌政权的人任意 迫害和镇压干部和群众，实行恐怖统治，提供了法律根据。 基洛夫的灵枢停放在莫斯科联盟官圆柱大厅，最高领导人站在两边守 灵。据报道：斯大林守灵时，因失去朋友和战友而万分悲痛，并怀着对基洛 夫的 “深切”爱戴几次俯身灵枢，亲吻死者。季诺维也夫也表达了自己的哀 悼之情，但 《真理报》拒绝刊登他的悼词。在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 时，维辛斯基还就此发作一番： “这是一个恶棍、凶手在哀悼他的牺牲品！ 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呢？用什么话，挑选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的卑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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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呢？这是侮辱！奸诈！两面派！阴险！” （33）究竟谁是恶棍，谁在哀 悼自己的牺牲品。历史有时确实被完全地扭曲了。 12月4 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麦德维基被宣布撤职，他及其7个 同事因在保卫基洛夫问题上的失职而受审，但其中没有扎波罗热茨。新任分 局局长是雅哥达的亲信阿格拉诺夫。同时公布了一长串被捕的白卫分子的名 单，他们被说成是参与了基洛夫事件。按照新的刑事法典，对他们进行了审 讯。苏联最高法院巡回军事法庭来到了列宁格勒，审判长伊·马图列维奇宣 布判处37 名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的 “白卫分子”死刑。在莫斯 科，军事法庭由更加严厉的弗·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他宣判了39 名 “白卫 分子”的死刑。12月13 日，乌尔里赫在乌克兰宣布判决28 名乌克兰人死刑， 几乎所有的人都属于知名的作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只有一个年轻的外 交官和一个诗人曾在德国呆过，其余的人根本没有出过国。尽管如此，三次 被处决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宣布为白卫分子，是从国外秘密潜入国内进行恐怖 和破坏活动的。除了公开的判决外，还有不少秘密的处决。列宁格勒的监狱 已经暴满，为了新的逮捕的需要，常常在监狱的地下室里枪决人犯。全国出 现了一股逮捕的浪潮，政治上受到怀疑的21 人朝不保夕。国内战争结束后的 10 年和平安定的时期因基洛夫事件而突然中止。注释：① 《赫鲁晓夫回忆 录》，北京 1988年版，第 111页。②阿·基里林娜： 《背后的枪声：基洛夫 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 （苏）《红星报》，1988年 11月12 日。③ 《背 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④⑤ 《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 生与死，事实与说法》。⑥斯蒂芬·科恩： 《布哈林政治传记》，北京1988 年版，第529 页。⑦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 出版社1988年版，第21 页。 ⑧罗·麦德维杰夫：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北京 1983 年版，第 256 页。 ⑨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3页。 ⑩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65—766 页。 （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上册，第331—332 页。 （12）尼·赫鲁晓夫、维·维达利：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二十 大”日记》，北京 1989年版，第 18页。 （13）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载 《苏共22 大速记记录稿》， 莫斯科 1961年俄文版，第2 卷，第583 页。 （1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298页。 （15）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年版，第 162页。 （16）罗伯特·康奎斯特： 《大恐怖》，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 46 页。 （17） 《华盛顿邮报》1990年9 月24 日。 （18）扎尼·罗卡： 《我在我写的书中试图了解斯大林》，罗卡与《莫 斯科新闻》记者阿·哈佐夫的谈话，载 《莫斯科新闻》1989年 1月29 日。 （19）奥·哥列洛大、尤·托姆斯基：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是 怎样的人？》，载 （苏）《劳动报》1988年4 月20 日。 （20）阿·斯米尔诺夫： 《共产党争取实现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 划的斗争 （1925—1937年）》，载 （苏）《历史问题》杂志1964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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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 页。 （21）阿·米高扬：《第一次没有列宁》，载（苏）《星火》周刊，1987 年第50 期，第5 页。 （22） 《苏联共产党史》，莫斯科1962年版，第486 页。 （23）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载（苏） 《星》杂志，1988年第9期，第 100页。 （24） 《真理报》1964年2 月7 日。转引自 （苏）法律文献出版社《死 后平反者》第一卷，第39 页。 （25）盖·纳加耶夫： 《基洛夫传》，北京 1985年版，第457 页。 （26）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100页。 （27）JI ·邵武勉：《个人迷信》，载《哲学百科辞典》，莫斯科1964 年版，第3 卷，第 116页。 （28） 《一个非目击者的观察》，罗伯特·康奎斯特与《莫斯科新闻》 周报记者的谈话，载 《莫斯科新闻》，1989年3 月26 日。 （2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034—1035 页。 （30）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 《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北京1989 年版，第83 页。 （31） 《布哈林政治传记》，第529 页。 （3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17—18页。 （33）罗怕特·康奎斯特： 《大恐怖》，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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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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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嫁祸于入 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 ——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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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 1934年 12月16 日夜，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列宁在世时的联共 （布）中 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捕。 是不是发现了他们谋害基洛夫的材料呢？不是。 是不是凶手尼古拉耶夫交待出什么重大线索牵连到他们呢？ 也不是。 那么，究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突然被捕？关于这一点，联共 （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后来在1937年2～3 月党中央全会上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他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基洛夫被害一案的侦查工作，立即被 纳入到指控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犯下这一罪行的轨道。他引用了当时斯 大林对他说的话： “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寻找凶手吧。”①斯大林的指示和以后的工作暴 露出基洛夫事件的真正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基洛夫被害的根由还不能最终确 定，有待于苏联政府披露事件的真相的话，那么， 基洛夫事件至少是被利用 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消灭联共 （布）内的原 反对派。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过赫鲁晓夫等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谈到 的看法。他们说，似乎有人等待着基洛夫事件的发生，以便以此为借口，掀 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党内原反对派的运动。这一政治目的不仅为后来举行的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实践所证明，也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34年 12月 被捕前后的政治现实所证明。 基洛夫事件发生的当月，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就明确指示各地党组织 和党员们要提高警惕，将隐藏在党内的前反对派分子揭发出来，将他们开除 出党并予以逮捕。原反对派这时被赋予近乎阶级敌人的政治含义。对他们的 斗争，对这些早被压垮、现在绝大多数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人的斗争，升格 为对敌斗争。 了解苏联史和联共 （布）党史的人都知道，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 “反对派”一词出现于20 年代初期，担当时 “反对派”的政治含义根本不同 于后来斯大林等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了消除派别活 动的决议，这是当时苏联国内和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其 目的是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革命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要排除党内 不同意见，更不是消灭不同意见，根本谈不上要消灭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 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两个方面是同样必要 的。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派别的问题上，列宁为全党作出了楷模。列 宁与先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 斯大林等，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几乎都发生过分歧，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和冲突。但是列宁除了运用精辟的理论分析和党内民主的手段说服他们以 外，从来没有想到运用压服的手段，井严格禁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同志。列宁不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而且维护了党的团结。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常常使用党的十大的决议，打击各种不同于他的流派和倾向，把不同 意见说成是反党活动，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的派别，并逐渐赋予 “反 对派”类似于 “敌人”的含义。 与联共 （布）中央12月信件下达的同时，组织了切切实实的把矛头指向 反对派的工作。首先是舆论宣传工作。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号召人民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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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热潮，宣传的调子与中央信件的精神是一致的。除了一般的号召性的社 论和文章外，实质性的文章都是批判、抨击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有的文章 还批评某些组织存在的所谓自由主义倾向。 党的组织工作也马上按照需要开动起来。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 导下普遍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有的还召开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群众大会。人 们纷纷要求对恐怖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种 紧张、怀疑、揭发、举报的气氛逐渐培植起来。思想跟不上形势的人哗若寒 蝉，曾经提倡党内团结的持温和路线的人也畏首畏尾。1932—1934年，党内 斗争缓和的趋向突然停止。对反对派一般成员及与反对派成员关系密切者的 温和政策骤然改变。许多不久以前刚刚恢复党籍的人又被开除。如果谁被揭 发出与托洛茨基分子等关系密切，就要受到严厉的申斥和处分。不断有 “敌 对中心”、 “阴谋集团”和“恐怖集团”被揭发出来。随意捕人的现象已屡 见不鲜。不过，这时大清洗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大规模的逮捕主要限于列宁 格勒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尤以列宁格勒最甚，仅几个月内就有3—4 万人被捕和流放。许多与基洛夫事件元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例如，列宁格勒 共青团俱乐部于20 年代中期就已解散，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与这 个俱乐部有点关系。于是；曾在这个俱乐部任图书馆员的一个妇女被捕了。 不仅如此，与她住在一起的她的一个妹妹和妹夫，以及这个妹妹所在党组织 的书记和介绍这个妇女到俱乐部工作的人也被捕了/基洛夫案件的具体侦查 工作也是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背景的。这个政治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挖掘“材 料”、收集 “证据”，证明季诺维也夫及其领导下的原反对派是杀害基洛夫 的罪魁。 具体负责调查和侦破基洛夫被害案件的是新任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阿格 拉诺夫。他根本没有像通常办案那样，从调查现场、凶手人手，取得线索和 证据，一步一步地将案件查清。当然他作为内务部门的要人，并非完全不知 内情，不懂得其中利害，未必敢于傻头傻脑做～个尽职尽心的侦查员。如果 那样做，他肯定会被一脚踢开。处在他那样的地位，不管是违心也好，忠心 也好，他都必须执行上级的意图。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按照上司的意图，后 来又在：月 16 日“当选”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全 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一工作。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侦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的关系网和搜罗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所谓罪证上，想方设法把他们与基 洛夫案件联系起来。 还在基洛夫遇害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就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季诺维也夫反 对派成员所谓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人当时就被视为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 小组。列宁格勒内务局曾要求基洛夫批准予以逮捕，但基洛夫拒绝了。基洛 夫认为，原反对派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悔过，拥护中央领导和党的决议，积极 参加党的工作；即使有极少数人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发过一些牢骚和怨言， 也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基洛夫 在世时，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不仅如此，有些在别的 地方受到排挤和打击但仍愿意为党工作的原反对派成员，还受到基洛夫的热 情接待。布哈林与基洛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是一例。基洛夫曾真诚地邀请 布哈林到列宁格勒工作。基洛夫的团结一切人其中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同 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列宁格勒人民的一致拥护，包括原反对派成员 的拥护和信赖。这一点恐怕是原反对派最不愿意看到基洛夫被害，最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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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阿格拉诺夫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前共青团中央委员尼·科托雷诺夫。20 年 代，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对窃取共青团领导权的斯大林主义的 “徒 子徒孙”特别反感。1926年，他在共青团七大上曾说过： “他们的思想就是 这样：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就要打击你，压制你，迫害你，使你 连口也不敢开/②1934 年基洛夫遇难前，科托雷诺夫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征 得党组织的批准后，曾搞过一些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是公开的，并不保密。 但阿格拉诺夫等在找不到原反对派可以作为罪证的其他活动材料时，便把这 样的讨论会定性为密谋。使他庆幸的是，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 讨论会。在阿格拉诺夫等人看来，这就是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 员的组织联系的确证，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关系作为谋害基洛夫一案的线索 和基础，科托雷诺夫等 9位参加过共青团讨论会的人立即被捕井遭到严刑审 问，被捕者中有前共青团中央委员鲁缅采夫。 当时，列宁格勒大多数的年轻的反对派成员，对内务部门的行动并不以 为然，认为这是侦查机关的胡作非为。他们热情奔放，但政治上却显得天真 幼稚。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想不到，内务部门的这种举动预示着什么， 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不久以后，当他们大批大批地被捕，身陷 囹圄，甚至被抛在内务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时，侥幸暂时幸免于难的 人才感到了政治的残酷，继而感到一种莫大的灰心和绝望。 可以想见，通过大量逮捕原反对派成员和反对派的同情者，再加上严刑 逼供，是不难搞到所需口供的。阿格拉诺夫到 12月中旬便搞到了一些有份量 的口供。这些口供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他们的信徒，即这些先后 被捕的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会过一两次面。在 30 年代初，原反对派 的成员和领袖恢复党籍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演讲、会面、讨论等是 极其普通的活动。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成员，原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前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叶甫多基 莫夫是国家奶制品总公司的管理局局长。再如，皮达可夫是副重工业人民委 员，布哈林是 《消息报》总编。要在他们这些人的众多活动和联系中找出几 件能与政治活动沾上边的活动，只怕举手之劳就可随手拈来，岂用内务部众 多官员费神。举例来说，仅一年四季一个人的朋友往来聚会就不知有多少， 曾与何人见面，都谈过什么话，如内务部门认真审查起来，岂但但君子所可 防范？上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年轻同志的一两次会面根本谈不上是什 么密谋，甚至也谈不上秘密活动，但阿格拉诺夫等人却认为会面本身就是反 对派的秘密活动，就是阴谋的表露，已足以定罪。阿格拉诺夫等整出新的材 料后，立即上报中央。他在报告中说，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违背了他们不 参与政治的诺言，进行了某种阴谋活动。 很显然，根据阿格拉诺夫这样空洞无物、夸大其词的报告，根本得不出 原反对派成员进行秘密活动的结论，更得不出反对派成员参与了谋杀基洛夫 的阴谋，一点也谈不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参与阴谋活动。政治局讨论这 份报告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委员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倾向，因此会 议气氛紧张，但多数委员，包括古比雷夫、奥尔忠尼启则，还有加里宁，在 一定程度上还有伏罗希洛夫等，都主张对此事进行实事求是的慎重的处理。 斯大林虽然圆通地接受了多数的意见，但他补充说，既然反对派没有放下武 器，党就应当自卫，因此必须对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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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讨论并最后通过了斯大林的意见。至于基洛夫被害事件，则责成审查 机关负责。 斯大林坚持对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进行审查的态度，像 围绕基洛夫事件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一样，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政治局对 他的意见的同意则表明了斯大林的政策的胜利，因为 “审查”的含义是含糊 不清的。在没有作出结论以前，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一切活动都可以 被解释为 “审查”。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对前反对派分子审查，实际上等于原 则上承认了以基洛夫事件为开端的清查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这样的政治方向 确定以后，内务部及其它侦讯机构怎么摘就是具体做法问题 j”，这样看来， 政治局的决定等于是给镇压反对派开了绿灯。当然没有这样的绿灯，工作照 常可以进行，因为实际权力并不完全在政治局手里。 中央政治局关于如何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分子和如何处 理基洛夫案件的会议以后，实际的工作像以往一样，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既 定方针和部署去做的；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所领导的原反对派作 为谋杀基洛夫的罪魁。工作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为内务部的头子雅哥达 和中央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书记叶若夫都是忠实执行上司的意图的。 内务部的工作方向确定以后，具体工作计划，许多逮捕、审讯和拼凑阴 谋集团的行动都是根据需要临时决定的，可以说，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灵 活的或者是根据需要采取的，具有随意性。他们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地的 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包括骨干和一般成员进行了大逮捕。在捕人的基 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拼凑了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即所谓的 “列宁格 勒中心”、 “萨法罗夫、托卢茨基集团”和“莫斯科中心”。其罪行都是通 过谋害基洛夫、斯大林的手段，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其中 “莫斯科中心” 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机构。 1934 年 12 月上旬，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骨干成员、前联共 （布）中 央委员会书记叶甫多基莫夫和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巴卡耶夫，还没有从悼 念基洛夫的沉痛中清醒过来，就先后被捕了。季诺维也夫或许是困惑莫解， 或许是为了表示反对派领袖的光明磊落，便给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写了封 信，说明叶甫多基莫大和巴卡耶夫根本与基洛夫事件元关。但加米涅夫劝阻 了他，未让他把信发出。 12 月 16 日夜，内务部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和雅哥达的私人助理布拉诺夫 将加米涅夫逮捕。同一天，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和行动局副局 长沃洛维奇逮捕了季诺维也夫。这大概就是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季、加的决定， 逮捕季、加的4 个人后来都被作为阴谋集团的成员予以处决，其中保克尔和 沃洛维奇被宣布为德国间谍。 格里戈里·叶甫谢那维奇·季诺维也夫，1901年人党。1917—1925年任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主席。1926年 10月因派别斗争被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次年10月被开 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被开除党籍。1928年6 月22 日，在他根据联共（布） 十五大决议递交了承认错误的声明后，恢复了党籍。1932 年 10 月，季诺维 也夫被控涉足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③，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 流放。1933年 12月恢复党籍。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901年人党。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1918—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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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和 主席。1927 年 11 月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五大上被 开除党籍。1928年 6 月 22 日，根据他按照十五大决议所作的声明，恢复了 党； “。1932 年 10 月因被控涉足于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再 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3年 12月恢复党籍。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自从 1903年迈 进列宁在瑞士的住所后，长期与列宁并肩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协助列宁，为布尔什维 克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历史的功勋。在 1912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六次代表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只有两个人被一致同意：列宁和季诺维也夫。 在 1917年5 月召开的党的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排在最 前面。3 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六大，得票最多的是四个人：列宁 133票 （共134 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①1917年春， 季诺维也夫与列宁一道回国。当年夏未，他和列宁一道藏在著名的拉兹里夫 窝棚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列宁、托洛茨基等一起，领导了伟大的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在党和政府内担负了仅次于列宁的领导职务。 除此之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分别担任苏俄的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和莫 斯科的党的领导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就像或早或晚 担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其他人一样，曾与列宁有过分歧。这是探寻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或难于避免的问题。但不论如何说，他们 在革命中的历史性作用和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地位是无法抹煞的。正是因为 这一点，在 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由于列宁病重不能视事，代替列宁作中央 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在 1924年举行的党的十三大 （当时列宁已 逝世了）上，也是他作的政治报告。而加米涅夫则继列宁之后担任劳动和国 防委员会的主席。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属于列宁的亲密战友是勿庸置疑的。或许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他们受到列宁的批评也最严厉。大家知道，他们二人反对列宁 的武装起义计划，曾经被列宁气愤地指责为 “工贼”。《震撼世界的十天》 的作者约翰·里德说，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列宁论证问题的惊人力量。除了 这一错误外，他们身上井没有表现出比之其他领袖更多的缺点和错误。而且， 他们很快地纠正了这一持续不到一个月的错误观点，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彼得 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证明改正了错误。1917年 11 月 7 日，季诺 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上讲话说： “同志们！我们此刻正处于起 义的阶段。’我确实认为，对起义结果的任何怀疑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 一定胜利！”⑤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一错误后来被斯大林等大肆宣扬，使人 们形成了对他们的不大公正的偏见，总觉得他们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斯 大林利用了他在列宁逝世前后控制的中央书记处的实权，并利用了他们的错 误，将他们打成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舞台。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下台后的 10年内，在不太重要的政府机构中担任 具体的领导工作，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忠诚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事业， 没有进行什么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派别活动，更没有什么凯觎他们昔日曾占 有过的领袖地位的举动。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老一代的革命领袖，是犯 过错误的领导人。可是，为什么要把谋杀基洛夫的事件与他们联系起来呢？ 为什么 “内务部没有掌握任何地下反革命组织存在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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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苏活动的材料，但却对他们及其熟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o 呢？甚至 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也逮捕了呢？当时，人们是不了解这种作法在 后来所显露出来的重大政治意义的。人们因为对党和对斯大林的信任，在不 知情也不去认真思考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央的说法，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真的与基洛大事件有牵连。 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实情，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人物本身就 说明，刺杀基洛夫的事件已经迅速升级，变成带有全局性的政治事件。因为 这一事件的两极已经昭示于众：一方是党中央，一方是没有放下武器的原季 诺维也夫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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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格勒中心”案 对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的大逮捕基本告一段落后，政府首先 抛出了 “列宁格勒中心”。以前公开宣布的白卫分子恐怖集团杀害基洛夫的 说法突然停止。1934年 12月22 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布通报，称侦 查表明， “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分子在列宁格勒拼凑了一个 由 ‘列宁格勒中心’领导的非法的反革命恐怖集团。这个集团把杀害共产党 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基洛夫同志成了第一个受害者。该反革命集团的 成员的供词清楚地表明，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 的金钱资助。”O 同时报道说，已经逮捕一批列宁格勒的恐怖分子，他们是 “列宁格勒中心”中直接策划和杀害基洛夫的人，其中有5 名大学生，8 名 文职人员，、名工程师，其首领是”岁的大学生科托雷诺夫和凶手尼古拉耶 夫。同一天的 《真理报》报道说， “列宁格勒中心”的首领是科托雷诺夫和 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的其他7名成员，所有这些人因其属于前季诺维也夫反 对派曾先后被开除出党，但其大多数正式宣布与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完全一 致后被恢复了党籍。第二天， 《真理报》又公布了一批被捕的季诺维也夫分 子的名单，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3 个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扎卢茨基、库克林和萨法罗夫，还有前列宁格勒 内务局局长巴卡耶夫。虽然后来报纸报道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 茨基和萨法罗夫因证据不足而被免于起诉，对以巴卡耶夫为首的其他人继续 审查，但实际上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审查在加紧进行。 “被免于起诉”的说 法是做给人们看的一种姿态，其目的是要表明侦查机关正在认真调查。这种 和缓的姿态有助于使人们逐渐习惯于后来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审判。 12 月 27 日，报上公布了对“列宁格勒中心”的正式起诉书，签署这一 文件的人是苏联检察院副检察长维辛斯基和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列·舍伊 宁。起诉书中说， “列宁格勒中心”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恐怖集团的长远计 划，是谋害斯大林和联共 （布）其他领导人，杀害基洛夫是这个计划的组成 部分。起诉书说，恐怖组织分两个组，一个由沙特斯基领导，一个由科托雷 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受科托雷诺夫领导井与某外国领事保持联系，从这一 领事那里得到 5000 卢布的活动经费。这个领事充当阴谋分子和桥居国外的托 洛茨基之间的联系人。后来得知该领事是指拉脱维亚驻苏领事比塞涅克。他 于 12月底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尽管拉脱维亚政府绝对否认他的领事与基洛 夫事件的关系。起诉韦中含糊地提到了尼古拉耶夫过去与邓尼金分子的关 系，以此暗示被大量处决的原白卫分子与基洛夫事件的关系。起诉书还指控 恐怖集团把赌注放在外国直接的武装干涉上。 起诉书虽然企图把尼古拉耶夫的凶杀案说成政治恐怖案件，却没有举出 任何确实的证据。从起诉书列举的罪名和空洞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承认有罪 的只有尼古拉耶夫和他的两个好友，但他们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其他被告 虽然承认自己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小组，但没有一个人说尼古拉耶夫是列宁格 勒中心的成员，证明谋杀基洛夫与 “中心”有关的唯一证据，是尼古拉耶夫 本人的交待，也就是他本人的口供。其他被告的口供则根本与他的口供不符。 不仅如此，作为起诉书所使用的物证，即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等文字材料，也 证明尼古拉耶夫是单独作案的。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证、不利的日供和旁证， 都不能阻止起诉书的起草人作出元本之木的结论，因为缺乏物证可以用 “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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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明”几个字来代替。而不利的物证，比如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等材料；则 被简单地宣布为是伪造的，是为了伪装自己和制造假象而炮制出来的。 由于缺乏物证，甚至缺乏必要的统一的口供，无法进行公开审判，于是 举行了秘密审判。审判于 1934年 12月28—29 日进行，审判长是乌尔里赫。 尼古拉耶大的大部分所谓同案犯，经过连续严刑拷问后被带上了法庭。科托 雷诺大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仍拒绝招认，许多人说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尼 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按照预先与他商定的保留他生命的条件，承认自己是 按照列宁格勒中心的指示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的，他还在法庭上 “揭发” 了这个中心的其他成员。斯大林去世后，原内务部工作人员卡恰发揭发，他 于 1934年 12月一直在尼古拉耶夫的牢房中值班 （因怕尼自杀），尼古拉耶 夫把谋杀案是如何组织的告诉了卡恰发，井说他已得到保存他生命的保证， 条件是：他要指出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是此次恐怖行动的发起者和领 导者。尼古拉耶夫还问卡恰发：会不会骗他？当法庭宣布判处所有被告以枪 决的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发觉自己受骗，大声叫嚷着企图挣脱押解者。1934 年 12月30 日， 《真理报》报道说，阴谋集团妄图通过杀害基洛夫等，按照 所谓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行动纲领的精神改变现行政策。罪犯受到应有 的惩罚，尼古拉耶夫等被判处死刑并于12月29 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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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反革命集团”案 对 “列宁格勒中心”的审判没有得到有关季诺维也夫参与杀害基洛夫的 有力的证据，是不能使上司满意的。为了继续寻求季诺维也夫的罪证，内务 部对 “囚犯”和材料分类归拢后，于1935年：月 9 日确定了一个新案：“列 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集团共 77 人，其中55 名党员，1名预备党员，包括党务、政府、工会和经济界的领导 人以及教育、出版、技术界的人士直至工人和家庭妇女。在党员中，十月革 命前参加党的有40 人。从被告的政治份量及涉及的社会面来看，大大超过了 此前受审的列宁格勒中心。 此案中，最有名的被告是萨法罗夫和扎卢茨基，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就与 列宁有着紧密的联系。 萨法罗夫从 1905 年起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社会主义 青年联盟工作，1908年3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0年被迫侨居国外后，在 列宁的领导下工作，1915年4 月，列宁以中央的名义派他和阿尔曼德作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青年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伯尔尼国际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 回国，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 《真理报》工作。1921 1922 年任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远东局的主任。1922年，萨法罗夫调往列宁格勒，被 选为省委委员。在党的十大、十一大和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列 宁格勒工作时成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1926 年中央监委指责他对抗中 央，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他曾多次致信中央，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状况 提出抗议。在 1926年6 月8 日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说：“在高尔察克和 邓尼金的机枪的扫射下”， “党还能充分自由讨论”党的原则问题，可是现 在哪怕稍微触及一下这样的问题就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制裁。他说， “没有集 体领导。斯大林统治着党，而列宁同志在其遗嘱中曾明确建议把他从总书记 的职位上搬开）使我们整个党内状况极端地恶化 ”1927年8 月，萨法罗夫 被调往苏联驻康斯但丁堡商务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 11 ·斯米尔加曾 致信中央政治局，对这种贬滴民主斗士的行为表示抗议。1927年 10月3 日， 萨法罗大致信中央监委说： “不论受到怎样的流放和迫害，我们也要为恢复 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为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制度而斗争。”o 他的信受到 中央监委的谴责。1927年 12月党的十五大的决议将他开除出党。1928年， 他在流放地阿钦斯克声明脱离反对派，同年 11月被恢复党籍。 ｝＝·A，扎卢茨基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他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1912年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曾任布尔什维克彼得堡执委会 委员。积极参加了 《火星报》和《真理报》的组织工作。十月革命时，扎卢 茨基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时在东线、南线和西部战 线负责工作。1921年担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国内战争后先后任乌 拉尔和彼得格勒党委会的书记，是党的九大和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二 大、十三大的中央委员。列宁经常与他商讨党的建设工作，1925年，他成为 “新反对派”的成员。在党的十四大上，他批评斯大林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党 内生活准则，清除列宁的战友，形成斯大林宗派特权集团。他要求执行列宁 的遗嘱，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在党的十五大上，他被开除出党。 1928年表示脱离反对派，同年6 月恢复党籍。 内务部和列宁格勒内务局拼凑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的目的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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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的，即镇压原反对派，败坏其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收 集反对他们的 “罪证材料”。 季诺维也夫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第一书记。而 该集团多数案犯是曾在季诺维也夫手下工作过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前领导人 和干部，曾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对派。比如，阿·亚历山德罗 夫曾任列宁格勒省委委员， n＠32 回亚·博戈莫利内曾在列宁格勒省委宣传 部工作，卜·索洛维约夫被捕前在列宁格勒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亚·采 特林是前列宁格勒共青团的领导人。 该集团的另一部分人级别较低，但是也曾在季诺维也夫手：F 工作过。 他们或者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或者曾经支持或同情过季诺维也夫的观 点。如 B ·卢金，20 年代他曾担任过列宁格勒省团委新闻处主任。再如K ·叶 梅利亚诺夫，他 16岁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了二月和十月革命。 他曾经协助他的父亲 11 ·叶梅利亚诺夫将列宁掩护在拉兹里夫湖畔，为革命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列宁在 1921年3 月3 日致埃·马 ·斯克良斯基的信中说： “我本人了解康德拉季·叶梅利亚诺夫和叶梅利亚诺夫全家（是‘老近卫军’ 里优秀的彼得堡工人布尔什维克） ”③K ·叶梅利亚诺夫曾因具有季诺维 也夫反对派观点被开除出党，这次又被内务部归人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 他的弟弟A ·叶梅利亚诺夫则因系亲属而被捕。 很显然，以上两类人被划入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内是因为政治 上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他们参加或同情过季诺维也夫反对 派，表露过对斯大林的不满。博戈莫利内 1g27年调到土库曼工作后，曾向土 库曼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写了一一封信，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分裂苏联党和国 际共运。斯大林死后，博戈莫利内向最高苏维埃递交了一份申诉书，清楚他 说明了他被捕的原因。申诉书中说，任何人，任何时候，甚至都没有打算向 他说明：他为什么被捕并被关了 6个年头。当时，无法向他提出起诉，因为 他任何时候也没有违犯过苏维埃的法律，没有犯过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 过。他说，把他划人阴谋集团和给予不应有的惩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1926 —1927年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之间，他曾经附和当时的党内反对派，但那是 思想认识的错误，而且他已经彻底改正了。B ·卢金在党的十四大期间，曾在 党的组织的会议上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反对派关于党的政策的基本问 题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愿意否定这个观点。 如果逮捕前两类人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参加或支持过反对派，那么逮捕反 对派成员的亲属就完全是为了搜罗反对派的罪证了。这是萨法罗夫、扎卢茨 基集团的第三类人。根据内务部特别会议的决定，季诺维也夫的前妻、女革 命家C ·拉维奇于1934年 12月 22H 被捕。她早年参加革命，直接接受过列 宁的指示和交待的任务，多次当选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十三大上被选为俄 共 （布）中央监委委员。可是，这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女革命家在苏联监狱 中呆的时间比在沙俄监狱中呆的时间还要长。她说，她被开除出党和被捕的 原因是 “直到最后的时日她一直与季诺维也夫保持着联系＼1935 年：月 22 日，她给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娜杰日达·康 斯但丁诺夫娜，请您原谅我这封信给您造成的不快。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消 一个想法，即我要向您说：我是一个忠诚于党和工人阶级的正直的共产党员， 您一直是了解我的。至于我的错误，我早已诚恳地改正了。请您相信，即使 在遥远的流放地，我也将尽力服务于党和工人阶级。”③第三类被捕的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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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根本与反对派不沾边的人，他们仅仅因为是被捕者的亲属和熟人而被 捕。对他们的迫害和镇压是要寻找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罪证，并造成反对派 罪恶活动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假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凶手尼古拉耶夫的亲属和 熟人的被捕。尼古拉耶夫的妹妹 E ·罗加乔娃被判处5 年监禁后曾 3 次给中 央监委写信进行申诉。其中一封信中说，她有两个孩子，没有任何亲人的资 助。她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她作为一个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后被提拔 起来做工会和经济工作。她说，她完全是因为兄弟犯下的罪而遭难的。但是， 她的命运早已预先决定了。按照列宁格勒州内务局主管生杀大权的 “三人小 组”的决定，她后来于 1938年2 月14 日被枪决了。尼古拉耶夫的亲属和熟 人中被株连的还有：他的表兄弟厂 ·瓦西里耶夫，他的邻居电影放映员。1 ·戈 尔巴乔夫，他的弟妹 A ·尼古拉那娃一马克西莫娃，他的妹妹潘秋欣夫妇， 他的母亲M ·尼古拉那娃，文盲，电车厂清洁工。 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案件是出于政治需 要制造的，案犯是出于政治需要收罗的，因此所谓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 团”完全是人为的，是一个假案。正像苏联最高检察院1957年对此案提出的 异议书说的那样， “在这一侦讯案件中，任何证明这些人参与杀害基洛夫并 作为逮捕他们的根据的材料都不存在。案件的材料表明，指控 是人为的，对 这些人的判决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在当时，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被告， 都知道这是一个假案，受蒙蔽的是不知内情的社会舆论和容易轻信的群众。 被告A ·哈里托诺夫1956年 5 月 29 日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 诉书，这个申诉书中披露的情况道破了该案及其它类似案件的性质。哈里托 诺大的申诉书说，他于 1934 年 12 月20 日被捕。他的罪名是，1929 年看到 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拉科夫斯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老工人斯科夫转交 给他的。实际上，他是在党的十四大期间读到这封信的。但是，侦查员因要 证明反对派以后的阴谋活动，坚持他看信的时间是 1929年。他在极度愤激的 状态下在这个假材料上签了字。他在申诉书中披露了当时侦查员私下对他说 的话： “审讯记录材料这是事情的外表，而事情的实质在于：杀害基洛夫事 件所激怒的全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都要求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反对派有关 系的人全部流放，尽管他们没有参与谋杀事件， 他们反正要受到惩罚，最 轻的也是流放。”’乡这一席话完全暴露了案件的虚假性。而群众的所谓情 绪完全是被上面有意蒙蔽引导的结果。 案件的性质和办案的目的决定了办案的手段和办案的结果。“萨法罗夫、 扎卢茨基集团”一案办案的手段是主观的，粗暴的，而办案所得出的结论是 空洞的和虚假的。 办案人员非常注意和花了许多工夫的工作是给每一个案犯建立档案、卷 宗，不论是不是真正有罪，先从形式上把他们打入另册。卷宗的主要内容是： 搜查记录，实行强制措施的决定，起诉意见，审问记录。卷宗没有也不可能 有什么实际的罪证，尤其是作为判决根据的物证。但内务部要通过 “罪犯” 卷宗本身的存在，至少说明侦查和判刑是有根据的，是 “事出有因”。 因为缺乏犯罪的物证，要证明这些所谓案犯有罪，就只有依靠本人的口 供，而要取得口供，就只好依靠非法的手段。内务部门在预审中，对案犯普 遍使用了欺骗、诱供、体罚等手段。 尽管侦查机关使用了各种手段，但只有少数人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承认 的罪行与谋杀基洛夫元关。在 77 名所谓案犯中，30 人在审问时承认，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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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对派的活动，进行了 “反对党的思想意识的活动”，供出了一些他们与 之有联系的人。比如，在 12月14 日的审讯中，B ·维诺格拉多夫供认说，列 宁格勒一直存在并且现在仍存在着一个反革命集团，该集团的人是前托洛茨 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 他们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通过会面和交 谈，不断地增强对党的领导尤其对斯大林同志的仇恨。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斯 大林对前反对派分子的严厉惩罚，斯大林取消了党内民主，用行政的独家统 治代替了党内民主，把老布尔什维克干部排挤出党的领导。他们曾恶毒地议 论说，由于斯大林的罪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排挤出党的领导，他们 二人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 这种所谓罪行根本与谋杀基洛夫元关，而且即使有过这样的情况，也是 一般的牢骚和不满言论，构不成犯罪，更构不成有组织的集团犯罪。说到底， 他们的罪行还是因为他们曾是反对派成员。这就等于说：他们是原反对派成 员，有过反对派言论和行动，组成了反革命集团。而为什么说他们是反革命 集团呢，因为他们曾是反对派成员，有过反对派言论和行动。在哲学上这叫 做同义反复，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而且，即使被告所供认的 “反党”性质 的议论确实存在，这样的议论也是发生在偶然的家庭聚会和生活聚会上，属 于非组织性的和非政治性的活动，尽管被告被迫给这种议论加上吓人的定性 的词语 “反党”、“反革命”。Q ·法捷耶夫在1934年 12月19 日审问时供 认说，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实际··凄 1 回活动就是：他们会面和聚会有过 反革命的议论，批评过党的政策，提到过现在的党领导推行的是对国家极其 危险的政策。 即使这种被冠之以 “反党”和“反革命”性质的言论，也并不是多数被 告予以承认的。25 个被告只承认在党的十五大以前参加过季诺维也大反对 派，后来则没有进行过任何派别的活动，他们与别的反对派成员的接触只是 个人的一般关系。有21 名被告则声明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和任何反革 合组织，也不知道这种组织的存在，绝大多数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人， 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个别的人虽与尼古拉耶夫相识，但只承认是偶然相讽。 从被告的大量交待中根本看不出被告之间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扎卢茨基在 供词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萨法罗夫。而萨法罗夫在受审及后来流放期间做了不 少假交待，也只是推论说扎卢茨基与巴卡耶夫有关系，因为他们是连襟。 或许是因为对反革命集团成员侦讯的时间太短，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来不 及将他们加工成所需要的人，从他们口中敲诈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不管怎 么说，在预审基础上向每个被告提出公诉决定并让被告签字时，有 57 人根本 不承认自己有罪。比如，M ·纳德尔在公诉决定上写道：“根本没有过，现在 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材料。我绝对 ”‘谬他的话没有写完，也没有签 字。很显然，是内务部门不让他写下去。