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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设刑堂 赫鲁晓夫后来这样概括叶若夫上台后的表现：“在叶若夫于1936年主管 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了。一场名 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 ‘绞肉机’。”（14） 叶若夫控制了内务部大权并初步调整了内务部的人马后，立即开始了莫 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未来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拉狄 克等人的秘密审讯。在预审中，皮达可夫及其同案犯被宣布为是托—季反革 命集团的 “后备中心”。“后备中心”的提法显然是公开审判的策划者的精 心发明和创造。 “后备中心”之说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这个中心是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中心的预备队。它可能给人以一种假象，即这个中心还没有正 式投入使用，至少是活动不积极，其主要使命是要接替托—季中心，完成它 没有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那么它的罪行可能并不严重，不像托—季中心 的成员那样，因此这个中心的人大概不会被判处死刑。 “后备中心”的提法 有助于麻痹人们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克服侦讯工作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在内务部的大楼里，侦讯工作在加紧进行。 本来，只要指控后备中心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就足够置后备中心的全 部被告于死地，就像对待托—季反革命集团那样。因为根据刑法，有阴谋暗 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但是，当内务部已经按照这 一模式，轻车熟路地登上征程后，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 等候新的指示。有的侦讯人员推测，是不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引起了世界舆 论的谴责和嘲笑，类似的审判将予以取消。过了几天后，在叶若夫参加的由 保留原职的莫尔恰诺夫召集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下达了新的指示：除了强 迫被告承认恐怖活动罪外，还要强迫他们承认企图借助德、日法西斯的力量 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是暗杀者、破 坏者，而且是一帮无耻的间谍。这种惊人的提法甚至超出了一般侦讯人员的 想象。或许叶若夫相信希特勒所谓的谎撒得越大越有人相信的信条吧。但是， 当我们研究了当时的材料后，我们看到这并非是愚蠢和凶狠的叶若夫的个人 发明和创造。 1936年 9 月 29 日，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该决定由 斯大林签署后执行。决定内容如下：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指示已正式批 准，内容如下： （1）直到最近，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一直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 棍们看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先锋队。 最近的事实表明，这些先生们要堕落得多。现在，需要把他们看作是欧 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特务、间谍、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 （2）因此，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镇压的范围不仅包 括已经被捕、其案件的侦查工作已结束的人，不仅包括处于被侦查状况的人， 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别洛博罗多夫等人，其案件的侦查工作还未结束， 而且还包括以前被流放的人。” （15）上述两点指示十分明确地表明，将要 组织另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被告的罪行要比以前公开审判的 被告的罪行广泛和严重得多。他们不但是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恐怖分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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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西斯的间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平行中心”的被告就是这样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了法西斯间谍。1936年 10月4 日，斯大林在翻阅索科利尼科夫的审讯记录时，看到了索科利尼科夫 与英国记者塔尔博特谈话的交待，便在旁边批注道： “那么，他到底谈到了 杀害联共 （布）领导人的计划没有呢？当然，他谈到了。” （16）在审讯记 录的最后一页，索科利尼科夫坚决否认他知道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 系。斯大林作了如下批语： “当然，索科利尼科夫向塔尔博特透露了有关苏 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家政治保安局，有关一切的情报。因此，索科 利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员 （间谍情报员）”（17）按照斯大林的指 示，这份审讯索科利尼科夫的记录于 1936年 10月22 日发至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斯大林要把 “平行中心”的被告们打成法西斯间谍。内务部执 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使侦讯人员在改换说法后不至于在被告的面前为 难，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互相交换了受审人。这样，他们谁都可以不必为过 去的提法和许诺负责了。 “平行中心”罪过的升级当然不是无缘无故之举。当时，当苏联报刊大 肆宣传镇压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国外舆论界许多人却认为 审判不过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是最高领导人公开报复和翦除政敌和潜 在政敌的行动。从法律上看，审判中牵强附会的举证，赤裸裸的事实伪造和 武断的结论，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布利斯托里饭店 会面之说。在国内，虽然诚恳善良并因不明真相而容易轻信的人们，轻易地 相信了某些人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或者即使怀疑而敢怒 不敢言，但并非人人都是阿斗。残暴的屠杀虽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激起了 人们对被镇压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本不该受到镇压。许多人为自己过去过激 的表现感到懊丧，有的人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表达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雅哥达 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 “打 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18）从立意镇压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审判组织者的立场看，为了保证 未来的审判的可信性，平息人们隐蔽的不满，发明新的可以激起民愤的罪名 确属必要。而卖国的罪行是最能激起民愤的。 受到秘密审讯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尤里 （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其“遗嘱”中，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称为“最 卓越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说“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 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 （19）皮达可夫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即投 入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只有27 岁，便担当起基辅 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重任。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才干，1918年左派共产主 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主动请求列宁免去他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到乌克兰领导反抗拉达 的地下斗争。乌克兰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 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 过第 13军、第 16军和第6 军，还参加过苏波战争。当然，他的最突出的才 干是领导经济。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列宁把扩大 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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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国家银行 行长的职务。由于他这样的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杰出的领导和组织，苏联胜利 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党的第十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 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央委员。皮达可夫作为担任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经历了 20 年代复杂的党内斗争。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曾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十五大上被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开除出党。1928 年，他呈递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同年恢复党籍。由于他曾参加托洛茨 基反对派，1931年被降职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担任正直、热情的革 命家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重工业的计划、组织和 领导工作，成为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奥尔忠尼启则热 情地支持他的工作，对他的才能、威信、人品和作风心悦诚服。二人不但是 融洽合作的同事，而且很快变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皮达可夫素以廉洁奉公 闻名于党内外。很长时间，他只有两间陋室。他从不享受特权，全靠工资过 活。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意地避开党内政治斗争。他从不关 心自己的生活。1929年，当他担任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有一次对几 位反对派骨干成员说： “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够保证让国库里有 足够的钱。” （20）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完全脱离反对派，托洛茨基曾 把他当作逃兵。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有一次在柏林偶然遇见他，曾当众侮 辱他。但是，实际上他并未讨好和屈从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 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诚恳地接 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埋头于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斯大林为了使用他，为 党的总路线的核心工业化出力，确实对他比对别的反对派成员温和得多，甚 至有时迎合他和讨好他。1931 年的一天，斯大林趁皮达可夫夫妇上班之际， 派人将他的家搬到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对此，皮达可夫并未表示感谢，而是 无动于衷。他几乎没有私生活，每天上午 11点以前上班，一直到凌晨3 点才 离开办公室。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 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看 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柯德。他总是穿一身廉价的西服，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他去德国谈了一笔大买卖，但自己却在一家小旅馆的便宜房间下榻， 使德国的经理对这位手握财经大权的苏联要员的举止困惑莫解。由于他妻子 不大管理家务，他出差或出国，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只得到自己的 秘书和朋友莫斯卡列夫那里去借，而且借了常忘记还。像皮达可夫这样忠诚、 杰出和不关心自己荣辱得失的业务领导干部、一个坦诚的实干家，根本不存 在什么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根本没有觊觎权柄的想法。从实际情况来 看，他也不具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那样的地位和名望。那么， 这样一位忠诚献身于现政权的人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打击和被捕，甚至于可 能被杀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埋头工作献身于 现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 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 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 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 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 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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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 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 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 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 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 “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 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 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 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902 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 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 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 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 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 年 11 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 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 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 1919年 12月返回俄 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 《真理报》和 《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1924年，他是俄共 （布）中央委 员。1918年，他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 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年 1月至1929年5 月，他被流放。1930年 1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 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 年至 1936 年被捕前任联共 （布）中央国际情报 部主任。 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 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 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 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 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 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 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 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 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 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 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 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 对派。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 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 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 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 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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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 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 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 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 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 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 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年，拉狄 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 《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 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 世纪60 年代或 70年代的著名 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 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 《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 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 《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年曾亲自逮捕过 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 “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 位老布尔什维克说： “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 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21）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 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 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年8 月21 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 的公开审判，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 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 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 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 《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 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 “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 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 1929年起，他们 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 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 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 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 （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 势力建立任何联系 ” （22） 但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与托洛茨基前反对派的彻底决裂和以后多年 的忠诚工作，也无法使他们避免内务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必然被消灭 的命运。 1936 年 10 月，内务部遵照中央少数人定下的调子，对 “平行中心”的 被告开始了新的一轮审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对这一次秘密 审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审查表明，这一案件的侦讯工作是加速进行的， 是不客观的，是以极其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 （23）赫 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 “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 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 对其进行审判。” （24） 1961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 ·加 佐夫、R ·约里什、A ·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 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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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 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 “车轮战”、 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 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 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M ·弗里诺夫斯基1938年被捕后供认 说，负责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 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 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 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 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 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 穆拉洛夫被捕 7个月零 17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3 个月零 16天后 认罪的。拉狄克是2 个月零 18天，图罗克是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51 天，德罗布尼斯是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 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 1934—1936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 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 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 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 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 得异常地顽强。为了 “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 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 “车轮战”，即连 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 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 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 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 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卓子说： “好 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 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 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 这个人姓 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 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 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 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 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 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 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 流！” （25） 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 鼓励。1939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 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 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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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 到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 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 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 主义的态度吗？’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 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 （26） 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 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 索科利尼科夫曾争取到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并得到了保留他生命的许 诺。拉狄克也提出了以斯大林亲口许诺保留其生命为供认的条件。经过叶若 夫的努力，斯大林驾临内务部大楼，在叶若夫的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 长谈。据说，在这次会面以后，拉狄克痛痛快快地供认了罪行。当时，侦讯 人员交给他一份准备好的供词让他签字。他认认真真地看过以后，不屑一顾 地扔在一旁，然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挥就了一份使侦讯人员自叹不如的 供词。自此以后，拉狄克一跃而变为被告中认罪态度好的典型。据说，他常 常心血来潮，来点即兴创作，超额完成交待的任务，害得其他有关被告只得 重新修改补充自己的供词。比如，他供认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一位德国外 交官证实，反苏地下 “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 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他还交待，一位日本外交官在 拜访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时，询问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 建议是否可靠，索科利尼科夫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 的权力。拉狄克还在说服穆拉洛夫这位托洛茨基的朋友和国内战争的名将的 工作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拉狄克 1936年 12月4 日的供词如下： “ 我现在选择了坦诚地承认事实的道路。我曾经因对党和国家犯下的 罪行而产生的耻辱感，而否认这样的事实。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在被捕 的那天就属于有实际活动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属于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于 1932年建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集团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 任务，其手段是与联共 （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进行恐怖斗争。我加入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时间是 1932年 ” （27） 索科利尼科夫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季诺维也夫等被处决之前，拉狄克与 斯大林的谈话是在这以后。他们在看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的严酷现实以后，是 否仍相信给予他们的诺言，实属疑问。不管相信与否，当时他们除了宁肯相 信这样的诺言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除了遭到肉体折磨，得 到作为精神鸦片的许诺外，他们还受到更为严酷的人质威胁。索科利尼科夫 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前妻留下的 12岁的儿子。拉狄克的女儿索菲亚在父 亲被判刑以后，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探监，她因自己的父亲居然如此骇 人听闻地自我诽谤而感到耻辱。但是，当她自己后来也亲身尝遍了地狱般的 折磨后，她原谅了父亲。因为她懂得了父亲所以屈服的原因。她写道： “是 的，我们所有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人质，被捕者所以诬陷自己或者诬陷 他人，就是受到要镇压他的亲人的威胁所致。” （28） 用人质作为迫使对方屈服的手段自古有之。一个热爱人民，献身革命的 人，面对敌人的刀枪，受到严刑拷打，都可以从容不迫，但若要他看着自己 的亲人因他而丧失性命，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在这时候，他往往选择 牺牲自己拯救亲人的道路。内务部不但用人质威胁皮达可夫，而且确实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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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 案被告的子女 “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 为自己 10岁的儿子的生命担扰。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 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要 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 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 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 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 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 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 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 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 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 和愚弄。 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 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 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 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 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 业基础。1936年 10月 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50 寿辰时，亲人、 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祝贺，报刊上刊载了各个方面的贺电和贺词。但使他感 到十分懊丧的是，他最希望到来的皮达可夫却呆在监狱里。 皮达可夫刚刚被捕时，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当着奥尔忠尼启则的面，迫 不及待地对皮达可夫进行诋毁。奥尔忠尼启则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 “向一 个不在这里而无法自我辩护的人进行攻击是容易的事。您等着看吧，尤里 ·列 昂尼多维奇将会回来。” （29）奥尔忠尼启则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尤其 是他和斯大林的朋友同乡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拯救皮达可夫。他曾几次 到监狱探望皮达可夫。一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恰好不在，副人民委员阿 格拉诺夫不敢回绝他的要求，就让人把皮达可夫从监狱里押来了。他还像老 朋友一样要拥抱皮达可夫，被后者用手挡开了。他情绪激动： “尤里，我是 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 对他讲过你的事 ” （30）他请阿格拉诺夫出去，单独与皮达可夫进行了谈 话。过了几天，又来看望一次，做了单独谈话。很显然，奥尔忠尼启则传达 了斯大林的意思，传达了斯大林也向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作出的许 诺。至少奥尔忠尼启则相信他自己的作用和他对斯大林的影响。皮达可夫素 来了解和尊重奥尔忠尼启则正直的人品，他肯定认为经过奥尔忠尼启则努 力，他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也会被免于起诉。就是 在刑讯、人质威胁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皮达可夫做出了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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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一桩假案 经过内务部几个月的努力，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及其罪行制作成 功。 “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 夫。其中，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的罪行较之其他二人要轻一些。罪行分三 大方面：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组织 和领导了三个主要的破坏集团：以利夫希茨为首的铁路破坏集团；位于新西 伯利亚的 “西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该中心由穆拉格夫、博古斯拉 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组成，他们领导这一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工业破坏分子； 直接由皮达可夫领导的化学工业破坏集团。各个破坏集团的破坏活动与他们 的恐怖、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比如，铁路破坏分子克尼亚泽夫是个日本间 谍，西伯利亚矿山的破坏分子还试图谋害中央领导人，因为后者曾视察过西 伯利亚的某些工业区。 在拼凑 “平行中心”和罗织该中心罪状基础上编写的公诉书，不同于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对托—季中心的公诉书的中心内容是恐怖活动 罪，被告们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排除斯大林等领 导人，夺取政权，手段就是暗杀。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进行的活动可以理解 为争权夺利的报复行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因此消灭他们的 斗争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拥护。对领导审判的人来讲，这样的效 果是不理想的。所以，第一次公开审判后，报刊便宣传说，季诺维也夫实际 上是有政治纲领的，那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过，他们竭力掩盖自己 的纲领罢了。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在联共 （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 么纲领。