对被告起诉的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 参加 “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组织”罪，或者是根本构不成罪行的与凶手尼古 拉耶夫或其他被告的关系，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罪行。作为物证的只有一些 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的材料，还有在某个被告家里搜出的6本托洛茨基 1920—1921 年写的小册子。有 35 名被告被宣布结束侦讯的时间是在内务部 特别会议作出判决以后。 综上所述，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案完全是一个假案。这样的假 案在法制国家内，是要当庭宣布被告元罪释放，继而追究制造案件的人的法 律责任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受到肆意践踏的当时的苏联，这样做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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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违反制造案件者的政治意图的。因此，尽管上述案件是虚假的和人为的， 尽管办案的人没有搞出点像样的名堂来，甚至无法把案件搬上审判台，也要 使它成为事实，成为历史事实。为此，苏联当局采取了只有在封建专制国家 内才有的元视法律的直接镇压的手段。1935年 1 月 16 日，内务部特别会议 审议了萨法罗夫和扎卢茨基集团案。参加人有：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第一 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副人民委员Γ”·普罗科菲耶夫和叮·别利斯基、 苏联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阿库洛夫和责任书记员 N ·布拉诺夫。会议决 定n ·巴克（被告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一～编者注）等38 人在集中营监禁5 年，7人监禁4 年。25 人流放5 年，4 人流放4 年，流放2 年者：人，即萨 法罗夫。后来，大多数被告被枪决或死于服刑地。萨法罗夫 1942年6 月被枪 决，扎卢茨基 1g37年：月被枪决。季诺维也夫的前妻 1954年被释放。L ·叶 梅利亚诺夫 1937年 12月被处决。 尽管对 “科托雷诺夫、尼古拉耶夫集团”和“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 的审讯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即取得足够的证据，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等反对派的领导人与谋杀基洛夫的事件联系起来，但这两案的审讯起到了掀 起恐怖气氛的效果，井取得了一些必要的口供。这样的口供虽然还不足以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上断头台，但却是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 公开审判的重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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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莫斯科中心”案 与上述两案处于侦讯的同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 已卡耶夫等原反对派领导人和成员，也受到了秘密审讯。内务人民委员部秉 承上司的意旨，力图将他们打成 “列宁格勒中心”等所谓谋杀基洛夫的阴谋 集团的领导人。1935年：月前半月，所谓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 斯科中心”案炮D＠43＠制出来。＝月 15 日，此中心被作为“列宁格勒中心” 等阴谋集团的领导机构，交付法庭审判。 “莫斯科中心”的被告共19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 巴卡耶夫是这个中心的领导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 格里戈里·叶列梅那维奇，叶甫多基莫夫，1903年人党。国内战争时期 担任工农红军第 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彼得格勒工会委员会主席、列宁 格勒省党委书记。1925—1927年，任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 会组织局委员。1927 年 11 月因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在十五 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6 月恢复党籍。1934年 12月8 日被捕前担任食品 工业人民委员部乳品总局局长。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卡耶夫，1906年人党。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做 党的工作。1925—1927年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中央监 察委员会。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6 月，在他按党的十五大决议的要 求递交了承认错误的声明后，恢复党籍。以后从事经济工作。1934年 12月9 日被捕前担任动力总局局长。 此外，被告还有：阿尔乔姆·莫伊谢那维奇·格尔季克，1902 年人党， 1934年 12 月 8 日被捕前任科学技术出版总社社长助理；亚历山大·谢尔盖 那维奇·库克林，1903年人党，1934年 12月14H被捕时已退休；鲍里斯·瑞 莫维奇 ·萨霍夫，1919年人党，1934年 12月25 日被捕前任北部边区检察长； 雅可夫·瓦西里那维奇·沙罗夫，1904年人党，1934年 12月14 日被捕前任 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针织局局长；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戈尔舍 宁，1919年人党，1934年 12月12H被捕前任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局长；尼 古拉·阿列克谢那维奇·察里科夫，p2i 年人党，1934年 12月12 日被捕前 任列宁格勒州齐赫文斯基铝业联合公司第一区主任；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 奇·费奥多罗夫，1907年入党，1934年 12月9 日被捕前任苏联绘图中心主 任；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尸格森，1916年人党，1934年 12月9 日被捕前 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西部州特派员；伊万·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1919年 人党，1934年 12月18 日被捕前为莫斯科法学院4 年级学生；列昂尼德·雅 科夫列维奇·法伊维洛维奇，1918年人党，1934年 12月12 日被捕前任农业 人民委员部棉花总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格尔茨贝格，1916 年人党，1934年 12月12 日被捕前任苏联技术设备出口联合公司主任；阿纳 托利·伊萨那维奇·阿尼舍夫，1919年人党，1934年 12月22H被捕前任全 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佩里莫夫，1915 年人党， 1934年 12 月 9 日被捕前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驻奥尔忠尼启则市玻璃厂特 派员；鲍里斯·利沃维奇·布拉沃，19i9年人党，1934年 12月13 日被捕前 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责任编辑；亚历山大·法比安诺维奇·巴什基罗夫，1920 年人党，1934年 12月14 日被捕前任列宁格勒“红霞”厂车间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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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列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莫斯科中心”的所有被告都是党员， 而且多数被贬滴后仍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里不禁令人产生一个 问题，这些经过反对沙俄的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烽火考验的人，立下了为共 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志愿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暗杀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集 团呢？ 所有被告都是20 年代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被开除出党后先 后递交了悔过声明恢复党籍。加米涅夫在 1928年与布哈林谈判过合作问题， 因布哈林在这一事件中的主导地位，加米涅夫没有受到中央的谴责。但在 1929年 12月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谴责他与托洛茨基分子接触并试图与他 们勾结。加米涅夫承认有过类似接触，但他并不同意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 也根本谈不上与他们相勾结。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许多不同意斯大 林路线的人曾寄希望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前反对派领袖。30 年代初， 当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以及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导致 1932 —1933年的全国性饥荒时，党内和群众中不满斯大林和怀念反对派的情绪广 泛蔓延。这时出现了以老布尔什维克柳金为首的所谓秘密反党集团 “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联盟”及其 “柳金纲领”。1932年9 月底，雅·斯膝向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的别墅散发了柳金的 “呼吁书”和“纲领”。本年10月9 日，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没有向党报告这一情况，再次被开除出党，接着被 流放。加米涅夫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季诺维也夫被流放到库斯塔奈。我们 先不说柳金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的参加者现已彻底平反，就是在当时，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动地接受和阅读了别人散发的传单，也不能说明本 人进行了或参加了反党活动。但是，他们却被毫无根据地认定是柳金等领导 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参加者和思想领袖。1933年5 月8 日，季诺维 也夫被迫和违心地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本人写了两封承认错误的信后， 得到了斯大林的恩准，回到了莫斯科，并于本年 12月14 日与加米涅夫一起 恢复党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放前后受到严格监视。在流放时，他 们的活动被秘密记录下来，获得自由后，他们的家被派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坐 探。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任何的反党活动。就是说，从1932年 10月至1934 年 12月基洛夫遇刺，他们没有任何反党和反革命的活动。我们之所以要说明 这一情况，是为了立据备查。后来在 1936年8 月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 正是说他们在这段时期组织了 “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并组织 杀害了基洛夫。其他被告在 1928—1929年恢复党籍后也没有任何反党活动的 记录。其中，巴卡耶夫、叶甫多基莫夫和法伊维洛维奇在 1933年的清党中得 到了肯定的鉴定。 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告被捕前并没有什么反党和反革命 活动的，还有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 1934年：月 4 日打给上级的报告《关于 最重大的间谍案和被侦查的案件》和秘密政工局 1934 年整个一年的侦查报 告。在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任何回勿＠关于季诺维也夫的 “组织”和非法活 动的记录。1934年，列宁格勒内务局参加收集关于反对派活动材料的H ·马 利宁、B ·卡尔波维奇、n ·德罗兹杰茨基，1961年曾向有关部门作证说，他 们当时根本没有听到 “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他们被捕 时被没收的个人档案材料中也没有类似的材料。相反，倒是能找到许多关于 他们放弃反对派立场的材料。 因此，当内务部的警察1934年 12月16 日闯进季诺维也夫的家时，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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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突然。他当时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现在（12月 16 日晚7 时半）莫尔卡诺夫同志和一组契卡来到我家， 正对我进行搜查。 “斯大林同志，我老实对您说，自从遵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从库斯塔 奈回来，我没有做过一件我要向党。向中央委员会、向您本人隐瞒的事，也 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写过这样的一个字，产生过一个这样的念头。我只 想着一件事：怎样赢得中央委员会和您本人的信任，怎样使您让我工作。 “除了陈年档案材料（都是多年前包括我作为反对派的年代积累起来的 东西）外，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有。 “我对党，对中央委员会，对您本人，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我用只有对 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神圣的全部东西向您起誓，以对列宁的怀念向您起 誓。 “我甚至无法想象得出，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对我的怀疑。我恳求您相信 以上的老实话。我的内心在震颤/②季诺维也大的这封信上所谈情况与内务部 门所掌握的情况是相符的。它们说明，季诺维也夫对党是诚实的，是无罪的。 他的信由雅哥达呈交斯大林，但没有回音。 “莫斯科中心”案结案不久，在1935年2 月3 日，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 拉诺夫在内务部的工作会议上谈到基洛夫被害案的侦查过程时说： “我们未 能证明，莫斯科中心了解对基洛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的准备情况。”⑤他的 话说明内务部根本没有关于季诺维也夫等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任何材料。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莫斯 科中心”》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1934 年 12 月，逮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等该案被告的根据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他们的逮捕是实施下述预谋的开 始，即利用基洛夫的被害事件，从政治上败坏并从肉体上消灭前反对派成员， 给他们加上组织、准备和实施上述罪恶行动的罪名。”＠根据该文所说，逮 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根据是杀人凶手尼古拉耶夫曾是季诺维也夫 分子。这一说法是斯大林提出的。两年后，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布哈林 的旁证。1937年 1 月 13 日布哈林与拉狄克在中央委员会举行对质，斯大林 在场。布哈林说，在基洛夫被害的第二天，斯大林把他和《真理报》编辑八 ·梅 利斯叫去，对他们说，凶手尼古拉耶夫是个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对此未 予否认。退一步说，即使尼古拉耶夫确曾是季诺维也大分子，在缺乏证据的 情况下，也不能机械地推论说，整个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及其领袖都参与了对 基洛夫的谋杀。但是，既然斯大林说了，内务部、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便予以 忠实执行。叶若夫后来在联共 （布）中央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谈到了 斯大林在决定立案和办案方向上的作用。他说： “基洛夫同志被害后进行侦查时，能不能揭露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 中心呢？当时就揭露出来？能够的，但没有揭露出来，错过了机会。我本人 在这方面也有过错，他们有点瞒过了我，欺骗了我，我没有经验，我当时还 没有感觉到。 “首先，是斯大林同志开始的。我现在记得，当时斯大林把我和科萨列 夫卿q 去说： ‘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去寻找凶手吧。，我应该说，当时契卡 们对这一点是不相信的，他们为防万一，把自己禁铜在一个地方，按照别的 线索，按照外国插手的线索去搞，或许那里会突然出现什么东西吧。 ·J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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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并非偶然的是，起初我们与契卡们的相互关系，契卡与我们 监督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侦查人员不太愿意向我们展示，不愿 意展示侦查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对这一案件进行干预。斯 大林给雅哥达挂了电话，对他说： ‘您要当心，我们要打嘴巴的’。”惕叶 若夫在讲话中透露，当时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等人不听斯大林的指示，自 行其是，于是中央委员会派叶若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但内务部的许多人员 不愿意接受这种监督和干预。叶若夫在讲话中把当时未能彻底揭露托洛茨基 一季诺维也夫中心的原因归咎于他们。 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指示，叶若夫卖力的贯彻，加之当时任苏联总检察院 副检察长的维辛斯基、特别重大案件的侦查员 A ·舍伊宁，以及内务部的最 高法院的头头的协助，才炮制出所谓的 “莫斯科中心”案。 1934 年 12 月份，在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对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 员进行大逮捕以后，立即按照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基调开始了秘密审讯。 审讯中使用了非法的手段。内务部的侦查员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首 先迫使巴卡耶夫屈服，接着还有F ·萨法罗夫等人。 不论在任何国家，对于真正的或虚构的阴谋集团，打破缺口，即首先摧 毁一人或数人的反抗，然后波及其余，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巴卡耶夫 和萨法罗夫就是这样被打开的缺口，尽管 “莫斯科中心”是虚构的。一个曾 参加 “莫斯科中心”侦查工作的名叫乃·德米特里耶夫的人，在1937 年 8 月7 日给叶若夫邀功请赏的信中，自我炫耀地谈到了他迫使巴卡耶夫交待的 功劳。他说，是他在 1935年想办法让巴卡耶夫作出了交待，从而解决了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问题。而巴卡耶夫的供认具有极重大的 份量。 1935年：月 16 日公布的苏联检察院的通告说： “·49 · ）根据这些材料，其中，包括巴卡耶夫揭发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 加米涅夫和费奥多罗夫参加地下的反革命的 ‘莫斯科中心’的供词，以及萨 法罗夫向侦查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于上述人员迄至最近的地下反革命活动的 事实的供词，把对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费奥多罗夫提出 起诉的案件转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0 当时的审讯记录也证明，巴卡 耶夫确实交待说，前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反苏活动，是个反革命组织，有一 个领导中心等。但是，交待中没有任何有关领导中心存在和进行反苏活动的 事实材料。 内务部在巴卡耶夫身上打开缺口之后，立即扩大战果。当然，不是让侦 查员们调查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而是把巴卡耶夫的口供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 参与杀害基洛夫的证据，用威胁、恫吓、欺骗和挑拨离间的手段使被告们交 待，甚至以党需要他们交待的名义骗取被告的口供。1935年2 月3 日，阿格 拉诺夫在内务部的工作会议上谈到侦讯的方法时不元自豪他说，他们摧毁敌 人的方法是想办法使被告们互相冲突，互相怨恨。按照他的说法，这样做的 原因，是因为被告经过几十年的反党斗争，已经抱成一团，是一些顽固不化 的两面派，经验丰富的骗子手。他说，要在被告中制造矛盾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内务部做到了这一点，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萨法 罗夫、戈尔舍宁等人确实发生了互相冲突。 比如，1935年 1 月 10 日审问加米涅夫时，侦查员反复对他说，季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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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夫已经承认了地下反革命组织的存在。加米涅夫当然懂得这是挑拨与讹 诈。侦查员们在审问巴什基罗夫、塔拉索夫、法伊维洛维奇。费奥多罗夫等 人时，煞费苦心地贬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描绘成欺上瞒下的两 面派，试图使被审问的人认为自己受骗上当，最后承认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十 五大后回到党内的举动就是适应季诺维也夫的两面派手法，就是按照季诺维 也夫的指示行动。而在审问季诺维也夫时，又从季诺维也夫是两面派的前提 出发，让他承认他1928 年6 月30 日给B ·鲁缅采夫的信就是这样的指示。 实际上，这封信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党内容和任何隐晦言词。季诺维也夫只是 建议鲁缅采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并且他还在信中说， 不要因申请的提法问题而与党讨价还价；代表大会决定的事情是必须接受 的，这样的信根本不是什么两面派的表现，季诺进也夫在受审时也拒绝承认 这一点。 1935年：月 9 日，内务部安排了所谓认罪态度好的已卡耶夫和所谓顽固 不化的叶甫多基莫夫的对质，这是企图使被告们相互怨恨的一个典型例子。 对质时侦查员要向对质双方提出的问题已预先准备好并且打印出来： “问巴卡耶夫：您是否承认直到最近以前，您和叶甫多基莫夫一起，是 莫斯科组织的莫斯科反革命中心的成员， 问叶甫多基莫夫：您是否对刚才巴 卡耶夫的交待给予证实？ 问巴卡耶夫：您对反革命组织的莫斯科中心的成员了解些什么呢？ 问叶甫多基莫夫：您对巴卡耶夫关于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的莫斯科中 心的成员的交待是否给予证实？ 问巴卡耶夫：您举出您知道的季诺维也夫组织在莫斯科的参加者，好吗？ 问叶甫多基莫夫，您是否对巴卡耶夫的交待给予证实？”o 如果犯罪事 实并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侦查的和审讯的手段如何高明，也是制造不出犯 罪事实来的。在对“莫斯科中心”被告的审讯中，内务部通过种种非法手段， 除了得到一些空洞元物的口供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罪证材料。 季诺维也夫在多次受审中，忠实地叙述了他被打成反对派以后的经历， 多次反复地证明，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中心就不复存在，并且也没有搞过 什么组织，只有个别人之间属于私人性质的会面、谈话，表达过某种不满和 恢复过去地位的幻想。在预审宣布结束的那一天即 1935年：月 13 日，季诺 维也夫递交了一份长篇的 “声明书”。在声明书中，他按照中央坚决要他悔 过的要求，形式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尤其是深挖了自己似乎存在过的罪恶 思想，但并不承认什么 “莫斯科中心”的存在，也不承认他与谋杀基洛夫事 件有什么牵连。关于 “莫斯科中心”的问题，他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在披侦讯的时候说，自1929年以后，我们在莫斯科没有前 ‘季诺维 也夫分子’的中心。而且我常常不由地想：这算个什么 ‘中心’呢，这不过 是季诺维也夫，加上加米涅夫，加上叶甫多基莫夫，再加上两三个人，而且， 老实说，他们已几乎不碰面，已不再进行任何系统的反党派别活动。 “然而，实际上，这就是中心。”o“侦查人员要求直截了当他说：前‘季 诺维也夫’团体的中心在莫斯科存在还是不存在。回答应当是：是的，是存 在的，尽管欠缺其形式，近年来也不大活动，也没有明确的纲领，但它是存 在的。而且，它的作用实际上当然是反党的，即反革命的。”④用不着分析， 从季诺维也夫这样明白的表述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莫斯科中心”并不 存在，因为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所以季诺维也夫才承认它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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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谋杀基洛夫的事件和他与列宁格勒阴谋组织的关系，季诺维也夫是 这样表述的： “怎么会这样，‘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组织近年来能够在列宁格勒存在， 而我竟不知道呢？ “然而，这却是事实，在我被捕和在关押所受审前我是不知道的。我现 在向你们说的是大实话，我不知道并且我想这个组织近年来是不存在的。 “当我从对‘列宁格勒中心’的起诉书（在报纸上公布的）中得知全部 事实后，我应该承担前 ‘列宁格勒反对派’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以及 我本人在这方面对既成罪恶行动的责任 ”③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根本与 所谓的 “列宁格勒中心”无关，他也根本没有承认任何罪行。 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的态度一样。他在预审中说，自 1928年以后，他 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的集会。自 1932年 11月以后，他除了与季诺维也夫 住在同一幢别墅中有个人交往外与任何反对派成员没有来往，在 1935年：月 10 日受审时，他交待说： “我不知道任何正式的组织中心，但我知道一些人见过面并议论过当时 的政治问题。他们都曾参加过上面提到的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织。这些人 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和沙罗夫。” ＠当侦查员问道： “根据侦查得来的材料，季诺维也大的反革命组织，包括 其莫斯科中心，直到最近以前一直存在着。您对此承认呜？”他回答说：“我 不能证实这一点 我本人非常清楚，无论保留什么样的组织，对党都是有害 的，并且它只会阻碍恢复我所向往的党的工作。 “我本人是主张停止与党的斗争的。”⑤当预审结束并向他提出起诉时， 加米涅夫也是递了声明书，表示他不能接受指控他参加了以推翻苏维埃政权 为目的的组织。他在声明书中说： “我有责任尽我的全部力量断然地反对这 种提法，它根本不符合实际，也与侦讯中向我出示的材料相去甚远。”＠ “就 是在一些所谓认罪态度较好的人的交待中，也根本没有交待出具体犯罪事 实，只有对反党的和反革命的罪名的承认。比如，巴卡耶夫在 1935年：月 6 —7 日的审问中交待说，被告们仇恨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但实际 行动呢，在供词中一点也没有。巴什基罗夫 1934年 12月19R供认说，季诺 维也夫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取代斯大林。但也没有 证据。侦查员们为了使他们的审讯材料多少像点样子，逼迫被告详细回顾几 年中的个人和社会的交往活动，然后牵强附会地整理。于是，朋友、亲戚和 同事的互访变成了 “商议”，几个人的会面变成了“会议”，普通的交谈变 成了 “发言”和“互通情报”。唯一一次可称为聚会的事是1932年 10月在 巴卡耶夫家的几个人的会面。当时，叶甫多基莫夫、戈尔舍宁、沙罗夫、格 尔季克和巴卡耶夫商议了如何对待 “柳金案件”和中央监委决议中开除季诺 维也夫出党的决定。上述 5 人当时全部认为，季诺维也夫在 “柳金案件”上 犯有错误，他没有把收到 “柳金纲领”的事向党组织汇报。内务部对巴卡耶 夫家的会面大作文章，把它称为 “莫斯科中心的会议”。但是，这却是一次 没有任何反党反革命言论、计划和行动的会议。 苏联检察院在制造 “莫斯科中心”这一假案中，自觉地充当了内务部的 帮凶。检察院对内务部审案工作负有监察和审查责任。当内务部侦讯即将结 束时，苏联检察院副检察长维辛斯基和特大案件侦查员舍伊宁驾临审案地点 列宁格勒。但他们根本不审查侦讯记录和案卷，对于侦查材料明显缺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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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根本不加过问。他们像在预审期间一样，与斯 大林保持经常联系，按斯大林的指示和内务部人员一道编织假案。按照法律 规定，检察院要对被告重审，要让被告与预审的结论材料见面。但维辛斯基 和舍伊宁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所谓 “莫斯科中心”的首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以及在 “莫斯科中心”案立案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巴卡耶夫，都没有被 重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不同于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由于他们曾经在 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的地位和广为人知的现实，对他 们无法用秘密审判处理了事。为了使他们的案件起码能搬上法庭，苏联检察 院伙同有关人员，公然对起诉书进行了伪造。1935 年：月 13 日侦讯结束， “莫斯科中心”案移交最高法院。同一天，检察院拟定了起诉书。根据内务 部侦讯材料拟定的起诉书中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承认自己有罪，库 克林和格尔季克否认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成员，佩里莫夫和格森只承认他们 与其他被告的交往。这样的起诉书等于宣布 “莫斯科中心”并不存在，显然 不能令审判的组织者满意，当然更不能见报。于是，尽管案件已提交最高法 院，被告加米涅夫、库克林、格尔季克、佩里莫夫，又于：月 14 日被非法审 讯。季诺维也夫当天被迫递交了声明书，但却让他署上：月 13 日的日期，而 且声明书是打字稿。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起诉书所署日期仍是 1月13 日，但 与起诉书原稿不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自己有罪，库克林和格尔 季克承认参加了莫斯科中心，佩里莫夫和格森也参加了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 组织。当然，这与他们的供词不符。经过人为修改的起诉书于开庭的第二天 即：月 16 日向有关被告宣读，同一天起诉书见报。很明显，这样的起诉书在 关键问题上含有重要的伪造成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强加于被告的。 后来查明，对起诉书的修改出自斯大林秘书处的赫尔岑贝格和波斯克列贝舍 夫之手。笔迹鉴定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后来于60 年代初的说明证实了这一点。 苏联检察院总检察长 11 ·阿库洛夫、维辛斯基和舍伊宁签署了修改过的起诉 书，心安理得地倒填上 “1935 年、月 13 日”的签署日期。这些挂着共产党 员招牌的苏联最高检察官，不但伙同内务部的败类们一道伪造案件，而且在 法律程序问题上也弄虚作假。一些文章中把维辛斯基描绘成一个错误的审判 学的制造者，实际上远非如此。从伪造 “莫斯科中心”案以及以后将要揭露 出的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维辛斯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当权者的乏 走狗，刽子手的帮凶，寡廉鲜耻的没有人性的判官。 1935年：月 15R， “莫斯科中心”案开庭审判，地点在列宁格勒。被告 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沙罗夫、布 拉沃、格森等 19人。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国家公诉人是维辛斯基。维辛斯 基提出的公诉书中说， “侦查没有查明据以向‘莫斯科中心’成员提出下列 直接指控的事实，即他·厂厅·们曾经同意或发出某种关于组织实施针对基 洛大同志的恐怖行动的指示”，③但被告了解 “列宁格勒中心”进行恐怖活 动的意图，给了他们政治上的支持。 这次审判的详情没有报道。这是一次犯罪要素和判决已由上边预先确定 的纯属形式的审判，可以用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话来概括： “这不是根据法 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④首先，我们看到，无论在公诉人提出的起诉 书中，还是法庭所掌握的材料中，以及被告的供词中，都没有证明犯罪集团 存在和活动的事实材料。作为法庭依据的萨法罗夫、巴卡耶夫在预审中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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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没有提供什么证明反对派领导人直接和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具体罪 行，甚至也不能证明他们领导和组织了阴谋集团。相反，许多被告在法庭讯 问中用确凿的事实驳倒了对他们的指控，而公诉人和法庭竟拿不出任何事实 材料来进行反驳。叶甫多基莫夫声明他不相信不知何故未出庭作证的“证人” 萨法罗夫。他毫不含糊他说，尽管他被作为什么 “莫斯科中心”的领导人， 但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不过他又说，既然这个中心存在，那么他愿 意为它承担责任。季诺维也夫的态度没有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那么肯定 和明确，但他对所受到的指控的看法还是很明显的。他说，被告席上的许多 人他都不认识，而他对科托雷诺夫的作用的了解完全是由于听到了对 “列宁 格勒中心”的起诉书。其他大多数被告的态度与几名主要被告类似。库克林 说，他直到昨天以前还不知道自己当真是中心的成员，他是昨天听季诺维也 夫说，他是中心成员。从法庭、公诉人和被告以及证人各方提出的情况看， 本案的立案是缺乏根据的。 对于这一点，审判的组织者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为了使审判能够顺利 通过，不但在法庭上以维护党的团结的名义要求他们认罪，而且早在预审期 间，侦查员们就传达了上司的意思，与他们进行了谈判，要他们服从党的组 织纪律和党的事业的需要：为了回击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承认参与了 基洛夫被害事件。典型的例子是侦查员对加米涅夫的 “劝说”。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A ·卡察法，当时曾押送加米涅夫去法庭。 他在 1956年受审时交待说，加米涅夫被押上法庭前，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 助理 A ·鲁特科夫斯基，负责对加米涅夫进行审讯的，当着他的面对加米涅 夫说： “列夫·鲍里索维奇，您要相信我，您的生命将会被保留，如果您在 法庭上承认自己的供词的话。”列·鲍·加米涅夫回答说，他没有任何罪过。 鲁特科夫斯基说： “您要看到，全世界都要听您说的话。这样做是世界所需 要的。”元怪乎加米涅夫在法庭上说： “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 审判/于是，无论是预审还是审判，实际上是审判组织者因政治需要而与被告 进行的一种政治交易，双方都了解 “莫斯科中心”不存在，中心的罪行不存 在，但是，被告必须根据党的需要，承认中心及其罪行的存在。于是，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宁肯去死也不愿意被党抛弃的人，在坚持真理还是按 照党的需要表示认罪之间选择了后者。当然，他们懂得这样做的份量和后果。 如果完全顺应上边的要求， “彻底”认罪，帮助制造一个真正的假案，他们 非但不能解脱，还会导致他们本人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恐怖。不知有多少人 要失去自由，甚至人头落地。但是，又必须认罪。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同意为基洛大的被害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参加领导 和组织谋害基洛夫的活动，但凶手受到了他们这些原反对派领导人政治观点 的影响。在法庭上，季诺维也夫说，由于客观情况，前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只 能导致后来所发生的罪恶行为的产生。为了党的所谓整体利益，也为了许多 人不致于继续元端受过，他声明他为那些受他蒙蔽的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 他说， “此刻，我看到了我面前的任务，就是在工人阶级的法庭面前，彻底 地、公开地和真诚地，对我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所有过去的错误和罪过，进行 悔过，而且我有责任这样交待，以使这个集团彻底结束。”④ 可见，“莫斯科中心”案的审判，是审判组织者从既定政治目的出发的， 玩弄被告，欺骗社会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审判。这一点的另一个有力 的旁证是：为了配合打击原反对派，在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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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地组织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声讨阴谋集团的政治运动。各地集会甚至 要求将所有被告判处枪决。这显然是将某些人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民，强加 于历史，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莫斯科中心”一案的判决为这一场审判作出了符合其性质的结论。尽 管审判的决议中说， “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 教唆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事实”民但是，1935 年：月 16 日宣判时，季诺 维也夫仍被判处 10年监禁，叶甫多基莫夫和巴卡耶夫8 年，加米涅夫5 年， 其他人5 年到 10年不等。既然法庭宣布被告缺乏犯罪的事实，那么这同一个 法庭为什么对他们和能够对他们施以刑罚呢？而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 77 名被捕者根本没有通过任何法律审理程序，就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予 以处置，施以刑罚。为什么整个社会居然没有约束他们的力量，甚至默认或 承认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维护全体人民利益和法律已经 变成特定的政治势力的工具。在当时的苏联，权力决定着法律是否实施和如 何实施，从而也决定着人民的命运。 基洛夫事件牵连的人中还有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人，这里包括真正的罪犯 和上司要借故打击和委之以过的人。为了平息民愤，铲除异己，中央早在1934 年 12月4 日就宣布要审判他们。但是，若要严厉地认真地审判他们，不但有 违把矛头指向原反对派的大方向，而且难免不会暴露真正的罪犯和真正的阴 谋。基洛夫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会愚蠢到把斗争矛头指向自己的地步。所以， 他们只能把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问题作为一个玩忽职守的责任事故，如若审 判，也只是摆摆样子。 1q35年 1 月 23 日，列宁格勒内务局的有关干警被召到了审判台前。审 判长是乌尔里赫。被告共 12人，其中包括扎波罗热茨。麦德维基和扎波罗热 茨等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他们 “尽管掌握有人图谋暗杀基洛夫的情报， 但不仅麻痹大意，而且对国家保安工作的基本要求玩忽职守，没有采取必要 的防卫措施。”0 判罪很轻。麦德维基被判处 3 年徒刑，其余都是 2 年和 3 年。 除了扎波罗热茨等极少数涉事很深的人以外，大多数知情不多的人当然 懂得，不是他们要玩忽职守，没有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而是上面要他们玩 忽职守，不让他们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他们虽然不太知情，但因为是当事 人，肯定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担起事件的责任来，代人受过，这是 上下心照不宣的事情。他们本来难以避免谋杀基洛夫的恐怖集团的同谋犯的 罪名，但当时为什么对他们判罪如此之轻呢？其原因恐怕除了上面提到的 外，还有形势不允许对他们采取过分严厉的惩罚，那样做难免会产生杀人灭 口之嫌。再就是雅哥达比起他的后任叶若夫，即人们称之为 “嗜血的株儒” 的叶若夫来，还不是那么凶狠和残忍，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叶若夫那样凶残 的程度。这是一年多以后雅哥达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从 1938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透露的情况看，雅哥达对其部下和 同事没有采取杀人灭口的作法。雅哥达的私人秘书布拉诺夫供认，雅哥达曾 吩咐他关照扎波罗热茨和麦德维基的家庭。他们二人服刑前，受到了雅哥达 的召见，前往服刑地点服刑时没有被塞进犯人车厢，而是乘坐专门的车厢， 到站后，受到了劳改营建筑工地首长的款待。到劳改营也没有受到犯人待遇， 甚至没有穿犯人服，而是穿不带标志的内务部制服。为了宽慰他们寂寞的生 活，内务部交通局局长萨宁和负责克里姆林宫警戒任务的保克尔还给他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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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唱片和收音机。这在戒律森严，绝对禁止与外界联系的犯人住地，是非 常罕见的现象。扎波罗热茨和麦德维基后来被送到苏联远东地区连佐洛托采 金联合企业的劳改营；扎波罗热茨后来还担任了科雷姆劳改营筑路处的处 长。 很显然，不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出于当权者的善意，列宁格勒内务 局涉及基洛大被杀案的人大部披保护下来。这种种情况，自然引起了许多不 知就里的内务部人员的怀疑，他们推测，斯大林即使不是基洛大事件的策划 者，起码也是支持者。内务部系统悄悄地传播着一些小道消息，事情的真相 也逐渐地透露出一些来。原内务部经济局副局长、后被迫隐居美国的奥尔洛 夫在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说，当时他曾被告知说： “事情太险恶，要 想自己平安元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②后来，在叶若夫肆虐的 1937年，他 们都被消灭了。21 年后，赫鲁晓夫在其有名的秘密报告中说： “在基洛夫被 暗杀以后，对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高级官员们判刑很轻，但在1937年他们都被 枪决了。我们可以设想，枪决是为了掩盖暗杀基洛大的组织者的踪迹。”③ 注释： l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列 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载宅苏共 中央公报》1989年第4 期，第39 页。 ②罗伯特·康奎斯特： 《大恐怖》，纽约 1968年英文版，第 112页。 ③该拿后文将有交待。 ④/l ·谢列斯托九《格里戈里·手诺维也夫：生活与斗争》.载 （苏）《星 期周刊》.］H8 年第川期。 ”。季诺地电夭文集》第7 卷弟】册，列宁格勒 1925年版，第444 页。 转引自八·科斯待申：覆手诺统L 大的自传》，载 《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 第7期，第 63 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大 集团”集屠、第扎页。 o鲍甲斯·列维灰基：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 纽约 1972年英文版。 ③缓关于所谓 “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大、扎卢茨基等叵革命的季诺维也夫 集团”案》，第44—47 页。 ·”· ③稷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2 版，第 154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 团”案》，第54 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 团”案》，第54—55 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 团”案》，第54 页。 0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 团”案》，第56 页。 0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关于所谓的 “莫斯科中心”案》，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7期，第 70 页。 O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70、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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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科萨列夫当时是联共 （布）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0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69 页。 0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72 页。 O 稷关于所谓的 “莫斯科中心”案》，第74—75 页。 ④哎关于所谓的 “莫斯科中心”案》，第76 页。 o③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77、78 页。 o⑤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81 页。 ③尤里·费臭法诺夫： 《恢复事实真相），载（苏）《消息报》1988年 6 月3 日。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84 页。 o笆大恐怖》，第 58 页。 ＠罗·伊·麦德维杰夫：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北京1983 年版，第 263 页。 ① （苏）《真理报）1985年 “月24 日，见 《大恐怖》第58 页。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斯大林市反秘史D，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第 6 页。 o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1988年版，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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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并不平静的一年 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望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 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 暴力回答暴力。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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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是障碍？ 1935年：月，审判结束后，基洛夫事件的旋风似乎吹过去了。天空放晴， 春风吹来，田野上的拖拉机声和工厂的机器声重新获得了原来的音韵，人们 似乎可以歇舞升平了。被打成基洛夫事件罪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押 到了监狱里，也似乎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归宿。其实，这只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即将来临前的沉静。掀起风暴的一方要积蓄力量，进行准备，将受到风暴摧 残的另一方也并非可以得过且过。 历史已经证明，基洛夫事件是苏联 30 年代推行的恐怖镇压政策的开场 战。藉口这一事件而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蒙蔽和鼓动群众， 震慑党内外正确力量的作用。 当时，广大党员群众无限信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但对某些人借用党 的名义实行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政策缺乏警觉，缺乏经验，把对党的信任轻 易地赋予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社会的局限性，党和人民没有去想也没 有想到党的领导中会出现复杂的情况，没有想到也不善于识别真假列宁主 义。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错误和罪恶的政策。 虽然当时人民处于高压政策之下，但依然可以看到党内外公开和隐蔽的反 抗。有普通群众的直觉的不满和反抗，所谓低层次然而反映人民真实意志的 反抗。有党的高层领导中代表正确路线的人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此外，还 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阶层的沉默的对抗。 在普通群众对恐怖政策的不满中，表露明显的是青年人。第二次世界大 战德国侵犯苏联时，斯摩棱斯克州的秘密档案被德国人缴获，后来落到了西 方。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情绪。从这种并非全部正确的情绪中，可 以看到人民对镇压反对派的态度。 在一次共青团的讨论基洛夫被害事件的会议上，一个共青团员说： “基 洛夫被杀害后，便允许粮食自由买卖；要是斯大林被杀害，便会解散所有的 集体农庄，”有一个身为校长的共青团员说： “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写着，斯 大林不能够作党的领导人。”另外一个教师责备斯大林把党变成了监视人民 的宪兵。档案中还有一份报告谈到一个9 岁的少先队员曾喊过： “我长大了 要杀死斯大林。 还有一个 11岁的学生说：“他们杀害了基洛夫，但愿他们 现在杀掉斯大林。”有的人公开对基洛夫事件后的政策表示怀疑，对反对派 表示同情。有一个工人共青团员说： “对季诺维也大的诽谤已经够了，须知 他为革命做的事是很多的。”有一个做宣传工作的共青团员断然否定季诺维 也夫参与了基洛夫案件，他把季诺维也夫称为 “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一个 有教养的人”，还有一个共青团的指导员 “公开维护季诺维也夫的观点”。 “ 在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恐怖镇压政策受到了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 则、埃努基泽、克鲁普斯卡姬等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也受到 了高尔基等著名的党外人士的异议。这一点明显表露是1934年 12月政治局 研究镇压原反对派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借基洛夫事件一举消灭反对派的 企图受到有力的抵制，从而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 党内一大批高级领导人，虽然在20 年代追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等列宁的战友和学生进行过错误 多于正确的批评，参与了斯大林与他们争夺权力的斗争，不适当地给他们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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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的帽子，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从而在政治和组织上与 斯大林站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他们经受过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考验和列宁主义的教育，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坦荡的革命胸怀，他们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 领袖人物的分歧属于党内政治思想分歧，井未掺杂个人恩怨。他们把自己与 反对派成员的关系看成是与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关系。由于他们把党和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忠诚正直，因此经过1929—1933年的强制集体化和加 速工业化特别是 1932—1933年苏联的大饥荒，对斯大林推行的路线并非心悦 诚服。他们对强制集体化以来的许多政策有看法，反对无情的党内斗争，主 张实行有利于团结和稳定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正确 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在党内享有崇高威信，在1934年 1月党的十六大上得票最 多的基洛夫，以及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波斯蒂舍夫、丘巴 尔、柯秀尔等党的领导人。在党外最有影响的人是高尔基。 因此，要肃清党内的原反对派和新的反对势力，就必须清除党内尤其是 党的领导机构中反对恐怖政策的势力。于是，以基洛夫事件为借口镇压原反 对派，又以消除镇压反对派的阻力为借口，清除 “包庇”反对派和反对恐怖 政策的势力。再以清除反对恐怖政策的势力为保障和动力，加强对原反对派 和新反对派势力的镇压，形成了一条互为因果关系的锁链。在这条锁链中， 基洛夫事件不是最初的环节，消灭反对派也不是最后的环节。1935年：月审 判后，对党内反对恐怖的力量的打击接瞳而至，主要表现为古比雪夫的神秘 去世、克鲁普斯卡姬受到压制、叶努基泽的下台和高尔基的去世，以及老布 尔什维克协会和前苦役流放犯人协会的被解散。 卅努基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 说：“我父母常和朋友们一起到南方去度假，有时和我母亲的教父阿·素·叶 努基泽同行，他是我们全家的好友。有时和阿·伊·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或 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去。”②叶努基泽与斯大林的友谊和他在 党内的地位可以从十六大期间的一幅照片看出来。这幅照片上共有8 个人。 前排从左至右是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基洛夫，后排从左至右 是叶努基泽、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古比雪夫。可是，正是这位斯大林 的好友和19世纪90 年代就参加革命运动的老革命家叶努基泽，成了斯大林 继基洛夫事件后第一个打击对象。斯大林不能容忍对他的路线、政策和意志 的抵制和反对，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他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1935 年 1月16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占据半个版面的文章，对自己在百科 全书等书籍中有关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提法进行了自我批判，承认夸 大了他个人在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老一代革命家都知道，叶努基泽是外高加索最早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 一，是了位忠诚、谦虚的不计个人名利的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 《布尔什维 克的地下印刷所》一书中，如实地记述了外高加索一些早期革命事件。但是， 从当时官方的观点看，这样的如实记载则是亵读神明，败坏领袖名誉。比如， 他在书中说，19 世纪 90 年代梯弗里斯 （第比利斯的旧称）社会民主组织的 领导人是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顽固的孟什维克， 而斯大林不过曾是此人的一个普通助手。这样叙述当然损伤作为 “领袖”的 斯大林的尊严。叶努基泽在压力之下所作的自我批评采取了回避事实、谴责 自己的方式。这样的自我批评等于承认贬低了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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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动中的作用。似乎是一种巧合，即叶努基泽自我批判的文章与对季诺维 也夫等人的判决发生在同一天。这种巧合给人一种明显的印象，即叶努基泽 虽未被作为反对派予以打倒，但在政治上已被打入了另册。 接着是古比雪夫 1g35年、月25 日的淬然去世。古比雪夫之死当时说是 自然死亡。三年之后，当举行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自然死亡的说法换 成了被谋害的说法。公开审判的被告雅哥达供称，古比雪夫是接受了雅哥达 命令实施的医疗方案的治疗而死的。雅哥达同时还供称，按他的命令用错误 医疗方法促成其死亡的还有高尔基、前国家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和高尔基 的儿子佩什科大。另外，他交待说，是他命令扎波罗热茨协助尼古拉耶夫杀 害了基洛夫，而向他发出罪恶指示的是叶努基泽和以布哈林为首的 “右派托 洛茨基中心”。雅哥达的交待中有许多内容是荒谬的，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 古比雪夫去世第二天，官方就正式宣布他死于心脏病的发作、医生的鉴 定是由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霍多罗夫斯基和莱温签署的。后来奥尔忠尼 启则 “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的医生鉴定也是由他们三个人签署的，这个鉴定 已知是奉命伪造的。古比雪夫心脏不好，从 1934年8 月开始治疗。但在1935 年：月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在死前一个多小时，他还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自己 的办公室里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下午2 时，他感到不舒服，由他的秘书马 克西莫夫送出了办公室，步行回家。他的家就在克里姆林宫，只需5 分钟就 可到达。他自己登上三楼自己的家，便躺下休息。他的私人秘书坚持给他请 医生；但当3 时20 分医生到来时，他停止了呼吸。＠上面的说法如果属实的 话，召 p 么古比雪夫的死是与医生元关的。但是，1938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 公开审判时，法庭说古比雪夫之死是由于明显错误的医疗方案。医生懂得这 种病应采用静卧法，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医生和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 被控接受了雅哥达的指示，故意采取错误疗法。从雅哥达方面看，他这样做 是可能的，因为他刚刚策划暗杀了恐怖政策的反对者基洛夫，但是他是否像 法庭所说的那样通过医生和古比雪夫的秘书去实施阴谋，并不是唯一的可 能。1988年2 月，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给布哈林平反时，同时给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的除雅哥达以外的所有被告全部平反，其中包括给莱温、马克 西莫大等平反，并且说当时的医疗方案是正确的。 苏联最高法院的决定说明医生和秘书是元罪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古比雪 夫是正常死亡，也没有说明雅哥达是否在古比雪夫之死中起过作用和起到什 么作用。在古比雪夫的死因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作出各种 分析和推测。如果把古比雪夫的突然去世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也 许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古比雪夫是当时最有威望的坚持温和路线的三名政 治局委员之一。基洛夫公开抵制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已经遇害；另一名 公开抵制这一路线的奥尔忠尼启则的死期也已不远。二者之死都不是正常死 亡，真正的死因都被掩盖起来。另外，在古比雪夫去世之时，高尔基和叶努 基泽已受到了攻击。高尔基死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之前，其死因 还有待于考查，叶努基泽 1937年 12月被秘密处决。另外，还有9名政治局 委员和 10名前政治局委员先后于 1934年至 1940年死于迫害和镇压。古比雪 夫很可能由于心脏病的突发而与上述情况不同，形成一种例外，但也完全有 可能也是政治阴谋的链条中的一个重要受害者。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一 点，即古比雪夫死后，他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干部，包括计委副 主任奥萨奇教授，都被解职，理由是他们反对30 年代初实行的加速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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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高尔基一直激烈反对迫害反对派，力促党与知识分子的和解，主张把社 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因不 理解暴力革命而流亡国外。后来，由于列宁的劝说，信念逐渐改变，认为苏 维埃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矛盾，才于 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并且 对国外诬蔑苏维埃制度的宣传进行了批驳。高尔基曾试图使斯大林与加米涅 夫和解，1934年初他甚至使二人举行了一次私人会见。后来，斯大林让加米 涅夫到科学院出版社工作。1934年8 月，高尔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上，谈到了现实生活中 “领袖至上主义的脓厄”，把它形容为“庸人想高出 同志一头的浸透了个人主义的意图”。④鼓吹个人迷信和暴力镇压政策的人， 非常喜欢引用高尔基N30 年 11月在 《真理报》提出的个口号： “敌人不投 降，就让他灭亡］”他们这种作法完全违反了高尔基的本意，因为他们把这 样的口号用来对付根本不是敌人的同志。因此，高尔基本人在自己生活的最 后几年完全放弃了这一提法。⑤基洛大被害事件极大地刺激了高尔基，他对 反党反革命的罪犯充满了仇恨。可是，没过多久，当他看到基洛夫事件后中 央的恐怖镇压行动变本加厉时，他又回到了温和路线的立场。高尔基的所谓 自由主义的立场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由斯大林授意。报刊上出现了对高尔 基进行尖锐批评的文章。高尔基回国后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的状况转变为一 种客气的礼遇和尊敬，他的行动在有计划的热情安排中受到了限制。但他并 没有退缩，而元视政治气氛的剧烈变化，我行我素。当内务部和检察院秉承 上司旨意，力求把反对派置于死地之时，他仍在促使斯大林与反对派和解。 1935年春，当局制造了所谓以谋杀斯大林为目的的 “克里姆林宫案件”，许 多人元端被捕，其中有加米涅夫的弟弟罗森菲尔德的前妻，她在克里姆林宫 当医生。当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叶若夫竭力利用这点关系诬陷加米涅 夫。甚至企图把加米涅夫处死。他的意图受到高尔基等人的坚决抵制。由于 高尔基刚直不阿的品质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实际上已袂视为恐怖镇压政策 的障碍。他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内务部的严密监视。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雅 哥达对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说， “有必要减少高尔基的活动，因为他妨 碍了 ‘高级领导人’”。②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姬具有与高尔基、叶努基 泽同样的观点和立场。1924年，她曾站在加米涅夫一边。1925年 12月，克 鲁普斯卡姬在党的十四大上发言，在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等问题上捍卫列宁 的原则。她立即被当权者划人反对派分子一类的人，受到了伏罗希洛夫、彼 得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恶毒攻击。当时她感到，她似乎已被排斥于 党的总路线之外，但是，她仍不气馁，在党的中央监委会议上谈起了 “书记 处过大的权力”/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斗争中，克鲁普斯卡姚对斯大林来说 是一个精神上的威胁。因为她与列宁的特殊关系，她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她 的话是有相当的份量的。但是，仙不像高尔基，她是一个党员，必须服从党 的纪律。斯大林就是使用党的纪律这一武器，迫使克鲁普斯卡姬向党隐瞒了 列宁的遗嘱，使得党还有力量的时候未把斯大林搬开。历史已经证明，当列 宁去世后，斯大林欺骗政治局和克鲁普斯卡姬，向党隐瞒列宁的遗嘱，给党 和革命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广大党员和人民完 全有理由责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的 战支，他们竟然屈从于总书记斯大林的纪律，而不懂得这样做对整个革命事 业的损害，让列宁临终前要搬开的斯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不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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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评价列宁的诸多战友的功过是非，也不管像克鲁普斯卡姬这样的人的个人 品德是如何地完美，但作为领袖人物，他们都缺乏列宁的洞察当前与未来的 眼光与本领，都缺乏列宁的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意志，而这种缺点给革命事 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克鲁普斯卡姬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私人友谊，她对季诺维也夫反 对派的同情，在党内是尽人皆知的。因为这种关系，她得到了广大无权党员 的同情，却失去了她过去在党的上层所享有的威信。斯大林到底如何迫使克 鲁普斯卡姬沉默，人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斯大林 “有一次居然威胁克 鲁普斯卡姬说，如果她不停止 ‘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 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③总之，到 30 年代中期，由于克鲁普斯卡虹威信和影响的降低，而更重要的 是她远远不像斯大林那样手中握有党权。所以，她对斯大林在基洛夫事件后 的影响是有限的。斯大林可以再次使用党的纪律这件武器，使她无法向舆论 界和人民讲话，可以使她无法与外国人接触，可以用内务部的人员充斥她的 左右。据说，她当时甚至惧怕被暗杀。当然，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对克鲁普 斯卡姬态度不错，还没有使用对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大的手段，因为她毕 竟是列宁的夫人。 基洛夫和古比雪夫死后，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按斯大林的意志进行了充实 和改组。1935年2 月：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米高扬和丘巴尔进入政 治局，选举日丹诺夫和埃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知道，米高扬和日丹诺 夫是斯大林镇压政策的支持者。在中央的组织和镇压机构中，最突出的安排 是以残酷无情、心狠手辣著称的叶若夫，他被安插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后 来又于2 月28 日被安排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另一位年轻的斯大林主义 者赫鲁晓夫被任命力莫斯科州委书记。6 月，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8 月，马林科夫担任中央委员会干部处副处长，处长为叶若夫。这个干部处是 直接听命于斯大林，掌握全党组织大权的实权机构。 这样，基洛夫死后半年的时间内，列宁格勒、莫斯科都完全掌握在斯大 林主义者手中。斯大林的一只鹰犬贝利亚已经晋升为外高加索党的最高领 导。党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检察院、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都完 全听命于斯大林。但是，形式上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 局，还没有形成铁板一块，许多州委会也并非完全听话，尤其是乌克兰党的 领导仍与斯大林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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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准备 在组织上准备公开审判的同时，政治思想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首 先，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和人 民的视线引向对敌斗争，引向所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反对派。 1935年：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 “列宁格勒中心”和“莫斯科中心”进 行审判以后，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拟定了一封致全国 党组织的秘密信，题为 《有关基洛夫同志惨遭杀害的诸事件的教训》。这封 信的内容分 “事实”、“政治评价”和“结论”三部分。从它的内容、意图 和后来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它是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的思想准备的重要文 件。信的核心内容是 “事实”部分，它是“政治评价”和“结论”借以引出 的根据，虽然 “事实”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一、事实首先，必须指出由 侦讯和法庭查明的下述无可争辩的事实： （1）凶杀是由名曰“列宁格勒中心”的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 进行的； （2）“列宁格勒中心”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莫斯科 中心”，它大概不了解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准备情况，但确实了解 “列宁格勒 中心”的恐怖主义思想并且煽动这种情绪； （3）这两个“中心”相互之间的不同仅仅是暴行的策动者和暴行的执行 者之间的不同，它们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已被生活搞得 破烂不堪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行动纲领联合起来的，是由一个元原则 的、纯粹是野心勃勃的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谋取党和政府的 领导地位，千方百计地攫取高级职位； （4）季诺维也夫分子因其反动的纲领而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失掉了 赢得党员群众的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滑到了反 革命的冒险主义的泥坑，滑到了反苏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泥坑，最后，滑到了 与德国法西斯干涉者的代理人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领事进行勾结的泥坑； （5）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对党掩盖自己的罪恶勾当，同时保住自己的使 他们能进入所有机构和接近所有党的领导人的党证，采取了两面派手段，把 它作为与党打交道的主要方式，并且忠诚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誓言和声明掩 饰自己的卑鄙的勾当，也就是说，他们想钻进我们的机体，骗取信任并在这 里为非作歹的时候，他们采取了白匪破坏分子、间谍和奸细通常采取的方式； （6）季诺维也夫分子用党证掩盖起来的两面派行为，给他们提供了方便 并使他们能够准备并实现对基洛夫同志的杀害； （7）列宁格勒的组织警惕性不高，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机构对警卫 工作的基本要求麻痹大意和直接的玩忽职守，后者在基洛夫同志被害前一个 月虽从各方面得到关于预谋杀害基洛夫同志的情报，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认真 的警卫措施，这些都给党和政府得以预防凶杀事件的发生带来】”困难。 这就是侦讯和法庭查明的无可辩驳的事实。 “在“事实”的基础上，秘 密信指出，季诺维也夫分子之堕落到白卫分子的地步，继续白卫匪徒从事的 事业，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早已是反党、j 列宁并与白卫匪帮相勾 结的蜕化变质分子。 “党早就正式指出，苏联越是强大，敌人的状况越是没 有希望，敌人就越是会因这种绝望的状况而更快地堕落到恐怖主义的泥坑， 因此必须尽力加强我们的人的警惕性。” “在“结论”部分，秘密信对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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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行为和恐怖手段进行了谴责，说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是党的历史上首先对 党采取两面派政策并对党组织采用恐怖手段的人，他们已经成为颠覆党和国 家政权的凶恶的敌人。 “因此，对两面派分子不能仅是将其开除出党，还应 将他们逮捕和隔离起来，以防止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01935 年：月 17 日，斯大林将这封信发给政治局委员，要求政治局当天进行讨论井 作出决定。1935年 1 月 18 日，这封信被政治局通过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发至全国各地党组织。这封发至全党的信的内容不止是号召人们揭露和镇压 季诺维也夫两面派分子，信中还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动员一切力量击溃敌对 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国家又突然回 转到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那时党和人民面临着铲除政府和社会上的反 动势力和阶级敌人，消灭白匪叛乱的严峻任务。信中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根除 机会主义的宽厚，把缺乏警惕性的表现斥之为右倾的表现。这封信虽然没有 明说，实际上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局性的问 题，把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按照这样的政策 办事，其结果当然只会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本来不是敌我矛盾 的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只是党内斗争或思想和意见的分歧 上升为敌我矛盾，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联共 （布）中央的信发出以后， 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惧怕机会主义和右倾的帽子，掀起了一股捕人 的浪潮。有几万名参加过反对派的人和可疑分子被抓了起来，首当其冲的是 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抓人最甚的是列宁格勒。除了原白卫分子和反对派分 子外，大批沙俄时期的贵族及其家属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后来在集中营里， 这一捕人浪潮被称为 “基洛大急流”。 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征询委员意见的方式，于 1935 年：月26 日通过了下述决议： “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 （1）将列宁格勒的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流放3—4 年； （2）将身为前反对派成员的共计325 名党员调出列宁格勒，安排到其它 地区工作。” “塾1935年 1 2 月，列宁格勒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共被逮捕 843 入。对这些人进行侦讯时，斯大林和叶若夫有意地制造出一种说法，即 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紧密的联盟，他们结成一体，对党 和政府的领导人实行恐怖行动，进行反革命活动。叶若夫立即根据这一思想， 写了一本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1935年5 月下日，叶若夫 致信斯大林说： “请您一定看一看我送的书稿。这是论述 ‘季诺维也夫帮’ 一书的第一章，我和您曾谈过这本书。请您指示。” “穆在这本书中，叶若 夫毫无根据他说，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匪帮最终 选择了恐怖手段作为自己 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 “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式的孟什维克 企图消灭革命的领导人，消灭斯大林同志”，他们准备 “同时谋杀基洛夫同 志和斯大林同志”③，尽管在审判 “莫斯科中心”时根本没有提到谋杀斯大 林的问题。这本书透露出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把杀害基洛夫的责 任直接栽到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身上，继续和扩大恐怖镇压行动。不仅如此， 叶若夫的书还肯定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联 系。他在书中写道： “整个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互相定期地通告活动情 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是知悉季诺维也夫的组织的恐怖活动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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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侦查基洛夫同志被害案时和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 逮捕时，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都说明，托洛茨基分子同样也踏上了组 织恐怖集团的道路/＠根据上述思想，叶若夫在 1935年年中指示内务部门要 加紧揭露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托洛茨基中心。 1935年3 月7 日，中央通知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著作 从所有图书馆中取走、6 月21 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著作也遭受同样 的命运。 1935年 5 月 19 日，党中央又向各地发出一封秘密信，号召党组织揭露 尚留在党内的阶级敌人。在这之前的5 月13 日，党中央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 对党员进行审查的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审查和更换党证，以便 “在我们 自己党的屋子里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o 会议上的当面揭发和背后 进行举报的运动开展起来。人们的言论、行动、社会关系和对举报活动的态 度等，都成为举报的内容。按照叶若夫和马林科夫签署的一个报告，到 1935 年8 月：日，西部州的一个地区有23％的党证或者注销或者被扣压以待审查。 苏联国内和党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各地党组织都在进行 “但白和承认 错误的运动”。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 《陡峭的征途》中 写道： “满都是人的大礼堂变成了仟悔堂。虽然宽恕罪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 （相反，仟悔者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的），但‘悔改’的规模越来越大。 任何一次会上都照例有一个重点的人或重点的问题需要进行检查。人们检查 自己对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理解和1932年对反对派观点表决时弃权，以及和一 些什么 ‘罪人’相识，沉醉于迈那尔赫尔德的戏剧等等 ”0 每个州和加盟 共和国都不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捕，其中有原反对派成员，也有从来没有参 加过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不过，反对派的多数领导人和参加者当时还 没有失去自由。有的甚至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贝利亚控制了外高加索党、政和内务部的大权。他身材不高，头顶微秃， 总是戴着夹鼻眼镜。1938年被残酷处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蛹格拉菲拉·卢 金尼奇娜·布柳赫尔回忆说，她曾经被关在卢比杨卡监狱，受到贝利亚的亲 自审问。她说，贝利亚 “非常高做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像是在观察小昆 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③。苏 联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有这样一段描写贝利亚嘴脸的诗： “我看见用围巾半掩着的贝利亚毗着牙的嘴脸，贴在小轿车的窗户上， 曲身握着方向盘 他的车慢慢地驶着， 他正在寻找女人过夜/＠要叙述贝利亚如何通过一 系列阴谋手段，步步高升，他在外高加索和全国各地的劣迹，可以写上整整 一大本书。可以说，他的罪行馨竹难书。1931年，他趁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 休养时，当·汀·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几个月后，他就被从格鲁吉亚政治 保安局局长提拔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上任之后，立即把外高 加索的党政领导换成了他的亲信，控制了外高加索的党政军大权，并有计划 地开始了外高加索的大清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 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的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 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 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 残酷的迫害，元一幸免。”＠现已查明，贝利亚这个历任党的高级负责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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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竟没有加入党的证明材料： “原来，谁也没有接收 他入党，而是他在对他有利的时机认定了自己的党籍。”②不仅如此，他在 混入党组织的初期，就千过出卖组织的勾当。②从他的整个经历看，他是个 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 贝利亚紧跟中央的步伐，也搞出了一个 “格鲁吉亚中心”。1935年 7 月 21—22 日，被人们比作外高加索的小皇帝的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党的积极分 子大会上讲话时说，参加 “格鲁吉亚中心”的人是“法西斯雇佣的间谍，其 成员已经堕落为一个由间谍。破坏 “分子和恐怖分子组成的元原则的匪帮， 堕落为工人阶级的一伙不共戴天的敌人，”④为了拼凑 “格鲁吉亚中心”， 贝利亚在外高加索进行了大逮捕，有计划地把予头指向一大批外高加索的以 及中央的重要党政领导人，被逮捕的人中有外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著名奠基 者和组织者姆季瓦尼、臭库贾瓦、托罗谢里泽、奇克拉泽、基米纳泽。同时 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亲属和他本人，贝利亚这 个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斯大林的宠儿，当时还不到40 岁，有恃元恐地在外 高加室胡作非为，残害老一代的元产阶级革命家，躁缩黎民百姓，败坏着社 会主义事业，是一个令人切齿的地地道道的恶棍，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 刽子手。这个家伙指示侦讯机关用严刑逼供的残酷手段强迫被捕的人招供， 在此基础上，于 1936年 7 月对所谓的“格鲁吉亚中心”进行了审判，并在报 刊上大肆宣传外高加索对敌斗争的 “战果”，炫耀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 贝利亚的汗马功劳。赫鲁晓夫后来记述了贝利亚30 年代在外高加索的屠杀。 他说：“当斯大林死后我去格鲁吉亚共和国时，我1934年在第比利斯认识的 干部似乎已没有一个人活着了。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从 流放地给党中央委员会 （署了我的名）写了一封信。他描述了贝利亚如何在 格鲁吉亚共和国消灭干部，怎样踏着自己朋友的尸体谋取权力。”。 1935 年，苏联法律也根据审查任务的需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3 月 10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携带刀子这样的冷兵器为犯罪行为，要判处5 年以下的徒 刑。7 月 20 日的法令更加严厉，这一法令后来载人刑事法第58 条。该法令 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 10 年以下徒刑，其他家庭成员判处 5 年徒刑。这实际上是连坐法或人质法。 最令人吃惊的是4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将刑 法施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12岁以上的孩子，包括死刑。这一法律规定在西方 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苏联这样的国家颁布这样的法律惊愕不已。后来，这 条法令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为谁若不按要求交待自己的“罪 行”，便会受到子女被捕、监禁甚至处死的威胁；这是连那些饱经生死考验 视死如归的革命家也无法忍受的。 据说，这一条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人质的法令的制定与 “克里姆林官案 件”有关。其实，若把这一法令拿到30 年代的恐怖政策的总体中去考察，就 不难看出，以个别案件作为如此重大法律规定的根据，纯粹是一种借口，是 一种掩人耳目的拙劣的借口。克里姆林宫案发后，除了制定一些非常严酷的 法令外，叶努基泽因负责克里姆林官的事务而受到了直接的打击。他受到了 申斥，接着被撇销了所有职务。 与叶努基泽遭受迫害的同时，叶努基泽所信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拉脱 维亚人彼得松也被解除了职务。彼得松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有名的托洛茨基 活动大本营的列车长。彼得松被调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助理。1937年被捕，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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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指控参与叶努基泽策划的所谓克里姆林宫政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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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努基泽被黜 叶努基泽受打击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身居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位， 可是不愿意无原则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赞成阶 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恐怖镇压政策。 1935年中，公布了斯大林于 1934 年 7 月与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 谈话。这一行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斯 大林在谈话中大讲阶级斗争，着重强调了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 用：“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望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 他们看到；日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 以暴力回答暴力。”＠对斯大林的赞扬、吹捧、歌功颂德的个人迷信运动迅 速展开。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不断出现斯大林的照片、给斯大林的贺词、歌 颂斯大林的文章、文艺作品和讲话。1934—1935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 成绩不是归功于党和人民，而是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似乎他是给世间带来 福音的上帝。斯大林心安理得地容忍了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仅如此，他 还用各种办法鼓励和刺激个人迷信运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 地位，卖力地，有时近乎恬不知耻地吹悻斯大林。在地方上，鼓吹个人迷信 最卖力的是贝利亚。许多州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势人物和既得利益者阶层也加 入这样的合唱队伍。借助于上下一体的组织力量和宣传舆论的工具，个人迷 信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斯大林的肖像、塑像、语录、文章到处泛滥， 人们言必称领袖的教导，社会和个人的每一进步都是由于领袖的教诲，领袖 的出现就是一片狂热的欢呼。列宁的 “战友和学生’’斯大林受到了比之老 师还要狂热的崇拜，他变成了人世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而这位神的“战 友和学生”也受到相应的崇拜和欢呼。贝利亚这位斯大林 “忠实的学生”变 成了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居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吹捧和欢呼。 1935年 7 月21 日和22 日两天，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召开了党的工作者大 会，以演讲的方式宣读他即将发表的一篇论述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文章。整 个讲话由讲话人对历史的随意伪造和对斯大林的狂热吹捧，以及会场上有组 织的欢呼所组成。 “7 月的炎夏天气，巨大的会场大厅里，一千多人散发出 来的汗珠，汇合成一股强烈的恶臭。 ‘斯大林斯大林 斯大林 ’，这个名字 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就像囚犯踩的踏车发出的单调回声。疲乏厌烦的气 氛在会场里蔓延开来。听演讲的人都晓得，从今以后，一部新的政治圣经就 要生效了，谁要是不够小心谨慎而说出一句反对这个教条的言论，那他马上 就会铂挡人狱。”＠1935年 7 月末， 《真理报》登载了贝利亚的著作，题名 为 《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问题》的摘录。贝利亚的书是在斯大林 的直接授意下，由不学元术的贝利亚请求第比利斯大学校长托罗塞里泽等写 成的。稿子写成后，呈交斯大林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以贝利亚的名字 发表的。而写书的人，即托罗塞里泽，后来竞被杀掉了。 贝利亚的书是一本肆意伪造外高加索革命史和党史的书。他通过篡改和 编造历史事实、历史文件、制造和消灭见证人的手段，任意抹煞和贬低外高 加索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邵武勉、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奥拉赫拉什维 利、基洛夫、马哈拉泽等人的作用，把他们的许多革命功绩算到了斯大林的 帐上，把外高加索早口回歹 9＠期革命运动先驱的几百名成员中普通一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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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任意拔高到唯一领袖的地位。他不仅把斯大林打扮成外高加索革命 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而且把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称作 “我党建党过程中的第二 个中心”，甚至把斯大林无限拔高到与列宁并列的程度，提出了 “党和革命 的两位领袖”的说法。为了吹捧斯大林，贝利亚竟敢随意修正列宁的论断， 说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时间并非像列宁所说的那样， 是 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是 1912年在巴黎举行的 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斯大林只是在这次代表会议 上才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28）在被贬斥的外高加索革命运动诸 领袖中，邵武勉在国内战争时牺牲，基洛夫被谋杀，奥拉赫拉什维利和马哈 拉泽等外高加索原党政负责人以通过调动工作的行政手段受到了打击，后来 在大清洗的高潮中相继被害。最突出的人物剩下了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 泽。奥尔忠尼启则受到了有礼貌的冷遇。主要的打击落到了叶努基泽身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非常憎恨贝利亚，认为她父亲受到了这个可怕恶魔 的巨大影响，并说叶努基泽是惨遭贝利亚毒手的第一批人之一。这种说法有 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贝利亚确实充当了一只毁灭老干部的疯狗。但是贝利 亚当时还没有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他的诬蔑、诽谤和打击之所以 能够起作用，是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1935年 1月，叶努基泽虽然就外高加索革命史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 是并没有真正认 “错”。他在当月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贬低克茨霍韦利 在建立巴库委员会和赋予该组织以布尔什维主义面貌之中的作用，是根本不 正确的和不公正的。”在谈到斯大林在 1904年著名的巴库罢工中的作用时， 他只提到了斯大林的参加，而没有提其领导作用。 （29）根据叶努基泽的侄 女伊琳娜·叶努基泽的回忆，叶努基泽还拒绝按斯大林的调子参加联共 （布） 党史的编写工作。 （30）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不肯悔改的表现。因此，到 1935 年6 月初，叶努基泽实际上已经落到了政治上不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6 月5 —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判叶努基泽所谓政治上和生 活上的堕落。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是关于所谓叶努基泽问题的主要报告 人。他报告的题目是： 《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管理机构和叶努 基泽同志》。报告称，由于叶努基泽的犯罪性的纵容，克里姆林宫地区出现 了一批恐怖团体，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它们的组织者是加米涅夫。 这就是后来被审判的所谓 “克里姆林宫案件”。叶若夫为了赋予这个案件以 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庞大的规模，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此案还与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以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等有关。然而在整个报告中， 除了列举某些所谓人犯的没有事实根据的破绽百出的口供外，根本没有任何 可以证明叶努基泽、加米涅夫参与阴谋的事实。这一案件显然是人为制造的， 是经不起审查的。可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受到少数人的控制，所以根本没有 对这个案件的真伪提出任何疑问。加米涅夫再次成为被告。大会通过了将叶 努基泽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总检察长阿库洛夫顶替了叶努 基泽的职务，而维辛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不久， 《真理报》于6 月16 日和 6月19 日分别登载了两个年轻的书记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攻击叶努基泽的文 章。赫鲁晓夫称他是 “工人阶级的最凶恶敌人的辩护士”；日丹诺夫则称他 是 “一个腐败的市侩，一个狂妄、自大、失去了共产党员面目的孟什维克式 的官僚”。他们重复了叶努基泽被开除的理由：丧失警惕性和道德败坏。而 这种理由的根据是在叶努基泽负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里 “发现”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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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前的贵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对 “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一 些被告包括沙俄时代过来的伯爵小姐的庇护。事实是，那些被 “发现”的人 过去都积极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后来也用自己的行动和诚实的工作证明他 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比如从前的孟什维克埃·潘托维奇就尽心尽职地 完成他担任的中央执委会法律顾问的职务。这样的人当时在国家计委甚至内 务部里都有。其实，上述构不成罪过的所谓问题，不过是迫害叶努基泽的借 口和托词。叶努基泽与斯大林交往几十年，他非常清楚他受到诽谤和打击的 症结所在：他不愿意违心地伪造外高加索革命斗争史，加入到个人迷信的合 唱队里，人为地提高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更不愿意因此而贬斥、迫害其他老 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直至把他们肉体消灭。归根结底，是他反对斯大林的恐 怖镇压政策。这是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而不是叶努基泽到底有没有错误的 问题。一年半以后，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这 一对朋友和战友之间。奥尔忠尼启则同样像叶努基泽一样，没有顺从和屈服。 不过，他由于性格的耿直和过分地倔强，而选择了宁肯自杀也不同流合污的 道路。叶努基泽了解问题之所在，他心里坦然。因此，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中 央全会上，他默不作声，既不悔过，也不反抗。只是当宣读到中央执行委员 会机关被捕干部的明显的假口供时，他才忍不住在自己的座位上高声发话 说：“要是我有雅哥达的权力，我就可以在这里也宣读一些更加荒诞的供词。” （31）阿维尔·萨弗罗诺维奇·叶努基泽1877年出生于库塔伊西省拉恰县茨 长季西村。上过农村小学。1896年，他加入了梯弗里斯一个青年工人和学生 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建立时，叶努基泽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1901年，他领导 建立了闻名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史的巴库第一个地下印刷所，在传播马克思 主义，印刷 《火星报》、党的文件和列宁的文章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叶努 基泽从 1901年起，就和列宁等党的领导人保持联系，接受党中央的指导。1906 年，他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委 员。他曾经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并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沃洛达尔斯基、捷尔任斯基等一起，当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任命为委员会军事部负责人。1918年秋，他当选为全 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叶努基泽是外高加索党组织的缔造者 之一，是一位忠诚和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曾经多年担任列宁的顾问。 作为外高加索党组织的最早的领导人，叶努基泽十分熟悉外高加索革命 运动的情况。他在一些文章中如实地叙述革命运动情况，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这样做，以及他在对待恐怖镇压政策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被视为 是对领袖的抵制和不忠。贝利亚的 《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问题》 一书的出笼及其后来的补充和修改，在许多地方未提到叶努基泽，说明了叶 努基泽倒台的原因。 当贝利亚看到叶努基泽这颗星即将陨落之时，立即紧跟上面的脚步，最 先加入了诬蔑和诋毁叶努基泽的行列，并适时地给他正准备交付出版的书加 上了这样一段： “应该指出，阿维尔·叶努基泽、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 和菲利浦·马哈拉泽所写的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著作，看来存在 一些错误，歪曲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这种有意识地蓄意篡改事实和历史 事件的作法，给真理，给党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937 年 12 月，当 叶努基泽、奥拉赫拉什维利被秘密处死以后，贝利亚又对他的书作了一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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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而暴露出叶努基泽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加的一段关于叶努基泽的 话是这样的： “阿·叶努基泽后来被揭露为人民的死敌，他在由他授意写成 的传记和在自己写的以 《我们在高加索的非法印刷所》为题的小册子里，抱 有敌意地蓄意伪造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荒诞无耻地歪曲尽人皆 知的历史事实，把在巴库创建第一个非法印刷所的功劳据为己有。 “我们知道，由于他的这些伪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行径有立即被揭穿的 危险，阿·叶努基泽被迫在 1935年 1月16 日的 《真理报》上，表示承认上 述错误。” （32）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书出版之后对叶努基泽等人的态度也说 明了问题之所在。虽然叶努基泽等在1935年初曾被迫承认他的关于外高加索 革命史的著述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后来实在无法忍受贝利亚任意的 捏造和肆意的篡改以及对外高加索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攻击和诋毁。他们觉得 自己在著书时已经相当注意地突出了斯大林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就是这样 做仍被贝利亚斥之为对党史的歪曲和对领袖的诋毁。被贝利亚排挤掉的原外 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不能容忍贝利亚的诬蔑和诽谤，给斯大 林写了一封信，要求在 《真理报》上驳斥贝利亚。斯大林的态度如何呢？他 在回信中说： “‘你的信’本可以送《真理报》刊登，但是我认为您的信的 内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33）当时，柯秀尔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对 待革命老战士的问题，斯大林意味深长地说什么这样的事情还是让未来的历 史学家去做。 25 年以后， 《真理报》于1962年5 月29 日载文写道：叶努基泽垮台的 原因是斯大林想抬高自己在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我党历史的有名 的伪造者、挑衅者和冒险家贝利亚”也要对这件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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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里姆林宫案” 克里姆林宫案件是准备公开审判期间又一起打击原反对派的重大事件。 基洛夫被杀以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与政府正式宣布的调查 结果大相径庭。克里姆林宫也不例外，在这个机构庞杂、人口众多的中央首 脑机构的驻地，在这个斯大林下榻和办公的地方，许多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 1935年初，这里流传最甚的是关于基洛夫之死和斯大林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 娃之死的消息。 1935年 1月至4 月，克里姆林宫大批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及其家庭成员 和熟人等被捕。其中有清洁工、看门人和电话员 11人，政府图书馆工作人员 18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人员6 人，克里姆林宫警卫人员和军职人 员 16人，克里姆林宫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48 人，家庭主妇6 人，加米涅夫 的亲属5 人。被捕者起初的罪名是散布恶毒的流言蜚语。随着调查和审问的 进行，内务部于1935年2 月得到了关于警卫队中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小组的 口供。另有口供说， “他们散布诽谤诬蔑的消息，会酿成反对党和政府领导 人的恐怖主义情绪”。 （34）根据上述口供，调查和审讯的调子升级。追查 流言散布者的想法升格为追查他们的恐怖主义的意图。与此相关，已被认为 是恐怖阴谋活动的总后台的季诺维也夫再次被提审。1935年 3 月 15 日，已 经习惯于受审的季诺维也夫再次交待说： “有句名言是属于加米涅夫的，即 ‘斯大林所喜欢的东西现在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和加米涅夫关于搬开斯 大林的谈话是有过的，但是这种谈话的出发点仅仅是想改变他的联共 （布） 中央总书记的职位 加米涅夫关于必须采用动手术的方式作为与联共 （布）领导斗争的方式的说法，我没有听到过。但我不排除这样一点，即他 对斯大林表露的凶狠说法和仇视，可能被利用来达到直接的反革命的目的 。” （35）内务部根据推测和怀疑，根据被告的似是而非的口供以及被告 之间的个人关系，发挥了内务部的威力，最后 “破获”了一个由国家图书馆 和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该集团成立于 1933—1934 年，其目的是图谋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首先是对斯大林实行恐怖行动。图书馆 系统的参加者有加米涅夫的前弟媳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罗森菲尔德、叶 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穆哈诺娃、季娜伊达·伊万诺夫娜·达维多娃 等6 人，她们都是图书馆馆员，而且全是女姓。这个小组的头头是罗森菲尔 德和穆哈诺娃，她们二人甚至谋图亲自动手杀害斯大林。此外还有馆外二人 积极参加了她们的活动。克里姆林宫警卫队系统的参加者被称作克里姆林宫 警卫队的托洛茨基恐怖集团，为首者是前警卫队队副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 奇·多罗申，前警务书记官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西涅洛博夫。两个集团 之间的联络由西涅洛博夫和他妹妹克拉夫季娅担任，她是政府图书馆工作人 员。西涅洛博夫是恐怖行动的执行者之一，他的武器由尼·罗森菲尔德提供。 同时，内务部还在莫斯科 “破获”一个托洛茨基军人恐怖集团和一个前白卫 分子反革命集团。前者由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维 奇·切尔尼亚夫斯基领导，他在出差国外期间与国外的托洛茨基组织建立了 联系并接受了谋杀斯大林的任务。恐怖行动的执行者是该集团成员军事化工 学院学员费奥多尔·格奥尔吉耶维奇·伊万诺夫和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 工程师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诺沃日诺夫。该集团与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反 革命集团的联络工作由该集团成员军事化工学院学员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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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列夫担任，他曾与多罗申多次会面。白卫分子恐怖集团的头目是格鲁尔 吉·鲍里索维奇·西纳尼一斯卡洛夫，捕前系联共 （布）党员，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因此，他与所谓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地下反对组 织关系密切。这个集团与政府图书馆恐怖集团的联络工作是通过穆哈诺娃进 行的。 与该案被告罗森菲尔德有亲戚关系的加米涅夫被打成了以上这些恐怖团 体的后台和鼓动者。这位鼓动者于 1933—1934年期间有计划地散布攻击联共 （布）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流言蜚语。组织关系上，则通过他的弟弟科学 院出版社插图画家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森菲尔德，与政府图书馆的恐怖 集团保持联系。尼·鲍·罗森菲尔德通过其前妻尼·亚·罗森菲尔德、穆哈 诺娃等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他本人直接参与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 大多数被告无论在预审还是审判中，都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和恐怖 罪。有的被告只承认听到过反苏的流言蜚语。只有罗森菲尔德及其前妻、穆 哈诺娃、切尔尼亚夫斯基、西纳尼一斯卡洛夫和 《为工业化而奋斗》的报纸 编辑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加丁一盖尔承认，他们犯了反革命言论罪 和恐怖意图罪。加米涅夫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自从1932年他改变了 反对党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干过任何反对斯大林的坏 事。对于克里姆林宫政府图书馆恐怖集团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加米涅夫一无 所知，而且他根本不认识除他的弟弟、前弟媳和侄儿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罗 森菲尔德以外的任何被告。在多达 110名被告中，除了罗森菲尔德及其前妻、 穆哈诺娃之外，也没有一个人供认和加米涅夫的 “罪恶关系”。后来，参与 侦查 “克里姆林宫案”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于1937—1938年被处决。 1935年 7 月 27 日，由乌尔里赫任审判长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 “克里姆林宫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中未设国家公诉人和辩护人席。 西涅洛博夫和切尔尼亚夫斯基判处死刑，其余被告被判处 10年或 10年以下 的监禁。加米涅夫在1935年 1月16 日被判5 年徒刑的基础上加刑5 年。 在服刑期间，所谓“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主犯穆哈诺娃曾于1937年对人 说，整个案件纯属捏造。她说，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在开庭前威胁她，如 若否认作出的供词将被枪毙。维辛斯基也曾警告过她。西纳尼一斯卡洛夫也 在监狱透露出他受到的同样的威胁。加米涅夫被判刑的侄子于 1937年重新受 审时，断然否认了他关于 “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供词。 “克里姆林宫案件”于1957—1958 年被撤销，所有被告于 1957—1958 年和 1988年分别予以平反。 以上就是所谓的 “克里姆林宫案件”。它是基洛夫事件后，继“列宁格 勒中心”案件、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案件”、“莫斯科中心”案件后，又 一个重大案件。它像前几个案件一样，也是由当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秉 承上司的旨意一手伪造的。它不但起到了前几个案件起到的败坏原反对派声 誉、震慑社会舆论的作用，而且是一次整肃内部、防患于未然的重大行动。 它还被用来打击像叶努基泽这样的领导层中的刚直的革命家，是为后来的大 规模清洗进行组织和思想准备的重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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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解散 除了古比雪夫、叶努基泽等有名望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反对斯大林的恐 怖和镇压政策外，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苦役流放犯人协会等老革命战士的 组织，也通过征集名人签名和致信政治局等形式，表示反对处决反对派人士。 斯大林曾不得不做出让步，建议在审判中不要判处他们死刑。但是到了 1935 年5 月份，签名活动便被斥之为派别活动。5 月25 日，中央委员会勒令解散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并组成了一个由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等年轻的斯大 林分子为主的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 老布尔什维克都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干部。虽然经过20 年代排斥、消灭反对派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中的大多数老布尔什 维克已被排斥出领导岗位之外，一大批十月革命胜利后追随革命或投机革命 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但是，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并没有泯灭， 老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人都还健在，他们的功绩并没有被人遗忘，他们的无形 的威望依然存在。