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 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 纯粹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得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 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 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31） 审判的组织者总结了上次审判的经验，他们在对 “平行中心”的公诉书 中强调了反革命集团的纲领。公诉书说， “平行中心”企图推翻苏联的工业 化和农业集体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恐怖活动、间 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则是实现这一政纲的手段和途径。 公诉书像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一样，毫无根据地认定“平行 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恐怖小组，它们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罗斯托大、索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1934年， “平行中心”的阴谋分子试 图采用制造车祸的手段，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谋害莫洛托夫。当然，他们还 企图谋害斯大林等党的领导人。同时，公诉书还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 “平行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描 写成相辅相成的手段。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寄希望于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为此，他们曾许诺割让苏联领土给德国，让德国资本侵入苏联，如果苏联与 德国交战，则在前线和工业方面进行破坏以配合德国的进攻。与德国法西斯 的勾结是由托洛茨基与鲁道夫·格斯的会谈商定的。托洛茨基似乎将他的意 见转达给了皮达可夫，并且似乎给拉狄克写信说，只有苏联在战争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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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问题才会最现实地提到他们的面前。因此他们应当对此进行积极的准 备。他们还为日本情报机构战时在苏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提供条件，把急 性传染的细菌投入部队集结地的食物中，投入部队的食品供应地和卫生处理 中心。他们还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制造重大的和恶性的事故。莫洛托夫在联 共 （布）中央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 茨基的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他的报告特别强调 了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 “平行中心”罪行中的地位。他说： “许多年来，由破坏和捣乱分子组成的集团，盘踞在我国工业的战斗领 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从事着自己的罪恶事业。他们目无法纪，越来越肆 无忌惮。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恶行动仅仅是个准备，较之于将来的 对于我国更大更危险的打击来说，这些罪恶活动仅仅是一个突破。按照托洛 茨基、皮达可夫所规定的任务，他们在营垒中的破坏捣乱分子和间谍，是准 备在战争爆发时实施其主要打击的 “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盘踞着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他原来是一个破 坏分子。而且大家知道，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捣乱分子利夫希茨也曾 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在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分子索科利尼科夫 也曾经是副人民委员，而大家知道，在此之前这个间谍曾是外交人民委员部 的副人民委员前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局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原 来也是个破坏分子 昨天立场动摇的共产党人的动摇，已经转变为破坏、 捣乱行动和间谍活动，与法西斯相勾结，为法西斯效劳。我们应该以打击还 击打击，将这些法西斯营垒的突击手和间谍予以粉碎，不管他们在我们前进 道路上的何处出现。” （32） 这就是公诉书和中央领导人所描述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可谓 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罪行越是严重，越是耸人听 闻，其可信度就越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虽然也不怎么可信， 但其中确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加上当局的大肆宣传和渲染，确实能蒙蔽 和欺骗一些人，起码基洛夫被害是确有其事。基洛夫事件的真相被掩盖起来 而假相被大肆宣传后，人们不了解这一谋杀案的内幕和真情，轻信了法律机 关和中央的说法。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等人确实曾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受到过斯 大林的无情打击，他们企图进行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公开审判中公开 杜撰、伪造和牵强附会的说法，则被官方解释为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而且这 种情况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了解的。即使传出一些消息，也被强大的公开宣 传所淹没，或者被作为谣言而受到禁止。但是， “平心中心”一案的许多罪 名就令人疑窦丛生。最令人怀疑的，就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这些反对资本剥 削的革命家，居然会心甘情愿地充当德、日法西斯的间谍；另外，作为政治 家，他们居然会以爆炸矿井和下毒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分析一下 “平行中心”的形成，被告的供词和公诉书，就不难发现，“平 行中心”案完全是一个假案。 开始，当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被捕时，并没有所谓 “反苏托 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件的存在，也没有 “平行中心”这种说法。当时的逮捕 和侦讯工作只是按照斯大林关于揭露和镇压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对 主要被捕者的侦讯工作是单独进行的。后来，当准备公开审判时，被告之间 的个人关系和工作业务关系才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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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 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 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 被告的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 内务部用刑具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 被指控的被告共 16人，其中有C ·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 的共17人，加上了利夫希茨。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 17人，但奇列诺夫换成 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 如，1937年 1月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 是这样说的： “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 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诉书呈上 ”（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 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 涉及所谓 “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 被告们作了具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 还强调说，他们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 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 时，斯大林指示说： “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 颠覆事件，不要让他们多唠叨。” （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 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 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 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 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 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 “罪行”后，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 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 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灌输下述思想，他们 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应该根据党的 事业的需要，通过 “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与国 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 到了 “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 一点。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 除信件本身就有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 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供，供认一些 “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 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 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年 1月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 将要出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 能告诉您的事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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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 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 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 （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 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 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 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 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 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 （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 封信，其中两封信是 1932 —1933 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 B ·罗姆转给他的，3 封 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 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 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 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 “平行中心” 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 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 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 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 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 “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 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 “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 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 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 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 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 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 “平行中心”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 年代，罗姆 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 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 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 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 “托—季联 合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 词。雅·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 后来，他在1937年3 月7 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 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 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 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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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年，托洛 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 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 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但是，有关他们与 “平行中心”的 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 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 词大意是：1935 年 12 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 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 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 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 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 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 换成直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 说服力。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 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 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 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 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 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年底，舍斯 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 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 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 年 12 月，皮达可夫再次出 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 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 大林的计划。为了接受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 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 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 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 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 “奥斯陆之行”的丑闻。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 章就会看到。 “平行中心”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这是审判的组 织者根据 “平行中心”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托—季反革命集团”的 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 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 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平行中心”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 设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 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 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 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 设成为 “平行中心”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平行中心”案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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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如果 一个政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 量精力花费在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 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 的政治目的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 行动而暴露自己。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会这个常理，他们 硬是要把属于刑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 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 言变成事实，把 “平行中心”的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 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 政治破坏集团。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 一些恢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 人们凭着革命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 缺乏，对生产的安全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1936年 9 月 23 日，正 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 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9 月30 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 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 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最后，内务部将他们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 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 “加工”和“培养”，制造出 西西伯利亚的 “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 诸于世。1936年 11月 19 日至22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 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 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 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中心矿爆炸使 10人死亡，14人重伤。法庭判处9 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 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 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 伊洛夫列入了 “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 都算到了 “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 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 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 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 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 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 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 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 “破坏分子”虽 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 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 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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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 的重大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 （这样的火 灾在 1935年底以前就发生了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 行中心”的破坏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 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织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年 11 月 29 日，维辛斯基向全国各检察机构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 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祸、生产劣质产品等的全部重大案件，以便 弄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内幕及犯罪分子的重大责任。于是，刑事案件和重大 事故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结合起来了。 维辛斯基在他起草的公诉书中说，阴谋集团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化 学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破坏生产计划、阻碍铁 路运输、延缓新企业的建设并降低其建筑质量、让工人处于有害的和危险的 生产环境、破坏铁路路基、路轨和列车、制造爆炸和颠覆事故等。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对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破坏案的调查表明， 上述各个部门所出现的种种事故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事故当时就已由有关 机构和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 有意破坏，而是违反生产纪律、工艺技术规程和工作质量低下的结果。但是， 内务部却不顾事实和结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事故和事件说成是 “托洛茨基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 以1934—1935年戈尔洛夫卡氮肥联合公司的事故为例。当时，事故发生 后，进行过严密的调查。1935 年 11 月，制氮车间空气分解装置发生爆炸。 中央向戈尔洛夫卡派出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政府派出的，一个是总工 会派出的。这两个委员会没有所属关系，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经过调查后得 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严重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守和工程 技术人员调度能力差。但是到 1936—1937年，制氮车间的爆炸事故却被定为 破坏活动。联合公司的主任普申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以后，因为政治需要而 于 1936年 11月22 日被捕了。他被捕后，作出了内务部要他作出的交待，其 中交待出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在预审中，对制氮车 间的事故进行实地调查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无法拿出自己的客观结论，这样的 结论根本就没有作为案件的证据被提出来。1956年，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卡 利别林教授被问及当时的情况时，作出了如下答复： “ 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宣布说，蓄意制造爆炸事件的问题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被 捕者本人都承认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被着重告知说，爆炸事件的故意犯 罪性已被证明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审问记录），因此我们只需要给予这些爆 炸事件以技术上的认定。鉴于这一指示，根据向我们展示的犯人审问记录， 注意到进行此类爆炸的技术可能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关于我们必须回答 所有被问及的问题的指示，于是，我们就签署了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 （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 业和涅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 庭上也是这样交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 有关旁证材料也没有。 再如上文说的 “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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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 “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 之举。当时，调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 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 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 论。1958年2 月，“卡麦罗沃案件”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 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 制造联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 局局长克尼亚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 颠覆事件，也是内务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 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 大量事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 “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 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 阶级敌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 治上的异己势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 “不敢”再发 生事故，达到以 “革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 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第 2 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 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 能力。“但是，到1937年，情况发生剧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 断提高。究其原因，是 “由于生产混乱所致，而生产混乱是1937年开始的对 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 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 “对黑色冶金工业干部的镇压 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造成了 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 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 年 10 月在克里姆 林宫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 （37）另外 以煤炭工业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 着关于 1936—1938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 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务，于是，掀起了揭露 “人民的敌人”、“破坏分 子”的狂潮。 “结果，成百上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 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 大损失。 （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 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 等主要被告，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 行中心”领导核心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 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 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 在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 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 无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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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4 月 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 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 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 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 12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 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 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 ‘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 议？’我回答说： ‘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 议的呢？’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 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 ‘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 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 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 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 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 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 1934 年或 1935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 鲍姆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 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 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 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东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 关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 托夫、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 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 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 进行秘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尤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 自己的效力外，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 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 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 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外交官或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 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 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的反证。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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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逮捕他们时，比如在逮捕斯特罗伊洛夫、克尼亚泽夫、舍斯托夫等人 时，没收了他们私人的和业务的信件、笔记以及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记录。 虽然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证，但只要罗列一下他们与外国人通 信和打交道的次数，就能给人一种可疑的感觉。当然，法庭和报纸根本不会 公开这些东西，普通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阅这些东西，而这样凑巧就加重了 可疑的程度。 “平行中心”主要罪行之一是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罪。按照 公开审判策划者的指示精神， “平行中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它遵从托洛茨基的旨意，在莫斯科和外省建立了不少恐怖小组，企图寻机谋 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柯秀尔、埃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在预审中，被告皮达可夫、 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博古斯 拉夫斯基、舍斯托夫、图罗克和阿尔诺里德，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从事恐 怖活动罪。利夫希茨也承认他知道恐怖活动计划，但他没有参与其事。克尼 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格拉舍和普申没有承认恐怖活动罪。斯特罗伊 洛夫没有受到类似指控。我们只要把被告关于其恐怖活动罪的供词列举出 来，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罪状是多么地牵强。皮达可夫供认说，在他 的指示下，恐怖小组在莫斯科、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起来，但 他不知道这些小组的成员，他们也不受他领导，他未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 也没有参与制定罪恶的恐怖行动计划。 “平行中心”的其他领导人，也各自 按照自己的想象，交待了得知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的时间、地 点和有关人，关于自己参与恐怖活动的情况，他们交待和编造的故事自然是 五花八门， “百花齐放”，一个人一个版本。他们的交待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独创性。按照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交待， “平行中心”在苏联的许多 城市中建立了恐怖组织，吸收的人数是大量的，但是这一点是与阴谋集团“后 备”的和绝对保密的性质相违背的，也是与秘密工作通常的活动规则相违背 的。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不管其多么保密，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秘密 的活动的。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阴谋恐怖组织，居然没有进行一件像样的或 成功的恐怖行动，甚至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卡冈诺维奇本是交通人 民委员，他在交通部的好几个同事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比如利夫希茨、谢 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尼亚泽夫，他们都被指控参与了恐怖组织和活动。可是， 他们却未能组织哪怕一次对卡冈诺维奇的行动，这不是过分地违反常理了 吗？内务部的侦讯人员找不到基洛夫被刺以外的其它恐怖行动，便制造出一 种说法并强迫被告承认，即散布各地的阴谋恐怖分子随时伺机对可能到来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会到某市某厂某矿去视察， 那就看阴谋恐怖分子的幸运了。阴谋恐怖集团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上帝才会知 道的侥幸的机会上，正像拉狄克后来在法庭上所表述的那样： “几十个四处 游荡的恐怖小组，等待着侥幸的机会，以杀死一个党的领导人。” （40）而 这样的恐怖小组仅在法庭上就供出了 14个。内务部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居然 找到并逮捕了不少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可是，这些散布各地的恐怖小组却 没有组织过一次谋杀行动，不管是己遂的和未遂的。1936—1937年，Ю·科 秋宾斯基、B ·洛吉诺夫、A ·尤林、M ·扎里科夫、H ·戈卢边科、A ·季维利、 N ·霍多罗则、N ·布尔拉科夫、H ·米赫特科、r ·比特克尔、A ·普里戈任等 人，被作为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判处枪决。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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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 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 1934 年 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 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 边的沟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 当作什么严重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 年2 月27 日，处分撤销。1939年 10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A ·库 尔干诺夫，因涉及某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 的，因为当时我被告知，联共 （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 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 告处分。阿诺尔德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将这封信转给 了边区党委，边区党委则把它寄给我们，并指出必须重新审查他的事情，因 为莫洛托夫认为给予警告处分是不对的。阿诺尔德事件经重新审查后，给他 的警告处分撤销了。” （41） 很显然，莫洛托夫只不过遇到了一件算不上车祸的小小的事故，对于坐 车和开车的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1936 年阿诺尔德被捕了。 不久，内务部从他和被捕的舍斯托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试图谋害莫洛托夫的 供词，谋害的行动就是上述的小车祸，情节也基本上没有变。这一次，莫洛 托夫没有发出什么指示。这就是莫洛托夫遇害案的逻辑。第一次莫斯科公开 审判时，莫洛托夫未被列入被谋害的名单，当然不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提出类似的指控。第二次审判时，莫洛托夫被列入了被谋害的名单，于 是，实施谋害的人就出现了，小小的车祸就被发现并被升级了。 最使人费解、最不合乎常理、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皮达可夫等要谋杀的 名单中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共同献身于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建立了超出常人间的友谊，这是当时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社会 上许多人都知道的。然而内务部却硬要安排朋友、同志相残的故事。奥尔忠 尼启则探望狱中的皮达可夫以及他在后者被处决后的极度悲愤，都说明了内 务部制造的说法是多么离奇。 在内务部的刑堂中，被告们被加工到适宜的程度，他们顽固对抗的嚣张 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个个基本上变得服服贴贴，交待出了大量的罪行。下一 步该是检察院的复审了。复审的情况如何呢？当时苏联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 的侦查员A ·舍伊宁和M ·拉金斯基，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一道参加了对“平 行中心”被告的审问。60 年代初，舍伊宁和拉金斯基向有关机构回顾了当时 的情况。他们说，维辛斯基对被告的所谓 “复审”纯粹是走形式。他只向复 审人员提供审讯记录，而不让复审人员审阅按法律规定应审阅的整个案件的 材料。在审讯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擅自修正审议的结论。 在复审时，检察院有权与被告见面调查问题。维辛斯基根本无视法律规 定、社会主义法制和检察院的职责，他常常利用与被告见面的机会，继续对 被告施加压力，继续 “加工”。当时与维辛斯基一块工作过的人提供了这方 面的见证。比如，在公开审判开始以前，维辛斯基曾和拉狄克进行了会见。 在会见时，拉狄克向维辛斯基宣读了他写的 《一个被告的最终陈述》的草稿。 根据见证人的叙述，维辛斯基听完后的反应如下： “‘怎么，就这些吗？’维辛斯基严厉地问道，‘不行，要重写，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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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您要尽心地承认这件事那件事，供认这件事和那件事，批判这件事那 件事，如此等等。’ “于是，拉狄克执行了维辛斯基的要求。”（42） 这件事说明，直到公开审判开始的时候，审判的组织者还在为炮制一个 能骗人的案件而努力工作着。注释： ①②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载《苏共 中央公报》1989年 第9 期，第 35 页。③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5 页。④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⑤⑥N ·安费尔 季耶夫： 《索科利尼科夫回来了》，载 （苏）《红星报》，1988 年 6 月 18 日。⑦《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⑧ 《关于所谓“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7 页。⑨ 《索菲亚·拉狄克谈父亲和自己》， （苏）《星火》周刊1988年第52 期。⑩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 心”》，第39 页。另见 （法）布兰科·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 末》，上海 1988年版，第 73 页。 （11） 《人与象征》——《共青团真理报》 记者P ·侯赛因诺夫与尤·鲍里索夫教授的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4 月2 日。 （12）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75页。 （13） 《人与象 征》。 （14）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37页。 （15） （16） （17） 《关于 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 页。 （18） 《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 182页；另见 《斯大林的杰作》，第59 页。 （19） 《列宁全集》第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2 版，第339—340 页。 （20） 《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 186页。 （21）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7 页。 （22） （23） 《关于所 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9、39 页。 （24） 《尼·谢·赫鲁晓夫 回忆录》，见 （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6期，第 69 页。 （25）《斯 大林肃反秘史》，第209 页。 （26）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76—777 页。 （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28）曹特金： 《拉狄克重返历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 期，第 53 页。（29） 《大恐怖》，第157页。 （30）《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90页。 （31）《斯 大林文集》上卷，第 119页。 （32）莫洛托夫：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 基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莫斯科 1937年版；转引自 《关 于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6 页。（33）（34）《关于所谓“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2 页。 （35）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 中心”》，第43 页。 （36）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3 —44 页。 （37）A ·E ·埃克施泰因：《论战前党对黑色冶金工业的领导（1937— 1941）》，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 11期，第 72—73 页， 但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和重工业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仍坚持已给国家造 成重大危害的恐怖镇压政策，在会后发了一个 《关于黑色冶金工厂工作》的 指示。指示中说： “积极和坚决地消除托洛茨基一布哈林这些日本和德国间 谍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后果，是整个黑色冶金工业及其工厂工作新的发展 的基础。” （38）阿·阿波洛诺娃： 《新事物的诞生》——图拉州和中央州工业化 问题 （1927—1935）的档案概述，载 《苏共历史问题》第1936年 12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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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页。 （39）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5 页。 （40） 《大恐怖》，第184页。 （41）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7 页。 （42）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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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 本身给的惩罚 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 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 已经失去 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皮达可夫 1937年 1 月 23 日午后，在莫斯科的联盟宫十月大厅，莫斯科第二次公 开审判开场。时值严冬，寒气袭人。大厅里显得昏暗阴冷。法官团乌尔里赫、 马图列维奇和代替尼基琴科的军事法官雷奇科夫在法官席上就位。维辛斯基 仍坐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坐的地方，即大厅前左方一张小桌后面。内务部的 士兵身着冬装：长大衣和带耳圆盔帽。 被告席上共 17人，有次序地排列着：右边是中心的4位领导人，接着是 西西伯利亚破坏集团 7名被告，铁路系统破坏集团3 名被告，最后是化学工 业系统破坏集团的3 名被告。 这次审判的主要被告没有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地位那么显 赫，但他们都是领导和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 建设的负责人，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皮达可夫虽然一直没有进入 过政治局，但一直是党的一位卓越领导人。索科利尼科夫曾任政治局候补委 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谢列布里亚科夫任过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拉 狄克是党的理论家和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1924— 1928年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党的十五大以后公开声明与托 洛茨基断绝关系，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了负责工作。内务部门和党的监察机关 并没有发现他们重新工作后有任何反对派活动的情况。相反，1929—1930 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他们表现的材料证明他们脱离反对派的行为是真 诚的。审判的组织者把他们拼凑成所谓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端出来 并加以消灭，可以达到三个效果：证明原反对派的反动和狡猾，他们有一套 又一套的班子，一套被消灭了还有二套，甚至还有三套；在第一次公开审判 中， “托—季联合中心”的托洛茨基一翼显得有些薄弱，揪出“平行中心” 可作为第一次公开审判的补充；让反对派为30 年代党的政策的错误尤其是经 济建设政策的错误及其带来的困难负责，把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转嫁到他们身 上。当然，靠这样的恐怖镇压政策可以转嫁群众的不满，但却达不到克服经 济建设的困难的效果，因为他们消灭的人根本不是经济建设的破坏者，而是 优秀的经济界领导人、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把这样的国家的宝贵财富消 灭掉，换上需要熟悉业务的人甚至外行生手，而且接班者整天在生命威胁下 战战兢兢地管理生产，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呢？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90 年第一期发表了一些 1937年的反映当时国家实际经济情况的农村来信。《共 产党人》杂志在编者按中说，对所谓的人民的敌人的血腥屠杀等事件， “在 与法西斯的不可避免的搏战前夜破坏了国家的实力，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 极其惨重的打击。”①另外，从审判的组织者看来，在暂时还不能消灭最重 要、最有影响、最具危险性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右倾反对 派时，先审判皮达可夫集团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环节。它既可以起到彻底消灭 托—季集团的作用，又可以将它与消灭布哈林集团的工作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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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陆之行”丑闻 首先接受审讯的是皮达可夫。随着他的被审讯，爆出了第二次公开审判 最大的丑闻： “奥斯陆之行”的神话。 皮达可夫不失知识分子的端庄，但老了许多，瘦削、苍白。他的供诉有 求实之心，无浮华之意，适可而止。他承认自己要对恐怖破坏集团的形成及 其行动的策划负责，但他说计划并没有实施，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力行 动，与阴谋破坏分子没有联系。法庭举出大量证明阴谋集团内部联系的口供。 于是，皮达可夫顺着法庭的提示，举出了集团的联系和活动。他说，在乌克 兰活动的人主要是洛吉诺夫及其一班人马，活动范围是炼焦工业。他们把没 有建好的炼焦炉投入使用，尽量延宕炼焦工业重要设施的建设，使炼焦的大 量副产品白白消耗掉而不加以利用。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即使存在，也是生 产计划和技术问题，谈不上阴谋破坏活动。他还供认，有的破坏分子大量囤 积物资设备，使其闲置不用。工厂延期两三年开工生产，有时制造纠纷，从 而延期开工。工厂给工人创造恶劣的劳动条件。他还供认，军事化工发展计 划是错误的。制碱工厂的建设受到拖延，使盐和碱蕴藏量丰富的苏联缺碱和 盐。很显然，这些是官僚主义、计划欠妥或玩忽职守的问题，有的问题并非 重工业部单独存在，而且又不是这个部本身所能解决的。皮达可夫谈的是确 实存在的事实，但它们显然不是阴谋破坏活动造成的，不过是在招供时冠之 以破坏的罪名罢了。当皮达可夫受审时，有些被告被叫起来作证，但皮达可 夫仍然否认自己参与犯罪，只是承担责任而已。 维辛斯基：被告皮达可夫，您同意舍斯托夫所谈的吗？ 皮达可夫：舍斯托夫可能与某人谈过话，只是没有和我谈过。他说，有 人手拿铅笔对矿石的价值计算过。与我之间这样的谈话没有过。 另外一次讯问也是这样。 维：现在你记起与拉泰恰克关于进行间谍活动的谈话了吗？ 皮：没有，我否认有这样的谈话。 维：和洛吉诺夫的谈话呢？ 皮：对此我同样否认。 维：可是，您的组织的这些成员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吗？ 皮：至于这种联系存在这一事实，我不加否认。但是我否认我知道这种 联系的建立。② 甚至在谈到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时，皮达可夫的说法也是含糊不清的，似 乎是让法庭和听众不要相信他的供词。 维：在您和托洛茨基 1935年 12月谈话时，他向您阐述了自己的方针， 您是把它当作指示接受呢，还是只当作一次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谈话呢？ 皮：当然，是当作指示。 维：这样说来，可以认为您同意这些方针吗？ 皮：可以认为我执行了这些方针。 维：于是您执行了这些方针。 皮：不是 “于是我执行了”，而是“我执行了”。 维：这没有任何差别。 皮；对我来说，差别是有的。 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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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如果谈到行动，特别是应该受到刑事惩罚的行动，那是没有任何差 别的。③ 根据内务部的设计，皮达可夫 1933年因公出国，借机与托洛茨基会面， 托洛茨基面授机宜，为国内的阴谋集团规划了一个详细的反革命纲领。当时 托洛茨基在挪威，而皮达可夫出差去的是德国，况且出差期间从没有离开过 柏林。为了弥补漏洞，自圆其说，内务部着令皮达可夫承认他曾较长时间脱 离他在柏林的工作。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说，1935年底，他和拉狄克决定 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这时，他正好要作为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到柏林访问。 拉狄克让他去找 《消息报》驻柏林记者布哈尔采夫，后者与托洛茨基保持着 联系。 “那是在12月10 日，这个月的上半月。那一天或者第二天，我遇到了 布哈尔采夫。他趁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他几天以前听说我要来，便 告诉了托洛茨基。他现在正等待着后者的回音。第二天，托洛茨基的通信员 来了，布哈尔采夫带我去见他，在动物园的一条林荫道上谈了不多几分钟。 他给我看了托洛茨基写的便条，上写着：‘Y ·L.带条子的人完全可信’。 ‘完 全’两字底下划了一条线，我于是知道从托洛茨基那里来的这个人是他的亲 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说名叫海因里奇还是古斯塔夫，我不能 确切地回忆起来，但我想是叫古斯塔夫。这大概是个化名，或许他真叫海因 里奇。他说他受列夫·达维多维奇 （即托洛茨基）的委托来安排我与托洛茨 基的会面，因为托非常想与我谈一谈。后来知道，这种特意强调的意思是由 于拉狄克给托洛茨基最近的一封信的缘故。他问我是否想坐飞机去。我说想 这样去，尽管我懂得这种做法是何等地冒险。因为我已经和拉狄克谈过这个 问题，而且因为有极其重要和微妙的问题要进行讨论，我想还是冒险作这次 飞行并与托洛茨基见面，也比避免冒险，安于我们那种心神不定的现状要好。 一句话，我决定了，尽管——我重复一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冒险，是 冒暴露和被人识破等诸如此类的风险。于是，我决定去走这一趟。我们商定 第二天早晨在特姆佩尔霍夫机场会面 他在候机室门口等着我，陪我进去。 他先给我看了为我准备的护照。这是一个德国护照。所有海关手续都由他办 理，我只需要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我们坐上飞机，起飞后，中途没有着陆， 大约下午3 点就到了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机场。有一辆汽车等着我们。我们坐 上车就开走了。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郊区的住宅区。我们下了 汽车，走进一幢虽小但陈设不坏的房子，看见了我从 1928年以来一直没见过 的托洛茨基。我与托洛茨基的会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④ 从皮达可夫的交待看，他是 12月12 日上午持德国假护照从特姆佩尔霍 夫机场离德，下午3 点到达挪威的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然后乘车到托洛茨 基的住地进行秘密会晤的。在谈话中，托洛茨基首次向他透露，他见过德国 法西斯头目赫斯，与他商定在战时和平时合作的事宜。托洛茨基据此向皮达 可夫规划了一个详细的行动纲领。 这个故事非常具体生动。它是皮达可夫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的主要罪 证之一，是这个集团作为间谍卖国集团进行活动的中心环节。但是，正是由 于编得太具体，因此，经不起人们的分析，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奥尔洛夫 在其所写的书中说，这是因为斯大林当时坚持要托洛茨基参加阴谋，于是才 出现了托洛茨基与皮达可夫会见的情节。侦讯人员在杜撰这个情节时，又像 布利斯托里饭店之说一样，碰到了不了解当时国外实际情况的困难。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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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地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又出了一个大纰漏。 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即 1937年 1月25 日，挪威报纸 《晚邮报》发表声 明说，1935 年的整个 12 月期间没有一架民航飞机在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着 陆。这一通告见报后，西方舆论大哗。苏联当局非常难堪，赶紧筹划补救办 法。让皮达可夫改口已经不行，因为审讯情况已经见报。改在别的机场降落 也不可能，因为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允许民用飞机降落。况且改在别的 机场后，挪威方面还会再次辟谣。正当审判组织者一筹莫展之时，挪威报纸 又出新闻。公开审判仍在进行的 1月29 日，挪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日 报》登出了一篇实地调查的消息： “今天，本报的一名记者在赫列尔机场做 了进一步的调查。机场场长古莱克森通过电话声明，1935 年 12 月没有一架 外国飞机在本机场降落。”机场场长还向报界保证，根据他们正式的记载， 从 1935年9 月到1936年5 月1 日的整个期间，没有一架外国飞机在本机场 降落。⑤托洛茨基也在外国报纸上登出声明，要求询问一下皮达可夫这次飞 行的所有细节，包括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否有挪威方面的入 境签证，护照上用的是什么名字。托洛茨基还要求苏联法庭通过官方渠道向 挪威政府验证一下上述问题，而且要求趁皮达可夫这个活口还没有被枪毙以 前予以验证。苏联法院和法律的代言人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去搞什么验证，不 会自己出来揭穿自己制造的谎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托洛茨基甚至给莫斯 科当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挑战：他要求苏联政府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 为皮达可夫的同案犯引渡回国交付审判。当然，苏联政府没有理会。因为这 样做须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其结果必然使丑闻闹大。1月25 日， 托洛茨基还向美国报界正式声明，断然否定了苏联法院对他的指控和他与任 何被告之间的联系。 苏联领导机关中很快就传开了挪威报纸对真情的披露。苏联当时驻保加 利亚大使、十月革命军事领导人之一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后来发表的轰动一 时的声明中，对斯大林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他说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皮达可 夫没有乘飞机去奥斯陆。但是，苏联审判当局即使在自己的谎言被戳穿后， 仍顽固坚持原来的立场，根本不打算按照事实修正公诉书和供词中的虚幻不 实之词。1月27 日，维辛斯基强打精神，对奥斯陆之行做了一个很不像样的 反证。 维辛斯基：我已经没有问题要提了。不过，我对法庭有一个请求：我注 意到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我提供一个查询结果，因为我也想 从这方面检查一下皮达可夫的供词。我收到了正式的查询结果，我请求将它 归案。 （然后他读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领事局现报告苏联总检察长，根据苏联驻挪威全权代 表处收到的正式查询结果，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按照国际惯例，全年接 待外国飞机，飞机的飞进和飞出在冬季也是可以的。” （转向皮达可夫问） 事情是在 12月份吗？皮达可夫：完全对。⑥ 飞机场的用处自然是供飞机起降的。领事局的证明仅仅说明奥斯陆的赫 列尔机场具有这种功能，并没有证明皮达可夫是否乘机去过，而且回避当时 无飞机在此机场降落的事实。维辛斯基环顾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的表演可 谓淋漓尽致。仅就这一点，就可以使人丧失对法庭的信任。但当时苏联的法 庭不理会这一切。他们只管根据上司的意旨把预演过的闹剧继续演下去，至 于人民是否相信，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反应，那不关他们的事。更何况，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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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认为群众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和轻信的，而公开审判不过是例行公事而 已，被告的命运根本不是由它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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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狄克等在法庭上 1937年 1 月 24 日上午，拉狄克受审。拉狄克可能看破了公开审判不过 是一场政治闹剧，对它采取了一种轻率态度。他思路敏捷、巧言善辩、爱好 表现自己的性格特点，甚至在作为被告时也不由地显露出来。他不像其他被 告那样，机械地，有气无力地，像背讲稿那样把预审中的供词背诵一遍。他 说起话来依然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像是在演讲。作为自己犯罪的历史根源 和背景，他阐述 1927年以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以及他与托—季反对派成 员的复杂关系，叙述了 “党内斗争学说”把他一步一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 泥坑。而这时候，他思想上确实出现了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 痛苦。现实的生活，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 他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他在托洛茨基的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近乎哀 号地咒骂自己，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丧失了理智。借助于希特勒的战争而 上台的阴谋纯粹是幻想，是希特勒的欺骗。他们这伙人正是这样被托洛茨基 推上了绝路。他们这些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 么突然成了反苏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 拉狄克在滔滔不绝他讲着： “我们斗争的目的是让外国资本实现其统治，而它在使我们掌权以前会 将我们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让我们同意与外界一起进行破坏活动。这样 的指示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组织正在变成外国情 报机构的代理人。我们已经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行动 ”⑦ 维辛斯基询问拉狄克，他们的行动 “是要让苏联失败呢还是胜利？” 拉狄克：近几年来，我的所有活动都证明一个事实，即我要促使苏联失 败。 维：您的这些行动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吗？ 拉：除了睡觉时，我一生中从来未做过未经认真考虑的事。⑧ 拉狄克挥洒自如地回答着维辛斯基的询问，与其说是对维辛斯基的诱导 心领神会，不如说他要表露他在玩弄词藻方面的高超技巧，从而也表露出对 对手的轻蔑。 维辛斯基：那么，皮达可夫向你转达指示这一事实，也是那种对国家的 背叛吗？ 拉狄克：这样的措词很不确切。这同样是对国家的背叛。或许它是对国 家的背叛，或许它不是，有什么关系呢？⑨ 拉狄克绘声绘色地叙述着自己进行犯罪活动时的痛苦、复杂和矛盾的心 情。 “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家疯人院中！”拉狄克说。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维辛斯基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的参与者。可 我没有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 我。” “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说。 “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他说。⑩ 拉狄克对托洛茨基后来关于党内民主的呼吁进行了解释。他说，人们只 是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才争论民主。当他们相互和谐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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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感到有广泛民主的需要。 虽然拉狄克采取了与法庭合作的态度，但他终究并不是什么敌人，因此 他在淋漓的发挥中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些真情，而与法庭的观点和立场相背 离。当然，这只是交待态度好的人出现的一点小纰漏。比如，公诉书中说托 洛茨基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掌权，而拉狄克却说：“按 照托洛茨基出于好心的想法，你要生活得带劲，那国家简直就应该回复到资 本主义去！” （11）这无疑是说托洛茨基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又比如，拉 狄克在揭露和抨击自己的同伙时称他们 “几十年来肩负着革命工作”，结果 却堕落到从事破坏活动，按照阶级敌人的指示活动，这无疑又是说，他们长 期从事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 “这实际上表明，即使像利夫希茨或谢列布里亚科夫这样的几十年来肩 负着革命工作的人，也会堕落到进行破坏 他们的精神支柱许是彻底崩溃 了，于是他们才会按照阶级敌人的指示去行动。他们不是迷失了方向，就是 变成了间谍。如果说他们迷失了方向，那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如果他们变 成了外国间谍，别的人就会向他们发指示。所以，如果外国法西斯进来，那 末这个法西斯不仅不会让托洛茨基主义者上台当权 反而会摧毁它的组 织，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让这样一群元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来打扰他们。因此， 甚至我对祖国的态度对我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完全是自我中心主义。” （12） 总的来说，拉狄克是一个屈服于当局，违心地揭发自己和别人的被告。 在整个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有相当高的身份而又如此与法庭合作的人， 是不多的。遇到这样的被告，法庭应该十分满足了。但是，总检察长维辛斯 基还没有感到心满意足的惬意。或许他身为临时政府鹰犬的丑恶历史使他总 是无法忘怀，或许这样的政治伤疤使他不由地产生一种幸灾乐祸之情。因此， 他即使对 “老实坦白”的人也要情不自禁地再踏上一只脚，似乎这样才能感 到由衷的满足。他提醒拉狄克说，他在被捕后曾经拒绝交待罪行和揭发同伙， 他在长达3 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遇到这样刻薄的检 察官，拉狄克实在按捺不住。 维辛斯基向道： “试问，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 那些 ‘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维辛斯基这一挑衅性的挖苦激怒了拉狄克，他立即反唇相讥： “是的， 如果您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您所得知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 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 ” （13） 拉狄克举出了一些新的恐怖小组，并牵连上布哈林，这无疑是个十分危 险的信号。他还受命招供说，1935年维塔利·普特纳军长与他见面时，曾转 达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一项请求。他的这一交待使维塔利·普特纳受到了牵连。 但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他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它像晴天霹雳一样， 震动了莫斯科和全苏联的人民。人民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揣测，乌云已经笼 罩在人民爱戴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头上。在晚上的审判会上，维辛斯基在和 拉狄克的对话中再次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看来，图哈切夫斯基名字 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在领导审判的决策人物的小圈子里，可能已经在筹划 新的阴谋。 同一天，索科利尼科夫受审。他的供词中的新内容就是又点出了几个恐 怖小组，但是他与恐怖和破坏活动的关系是非直接的。他还指出了他们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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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破坏集团与以前的破坏集团的关系。 索科利尼科夫： 有过这样的指示，即要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找到过去的 破坏组织。 维：是在以前的工业党时期沙赫特案件的破坏分子中间吗？在与他们的 关系方面采取了什么路线呢？ 索：采取了托洛茨基的路线，即允许本集团的破坏小组与以前的小组建 立联系。 （14） 在索科利尼科夫以后受审的是谢列布里亚科夫。他在供词中揭发了一些 铁路系统的领导人。他说，还在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以 前，铁路运输方面就存在一个阴谋破坏组织。他还对已经够丰富的恐怖小组 作了一些补充。1月 25 日和26 日，“西西伯利亚集团”受审。他们的供词 集中在他们与皮达可夫的关系方面和他们杜撰的重大破坏案件的细节方面。 德罗布尼斯举出了工业中错误计划的例子。他说，在计划中，进行破坏的任 务之一是将资金分散到次要的工作方面。另外，按下述方针阻碍建设，即要 使重要项目不能在政府指示的期限投入生产。而为了阻碍建设速度，使用的 手段之一是频繁地改变设计方案，拖延与有关部门的结帐，使设计方案迟迟 不能确定。在焦化工业方面，则故意生产一些不能立即使用的半成品，根本 不能使用的次品，比如故意增加焦炭的含水量和含灰量。他供认说，卡麦罗 沃地区发电厂的爆炸事故是阴谋集团蓄意制造的，因为燃煤质量低劣。 然后，德罗布尼斯谈到了卡麦罗沃的中心矿。维辛斯基向他施加了压力 和威胁，于是他承认阴谋分子希望通过爆炸尽可能多地造成工人死亡。当时 发生事故时德罗布尼斯已经被关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承担了责任。维辛 斯基的用意无疑是要引起人民对阴谋破坏分子的仇恨，从而加强公开审判的 重大意义。 继德罗布尼斯以后受审的是舍斯托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舍 斯托夫，1918年入党，做过工会工作，1925年起在矿山工作。曾任设在新西 伯利亚的 “西伯利亚采煤公司”的副经理，“安热罗—苏真斯克矿”矿长。 被捕前任卡麦罗沃州萨拉伊尔锌矿矿长。 舍斯托夫声称，工人们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托洛 茨基主义政策的责任。 “平行中心”指示，要使工人精疲力竭。于是给工人 制造了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使不仅斯达汉诺夫工作法，就是通常的工作法 也无法正常工作。 接着受审的是诺尔金和斯特罗伊洛夫。鲍里斯 ·奥西波维奇 ·诺尔金 1917 年入党，1918—1929年在契卡机关工作。后来，任莫斯科化工联合工厂副厂 长、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和全苏氮素工业联 合公司的主任。1932年至 1936年9 月，任卡麦罗沃化学工业联合工厂厂长。 米海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特罗伊洛夫是一名党外人士，担任过矿长， 1935—1936年任设在新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采煤公司的总工程师。 被告诺尔金和斯特罗伊洛夫承认自己进行破坏的罪行。诺尔金说他想用 爆炸的手段破坏地区发电站。为了多投资少收益，他竭力将投资用到不太重 要的项目上。当维辛斯基问到他承认罪行的动因时，他对承认罪行的原因作 了暗示。 维：后来，您为什么决定否认呢？ 诺：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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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或许向您施加了压力吗？ 诺：我被询问过，被揭发过，举行过对质。 维：或许，向您施加了压力？总的说来，您生活得怎么样？牢房的生活 条件怎么样？ 诺：很好。您现在问的是外部压力吗？ 维：是的。 诺：一点压力也没有。 维：可以不让人吃好，不让睡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有这样 的事。可以不让抽烟。 诺：这样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我懂得顽抗是没有希望的，懂得必须揭露 整个案件。 （15） 斯特罗伊洛夫的供词反映出他们对托格茨基著作的观点。 斯：我说过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 《我的生活》。他问我是否喜欢这本书， 我回答说从文学观点看他作为一个记者写的不错，但是我不喜欢这本书，原 因是书中的 “我”太多了。（16） 穆拉洛夫与德罗布尼斯一样，卡麦罗沃中心矿发生爆炸时，他正蹲在监 狱里。可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要对爆炸负责。