他们在野的声音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被人民称为 “列 宁的近卫军”。这些人对党、对党史的了解和概念，并不是从30 年代报纸上 个人迷信的宣传中得到的，并不是从后来于 1938年出版的 《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中得到的。他们知道十月革命中的所有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实际 作用。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和国内战争时期只是模模糊糊听到过有一个斯大 林，因为未来的总书记当时仅是一个起二等作用的人物，并不是列宁所倚重 的什么 “亲密战友”。斯大林的权力的迅速膨胀是列宁逝世以后的事。对于 斯大林来说，有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即使不公开反对他，他们 的意见和潜在的影响也足以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强制的 “全盘”集体化及 1932 年的大饥荒 （36），人民和党组 织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熟悉列宁遗嘱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存在，自然地成为一 个重大的政治威胁。而且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列宁关于通向社会主义途 径的教导。列宁说过，没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只能是通过民主和 政治自由的途径，这种信念当然是实行个人专制的极大障碍。列宁还说过：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 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 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 的和值得注意的。” （37）但是斯大林并不这样想，他想的不是通过从正视 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经验教训，他想的只是按照他的想法，完全清除这些潜在 的不满者以巩固他的地位。后来从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揭露出来的“特务”、 “破坏分子”、“捣乱分子”、“恐怖分子”、“两面派”的巨大的惊人数 量看，几乎使人们辨不清：到底是敌人隐藏在革命者中间，还是革命者隐藏 在敌人中间。苏联法学博士 B ·库里岑教授说：“遭受镇压的首先是老布尔 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因为这些经受过思想锻炼的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是 难于吓倒的，是难以迫使他们不要说出自己的见解的。” （38）什基里亚托 夫和马林科夫用斯大林欣赏的行政手段处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问题，他们封 闭和撤销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主要刊载回忆录和理论性文章的刊物 《老布 尔什维克》。这个刊物忠于历史事实和反映老一代革命家革命传统的倾向被 视为大逆不道。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人先后受到了迫害和镇压。 6 月25 日，前政治苦役流放犯协会被解散；《苦役和流放》杂志也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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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叶若夫。协会中参与了请求宽恕反对派活动的人先 后被捕，老党员洛波夫曾激烈地反对党内的恐怖政策，后来据说死于侦讯时 的心脏病发作。 老党员、老革命家对恐怖政策的抵制远不如广大年轻的党员的不满和反 抗。内务部在调查基洛夫案件时已经发现共青团领导人的叛逆情绪，有一些 青年团体甚至谈起了谋杀斯大林及制定谋杀计划的问题。当然这些事情仅限 于言论，而且一有表露就受到了强有力的镇压。不管怎么说，共青团员的思 想状态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35年6 月底，共青团中央书记科萨列夫在共青 团中央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宣布要对共青团进行改组，以把党的敌人从共青团 清除出去。 1935年的上半年，是后来大规模清洗的初步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 组织、思想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准备到能够对原反对派进行大 肆公开审判并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因为许多有威望甚至权力在握的 温和派还没有被打垮。克里姆林宫的所谓谋杀斯大林一案受牵连的加米涅夫 还不能被判处死刑，而只能于7 月27 日判处10年监禁。在被判决的42 人中 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很明显，恐怖政策的继续升级遇到了来自党内和人 民的强大阻力，必须进行更加认真的组织准备和掀起一个恐怖运动。 1935 年 12 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审查党员档案的决议，后来这一决议成 为大清洗的组织基础。但当时这个审查看来并不那么重要，而且当时宣布 1933年开始的清党已经结束。 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参加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成 立于 1935年 12月，草案于1936年6 月完成。布哈林认为，随着新宪法的制 订和颁布，人民的权利和意见将受到尊重。因为新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比如，宪法规定：公民不能受到任意逮捕，住宅不能非法侵犯，通 讯保密，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示威自由。布哈林甚至天真地认为新宪法 将会贯彻，真正的宽松阶段即将到来。布哈林尤其认为，共产党员是为社会 主义而献身的人，他们应该懂得国家并非与他们对立，而是他们应该适应形 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布哈林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人道主义，他对巴甫 洛夫和高尔基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大生理学家巴 甫洛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20 年代中期，当布哈林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时， 巴甫洛夫表示反对，说他 “身上沾满了血”。可是后来他们逐渐成了朋友。 布哈林常常为知识分子说话。 以上所说的只是表面的平静，事实上，大清洗的实际准备工作在悄悄进 行。注释： ① 《大恐怖》，第124—125页。 ②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北京1979年版， 第37 页。 ③伊·米·格隆斯基等： 《古比雪夫的一生》，北京1985年版，第 312 页。 ④ 《高尔基选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27 卷，第327 页。 ⑤C ·苏哈列夫：《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吹鼓手贝利 亚》，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3 期、第 103页。 ⑥列夫·托洛茨基： 《斯大林评传》中文版下卷，第544 页。 ⑦B ·库马涅夫：《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30 年代）》，载 （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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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历史》杂志 1990年第 1期，第30 页。 ⑧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6页。 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81 页。 ⑩ （11） （12） 《联共（布）中央的秘密信：〈有关基洛夫同志被惨杀 的诸事件的教训〉》，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95—96、96、 99 页。 （13） （14）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2 页。 （15）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85 页。 （16）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2 页。 （1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361 页。 （1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65 页。 （19）尼古拉·茹谢宁：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载（苏）《星期》 周刊，1988年第8 期。 （20）转引自阿兰·维尔亚姆斯： 《贝利亚日记之谜》，上海文艺出版 社 1988年版。 （21）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 （22） （23） 《贝利亚暴政》，载（苏）《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第 1 期，第 70、74 页。 （24）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20）》，第95 页。 （25） 《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载（苏）《历史问题》 杂志 1990年第6期，第84 页。 （26） 《斯大林文选》上卷，北京1963年版第 11页。 （27） （波）撒迪厄斯·威特林：《政治杀手贝利亚》，中国华侨出版 公司 1989年版，第 182页。 （28）H ·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迷 信的百科全书》，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1988年第 11期。 （29）叶努基泽： 《关于外高加索党组织史问题》，载1935 年 1 月 16 日 《真理报》，转引自《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第111页。 （30）见 （苏）《消息报》1987年 11月14 日。 （31）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年版，第 171页。 （32）贝利亚： 《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莫斯科1939 年版，转引自 《政治杀手贝利亚》，第166—167、228 页。 （33）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载 （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54 页。 （34）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 案件”》，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7期，第92 页。 （35） 《关于所谓的 “克里姆林宫案件”》，第90—91 页。 （36）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饿死二三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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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B ·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1932—1933 年饥荒的讨论和苏联 30—40 年代的人口灾难》，载 （苏）《历史问题》1988年第3 期，第 120页。 （3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 卷，第71 页。 （38）B ·库里岑：《1937年，迷信的根源和实践》，载 《死后平反者》 第一卷，莫斯科法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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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内务部的刑堂 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 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 ——捷尔—瓦加尼扬 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认，我否认。 ——斯米尔诺夫 在排除恐怖政策的障碍，宣传和贯彻恐怖政策，鼓吹个人迷信以及强化 苏联法律的镇压机制的基础上，肃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工作逐 渐向纵深发展。仅仅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为基洛夫的被害担负道义上 的责任，是不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的。1936年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过去 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作后来所称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案。 从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看，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观意志和 暴力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制作过程充分暴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 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的践踏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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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破口 选择突破口进行突破，是侦破阴谋集团通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正 确的方法只能以事实上存在阴谋集团为前提。如果阴谋集团的存在仅仅是一 个假定，没有被事实所证明，那就只能证明突破口是假的，在突破口的基础 上建立的整个案件也是假的。而如果选择一个或几个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突破 口，让他提供办案者所需要的口供，在他的口供的基础上制造一个假案，制 造一个阴谋集团，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有意地制造假案。所谓 “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就是这么一桩有计划地制造出的假案。 “托—季联合中心”的侦破工作是1935年 12月开始的。1936年 1月5 日，在高尔基市，内务部门在缺乏任何犯罪证据的条件下，逮捕了前托派分 子、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师奥利别尔格。这是内务部选择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 瓦连京·帕夫洛维奇·奥利别尔格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因参加 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 7 月移居苏联，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任教。按 当时的内务部干部奥尔洛夫在他后来所写的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所提 供的材料，奥利别尔格的身份是苏联内务部特意安排到高尔基师范学院充当 内务部奸细的。奥尔洛夫在书中说，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工人 员，曾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收集情报。1930年，受苏联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德国情报站的派遣，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因无法获得 托洛茨基的信任而未果。后又被派到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 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1935年，奥利别尔格被召回国，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 下的秘密政工局工作。当时一些大学托洛茨基思想情绪泛滥，如高级党校的 学生学过马列原著后，认为被斯大林斥为异端邪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 马列主义。高尔基市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甚至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 著作的秘密小组，传阅诸如 “列宁遗嘱”等党内查禁的文件。内务部决定派 遣奥利别尔格到高尔基师范学院监视学生的活动。为此，他需要在该学院谋 取一个教授政治理论的教师职位。当时，在苏联教育部门，对担任政治理论 教员的政审、教学水平和经验的要求很严格。奥利别尔格不是联共 （布）党 员，甚至不是苏联公民，而是当时还未合并到苏联的立陶宛人，没受过高等 教育。尽管中央有关部门补发了任命他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指示，但一 到高尔基市，与负责教师工作的州党委委员、宣传鼓动处处长叶林的初步接 触便使他露了馅。叶林向高尔基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坚决反对这么 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来充当教师，而且指出他的证件是伪造的。莫尔恰诺夫得 知这一消息后，急忙打电话向中央解释。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再找 奥利别尔格的麻烦。由于叶若夫的干预，奥利别尔格到任，而叶林后来则因 这件事被害。按照奥尔洛夫的说法，奥利别尔格是受命充当奸细，与内务部 一起，制造出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案。 1988年6 月，苏联最高法院在审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 中心”一案后，宣布撤销这一案件，案件中的所有被告因缺乏犯罪事实被宣 布平反昭雪。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 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撰写的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一文中说： “本案提出的关于‘联合中心’组织了对 基洛夫的杀害并且准备由该中心成员对斯大林等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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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 尔格、M ·卢里耶和H ·卢里耶提出的指控，即他们似乎是由托洛茨基派到国 内并在苏联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的指控，同样是没有根据的。”①除了为奥 利别尔格等平反的决定外，文中还列举了证明奥利别尔格并非奸细的材料。 我们相信苏联政府的材料和结论是建筑在对案件的全面法律调查基础之 上的。这一结论否定了奥尔洛夫关于奥利别尔格等是内务部的奸细一说。奥 尔洛大当时虽然是内务部的干部，但他开始时担任内务部下辖的边防军的军 官，后来到内务部担任经济局的负责人，没有直接负责奥利别尔格案件的工 作。不过，他可能知道奥利别尔格与内务部的复杂的关系，以及奥利别尔格 受审后的表现，尤其是他被捕后不久，就按照内务部的意图，驯服地交待或 者说编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及其罪恶活动。于是，奥尔洛夫得出了奥利别 尔格是奸细的结论。当然，从他驯服地交待和编造材料的态度看，他确有奸 细之嫌。 内务部选中高尔基市师范学院和奥利别尔格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前 面已经说过，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中确实存在着对当局和斯大林 不满的思潮。他们在不公开的场合议论过中央的某些政策，特别是恐怖政策， 发泄过一些不满，但没有采取过任何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实际行动，更不存在 什么秘密的阴谋。 奥利别尔格曾参加过托派并且是来自德国。他正好可以担当侨居北欧的 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内务部对奥利别尔格进行了 严刑逼供和欺骗。一个月之后，他就招了供。他交待说，他是由托洛茨基通 过其子谢多夫派到苏联完成特殊使命，即进行反革命串连的。在侦查员的压 力下，他交待出许多由他串连和发展的同伙。这些人大多是他在师范学院的 同事和学生。高尔基师范学院的许多教授和教师被捕。内务部有关领导对奥 利别尔格说，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被选定来继续完 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帮助党和内务部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应该在即将举 行的审判中把托洛茨基作为反对苏联的阴谋组织者予以揭露。有关领导向他 保证，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他都会被释放并被派到远东地区担任一个负责 的职务。于是，奥利别尔格在屈服和投降的路上越滑越远。他采取了需要什 么便交待什么的态度，并和侦查员们一起研究和确定交待的细节。按照奥利 别尔格的供认，他以托洛茨基联络员的身份来到了高尔基师范学院，征募了 学生和教员，并与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制定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大致内容是：派一个由坚定的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 科参加 “五一”游行，趁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的机会杀死斯大林。 为了使高尔基师范学院大学生案不致露出破绽，内务部秘密处决了知情 人叶林，因此后来审判时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他本人未能出庭作证。内务 部还强令奥利别尔格供认他在学院作教师的弟弟和一些朋友也是恐怖分子。 无耻而怕死的奥利别尔格有求必应。在被他诬陷的人中，有师范学院院长费 多托夫。费多托夫虽然交待了一些问题，因显然达不到当众坦白的要求，后 来没有出庭，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是阴谋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被内务部 定为炸弹的制造者，但他在酷刑下没有屈服。与奥利别尔格案被揭发的同时，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地也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逮捕，给他 们加上了反革命的和恐怖活动的罪名。当时，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共 100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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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各地的所谓托洛茨基阴谋恐怖集团相继破获，奥利别尔格等交代 出 “重要材料”的基础上，内务部确定存在着一个全国规模的托洛茨基和季 诺维也夫的反革命阴谋集团。1936年2 月9 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普罗科 菲耶夫向各地内务部门发出一个指示。指示称，内务部掌握的材料表明，托 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活动在不断增强，这些组织中有地 下的恐怖团体。一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在苏 联建立统一的反革命政党和统一的政权组织中心。指示中明确指出，内务部 的任务就是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所有地下组织，不仅要揪出其骨 干分子，而且要侦破地下的反革命团体，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 全部组织联系，侦破恐怖主义的团体。 到 1936年2 月底，奥利别尔格编造的故事，经过不断地修改和润色，已 经加工到一个像样的程度。其它地方的侦破工作也有进展。内务部领导决定 把它们作为反对派整个阴谋的基础端出来，然后发动内务部门的力量全面深 入地开展侦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工作。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奉命召集了内务部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有内务部40 来名领导干 部参加。莫尔恰诺夫声称已揭发出一个大阴谋，大家都将暂时离开现任职务， 投入这项重要的工作。他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关这一阴谋的证据绝 对可靠，现在大家的任务是查清细节，而不必考虑被捕的人有罪无罪的问题。 可是，他们多年监视反对派，何曾发现过这样重大阴谋案的任何踪迹？如果 这样的阴谋确实存在，他们岂不是严重失职？调集这么多的负责干部去侦查 这一案件本身就说明，有关领导也知道这样大的阴谋并不存在，但因为需要 这样做，因此必须使大多数干部脱离同样被认为是真实的案件，集中力量“侦 破”这一至关重要的案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36年2 月，已经确定了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 存在，并把侦破这一集团作为内务部的主要任务。往下可以看到，在确定突 破口和如何粉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问题上，两个主要的策 划者和组织者雅哥达和叶若夫存在着策略上的重大分歧。雅哥达主张把托洛 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分开，各算各的帐，叶若夫主张把他们作为一个反革命集 团。两个人的分歧与他们争权夺利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斯大林支持了叶若夫。 普罗科菲耶夫指示发出和内务部2 月会议以后，对托派分子的镇压加强 了。1936年 2 月 23 日，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的一个前托 洛茨基团体已被逮捕，其中有书籍出版总局的政治编辑А·舍梅列夫、共产 主义科学院的文学编辑、无党派人士И·特鲁索夫等人。在搜查特鲁索夫的 住宅时发现了托洛茨基 1927年的个人档案。斯大林就档案一事指示如下： “莫洛托夫、叶若夫：建议将托洛茨基的全部档案及其它材料交给叶若 夫同志进行审查并向政治局作出报告，对被捕者的审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与 叶若夫同志一起进行。”②1936年 2 月 27 日，斯大林的这一提议通过向政 治局委员征询意见的方式形成政治局的决议。这一决议显然加强了叶若夫的 地位。 3 月，雅哥达向斯大林报告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组织和侦破恐怖团体的 工作进展情况。他建议将所有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法庭审判， 并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统统枪决。斯大林接到此报告后，于3 月 31 日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关于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问题的具体方案，并 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了他们。决定如下： “所有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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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证明参与了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一律交付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 据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予以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在侦 查结束时提出根据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交付法庭的人员名单。”③根据中 央指示，内务部立即向各地内务部门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命令指出： “我部 机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查清并完全彻底地粉碎一切托洛茨基势力，他们 的组织中心和联络，揭露并镇压一切托洛茨基两面派 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 对所有要清理的托洛茨基案件进行侦查，把揭露和粉碎整个托洛茨基地下组 织，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基中心，把查清和打破他们与埋藏很深的托洛茨基 领导的联络网，作为主要任务。”④内务部下达的指示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 基中心作为主要任务，而没有强调同时要消灭季诺维也夫中心。而叶若夫则 力图证明他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共同进行恐怖活动的提法。 正好这时内务部收到一份密报说，1932年加米涅夫、捷尔瓦加尼扬和洛米纳 泽通过谈判后建立了一个 “联合中心”，其成员包括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 维也夫反对派两方面的人，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穆拉 奇科夫斯基、洛米纳泽和Л·沙什金。这个密报纯粹属于捏造，但它却被叶 若夫作为侦查和立案的依据。 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与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 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雅哥达企图独揽内务部的大 权，把内务部视为独家天下，想以此为基地创造自己辉煌业绩，到斯大林面 前邀功请赏。斯大林更加信任的叶若夫对此不以为然，直接插手内务部的工 作。他不但对内务部的工作发指示、定调子，甚至直接参加对囚犯的审讯。 叶若夫提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派合流的论断，雅哥达则主张分别对 待。他们的分歧也反映在对犯人的审讯中、对突破口的选择等问题上。他们 的关系是勾心斗角的伙伴关系。 在叶若夫的指导下，内务部加紧了对季诺维也夫分子赖因霍尔德的审 讯，并把他作为侦破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另一个突破口。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赖因霍尔德，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立陶 宛和白俄罗斯财政人民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局长。1927年因派别活 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后来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捕前 任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赖因霍尔德身材魁梧，脸膛生动而具有诱惑力，平时衣着考究，给人的 印象是像革命前的贵族而不像共产党员。他工作能力很强，因与财政人民委 员索科里尼柯夫有亲戚关系，在经济界青云直上。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别墅里， 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其中也包括加米涅夫。 将赖因霍尔德作为突破口的原因有二：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的 私交可利用来作为证人加害他们；他曾短时间站在反对派一边，可以利用这 点对其进行讹诈。 赖因霍尔德被捕后，内务部对他采用了从说服、诱骗到酷刑、讹诈等各 种办法。起先，莫尔恰诺夫等向他说，内务部掌握了加米涅夫拉他加入了恐 怖组织的材料，他必须揭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才 能保全性命。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于是他被交给内务部行动局第二把手切 尔托克的审讯小组。此人是个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的人马苦战赖因霍尔德 近三个星期。审讯常常昼夜连轴转，不准他休息、吃饭，并且当着他的面签 发逮捕他全家的拘票，对他讹诈。然而，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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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了下来。接着，内务部制造了一份假判决书，上写赖因霍尔德因参与托— 季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莫尔恰诺夫这时以老熟 人的面目出现，要他向中央书记叶若夫写一份请求宽恕的报告。第二天，莫 尔恰诺夫对他说，叶若夫同意撤销判决，但有一个条件，即赖因霍尔德必须 揭露托—季匪帮的罪行。赖因霍尔德在死亡和活命之间选择时，提出了一个 屈服的条件，即必须由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 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字。雅哥达为他这种 顽固态度所激怒，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这种小人物做交易。可是时间紧迫，而 内务部这时的主要成果是奥利别尔格的供词，内容并不包含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的罪行。于是，叶若夫亲自出马，召见赖因霍尔德，以中央的名义向 他宣布，只要他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无罪 和对党的忠诚。不知赖因霍尔德这样的人是愚忠作怪呢，还是他希望以这种 形式为自己的屈服开脱罪责，抑或是相信叶若夫等高级领导人的人品和良 心，这次谈话之后，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内务部要他供 什么他就供什么，甚至帮助侦讯人员修订自己的假供诉，从而成为内务部诬 陷、迫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得力助手。他对内务部的 效忠和卖命的程度甚至出乎侦讯人员的期望之外。后来，在法庭上，他似乎 忘记了自己的阴谋分子的身份，其说话的口气像是公诉人在谴责十恶不赦的 罪犯。 由于赖因霍尔德作为政府的高级干部，具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反对派领袖进行联络、策划阴谋的条件，具有奥利别尔格这个常住国外的外 国人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因此他作为证人的出现起到了奥利别尔格根本 不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成了叶若夫和内务部轰击托—季集团的重磅炸弹。他 交代和揭发的重要材料有： 他本人作为托—季集团的成员，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杀害基洛夫 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谋杀对象不仅有斯大林，还包括莫洛 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在叶若夫的授意下，他还交待出 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和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以及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 加尼扬等。 赖因霍尔德的供词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罗诺夫和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 查后，由雅哥达送交斯大林，作了一些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修正，就是 把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要被谋杀的名单中勾掉了。这份经过修正的供词成为秘 密和公开审讯托—季集团的基础材料之一。 内务部选择的第三个突破口是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作家和剧作 家里哈德·皮克尔。叶若夫和雅奇达觉得，如使他屈服可使诬陷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的供词具有说服力皮克尔心地善良，待人和气，多愁善感。他1917 年入党。国内战争时任 16军政治处主任，后到白俄罗斯党政机关工作。曾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 派于 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自从被作为反对派受到打击后， 便脱离政治，专事文艺创作。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写过抒情诗和散文。 常与剧团女演员和内务部干部玩牌厮混，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 委书记。皮克尔的被捕使他在内务部的众多朋友为难和难堪，但上命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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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威逼和劝说，皮克尔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屈服了。最后，他请求 见见雅哥达，以证实关于保释他并委以外任的诺言。雅哥达当面慷慨地答应 兑现诺言。于是，皮克尔在米罗诺夫为他拟定的一份供词上签了字，答应在 未来的公开审判的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但他不像奥利别尔格和赖因霍尔德 陷得那么深。他的供词主要是诬陷自己和季诺维也夫，而拒绝任意招供加害 其他被告。他作出供词后情绪消沉、冷淡，时而流露出他本性中的伤感，对 前来狱中看望和招待他的内务部老友说： “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 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⑤ 1936 年 5 月，叶若夫等认为需要 再找两三个像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供认他们是由托洛茨基 本人派遣并且是接受托洛茨基本人的当面指示后回国进行恐怖活动的。于 是，莫尔恰诺夫便选择了两个人选，他们是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 弗里茨·达维德，原名伊利亚—达维德·伊兹赖列维奇·克鲁格良斯基， 德共党员。1926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返 回苏联。1936年6 月被捕前在共产国际工作，同时担任 《真理报》的顾问。 科农·鲍里索维奇·别尔曼—尤林，1921—1923年为立陶宛共产党党员。 1923—1933年为德共党员。1933 年 3 月经德共中央同意来到苏联。1936 年 被捕前担任 《为工业化而奋斗报》外事处编辑和顾问。 1936年6 月，他们二人被捕后，经过内务部莫尔恰诺夫等人的“加工”， 当然不外乎施加压力和欺骗，做出了下列供词：1932 年 11 月底，他们分别 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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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季联合中心”的确定 按照斯大林关于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于 1936 年6 月19 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这个名单共82 人， 被指控为参加了恐怖活动，雅哥达和维辛斯基建议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参 加者，按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在致斯大林的信中， 他们还提到了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按同样法令交付法庭审讯的问 题。他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但在 1935年初 “莫斯科中心”的审判中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审判后仍继续策划谋害党和 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的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 公开审判的意见。他通过叶若夫向内务部传达了他的指示：要举行一次对托 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统一的审判。 斯大林的指示决定了即将举行的公开审判的方向和内容。内务部改变了 过去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分别进行侦查和秘密审讯的作法，全 力投入了制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工作。可以说，“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就是这时候正式确定的。关于这一工作 的领导和进行情况，可以从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1937 年 3 月 19— 21 日举行的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骨干会议上的讲话看出。按他的说法，当时 雅哥达和莫尔恰诺夫企图阻挠对托—季集团的侦破，他们竭力把托洛茨基集 团与季诺维也夫集团割裂开来。还在1936年4 月，莫尔恰诺夫就竭力证明舍 梅列夫、萨福诺娃、奥利别尔格这些与斯米尔诺夫有牵连的人，他们的恐怖 团体已经被侦破，可以到此为止，这就是托洛茨基中心，而所有其余的人都 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已经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内务局侦破的恐怖组织案 件即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案的侦查，莫尔恰诺夫则极力予以诋毁和阻挠。在 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把对托洛茨基集团的侦破工作推向深 入。当时，叶若夫在他的别墅里秘密召见了阿格拉诺夫，向他传达了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中心案侦破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指示，责成阿格拉诺夫采取措施， 揭破还未揭破的托洛茨基匪帮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作用。叶若夫甚至说，如果 阿格拉诺夫不把这件事抓起来，他将亲自召开内务部工作会议，进行干预。 阿格拉诺夫说： “正是遵照斯大林和叶若大的这些指示，采取了措施， 才揭露出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心。然而，根据新的材料开展的侦破工 作远非是顺利的。首先，莫尔恰诺夫暗中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尽力缩小这一 案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保存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负责莫斯科州的那个局里，材料与德赖采尔、皮克尔和埃 （埃斯特曼）有 关。这样，才使侦查工作能够转向新的轨道。”⑥阿格拉诺夫被叶若夫召见 以后，亲自参加了 “联合中心”的立案和侦查工作。1936年 7 月 23 日，阿 格拉诺夫与内务部的负责干部А·拉济维格夫斯基、Г·雅库博维奇、Л·西 马诺夫斯基一起，亲自对在押犯前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前季诺维也夫分 子皮克尔进行了复审，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下述供词，即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的 “联合中心”是基于恐怖活动的一致而成立的。 叶菲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德赖采尔原是托洛茨基的卫队长，1919年入 党。在国内战争中先后任团、旅和师的政委。因其战功得到两枚红旗勋章。 1927年他带头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游行，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捕前 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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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采尔和皮克尔是在内务部的压力下作出伪供的。这一点可以用阿格 拉诺夫的话和内务部莫斯科局副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明。1936年 12 月 20 日，拉济维洛夫斯基给叶若夫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是 1936 年提到莫斯科进行审问的，而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的被捕要晚一些。 很明显，还没有被捕的皮克尔不可能作出什么 “联合中心”存在的供词。他 和德赖采尔被审问和重新审问，是因为需要让他们作出某种需要的供词。拉 济维洛夫斯基的报告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三个星期以来，通过对德赖 采尔和皮克尔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开始交待。”⑦当德赖采尔和皮 克尔的交待材料交给雅哥达时，他在有关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 心”的交待旁边写上了 “不确”二字，而在德赖采尔关于他得到了托洛茨基 下达的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的交待旁，写下了 “谎言”、“捏造”的 字样。叶若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雅哥达的看法，说他认 为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M ·卢里耶等所有的人的交待都是胡说八道， 他在审问记录上直接写上了 “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不可能”的字 样。 尽管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却被案件的制造者 们作为立案的基础。 “联合中心”一案的审理工作走上了新轨道。1936年2 月底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内务部工作会议后，内务部主要是侦破所谓的托洛 茨基中心，现在侦破工作的任务则是侦查 “托—季联合中心”。不久，所有 的被告都被迫作出了相应的交待。 以上就是所谓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形成的经过。叶若 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像阿格拉诺夫的讲话一样，也证明了 这个过程。 “叶若夫：当对这一案件的侦查刚刚开始时 斯大林：什么案件？ 叶若夫回答说，是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案件。叶若夫 在讲话中叙述了该案侦查的过程。按他的说法，一开始内务部有人企图把托 洛茨基中心案大事化小。斯大林觉察出这一点，下达了继续办案的指示，并 责成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他在讲话中点了莫尔恰诺夫的名。他说： “莫尔恰诺夫一直试图缩小这一案件：他竭力把舍梅列夫和奥利别尔格说成 是单独行动的特使，开庭审理或者审判一下，就可以结束，如此而已。有一 点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即所有的供词，即由德赖采尔、皮克尔、埃斯特曼这 些主要罪犯所作的关于莫斯科地区的供词，这些供词根本不被理会。他们就 这样闲聊：德赖采尔是什么人哪，他和托洛茨基是什么关系呀，和谢多夫， 和柏林是什么关系呀，都是些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等等玩意。总之，他们的 话题就贯穿着这种情绪，谁也不想把德赖采尔也好，埃斯特曼也好，皮克尔 也好，与整个这一案件联系起来。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⑧叶若夫对莫尔 恰诺夫等人的办案态度进行了谴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掌握所谓“联合中心” 存在的材料。在上面提到的 1937年3 月国家安全局骨干会议上，叶若夫自己 就说，在逮捕有关人犯的时候并不掌握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材料，侦查工作 只好依靠向人犯施加压力并从他们身上挤出的材料。按叶若夫的说法，就是 把人犯砸破。 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托洛茨基恐怖阴谋集团，季诺维也 夫恐怖阴谋集团，还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其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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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确定都是主观的、唯心的和专断的，是凭借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制造的。 但是，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这样的极少数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是内务 部和检察院这样的法律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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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 “托—季联合中心”这样 的阴谋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 制手段，强迫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 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 1936年 1月27 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 份申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月25 日您对我进 行了最近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 已经比较安宁些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 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 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 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 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 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 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⑨第二天，奥利别尔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 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没犯过指控他的 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 承认自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 中托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 人，为人正直谦虚，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 行革命鼓动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 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膛洋溢着的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 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 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 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 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那样，革命时 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了自己的 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 《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 失败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 被放逐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4 年恢复党籍，但 1935 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 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 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 行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 他建立了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为由，劝他 做出假供。但捷尔—瓦加尼扬拒绝做假供。他说： “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 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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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入死。当时，我 们之中有谁想到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要的供诉上签 字，那至少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我打心眼里 感到，这些供诉只能糟蹋我们的革命，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 人民面前丢脸。”⑩当别尔曼要他服从党的纪律进行交待时，他引用了列宁 的话：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承认党纲。他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 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基人的名誉，那么，他不承认这个纲 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他自己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 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捷尔—瓦加尼扬在审讯时的表现，深深 感动了别尔曼，后者觉得他不仅革命功绩胜过内务部许多人一百倍，而且是 一个有思想的、视死如归的了不起的人。 在被囚禁的秘密审讯时，捷尔—瓦加尼扬压抑不住内心的义愤，曾两次 绝食抗议。后来，他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了一份申诉书，并请别尔曼把它交 给斯大林和雅哥达。在另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他气愤地声明要用自杀结束 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无法忍受卑鄙、恶毒和无耻的诽谤，那些破绽百出和显 而易见的谎言。 “他们发明了这一谎言，其动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却 无力对付这一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 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 （11）捷尔—瓦加尼 扬的这封申诉信根本未被提交法庭。1936 年 8 月 10 日，即公开审判的前9 天，斯大林审阅了维辛斯基起草的公诉书，把捷尔—瓦加尼扬划进了 “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而且，把他作为这一中心中托洛茨基一翼的 一名领导人。 穆拉奇科夫斯基被捕时，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1936年 4 月 23 日，他 的妻子致信内务部，向他们讲明了丈夫的身体状况，医生检查出他的神经系 统和神经节患有疾病。而且在被捕前，他就是长期病号，住过很长时间的医 院。但是，内务部对这种情况根本不予理会，照捕照审不误。穆拉奇科夫斯 基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咬紧牙关，一次一次地走进刑堂。对穆拉奇科夫斯基 的初次审讯持续了90个小时而没有结果。斯大林曾打电话询问审讯情况。后 来穆拉奇科夫斯基被带去见莫洛托夫，后者提出了某种调和办法，把穆拉奇 科夫斯基气得直唾其面。他对审问者的软硬兼施的折磨进行了长时间的抵 抗。谢尔盖 ·维塔利耶维奇 ·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1905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乌拉尔工人起义。