不过，穆拉洛夫拒绝为这一 事件承担责任。 审判长：您知道吗，托洛茨基分子把卡麦罗沃煤矿的巷道里搞得都是煤 气，制造了绝对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 穆：德罗布尼斯在一个化工厂工作，这个化工厂属一个托拉斯领导，而 煤矿由另一个托拉斯领导。 审判长：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是卡麦罗沃矿。 穆：我不知道他们采取了使中心矿充满煤气的方针。德罗布尼斯也没有 将这一点报告我。这件事发生时我已在监狱里。 审判长：在您的供词里有这样一句话： “托洛茨基分子在卡麦罗沃矿使 巷道充斥煤气，制造了工人无法忍受的条件。” 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是在监狱里，我把它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整个破 坏工作的结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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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谋害”莫洛托夫案 穆拉洛夫被讯问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恐怖活动。恐怖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莫 洛托夫，这是西西伯利亚集团的最严重的罪行。往下我们就会看到，审判的 组织者在制造冤狱时是如何地不择手段，而一贯道貌岸然的莫洛托夫是如何 地卑鄙和伪善。 维：你们是否谈过，只杀害了一个人，而其他人还活着，恐怖总的来说 没有结果，因此应当立即行动？ 穆：无论我还是皮达可夫，我们都感到，不能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游击方 式行动。组织行动时，应当立即造成恐慌。我们认为，使党的高层惊慌失措， 是取得政权的一种方法。 穆拉洛夫虽然承认准备谋杀埃赫和莫洛托夫，但坚决否认下述指控，即 下一个目标是奥尔忠尼启则。 穆： 谈到 1932年以及舍斯托夫所说的谋害奥尔忠尼启则的指示，我现 在严正声明，这是舍斯托夫的想象。我任何时候也未下达过这样的指示。 维：他搞混了吗？ 穆：我不知道，他是搞混了呢，还是他不过是随便想象。 （18） 维辛斯基并未因穆拉洛夫的顽固态度而生气，而是就此提出了一个意味 深长的问题：为什么穆拉洛夫无论如何也不承认企图谋害奥尔忠尼启则的罪 行，同时却承认组织了谋害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呢？这不是一件怪事吗？维 辛斯基的话无非是在暗示：这是阴谋分子相信奥尔忠尼启则并希望得到他的 帮助的表示。维辛斯基敢于发出有关奥尔忠尼启则的议论，就像他在第一次 公开审判时敢于多次明显地漏掉莫洛托夫的名字一样，是用一种曲折的方式 抛出了一个政治信息：奥尔忠尼启则已不再受到信任。 根据起诉书和被告的供词， “平行中心”谋杀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是唯 一的一件实际执行的恐怖行动。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什维尔尼克在 196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说：“现在再说一件莫洛托夫极其厚颜无耻的事例。 1934年他前往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他乘坐的车的轮子滑到了路边的排水沟 旁。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受一点伤。这件事后来却成了 ‘谋害’莫洛托夫生命 这一说法的根据。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因此而受到惩罚。不是莫洛托夫又有谁 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谋杀的事件呢？可是他没有为无辜的人说一句辩护的 话。这就是莫洛托夫的嘴脸。” （19） 穆拉洛夫在法庭上供认，司机为了消灭莫洛托夫应自我毁灭。 穆：汽车本应全速折到沟里。这样，汽车由于惯性便四脚朝天，机器毁 坏，人嘛 维：请您允许我问舍斯托夫。被告舍斯托夫，您对穆拉洛夫这一部分的 供词予以证实吗？ 舍：是的 维：您得到穆拉洛夫关于恐怖行动的直接指示后，实际上是如何干的？ 舍： 原先计划用车祸实现恐怖行动，并且选择了两个合适的地点。谁要 是熟悉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5 号矿井附近去矿务局的地 方；第二个地点在工人小区和3 号矿井之间。那里不像穆拉洛夫说的有一个 小水沟，而是宽 15米的深沟。 维：好一个 15米宽的 “小水沟”！是谁选择的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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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事实上，他 （司机）虽然把方向盘转向深沟，但转得不够坚决，后 面的警卫完全用手把这辆车托了起来 审判长：现在我们继续对穆拉洛夫审问。 穆：请您允许我谈谈舍斯托夫的解释。我不与舍斯托夫争论：是小水沟 还是深沟 维：您个人在现场吗？小水沟在哪里？ 穆：没有，我没在现场。 维：如果您没有看到过现场，您不能提出异议。 穆：我不准备进行争论 （20） 穆拉洛夫之所以不愿争论，是因为他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法庭的一切 是如何预先安排好的，争论也无用。维辛斯基凭借权力和他的如簧之舌，可 以恬不知耻地把任何谎言变成事实。正如他在起诉词中说的， “但是，事实 终归是事实。谋杀莫洛托夫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发生在 15米宽的 ‘小沟’（像 穆拉洛夫在这里那么审慎的说法那样）边的事故，是事实。” （21）此时， 维辛斯基未必忘记了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奉命把莫洛托夫从被谋杀的目标的 名单中抹去的事实。 当初，基洛夫被谋杀之时，进行了何等认真的准备，调动了多少力量。 莫洛托夫的威信虽然远远赶不上基洛夫，但他的地位却要比基洛夫高。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名次的序列中，他是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第 2 号人物。如果阴 谋集团果真要谋杀莫洛托夫的话，想必要进行周密的部署，认真的准备，调 动他们的据说发展和蓄积多年的大量人马。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唯一一 次 （谋杀基洛夫除外）实际进行的重大谋杀行动，却组织得如此草率、简单， 形同儿戏。首先，它不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死心塌地的托洛茨基分子去干， 而临时由当地招募来的一个司机去做。这个司机既不像凶手尼古拉耶夫那样 对党怀有个人的怨恨，也不像政治上失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 子。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背景。散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包括高、中级干部在 内的恐怖分子，有的是接近莫洛托大的机会。他们把这样一次重大谋杀行动 托付给一个并非可靠的司机，不是太草率、太无知了吗？在实际实施阴谋的 过程中，这个司机不像是制造车祸，倒像是向车里的大人物开了一个玩笑， 他既把快速行进的汽车折转了方向，制造出车祸的样子，又恰到好处地使车 祸没有发生，以免伤着车里的大人物。他到底是不是阴谋恐怖分子呢？我们 假定他是阴谋恐怖分子，假定他在实施阴谋行动的一瞬间思想发生了动摇。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驾驶常识，在汽车快速行进中，哪怕 “不够 坚决”地转动方向盘，也是凶多吉少的。可是，谋杀莫洛托夫的行动，却在 最后的只能由数学公式计算出的一瞬间，被恐怖分子自己制止了。 像对别的被告一样，穆拉洛夫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后，维辛斯基照例询问 被告坦白罪行的原因，似乎是要用被告自己的话来证明内务部没有使用严酷 的刑讯，被告的坦白是自愿的，法律是公正的。 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坦白交待真实情况？在研究侦查过程材料时， 我发现，您在几次询问中否认自己进行过地下工作 ，讲一讲您决定把一 切都坦白出来的动机是什么。 穆：我想，使我能够克制自己并矢口否认一切问题，其中有三个原因 先从我的性格谈起。我是很急躁和器量小的人。把我监禁起来的时候，我觉 得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很气愤。第二，我对托洛茨基有感情。第三，你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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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过火的地方。 （22） 我想，如果我继续做一个托洛 茨基分子，尤其是当别人已经脱离开去，一些人是诚恳地离去了，一些人是 可耻地离去了无论如何，他们已不是反革命的旗帜。可我倒成了个英雄 如果我仍旧这样的话，我可能成为一面反革命的旗帜。这使我极其恐惧。（23） 同时我亲眼看到干部队伍的成长，工业、国民经济在发展。我不是瞎子。于 是，那时候，即大约8 个月以后，我对自己说，我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国家 利益，为了这个国家，我经历了23 个年头的斗争，为了这个国家，我曾在3 次革命中积极地战斗，有几十次我差点牺牲 （24）我怎么能够继续去危害 这一事业呢？我的名字会成为那些还留在反革命行列中人们的旗帜。对我来 说，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说：好吧，去交待一切真实情况吧 假定我会被 监禁或者被枪决，那么我的名字不论对于还留在反革命队伍中的人还是对于 正从年轻人中成长起来的人，都将成为被收集的人名。 坚持这样的立场 是危险的，对国家，对党，对革命都是危险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党 员 （25） 这就是穆拉洛夫对自己从顽固对抗到老实但白的思想转变过程的自白。 如果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犯了错误甚至罪行的革命者，那么他的自白确实是可 信的。因为通过启发和教育，一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革命者是能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或罪行，悔过自新的。但是，根据控告和被告交待的罪行，他们早已 完全丧失了任何爱国心、正义感、羞耻和良心，已经堕落为没有廉耻的杀人 犯和间谍。这样的人怎么进入内务部的刑堂后就突然又具有了革命者的情 感、情怀和情操了呢？居然就翻然悔悟、良心发现了呢？居然愿意为 “国家 利益”、 “党的利益”去交待一切罪行呢？ 莫洛托夫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路上确实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事故。这是 一次具体的事故，造成事故的人和目击者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把这样的具体 事故作为一次重大的未遂的谋杀行动，是无法用预先安排好的奸细编造谋杀 的故事和情节的。只有一种办法，即把司机打成阴谋集团的成员，诱骗和强 迫他与内务部合作，作出所需要的供词。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这 个司机不像上次公开审判中的奥利别尔格或别尔曼一尤林，也不是这次公开 审判中的舍斯托夫，不是被治服而顺从地执行内务部意图的人。首先做到使 他驯服就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懂得，承认了谋杀国家领导 人的罪行，即使是诚恳地认罪服罪，对他意味着什么。当然，内务部凭借它 无所不能的机器和机能，加上自己的训练有素的心狠手辣的侦查员，能够用 高压、讹诈、欺骗和人质要挟的手段，使任何桀骜不驯的无辜者低下自己的 脑袋，承认要他承认的一切罪行，承认自己是阴谋恐怖分子、人民的敌人、 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个司机算得了什么？多少叱咤世界风云的人物和身 经百战的将军，不是也屈辱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吗？确实，内务部的刑罚也 治服了这个倒霉的司机。但在治眼他之后，教会他在一场政治阴谋中扮演一 个特定的角色，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须知，一个职业演员背诵台词也难免 出现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内务部的侦查员总算把这个司机给准备好了。 1937年 1 月 26 日晚上，已经被打成西伯利亚阴谋恐怖集团成员的司机 阿诺尔德出庭受审。不管他与那些原任高级干部现为囚犯的人物身份和仪表 是多么地不协调，他还是被塞进了他们的行列。身经百战、巧言利舌的维辛 斯基，这一次遇到了难缠的角色，对话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滑稽剧。维辛斯基 自己也被搞得昏头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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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连京·沃尔夫里多维奇·阿诺尔德 （原名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瓦 西里耶夫）1924年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从沙俄军队中脱逃。1917— 1923年服役于美国军队。1923年返回苏联，在卡麦罗沃市库兹涅茨克冶金联 合工厂和动力建设处工作。后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库兹涅茨克煤矿区建 设处汽车库主任。被捕前，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和安热罗矿汽车库主任和 供给处主任。 阿诺尔德在法庭上说，由于怯懦，他未敢冒险，只制造了一个小事故。 阴谋集团长久策划的谋杀是要由胆大包天的人去完成的，然而法庭上出现的 人却是一个胆小鬼，这未必符合重大案件的常规。如果将它与刺杀基洛夫的 案件比较一下，更显出这种选择不合乎常理。阿诺尔德最后交待说，有人要 他相信，托洛茨基的组织是个强大的组织，他们将要掌权，到时候他决不会 这样穷困潦倒。这样的供词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相矛盾，因为阴谋集团的计划 是以司机的自我毁灭来换取谋杀的成功的，而且这一点已向司机讲明。 阿诺尔德或者是被审讯机构的威胁吓破了胆，或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诚 实的公民，而审讯机构的高压、讹诈和欺骗又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骗子和 市侩。维辛斯基与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文明和尊严的人打交道，确实是费尽 了心机。在法庭上，维辛斯基光是为了确定阿诺尔德的真名真姓，就费了好 几分钟，因为他有许多的假名和化名，使检察长常常搞混。 阿诺尔德交持说，他从小就姓教父的姓，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姓。十几 岁的时候跑到了芬兰，后来又到德国和荷兰。每换一地就换一次名字。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又到了挪威和英国。回到俄国时他被征入伍，因开小差而受到 6 个月的纪律处分。关于经历的回答一直纠缠不清，维辛斯基被一大堆部队 的番号、名称、数字搞得糊里糊涂，哭笑不得，因为这个根本不安分的阿诺 尔德常常从这个部队跑到另一支部队，被授予各种军队的职衔，而且他自己 也随意给自己的肩章加上点花花道道，加官晋级。就连阿诺尔德自己也记不 清他在预审时的供词，在频繁提问的检察长面前随意乱供。堂堂的苏联总检 察长碰到内务部送上法庭的这么个活宝，也真够他折腾的。审判长不得不警 告阿诺尔德态度放老实点，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阿诺尔德后来的经历也颇为复杂。他曾偷窃了铁路乘车优待票乘车到海 参崴，从那里化名到了美国的纽约，参加了美国的军队。在美国，他蹲了五 六个月的监狱。维辛斯基又因询问他住过一次还是两次监狱，几次到军队服 役，花费了一番口舌。阿诺尔德还说，他随美军到过法国，接着他到南美游 览。他在美国曾是共济会会员，同时又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阿诺尔德又把一 大堆杂烩奉献给倒胃口的检察长。 后来，阿诺尔德随同被聘请的美国专家组到了卡麦罗沃。他向党隐瞒了 共济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共 （布）。他曾经做过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后 来又领导西西伯利亚的水路运输，在一个供销处工作，在卡麦罗沃和库兹涅 茨克负责各大企业的电话通讯工作。1932 年，他与托洛茨基分子拉上了关 系，与舍斯托夫交上了朋友。当时，阿诺尔德已因反苏言论而被解雇。这时， 舍斯托夫又揭发出阿诺尔德两个化名，维辛斯基因此又费了一番心思，询问 阿诺尔德到底有多少化名。 阿诺尔德的真正罪行和实质性交待则很简短。他说，切列普欣具体地告 诉他明天奥尔忠尼启则要来，他要不惜一切完成恐怖行动。但是他不能完成 这任务，因为他精神上受不了。后来，莫洛托夫来了，他便按既定计划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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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交待中说的地方不是 “水沟”，也不是“大沟”，而是一个“斜坡” “在这个弯道旁边的不是像舍斯托夫说的是个壕沟，而是我们称呼的路边 斜坡，有 8—10米深，坡度大约90。我把汽车开到了火车边，莫洛托夫、区 党委书记库尔干诺夫、边区执委会主席格里亚津斯基坐进了汽车 ” （26） 在路上，阿诺尔德又怯懦起来，当阴谋分子雇用的载重汽车挤过来时，他只 稍微向路旁偏了偏，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后来，阿诺尔德因驾驶粗心而受到 警告处分。然后，他到塔什干工作，不久又回到了新西伯利亚，当上了供应 处处长，最后担任了汽车库主任。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浪迹江湖、闯荡天下 几十年，有多少次危难临头，都福星高照，逢凶化吉，这一次却因有幸给高 级领导人开车而招来了大难，翻了大船。在全部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他 是被告中级别最低、身份最低的人。他被卷人高层次的政治斗争，完全是由 于偶然。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他大约最终也没有理解毁 灭他的这场政治风暴的确切含义，而任由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欺骗、驱使和宰 割。他可能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经过内务部的刑堂，来到了最高法院的法庭， 念完了他好不容易才记下的台词。但他终究是一个没有丧失理性的人，而不 是特殊剧团中的木偶和动物。一年多以后，他在上乌拉尔监狱服刑 （1937年 1月他被判处10年监禁）时的一次提审中，道出他被加上恐怖罪名的部分真 相。下面是 1938年6 月10 日他在被提审时说的话： “……1936年9 月6 日我在安热罗被捕。在新西伯利亚受审时，侦查员 对我宣布说： ‘我们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们掌握足够的材料，可以 指控您从事间谍活动。但是，现在我们指控您是恐怖组织的参加者，其它的 供词我们不要求。您选择一下吧，您想当什么人，是当间谍呢，还是当恐怖 分子？’对于他们摆到我面前的问题，我回答说，我是恐怖组织的参加者并 保证作出交代。” （27） 二者均劣择其次。阿诺尔德大概权衡了民族的败类和没有得逞的恐怖分 子两种罪犯的罪过的轻重，而选择了后一种。请看，内务部就是这样编织公 开审判前的闹剧。阿诺尔德经历了从秘密审讯到公开审判的全过程，领教了 从侦查员到检察长和审判长的导演技巧，看过了过去的领导干部而如今是他 的同案犯的言不由衷的表演，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了政治见识。后来， 他在监狱里服刑时，曾对人说，公开审判不过是一出 “政治闹剧”，他根本 没有参加任何谋害莫洛托夫的预谋，整个案件不过是一个 “肥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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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铁路系统 “破坏”案 阿诺尔德之后受审的是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等铁路系统的阴谋分 子。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利夫希茨，1917年 3 月入党。从 1919 年起在 乌克兰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安局担任领导工作。1924年转到经济战线，任设 在哈尔科夫市的顿涅茨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副经理。从 1930年开始，先后任 南方铁路局、北高加索铁路局和莫斯科一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1935—1936 年任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利夫希茨 1913—1915 年是社会革命党党 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于 1923—1928 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 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2 月，他递交了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了党籍。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克尼亚泽夫，1918年脱离左派社会革命党后加 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 1917年起，他一直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部门工作。 从 1934年起先后任南乌拉尔铁路局局长和中央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交通人民 委员部是卡冈诺维奇的领地。利夫希茨和克尼亚泽夫交待说，他们最严重最 卑鄙的罪行就是辜负了卡冈诺维奇的信任。利夫希茨说： “法官公民们！国 家公诉人向我提出起诉的罪行还因下述情况而加重，即我是由党从下层工人 提拔到国家管理的高位上来的，一直被提到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我 受到了斯大林的战友卡冈诺维奇的充分的信任。”克尼亚泽夫谈起这一情况 更显得痛心： “一谈到这些事时，我心里总是十分痛苦，因为拉扎尔·莫伊 谢耶维奇经常对我说， ‘我了解你，作为一个铁路工作者，你从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都是懂得交通的。但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我有权要求于你的那种气 魄呢？’” （28） 他们的交待与其说是认罪和忏悔，不如说是在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 白，既然他们得到了像卡冈诺维奇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的充分信任，那就应该 能够说明，他们是无罪的。 铁路系统的工作由卡冈诺维奇领导。对于铁路系统的清查工作，卡冈诺 维奇的态度向来是明确和坚定的。他要求在铁路系统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清 查，并为铁路系统的阴谋破坏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定下了调子。他认为，铁路 系统的阴谋分子的活动是很猖镢的，主要活动是破坏和颠覆火车，为日本搞 间谍活动。按照他的指示和要求，所有的被告都供出了一批隐藏在铁路系统 各个角落的 “破坏分子”。 交通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府中仅次于莫洛托夫的三号 人物卡冈诺维奇，是苏联 1936—1938年大清洗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他不仅 领导了交通部，而且还领导了重工业部和某它工业部门领导层的清洗和镇 压。当时他只有40 多岁。这个出身贫寒，从鞋匠走上革命道路，于 1911年 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人，性格倔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精力充沛，待人 质朴，善于凭直觉、机灵和即兴应付来弥补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欠缺。十月革 命后，他担任州一级的领导人，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于 1922年被任命为党 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后又兼任组织调配部部长，掌握了党的组织和人事大 权。当时斯大林担任受政治局领导的负责党的具体工作的书记处的总书记。 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地安插自己的人马，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党组 织的权力，从而实际上一定程度地架空了政治局，架空了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地位和威信都在斯大林之上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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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阴谋活动中，被斯大林提拔上来的卡冈诺维奇，视斯大林为靠山，对 斯大林绝对忠顺，有令必行，成为斯大林的 “影子内阁”中最可信的人之一。 1925 年，由斯大林推荐，卡冈诺维奇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的总书记。1930 年成为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州和市的第一书记。在自己的政 治生涯中，卡冈诺维奇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组织上的归属要比政 治上的立场重要得多。如果政治观点与组织归属发生矛盾，那就要毫不犹像 地服从组织归属。在党的工作中，就是要绝对服从斯大林，至于其政治路线 是否正确以及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意志，那都是次要的。所以，卡冈诺维奇 在 20—30 年代党内的复杂斗争中，一贯站在斯大林一边。他常被斯大林派到 出现问题的地方全权处理问题。在强制集体化的年代，他先后到乌克兰、沃 龙涅什省、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镇压农民的反抗，把几万 “富农”和 “富农的帮凶”扫地出门。在卡冈诺维奇的指挥下，北高加索边区被开除党 籍的党员达 2.6万人，占当地农村党员的45％。 （29）为了惩罚农民对强制 征粮的反抗，他把库班的居民整村整村地赶到北方边区。有人曾经说过，权 力导致腐败。虽然不能说这种简单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把个人利益 和集团利益看得高于党和人民利益的卡冈诺维奇来说，这样的概括却是完全 正确的。卡冈诺维奇卑鄙地伪造 1934年党的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 的事例，突出他说明了这一点。“在2 月9 日夜里当计票委员会打开票箱时， 发现斯大林得的票数比其他所有的人都少。投票反对基洛夫的只有3 张票， 而反对斯大林的竟有270 张票。只是由于当时提出的候选人数恰恰是要选举 的中央委员的人数，因而斯大林才得以当选 负责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卡 冈诺维奇 下令把划掉斯大林名字的选票全部收走。在2 月10 日代表大会的 会议上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数和反对基洛夫的票数一样多，都是3 票。” （30）由于宗派集团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卡冈诺维奇逐渐由一个党的干 部变成了对人民冷淡粗暴甚至残酷无情的官僚。在莫斯科的改建和地铁的修 筑中，是他一手毁灭了莫斯科的许多古迹。在 30 年代中后期，不算他附和别 人的意见的情况，仅是他自己写给内务部的附有要求逮捕和镇压的大量无辜 的名单的信就有几十封。他亲自领导了契利亚宾和雅罗斯拉夫州、伊万诺沃 州和顿巴斯的镇压行动。一次，他到伊万诺沃了解和处理问题，但还没有到 达伊万诺沃，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 “从初步了解的材料看，必须立即 逮捕州委书记叶潘奇科夫。还必须把州委宣传部长米哈伊洛夫也抓起来。” （31）后来他到顿巴斯后，立即下令逮捕了厂长、矿长、总工程师和党组织 负责人等近 140人。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委任为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底 担任了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年初当上了燃料工业人民委员。1940年任石油 工业人民委员。他几乎成了无所不在的人民委员。当时，苏联报刊把他誉为 能够解决任何棘手问题的 “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这种 说法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没有卡冈诺维奇的同意和协助，叶若夫和内务部是不能也不敢把铁路等 工业部门阴谋破坏活动作为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的。维辛斯基也不敢在 法庭上如此卖力地追查铁路等工业部门出现的问题的。为了赢得广大群众的 同情、愤慨和支持，赋予清查工作以为了人民利益的外表，维辛斯基对于使 无辜的公民受害的所谓破坏案件特别地重视。请看他在法庭上的询问。 维：您不记得这 29 名红军战士被残害得面目皆非的情景吗？ 克尼亚泽夫：有 15人严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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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伤残的严重性表现在哪里呢？ 克：他们的胳膊折断了，脑壳也砸破了 维：这都是您和您同伙的罪过吗？ 克：是的。 铁路系统的破坏分子的组织似乎无所不在，请看其中一次破坏行动的参 加者名单。 维：那么，为什么对铁路运行规程的如此破坏能够得逞呢？是不是因为 该车站的领导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关系呢？ 克：完全对。 维：请您指出这些人来。 克：有车站站长马尔克维奇、代行站长职务的雷奇科夫、站长助理巴加 诺夫、站长助理罗季奥诺夫、主要扳道员科列斯尼科夫。 维：5 个人。 克：扳道员别兹金。 维：6个人。 克：有一个护路段长也经常在那里，他叫布罗多维科夫。 维：是的，还有路长本人也在。 （32）克尼亚泽夫仅仅就南乌拉尔铁路 的阴谋破坏分子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由此可见全国铁路系统的阴谋破 坏活动的规模。除了铁路上的领导人以外，几十个护路段的段长、运行处处 长、铁路检查员、机务段段长、机车库的工长和工程师，还有几个车站站长、 站长助理、司机、扳道员等，都被交待出来了。克尼亚泽夫共交待出33 个人， 而他们都是他领导的南马拉尔铁路局所谓的托洛茨基组织的干部。 克尼亚泽夫继续交待说： “我们直接组织的破坏火车行动有13—15次。 我记得 1934年共发生了 1500次火车破坏事件 ” 比如，库尔干机车库来了一些大马力的 “费德牌”机车。领导知道机车 库的人对这种机车不大熟悉，便有意地放松了修车的质量检查，常常让司机 们把没有修好的车开出去。几乎所有的机车的验水装置都损坏了。因此，1936 年 1月在罗扎至瓦尔加希之间发生了机车水箱爆炸事件。 维： 1936年 2 月 7 日叶季诺维尔至别尔佳乌什之间颠覆列车的事件是 依照您的指示干的吗？ 克：是的铁路上的人认为，要是铁轨断了，那就无人可以怪罪。 维：换句话说，这算是客观原因啦？ 克：没有找到罪犯 （33） 接着受审的是化工工业系统的阴谋破坏分子。他们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 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该局生产技术处高级经济师伊万·约瑟福维 奇·格拉舍、该局副总工程师加夫里尔·叶夫列莫维奇·普申。他们被指控 的罪行与上述重工业和铁路系统的阴谋破坏分子的罪行大体相同。在受审 中，被告拉泰恰克曾试图自我辩护，但很快就退缩了。 斯坦尼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拉泰恰克，1919 年入党。德国人。1914 年在德军服役，1915年被俄国俘虏。1917—1920年在红军中服务。此后担任 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乌克兰陶瓷玻璃联合工厂厂长、全苏煤炭化学 托拉斯总经理、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副总经理。1932—1934年任重工业人 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接着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 拉： 不过，我是应该这样做的，国家公诉人公民。因为，假使我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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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预防措施，那就有死几百人的危险。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指导了现场的 全部工作。 维：您指导得死了 17名工人，伤了 15名。对吗？ 拉： （沉默） 维：您是这样指导全部工作的，以致死了 17名工人，伤了 15名。 拉：对，这是唯一的可能。 （34） 所有被告被一一审讯之后，宣读了各种鉴定委员会的结论。鉴定人员把 矿山所有爆炸、失火事件的责任都算在了被告身上。对于这样的鉴定，被告 斯特罗伊洛夫委婉地指出，起诉中所说的被告以破坏为目的而实行的矿井掘 进制度，在被告们任职之前就实行了。但是，他的声明无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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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料之中的判决 1937年 1月 28 日下午4 时，维辛斯基开始发表他的长篇起诉词。经过 在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的亮相和表演之后，他变得更加老练、成熟，从 而也更加厚颜无耻。他几乎已经接近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 “维辛斯 基形象”，一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满口革命词藻、蛮横跋扈的诡辩士。 像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一样，他作为检察长，根本没有也不打算用实际 证据包括物证来证明 “平行中心”和每个被告的罪行，整篇讲话除了耸人听 闻的罪名的罗列和堆砌外，便是对领袖的肉麻的吹捧和对被告的肆意的谩骂 和贬斥。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居然在挖掘和运用词汇和 词语相当丰富的俄语中，有如此高的造诣和本事，能把各种各样的同义词、 近义词和反义词随时抖落出来，劈头盖脸地倾泻到被告头上，运用自如，游 刃有余。 他首先用几句话概括地表明了对被告的评价，说他们代表了堕落的深 渊、道德和政治沦丧的极限和最终表现、犯罪的可怕的极端。按照他的说法， 这一被称为托洛茨基破坏、恐怖和阴谋集团的人，进行反对工人阶级，反对 党和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他们似乎从开始跟着列 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根本不是 什么革命者，而是罪犯、匪帮、破坏分子、暗杀者、间谍。按照维辛斯基的 说法，这些曾举着军刀向敌人营垒冲锋的人，却比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 子、米留可夫分子还要堕落、凶恶和卑鄙。这些人为什么和怎么变成如此凶 恶的敌人呢？维辛斯基没有去解释和说明。但是，他立即转换成颂扬的口吻 说，斯大林的预言已经完全变成现实，因为斯大林曾说过托洛茨基主义已经 变成法西斯主义，而现实生活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确已彻底地和无可挽回地 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 自诩为无产阶级法律学家的维辛斯基在任意咒骂被告的时候，除了重复 列举被告的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口供外，举不出一件可称为事实的罪证。 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面前的所谓间谍时，无意中露出了破绽，因为他根本不 清楚他们是不是间谍。 “就是这个拉泰恰克，他就坐在被告席的右边，一副沉恩的样子。他不 知是个德国间谍呢，还是个波兰间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他是个 间谍，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那么他应该算什么呢？撤谎者和骗子。” （35） 可是，这完全不妨碍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对被告罪行的审定 是严肃的，这种严肃性是资产阶级法庭所没有的。 “我们借助于技术鉴定对被告本人的供词进行了检查。虽然我们知道欧 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中，被告对自己罪过的承认被认为相当可靠而已经不必再 对其罪过进行怀疑时，法庭认为自己有权不再对这些供词进行检验，但我们 仍为了恪守绝对客观的原则，甚至在已具有罪犯本人的供词的情况下，仍对 供词进行了技术方面的检验。无论是关于11月7 日的爆炸案，普罗科皮耶夫 斯克矿的矿山失火案，还是关于卡麦罗沃联合企业的失火和爆炸案，检验都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检验肯定了对恶毒的阴谋存在不可能有什么疑义。”（36） 前文已经叙述调查和技术鉴定进行的情况，那不过是做一做官样文章。奉命 下去调查的人不过是走过场似地下去跑一圈，按照上级的意图以调查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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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名义给事故贴上 “阴谋破坏”的标签。调查组的人根本不敢当真地调查， 发现了疑点也不敢秉公报告。不过，即使他们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审 判的组织者也可以不接受，可以销毁这样的鉴定，可以重新委派调查组，甚 至可以根本不去做什么检验，而径直宣布技术鉴定的结论。法庭的听众和法 庭以外的人民，有谁敢于或有权力去检查鉴定是否存在和鉴定的真伪呢？就 连可憎的维辛斯基，他也未必敢于对明知是假案的案件说个 “不”字。名义 上代表人民的法律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甚至变成了反人民的东西。法律变成 了一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和娼妓时，法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 可是，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就连这样徒有其名的调查和检验实际上也 是不需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所谓理论，作为刑法的灵魂的物证，是可有可 无的，而涉及阴谋的案件则根本不需要物证。他在谈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缺乏 物证的情况时说： “被告们的行动是他们自己实施的 不过，从法律要求的 观点看，我们手中有什么证据呢？ 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阴谋，是您说的， 但是您的材料在哪里呢？ 我敢于肯定他说，依照刑事诉讼科学的基本要求， 有关阴谋的案件中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提出的。” （37）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卖办地耍弄着蛊惑人心的言辞，以图煽动人们对被 告的憎恨。 “他们爆炸矿井，焚烧车间，颠覆火车，残害和杀害成百上千的 优秀人才，我们国家的儿女。戈尔洛夫斯克氮肥厂的 800 多名工人通过 《真 理报》报告了因破坏分子的叛卖行动而死去的这个厂的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作 者。请看这些死者的名单：卢尼奥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902年生；尤金， 一个有才干的工程师，1913 年生；库尔金，共青团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23 岁；斯特列尔尼科娃，女突击手，1913 年生；莫谢伊茨，突击手，也是 1913年生。这是被杀害的。受伤的人有十多个。马克西缅科被害了，他是个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了生产指标的 125—150％；涅米欣，一个优秀的突 击手，他牺牲了 10天的休假，下到了 ‘中心矿’的井底，可是有人在那里等 着他，把他害死了；爆破工尤里耶夫也被打死了，他曾参加与中国白匪的战 斗；兰宁被打死了，他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老矿工，等等，等等。” （38） 维辛斯基在谴责和肆意咒骂那些已被害死和正在受审的革命家时，没有 忘记贯彻上司的意图，即把大清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进行下去。他明确指 出，第一次公开审判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都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审 判不能就此止步。他说：“托一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曾发誓说出了全部真相， 但是后来对他们犯罪的细节进行分析时，到处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谈 到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维辛斯基断言他们连自己罪行的一半也没有说出 来。维辛斯基虽然没在审判庭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清洗目标是布哈林、李可夫 的右倾反对派集团，但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暗示。他点出了皮达可夫 1918 年所谓与社会革命党人谈到逮捕列宁从而实现政变的罪行，暗示了布哈林及 其 “左派共产主义者”因同样“罪行”将被揭露。为了明确暗示下一步将清 洗布哈林，维辛斯基引证了索科利尼科夫关于所有反对派是统一的供词。当 然，这样的供词是由内务部制造出来的，供词并不代表被告的本意，而是代 表了内务部的意图。雅哥达、叶若夫、维辛斯基等善于通过被告的嘴表达他 们要达到的意图。索科利尼科夫被引证的供词说，早在 1932年，托洛茨基分 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就在以前被认为是右倾反对派的纲领上基本 达成一致。这就是以上三个反对派共同遵守的纲领性方针：柳金纲领。 “柳金案件”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它就是1932年9 月由国家安全总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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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讯的所谓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是：马 尔捷米扬·尼基季奇·柳金，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联共 （布）中 央候补委员、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勤于学习和钻研马列主 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 （39）米哈伊尔·谢苗诺维 奇·伊万诺夫，1906年入党，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工农检察院的领导 人；1918年人党的帕维尔·安德里阿诺维奇·加尔金，1932年任莫斯科印刷 联合公司第 26 印刷厂厂长。 以他们三人为首，出于对斯大林粗暴破坏党内民主、背离社会主义建设 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行政命令体制的不满，而于1932年夏建立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联盟”，确实是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组织。由他们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 散发的 《致联共（布）全体党员书》中提出的党的迫切任务是： 1.废除斯大林及其集团的专政。 2.立即撤销党的机构的全部领导人，规定进行基于真正党内民主的党的 机构的选举，以建立避免篡位者的坚强的组织保障。 3.立即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4.立即坚决使党在所有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40） “呼吁书”中说，“列宁对斯大林的担心，关于他不守纪律、不老实和 不诚恳，关于他不会使用权力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及其集团毁 坏着共产主义事业，应当尽快地结束斯大林的领导。” （41） “联盟”的纲领，即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的是一个长达167页的理 论文件。它的题目是 《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根据柳金在受审时 提供的材料， 《纲领》分以下部分：1.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2. 斯大林——一个无原则的政客；3.斯大林——一个诡辩家；4.作为领袖的斯 大林；5.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6.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7.简单的、扩大 的再生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8.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9.列宁主义与反 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0.从以往年代看党内斗争的教训；11 ·对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苏联当前状况的观点的评价；12.共产国际的危机；13.无产阶级专政的 危机 （经济危机，党的危机，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传送带的危机）。 从 “联盟”的这两个文件看，它确实是反斯大林的。但其中没有任何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反党的内容。在 1932年联盟成员受审 期间直到柳金 1937年 1月被处死，虽然国家安全总局经过许多努力，也未找 到关于联盟反党和反革命的言论和活动的材料，其中包括奉命竭力要寻找的 进行谋杀党的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材料。相反，从侦查得到的材料证明了“联 盟”成员在 “联盟”的文件中申明的立场，即“联盟”是联共（布）的一部 分， “它没有不同于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相反，它将只是最 坚决彻底地表达和捍卫这些利益。它与之对立的不是党，只是斯大林及其集 团。” （42） 柳金和他的 “联盟”的立场和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唯一一点在 当时可以认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即背着党 中央向党内呼吁和秘密串连的方式，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但这是在缺 乏党内民主和高压政策下党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方式。参加 “联盟”的人正是 遭到了这种高压政策的镇压。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 被消灭的人，代表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当然 远远比不上后来被公开审判的反对派领袖，尤其是布哈林。但是可以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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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苏联党 20 年代的正确路线的最后一批坚持者，是30 年代斯大林错误路 线的最早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基于历史的正义和对事物的全面评价，苏联最 高法院 1988年6 月13 日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判决， 1988年 12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柳金的党籍。 历史已经为柳金和 “柳金纲领”正名。我们用一些篇幅阐述这一点是为 了说明：即使当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反对派首领与柳金和柳金纲领有 牵连，也不能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柳金和柳金纲领不是反党的和反革命的。 这是其一；其二，维辛斯基在法庭引用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说，还在 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就在柳金纲领上达成了一致。 这一说法完全是捏造，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的攻击。因为柳金当时在制定自己 的纲领时，主张向全党呼吁，反对依靠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从柳金被捕到 被处决，内务部在长达几年时间的侦查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上的联系。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仅仅作为被动的客体，接受过 “联盟” 散发的文件。而当时布哈林根本不在莫斯科，不可能接受文件。只有所谓“布 哈林学派”的两个知名人物阿·斯列普科夫和д·马列茨基接受了散发的文 件。至于 “托一季联合中心”中的托洛茨基一翼的被告，甚至连与柳金集团 联系的口供都没有。内务部在审讯柳金时，曾让柳金交待幕后支持者，除了 得到柳金义正词严的驳斥外，一无所获。柳金在 1932年9 月28 日受审时严 正声明： “我背后没有策动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本人是组织的策 动者，是组织的首领。是我一个人写下了纲领和呼吁书的全文。” （43） 1937年 1月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乌尔里赫的主持和维辛斯基 参加下，通过了按 1934 年 12 月1 日法令秘密审判柳金的决定。第二天即1 月10 日匆忙召开的对柳金的只有40 分钟的秘密审判会上，柳金不承认自己 有罪，拒绝回答问题。他懂得，他早已预料到的时刻已经来临。还在两年多 以前，他从狱中寄给妻子和儿女的一封信中就说： “不要忘记一点，即我们 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年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悬挂着达 摩克利斯之剑的 ‘时刻’。谁也不能担保明天他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 天他的亲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44）柳金站在法庭上，懂得那无情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仍拒绝屈服。法庭做了形式主义的审判， 认定他多年来积极从事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活动，他是建立的反革命组织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法庭宣布柳金的上述罪行时，甚至无中 生有他说： “柳金领导了一个蓄谋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 行动的恐怖集团，表示过他本人参加谋杀斯大林的意图。” （45）柳金当天 被处决。 在柳金纲领已作为反革命纲领，柳金本人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首领刚刚被 处决之后，维辛斯基公开把右倾反对派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柳金和柳金纲领 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给他们的问题 定了性，并且预示他们不久将遭受柳金同样的命运。 在发表起诉词的最后，被招降纳叛当上了总检察长的前临时政府官员维 辛斯基，居然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高声地控诉起来：“我不是一个人！ 尽管死者已被埋葬，但他们现在与我一起站在这里，指着这个被告席，指着 你们被告们，他们用他们在坟墓中已经腐烂的手指着你们。是你们把他们送 入坟墓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控诉！我与我国的全体人民一起控诉，控诉重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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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这些人他们只应该受到一种惩罚：枪毙，毁灭！” （46） 第二次公开审判与第一次不同，一些年轻的被告有辩护律师。但这不是 本来意义上的辩护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比如，辩护律师布劳德在开 始辩护之前作了这么一段表白： “法官同志，我不准备向你们掩饰辩护人在 这一案件中所处的极其困难的、从没有先例的艰难处境。法官同志，须知辩 护人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他也是伟大苏联的公民，因此，那种巨大的愤 懑、憎恨和震惊的感情，现在笼罩着我们从大人到小孩的全国人民的感情， 检察长如此鲜明地表现在自己讲话中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辩护人也不可能感 觉异样的 ” （47） 辩护人这样的表白是自然的，因为辩护人是由法庭认可甚至直接由它挑 选的。不论辩护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产生的，他却像法官和听众一样受到一种 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站 在反革命一方的被告划清政治界限，并且不敢对法庭的审判提出些许疑义。 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快坐到被告席上。因此，辩护人的所谓辩护不过是对检 察官的起诉简单地表示同意，完成这一徒具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已。布劳德在 开始所谓的辩护后，对检察长的起诉表示了完全的同意，认为所有的事实都 已得到了证实。他甚至完全同意检察长对案件的政治和道义的评价。 辩护结束以后，被告开始作最终陈述。第一个是皮达可夫，他满脸颓丧。 他的最终陈述很短。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 去。他已经对面前的所谓法庭和审判及身处幕后的审判组织者完全绝望，懒 于再说什么，只求以自己的牺牲去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没有谴责法庭， 而是谴责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在临终之前仍表达出对一个革命者不应有的 怯懦和屈服的悔恨，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对审判的抗议。他的话充满了悲枪， 感人肺腑。他说：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 给的惩罚 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 是多么肮脏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48） 与皮达可夫的最后陈述比起来，拉狄克的可算是长篇大论了。直到这时， 他也没失去他独有的夸夸其谈的风格。首先，他承认了对他的指控： “一个 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 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35 年的人，既然承 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 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 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49）但是， 拉狄克不愧是一个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记者。他对托洛茨基及左右被告进 行谴责的同时，几乎令人察觉不到地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看法， 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审判的异议。他说： “可是当我看到关于奥利别尔格的材 料时，我就问别人谁知道有没有奥利别尔格这个人，而没有一个人知道，于 是我就明白了，原来托洛茨基除了受过他的学派训练的干部之外，还在这里 成立了一个受过德国法西斯教育的特务组织。” （50）这一段话以特有的机 智否认了 “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罪，否定了他和其他被告与德国谍报组织 的联系。不仅如此，拉狄克手下忽高忽低跳动的琴键突然奏出了他自受审以 来的最强音，它表达了拉狄克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他真实的感情和立场。 他几乎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整个审判和整个案件赖以存在的根据发出了挑战。 他提醒法庭说，整个案件和审判都是建筑在他和皮达可夫的供词上，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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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定罪证据这是个事实。 “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事实呢？对于这个事 实来说，有两个人的供词：我的供词，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信件 （可 惜它们被销毁了），还有皮达可夫的供词，他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 的所有别的供词，它们都是以我们的供词为根据的。如果你们是与纯粹的刑 事犯罪分子、间谍打交道，那么你们根据什么能够建立你们的信念，认为我 们两个人说的是事实，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呢？” （51） 拉狄克毕竟是拉狄克。在 “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中，他的分析和表达 能力为别人所不及。所有的人都缺乏他运用自如的生动、明快和犀利的言辞。 不过，在向法庭屈服和效劳方面，别人也没有他的琴键跳动得那么远。他除 了有力地谴责托洛茨基外，还特别地指出，还有许多1/2托洛茨基分子、1/4 托洛茨基分子、1/8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虽然不知道恐怖组织的存在，但是 同情和帮助过反革命的阴谋中心，他们由于自由主义而反对党，从而帮助了 反革命的阴谋中心。而且，他在自己最后的陈述中，再次给他在受审期间留 下的可以说是他的污点添墨加彩。他用明确的语言 “揭露”说，布哈林的罪 过和他一样，布哈林领导了另一个恐怖组织。当然，没有拉狄克的 “揭发”， 内务部也会找到别人扮演这种角色。实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中， 已经不只是拉狄克一人充当了内务部和检察院诬陷布哈林的人选。而且，即 使没有别人的诬陷，内务部照样可以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拉狄克对 布哈林的诬陷至少可以认为是他向法庭屈服的表现。 其他被告的发言没有什么特色。德罗布尼斯、穆拉洛夫、博古斯拉夫斯 基谈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和光辉的历史。素科利尼科夫发言很长，谢列 布里亚科夫发言则很短。许多人都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攻击，而阿诺尔德则强 调了自己政治上的不进步。 1937年 1月 30 日凌晨3 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对 “反苏托洛 茨基中心”的判决书。判决书是违反法律规定，于 1937年 1月28 日，即审 讯结束前的两天拟定的。判决书拟定后，同样违反法律规定，由最高法院军 事法庭庭长乌尔里赫呈交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暨叶若夫审核。这一判决书 与最后在法庭上宣布的判决书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它一律将被告判处死 刑。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说，1933年，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与所谓的“托 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成立的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 “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 布里亚科夫等人。这个“平行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要推翻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为此，该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破坏、间谍和恐怖活动。为了领导他们的阴谋破 坏活动，该中心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中心机构，其中，按照皮达 可夫的指示在新西伯利亚市成立了西西伯利亚中心。反革命中心的破坏和捣 乱活动表现在：扰乱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在工厂、矿山制造火灾和爆 炸，颠覆火车，破坏铁路等。另外，反革命中心的成员还充当德国和日本情 报机构的间谍，建立了一些旨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集团。 判决书宣称，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对他们的所谓罪行 供认不讳。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的有关规定，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 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利夫希茨、博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 诺尔金、舍斯托夫、图罗克、普申、格拉舍被判处枪决。索科利尼科夫、拉 狄克、阿诺尔德 （瓦西里耶夫）被判处10 年监禁，斯特罗伊洛夫被判处 8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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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未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罪恶活动 的组织和执行。另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体现根据认罪态度好坏给予区别对 待的政策。拉狄克听到判决后，露出轻松的神态。他扭头看了看其他被告， 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运。关于拉狄克 的命运流行着一些传说。据说，他在乌拉尔服刑，一人孤处，似乎是软禁， 条件比较舒适。也有人说，拉狄克被流放到北方的劳改营，在那里被刑事犯 打死了。还有关于拉狄克并没有死的种种传说，甚至有的人说 1956年赫鲁晓 夫的秘密报告是由拉狄克起草的。据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9期所公布 的材料，阿诺尔德和斯特罗伊洛夫1941年被秘密处决，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 克于 1939年5 月被同狱犯人打死。显然，这是内务部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杀人 灭口的办法。 宣布判决的时候，出席审判会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以及聚 集在联盟宫周围的群众，一片欢呼，拥护判决。第二天，赫鲁晓夫领导的莫 斯科市委在红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表示拥护 “严厉的但是公正的 审判”。当时莫斯科是零下 27℃的严寒，但仍有2000 多人聚集在红场上倾 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的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的人们举着标语牌， 要求立即执行判决。当局 “顺应”民意，如期执行判决，又一批革命者惨遭 杀害。 “平行中心”被告的亲属受到了株连。德罗布尼斯、谢列布里亚科夫的 妻子蹲了劳改营，甚至拉狄克的妻子和女儿也被推进劳改营。 许多在公开审判时同样被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重要成员的人没有出 庭，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在当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们被秘密 处决了。比如老布尔什维克别洛博罗多夫，他就是当初签署乌拉尔苏维埃关 于枪毙沙皇一家的决议的人。公开审判时提到他，但是没有让他出庭。另外， 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乌格拉诺夫等大人物在公开审判时被提到过， 但以后便杳无音讯。 1937年 1月28 日， 《真理报》登载一条消息：叶若夫被授予 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同时登载了叶若夫被修饰过的相片。当此之时，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嗜血成性的侏儒，是何等地荣耀。注释： ① 《1937年的农村来信》，载 《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 1期，第94 页。 ② 《大恐怖》，第168页。 ③ 《大恐怖》，第168—169页。 ④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96—97 页。 ⑤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97 页。 ⑥ 《大恐怖》，第169—170页。 ⑦⑧ 《斯大林的杰作》，第103、99 页。 ⑨ 《斯大林的杰作》，第97 页。 ⑩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14 页。 （11） 《大恐怖》.第 170页。 （12） 《斯大林的杰作》，第103页。 （13）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14—215 页。 （14） 《大恐怖》，第171页。 （15）尤里·费奥法诺夫： 《恢复事实 真相》，载 《消息报》，1988年 6 月 13 日。 （16） （17） 《大恐怖》，第 172、173页。 （18） 《大恐怖》，第174页。 （19） 《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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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稿》，莫斯科 1961年俄文版，第2 卷，第216 页。 （20） （21） 《大恐怖》，第174—175、175页。 （22）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 （2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0 页。 （24）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 （25） 《关于所谓“托洛茨 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0—41 页。 （26） 《大恐怖》，第176页。 （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28） 《大恐怖》，第 177页。 （29）B ·丹尼洛夫：《集体化是如何进行的》，载《真理报》，1988 年9 月16 日。 （30）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59页。 （31） 《斯大林 周围的人》，第81 页。 （32） 《大恐怖》，第177—178页。 （33） 《大恐怖》，第178页。 （34） 《大恐怖》，第178—179页。 （35）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5 页。 （36） 《大 恐怖》，第 180页。 （37）《大恐怖》，第180—181页。 （38） 《大恐怖》， 第 181页。 （39）柳金1923年曾任达吉斯坦州委书记。当时，党中央的干部 o ·Я·卡尔克林曾去达吉斯坦出差，他向中央报告说，“我在这里不论与谁 谈话，都对柳金反映很好。”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 《栩栩如生），载 《文学报》，1988 年，第 26 期。 （40）B ·A ·斯塔尔科夫：《马·尼·柳 金》，载 《苏共中央公报》1990年第3 期，第 159页。 （41）《栩栩如生》。（42）（43）《马·尼·柳金》，第159页。（44） 《我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马·尼·柳金致亲人的信件摘录（1932 —1936），载《苏共中央公报》1990年第3 期，第 173页。（45）《马·尼·柳 金》，第 162页。 （46） （47） 《大恐怖》，第181页。 （48） （49） 《斯 大林肃反秘史》，第 197、216 页。 （50） （51） 《大恐怖》，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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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右派阴谋集团” 我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托姆斯基 在所有的子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 ——布哈林 我要肯定他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李可夫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 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行动也要干！ ——奥尔忠尼启则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是：原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原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 员会主席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因在审 判前自杀，未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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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 1928年。从那时 起，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 “粮食危机”。 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 制征粮的 “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 出要在最短时间内，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 农民”。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 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 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 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 农。在 1928年 7 月联共 （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 工业化作出 “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 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 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 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 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 “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 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 “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 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 实权，在 1928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 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 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于 10月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 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 ·科托 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 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8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 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 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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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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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 《一个布尔什维克老 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 《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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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 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 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 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 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 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 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 “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 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 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 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 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 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 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 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 “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 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 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 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 “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 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 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 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⑩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 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 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 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 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 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年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 定。 “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 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 共 （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 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 了。”叶若夫回答说： “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 信你。” （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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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后，联合出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 “托一季中心”的关系 问题。尽管托姆斯基对有关他参与 “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 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 月21 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 成眠。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 诽谤。8 月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 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 “清查托姆斯基一布哈林一李可夫及皮达可夫一拉 狄克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 报道，还有维辛斯基 8 月21 日的声明。另外，还有10篇文章，表示 “坚信 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 “至今还在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 尽、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 逆转。于是，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 子二人在花园里走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 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 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 时候，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 严厉的报复。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 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 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 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他写道： “ 我 给 你 写 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这就是我的最后请 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与他结成什 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 ” （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交 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 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 量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年 8 月 23 日， 《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 员会通知：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 月22 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 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 基两个成年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托姆 斯基的妻子被判刑 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 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 19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 （叶夫列莫夫）1880年出生于彼得堡 省科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年入党。 托姆斯基 12 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 1905— 1907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 （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 《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 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 年 12 月被捕后判处苦役。 