国内战 争时，他与高尔察克作过战，曾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5年先后任外 乌拉尔军区和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他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两人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跟随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因 1927年领导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被开除党籍。1928年恢复党籍后，任贝加尔— 阿穆尔铁路建筑局局长。因涉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于1933 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刑5 年。他虽不如斯米尔诺夫那样具有出众的智慧和 广博的知识，也不具有后者那样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宁折不弯的秉性，但他 是一个正直诚恳的革命者。反对派被瓦解后，他没有屈从于斯大林高级军职 的引诱。他有个弱点，就是虚荣心强，自命不凡，常常自诩为杰出的军事战 略家。负责对他进行侦讯的是斯卢茨基。斯卢茨基在上命难违的情况下与他 周旋。因佩服他英雄的革命经历，对他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攻心战术。经过长 期的接触，斯卢茨基揣摩到了他自高自大的心理，便曲意地吹捧他，奉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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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煽动他的虚荣心，使他悔不当初的情绪不断膨胀，让他相信他作出交 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他受到了悔 不当初的情绪、党的事业的需要和保全生命的复杂思绪的折磨。最后，他屈 服了，同意招供以求宽恕。7 月上旬，他开始交待所谓的罪行。根据M ·克里 维茨基在其所著 《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务》一书中所说，审讯穆拉奇科夫斯基 的那个侦讯员对他说： “我把他搞得哭起来。我和他一起流泪，我们得出了 一个结论：一切都完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以避免与不满的群众 作无益的斗争。因此，政府必须让反对派领导人作出公开坦白。” （12）穆 拉奇科夫斯基表示愿意按党的需要认罪时，侦查员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供词 拿给他，让他签字。保存在档案中的审问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记录共有 7份， 其中有 6份是侦查员预先写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穆拉奇科夫斯基未作任 何涂改，都签字了。他只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疑义。这个问题是关于与国外的 托洛茨基中心的关系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 “我请您出示您关于我们的 组织与托洛茨基存在联系的证据。” （13） “托—季联合中心”托洛茨基— 翼的主要领导人斯米尔诺夫对内务部的侦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斯米尔诺夫之被定为托—季集团的领导成员，是由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 确定的。内务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曾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斯米尔诺夫 自1933年 1月1 日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不可能参加狱外的阴谋活动，但斯 大林执意要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集团 7人领导成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被如此看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 克，他卓著的革命功绩，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在党内外享有的威望。他出身工 人家庭，17岁投身革命。1899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最早的党员 之一。1905年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了街垒战，后来在党的地下 斗争、沙皇的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内战时，作为红军杰出 的指挥员，指挥红军第5 集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战斗中战功卓著。 他当时担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 结束后，他在西伯利亚担任领导工作，被人称为 “西伯利亚的列宁”。1922 年，斯米尔诺夫曾被提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宁愿担任 实际工作而不愿坐办公室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总书记的职位由加米涅夫推荐 被斯大林得到了。1923 年到 1927 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 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被开除出党。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5 月在他表示悔过后恢复了党籍。可以说，他的悔过是表面的和不真诚的。他 被斯大林所憎恨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 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1932年，当柳金带头反对斯 大林时，斯米尔诺夫出于正义感起而支持，重新提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 从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报复，被判处 5 年监禁，关进了监狱。这就是 上文所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该案的首犯是柳金。可能正是因 为斯米尔诺夫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和他一贯的反斯大 林的立场，他才被毫无道理地和坚决地包容到 “托—季阴谋中心”中，尽管 他没有分身法，无法身住监狱而参加监外的阴谋恐怖活动。这一点可能是阿 格拉诺夫不同意将他列入托—季中心的原因。 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成员的工作，由内务部外 事局局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他还负责审讯该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穆拉 奇科夫斯基。斯卢茨基懒散，喜欢装腔作势，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也能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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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想象力丰富，工于心计，善于研究被告心理，扮演当 时他们所需要的角色。加上他富于表情，目光显得善良、温和，给人以真诚 感，因此常常能感化被告，使人上当受骗。他不像内务部侦查员们通常对被 告那样凶狠狰狞，明火执杖，而多是利用自己的长处，摇唇鼓舌，软磨攻心。 他对斯米尔诺夫进行了分析，认为像他这样经历过对敌斗争、党内斗争等各 种困难、危险和折磨、考验，一身钢筋铁骨的人，是强硬手段所治服不了的。 只有向他晓以利害，并以某种手段拨动他的心弦，才能使他自动开口认罪。 于是，斯卢茨基不光充当侦讯员，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受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的 人，是被告的同情者。 斯卢茨基的 “攻心战”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使用不 同语言，向斯米尔诺夫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其态度是软中有硬，绵里藏针， 不厌其烦，顽强执着，中心意思是：要保住性命只有接受上面的条件，别无 他法；如果抵抗，到头来只能毁灭自己。但经历非凡的斯米尔诺夫，总是板 着面孔，平静地听他的说教和规劝，不为所动。斯米尔诺夫根本就没有把斯 大林当作党和人民的领袖。他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地低声下气 和布哈林那样习惯地称斯大林 “科巴”。对于所谓杀害基洛夫和蓄意谋害斯 大林的指控，他生硬地回答说，那是斯大林的新把戏。他有力地论证说，谁 都知道他从 1933年 1月起就坐牢，直到重新被侦讯，内务部怎么能够证明在 这期间是他组织人马暗杀了基洛夫并准备谋害斯大林呢。对于这样无可辩驳 的论证，斯卢茨基只能做出粗鲁生硬的回答：政治局希望他主动供认一切， 不然，就根本不会把他送上法庭，意思是说，如拒绝招认，将被秘密处死。5 月20 日受审时，斯米尔诺夫干脆回答说：“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 此否认，我否认。” （14）1936年5 月8 日，斯米尔诺夫为了表示对无端的 侦讯的抗议，宣布绝食。绝食延续了 13天。但是，内务部是不怕犯人采取这 种反抗方式的。他们向外界封锁消息，使绝食根本不致产生社会影响，而如 果犯人因绝食而死，他们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为病死。 在 “攻心战”的同时，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运用了对质的手段，力图使 他绝望。斯米尔诺夫与季诺维也夫对质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现出他作为一 个 “诚实君子”的轻信、诚恳和懦弱的性格特点。季诺维也夫表示自己将要 签署供词，并劝斯米尔诺夫也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将能使自己重新回到 党内，因为科巴 （斯大林过去的化名）目前是党的意志的核心，从长远来看， 他要做事就不可能不要列宁的近卫军，所以他一定会与反对派和解。而斯米 尔诺夫则尖锐地指出，政治局显然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不然搞这么个案 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穆拉奇科夫斯基屈服后，斯卢茨基立即让他与斯米尔诺夫对质，企图软 化他。两位老朋友老同事见面后相对而哭。穆拉奇科夫斯基认为必须认罪招 供，因为这是党的指示，再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屈服了。斯米尔诺 夫对他的软弱进行了斥责，说他是胆小鬼。可能是斯米尔诺夫的话刺伤了自 命不凡的穆拉奇科夫斯基，他便冲斯米尔诺夫嚷道： “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 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这句话显然是讽刺斯米尔诺夫刚直不阿的 态度。斯卢茨基和雅哥达对对质记录进行了篡改。经过篡改后的话变成了对 斯米尔诺夫的揭发。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谈到了 1932年的 一次秘密会议，斯米尔诺夫在会上提议联合季诺维也夫分子建立一个恐怖组 织。这时，穆拉奇科夫斯基质问斯米尔诺夫： “你以为自己是圣人吗？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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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弄脏自己的白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而又血腥的勾当吗？” （15）对质没 有软化斯米尔诺夫。内务部决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他们把他交给了一个名 叫马克·加伊的凶狠的侦查员，对他进行了种种折磨。 最后，内务部使用了他们最得意和最恶毒的手段：用人质相威胁。侦查 员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顽抗，受折磨的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 就像对付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妻子那样。斯米尔诺夫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已被逮 捕，对威胁置若罔闻。内务部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是用得出来的。他们的信条 是马基雅维里的理论：目的确定以后，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内务部对斯 米尔诺夫的前妻莎福诺娃威逼说，只有在诬陷斯米尔诺夫的供词上签字，才 能保住自己和斯米尔诺夫的性命。莎福诺娃被迫签署的声明说，1932年斯米 尔诺夫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开展恐怖活动的密令。8 月，内务部使用了人质， 让莎福诺娃来到审讯室与斯米尔诺夫对质。莎福诺娃嚎啕大哭，恳求斯米尔 诺夫救救他们两个人的命。她说，没有人会把他的供词当真，大家都知道组 织审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劝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一 起去参加审判，因为到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被审判的人，他们也就 不会被枪毙了。 内务部还把斯米尔诺夫的女儿当作人质。他们是这样安排的：斯米尔诺 夫一次去受审时，让他突然看到他的女儿被两个看守架着站在走廊的另一 头。他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女儿后来的命运不详。这个女儿的母 亲被关在科奇马斯—沃尔库塔劳改营。那时，她从亲戚那里知道女儿仍关在 监狱里。后来，她被送到沃尔库塔制砖厂干活。1938 年 3—4 月间，她和其 他 1300多名 “不良分子”一道被枪决。 把家属扣作人质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酷刑乃至杀头威胁所起不到的效果。 斯米尔诺夫最后在人质的压力下同意招供。他提出了招供的条件：不对莎福 诺娃起诉，他只同意承认对他个人的指控。后一个条件被称作 “部分交待”， 这是上边所不允许的。但是，离计划中的公开审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 紧迫使上边无论如何要使斯米尔诺夫出庭，于是接受了部分交待的条件。斯 米尔诺夫开始 “招供”。他在交待时，竭力为他的妻子辩护，不承认她是同 谋。最后，他的妻子被当作 “证人”处理。但是，我们看到，对被囚禁的反 对派领袖的允诺像其它允诺一样，不过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允诺者无耻到根 本不尊重自己的诺言和人格的地步。后来事实证明，斯米尔诺夫的两个妻子 一个被监禁，一个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到8 月5 日，斯米尔诺夫作出了部 分认罪。往后我们在公开审判中会看到，他作出 “部分交待”的姿态，是为 了活着出庭，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仅有的机会，公开宣告他是无罪的。 关于人质的使用情况，莎福诺娃后来谈到过一些情况。在斯米尔诺夫被 秘密审讯时，莎福诺娃被当作人质。在公开审判时，她又被作为证人。随后， 她也被控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而被监禁。1956年 6 月 14 日，她向国家 安全委员会和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说明当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她和其他 被告当时在侦讯中和法庭上作了假证。当时，侦查员在审讯时对被告使用了 精神压力手段，并且欺骗被告说，交待罪行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她说：“正 是以这样的理解为准，即这是党的要求，我们必须用脑袋为基洛夫遇害负责， 我们才去做了伪供。不仅我是这样，所有其他的被告全是这样。” （16）侦 查员威胁她说，她若是顽抗，拒不交持，他就要想办法逮捕她的妹妹，放逐 她的孩子，而且要对她采用肉刑。侦查员对她说，在侦讯中要她承认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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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必须承认的，不管这样的供词对与不对，因为对党来说，这样做是必须 的。莎福诺娃写道： “预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法庭上的情况因有外国 记者参加而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外国记者可能利用我们的供词危害我们的国 家，不能讲真话。” （17）莎福诺娃还写道，由于侦查员采用非法手段逼供， 因此无论是她，还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 夫、捷尔—瓦加尼扬，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所作的供词，百分之九十不符合事 实。 内务部采用种种非法审讯手段的例证还很多。沙什金 1936 年 10 月 22 日写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列举了下列非法手段：威胁，不准 反驳指控，体罚和折磨，人质，以党的名义相要挟。沙什金被列入了 “托— 季联合中心”，参与了阴谋恐怖活动。他在被审讯时诚恳地接受审查，但是 侦查员不允许他对虚假的指控进行解释、说明和反驳。侦讯人员有一个信条： “我们要迫使您承认恐怖罪，要反驳，您就到地狱里反驳吧。”（18）沙什 金的所谓供词是由侦查员预先写好的，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拒绝签署供 词，他就要不经审判或经过 15分钟形式的庭审予以处决。庭审甚至不在法庭 举行，而在侦查员的办公室举行。另外，还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刑事犯牢 房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毒打，要把他母亲和妹妹抓去当人质。此外，对他进行 了体罚，长时间连续审讯，不让他睡觉。经过几十次这样的审问，直到把他 搞得昏昏迷迷，胡说乱供。而更使人气愤的是，侦查员这样做时都是以党的 指示和党的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甚至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也无法掩盖某些非法侦查手段。当时，尤 其是临近第一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内务部编造或者说伪造审讯记录的事情已 经公开化和合法化。编造审讯记录已经形成工作的一道程序，即首先进行若 干次审讯，然后由侦查员编写审讯记录，再制成打字稿，这时才与犯人见面， 由其签字。1937年3 月3 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说：“我应当坦率 地说，下述情况是存在的：在审讯记录交由被告签字以前，首先由侦查员审 阅，然后交给上一级首长，重要的审讯记录甚至一直递交人民委员。人民委 员对此提出指示：应当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然后审讯记录才交给被告签 字。” （19）非法的刑讯手段并非是上命难违的侦查员们的发明，而是在上 面的直接授意下采取的。 所有的侦查员不但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而且不断地接受必 要的思想教育和训练。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恐怖活动的供认材料，从而 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增强自己的敌情观念。上级领导还不断地亲自向他们灌 输关于敌情严重的意识，似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到处存在，斯大林的生命 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威胁。这种 “敌情”严重造成的紧张感与日俱增。在 这种气氛下，上级领导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审讯工作加温。叶若夫 直接监督着 “联合中心”的侦讯情况，常常直接参加审讯，按照当时的说法， “紧一紧螺丝”。他坚决要求审讯不要像带软皮手套那样温良地进行，因为 “对托洛茨基分子不必客气”。 检察长维辛斯基助纣为虐，支持并鼓励内务部使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伪造 案件。在与内务部门会商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对侦查员的态度非常严厉，要 求他们一定从犯人口中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分析供词时，他要求给 予被告的供词以十分严厉的定性。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柳什科夫，曾对内务部的非法行径作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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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1938年，柳什科夫流亡国外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已被苏 共中央所引用和承认，我们照录如下，作为对苏联有关当局当时采用非法手 段的一个总结。柳什科夫在声明中说： “以前，我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因为我曾积极与斯大林合作，实施了他的欺骗和恐怖政策。我确实是一个叛 徒。但我仅仅对斯大林来说是个叛徒 这就是我逃出苏联的直接原因，但仅 仅这些原因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有更加重要和实际的原因，它们促使 我作出这样的行动。 “这就是我已经确信，列宁主义的原则已不再是党的政 策的基础。自从基洛夫于 1934年底被尼古拉耶夫杀害以来，我是第一次产生 这种思想波动。这一事件对国家就像对党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当时我 在列宁格勒。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基洛夫被害事件的调查，而且积极参与了公 开审判和基洛夫事件后叶若夫所领导的镇压。我参与了下列案件： 1.1935年初所谓的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 2.1935 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恐怖中心案。 3.1936 年8 月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 “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完全负责地证明，所有这些虚构的阴谋案根本就 不存在，它们都是蓄意伪造出来的。尼古拉耶夫绝对不属于季诺维也夫的团 体。他是个不正常的人，患有自大狂。他决定以一死而变成历史英雄。这一 点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 “在1936年8 月举行的审判会上，关于托洛茨基分子通过奥利别尔格与 德国盖世太保挂勾的指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事间谍活动的指 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与所谓的“右 派中心”联结一起的指控，完完全全是捏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 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许多人，作为斯大林的敌人，作为反对他的毁灭性 政策的敌人，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事件所造成的有利时机，来甩掉这些人，其手段 是制造广泛存在的反斯大林阴谋案、间谍案和恐怖组织案。 “斯大林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甩开政治对手和那些将来可能变成政治对 手的人的。斯大林的魔鬼般的手段使那些甚至久经考验和强有力的人物也垮 了台。他的作法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斯大林 的歇斯底里的多疑症，而且是源于他甩掉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的 顽强的决心，因为那些人是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他们可能成为将来的政治危 险 ” （20）。注释： ①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4 页。 ②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③④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⑤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3 页。 ⑥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4 页。 ⑦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⑧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⑨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 页。 ⑩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1页。 〔11〕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6 页。 （12）转引自伦纳德·夏皮罗， 《苏联共产党》，纽约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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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1 页。 （1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 页。 （14） 《大恐怖》，第97 页。 （1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07页。 （16） （1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7 页。 （18）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 页。 （19）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 88 页。 （20）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8—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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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临近公开审判 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 当 “托—季联合中心”一般被告、主要被告相继作出伪供，联合中心已 经成形，其罪行已经条理化和系统化后，该中心的制作过程进入最后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该中心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 后作出假供，使 “托—季联合中心”臻于完善；通知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好 迎接公开审判的思想准备；制作起诉书。如果说，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 作过程是对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其最后制作尤其 说明了这一点，证明 “托—季联合中心”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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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凶”重上刑堂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打成反对派的首领后，已经是第三次登上刑 堂。第一次是涉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第二次是因“莫斯科中心” 案，第三次是要为反革命的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承担罪责。由于多次被 捕，不断的传讯，经常的体罚和刑讯，单人牢房的煎熬，流放的离索之苦以 及种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们的体质已极度虚弱，精神已非常疲惫，处于 一种失常的半麻木的状态。公开审判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这次将他们放在最后 加以审讯，恐怕是认为他们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大可随意予以摆布。而且 一般说来，处于失常和麻木状态的人往往对被指控的罪行漠然处之，并非出 于本意地机械地予以承认。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终究曾经是叱咤风 云的革命领袖，要让他们承认直接参与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承认他 们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共同策划和从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恐怕还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用最后的毅力支撑着病弱之躯和疲惫麻木的精神。 关于季诺维也夫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和疲惫的状况，可以从他被监禁时 给斯大林写的信中看出： “1935年4 月10 日。还在1935年 1月初，我被关在列宁格勒的关押所 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同志参加一次对我的审讯时，就对我说：‘您 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 “我知道，就是我的肉体至少也正在完结。只有我本人感觉得到并懂得， 我的精力是如何迅速地和不可救药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竭，再说，在我遭 遇到 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1935年 4 月 14 日。无论如何，我至少没有很久要活了，还有那么一 点点时间，不会再多了。 “我现在应该努力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人们谈起我这点最后的时刻时 说，我已经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可怕性，已经彻底悔悟，已向苏维埃政权完完 全全地说出了我知道的一切，与一切事情和一切反党的人决裂，并且准备去 做一切、一切、一切，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在燃烧：向您证明，我不再是一个敌人。没有 什么要求是我不能满足的，只要能证明这一点 我常常这样长久地凝视着报 纸上您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想：亲爱的人们，你们就看着我的心吧，难 道您竟没看见，我已不再是您的敌人，我整个身心都是属于您的，我明白一 切，我准备去做一切以赢得原谅、宽恕 ” “1935年5 月1 日。哎，我哪里还有力量使自己不哭，不发疯，继续活 下去呢 ” “1935年5 月6 日。假如我能指望到的话，那就让我什么时候那怕稍微 地赎一赎自己的罪过。在监狱里，人们对我是仁慈的，给我看病，等等。但 我老了，我感到震惊。几个月来，我老了20 年。精力在枯竭。 “ 帮帮忙吧。相信我吧。请您不要让我死在监狱里。请您不要让我在 单身牢房里发了疯。” 1935年 7 月10 日，季诺维也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张便函上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问题不仅仅是剥夺自由，生病及其他。问题首先是精神因素。我抑郁 不堪，我完全垮了。就是在集中营里，要是能够工作和来回活动活动，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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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能够有些时间舒展一下也好啊。”①当季诺维也夫被作为 “托—季反苏 联合中心”的首领，从车里雅宾斯克监狱递解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身体和 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他的肝病恶化，审讯因此延期。他用过去的经验 衡量他这一次将要面临的审讯，加上身体不好，为了过关，他便给政治局写 了封信，预先含糊其词地承担了谋害基洛夫的责任。他的承认被驳回。他不 了解，这一次审讯无论从规格还是从内容上都已大大升级。上边不是让他像 上次审判那样，仅仅对基洛夫被害一事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是要 他彻底 “悔过”，真正承认是他领导了恐怖中心，然后以阴谋恐怖罪和危害 国家罪将他们予以彻底消灭。 于是，在没有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 克尔等被告口供的基础上，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的审讯开始了。这 次审讯是一场政治骗局，因为无论审讯者还是被审讯者都明白：证据是没有 的，别人的口供也是假的，但被审讯者必须根据上边的政治需要，承认组织 和领导了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整个审讯所采 取的各种手段如劝说、威胁、对质、安排奸细、伪造口供、折磨、刑讯、人 质和空头许诺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什么审讯，而是政治交易。 让我们先看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采用的劝说的手段。考虑到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重要地位，内务部的重要头目阿格拉诺夫、莫尔恰 诺夫和米罗诺夫负责对他们审讯。 米罗诺夫具体分管对加米涅夫的审讯。他是一个实干的经济学工作者和 反间谍专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30 年代初期，因办理所 谓 “工业党”案件而显露出他的才干，被中央高级领导人看中，从此青云直 上。1934 年被任命为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经手处理过经济方面的一些大案， 是雅哥达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可惜，由于上命难违，他的才干往往用于整 治老布尔什维克、老干部、老革命，充当政治迫害的工具。这与他的良心和 温和的性情相违背，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他的家庭生活的不幸，他热爱的漂 亮妻子沉湎于别人的诱惑，加深了他的悲观和失望。 他处在这种矛盾的情绪中，开始了对加米涅夫的审问，他力求采取劝说 的方式使加米涅夫认罪。他预先对审问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如何让加米涅夫 了解自己的罪行，如何对他说和说什么。但当米罗诺夫听到卫兵皮靴的咚咚 声和接待室里的说话声，他顿时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尽力掩饰着自己 的慌乱。门开了，加米捏夫在卫兵的押送下进来了。他没有看加米涅夫，在 押送单上草草签了字，就让卫兵出去了。加米涅夫站在办公室正中，看上去 老了不少，显得疲惫不堪。米罗诺夫指了指椅子，加米涅夫坐下后，疑惑不 解地盯了他一眼。米罗诺夫显得很窘迫：不管怎么说，站在他面前，要受他 审讯的是加米涅夫呀！米罗诺夫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听过他的演讲。那 时，整个会场掌声雷动，连坐在主席团的列宁也为他鼓掌。米罗诺夫看着眼 前的加米涅夫，他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坐 在他面前受他支配的囚犯就是那个加米涅夫吗？他惶恐不安到忘记了自己作 为侦查员的身份，不由自主地称呼眼前的受审者 “加米涅夫同志”。后来他 改过口来，向 “加米涅夫公民”指出，一批被捕的反对派分子在供词中指控 了加米涅夫，说加米涅夫从1932年起，就伙同其他人准备用恐怖手段谋杀斯 大林等政治局委员，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派人杀害了基洛夫。加米涅夫义正 词严地据理反驳说，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忠于列宁的学说，一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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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恐怖。接着，加米涅夫举出了他根本无法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事实根据。 他和季诺维也夫从 1932年秋天起几乎一直呆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使在不太长 的监外自由的日子里，他也受到内务部特工人员的昼夜监视，内务部秘密政 工局还在他家安插了一个坐探和 “保镖”，监视他的交往活动。加米涅夫针 对赖因霍尔德关于在加米涅夫家参加秘密会议的供词，提议米罗诺夫看看内 务部每天外勤监视记录，就可以看出赖因霍尔德从未到过他家。加米涅夫还 气愤地指出，1935年的审判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政治交易。米罗诺夫坦率地 告诉加米涅夫，作为一个审讯员，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治局完全相信 针对他的口供是真实的。米罗诺夫的话明白地暴露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从一 开始就明白，案件是假的，是一场新的骗局。 劝说达不到目的，继而是威胁。我们知道，无论在国家与国家，社会集 团与社会集团，还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威胁通常是强者对弱者采取的一 种手段。在案件的侦查中，威胁通常是在不掌握罪证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托 一季集团”的审讯者充分意识到和利用了这一优势地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进行公开的威胁。据奥尔洛夫所著的书中透露，米罗诺夫将审讯加米 涅夫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加米涅夫态度顽固，治服他的希望不大， 并接受了斯大林的指示，后来米罗诺夫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告诉给一个好 友。 “您认为加米涅夫不会招认罗？”斯大林狡黠地眯虚着双眼问道。 “我不知道”，米罗诺夫回答道，“他不听劝告。” “不知道”？斯大林问道，样子特别吃惊，死死地盯着米罗诺夫。“那 么我们的国家，以及全部工厂、机器、军队、全部武装力量和舰只一共有多 少，这您可知道吧？” 米罗诺夫和全体到会者都吃惊地望着斯大林，不明白他的话中之意。 “想一想再回答我，”斯大林没有让步。 米罗诺夫微笑了一下，以为斯大林要开个什么玩笑。但斯大林好像并无 开玩笑的意思。他盯着米罗诺夫，神情分外严肃。 “我问您，这一切有多大的力量？”他穷追不舍。 米罗诺夫慌张了，他还在等待，仍旧希望斯大林马上就会把这一切当作 玩笑。但斯大林注视着他，等他回答。米罗诺夫耸耸双肩，像个考场上的中 学生，没有信心地说道： “没人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那么，会不会有某个人抵挡得住天文数字那么大的压力？”斯大林严 厉地问道。 “没有，”米罗诺夫回答。 “这就行了，别再说什么加米涅夫或者某个犯人能经得住这个压力了。 您的公文包里没装上加米涅夫的供诉，您就别来向我汇报！”斯大林最后说 道。②任何人读到上面的话都会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手握强权的人的直接威 胁，至少是对威胁的鼓励。对于这一点，当时米罗诺夫是清楚的。他觉得， 这是在迫使下级用极端的手段帮助领导人清算历史的旧帐，用刑事审讯手段 去帮助人解决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 为了弥补因季诺维也夫患病而失去的审讯时间，叶若夫决定亲自出马， 以政治局的名义公开威胁他作出伪供。谈话于一天深夜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 室里进行，在场的人有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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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详细记录。季诺维也夫病后身体非常虚弱，一副病态。叶若夫谈话时不时 地瞅一瞅自己的记事本，上面似乎记着什么重要指示。叶若夫宣称，政府获 得了德国和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机密情报和文件，为了捍卫全世界劳动人民 的祖国，党要求季诺维也夫帮助党粉碎托洛茨基集团及其活动。接着叶若夫 点破了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必须在公开审判中承认 托—季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罪行。叶若夫的话几乎等于 是说，即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这样的罪行，那也必须承认这样的罪 行。这是公开的欺骗和讹诈。叶若夫针对季诺维也夫气愤的态度威胁说，如 果他自愿参加公开审判并承认一切罪行，他的命就能保住。反之，他将受到 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他和所有反对派成员，包括呆在劳改营的反对派分子， 都要统统处决。加米涅夫在受审时也受到同样威胁，如果他不投降，他的儿 子将被枪毙。 季诺维也夫不怕威胁，表示不怕丢掉脑袋。他愤怒地拒绝诬蔑自己，拒 绝把自己骂成罪犯，拒绝充当审判组织者的帮凶。和平谈判不能迫使季诺维 也夫和加米涅夫屈服，于是，其它合法的和非法的获取口供的手段都被调动 起来。 对质的方法完全失败了。首先与季诺维也夫对质的是他过去的秘书皮克 尔。但皮克尔一见自己的老领导，未敢重复自己的假供。加米涅夫与赖因霍 尔德对质时以准确有力的质问使后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加米涅夫让赖因 霍尔德点出他多次到过加米涅夫家密谈的时间。赖因霍尔德点出了 1932、 1933 和 1934 年。加米涅夫让他回忆一下住宅的特征，比如房屋的位置和屋 内陈设。从没有到过加米涅夫家的赖因霍尔德当然无从回答。这样的对质完 全证明了赖因霍尔德口供的虚假性。参加对质的米罗诺夫的态度给这个虚假 性做了旁证，他甚至例外地不做对质记录，以避帮加米涅夫说话之嫌。 为了防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杀和窥测他们的思想动态以求一逞， 雅哥达在他们的囚室里安排了奸细，冒充被捕的反对派成员。奸细也经常去 “受审”，抱怨和咒骂，以赢得同情。季诺维也夫对他们很警惕，而一向以 民主和宽厚而在党内著称的加米涅夫则很关心他们。 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抵抗，内务部甚至打算采取伪造口供的卑 鄙的手段。叶若夫在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中公然蛮横地说，没有他季诺维也 夫的供词照样办事，因为他可以把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加进审讯记录而在报上 公布，这样的供词中将载明，季诺维也夫被其他所有被告揭发后，已彻底承 认了自己的罪行。 此外，内务部不惜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领 袖，采用通常对待一般政治犯和刑事犯采用的非法审讯手段。 时值夏天，封闭的牢房里非常闷热。雅哥达为了摧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的意志，吩咐向他们的囚室里放暖气。患有气喘病的季诺维也夫被折磨 得死去活来。 当米罗诺夫的劝说和攻心失败后，雅哥达决定用体罚和刑讯手段整治加 米涅夫，挫掉他的锐气。他把加米涅夫交给了内务部行动局副局长切尔尼克。 切尔尼克是雅哥达的亲戚。有赖于此，他谋取到了副局长的职位。他还负责 保卫克里姆林宫，经常护送斯大林。这个人盲目崇拜大权在握的领袖并且是 鼓吹这种崇拜的受益者。而他自己，一旦有权在手，便成为一个粗暴无札、 自高自大、无廉耻之心的人。在他的眼中，唯位尊者是敬，因此常常媚上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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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虐待犯人为乐。由于革命良心的泯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昔 日的革命领袖不过是可以由他任意施暴的对象而已。切尔尼克接手审讯加米 涅夫后，气氛骤变。他的审讯室里经常传出辱骂和拷问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吵 闹声。他不但对加米涅夫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施以刑讯，而且肆意 污辱加米涅夫的人格。他把加米涅夫骂成胆小鬼和工贼，只会在咖啡馆里聊 天的吃党饭的无赖。他甚至随意说出要把加米涅夫枪毙掉的话。切尔尼克这 样的人身上有个人迷信时代培植起来的狂妄野心家的影子。 叶若夫和雅哥达还使用人质这一手段对付加米涅夫。叶若夫恶毒地利用 加米涅夫思念儿女之情，他让审讯员向加米涅夫宣读了赖因霍尔德的最新供 词。供词中说，他和加米涅夫的儿子在莫查依公路上的奥金佐夫附近，跟踪 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这种以子女的生命对被告进行讹诈的卑鄙手 段，使加米涅夫惊愕和气愤到了极点，他大骂叶若夫是革命的掘墓人。当叶 若夫离开后，加米涅夫不由地对米罗诺夫说，苏联发生了地地道道的热月政 变，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善于接受法国热月政变的教训，而使热月政变 在苏联重演。雅哥达在对待被告的手段上一点不亚于他的同伙和上司。他当 着加米涅夫的面签发了对加米涅夫的儿子的逮捕证，再次向加米涅夫施以精 神打击。 在给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打击，使他们对 本人的前途绝望，对过去受他们领导的同志尤其对他们的子女的生命极度担 心，从而发生思想动摇的时候，审讯的策划和组织者对他们使用了极其阴险 的手段：空头许诺。 据奥尔洛夫在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透露的情况，雅哥达觉得叶若 夫经常有意避开他直接过问案情的举动，表明他对自己的敌意和对自己地位 的威胁。雅哥达决心亲自治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证即将举行的公开 大审判顺利开场。他命令下属严密注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动摇的迹象。 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等到和抓住了。 1936年 7 月的一天，季诺维也夫与叶若夫、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 达旦的激烈谈话后回到了囚室。他突然向莫尔恰诺夫提出了与加米涅夫会面 的请求。雅哥达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将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 几乎是谄媚地向季诺维也夫晓以利害后，让他在一间安放了录音机的囚室里 与加米涅夫进行会谈。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出庭，但须有一个条件：斯大林 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 但最后同意了他的看法。两个人商量了谈判的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 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 斯大林听到雅哥达报告的消息欣喜若狂。第二天，雅哥达、莫尔恰诺夫 和米罗诺夫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使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疑惑不解的是，不是政治局全体成员，而只有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三个人在场。斯大林的解释是：这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 会，有权听取他们的全部意见。 季诺维也夫说，他和加米涅夫近几年来接受了不少许诺，可那些许诺统 统都没实现过。接着他问，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 基洛夫死后，他们被迫承认对那一凶杀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雅哥达 当时转达了斯大林亲口许下的诺言，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然而， 目前又正在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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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而且还会沾污全党。 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求斯大林取消公开审判，因为把列宁的政治局 委员和私人朋友诬陷为匪徒，只会使党蒙受奇耻大辱。 “假如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喊了几声，嚎啕大哭起 来。 斯大林平静地指出，由于过去他们不听警告，结果落得现在这个哭鼻子 的下场。现在只有服从党的意志，不然会落个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针对加 米涅夫指出的关于不枪毙他们的保证，斯大林反问道，难道他们想要一份正 式的担保协议而不相信政治局的担保吗。伏罗希洛夫甚至失去了斯大林所保 持的表面平静，事后他说：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好像他们 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 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 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表现进行了分析，鄙夷地称他们为小 市民： “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 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 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 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 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③斯大林的最后一 席话讲得很有感情，听起来非常真诚和具有说服力。或许是这些话再一次感 动了他们，或许是他们再次相信了斯大林的保证，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和 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 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俩就 将出庭。斯大林做了肯定的回答。 这次谈话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待遇大大改善。他们被转 到宽敞凉爽的囚室，洗了澡，换了衣服，还给派来了医生治病，吃上了营养 灶，还可看书，看守的态度也变好了。牢房几乎变成了疗养所。当时，甚至 连雅哥达及其助手们都觉得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未来的公 开审判是一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政治斗争。 斯大林本人及通过其亲信向被告下达某种指示、意见和许诺，并非一次 两次，仅与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有关的被告就不止一两人。看来，撇开许诺 时具体说的话不说，不杀的许诺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政治上的许诺在瓦解被 告的意志方面起到了酷刑和人质等严酷的非法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后来 的事实证明，没有一次许诺最后被兑现。 另外，我们看到，任何被告在得到斯大林的许诺时，都不是面对整个政 治局。这说明中央政治局并非铁板一块。在执行许诺上，有的人仍然是可以 信赖的。甚至到 1938年秘密审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鲁祖塔克时也没有理 会鲁祖塔克提出的面对整个政治局的要求， “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来，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讲话”。④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 于斯大林许诺也是疑问多于信任。这一点可以从 1936年 7 月12 日季诺维也 夫给斯大林的信看出。季诺维也夫还是那样诚恳和坦率，然而他已经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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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了。 “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担心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有一个热切的请求：把我在乌拉尔斯克市写的书予以出版。书还没 有写完 （未来得及写完），不过主要内容还是写出来了，我是用心中的血写 的。 “还有，我要斗胆请求一件有关我的家庭，特别是儿子的事。您在我儿 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认得他。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的天 赋。请您帮助他们。 “现在完全忠实于您的Γ·季诺维也夫。”⑤7 月中旬，加米涅夫和季 诺维也夫开始供认所谓罪行。他们的屈服为公开审判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最后 的保证，也在瓦解一些被告的最后抵抗方面起到了刑讯所起不到的作用。捷 尔—瓦加尼扬得知两位大名鼎鼎的反对派领袖已经答应出庭，认为像自己这 样的人再为党的名誉去斗争已变得没有意义，于是绝望地在供词上签了字。 但他即使屈服以后也没有丧失革命家的尊严和气度。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维 辛斯基来到了内务部，办理案子和被告的交接手续。被告被一个一个地带去， 由维辛斯基当着内务部头头的面，走形式地讯问被告是否承认供词属实，本 人是否已签过字。轮到捷尔—瓦加尼扬时，他鄙夷地盯了维辛斯基一眼说： “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逮捕过您，因 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捷尔—瓦 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宽宏大量地补 充道： “嗨，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您了。”⑥内务部的头头看不 起维辛斯基这个在自己面前溜须拍马的人，捷尔—瓦加尼扬此举使他们感到 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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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月 26 日的秘密信 1936年 7 月底，公开审判的技术准备就绪。所谓技术准备，就是 “托— 季联合中心”的人选和罪行的拼凑和编织。像一台戏剧一样，只等拉开帷幕 上演了。这时，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封秘密信。 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发至各州党 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市党委和区党委。从该信所选择的 时机、信的内容和影响看，它是利用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信任中央、推行错 误的恐怖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莫斯科公开审判前的一次全国规模的组织 和思想动员。仅就这封信与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关系看，它使少数人的 意志变成了全党和全民的意志，使制作 “托—季联合中心”的政治骗局变成 欺骗社会的行动。当然，这封信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越了莫斯科公开审判。 秘密信开宗明义，把一个弥天大谎强加给全党：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6年得到的新材料，可以认为已经查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是反 对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鼓动者，而且是直接发出杀害基洛夫以 及预谋杀害我党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指示的人。 “同样被认为现已查明的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活动时，是 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在一起的。” 在信的前言之后，有 “事实”和“结论”两大部分。所谓“事实”完全 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口供，即 1936年春夏依靠刑讯、人质和政治欺骗而得到的 口供。 “1.基洛夫被害之后，1936年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在莫斯科、列 宁格勒、高尔基、明斯克、基辅、巴库等城市，揭露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恐怖团体。 “在侦讯期间，这些恐怖团体的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承认，他们把针对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的准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2.上述被揭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及其在苏联的恐 怖活动，由一个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集团领导实施。” 