1917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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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执委会委员。同年 7 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 1918年 1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年当选为 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 1919 年至 1934 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 （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 —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34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 月，因被打成 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 1932年至 1936年8 月去世前任 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 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 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 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 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 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 “那么，你要向我告谁 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 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 （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 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 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 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 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 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 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 “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 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 “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 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 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 《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 “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 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 （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 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 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 一个胜利。对质于 1936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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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 分子与 “托一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 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 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 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 （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 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 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 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 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 “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 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 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 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 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 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 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 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 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 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 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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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 “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 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 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 “懦夫” 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 9 月 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 的信是 “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 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 1936年 10月19 日写给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 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 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 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 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 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 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 的巨人。” （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 年 11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 向列宁墓，而是拿着 《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 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 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 礼后说： “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 宁墓，好吗？” （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 “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 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 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 “ 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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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 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 把库利科夫 （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 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 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 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 ” （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 12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 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 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 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 9 月 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 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 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 林审阅批示。 1936年 9 月 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对待反革命 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 的镇压，而且祸及 “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 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 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 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 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 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 10月28 日的 《真理报》社论就 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 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 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6 年 12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 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 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 的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 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 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 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许、劝说、许诺、欺骗 直至肉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 人的罪证材料。1936年9 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 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 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 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 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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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社会保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 们正拟逮捕。” （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 1936年 10月7 日呈送对托 姆斯基的前秘书 M ·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 己属于并积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 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 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 该战斗队拟于 1936年 11月6 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 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 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 瑟尔佐夫 内务部还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关于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供词，并且同样 地呈送斯大林审阅。从 1936年9 月到1937年2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类 似上述前右派分子的审讯记录就有 60份呈送斯大林。 1932年因制订和散发 “柳金纲领”而被判处重刑的柳金，被重新加工以 制造诬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和 “揭发”。1936 年 11月，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从他的声明中可 以看出内务部为获取假口供而采取的非法手段。声明说： “现在，当我差不 多已经服了我的 10年监禁中的5 年刑期之后，我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 下述问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第一，当时我在非法 ‘文件’中所写的个别词 句和用语现在被侦查的负责人说成是实行恐怖手段的号召；第二，似乎根据 这些文件在某地成立了右派的恐怖团体并且已被发现 “ 根据以上所述，我坚信自己在现在被指控的事情上是无罪的，并且 我认为这一指控是绝对非法、专断和不公平的，它完全是由对我的仇恨和这 一次要对我进行血腥的制裁的新欲望所决定的 “除了以上所述，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对我所使用的侦讯方法 本身也同样是完全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我每次受审时都受到威胁，他们对 我就像对牲畜一样地喊叫，对我进行污辱，最后他们甚至不让我书面说明我 拒绝招供的理由 ” （26） 1936年 11月23 日，前列宁图书馆馆长B ·涅夫斯基受审时作出口供说， 右派的非法中心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派 反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但是，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前一个月，他推翻 了这一口供。在这一年的5 月25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他 声明说，他是在内务部干部的压力下签署上述口供记录的。内务部干部对他 说，为了党的利益和制裁布哈林和李可夫，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口供。 1937年 5 月 26 日，叶若夫将阿·别洛博罗多夫关于一些持有托洛茨基 观点的人的供词副本寄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不满，在 报告的附信上写道： “叶若夫，可以认为，监狱对于别洛博罗多夫来说，是 发言和声明的场所，不过是有关各类人等的，却不是有关他本人的。难道现 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即对这位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待自己的肮脏勾当？ 现在他呆在哪里，是监狱还是饭店？约·斯。” （27） B ·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主要“揭发者”之一，他后来被查明是内务部 的秘密工作人员，被派来担任揭发右派首领和制造右派案件的角色。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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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 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 哈林的目的，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年被捕时向党隐瞒 了大量情况，现己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 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斯大林于1937年 7 月9 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 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 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 年 12 月，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 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 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说， “右派分子”根本没 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60 年代他又说，1937 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 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 1933 年 被捕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 苏罪行。虽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 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 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 是，他就在 “右派组织”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 年监禁。而1936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 点。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 （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他还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 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 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是必须绝对 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 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 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 人的指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 ” （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 “右派分 子”，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 食，其中前者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 ·沙什金在 致斯大林的信中说，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 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 1936年9 月29 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 指示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 面走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 地完成粉碎右派托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 开展了 “社会主义的”竞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 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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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在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罪行材料后， 他们的问题被提到了 1936年 12月4—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是中央决策 人通过党的组织程序打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第一次行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会上作了坚决的抗争。 当时，第一次公开审判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斯大林9 月电报中 关于清洗工作落后了4 年的论断仍在人们脑际萦绕，中央和各地内务部门广 泛的侦查工作也是大家所了解的。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斯大 林及中央最高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把清洗推向深入的意 图。在中央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会上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要求把布哈林和李 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党。对于前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来 说，开除就意味着清洗的接踵而至。最恶毒的攻击出自叶若夫之口，他在会 上作了题为 《关于托洛茨基和右派的反苏组织》的报告。他引用了得自犯人 A ·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雅科夫列夫、科托夫等人之口的伪供，力图证 明 “右派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一个‘地下组织’，其领导就是布哈 林和李可夫”。 （29）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相勾结而且了解后者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叶若夫瞒天过海、颠倒 是非的诬蔑极大地刺伤了布哈林的尊严，他忍无可忍地大喊着要叶若夫 “住 嘴”。与会者都扭过头去看他，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斯大林貌似公允地 说，不要急于作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跟前对他说： “应 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吗？”斯大林回答说， 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劳。说完，他立即向另一边走去，不愿继续同 布哈林说话了。 （30） 轮到布哈林发言了。他批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 “在所有的于 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唯一的一次对质是与索 科利尼科夫的对质 须知我是当时就请求记录在案的，即他与我没有进行 过任何有关政治事务的谈话，他是根据托姆斯基的话说的，就是那个当时已 不在人间的托姆斯基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我曾经书面提出几次：为什么你 们不安排我与我的指责者对质呢？我与索斯诺夫斯基连一次有关一般政治问 题的谈话也没有进行过，也没有谈过什么柳金纲领。我本人没有看过柳金纲 领。因为唯一的一次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将它出示给我看的。我没有见 到过这个纲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纲领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我在 1928—1929年进行过反对党的反对派 斗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使你们相信这样一点，即在此之后我绝对没 有过任何这样的一般方针，任何纲领，任何 ‘中心’，绝对没有，连一个思 想细胞也没有 “据说有一个什么右派的中心。我发誓，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乌格 拉诺夫，现在也不知道乌格拉诺夫是否还在，他在哪里，我也根本想象不出 乌格拉诺夫现在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我向你们保证，不论你们怎么认为，不论你们作出什么决议，你们相 信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将永远拥护我们的党， 我们的领导，斯大林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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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在会上说： “我要肯定地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加米涅夫在法庭上供认说，他直到1936年的每一年都与我见过面。我 曾经请求叶若夫，让他询问一下，我与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以便 我能够用个什么方式拆穿这一谎言。后来有人对我说，加米涅夫没有被问及 此事，而现在则不能询问他了，他被枪毙了 “在最近两年中，我与托姆斯基的见面非常稀少。我与布哈林会面的情 况，我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似乎是在 1934年 最后几年我 们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 ” （32） 1936年 12 月 7 日，即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向斯大林递交了一 份声明：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求将他的 声明下发会议全体参加者，归入会议的记录。在声明中，布哈林气愤地指出 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根据会上的报告和辩论作出的政治评 价，那么侦查机关就不能客观地调查案件，被告也就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条 件。布哈林这样描述全会上的情况： “材料（未经对质检验的）谁都有，但 是被告没有，被告突然吃惊地面对对他一下子并且是第一次提出的极其荒谬 的指控。由于某种预先形成的思想 （问题提出的事实本身，没有经过检验的 材料，报告人的倾向，报刊，指示性的口号如莫洛托夫的 ‘关于帮凶和应声 虫’），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我确信’，‘毫无疑问’等等。人们当面对 一个被告说：可我们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审查。可是另一方面呢， 被告和原告的话却被信以为真 在近几天的总的气氛中，谁也不打算出来为被 告说话。 “可是以后呢？在以后各阶段，在必然会作出的党的决议等之后，这样 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 （33） 在中央全会各次会议之间，安排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库利科夫、索斯诺 夫斯基和皮达可夫的对质。在对质中，布哈林和李可夫对他们的不实之词进 行了坚决的驳斥。 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抗争等情况，中央全会最后没有作出开 除和逮捕他们的决定而采纳了斯大林的提议： “兹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继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留待下次全会予以解决。”（34） 12 月中央全会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仍像会前一 样，几乎每天都收到正式送来的秘密文件，上面载有被捕的 “破坏分子”和 “恐怖分子”的证词，还有审讯犯人的记录复制稿，其中有的证词和审讯记 录就牵涉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送交他们这种材料的作法，表面上是尊重 他们尚保留的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要对他们施加精神压力。 法律部门根本没有对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进行什么审查。内务部 继续收集有关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内务部逮捕了 K ·拉狄克、B ·阿斯特罗夫、c ·拉金、B ·涅斯捷罗夫等人。拉狄克交待说， 前右倾反对派的首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与托—季反对派有联系， 他们还进行了恐怖活动，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1937年 1 月 12 日，布哈 林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对拉狄克的诽谤和杜撰严加驳斥。第二天， 布哈林与拉狄克在政治局进行对质时，再次严斥拉狄克。阿斯特罗夫对布哈 林等人进行了诬陷，甚至在与布哈林对质时也咬定说，右派中心决定采取恐 怖手段，布哈林似乎指示要杀死斯大林。他还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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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二人和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是所谓的柳金纲领 的主要作者。当然，他的诬陷之词遭到了布哈林的痛斥。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布哈林与其他人的对质。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在布列斯 特和约期间与社会革命党人相勾结并对党隐瞒了这一事实。布哈林回答说： “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撒谎，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有一天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来对我说： ‘让我们成立一个内阁吧。我们把列宁逮捕然后组 成内阁。’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伊里奇 （列宁——注）。伊里奇对我说： ‘您向我保证，关于此事您不要对任何人说。’后来，当我与您一起反对托 洛茨基时，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派别斗争会达到什么地步。 当时这件事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 （35）1918年，在中央讨论布列斯特和 约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试图拉拢布哈林排斥列 宁。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布哈林并没有同意他们的作法，而且事 后布哈林将这一情况坦诚地告诉了列宁。列宁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可是，18 年后，布哈林对领袖的诚实态度却被斯大林说成是罪行。 上述对质进行时和进行以后，又逮捕了大量前右派分子，并获得了不少 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材料。它们陆续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所。仅 1937年2 月16 日一天，布哈林就收到20份这样的材料。 《真理报》等报刊 甚至把类似的供词作为证据对前右倾反对派首领进行诬蔑和攻击，居然把布 哈林称作盖世太保的特务。 当时，布哈林名义上还是 《消息报》的主编。但12月全会之后，他几乎 整天都闷在家里，不再能继续过问这份报纸了。人们以为他被捕了。正好这 时有一位重要的外宾，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汪格尔来苏联访问。他要求 会见布哈林。为了表明苏联司法的 “客观公正”，安排了布哈林在《消息报》 主编办公室接见福伊希特汪格尔的事宜。布哈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驱车前 往会见地点，并最后一次坐到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福伊希特汪格 尔因故未来。 在 1937年 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期间，布哈林受到了十分具体的指 控。当时已很明显，布哈林即将受审。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拉狄 克是一个虽然被冤枉但却缺乏气节的人。他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曾到布哈林的 家请求后者为他说情。可是被捕之后，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开始招供， 甚至采取了与侦查员们合作的态度，一块制造关于 “平行中心”的材料，这 个中心与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反革命组织的联系。他对布哈林进行了恶意 的诬陷。当然，他的诬陷是在内务部的有意引导和强迫下作出的，而且没有 他的诬陷，内务部也会制造出别的诬陷者和诬陷材料来。但是不管怎么说， 拉狄克的表演是相当充分的。1937年 1 月 29 日他在审判会上说：“我承认 我又犯了错误。我在坦白交代了我的一切过错，并揭露了这一组织之后还曾 顽固地拒绝提供揭露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没有希 望，因为我们的犯罪即使在法律上还不能确立的话，那么实质上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曾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 要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在一种震惊状态，而我毫不怀疑他也会对 苏维埃政权提供真凭实据。因此我不愿使他丧失主动，把他交给内务部。正 像对我们其他人员一样，我也希望他有机会自己投降。因此，直到最后时刻， 当法庭就在我的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我不能一面在法庭受审，一面还在隐瞒 另一恐怖组织的存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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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月中央全会前后，布哈林就处在这样一种担惊受怕、无能为力的状 态之中。他受到人们的辱骂、受到报纸的谴责。诚实善良的人们不敢接近他。 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家里、办公室和被叫去对质的地方。他眼见列宁的战友 和学生，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一个个被逮捕，被杀掉，当然明白这样的命运 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像在他之前被捕和被杀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因 为失去了最起码的党内民主的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政治权利，无法 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像以往那样，谴责和改变违背列宁主义的倒行逆施的 反党反人民的政策。在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丧失了民主权利，变成了听命于 一个人的顺民的情况下，像布哈林这样的完全称得上苏联人民的智慧和天 才、俄罗斯民族的骄傲的人，也只能平静地等待自己厄运的降临。他实际上 被监禁在自己的住室里，明显地变得又老又瘦。布哈林生于 1888年，当时间 进入 1937年时，他还不满49 岁。但是，他的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 1937年 1月中旬，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正式解职。1月17 日， 《消息报》 上已不再刊登 “主编布哈林”的字样。人们以为这一次他真的被捕了。实际 上，他还没有被捕。他仍住在克里姆林官他住的那套房间里，只是闭门不出 而已。他和李可夫已被称为 “人民的敌人”。但上边仍不急于立即逮捕他。 已经被捕的原反对派分子以及原右倾反对派分子的交待材料，经过内务部的 加工，不断送到他和李可夫的家里，使他们在难耐的惊吓和等待中经受精神 折磨。据说这也是一种整治人的办法。当时，李可夫就因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而企图自杀。家里人劝住了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只有极少 数人公开表示出对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关心。著名的诗人鲍里 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时给布哈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什么力量也不会 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动。” （37）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还在。他在碰到散步 的布哈林夫人时，眼里充满悲伤地鼓励她说： “要坚强些。”（38）作为党 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仍得到一份配给。他还在给斯大林写信，信的开头和 以往一样，称呼斯大林为 “亲爱的科巴”。可是，“亲爱的科巴”并不理会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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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1937年2 月18 日，在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在联共 （布）2— 3 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 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在基格夫、古比雪夫死后，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 最高领导层中坚持反恐怖政策的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死客观上为 2—3 月中央 全会和大清洗的发展消除了一大障碍。 根据苏联关于大清洗的材料，奥尔忠尼启则是为了表示对大清洗政策的 抗议而自杀的。人们通常把他的直接死因归于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帕普里亚 被处决对他的刺激。但是，透过这样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一个根本的原因， 即斯大林坚持的恐怖政策与奥尔忠尼启则代表的反恐怖政策的对抗。在这种 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奥尔忠尼启则失败了。最后，他用自杀这一壮举表示了 对恐怖政策和斯大林的抗议。 奥尔忠尼启则是闻名苏联国内外的忠诚的革命家。他用热血和功劳谱写 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从当时领导和组织大审判的人的政治立场出发， 他的历史也是无可挑剔的。人们都把他称为列宁的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不 仅如此，他还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他与斯大林个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 到他死前不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 “格·奥尔忠尼启则在我们 祖巴洛沃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 友。” “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 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 （39）然而不同 的政治观念和立场却使这一对好朋友最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之间的 分歧的公开表露可以追溯到 1932年。 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坚持原则的真正的人。1932年，在政治局讨论柳金 案件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斯大林将柳金处死的意见，明确地表现了与斯大林 不同的政治态度。此后，有人称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是政治局 中的温和派三人团。对此，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 奥尔忠尼启则较长时期担任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但是，斯大林通过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和 20 年代末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冲击，摧垮了在企业联 合体基础上建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使这些国民 经济的民主管理机构的权力大大缩小。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一任主 席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党的十七大以前成为一个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 失去了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权。奥尔忠尼启则 “剩下的仅仅是巨大的个人 威信这一极不可靠的铠甲，这一点很快就表露出来”。 （40）而且我们看到， 他和基洛夫都没有能够恰当地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七大即斯大林称之为“胜利者的大会”召开时，党 内有许多领导干部找他和基洛夫反映意见，要求执行列宁临终前的遗嘱，将 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有人提议基洛夫当总书记。这些党内的老同 志把改变党内不正常的状况和错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也证明 了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但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当时却 囿于无原则地维护党的团结的迂腐观念，不同意那样做。他们当时不了解， 历史要求于他们的有比维护党的团结更重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应 受到后代人的责备。 到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前，在推行和反对恐怖镇压政策问题上，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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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激化。 奥尔忠尼启则为皮达可夫说情，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 不仅是因为皮达可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 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可夫是敌人，是他反对滥杀无辜的恐 怖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到狱中探望皮达可夫时对后者所说的话。卡 冈诺维奇对自己在交通部的同事的相反态度也是一个旁证。奥尔忠尼启则认 为，皮达可夫的事情似乎被他安排好了。可是，突然证明一切都是虚假的， 他被无情地愚弄了。一个好同志被无端地镇压，对他的感情自然是一个很大 的刺激。他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仅是这样的感情上的刺激还不至于 把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引向绝望。事实上，在皮达可夫被处决后，他仍旧 进行了奋争。这说明不是皮达可夫的死使他绝望，而是使他愤怒和震惊。他 看到不讲信义任意杀人的作法会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先例，于是，他决定尽 全力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反对恐怖政策。 帕普里亚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是他的革命的引路人。帕普里亚被捕和 经过折磨后，后来被贝利亚下令枪决了。他的要好的朋友和同乡，在格鲁吉 亚政府工作的米尔扎别基扬，与帕普里亚一道被枪决了。继他的哥哥被处决 后，他的外甥马克耶夫联合企业的经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亚也消失了。重 工业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鲁希莫维奇、古列维奇、托钦斯基等许多人被捕或消 失了。还有许多大工厂、大企业的领导人也消失不见。亲人、朋友和同事的 被镇压，无疑对他是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也是大清洗的组织者对奥尔忠尼启 则的一种精神折磨手段，他们企图采取这种办法把他压垮，使他最后屈服， 变成莫洛托夫一样的人。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莫洛托夫一类的人。逮捕 他的兄长和外甥也没有使他绝望或屈服。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要起来制止 恐怖政策的继续执行，拯救那些尚未遭受迫害的优秀干部。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本质矛盾。有一次，当奥 尔忠尼启则得知重工业部下属一个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后，按捺 不住自己的愤怒，拨通了叶若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骂叶若夫是一个卑鄙龌 龊的马屁精，要求他立即将案件的材料送来。接着，他又拨通了斯大林的电 话。说着说着，他就气得浑身发抖，满脸胀红。他对着电话喊起来：“科巴， 为什么你不给我打招呼就让内务部逮捕我的人？”斯大林简短的回答还没有 完，奥尔忠尼启则就打断了他：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 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 一次行动也要干！” （41） 当时的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奥西波夫—施密特在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后回 忆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关心着工业的技术改造问题： “我认为，谢尔戈同志在2 月17 日午夜时分，即他最后一次离开重工业 人民委员部大楼时对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使人们掌握新的 最高技术成果 掌握技术的新干部，这是我们主要的和最好的资本。爱护、培 养和发展他们，这就是中心的任务。’” （42） 曾经查阅奥尔忠尼启则档案材料的历史学博士鲍利索夫教授说，奥尔忠 尼启则直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仍在为国家大事操劳， “在他的办公室的最后 一页日历上写着下一天要做的事：会议、电话、各种会见。在他生命的最后 一天见过他的人同样证实说，他当时情绪积极，还约会了明天要见的人”。 （43）他的妻子说：“谢尔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认真地准备着在联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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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全会本来要在2 月19 日召开。”（44）这充分说明，皮 达可夫和帕普里亚之死并没有压倒他。 恐怖政策与反恐怖政策矛盾的激化，使奥尔忠尼启则本人成为迫害的对 象，在向他施加压力的同时，在贝利亚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外高加索，内务 部门受命加紧工作，强迫被捕的人作出诬陷奥尔忠尼启则的假供。1955年 11 月，苏联最高法院对前内务部一些要人进行审判时，公诉书中就提到他们收 集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黑材料的罪行。另外公诉书还提到他们把对奥尔忠尼 启则的亲属和朋友进行迫害作为向他施加压力的手段。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亲 信，外高加索当时是他的王国，他权力很大，炙手可热。同时他年轻气盛， 野心勃勃，时时都企望得到主子更多的青睐，一步跨过高加索山，进入克里 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因此，他如果没有摸透主子的心思，如果没有主子的 授意和批准，他当时是不敢擅自整斯大林的战友和同事的黑材料的，况且他 要整的人是可以直呼斯大林过去的化名 “科巴”的人。因为，如果他把宝压 错，会一下子从权力的高峰摔下来，粉身碎骨的。 所以，人们通常关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由皮达 可夫案件引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斯大林想整掉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反 对，两个人之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奥尔忠尼 启则直到审判结束前，一直相信他能保住皮达可夫的命，当时在皮达可夫的 问题上他还没有和斯大林闹僵。可是那时候，他的哥哥已被贝利亚秘密处决， 侄子被捕了，他在重工业部门的许多同事也被捕了，贝利亚也在整他的材料。 因此，他和斯大林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就在发展。那只消灭皮达可夫的黑手 同时也伸到了他的身边，随时准备扼住他的喉咙，在审判会上，组织审判的 人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穆拉洛夫在秘密审判中背诵被准备好的供词时， 承认谋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但明确否认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谋杀意图。还有一 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天，内务部趁奥尔忠尼启则不在家的时候搜查了 他的家。内务部的人何以竟敢搜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家呢？这一 行动的本身就说明了全部问题。晚上，奥尔忠尼启则下班回来，被眼前发生 的事情气得头昏脑胀。夜里，他不断地给斯大林要电话，在黎明前终于要通 了，但却得到了一个傲慢无理的回答： “它就是这么个机构，连我这里都可 以搜查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 （45） 2 月17 日，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他显然 作了最后的努力，以图改变斯大林的作法。他想说服斯大林，说服由于后者 一贯的病态的多疑，黑暗势力现在已经得手，正在毁灭党的优秀人才。当时， 公开审判和秘密审判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前反对派成员以及同意过反对派观点 的人，清查还没有波及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干部和群众。奥尔忠尼启则还没 有对制止错误路线的发展失去最后的希望。他敢于当着斯大林的面谴责最黑 暗的势力，也说明他还希望能最终使斯大林相信自己犯了错误。他既然无法 阻止最黑暗的势力叶若夫以及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等的胡作非为，便希望依 靠自己在中央和斯大林面前的威信，直接向最高领导施加影响，一举制止和 改变整个事态。当然，他了解斯大林，也许他是中央当时最了解斯大林的人。 他懂得他与斯大林的谈话也许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立场是同样地顽固。奥尔忠 尼启则未能说服斯大林，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便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表示 对恐怖政策的抗议，使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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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谈过话以后，奥尔忠尼启则回到部里，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钟。 回到家里，他又通过电话与斯大林谈了话。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使他彻底绝望。 2 月18 日整个早晨和白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关在自己屋里写东西，拒绝会 客。直到下午5 点过后，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着急了，要去看 看丈夫。这时听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卧室里传来枪声。她跑进屋里，丈夫穿着 内衣躺在床上，手枪掉在地板上，他已经死了，全身是血。 米高扬在斯大林死后告诉赫鲁晓夫，奥尔忠尼启则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 曾同他谈过一次话。 “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他们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 步。谢尔戈告诉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了。他说不能 容忍斯大林对党的所作所为，而他却不再有力量同这种作法斗争了。第二天， 星期日，他就用枪自杀了。” （46） 从奥尔忠尼启则一生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他敢于当面抗争斯大林的表现， 以及他最后的勇敢的举动来看，他的自杀绝不是懦弱者的绝望，而是一个正 直的革命家在 “不能容忍”邪恶而又无力改变它时，所作出的英雄的抗议。 他要用自己的血使党震醒。 季娜伊达当即扑向电话，叫了医生，接着叫了姐姐薇拉，给斯大林打了 电话。医生已完全无能为力。姐姐很快就来了。又过了半小时，斯大林由莫 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陪同，也来了。薇拉站在写字台 旁，整理着一张张纸。纸上写得满满的，左边的空格参差不齐，死者通常就 是这样起草自己报告的纲要。 斯大林走到薇拉跟前，说了声 “给我！”便把纸张从薇拉手中夺了过去。 季娜伊达说： “你看，斯大林同志，不论为我还是为党，您都没有把谢 尔戈保护好。” “你给我住嘴，傻瓜！”斯大林回答说。 斯大林来到客厅，对大家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多么可恶的病！人刚 要躺下休息一下，它就发作了，心脏就坏了 ” （47） 当时，季娜伊达对斯大林说： “这件事应在报纸上发表。” 斯大林回答说： “在报纸上说他是因心脏破裂致死的。” 季娜伊达反驳说： “谁都不会相信。谢尔戈喜欢真话，报纸上应该讲真 实情况。” “为什么不相信？谁都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大家都会相信的。”斯 大林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一番对话。 （48） 1937年 2 月 19 日正式公布了由当局授意的医生鉴定：“奥尔忠尼启则 同志患有动脉硬化及心脏和心血管的严重硬变，同时还患有右肾的慢性损 伤，他的左肾因患结核而于 1929年割除。 “近两年来，奥尔忠尼启则时有狭心症发作（心绞痛）和心病性气喘发 作。最近一次非常严重的发作是在 1936年 11月初。 “2 月 18 日早晨及以后，奥尔忠尼启则没有说明自己有任何身体不适， 可是下午5 时30 分，当他日间休息时突然感到不适，几分钟后因心脏麻痹而 逝世。 苏联卫生人民委员格·卡明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局长伊·霍多罗夫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顾问、医学博士A ·莱温 克里姆林宫门诊部值班医生c ·梅尔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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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鉴定上签名的前3 个人后来都被处决了。卡明斯基当时根本不愿 意签自己的名字。梅尔茨下落不明。 三天以后，赫鲁晓夫在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致悼词时说： “这是他们以 自己的背叛、自己的变节、间谍和破坏行动给你高尚的心带来的打击。皮达 可夫是一个间谍、破坏分子、劳动人民的敌人和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他被 当场抓获，被抓住和处决了，就像一个畜牲一样被工人阶级撕碎了。然而， 只是他的反革命活动加速了我们的亲爱的谢尔戈的死亡。” （50）这种说法 当然只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决定，并非赫鲁晓夫的由衷之言。把这 一说法与追悼基洛夫的说法相比，除了没有关于奥尔忠尼启则是被谋杀的内 容外，其他内容几乎一样。他们逼死了他，把罪过栽到反对派身上，同时给 他带上一顶桂冠。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报告说：“贝利亚还残暴地处理了奥 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曾试图阻止贝利亚实 现其无耻的计划。贝利亚清除了自己道路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 启则始终是贝利亚的反对者，这一点他曾告诉过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审查这 一事件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允许除掉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从而把奥尔 忠尼启则逼上了不得不开枪自杀的境地。 （大厅里愤怒难平）”（51）这是 苏联官方在斯大林死后首次纠正 1937年的官方说法。这种说法离事实近了一 步，肯定了是自杀而不是因病去世，但却把死因归之于贝利亚。这种说法显 然是回避了主要矛盾，并且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顺序颠倒了。若没有与 斯大林的矛盾的存在，奥尔忠尼启则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贝利亚排除的。 1961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谈到奥尔忠尼启则之死时， 又接近了事实一步。他没有提贝利亚的作用，而认为主要原因是奥尔忠尼启 则与斯大林的矛盾。他说： “奥尔忠尼启则看到他己不能再与斯大林一起工 作，尽管以前他是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奥尔忠尼 启则已经不能继续正常地工作，为了不与斯大林发生冲突，为了不为斯大林 滥用权力的状况分担责任，他决定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52）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更具体的更接 近事实的情况还有待于披露。之所以说上述说法 “比较”接近事实，是因为 这个说法还有些不大合乎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奥尔忠尼启则描绘成一个 消极的人，一个不愿分担责任者。这不符合奥尔忠尼启则容易激动和刚直不 阿的性格和品质，也不符合他已经进行奋争和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的事实。 当时已经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3 个乌克兰的政治局委员正待起程前往莫斯 科，他们都属于抵制恐怖政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态度， 不可能不了解他本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许多人寄厚望于他的情况。在这时 候，他不可能自动放弃联合志同道合者在中央全会上作一共同斗争的机会。 如果他在会上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将比乌克兰的波斯蒂舍夫起到大得多的作 用。然而，他却在正当需要他的时候死了。那么，如果他不是被谋杀和被威 逼自杀的话 （提出这样两种设想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53）那就决不是 一种绝望的消极的自杀。奥尔忠尼启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历、威信和在党 内的地位。他的自杀应该看成是对恐怖政策的抗议，是希望以自己的死使党 和人民震醒。注释：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 页。②Г·什梅寥夫： 《转折之前》，载《真理报》，1989年2 月3 日。③《转折之前》。④Г·博 尔久科夫、В·科兹洛夫： 《尼古拉·布哈林——政治传记纪事》，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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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 13期，第 101页。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 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 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5 期，第 70 页。 ⑥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 团”》，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1期，第 129—130页。 ⑦安·拉林娜、费·麦德维杰夫：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载 （苏）《星火》周刊1987年第48 期。 ⑧罗伯特·丹尼尔斯等： 《斯大林的革命》，D ·C ·希思出版公司1972 年版，第 139页。 ⑨⑩ 《斯大林的革命》，第143、145页。 （11） 《斯大林的杰作》，第112页。 （12）奥·哥列洛夫等：《米·托 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载 （苏）《劳动报》1988年4 月20 日。（13） （14）德·舍列斯托夫：《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载《星 火》周刊 1988年第31 期。 （15）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1 页。 （16） 《米·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 （17） 《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18）费·麦德维 杰夫： 《布哈林和他的妻子安娜》，载《星火》周刊1987年第 11期，第 48 页。 （1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 题》，第 71 页。 （20）《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69 页。 （21）Ｏ·费多托维奇：《拥 抱您，因为我是纯洁的》，载 （苏）《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第2 期，第 70 —71 页。 （22）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尼·布哈林的几封信》， 载 《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 11期，第 49 页。（23）罗·麦德维杰夫：《布 哈林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 119页。 （24）《关于所 谓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2 页。（25）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3 —74 页。 （26）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 籍问题》，第 74 页。另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栩栩如生》。（27）《关 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84 页（28）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84 —85 页。 （2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30） 《布哈 林和他的妻子安娜》。 （2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 受申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5 页。 （33） （34） （35） 《关于所谓“右派— 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6 页。 （36）《布哈林 的最后岁月》，第 124页。（37）（38）《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36） 《给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5 页，第 156页。 “祖巴洛沃”是斯大林 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别墅。“谢尔戈”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40）奥·拉 齐斯： 《转折》。（41） 《大恐怖》，第186页。 （42）奥西波夫—施密特： 《谢尔戈最后的指示》，载《真理报》，1937年 2 月 21 日。引自 （苏）政 治文献出版社： 《回忆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1986年第2 版，第294 页。 （43） 《人与象征》。（44）3 ·Г·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 月里》，载 《真理报》，1939年 2 月 18 日。引自 《回忆奥尔忠尼启则》， 第291 页。 （45）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161页。 （46） 《赫鲁晓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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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第 125—126页。 （47）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一个刽子手 的官运》，载 《星火》杂志1988年第9期，第 162页。 （48） 《让历史来审 判》上卷，第 306—309 页。（49）《大恐怖》，第187页。（50）《大恐怖》， 第 188页。（5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51 页。（52） 《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录》第2 卷，第587 页。 （53）有这样一种说法，即 最先进入奥尔忠尼启则住宅的人后来都被处决了。他们当时作出了正式记 录，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枪里有7颗子弹，可是枪筒里没有火药味 一 周 以 后，他们被处决了。另外，被迫签署了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的鉴定的卫 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后来也被枪决了。见 B ·普列汉诺夫、Д·马恩：《1938 年的审判：三种命运》、载 《死后平反者》，第2 卷，第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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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生离死别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 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 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 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波斯蒂舍夫 在历史上有时会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会胜利的。 ——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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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月中央全会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引起了普遍怀疑。被告大都是党内正直 忠诚和成绩卓著的实干家。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受到极大的屈辱 和侮辱，也没有想到对抗党的意志，而是按照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党的敌 人，以求赢得党的信任。可是，他们要对党忠诚，就要违心地侮蔑自己为党 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而且让党把自己作为敌人消灭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可能正是带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利夫希茨在临刑前大声喊出了心中 的话： “为什么？！”他充满血泪的临终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声，在党 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议论。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听到这一 情况后私下说，他无法弄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诽谤和诬陷。1937年2 月23 日联共 （布）中央全会召开时，人们一般思想状况就是这样。 受到这种情绪的驱使，一些高级党政干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 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当然，他们准备这样做的 时候，不会不想到可能的后果。但是情不自禁，势在必发。他们从未参加过 任何反对派，出身和经历即使按当时的看法也无可指责。他们预感到会受到 冷遇、歧视甚至打击，但何曾想到日后竟因忠贞之言被赶出政治舞台直至肉 体消灭。 另一方是领导和控制中央全会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他们准备通过中央全 会把清洗推向深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见。 但他们对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会当作讨论和 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读他们的决定和下达相应指示的 场所。中央委员算得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听报告、议论和发言， 也可以不让他们这样做，甚至可以将他们逮捕。以前，甚至 1934 年和 1935 年还不敢如此轻慢中央委员会，现在则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过是一 些没有任何决定权的软弱无力的单个的人。 正式的报告人是叶若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从形式上看， 他们报告不同的题目，叶若夫报告国家安全问题，日丹诺夫报告党的问题， 莫洛托夫报告经济问题，斯大林报告政治问题。实际上，所有报告的中心都 围绕着他们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清洗的问题。这4 个报告中，只有斯大 林的报告见诸报刊。 在会上，首先发表不同意见并向内务部发难的是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 记、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员相约提 出反对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尽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实施。当然， 他之所以首先登台发言不仅是由于他的温和派立场，而且是由于他在会前受 到了攻击。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诚和有魄力的共产党领导人。1926年，他担 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在强制集体化期间，有人向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告状，说他放慢了集体化速度并且对富农仁慈。奥尔忠尼启则奉 命下去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别的州集体化的事情也像这里一样，那 就不会出现过火冒进现象，也就不必写关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了。30 年代 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尔洛 ·希塔伊奈尔在其所著《劫 后余生——古拉格归来》一书中回忆说，波斯蒂舍夫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也 是斯大林的意见，正是合作化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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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能干而又理智的党的领导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后乌克兰才陷入了困境， 如果能制止农村中的无法无天行为，就能扭转农村形势乃至全国形势。 “我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在党内 （还有共产国际内）到处听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 种种优点。他所采取的措施和缓了乌克兰的局势，连农民都开始信任他。他 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 望，使他很快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人。”① 波斯蒂舍夫不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对 待干部问题上反对无情打击的政策。1932年 1月，他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 亚区党代会上说，在斯大林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发表后，“开始不 加分析地开除党员，开始这样地办事：不是去帮助犯错误的人，同志式地纠 正他，而是这样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头丧气。”波斯蒂舍 夫认为，必须分清是一时的错误还是一贯的思想。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 斗争时，必须善于同志式地批评忠诚的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不要把他们说 成派别分子。② 1937年 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递送黑材料，告发波斯蒂舍夫与“人民的 敌人”的暧昧关系，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调查。可这次来的人是以“左”、“强 硬”和 “紧跟”领袖著称的卡冈诺维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乌克兰军区司令 亚基尔急忙来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对他说： “帕维尔，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卡冈诺维奇正在找人，教他们要说些 什么和怎么说，如何反对你 ” 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样胸怀坦荡，镇定自若。他打断了亚基尔： “你 算了吧。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问心无愧，绝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 么调查就怎么调查好了。”③ 就是在这时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间接的和不指名的攻击。1 月 16 日， 基辅州党委会撤销了他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2 月 1 日，他的得力干部卡尔 波夫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和丑恶的托洛茨基分子。接着，波斯蒂舍夫任第一书 记的基辅党组织有 60 名骨干被随意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并被开 除出党。他们受到冤枉，背上黑锅，而且不为各地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因为 中央或者说代表中央行使权力的人有意打击他们并向人们封锁真实情况。波 斯蒂舍夫眼睁睁看着他们受到打击而无能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时他懂 得，上面这样做是出于政治需要，矛头是指向他的。 随着中央全会的临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37年2 月8 日，《真理报》严厉抨击基辅、亚述夫—黑海州和库尔斯克州发现的“错误”。 2 月 9 日， 《真理报》又诬蔑说，基辅州和罗斯托夫州阿谀奉承之风甚嚣尘 上。亚述夫—黑海州的书记马利诺夫和组织部长不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 和阴谋分子。波斯蒂舍夫没有屈服于压力，他准备到中央全会上提出叶若夫 的问题。 斯大林预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图。于是，全会开幕后，他首先讲 话，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发言和理由进行了批驳，为大会定下了调子。同 时他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 地位。 在这种不利的气氛中，波斯蒂舍夫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坛，读起了自己的 发言稿。他的声音干巴、嘶哑、无力，似乎不是在论争，而是在申诉，不过， 他还是很策略地表达了对恐怖政策的怀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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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思，斗争的严峻岁月已经过去，丧失骨气的共产党员已经颓废潦 倒或者参加了敌人的阵营，健康的分子始终为党而斗争。这些就是工业化和 集体化的年代的情况。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过去以后，卡尔波 夫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竟有可能置身于敌人的阵营。而现在根据证词看来，似 乎卡尔波夫在 1934年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是不相信 1934年时， 一个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在对敌人无情斗争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忠实党 员，现在会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 我不能设想，一个在艰难 岁月里跟党一起走过来的人，后来怎么可能在 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 的行列。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事。”④ 接着，波斯蒂舍夫便要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问题，但斯大林却不 动声色地及时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以这种做法让出席会议的人懂得他已知道 波斯蒂舍夫要谈什么。这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谈到的斯大林与 波斯蒂舍夫的那次争论。