按秘密信的说法，托—季集团是由双方领袖经过谈判于 1932 年底组成 的，其领导成员也是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季诺维也夫一方有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巴卡耶夫、叶甫多基莫夫和库克林，托洛茨基一方有斯米尔诺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该集团把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 动作为篡夺政权的唯一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从 1932年底开始，托—季 集团主要是策划针对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他们的 罪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比如，季诺维也夫在 1936 年 7 月23—25 日被审讯时承认： “我确实是1932年组织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成员。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把杀害联共（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和 基洛夫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和穆拉奇科夫斯 基，中心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斯米尔诺夫从他那里得到准备杀害斯大林的 直接指示。” （季诺维也夫，1936年 7 月23—25 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1936 年 7 月23 日供认说： “ 我们 1932 年作出的决议说，我们能够指望取得政权的唯一手 段，是组织实施针对联共 （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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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夫，1936年 7 月 23—24 日审问记录）关于托洛茨基对建立托—季联合集 团的态度，穆拉奇科夫斯基交待说： “1932年中期，斯米尔诺夫向我们的3 人领导小组提出了一个问题，即 必须将我们的组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团体和沙什金—洛米纳泽团体联 合起来。当时决定就此事询问托格茨基并听取他的新指示。托洛茨基回答说 同意建立联盟，条件是联盟各团体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搬 开联共 （布）领导人，其中首先是斯大林。”（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19—20 日审问记录）“3.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由托洛茨基—季 诺维也夫集团的联合中心决定而杀害的。全部谋杀的实际组织事宜交给了联 合中心的成员巴卡耶夫。为协助巴卡耶夫，中心派出了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有 名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卡列夫，此人与季诺维也夫的个人关系是密切的。” 在列宁格勒组织的恐怖团体中有鲁缅采夫-科托雷诺夫—尼古拉耶夫小 组，他们直接杀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供认： “我同样也承认，我曾以联合中心的名义吩咐组织成员巴卡耶夫和卡列 夫组织恐怖行动，在莫斯科对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对基洛夫下手。 “这项指示是1932年秋我在伊利因斯基的时候下达的。”（季诺维也夫， 1936年 7 月23—25 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谈到上述指示时交待说： “我同意了这项决定，因为我完全赞同它。”（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 23—24 日审问记录）卡列夫交待说，他是1932 年 8 月中旬在季诺维也夫的 伊利因斯基别墅开会时接受这项任务的： “季诺维也夫同时建议我从我领导的组织（设于列宁格勒的科学院）中 挑选亲近的人，他们能够对基洛夫采取恐怖行动。 “ 我和巴卡耶夫谈话时得知，为了组织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他打算 利用列宁格勒已有的并和他 （巴卡耶夫）有联系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鲁 缅采夫小组和科托雷诺夫小组。” （H ·A ·卡列夫，1936年6 月5 日审问记 录）巴卡耶夫也承认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1934年6 月，加米涅夫专程 到列宁格勒检查了阴谋的准备情况。季诺维也夫的前私人秘书 H ·莫托林交 待说，1934年秋他曾到莫斯科向季诺维也夫汇报谋害基洛夫的准备情况。他 说： “季诺维也夫向我指出，恐怖行动的准备应全力加强，到冬天来临时基 洛夫应被消灭。” （H ·莫托林，1936年6 月30 日审问记录）“4.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 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 自己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杀害斯大林的决定是与杀害基洛夫的决定同 时作出的。为此目的建立了莫斯科中心，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巴卡耶夫、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和托洛茨基分子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赖采尔。行动的直 接领导人是巴卡耶夫。他供认说： “我承认，季诺维也夫亲自指示我在莫斯科组织杀害斯大林同志。”（巴 卡耶夫，1936年 7 月 17—19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皮克 尔供认： “巴卡耶夫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领导了恐怖行动的准备，而且亲临观察地 点，对有关人进行了检查和鼓励 1934年夏，我因某事去找赖因霍尔德。赖 因霍尔德对我说，观察斯大林的结果良好。巴卡耶夫与一帮恐怖分子坐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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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出去了，要在今天杀死斯大林。赖因霍尔德说话时坐立不安，因为他 们很久还没回来。这天晚上我又见到赖因霍尔德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警卫 妨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说，警卫把组织的成员吓跑了。” （皮克尔，1936 年 7 月 22 日审问记录）托洛茨基的前警卫员德赖采尔供认，1934 年他得到 了托洛茨基的书面命令： “这项命令我是通过我的常住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得到的，1934 年 10月底她来到了莫斯科。 “托洛茨基的来信简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请您转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除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第二，把在军队组织支部的工作展开。 第三，一旦爆发战争，利用一切挫折和慌乱夺取领导地位。” （德赖采 尔，1936年 7 月23 日审问记录）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埃斯特曼交给我一封德赖采尔捎来的信。我当着埃斯特曼拆开了，看 到了托洛茨基写给德赖采尔的信。托洛茨基在此信中指示杀害斯大林和伏罗 希洛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4 日审问记录）1934年 12月，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后， “托洛茨基担起了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的 全部领导责任”。他先后把一个个特务派进国内，有贝尔曼—尤林、奥利别 尔格、弗里茨—达维德、戈罗维契、古列维奇、贝霍夫斯基等。奥利别尔格 供认： “我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络，同列夫·谢多夫同 样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亲自交给我不少组织方面的指示 ” （奥利别尔格， 1936年 2 月 13 日审问记录）贝尔曼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 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杀害斯大林。贝尔曼—尤林供认： “托洛茨基与我谈话时公开宣称，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能撇开极 端手段，斯大林应予以肉体消灭。他在谈到斯大林时的凶狠和仇恨是难以置 信的。这时他像发了狂。谈话时，托洛茨基从椅子上起来，在屋里神经质地 走来走去。” （贝尔曼—尤林，1936年 7 月 21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说过： “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 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 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期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 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 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 （穆拉奇科夫 斯基，1936年 7 月 19—20 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 1933年底积 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 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 区域观察了一年。” （纳·卢里耶，1936年 7 月21 日审问记录）H ·埃斯特 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 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 了预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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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 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 由托—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 7 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 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 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 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 “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 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 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 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 “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 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 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 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 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 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 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 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 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 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 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⑦ （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23—24 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 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 的敌人”， “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 要斗争对象，即 “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 敌人。 “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 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 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 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 “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 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 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 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 ”⑧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 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 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 “斯大林致 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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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7 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 许多修正和补充。草稿的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 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 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 把它改为： “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 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 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 “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 在一起的。”⑨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 任务”，被斯大林改成：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 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⑩从而强 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 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 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 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 “托—季联合中心”的 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 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 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 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 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 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 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 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 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 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 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 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 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 ·乌里扬诺娃、B ·明仁斯卡娅、Л·热 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 “每天 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 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1）科泽 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 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 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 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 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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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 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 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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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诉书 1936年 8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 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 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到1936年8 月10 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 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 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 1934年 12月1 日基 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 望，从而有助于 “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 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 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 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 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 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 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 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 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 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 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 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 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 1936年8 月15 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 抄中央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 ·乌尔里赫提前拟就 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 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 到 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 即拟定的。1936年8 月7 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 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 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 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 原稿中的 “ 1934年 12月1 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 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 “按照季诺维 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 ”。（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 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 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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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 没有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 是 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 2 人成了 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 8 月10 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 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 扬，他们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 夫于 1936年8 月10 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 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 年代冤 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 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 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 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 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 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 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 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 8 月 15 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 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 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根据后来季诺维 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 表大会期间进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 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联共 （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 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 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 “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除了这种相 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 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被告的罪名和供词 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 “同义反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 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 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 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 一封公开信，此信1932年3 月1 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他们在 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 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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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 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 1932年 10月15 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 “‘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 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 ” （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 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 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 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 “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 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 “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 地共有 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 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 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 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 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 “托—季联合中心”所 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 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 1933年3 月去苏联 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 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 人的名 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 1933年3 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 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 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 问记录可以看到，莫 ·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 ·卢 里耶 1936 年 6 月交待说，他 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3年 7 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 1936年 7 月 10 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 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 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 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 次携带手枪离开 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 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 格勒 “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 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 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 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 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 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 为证据的。 1936年 8 月 15 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 《消息报》第二版右上 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 《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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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当时，全国正在讨论 “斯大林宪法”草案。电 台不断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 “人民如此自由地生活”。 《消息报》还刊载了一篇题为《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文中指出法官 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还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 问题。文中还提到了1679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的 “人身保护法”。但是，还 没有对 “托—季联合中心”开庭审判，也就是说还没有判定被告有罪与否， 所有的报纸立即表达了劳动者的愤怒，要求把这些敌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通过了种种决议，召开了党员大会 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个人和集体纷纷致信中央，表示忠于斯大林并要求严 惩罪犯。既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法制，又要人民无条件地拥护无视这一法 制的专制。当局的组织和舆论工具就是如此灌输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而人 们呢，很少想到专制与民主法制是否对立。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 确的 “政府”行为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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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洛托夫头上的阴影 8月15 日公布的起诉书列举了被阴谋集团定为谋害目标的中央领导人的 名字，他们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秀尔、 波斯蒂舍夫和日丹诺夫。这个起诉书在苏联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人 们发现，在阴谋集团预定谋杀的目标中没有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莫洛 托夫。很显然，这决不是起诉书的作者的疏忽。因为，无论是雅哥达、维辛 斯基，还是叶若夫，都没有这种 “疏忽”的权力和胆量。这是一种特意的安 排。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阴谋集团不去 谋杀身居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的莫洛托夫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作为谋害目标 列入起诉书中呢？无论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都说明莫洛托夫头上笼罩 着浓重的阴影。 公开审判开庭以后，无论是被告的供词还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的 发言，在谈到预定要谋害的人的名单时，都没有提莫洛托夫的名字，这再一 次说明莫洛托夫的名字被漏掉并不是什么疏忽。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第一次公 开审判的总结发言中说：“对于所有像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祖国的人来说， 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 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戈 ·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 ·伏 罗希罗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 （14） 在当时的苏联，以上情况意味着莫洛托夫已不在被保护者之列。当时内务部 的高级官员，后来隐居美国的奥尔洛夫，在 《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叙述 秘密审判的具体情节后说，是斯大林亲自将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被告的供词中 划去的。于是，雅哥达命令侦查员们以后不要再把莫洛托夫作为阴谋集团谋 害的对象，并在莫洛托夫外出度假期间对其实行秘密监视。当时，莫洛托夫 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不知作何感想。 莫洛托夫本是一个知识分子，190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联 领导人中，他算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虽然没有演说家和理论家的才能， 却勤勤恳恳，持成稳重。如果在一个好领袖手下工作，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 党政工作者。他是在斯大林时期发迹的。联共 （布）十一大之后，他和古比 雪夫进入了斯大林任总书记的书记处。他因无条件忠于总书记，兢兢业业地 工作和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的能力，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当然， 主要还是由于他后来紧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 哈林和李可夫，被斯大林重用，于 1928 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 年继 去职的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 年 12 月，莫洛托夫在联共 （布）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 “近几年来，我在列宁最好 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锻炼。我为此感到 自豪。” （15）冷冰冰，一本正经，好像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 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示，他 “总是在斯大林的口授下起草决议”。（16） 1930—1931年，莫洛托夫积极推行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1932年， 莫洛托夫曾到乌克兰南部省份领导征粮工作。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行 动，它在强制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农民 本已严重的负担。不久，乌克兰发生严重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 莫洛托夫之所以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不仅由于他对上司的忠心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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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愚忠，而且还因为他的个子矮小，因为身材魁梧、高大美貌的男 子汉总是让矮个而又面有麻点的斯大林感到忿怒。诗人曼杰尔施坦写过一篇 关于斯大林的著名诗作，后来诗人因此而丧了命。诗中有这样的话： “他的身边是一群细脖子的败类领袖他耍弄的是这些半人半妖者的殷 勤” 据曼杰尔施坦的遗孀后来回忆，奥西普发现莫洛托夫的 “脖子很细”， “它从领子里露出来，上面顶着一个脑袋”。（17） 从莫洛托夫 30 年代上半期的政治表现看，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要消灭 老布尔什维克的作法有犹豫和保留，或者是不想介入。1932年，在讨论处理 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案件时，他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不主张对柳金处 以极刑。在对 “托—季阴谋中心”的被告们秘密审讯时朋，常常陪同斯大林 与被告们谈话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而不是莫洛托夫。从 1936年5 月到 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莫洛托夫似乎已被打入另册。他整天都在 胆颤心惊中熬日子。内务部甚至有人认为，他一从休假的避暑胜地回来就会 被送进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 后来，当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莫洛托夫回到了莫斯科，安然 无恙地坐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而在以后的公开审判中，他的名 字出现在要被谋害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莫洛托夫完全屈服并得到了斯 大林的宽容。莫洛托夫因畏惧而不是因信念而屈服后，重新获得他应有的待 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抛却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珍视的坚持真理的 原则，从而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一个镇压老一代革命家和无辜 群众的帮凶。注释：①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9—90 页。②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22—123页。③ 《斯大林肃反秘 史》，第 134—135页。④ （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 “二十大”日记》，北京1989年，第 26 页。⑤ 《关 于所谓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 页。 ⑥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6页。 ⑦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6年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的全文》，载 《苏 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 100—115页。 ⑧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 《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 107页。 ⑨⑩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1 页。 （11）克·帕·丘季诺娃： 《在那艰难的岁月》，载 《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12期，第 116页。 （12）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2 页。 （13） 《关于所谓“托格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2— 93 页。 （14）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63页。 （15）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1989年，第 7 页。 （16）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载 （苏）《历史问题》1990 年第 6 期， 第77 页。 （17） 《斯大林周围的人》，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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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 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 看。要向前进，同苏联人民一道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加米涅夫 1936年8 月19 日中午12 时10 分。莫斯科联盟宫十月大厅。苏联最高 法院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 如果说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是一个政治骗局，那么其公开审判就 是一场政治闹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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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次扩大的秘密审判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场公开审判；但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 “公开” 的意思是就其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意义上说的，从实质上讲，这不过是一次扩 大了的秘密审讯。 以前的公开审判一般在联盟宫圆柱大厅进行，那里可以容纳几千人。可 是这次却选择了比较小的十月礼堂，这里总共只有350 个座位。为选择合适 的公开场所，曾召开专门的会议，雅哥达曾提出好几个地点供选择，最后斯 大林确定了最小的一处。十月革命前，这里是王公贵族们聚会的舞厅。厅里 开阔畅亮，四壁呈柔和清爽的淡蓝色，墙边排列着希腊科林斯式的圆柱。整 个大厅到处是 19世纪俄罗斯的艺术装饰。 就是这么个小礼堂也并非全部用作公开审判。厅中只安排了 190来个听 众席，其中 150多个座位供苏联人使用。这 150多个中，只有几十个事先挑 选的 “社会各界的代表”，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另有30 多个座位供外国的记者和外交官使用。应该说，允许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参加 确实表明了苏联审判的公开性。但是，外国记者无法深入了解被告，也无法 从怀有戒备的苏联公民那里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被作为客人请来，看到和 听到并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接受的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戏。这场戏中的绝大多数 演员都众口一词地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结果正好是审判组织者所希望的： 既可以表明苏联审判的公开性，又可以借这些外国人的口和手去欺骗世界舆 论。他们亲临审判现场，他们的报道自然有助于消除世界上可能出现的不好 反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场精心设计的震惊世界的审判闹剧，确实达到 了或者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设计者的目的。不但大多数进入十月大厅的外国 人受了蒙蔽，对托—季阴谋集团及其活动的存在信以为真，而且世界上的许 多人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受了骗，甚至认为斯大林消灭了 法西斯在苏联的第5 纵队。可以说，审判组织者通过允许外国人旁听审判， 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他们精心掩蔽起来的东西，即秘密审讯的产物。 在苏联本国的听众中，除了经过挑选的 “社会各界代表”外，主要是换 上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和职工，其中许多人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 书、打字员、译电员等。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 而且具有保密的职业习惯。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其听众资格也是有限的，他 们得到的入场证有效期只有半天。这就是说，连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审判的全 貌。中央和莫斯科的经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党政要员，这次都被谢绝，借 口是审判厅座位有限。被告的亲友不准入场。内务部还特意在听众中安排了 这样的听众，据说，他们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组织纪律性比较强，对人民的 敌人怀有朴素的阶级仇恨。他们被专门吩咐过，如果被告不老实，胡说八道， 大家就要齐声呐喊予以斥责，打断被告的讲话。法庭主持人如有警告被告的 表示，大家也要对罪犯表现出群情激愤，以免被告在会场上放毒或转移审判 的方向。这就是审判会的听众。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心怀正义感的人，因为 事后传出的审判实情正是他们之中的人传出的。但是，从审判组织者的本意 和当时审判会的气氛看，多数听众只是充当了审判者的群众代表的角色。那 么，审判官呢？ 法庭警卫长穿着内务部的军官服来到大厅前面庄重地宣布： “开庭！起 立！”大家站起来。法官就位。在审判台正中就位的是审判长乌尔里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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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的反间谍部的成员。他身躯肥胖，两颊松弛，眼 睛细长，脑袋剃得溜光，身穿直领制服，说起话来柔和滑腻。他的右侧是审 理政治案件的专家审判员马图列维奇。1934 年 12 月对列宁格勒所谓的白卫 分子进行审判时，他担任过法庭审判长。由他审理的 “白卫分子”统统枪毙 了。另一名审判员是尼基琴科，是一名军事法官。10年以后，他登上了纽伦 堡国际法庭，与英国、美国和法国有名的法官一起，主持了对重大战犯的审 判。 几位法官都熟知法律条文，有审理案件的丰富经验。他们的责任是根据 苏联的刑事法典判定被告是否有罪，量罪定刑，作法律的公正代表和裁决人。 他们既是法官，又是党员；既是包括被告在内的公民在法律上的裁决人，又 是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执法机构的官员。本来，党的原则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 律是一致的，他们只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就是在履行党交给他们的职责。可是， 当他们接过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却不能也不必为这个案件的定性、 量罪和定刑多操心，因为上级已经预先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被告的罪行和判 决。他们只要用法律的语言对案件予以适当的说明，最后以法院的名义宣读 一下判决书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不问党和人民的法律是否得到真正的执行， 但他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确切地说，必须服从以党的名义发号 施令的人。不然，他们将被立即取消审判员的资格，连官职、党籍直至生命 都保不住。他们的作用已经降到了一个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的地步，任何一 个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普通法官都可以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当然，为 什么选择他们而不是别人作公开审判的法官，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上边的 “忠 诚”了。于是，在当时苏联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法律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法官则成了活的法律工 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 “因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名单，名 单上的人的案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审理的，而且这些人的判决都是事先准备好 的，这种罪恶的做法便未加追究。叶若夫会亲自把这些名单送给斯大林，让 他批准拟定的刑罚。”①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附和斯大林，从来没有 反对过斯大林的作法。苏斯洛夫在 1964年2 月14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当 犯人的名单经过莫洛托夫的关口时，他常常改变判决， “在许多案例上”加 重刑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在一个名单的边上随便批上 “极刑” 两个字，便使一个 “人民的敌人”的妻子由监禁改为枪决。② 由此可见，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法官们根本不是法律的代言人和裁 决人，而是上司意志的执行者，是内务部秘密审讯中侦查员的继任人。 审判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告。让我们看看被告与他们被秘密审 讯时是否有什么区别。 内务部的3 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被告带进法庭， 安置在大厅右墙边低矮的木头栏杆后面的 4 排椅子上。然后，3 个士兵放下 枪，成立正姿态站在被告旁边。公开审判开始前，被告们得到了充足的睡眠， 伙食也有改善，他们的体重也有所增加。但是许多人看上去仍然苍白疲惫， 无精打采，忧郁不安，那土黄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表示出他们所受过的折 磨。按照最初的计划，至少要有50 名被告出庭。可是，侦讯的结果，能够出 庭的人数并不多。许多人拒绝按吩咐的条件出庭。最后，合格和基本合格的 被告只剩下 16名。这 16人情况不同，个别人准备在公开审判的会议上当众 直言；大部分人准备重复在秘密审讯中的供词。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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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尔曼—尤林、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已被内务部治服并被培养成罪犯中 的 “积极分子”，他们准备帮助法庭把这场审判闹剧演好。这几个人红光满 面，举止随便。赖因霍尔德有一张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轮廓分明 的西装，看上去像个演员，眼睛盯着公诉人听候吩咐。奥利别尔格刚好坐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大人物之间，大约是由于敬畏吧，因此不那么神 气。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翻看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履行自 己的“党员义务”。皮克尔大约因为再次坐到自己的老上司旁边有些不安吧， 因此精神沮丧。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 眼睛下垂着两团肿块，一副病态。他身患哮喘病，不时地张大嘴喘气。他和 加米涅夫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讶和疑虑，因为他们看到如此重大公审的听众 席上竟没有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莫斯科的所有要人都是熟悉的， 只要瞟上一眼，就能马上认出来。 被告是已经经受过内务部的“考验”的被告，保持了秘密审讯后期的“最 佳状态”：不但熟记自己的罪行，而且随时准备再重复一遍。对他们之中某 些人包括 “优待”和“不杀”的不同许诺没有收回。不仅如此，在法庭开庭 前夕，雅哥达和叶若夫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等还开了个会。叶若夫重申斯大林的许 诺，即保全他们的性命，但他同时警告说，任何人 “背离”的企图都将被看 作整个集团的阴谋。 最后，在被告座位的安排上，内务部也动了脑筋。他们把秘密审讯中态 度好的被告均衡地安排在主要被告之间，把他们分隔开，使他们不能当堂串 供，临时变卦。 检察长是始终与内务部配合和合作的维辛斯基。他当然不会也不敢否决 内务部秘密审讯的战果。他对着被告，端坐在大厅前左方墙边一张小桌子后 面。他的小胡子和斑白的头发进行过认真的修剪，显得很漂亮。他身上穿着 做工精细的黑色西装，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 人来观察，那他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任何瑕疵。但是，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 被告看去，听众们会看到他戴一架镜框雅致的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的是一 种锐利的、恶毒的和审视的目光。大厅里的听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被告席上 的主要被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 夫斯基等人，他们曾作为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代表党中央发表过多少次热情 洋溢的革命演说，使听众们激动不已，使工人、士兵们在欢呼的声浪中，跃 跃欲试。但是，大厅里的听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新冒出来的苏联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十月革命胜利还不到20 年，按照常理，苏维埃政府中维护社会主义 法律尊严的机构的最高代表，不是无产阶级领袖般的人物，至少也应该是历 史清白的诚实的和有学识的苏维埃公民。可这个维辛斯基是什么人呢？他凭 什么被安排为苏维埃国家法律的代表呢？ 维辛斯基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在学校教授过法律。1951年出版的《苏 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辛斯基积极参加了 1902年的革命运动，似乎他是 一个老革命。其实，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直到 1920年，当谁胜谁负的问题已 经完全明朗以后，他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此外，他还隐瞒了自己的严重的 政治历史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显要的官 员，以第—雅基曼区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无条 件执行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搜查、逮捕并审判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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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列宁）。③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不光 彩的和罪恶的历史，他无时无刻不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他的把柄被人牢 牢地攥在手里。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死心蹋地充当权势者的工具。他在大 学法律系学到的知识，以及他特有的善于以革命词藻掩饰的狡辩术，他的博 闻强记，而最主要的，他的良心的泯灭，使得他成为最高权势者求之不得的 人选。这正好应了当时斯大林爱讲的一个俄国谚语： “下流坯也能被变成公 侯。”维辛斯基确实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候”。1925—1931 年， 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当教师。不久，因形势需要，1933年他就晋升为苏联副 总检察长，1935年升任总检察长。 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中出现的这种 “维辛斯基现象”呢？这不但是一个实 际的历史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苏联现在有许多人已开始研究诸 如 “叶若夫现象”、“贝利亚现象”和“维辛斯基现象”的问题。维辛斯基 作为一个在革命时期站在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立场上的孟什维克，在革命胜利 后投机革命，爬到了如此的高位，甚至可以说，他是前孟什维克中现任职位 最高的人。假定列宁死后有知，有人对列宁说，1936年8 月的莫斯科审判的 主要被告是他的遗嘱中提到的6位党的领导人中的两位，另外还有斯米尔诺 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而且要把他们判处死刑；而国家公诉人竟是 曾效命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那么列宁会怎么评价这样的事件呢？ 列宁时代的人会怎么评价呢？ “对于这种假定的状况，1923年的人们只会作 出一种解释：这就是说，反革命胜利了。”④ 没有律师出席，像被告被秘密审讯时一样。这一怪现象之所以出现，是 因为开庭前全部被告被迫作出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还作了决不为自己辩护 的保证。 最后，我们看到，秘密审讯的主持人雅哥达严密地监视着公开审判。被 告席后面一个小便门内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这里有一间屋子是雅哥达的工作 室，里面摆着精美可口的冷盘和清凉饮料。从这里，雅哥达和几名助手通过 扬声器，监听着被告的供诉。在休庭时，维辛斯基在走廊的另外的小屋里会 见被告，发布指示，也让被告休息和吃东西。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扩大了范围的秘密审讯会。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惊讶地发现听众席上竟没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肯定也是这样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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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场露出破绽的木偶闹剧 正式的审判会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和组织的木偶闹剧。 审判长乌尔里赫首先例行公事地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逐一询问被告 的履历，最后询问被告对法庭组成人员有什么异议，被告是否要请辩护律师。 被告们一致回答说，对法庭没有异议，不请辩护律师。接着，法庭书记员宣 读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前已叙述。起诉书引证了 1935年 1月审判的材料， 指控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在那次审判中隐瞒了对基洛夫被害的直接责任。因 为后来调查的结果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从事恐怖活 动，到 1932年底他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恐怖犯罪集团。这个集团似乎还充实 了洛米纳泽集团，并通过专门的特务，接受身居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按 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被告们组织了恐怖小组和集团，筹划了许多实际措施， 以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其中，一个恐怖小组成功地杀害了基洛夫。 按照起诉书，这些十月革命的显赫的领导人，后来被打成反对派头目的政治 家，居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纲领，而仅仅是以暗杀现在 当政的领导人为目标的恐怖集团。 按照起诉书的说法，托洛茨基将他关于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恐怖行动 的书面指示交给了德赖采尔，后者转交穆拉奇科夫斯基。此外，托洛茨基和 他的儿子谢多夫先后将奥利别尔格等5 人和霍尔茨曼派到国内协助执行恐怖 行动。奥利别尔格还与德国的盖世太保保持联系。除斯米尔诺夫外，所有被 告都承认了被起诉的罪行。斯米尔诺夫作了部分认罪，承认 1933年被捕前与 托洛茨基有联系，属于 “托—季联合中心”，1932年曾得到托洛茨基关于恐 怖活动的指示，但他否认自己参加过恐怖活动。不过他的罪行已由其他被告 的供词证实。 起诉书最后列举了一些人名，说他们的案子将另案处理，因为他们的案 子还在侦查过程中。这些人有格尔季克、格林贝格、加文、卡列夫、库兹明、 康斯坦特、马托林、帕维尔·奥利别尔格、拉金、萨福诺娃、法伊维洛维奇、 德·施密特和埃斯特曼。在审判过程中，又一次提到季诺维也夫的秘书马托 林，说他正在受到侦查，以后将另案处理。但是，上述这些人再也没有出现 在公开法庭上，也不知其命运如何。很显然，他们是秘密审判的牺牲品。 宣读起诉书以后，被告们一个个表示服罪，只有斯米尔诺夫和霍尔茨曼 例外。他们二人承认得到和传送过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但否认参 与恐怖活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在法庭上 经过长期的秘密审讯以及正式审判前的排练以后，正式审讯不过是检察 长和审判长对每个被告的讯问以及被告们机械的和枯燥无味的回答。被告们 的态度大致分三种：大部分被告顺从地重复着预审时的供词；几个认罪态度 好的被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与法庭合作；只有斯米尔诺夫蔑视 法庭，从容直言，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霍尔茨曼。对被告的审判从 8 月19 日至21 日共进行了三天。 第一个被点名站起来接受审讯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他在回答公诉人的 问题时，叙述了 “托—季联合中心”中托洛茨基阴谋中心的形成和恐怖行动 的准备。他说，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的指示是由德赖采尔转来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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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指示使用了密写墨水。托洛茨基集团的领导人是斯米尔诺夫，领导成员 有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参加人还有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萨福诺 娃。洛米纳泽也参加了阴谋集团，他一年前自杀身亡。军队中有一个以师长 德米特里·施密特为首的恐怖小组。后来的事实证明，交待施密特和军队的 恐怖组织是上边用心险恶的精心安排。1937年，军队中揪出了以图哈切夫斯 基为首的所谓元帅将军阴谋集团。 继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受审的是叶甫多基莫夫。他首先声明他 1935年 1 月欺骗了法庭，然后交待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谋害基洛 夫的前后经过。他说，按照计划，他们要同时刺杀斯大林和基洛夫。巴卡耶 夫通知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他们要等待季诺维也夫的信号，在莫斯科和基 辅同时开枪。叶甫多基莫夫在供词中提到了老布尔什维克、曾任政治局候补 委员的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几个月以后，他成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 判的重要被告。 晚上受审的是德赖采尔。他交待了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联系，供 认自己组织了两个恐怖小组，分别刺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他把斯米尔诺 夫称为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副手。 下一个受审的是赖因霍尔德。他又有新的立功表现。他供认，阴谋中心 曾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过谈判。他还点出了由右翼反对派分子 斯列普科夫和艾斯蒙特领导的两个恐怖小组。他还供认说，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计划掌权后让巴卡耶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让他消灭内务部所有干 部，因为这些人掌握阴谋的线索。赖因霍尔德积极 “揭发”、“检举”重要 人物的态度受到维辛斯基露骨的纵容和满意的夸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被告 的身份，在攻击其他被告方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和不同寻常的记忆力。有时 别的被告在交待时与预先准备的台词有出入，他便会噌地站起来做一番纠 正。甚至公诉人说话偶有差错，他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地请求对公诉人 的话做一点补充。维辛斯基嘴角挂着宽容而善意的微笑，欣赏着这种奴才式 的谄媚。 巴卡耶夫接着受审。他承认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承认曾计划谋杀斯 大林，但都垮台了。但巴卡耶夫说，他没有去列宁格勒会见尼古拉耶夫小组 的成员列文，也没有与他讨论过恐怖行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组织 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但是，检察长和审判长都佯作不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 是一般的认罪。 皮克尔受审时、承认自己同意参加对斯大林的谋杀。皮克尔重复了赖因 霍尔德对主要被告的揭发。不过，他讲话时显得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样 的义愤和热情。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对此评价说： “审判员同志们，你们一定 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度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 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 的罪犯。”⑤ 8 月20 日上午，加米涅夫受审。在检察长的逼问下，加米涅夫承认了起 诉书加给他的一切罪过。他还谴责了斯米尔诺夫的顽固态度，并且按预审中 的供词端出了所谓托洛茨基的后备中心和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阴谋集 团。 加米涅夫： 在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中可以再举出一个人来，他实际上是 领导人之一，但是由于我们对他的工作有特别的计划，所以他没有参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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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我说的是索科利尼科夫。 维辛斯基：你是说他是 “中心”的成员，但其作用严格保密吗？ 加米涅夫：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揭露，因此我们任命了一个不大的 小组继续我们的恐怖活动。为此，我们挑出了索科利尼科夫。我们当时觉得， 托洛茨基分子方面能够成功地完成这种任务的是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拉狄克。 ⑥ 关于右倾反对派，加米涅夫说：“在1932、1933、1934年，我个人与托 姆斯基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们是同情的。 当我问到托姆斯基关于李可夫的思想倾向时，他回答说： ‘李可夫的想法与 我一样’。对于我提出的布哈林的想法的问题，他回答说： ‘布哈林的想法 与我完全一样，不过他坚持有些不同的策略，他不同意党的路线，但是坚持 对党进行顽强渗透以取得领导对本人信任的策略’。”⑦ 加米涅夫受审时，一个 “证人”雅科夫列夫教授出庭作证。他说，加米 涅夫让他领导科学院的恐怖小组。 虽然加米涅夫按照上边的要求和预审中的排练，按照 “党的需要”作出 了安排好的供词，表示了对党的 “忠诚”，但是检察长维辛斯基先生，这个 曾是资产阶级鹰犬和站在街垒另一边的家伙，仍不放弃挖苦和贬斥昔日无产 阶级领袖的机会。历史有时竟是这样把沉渣翻腾到浪尖，让他们炫耀自己。 维辛斯基：您在 1933年写了声明表示了对党的忠诚，那么该怎么评价这 样的声明呢？是欺骗吗？ 加米涅夫：不，要甚于欺骗。 维辛斯基：背信弃义？ 加米涅夫：还要坏。 维辛斯基：比欺骗坏，比背信弃义坏，找个什么词呢？背叛吗？ 加米涅夫：您终于找到了这个词。⑧ 最后，维辛斯基给加米涅夫的态度作了一个结论。他说，加米涅夫作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一名组织者，在 “大量的罪证”面前，被 迫承认自己犯下了恐怖活动罪。表面上顺从的加米涅夫这时声明说，他承认 自己有罪并不是因为存在针对他的罪证，而是 因为他作为一个被捕的人并 且被指控犯有这样的罪行，所以他才承认了它。加米涅夫一语道破了审判是 虚假的这一实质。 加米涅夫之后受审的是季诺维也夫。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 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或米高扬那样的人还在什么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在革命时期犯过一些错误，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大 家也还知道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认识了他们的做法的错误以后，列宁亲自 吸收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在列宁左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党的工作提 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政府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时，季诺维也夫留在列宁格 勒。他受托管理我们原来的首都——十月革命中举起造反旗帜的、我们的最 革命的城市。莫斯科则曾托付给加米涅夫。”⑨可是，这样的革命领袖竟被 内务部和一些攫取了实权的人任意摆布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粗暴的肉 体折磨加上卑鄙下流的精神愚弄，使他们失去了革命家的常态，使他们甚至 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变成了政治的木偶和牺牲品。当季诺维也夫站到法庭 面前时，他显得惊惧不安，不知所措。他脸色发灰，脸面浮肿，说起话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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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喘气。往昔雄辩的演说家今日张口结舌。他完全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不 但承认是他领导了阴谋恐怖集团，甚至承认了与莫·卢里耶的合作关系这样 的细节。他还抨击了斯米尔诺夫顽固的态度，说他选择了继续欺骗党的道路。 他用肯定的口气谈到了托姆斯基的罪过。 到季诺维也夫受审， “托—季联合中心”季诺维也夫一翼的主要被告都 已认罪，承认了组织阴谋集团，以恐怖行动为手段，妄图通过杀害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途径，推翻国家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与 1935年 1月他们受 审时相比，法庭没有举出任何补充的犯罪事实，却让被告作出了性质不同的 供词。托洛茨基曾在流亡国外的苏联侨民杂志《反对派通讯》上，把被告 1935 年 1月和1936年8 月的供述进行过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公开审判的虚 假性。1935年 1月 1936年 8 月加米涅夫承认，他对分裂活动的维辛斯基： “因此，您承认你们斗争不够积极有力。这种分裂状曾有这样奇怪的计划（借 助于恐况是反党活动的结果。由于这种怖夺取政权）吗？”分裂状况，这样 的犯罪集团 （尼加米涅夫：“是的，这一奇怪的古拉耶夫等人）才得以形成 并犯计划是有的。”下了罪恶。维辛斯基： “杀害基洛夫是直接 由你们干的吗？” 加米涅夫： “是。”巴卡耶夫承认，季诺维也夫的信维辛斯基：“您接 受了筹划杀害徒总是对党的最重要的措施进斯大林的同事的指示吗？”行含 有敌意的恶毒的批评。巴卡耶夫： “接受了。” 维辛斯基： “您参加了杀害基洛 夫的行动吗？” 巴卡耶夫：“参加了。”季诺维也夫：“在所发生的谋杀维辛斯基：“您， 加米涅夫和其的政治责任问题上，党让党的敌他人参加了这个 ‘中心’吗？” 人——前季诺维也夫集团负责。季诺维也夫： “参加了。”党这样做是完全 正确的。”维辛斯基： “那么，是您对谋杀 基洛夫的事件进行组织的吗？” 季诺维也夫： “是的。” 维辛斯基： “也就是说，是您杀 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 “是的。”叶甫多基莫夫：“我们应负责任，维辛斯基： “您承认谋杀基洛夫因为我们最近10 年来在我们周的行动是在您的协助下 筹划的围散布的流毒，促进了罪恶的产吗？”生。”叶甫多基莫夫：“是的， 我承 认。”⑩ 斯米尔诺夫在法庭上 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斯米尔诺夫是法庭的第 9位受审者。他刚直不阿， 襟怀坦白，从容潇洒，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对虚伪审判的蔑视，在 公开审判的一潭死水中激起了一抹浪花。 当正式审讯一开始，穆拉奇科夫斯基供称斯米尔诺夫对恐怖活动实行直 接的领导时，他就几次站起来予以坚决地驳斥，表明了自己不与法庭合作的 态度。于是，他和维辛斯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维辛斯基拿不出斯米尔 诺夫犯罪的证据来，只能求助于其他被告的揭发和交待，用口供代替必要的 证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被叫起来证明说，杀害基洛夫的行动是一 次共同行动，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参加了，其中当然也包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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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诺夫。这种不是以罪证而是以一个人或数人口供为依据的机械推证的办 法，是后来在法庭上经常使用的方法。继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叶甫多基莫 夫提到斯米尔诺夫的作用时，也遭到斯米尔诺夫的当面驳斥。当德赖采尔把 斯米尔诺夫比作托洛茨基中心的乐队指挥时，他又站起来反驳说，他根本没 有与德赖采尔讨论过恐怖行动的问题。加米涅夫供认时说，斯米尔诺夫对罪 行的否认是可笑的诡辩。季诺维也夫作供时甚至说他在阴谋活动时期曾与斯 米尔诺夫多次会见。这时候，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萨福诺娃作为证人出庭。在 预审中，内务部使用萨福诺娃作人质胁迫斯米尔诺夫暂时屈服，作出了部分 认罪。在法庭上，人质被宣布为证人。但是，无论斯米尔诺夫、萨福诺娃， 还是维辛斯基、乌尔里赫，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告都知道，萨福 诺娃的实际使用价值没有变。不同的只是名称和场合：秘密的刑堂换成了官 冕堂皇的人民法庭，赤裸裸的讹诈变成了作戏，信以为真的人是那些感到惊 异的听众和外国记者。萨福诺娃为了不使自己的虔诚前功尽弃，从而挽救自 己和前夫的生命，在法庭上继续作证说，斯米尔诺夫传达并积极坚持了托洛 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斯米尔诺夫这时已不用担心被诬陷后秘密处死， 于是断然予以否认。别的被告再次被叫起为证人的话作证。维辛斯基与斯米 尔诺夫之间又开始了一次交锋。 维辛斯基：您和萨福诺娃的关系如何？ 斯米尔诺夫：关系良好。 维：除此之外呢？ 斯：我们关系亲近。 维：你们曾是夫妻吗？ 斯：是的。 维：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恶感吗？ 斯：没有。 （11） 随着交锋，斯米尔诺夫开始受审。他像以前一样作了一定让步，作了部 分交待。他这样做肯定是为了使萨福诺娃的处境稍微好一些。他承认传达了 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关于恐怖行动的意见，但他声明他当时并不赞成他们的想 法。除此之外，他没有参加过任何非法行动。 斯米尔诺夫：我承认，我曾属于托洛茨基的地下组织，参加了这个集团 和这个集团的核心，1931年在柏林与谢多夫见过面，倾听了他关于恐怖行动 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传达给莫斯科。我承认，我从加文那里得到了托洛茨基 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指示，但还是通过捷尔—瓦加尼扬 传达给季诺维也夫。 （12） 维辛斯基： （挖苦地说）您什么时候脱离“中心”的？ 斯米尔诺夫：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脱离，没有什么要脱离的。 维：中心存在吗？ 斯：什么 “中心？” 维：穆拉奇科夫斯基，中心有吗？ 穆拉奇科夫斯基：是的。 维：季诺维也夫，中心有吗？ 季诺维也夫：有。 维：叶甫多基莫夫，中心有吗？ 叶甫多基莫夫：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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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巴卡耶夫，中心有吗？ 巴卡耶夫：是的。 维：您看，斯米尔诺夫，您现在还坚持中心不存在吗？ （13） 多么滑稽的表演！这简直不像在法庭，而像在开会。维辛斯基竟然要通 过当面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多数表决选举出一个中心来。 斯米尔诺夫再次表示，这个所谓的中心任何时候都没有开过任何会议。 这时中心的其他成员又被叫起来对他进行反驳，纷纷作证说他是阴谋中心的 托洛茨基一翼的首脑。斯米尔诺夫转向揭发人，尖刻地嘲笑说： “怎么，你 们还需要个领袖？那好，就选我吧！” （14）这一回答引得全场大笑不止， 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斯米尔诺夫挥洒自如的言语是对法 庭伪审判的辛辣的讽刺，它像一把犀利的短剑划开了罩着审判台的漂亮的纱 幕。 斯米尔诺夫还用如下方式表示他对法庭和审判的蔑视。他经常戏弄和嘲 笑检察长。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时，他嘲讽地说，他觉得只有一点是没有疑 问的，即法庭上的一切指控都是废品。他不止一次用辛辣的讽刺暗示，所谓 的阴谋故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有时他把维辛斯基搞得哭笑不得，有时 则把他整得暴跳如雷。但检察长维辛斯基终究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人们选 定他作前台导演并没有选错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被告演员，让 他们流畅地背诵预演中已经背好的台词，把戏演得自然圆满，不露汤水。他 甚至成功地调动起斯米尔诺夫的前妻和被告的所有朋友，对斯米尔诺夫进行 围攻。另外，斯米尔诺夫部分认罪的既定方针也有它的弊病。既然承认参加 了阴谋中心并且传达了托洛茨基的指示，他就无法解释没有参与阴谋恐怖活 动的原因，同时也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来。这是检察长和法庭遵循的 有罪推定的原则的胜利。既然许多被告自己承认有罪，证人也说他们有罪， 那么个别不老实的被告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来，不然就是有罪的，难道这样的推论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尽管法庭根本拿 不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来，比如信件、日记、密码和行凶器械等，但是被 告不是同样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吗？一切就是这样在颠倒的逻辑推 理中被颠倒了。不能证明无罪便是有罪，不能拿出证明无罪的物证就证明有 罪。斯米尔诺夫在检察长组织的围攻中无路可退时，便以轻慢的让步对付法 庭。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对整个罪名作一番 “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 然后才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15）有时，斯 米尔诺夫干脆拒绝回答检察长的问题。斯米尔诺夫的整个认罪态度使维辛斯 基特别恼火。他在起诉发言中说，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 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 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16）我们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 的16名被告是从50 多名被秘密审讯的人中挑出来的，是认罪态度好的和比 较好的。如果让所有的人出庭，只怕大多数人都像斯米尔诺夫。 在斯米尔诺夫之后，先后受审的是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霍尔茨 曼、纳·卢里耶、莫·卢里耶、捷尔—瓦加尼扬和弗里茨·达维德。除了捷 尔—瓦加尼扬和担任托洛茨基特使的霍尔茨曼以外，其他人都是恐怖计划和 行动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交待大都和具体事情相联系，出现的纰漏和露出 的破绽也比较多。 奥利别尔格痛痛快快地交待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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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谢多夫会面。他借助于一个伪造的洪都拉斯护照潜入苏联，在高尔基市 师范学院策划了恐怖行动，拟定于 1936年5 月1 日在莫斯科动手。他谋杀斯 大林的计划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被捕了。奥利别尔格没有解释， 他怎么凭借一个中美洲国家的护照和上面的旅游签证，谋取到高尔基市师范 学院的工作，是谁帮助和利用了他。另外，他谈起话来爽快热情，不像是犯 人认罪，倒像是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这是当时他被一些听众认为是内务部 安插的奸细的一个原因。 贝尔曼—尤林详细叙述了1932年 11月他与托洛茨基及其侍从在哥本哈 根会见的情景。他供认说，托洛茨基亲自派他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刺杀斯大 林，但由于他未能搞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入场券，因此阴谋失 败。且不说后来证明他与托洛茨基的会见是捏造的，会见情景是内务部帮助 他编造的，就是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的说法，也颇令人怀疑。人们不禁会问， 机构严密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能把尼古拉耶夫派进戒备森严的斯莫尔 尼官，为什么竟然连张会议的入场券也搞不到呢？ 纳·卢里耶是个外科医生。他交待说，托洛茨基派他到苏联来谋杀伏罗 希洛夫。为了完成这项阴谋恐怖行动，从 1932年9 月到1933年春，他和另 外两个同伙带上手枪，到伏罗希洛夫经常经过的伏龙芝街一带散步以等待下 手的时机。因为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跑得太快，他们便作罢了。此后纳·卢里 耶被派到车里雅宾斯克，试图在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视察该市和参观 工厂的时候，向他们下手。可是，他也未能等到这样的机会。后来，纳·卢 里耶又被派到列宁格勒刺杀日丹诺夫。他计划在五一节游行时实施他的计 划。可是，因为他所参加的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所以未能得手。请看， 阴谋集团竟把如此重大的谋杀行动的成功希望寄托于侥幸等来的机会上。 莫·卢里耶与纳·卢里耶同姓，但不是兄弟。他供认说，他从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两方得到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指示。 捷尔—瓦加尼扬供出了格鲁吉亚的所谓阴谋分子奥库贾瓦等人，以及他 和他的好友洛米纳泽等人的关系。当他涉及到斯米尔诺夫时，遭到了后者的 反驳。斯米尔诺夫又一次站起来请求法庭将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记录下 来。 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弗里茨·达维德。他供认他是被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派 来实施两个谋害斯大林的具体计划的。一个计划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 刺杀斯大林，另一个是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像阴谋集团其它许许多多的经 过精心策划的计划一样，这两个计划也破产了。前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斯大 林没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达维德未能靠近斯 大林。 以上就是愚蠢的阴谋集团的众多愚蠢的阴谋分子的种种愚蠢的阴谋计 划。不但实施阴谋的一方是愚蠢的，破获阴谋的一方竟然也没有在预谋现场 将阴谋分子抓住，事发后也没有获得阴谋分子的罪状罪证。不但刺杀所用的 武器、器械和伪装物品等一件没有获得，连一个记载计划、指示之类的字条 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阴谋恐怖集团和如此的审案定案 的审判！ 如果维辛斯基先生还活着，他会说：虽没有物证，但至少有被告的口供。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霍尔茨曼在法庭上的口供和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奇谈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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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茨曼确实曾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斯米尔诺夫的朋 友。他是继奥利别尔格之后受审的，他受到斯米尔诺夫一身正气的影响，改 变了过去完全认罪的态度，声明自己虽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转达过托洛 茨基的意见，但并不赞成他关于恐怖行动的观点，也没有参与恐怖行动。法 庭和检察长虽然对霍尔茨曼的态度转变极为不满，但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霍尔茨曼至少没有否定原来赋予他的托洛茨基的特使的角色。可是，正好在 这一点上，公开审判出了一个大纰漏，它当时几乎戳穿了整个公开审判的西 洋景。 霍尔茨曼供称，1932 年 11 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与托洛茨基的长子 列夫·谢多夫见面，将斯米尔诺夫托他转送的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了 谢多夫，让他转交托洛茨基。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霍尔茨曼一道去见 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霍尔茨曼表示同意。为了保守秘密，不招人耳目， 二人商定分别前往。两三天后，霍尔茨曼坐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下车后径直 到约定会面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在饭店的前厅碰到了谢多夫，接着去见了托 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 任务。 霍尔茨曼的供词见报后，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供词是伪造的谎言，并通过 外国新闻社要求苏联的法庭询问一下霍尔茨曼，他进人丹麦时用的是什么护 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 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 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 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 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 解这一争执的。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 1936年8 月25 日，与其他被告 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 会民主》于 9 月1 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 年就拆除了。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 络活动！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 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苏联当局面对事实陷入了窘境，便制造出一个补 救的说法：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是布利斯托里咖啡馆，它距离霍尔 茨曼下榻的叫另外一个名字的饭店不远。可是，这一说法与霍尔茨曼的供词 不符。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调查托洛茨基的罪名的民间小组。 这个小组仔细研究过 “哥本哈根”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霍尔茨曼没有在那里 与谢多夫会面，也没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霍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 茨基。该小组查明，在 1932年 11月23 日至12月2 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其主要证据 有两条：一条是当时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 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它们证明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时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另一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家信。这 些家信证明 1932年 11月23 日到12月3 日，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其中一封 是他父母即将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 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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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 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17）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谢多夫一张明 信片。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埃斯堡，1932年 12 月 3 日。谢多娃一托洛茨卡 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 斯大林对审判中出现上述危及整个审判基础的严重纰漏非常生气，责怪 内务部向被告提供了这么个饭店，并命令雅哥达对此事进行调查。雅哥达在 调查的同时，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人到哥本哈根现场观察以寻求一个补救办 法。但这个人空手而归。内务部出现的丑闻使参与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人困惑 不解，他们不理解内务部为什么在饭店林立的哥本哈根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存 在的 “布利斯托里”。调查结果如下： 霍尔茨曼在审讯时忍受不住酷刑而同意接受强加于他的罪名。于是，审 讯组织者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 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叶若夫认为饭店是合适地点。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负责这一工作，决定求助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专门收集外国情报 的第一局。但他担心直接向外交部第一局索取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可能会引 起怀疑，便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第一局，让他们提供几个奥斯陆和哥本 哈根饭店的名称，似乎是为了内务部的人出差时使用。莫尔恰诺夫为上司打 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在哥本哈根一栏里错误地打上了奥斯陆饭店的名 称。不了解情况的霍尔茨曼照本宣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丑闻。 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本来就不能作为判案 主要根据的口供是内务部通过胁迫被告共同编造的。而 “托一季反苏联合中 心”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被告们的口供。如果连被告口供都是编造的，那就 无可辩驳他说明， “托—季中心”案是一个假案、冤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 审判不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消灭反对派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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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出人意外的判决 8 月21 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 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 “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 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 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 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 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 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 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 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 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 （18） 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 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 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 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 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 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 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 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 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 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 人专制统治。 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 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 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表现。像以往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每一次受审时一样，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 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消息报》社论 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该报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的总编辑：布哈林。 托姆斯基看到登在报上的维幸斯基的声明，当天在他的位于鲍尔舍沃的 别墅里自杀了。托姆斯基20 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工会运动的领 袖，去世前任中央候补委员。很明显，他从基格夫被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特别是从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看到了苏联的灾难进程已无可挽回，因此 他决心避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到的巨大凌辱和贬责，保持自己的尊 严。而在当时的苏联，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选择自杀的道路。几个月以后， 当时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副国防人民委员 加马尔尼克，也被迫自杀了。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谴责了托姆斯基的行动，把 这样的行动归咎于托姆斯基本人。 8 月22 日上午开庭后，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词或起诉总结发言。它是一 篇为伪审判扬威张目的即兴杰作。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检察长嬉笑怒骂、挥 洒自如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扮演了一个玷污社会主义法制的典型角 色。 在权力大于法律，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解释甚至被代替的时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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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维辛 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他于 1937年3 月在检 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 “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 把它们撇在一边。” （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 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 “理论”。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 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另外，维辛斯基 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 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 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 “最大可能”就够了。因此，法庭的目 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 “可能性”。一旦 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 （20）而在被告权 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 “可能性”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法庭 论证被告犯罪的 “可能性”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 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 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 在，但却丝毫无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如 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 足。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 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 作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 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 承认和证实。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 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 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 查和监督的。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 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 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说，还 175在三 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 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 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 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接着，他满怀激情 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他 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 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 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 们的心窝。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 （21） 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他说，斯米 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 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 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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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斯米 尔诺夫会说： ‘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这真是一个天真 的证明！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 1月1 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 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 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 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22） 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 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 求。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 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 西。后来，直到20 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 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 务部制造的假证。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 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 手们帮凶的地步。 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当然，他在这样做的 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 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 “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 思主义与 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 思主义者！或许 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说， 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 “在这次审判中 赖因霍尔德 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 曾为恐怖手 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 ‘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 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 。’” （23） 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 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 “与民意党人的 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 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 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 “我要 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 （24） 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最后陈述”。 8 月22 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 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 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 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 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 显得站不住脚。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 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 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 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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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的众所周知的职务也不准提及。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 职务一栏里，填的全是 “职员”。革命的风火锻造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可 是现在，他们只能作为腐朽透顶的囚犯，突然出现在这个人间世界上。 8 月 22 日晚间和8 月 23 日，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被告们说 话的顺序与被审判时一样。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 或许是他忘记了不准向法庭提及自己革命经历的警告，或许是由于难以名状 的痛苦的煎熬，穆拉奇科夫斯基情不自禁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真 正的革命家的经历。他 13 岁时就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过。他本人是个工 人，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工人。他的祖父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 从阶级观点来看，他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家庭。这样的 家庭和这样的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 “可现在”，穆拉奇 科夫斯基痛苦地喊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25） 法官和检察长都警觉起来：他往下要说什么呢？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 来，准备发暗号了。暗号一发出去，会场里就会有专门的听众大声起哄，打 断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话。不过，维辛斯基虚惊了一场，一切进行顺利。穆拉 奇科夫斯基一时感情冲动，说不清是绝望，还是悔恨，抑或是被压抑的愤怒， 大约是由于这些情感的综合吧，他两眼含泪，猛地一拳砸在被告席的木栅栏 上。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革命家的心中翻腾着何等痛苦和愤懑的惊涛 骇浪，它几乎要冲破那人为设置的无形的堤坝。但他紧紧地抓住了长凳的靠 背，终于克制住自己。或许他在想：不管面前的法庭多么伪善，多么狰狞， 不管历史是多么不公正地让这样的法庭充当人民的法庭，但历史毕竟是让它 充当党和人民的法庭，他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 抗党和人民。理智终于约束住难以约束的感情。他说，他之所以提到自己的 过去，那仅仅是为了使大家 “记住，不仅一个将军，不仅一个公爵或者贵族 能够成为——反革命，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人也可以变成反革 命。” （26）最后他说，他是一个叛徒，活该被枪毙。审判长乌尔里赫朝维 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它是献媚者的笑，胜利者的笑，是野兽脚踏着自己 的牺牲物时的笑。 绝大多数被告都表示服罪。他们用污垢的语言谩骂申斥自己，把自己称 作叛徒、强盗、败类，说自己不值得宽容。突然，叶甫多基莫夫冒出了一句 并非无意的反问： “到底有谁会相信我们众口一词的话呢？”接着，他不由 自主地抒发了内心的抑郁： “谁会相信我们这些把基洛夫杀死，对着他的新 坟演出这么一出丑恶的闹剧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不是由于我们本身的 罪过而是因侥幸而没有变成谋害斯大林及其他人民领袖的人呢？谁会相信我 们这些作为反革命匪帮，作为法西斯和盖世太保的盟友而站在法庭上的人 呢？” （27） 加米涅夫谈完自己最后的话以后便坐下了。但他又站了起来。他想给自 己的两个孩子说几句话。他的孩子一个是飞行员，一个还是孩童。在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素以民主正派和平易近人而著称的革命家加米涅夫，竟不 能唤亲生子于堂前，抚其项背而教诲之，而只能像一个普通的死囚犯人那样， 遥寄顾盼之情，这是何等地悲怆和凄凉！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竟不能饶 恕一个功绩卓著并已退出政治舞台的革命老人！加米涅夫只能采取他根 179 本没有想到的方式对他的儿子说话。当然，他的话不仅是说给他的儿子的。 而且我们看到，遭遇到千古奇冤的革命家加米涅夫在他临终之际，仍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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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民和人民的事业。 “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 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看。同苏 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28）然后，他坐下了，用双手捂住了脸。 所有在场的人都动了情。据说连法官们呆板的面孔也一时失去了常态。 季诺维也夫站起身，照着内务部为他拟好的稿子念起来。他呼吸困难， 声音平淡，缺乏自信。他不看听众，不寻求他们的共鸣，与往常那个在党的 会议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令人倾倒的天才演说家相比，他判若两人。他讲话的 内容与加米涅夫的讲话类似，他机械地揭露和批判自己，证明他这个德高望 重的老布尔什维克原来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而只有斯大林才 是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和继承人。他对自己进行了拙劣的和机械的理论批 判，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显然是发言稿修改者的东西： “我先是歪曲布 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 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 茨基主义的变种 ” （29）最后他说，任何惩罚都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更使他 感到可怕，即 “我的名字将和与我坐在一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的右边 是奥利别尔格，左边是纳但·卢里耶 ” （30）季诺维也夫显然认为这两个 人是内务部的奸细。虽然他自己也在内务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重压下屈服 了，但他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列宁的战友的尊严还没有泯灭。 斯米尔诺夫再次否认他直接参加过任何恐怖活动。但是，他谴责了托洛 茨基，说他是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 最后一名做 “最后陈述”的人是弗里茨·达维德。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 他和其他3 名所谓被托洛茨基派到国内的人都没有要求宽大处理，当然他们 心里有谱：绝无生命危险。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他们积极、忠实地与内务部 合作的态度以及内务部将予以宽大处理的许诺，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审判 组织者将受骗上当的人使用过后，或者说他们失去使用价值后，为了灭迹， 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也一道枪决了，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是可 怜的，也是可悲的。 当所有的被告讲完之后，法庭宣布休庭，审判庭成员进入了会议厅。此 时的时间是8 月23 日晚7点半。判决书已预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准备好。在 准备过程中，乌尔里赫几次易稿，每次都是呈交代行休假的斯大林的职务的 卡冈诺维奇审阅。卡冈诺维奇对最后一稿也作了修改。在判决书的第3 页上 关于阴谋分子准备暗杀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在第7 页上写上了 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深夜两点半法庭重新开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 长乌尔里赫呆板地读了 15分钟的判决书。按照判决书的说法，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一瓦加尼扬、 斯米尔诺夫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 心，以谋杀联共 （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地下恐怖集团，准备了并于1934年 12月1 日实施了 对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了一系列恐怖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 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 德赖采尔、赖因霍尔德、皮克尔、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 尔格、贝尔曼—尤林、莫·卢里耶和纳·卢里那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托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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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 准备活动。 最后，审判长念到了判决书的量刑部分。大厅里时而响起紧张的咳嗽声。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部被告的姓名，接着，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宣 布所有被告被判处极刑：枪决。托洛茨基与其儿子谢多夫也被缺席判处死刑。 在场的内务部的干部熟悉审判程序，以为审判长会接着说：考虑到被告过去 的革命功绩，本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况并 未出现。在人们的惊愕中，乌尔里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判决书放进了文件夹。 这时，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声吼叫打破大厅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事业万岁！” （34）这是两个卢里耶中的一个。直到这时他才突然 明白他们被无情地玩弄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既然他们被选中充当牺性品， 他们又怎么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呢？犯人们被带出了法庭，送进了密封汽车， 向卢比扬卡监狱驰去。 当时，托洛茨基正在挪威。当他了解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情况后，便向 报界发表声明，向国际联盟发出电报，向各种组织和集会寄发呼吁书，请求 国际舆论帮助主持公道。但挪威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却建议托洛茨基 离开挪威。当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接受地。最后他得到了墨西哥政府 的同意，于1937年 1月9 日到达墨西哥 最后的时刻 公开审判会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的价值 已完全清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诚恳地履行了君子协定，但他们却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斯大林去履行协议。 根据新的法令，犯人被宣判后可在 72小时内提出赦免的请求。有一些人 递了请求，但全被驳回。斯米尔诺夫没有提赦免请求。实践证明，就连给犯 人留下3 天请求赦免的法令，在最后时刻也被践踏了。24 小时后，就宣布判 决已经执行，16名被告无一幸免。 后来从内务部传出了一些执行判决时的情况。季诺维也夫身体很差，正 发着疟疾。他被告知说要送他到别的牢房，可是当他看见警卫人员，他立刻 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据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绝望地高声喊着要斯大林 兑现对他的许诺。人们觉得他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不过，也可能并非 如此，因为他激动的时候声音总是很高。因此，他可能要把临终前的话说出 来。他当时患有心脏病和肝病，因此可能发生冲动。据说，押送季诺维也夫 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担心季诺维也夫在地下室走廊里继续喊叫，就把他推 到隔壁牢房中枪决了。后来，这个中尉因表现镇静而得到了奖励。 加米涅夫从牢房中带出来后，没有抱怨，但显得很震惊。他从容就义。 负责行刑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在执刑后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踹了尸体一 脚，又朝尸体开了一枪。斯米尔诺夫视死如归，步履稳健，他说，他们在法 庭上表现不好，他们被这样对待是受之无愧。 还有其他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被告的家属也受到了惩罚。 “在镇压时期，实际上受害的往往是受害者 全家，包括子女，亲属甚至熟人。” （32）这大概就是卡冈诺维奇所爱说的 “砍伐树木，木屑横飞”的一种表现吧。叶甫多基莫夫的儿子被枪决。奥利 别尔格的妻子贝蒂也被送到劳改营。贝蒂在监狱中得了病，很瘦，她企图自 杀，从楼梯的栏杆跳了下去。最后，她于 1940年被斯大林遣返德国，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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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返的共产党员一起交给了盖世太保。加米涅夫的一家命运很悲惨，1935 年3 月，加米涅夫的前妻奥莉加·达维多夫娜 （托洛茨基的妹妹）和大儿子 亚历山大先后被捕。亚历山大于 1939年 7 月被处决，当时只有33 岁。另一 个儿子尤里克 1937年只有 16岁，1938 年 1 月被处决。前妻1941 年秋被处 决。加米涅夫的小弟弟，H ·B ·罗森菲尔德夫妇1935年 7 月被判刑后死于服 刑期间。加米涅夫的孙子维塔季克到 1951年 19岁时被流放，身体受损，于 34 岁时去世。 被告被执行判决时，许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在外地度假。斯大林在高加 索。莫斯科只留下了形式上的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他们审 查赦免请求，但他们得到指示，即如果政治局没有相反的指示，一律将赦免 请求驳回。叶若夫留在莫斯科监视了各方面的情况，以保证公开审判顺利进 行。 季诺维也夫等人被枪决之后一星期，斯大林命令雅哥达从劳改营中选择 了50 名反对派积级分子予以枪决。同时，劳改营中政治犯的权利被取消。1937 年3 月这些权利又暂时恢复。但是几个月后又下达了大规模处决的命令。住 在沃尔库塔的大多数托洛茨基分子都送到莫斯科枪毙了。其中有托洛茨基的 小儿子谢尔盖·谢多夫。1938年3 月，在劳改营枪毙了索克拉特·格沃尔基 扬等20 多名原左翼反对派分子。以后这样的处决时有发生。 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和审判后，由于中央的宣传和组织，全国出 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浪潮。镇压的目标是 “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他们现 在一律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以及 “伪装”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及 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凶。报纸天天报道 “敌人”被揭露和镇压的情况。“暗藏 的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的保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 分子”、 “托洛茨基在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托 洛茨基沙龙”，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人民委员部中托洛茨基的痕迹”等，诸 如此类的文章、报道随时可见，恐怖气氛弥漫全国。注释：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 卷，莫斯科 1961 年，第404 页。 ② 《真理报》1964年4 月3 日。 ③阿尔卡季 ·瓦克斯贝格：《维辛斯基何许人也？》，（苏）《文学报》.1988 年 1 月27 日。 ④奥·拉齐斯： 《转折》，载（苏）《旗帜》杂志1988年第6期。 ⑤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1 页。 ⑥罗伯特·康奎斯特： 《大恐怖》，第109页。 ⑦ 《大恐怖》，第109页。 ⑧乔尔·卡迈克尔： 《斯大林的杰作》，纽约 1976年英文版，第 97 页。 ⑨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7页。⑩鲍里斯·列维茨基： 《恐怖统治 ——苏联秘密警察 （1917—1970）》，纽约1972年英文版，第 87 页。 （11） （12） 《大恐怖》，第110页。 （1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第 89 页。 （1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1页。 （15） （16）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0、171页。 （16） 《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55 页。 （18） 《大恐怖》，第114页。 （19）H ·米罗诺夫：《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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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恢复和发展 （1953—1963）》，载 （苏）《苏共历史 问题》，1964年第2 期，第 19—20 页。 （20）H ·马斯洛夫：《30 年代的政 治审判：性质和特征》，载 （苏）《论据与事实》杂志，1988年第 7期和第 8 期。 （21） （22） 《大恐怖》，第115 页。 （23） 《斯大林的杰作》，第 100页。 （24） 《大恐怖》，第116页。 （2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3 页。 （26） 《大恐怖》，第116页。 （27） 《斯大林的杰作》，第112页。 （28）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5页。 （29）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76 页 （30）《大恐怖》.第 110页。（31）《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7页。（32） 《苏其中央政治局委员M ·索洛缅采夫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载《真 理报》1988年8 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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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平行中心”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 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 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 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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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彼捕 1937年 1月 23 日，即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结束刚好5 个月后，举行 了第二次莫斯科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对象称“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以 下简称 “平行中心”）。名称中含有与“托—季反苏联合中心”同时存在之 意，有的文章称之为 “托洛茨基后备中心”。这个所谓的中心的领导人是皮 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其主要成员都是原托洛 茨基反对派成员。 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主要打击对象是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 派。它虽然也打击了一大批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其中包括斯米尔诺夫、穆 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等，但还有相当多的著名的原托洛茨基反对 派成员 “逍遥法外”，其原因是季诺维也夫及其原反对派首先被作为谋害基 洛夫的罪魁，是苏联内务部主要侦破目标。但同时应该看到，把已经被打垮 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予以消灭，一直是当局和内务部一项 重要工作。 1937年3 月，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的骨干 会议上披露，联共 （布）中央书记叶若夫1935年年中曾对他说， “ 根据 他得到的材料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有一个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中 心，必须予以查清和消灭”。阿格拉诺夫强调说： “叶若夫同志批准我对莫 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① 1936年2 月5 日，国家安全总局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以雅哥达 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对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采取行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 指出，经过侦查，发现 “托洛茨基分子按照小集团的单线联系的原则重建地 下组织的活动倾向”，发现他们进行恐怖活动的预谋。②同年2 月9 日，内 务部向各地发出了一个指示，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地下 组织，在清党中加强对被开除出党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镇 压。 1936年 3 月 25 日，雅哥达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说，根据逮捕和搜查所得 到的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材料，说明这些人在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向斯 大林建议：将所有处于流放之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予以逮捕并遣送到边远的集 中营；由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将在最近一次党员登记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遣送 到边远的集中营，给予5 年监禁，对被揭露参与了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 进行审判，全部予以枪决。斯大林指示将这封信送给维辛斯基审议和提出意 见。维辛斯基于 1936年3 月31 日回信的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雅哥达同志在1936年3 月25 日的报告中，正确和187及时 地提出了坚决粉碎托洛茨基干部的问题。 “我本人认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对每个具体案件审定后作出 决议，将所有处于流放中的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边远集中营的作 法，是必要的。同样，我认为将最近一次党员登记中被开除出联共 （布）的 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集中营是必要的。 “同样，对于将被揭露参与恐怖即准备进行恐怖行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 案件，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其实施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和最高 惩罚——枪决的作法，我个人是没有异议的 阿·维辛斯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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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31 日，即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的同一天，雅哥达向内舟部所属各 局局长下达了一道行动命令。命令说，内务部各机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 即查清和全面彻底地粉碎所有托洛茨基势力，他们的组织中心及其联络，查 清、揭露和镇压所有的托洛茨基两面派。 1936年 5 月 20 日，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一 项由斯大林签署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间断的和积极的反 革命活动，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处于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 子、被开除出联共 （布）但表现出敌对态度并且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基辅等苏联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边远的集中营，给予3 至5 年的监 禁。将所有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军 事法庭审讯，对他们采取最高惩罚——枪决。 根据中央的决定，内务部在此前逮捕和侦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分子 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全面侦查和镇压。其中，只 有极少数人是受被捕的人的口供牵连而被捕的，绝大部分人是先予以逮捕， 然后取得口供，整理出材料，在取得口供的基础上，一些人被划人了 “托— 季联合中心”及其下属机构，大部分人被作为阴谋恐怖分子由当地内务部门 予以处理和消灭。较为重要的人物，或因其刚被逮捕，口供尚未取得，或因 其态度顽抗，口供未能取得，加上拟定以后予以逮捕的要犯，组成了未来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成员。 在这些人员中，第一个被捕的重要人物是原莫斯科军区司令尼·穆拉洛 夫。他是 1936年4 月17 日由西西伯利亚边区内务部门逮捕的。逮捕的根据 是内务部从一些原托洛茨基分子那里获得的供词：穆拉洛夫是托洛茨基地下 组织的领导成员。没有罪证材料，口供未经查证。但在法律服从政治需要的 总气氛中，无人敢于对内务部的行动提出疑义。 穆拉洛夫出身于贫穷的劳动人民家庭，身材魁梧。早在 1899年，他就参 加了工人小组，1903 年参加了党。他是 1905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十月革 命爆发时，他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 第3和第 12集团军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被任命为莫斯科 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从 1925年起，他担任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院 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18年，他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 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被取消中央监委委员资格。十五大期间被开 除出党。1935年 12月和1936年 1月，他两次致信斯大林和党中央，声明与 托洛茨基观点决裂并要求恢复党籍，但斯大林不予理会。1936年被捕前任新 西伯利亚市库兹涅茨克矿区联合公司农业处处长。 1936年 7 月，“托—季联合中心”一案的被告赖因霍尔德供出了格·索 科利尼科夫，说他与所谓的托—季反革命集团有牵连。他的供词含糊不请， 自相矛盾。其它牵连索科利尼科夫的材料均无，更不用说有什么可作为证据 的事实。但是，赖因霍尔德的诬陷材料被整理加工后上报中央。于是，通过 征询意见的方式，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 7 月25—26 日作出了关 于将索科利尼科夫开除出党和取消其中央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皮达可夫也 同意此项决定。决定把内务部整理的罪犯口供作为事实，继续拔高索科利尼 科夫的问题。决定中说： “根据无可辩驳的材料，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索科 利尼科夫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保持着紧密联系 ”④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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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征得斯大林同意后作出的，决定草案上斯大林的手迹可以证明这一点。他 在决定草案上签上了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签署的当天，即7 月 26 日，索科利尼科夫被捕。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是 1905年人党的老党员。他参 加了俄国 1905 年革命。1918 年，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是苏维埃俄国 代表团的团长。国内战争时期，他历任许多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担任过南方战线第8 集团军和土耳其斯但战线的司令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但委员会的主席。此后，担任 过各种领导职务：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财政人民委员、苏 联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俄石油辛迪加主席、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外交人 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5年，他担任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 党的六大、七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上，他被选为 中央委员，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 年 6 月至 1925 年，他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索科利尼科夫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着： “二月革 命后我作为第一批侨民回到俄国，这批侨民中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 ”索科利尼科夫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他的博学多才和轩昂的气度使人钦 羡。他能熟练地运用6种欧洲语言，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同样表现出 出众的才能。他的妻子、有名的苏联作家加林娜·谢里布里亚科娃在没有发 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 “在思想上比加里（索科利尼科夫的爱称——作 者注）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他的强健的体魄和整 个气度引起了英国显贵的惊叹”。⑤ 1917年夏，他和斯大林一道被选为中央委员和 《真理报》的编辑。“起 初，他们在许多方面比较接近。但时间越长，他们的政治分歧就越深。列宁 去世后，他们的关系全面紧张起来。在 1925年党的十四大上，作为财政人民 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提出了斯大林 ‘掠夺’农村的方针的错误，谈到了斯大 林对列宁建设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的歪曲。”⑥ 索科利尼科夫被捕的第二天深夜，皮达可夫的前妻被捕。皮达可夫的来 往信件被趁机搜掠，其中有一些是他 1926年前参加反对派时期的材料。雅哥 达懂得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搜查还未结束时就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1936年8 月5 日和6 日，曾在西西怕利亚工作过的两个前托洛茨基分子， 有名的革命家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被捕。 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博古斯拉夫斯基1905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 人党。1917年 3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从 1918 年起，担任过沃罗涅什市苏维 埃主席、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书记、乌克兰共产 党 （布）哈尔科夫市委书记、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小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8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党的 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30 年递交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党籍。 1932—1936年，他担任设在新西伯利亚市的西怕利亚机器制造厂的厂长。 雅科夫·瑞莫维奇·德罗布尼斯，年轻时是个皮鞋匠。从 15岁起便积极 参加革命活动。住过 6 次沙俄的监狱，有3 次被判处死刑。最后一次被判处 死刑是国内战争时期因受伤而被白匪抓住以后，但他幸运地逃跑了。他参加 过 1905年革命，1904—1906年是崩得和盂什维克的成员，1907年加入了布 尔什维克。从 1919年起，他先后担任波尔塔瓦和奥德萨苏维埃主席，独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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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军政委。1913年，他被选为乌克兰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在俄 191 罗斯联邦共和国小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27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 派，被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1930年递交关于 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前担任位于西西伯利亚的克麦罗 沃化学联合公司的主任。 斯大林、叶若夫等密切注视着镇压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运动，及时地予 以指导。1936年夏，当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纷纷落网，第一次莫斯科审判 即将开场时，斯大林及时发出了关于清查所谓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阿格拉诺夫曾在 1937年联共 （布）中央2—3 月全会上谈到过。 他说，1936年夏，叶若夫曾向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 “揭开真正的托洛茨基中 心”的指示。这个指示成为后来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立案的根据。叶若夫在 2 —3 月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机关里对托洛茨基的问 题有点紧张，而斯大林同志对此是最清楚的。从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中直接引 伸出一个问题：既然有托洛茨基插手，就应该将他抓住。”⑦ 正是在 1936年夏，内务部加紧收集未来的“平行中心”的首犯皮达可大 等人的材料，让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作出有关交待。1936年七八月间，内务 部从 “托—季联合中心”的被告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赖因霍尔德、德 赖采尔的供词中，得到了所谓 “平行中心”（当时也称“后备中心”）存在 的材料。1936年8 月10 日，叶若夫和雅哥达收到了基辅有关方面来的电报。 电报称 H ·戈卢边科（现已平反）交待说，皮达可夫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中 心。叶若夫立即将情况报告斯大林，并以犯人的口供为依据，对身为中央委 员的皮达可夫采取了行动。8 月11 日，叶若夫将他与皮达可夫的谈话书面报 告了斯大林。报告如下： “斯大林同志： 我召见了皮达可夫。将取消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恐怖中心审判的公诉人的决定的原因通知了他。我向他宣读了赖因霍尔德和 戈卢边科的供词。建议他出任奇尔奇克建筑公司的主任。 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 1.他明白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已经丧失。他要驳斥赖因霍尔德和戈卢 边科的供词，但除了空洞的否认的词句外，未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他声明， 托洛茨基分子出于对他的憎恨而进行了诽谤，赖因霍尔德和戈卢边科在说 谎。 2.他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没有注意到自己前妻的反革命活动，对于她 与熟人的交往漠然处之。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关于撤销他副人民委员和 任命他为奇尔奇克建筑公司主任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他声明，本应给予他 更严厉的惩罚。 3.他把任命他为公诉人的作法看作是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最大信任并 “真 诚地”接受了任命。他曾经认为，他作为公诉人的审判结束后，中央委员会 对他的信任将会加深，尽管他的前妻被逮捕。 4.他请求给他提供一种恢复自己名誉的作法 （由中央委员会酌定）。比 如，他本人建议允许他亲手枪决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枪决的人，包括他本人 的前妻，并将此登报公布。 尽管我指出了他的建议的荒谬性，他仍旧坚持请求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央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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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中央委员会关于对皮达可夫任命的决定 1936年8 月11 日叶若夫”⑧1936年8 月11 日，皮达可夫也给斯大林写 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驳斥了对他的诽谤。他说，他已经与自己过去的政治 错误彻底决裂，尽力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党的路线，随时准备为党和斯大林而 牺牲自己。 1936年 8 月 17 日，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捕。他是未来的“平行中心”的 领导人之一。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 1905 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党，是 1912 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代表。1917—1919 年，他担任莫斯科州党委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书记。1919— 1921年，他担任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南方 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 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1927年由于组织所谓非法的印刷厂而被开除出 党。1930年恢复党籍。被捕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路总局副局长。 1936年 9 月 10—11 日，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 过了将皮达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11 日夜，正在乌拉尔 出差的皮达可夫被捕。 1936年8—9 月，拉狄克也几次致信斯大林，驳斥了对他的诽谤性供词， 申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但他的申诉像皮达可夫的申诉一样，无人理会。 9 月 16 日，拉狄克被捕。拉狄克只来得及对从外地赶回来的女儿索菲亚说： “松卡，无论你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你都要记住，我没有任何过错 ”⑨ 被捕后，拉狄克又向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再次申明自己根本无罪的事实。 但斯大林认为这封信是骗人的东西。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内务部整理的黑材料，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宣布对皮 达可夫、拉狄克进行侦查和对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提出刑事起诉 的决定。 内务部的情况也证明新的大审判即将开始。第一次大审判及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一代革命领导人被处决，使苏联国内外为之 震惊。无权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之瞠目，党的领导层尤其惊愕不已。 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和当然的参加者，但是，刚刚发 生的震动世界的事件，公然处决曾经领导和参加伟大十月革命的人，却根本 把他们排除在外，甚至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与他们商量和讨论。他们与广大 的无权的人民，被无情地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公开审判胜利了，并且成了一 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内务部充当了镇压机器和工具。但是，内务部的广大干 部和职工，包括其头领大刽子手雅哥达在内，也没有想到一次政治审判居然 以全部被告的肉体消灭告终。许多干部对如此残忍感到惊疑不定，疑惑不解。 他们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想离开莫斯 科去度他们法定的休假。但是，审判结束几天后，莫尔恰诺夫就于 8 月底召 集了一次内务部干部会议，通知大家今年休假取消，因为新的大规模的侦讯 工作即将开始，未来的审判的主要被告将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 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内务部的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 “不”字。有 人抱怨说最近几个月的侦讯工作把人搞垮了，也有人企图弄个病假条逃避一 下。但所有逃避的路子都被堵死了，尤如罗马帝国的军团士兵，他们又被推 上了新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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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务部首脑换马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处决以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继于8 月底 回到莫斯科。他们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 启则、安德烈耶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莫洛托夫。只有斯大林和米高扬 没有回来。斯大林仍呆在索契的疗养地，与一直坐阵莫斯科的叶若夫保持热 线联系，实行遥控。 1936年 9 月 25 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打了一个如下的电报： “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急 迫的一件事是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雅哥达明显表明自 己未能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 后了4 年。这一点已为全体党的干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各州的大多数工作 人员所注意到。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作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⑩ 莫洛托夫第二天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执行了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实践 证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段 最黑暗的时期即 “叶若夫之乱”时期的开始。在1936年9 月—1938年 12月 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苏联党和人民经历了苏联历史上空前的大劫 难。 斯大林电报指示中关于内务部在揭露托—季集团工作上落后4 年的提法 含义是很深的。这是雅哥达倒台的主要原因，也预示以后清查运动的方针和 政策。1932年9 月中央全会挫败了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企图，从那时到 发出电报的时候正好是4 年。落后4 年的提法等于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 判办到的事情在4 年前就应该办到，也就是说，当4 年以前以柳金力首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揭露出来时，内务部不但应该贯彻斯大林处死柳金 的意图，而且应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一道加以消灭。 雅哥达明显地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参与策划了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 奈和执行，是一个忠实贯彻上司意图、双手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刽于手。这己 是历史的定论。1988年2 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了对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被告予以平反的决定，全部被告中只有一人未予平反，就是雅哥达。可是， 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上司意旨的刽子手居然也不能令上司满意，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内务部以前的工作没有完全贯彻斯大林的意 图，政治上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斯大林决心通过这一行动克服当时的阻力， 加快清洗的步伐，增加清洗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电报发出的两个星期前，《真理报》在9 月10 日第二版的一则简讯 里通告，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罪行的证据缺乏，对他们的侦讯中止进行。这 一则消息给人留下许多疑点。维辛斯基 8 月21 日宣布对布哈林等大人物进行 侦查的决定，决不是由检察院擅自作出的，而是贯彻上司的旨意。有理由认 为，如此重大的决定，即使不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至少是经过斯大林批 准的。检察院不敢擅自作出决定，当然也不敢擅自取消决定。可以肯定，政 治局在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的时候讨论了对布哈林侦讯的问题，有的委员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异议。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事件已经结束，他们自 己也供认有罪，因此对他们的问题提出异议有困难的话，那么对影响和威信 要高于他们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则不然。同样享有很高威信的前工会首 脑托姆斯基的自杀也给人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从后来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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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 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 名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 态度赢得这种待遇。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 的政治命运不久将被决定。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 后来于 1937年2 月被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 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既然 1937年2 月还要 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 1936年9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 的作用。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 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 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 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延宕不归，不但 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一些政治 局委员的冲突。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 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 没有取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 被告在重压下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 哈林和李可夫，为什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 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怀疑及 197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在这里， 重要的条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 全忠顺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 年的清查工作。雅哥达 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大的分歧。叶若夫奉命监管内 务部的工作，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 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 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 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 子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 和加术涅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叶 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 让。这也是雅哥达上述态度的一个证明。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 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 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大的态度大不一样。按照以前的 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 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 危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 进行侦查，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 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雅哥达的 继任人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 了。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 政策的替罪羊。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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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令的官员。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 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进一步论述说， “合乎情理的不仅 是这些人的出现，而且还有他们的被替换。大规模的镇压引起了人们的疑惑， 而后来则引起了广泛的义愤。于是，必须定期地将执行者变成 ‘替罪羊’。 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人是雅哥达。” （11） 斯大林一贯注重策略和实际效果。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表面上的退 让和在内务部首脑任免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这一策略的两个表现方面。 叶若夫当时就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现在提出的任命建议符合他 的情况，况且任命本身只是一项具体的干部安排问题，并且这项建议是由斯 大林总书记提出来的，因此，尽管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和柯秀尔等本想出 面抵制这项任命，但因提不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而作罢。 从正式的材料看，叶若夫是 1917年入党的，后来长期从事机关工作。在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从事最普通的机关工作。为了政治的需要，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版把他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战线和白 俄罗斯军队起义的发起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叶若夫不过是一个 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在 《简明教程》出版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简明 教程》第二版问世时，这个内容被删掉了，因为叶若夫那时已经变成了 “人 民的敌人”。 20 年代末，年轻而鲜为人知的叶若夫任哈萨克斯但一个州的州委书记。 据曾与他一块在哈萨克斯但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过的人反映，当时还看 不出他是那种阴险毒辣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年轻时，没有 诡诈和凶狠等恶习，不像他的继任人贝利亚那样年轻时就是一个恶棍和流 氓。他在政治和秉性上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斯大林大约于 1928年与他在西伯利 亚的会见。从此，他 “受到了斯大林绝对的、独有的、几乎是魔术般的影响”。 （12）自此以后，叶若夫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29年，叶若夫被任命力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虽然 199党的十 六大时，他仅是个列席代表，但在 1930年，他被任命为掌握实权的联共（布） 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那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但手中已握有党的人 事安排的实际权力。斯大林更加注意这个经常出入其左右的人，对他的特点 更加了解，那就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果决， 智力较低。这正是斯大林在下一步工作中所需要的人选。 在党的十七大上，叶若夫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被选为中央组织局 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党中央工业部部长。他之所以被 选进中央领导机构，是因为当时的选举采取了等额选举制，并不是由于他有 什么政绩、才干或者威信。从 1935年起，叶若夫又被安排为党中央书记处书 记。尽管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却 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赋予代表党中央指导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的权力，积极组织并参与了对基洛夫被害案的审判和莫斯科第一次公开 审判。实践证明，他比之雅哥达更能领会和贯彻上司的意志。他被任命为内 务人民委员本是意料中事。 叶若夫与其前任雅哥达相比，突出的特点是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案件的预审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忍。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他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屠夫和刽子手。鲍里索夫教授曾向与叶若夫一块在内务部 工作过的人作过调查。“人们谈到了他的卑下的道德品质，明显的暴虐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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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妇女，甚至害怕在走廊里撞见他。”鲍里索夫认为 当时由这样一个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 “他所干的事 情，只有完全丧失良心和道德规范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13）后来，人们 把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年代称为 “叶若夫之乱”。这个用语从严格的政 治意义上讲并不确切，因为他当时多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最高的策划者。 但对叶若夫而言，这个用语却是对他罪恶生涯的恰当概括。当然，他的深重 的罪孽并不能成为为他的前任雅哥达辩护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他们的罪孽只 有程度之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拿他与比他更早的前任捷尔任斯基 和明仁斯基这样的人民政权的红色卫士相比，那就尤如人妖相比：前任是顶 天立地的英雄，而他不过是一条嗜血的豺狼。叶若夫的身高大约只有 154厘 米，他的知识像他的身材一样地低下。不久以后，叶若夫就因其残忍以 “嗜 血的侏儒”而闻名于世，成为苏联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最可怕的刽子手。 雅哥达在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的三四个月中，显得趾高气扬，不可 一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的笑容。那时，他已接近完成对季 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预审，并 “连带”上了列宁的其他一些亲密战友和学 生。后来，他又成功地组织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为此，他捞到了国家 安全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元帅服，并且还得到 了在克里姆林宫内占有一套房间的殊荣。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 一级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当时，似乎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升起 了一颗新星。这时的雅哥达根本没有感到危险已经临近他。他仿佛被吹足了 气，工作起来干劲特别大。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把它装修得更加光彩 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主要由内务部 使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要借此与一直企图排挤他 的卡冈诺维奇争个高低，因为莫斯科的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忙 着为内务部人员换装，让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他还制定了内务 部哨兵的换岗仪式，使它像沙皇御林军换岗时一样，要鼓乐齐鸣。他何曾想 到，他的红运就要结束。 1936年 9 月 26 日，莫洛托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 人民委员，这时他刚满40 岁。雅哥达调任邮电人民委员。当天，中央报纸登 出了叶若夫和雅哥达两位新人民委员的大幅照片。原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李可 夫被借机免职。李可夫就这样简单地离开政府，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936年 9 月30 日，雅哥达向叶若夫移交了工作。当天，贝尔曼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 委员，原内务部第二副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调任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副 职。10月17 日，满脸横肉的凶狠的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他和贝尔曼此前都没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过。贝尔曼是劳改营 管理局的头头，弗里诺夫斯基是一个边防军军官。除此之外，内务部暂时没 有重大调整。雅哥达的人马基本留任原职。不过，叶若夫以帮助首长工作为 名在各局安插了自己的人。这是因为叶若夫既需要控制内务部，又需要保持 内务部工作的连续性。往后我们就会看到，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将如何收拾原 来在雅哥达手下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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