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他 对波斯蒂舍夫的不满，并且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明确地 回答： ‘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种声明 起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认为是造成危害的行为，其结果是 波斯蒂舍夫被干掉，并且毫无理由地被谴责为 ‘人民的敌人’。”⑤ 由于斯大林的插话及其咄咄逼人的威势，波斯蒂舍夫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离开了发言稿，开始解释他以及持有相同意见的人的疑问。他说，他听了 斯大林的分析后，现在收回自己的疑问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 大多数人在发言中这样做了，但是，据说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以及 军队的几个首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疑问。他们强调说，他们的疑问并不是背 叛和懦弱，而是对苏维埃国家的关心。丘巴尔的话尤其肯切。卫生人民委员 卡明斯基尽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坦率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平 静而有力地谴责了叶若夫及其清查手段。他们的意见虽然在大多数中央委员 中产生了共鸣，但他们手中没有会议的领导权，无法使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 问题，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表决和形成决议。所以，他们的抗争变成了申诉和 暴露。而对方则不然。他们人数虽少，但手中握有领导权。他们思想上是坚 定的，组织上是团结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权势压人。不仅有斯 大林，还有日丹诺夫、叶若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 扬，甚至包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邪恶势 力有恃无恐。由于他们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党的最高民 主机构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 斯大林坐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吸着烟斗。那缭绕的烟 雾赋予他一种神秘的权威。他不时插上几句话，充分表明他在党内至高无上、 居高临下的地位和独自享有的裁决权。会议结束时，他像家长一样，用平缓 和宽厚的口气讲了话，感谢大家的建设性批评，并指出团结一致和坚定地反 对托洛茨基阴谋分子的必要性。整个会议，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掀起了一些 波澜，波斯蒂舍夫、卡明斯基等卷起几抹浪花外，还算开得顺利和谐。但这 种顺利和谐的真正含义很快就表露出来：在这次全会上对恐怖政策提出疑义 的人后来全被消灭掉了。 中央全会提出了开除和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并且将拉狄克和索 科利尼科夫押上会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去忏 悔。他们多次站起，进行驳斥，进行辩护。布哈林还慷慨激昂地点名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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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叶若夫建立警察专制政权的阴谋，含泪恳求中央委员会觉悟过来通 过正确的决定。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后，于 2 月27 日被捕。关于他们被捕 的详细经过，请看下文。 2 月26 日，日丹诺夫作了论组织问题的报告，不失时机地重复了全会前 报刊上已经登载的对乌克兰党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猛烈地抨击了乌克兰某 些党的领导人 “破坏”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实际上点出了波斯蒂舍夫。 全会就叶若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内务部在清查托洛 茨基阴谋集团工作方面落后了4 年的提法，从而使这一提法终于具有了中央 决议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在会上，斯大林对雅哥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哥 达向鼓掌的听众恶狠狠地说：要是在6个月前，他可以将他们全部逮捕。 接着是莫洛托夫的报告。他的报告原定由奥尔忠尼启则去作，对此他在 报告的开始部分作了声明。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斯大林针对奥反对恐怖的 态度，将内务部整理的揭发他的材料给他看，暗示 “无风不起浪”，同时利 用逮捕和审讯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来刺激他。而且，有意地吩咐他作 《关于 重工业方面的破坏活动》的报告。这无疑是让奥尔忠尼启则亲自将手下的干 部送去牺牲。这是耿直的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忍受的。当形势迫使他做出要么 服从斯大林，要么被消灭的抉择时，他作出了当时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 选择。半年以前曾面临类似选择的莫洛托夫这时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报告 来。他恶毒地嘲笑了那些对恐怖政策发出警告的人，别有用心地强调说，当 前突出的危险是阴谋破坏分子装扮成了共产党人。他的报告就像是一个进行 社会屠杀的号召书： “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人以前的动摇，已经转化为破 坏、捣乱行动，转化为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者并与之勾结的间谍活动。我们必 须以打击还击打击，粉碎我们前进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现的属于法西斯阵营的 间谍和破坏分子队伍 我们应该抓紧这项工作，不能迟疑，不能动摇。”⑥ 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 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报告，3 月5 日，斯大林又给全会作了简短的闭幕词。 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后分别登在 1937年3 月29 日和4 月1 日的 《真理报》 上。斯大林在报告中错误地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的理论，并因此错误地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说： “我们的进 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 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 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⑦ 这一理论的错误，从报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对敌 情的估计。我们姑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作敌人。我们看 到，斯大林对作为主要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的估计还是恰当的。斯大 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 然后，他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论断。他说，1927年全党论战时，进行了投 票。联共 （布）当时共854000 人，参加表决的有75万人。其中表决赞成布 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 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 人，即占 0.5％左右，弃权的有2600 人。没有 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 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 票里加上所有弃 权的票数 （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 的票数 （假定不是照例按0.5％计算，而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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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党员。 “你 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末你们就明 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⑧ 可是，在同一篇报告的一开始，斯大林却抛出了与这一基本估计根本矛 盾的 “基本事实”，把它们强加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作为全面开展 “消灭 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是：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 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 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 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 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 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 位。”⑨ 不难看出， “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合用基本数字表达的敌情估计和力量 对比的分析。同时，斯大林无限地夸大了 “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 用。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是消极旁观，无所作为，而少 数托洛茨基分子却具有无比的神通，可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说，尽 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屈指可数，但决不能低估他们的严重破坏作用。他说， 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建筑德涅伯水电站工程，需要有 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 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 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 几个人就够了。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充分估计到了几个或几十个破坏分子的严重 危害性的问题，而是斯大林把个别敌人的破坏当作了进行全国规模的对敌斗 争的前提。 为了灌输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反复地批判了麻 325痹轻敌思想。因为，按照过去历次公开和秘密审判揭出的 “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 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 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 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现在的暗害 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 “一定要在工作 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⑩借以蒙骗党和人民。 根据对敌情的估计，斯大林明确指示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建设转到政 治斗争上来： “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11） 而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实施，斯大林为全党规定了具体的组织措施，即用“那 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作为党的各级领导的 “指挥干部”，“从支 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相当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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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 （12）后来在实际执行中， 就是用内务部的人马操纵或代替各级党组织对清洗的领导。 接着，斯大林明确指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似乎无意地把清除 所谓的布哈林集团提上了日程。他是这样表达的： “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 分子，不管他们用那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 己”，都必须无情地予以 “粉碎和铲除”，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是我们祖国的叛徒”。 （13）另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保证全面清查托洛 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要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清 除一切妨碍或反对清洗的阻力，尤其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干部。说到此处，斯 大林举出了基辅党组织一个 “小人物”尼科拉延科受到打击的例子，把矛头 指向了反对恐怖政策的波斯蒂舍夫，并以此为例把党内自上而下抵制恐怖政 策的正义力量作为斗争目标。 尼科拉延科确实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她毫无根 据地诬陷基辅的党组织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所把持。她企图借此搬弄是非， 掀起风浪，显身扬名。这正是清查运动所需要的人。于是，她被描绘成反潮 流的英雄。斯大林在会上武断地宣布，现在已经 “查清了尼科拉延科是正确 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且 “只有那些实 质上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14）这实际上等于给波斯蒂舍 夫等人定性。 参加2—3 月中央全会的委员们，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 卡明斯基以及心有同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内务部警察的 “保护”下，机 械地举过了同意各个报告和决议的手，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各地。他们心绪甫 定，波斯蒂舍夫就成了全会后的第一个牺牲品。3 月16 日，即全会结束后的 第 11天，他就被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务，被 贬到古比雪夫州任党委第一书记，但还保留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他调动后仍被迫通过了谴责他的决议。恢复了党 籍并且变成了揭露敌人的 “英雄”的尼科拉延科，登上了1937年5 月召开的 乌克兰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对波斯蒂舍夫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波斯蒂舍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波斯托洛夫斯卡娅也遭到诽 谤并被开除党籍。内务部门甚至要逮捕她。但是，波斯蒂舍夫不像卡冈诺维 奇，对亲人的被捕 （卡有两个兄弟被捕——作者注）听之任之。他对这种以 迫害亲人使人就范的手段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不行的，只要我还是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你们就不能逮捕她。无论如何，我要比你 们了解她，还有她的哥哥伊万·波斯托洛夫斯基，他们一家。你们就先逮捕 我，然后再逮捕她。” （15） 但是，波斯蒂舍夫的抗争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 1月他被免去政治局候 补委员的职务，2 月被捕。广大的党员和群众对此感到困惑和不满，但是无 能为力。 “在乌克兰，凡是认识波斯蒂舍夫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每一个集 体农庄、工人居民点和小城镇都有——都对他被解职感到奇怪和不安。了解 他坚持原则的力量，了解他为自己和别人确立的高标准的人，确实没有什么 人会相信他保护人民公敌，自我吹嘘或者想破坏农村和城市的关系。” （10） 甚至像贝利亚这样的阴谋家也不敢公开指责波斯蒂舍夫。他的名字就这样悄 悄地消失了。 在被捕之前，波斯蒂舍夫曾与斯大林谈话，他直率地询问后者：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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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逮捕受到革命和建设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还被叫去与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和贝利亚谈话，就是否听他们调迁的问题进行表态。波斯蒂舍夫无法 抑制自己的愤怒，当面斥责卡冈诺维奇说：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布尔 什维克，而是一堆臭狗屎！” （17）此后不久，他被迫将自己标号为 “13” 的党证交给了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坦然自若地坐在家里等着捕手的到来。他 拒绝了妻子要他向斯大林投诉的多次请求，拒绝了自杀。他向当飞行员的儿 子交待了后事，对儿子说：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 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党和人民会理解我而不会谴责我的！要是你能活到那时候，你就转告我的党 内同志们，我直到临死之时，直到自己最后的死亡时刻，仍是一个布尔什维 克、列宁主义者，并且始终懂得和相信我们的最后胜利！” （18）人们曾向 他提供了 “悔过”的机会，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背叛真理，低下自己的头 颅。铮铮铁骨，何其坚贞！他于 1938年2 月下旬被捕。后来，他和妻子、大 儿子瓦连京先后被枪决。两个小儿子列昂尼德和弗拉基米尔被监禁。 波斯蒂舍夫、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等，是继基洛夫、古比雪夫、奥 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之后，在联共 （布）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他们 利用中央全会这一已经残破不堪的党内民主形式，进行了反对专制和残暴的 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自 193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1937 年 2 —3 月全会，斯大林最后完成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改造并完全摧毁了它。自此 以后，斯大林已无须担心党和政府内任何有力的反抗，任何人利用党和政府 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的反抗，也不必把自己的行动拘泥于通过党和政府的合 法组织程序。 2—3 月中央全会以后，叶若夫奉命对内务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原因不 仅在于叶若夫不信任前任的班底，而且还因为他们似乎仍有些拘泥于按法律 程序办事，这是不适合准备放手大干的叶若夫的需要的，尽管他们为恐怖政 策的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3 月，叶若夫先后命令内务部各局、处头目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随即派人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将他们分别逮捕，秘密押回莫斯科监狱。接 着，叶若夫撤换了内务部派往中央各重要机关的警卫人员。3 月18 日，叶若 夫在内务部干部会议上宣布雅哥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盗用公款的罪犯和在 内务部安插特务的阴谋家，命令立即对雅哥达留下的干部进行清洗。于是， 雅哥达的人纷纷束手就擒，也有开枪或跳楼自尽的。曾经审问过加米涅夫的 凶狠残暴的侦查员切尔托夫闻捕手已到，从 12楼自家的窗户一头栽下。局长 一级中，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萨宁被宣布为右派阴谋分子，保克尔、加 伊、保克尔的副手沃洛维奇和扎波罗热茨被定为特务。加盟共和国和州内务 部门负责人往往以开会的名义，被召到莫斯科，在内务部的地下室枪决。许 多内务部驻外人员奉召回国复命，顺从地殒命。拒绝回国者由叶若夫派出的 “流动小组”相机处决。在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警察夜间发现过被 打死的苏联人。潜伏法国的侦查员伊格纳茨·赖斯 （化名路德维格）在惧怕 中投靠了托洛茨基。他被暗杀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的死在国外引起一 场骚动。 内务部被秘密处决的人的孩子，因冻饿而浪迹街头，也无人敢于略施恻 隐。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因不理解如此残酷的现实而自杀。莫斯科郊外就发 现这样一群暴尸荒野的孩子，都只有十来岁。他们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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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父母是被人民的敌人杀害的。 4 月 3 日，雅哥达被捕。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和邮电部副人民委 员普罗科皮耶夫不久也被捕。雅哥达的别墅被莫洛托夫占据。 内务部进行清洗的同时，为了业务上的继承性，保留了一些干部，其中 有来自列宁格勒的扎科夫斯基、边防军军官米·弗里诺夫斯基、劳改营管理 局局长马·贝尔曼、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斯卢茨基保留原职，另外3 人被 提拔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与他们的前任比起来，他们还算是有经验的内务部 干部，而其他大部分干部则是没有经验的新手。起初，他们看到雅哥达手下 的人纷纷被捕，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忽然云开雾散，他们不但没有跌 下深渊，而且加官晋级，这使他们对叶若夫感激涕零而加倍效力。后来，叶 若夫甚至发出指示要在内务部里广泛宣传这3位副人民委员，让每一个新来 的人都了解他们的功勋。1937年 7 月， 《真理报》登出了授予扎科夫斯基列 宁勋章的消息，以表彰他创造性地完成国家的重要工作。同年秋天，中央指 示大量出版扎科夫斯基写的 《谈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与间谍》一书，并建 议各级党组织学习这本书。但到 1938年，当他们完成了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 判的任务后，就分别调任，不久以后就被消灭了。被消灭的原因是他们知道 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他们知道斯大林第二位夫人阿利卢耶娃之死，基洛夫 被刺，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之死等许多机密。 检察院系统也进行了清洗，显然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清洗高潮的需 要。反对直接镇压、坚持法制形式或对内务部胡作非为不满的人都被清除。 到 1937 年夏，全国州级的检察人员有 90％的人被清除。一些坚持法制的法 学家受到攻击。1937年4 月，著名法学家、司法部副人民委员帕舒卡尼斯被 宣布为是一个与布哈林勾结的两面派。另一名副人民委员杰戈季于 7 月被 捕。检察系统的清洗可以称作 “维辛斯基清洗”。这样，除军队外，国家政 权的主要工具已经丧失了它本来具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性质，变成了对革 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恐怖镇压的工具。而军队广大干部遭受残酷清洗的日 子也为期不远了。 从 1937年的2—3 月全会到1938年底，苏联的清洗从上至下，从下至上， 全面展开。党政机关、军队、厂矿、学校、农村、各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科学 团体等，无一例外地受到残酷的打击。苏联党和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后来， 人们把苏联历史上这一黑暗时期称为 “大清洗”、“大恐怖”、“叶若夫之 乱”。各地党组织、行政机构、知识分子队伍受到了惨痛的摧残，许多党的 优秀领导干部被消灭了。1937年6 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乌博列 维奇等一大批军队领导以 “军队阴谋”的罪名被处决，接着进行了从上至下 直至军队基层的对干部的清洗，使军队在二战即将开始之前受到了极大的摧 残。关于全国和军队清洗的情况，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不予记叙。当然， 于 1938年3 月举行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既是前两次公开审判的延伸和 发展，又是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事件尤其是与所 谓的 “元帅阴谋案”有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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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一结束，就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得 到了关于会议日程的通知，其中包括：（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 （2）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布哈林也接到了关于全会议程的通知。他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慎重的思 考。或许是由于他这样的人有某种通病在作怪吧，尽管他对自己可能会受到 的待遇进行了长期思想准备，但他仍像当时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革命家一 样，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他觉得，这次全会充其量是把他和李可夫开除出 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当然，即使这样，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一生都与党联 结在一起的革命家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失去了党的痛苦只有真正与党结 成一体的人才能体会到，就像皮达可夫在临终之前仍感到的那种 “失去了自 己的党”的巨大痛苦一样。布哈林在没有其他任何有效办法抵制即将强加于 他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以一个普通的无权的党员仅有的办法表达了自己 的意志。2 月16 日，他宣布绝食以表示抗议，并把他已经绝食的决定通知了 斯大林，请求将他对诬蔑他的供词的详细解释在全会上宣读。但斯大林不予 理会。停了几天，他给斯大林打了个电话。斯大林问道： “你绝食反对的是 谁？难道是党吗？”布哈林答道： “如果你在准备把我开除出党，那我又能 做什么呢？”斯大林答道：“没有人要把你开除出党。”说着便挂上了电话。 （19） 在绝食期间，他的妻子安娜·米海依洛芙娜给他挤了点橙子汁喝，被他 一把打掉了杯子说： “你迫使我欺骗中央全会，我不会欺骗党。”（20） 中央全会原定于2 月19 日召开。2 月 18 日，奥尔忠启启则因未能阻止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及审判后形势的继续恶化，在极度的愤懑和绝望中， 以一个正直的革命家的姿态示威似地自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住所紧靠布哈 林的住所，而且布哈林非常喜欢并寄厚望于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他不能去 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为他送葬，寄托自己的哀思。处于幽禁之中的他，甚 至未能得知奥尔忠尼启则死于自杀的情况，只能相信公开报道的死于心脏病 的说法，并为这种可怕的病症突然夺去如此卓越的领导人的生命而感到痛 惜。他作了一首诗悼念死者，诗中说： “他像花岗岩一样坚硬” （20）由于 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全会推迟了一个星期。会前，中央委员会成员接到了 一份新的会议议程： （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 （2）布哈林进 行绝食的反党活动问题； （3）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正在绝食的布哈林与妻子商量了绝食问题。 布哈林的妻子安·米·拉林娜是一位十分年轻、漂亮和贤慧的女子。1933 年，当布哈林已经 45 岁时，他遇到了他的朋友老革命家拉林的这个女儿安 娜。尽管安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年轻而又很有魅力的未婚夫、著名的党务活 动家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的儿子，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 已经谢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生了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 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他们之间真 正的爱情可以作为古今郎才女貌和老夫少妻类型的典范。布哈林超人的智慧 和才能以及他政治上的坎坷，使他的妻子拉林娜更加敬重他、爱护他和体谅 他。当 1937年2 月全会即将召开时，当斯大林以党的名义向布哈林施以严酷 的打击，也许是最后的打击时，拉林娜没有怯懦和抱怨，而是冷静地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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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商量对策。当布哈林最需要精神支持和安慰时，当布哈林的众多的战友、 同事和学生不能接近他或因政治恐惧心理而回避他甚而有的加入政治恐怖的 大合唱时，布哈林从自己的只有20 多岁的年轻妻子那里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东 西。拉林娜给予丈夫的支持和奉献，不仅仅是一个妻子的柔情、温暖和勇敢， 而是对一个要与邪恶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支持。后来，我们看到，当拉林娜忍受着失去丈夫的悲痛，当她的膝下有 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而自己又被抛到集中营忍受煎熬，而她仍牢牢地记着丈 夫的遗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艰辛和哀怨而坚持活下去的时候，她竟 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呵！ 布哈林与妻子讨论绝食问题时认为，既然全会的议程中有讨论他的绝食 问题这一项，那就意味着不会马上开除他和李可夫的党籍，因为如果把谁开 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就用不着去讨论他的绝食问题了。于是，布哈 林结束绝食。 在中央全会开幕的前一天，李可夫在党中央政治局里，与先前被捕的拉 金、施密特和涅斯捷罗夫进行了对质。拉金供认，李可夫 1932年曾向右派分 子下达了有关使用恐怖和破坏手段的指示。施密特供认说，1929年以后，右 派中心仍旧活动，1932年举行了右派中心的会议，在会上审议了关于必须用 暴力手段清除联共 （布）领导斯大林等人的问题。对上述供词，李可夫当面 予以严厉驳斥。 中央全会于2 月23 日开幕。所有与会者都收到了预先整理好的诬陷布哈 林和李可夫的材料。当布哈林进入会场时，只有乌博列维奇和中央执行委员 会书记阿库列夫与他握手。叶若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间谍 和破坏活动的报告。这一报告实质上是他在上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重复。报 告除了列举危言耸听的罪名和一些已经被判决和正在受审讯的人的供词外， 并没有提出什么确实的证据。除了进行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组织阴谋集团 等罪行外，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企图举行 “官廷政变”。作为证据， 他引证了刚刚从内务部得到的列宁格勒消防部队中一个人的供词。叶若夫在 报告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1929年欺骗了党。他们没有交待和揭发自己的 地下组织，而把它保留下来，继续进行反党活动，直到最近以前。他们的目 的是使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且他们实际上己与托洛茨基分子、各种反苏 党派和孟什维克结成了反革命集团。叶若夫报告的主要根据是采取非法手段 获得的犯人供词。当时被迫作出伪供的几乎所有的人现已平反，其中的幸存 者在 60 年代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反映了情况。当时，他们受审时受到了威 胁，当局对他们说，如果活命，必须交待有用的材料，不然他们将被镇压。 许多人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许多人坚贞不屈，宁死也不编造 假供。但叶若夫在引用犯人的供词时，只引用了有用的供词。因此全会的参 加者也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所有的被捕者都自愿交待罪行。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报告和发言中除了列举一些人的供词外，也没有什么新货色。米 高扬接着叶若夫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几乎成为谴责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另一个 报告，在对布哈林的围攻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在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谴责他 们二人，并要求对他们提出公诉。甚至对他们使用了侮辱性的字眼，给他们 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在发言中，还列举了前反对派成员在经济、文化各个 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例子。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以波斯 蒂舍夫为代表的一些地位不太稳固的党政领导人曾对恐怖政策进行了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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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当时，布哈林无法期待党内正确和健康的力量能够改变斯大林错误和 罪恶的政策，他也没有幻想斯大林会良心发现，改弦易辙。但是，作为一个 诚挚的共产党人，他仍然觉得不仅必须而且应当向党说明事实，即便受辩护 的是他自己，即使听他辩护的人是立意要整掉他的人，根本不愿意听和根本 听不进任何辩护词或爱莫能助的人。 布哈林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了。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不知道这 位曾与斯大林并列为党的最高领袖的人可能会说出什么来。他曾经是列宁的 战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席，是斯大林曾经赖以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的最强固的靠山。即使他 1929年被冷酷无情地赶 出党的最高领导层，后来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但只要他存在，他就是继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后，了解党内历史真相最多的人，也是老一 代革命家中功劳最大、理论水平最高和威望最高的人。或许正是主要因为这 个原因，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突变时，他是最有可能东山再起的人，也 就是说，是个十分危险的潜在的竞争者。必须将他及时地完全地逐出政治舞 台，进而使他彻底沉默。而布哈林呢，在权力高于党、高于党的原则、高于 真理和事实的情况下，在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几乎只能是孤身一 人起而为自己辩护。力量太悬殊了。如果有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 则在，或许还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可是，他们都在年富力强之年相继神秘 地去世了。而波斯蒂舍夫等人的威望又显得薄弱，不足以与强权和高压相抗 衡。布哈林只有孤军奋战。 布哈林的身材不高。有人说，布哈林的身材和形象颇有些像列宁。他的 本领和智慧也使他作为列宁的战友而当之无愧。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他熟知 党的历史，因此当他站出来讲话时，会场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即使是 非常强有力的人也害怕真理。可是，布哈林今天并没有去披露什么历史真情， 去论述党的历史上的是非，他只是神情自若地否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米高 扬劝告布哈林老实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 说：“我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准备对自己编造谎言。” 莫洛托夫从他的座位上吼道： “你不肯交待！这只能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卒 ——他们的报刊总是说我们的审讯是蛊惑人心的——总是说我们逮捕人，让 人交代。” （22）布哈林回答道：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人以党的威望作 掩盖，干着空前未有的恣意妄为的勾当。”斯大林插话了： “那么，我们就 把你送到那里去，你会知道 （23） 莫洛托夫威胁布哈林时所说的话，暴露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布哈林、李 可夫的既定政策，即不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否有罪，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 交代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证明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不交代就是对抗党，站 在法西斯一边，同样证明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会后回到家里曾气愤地 对妻子说，莫洛托夫的叫嚷 “是个圈套”。布哈林和李可夫陷入了绝境。他 们想驳斥指向他们的诽谤和诬蔑，但这样做被看作是与法西斯同流合污，是 与敌人唱一个调子，是敌人的代言人。可是，难道能容忍对他们的赤裸裸的 诬蔑和中伤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布哈林在全会上宣读了一份由他和李 可夫联名写的声明。关于这一声明的内容，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是这 样叙述的：声明指出，通过审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所取得的指控他们的 供词统统是诬陷。他们谴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假证，建议成立一个专门 的委员会来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斯蒂芬·科恩在《布哈林政治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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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说的多少详细些： “根据在莫斯科流传的一种说法（其中的许多内容 已经为其他渠道所证实），布哈林承认有 ‘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己在实施 中，但是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斯大林和叶若夫，他们要建立一种以警察 权力为基础的 ‘对党和国家’的个人专政。‘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消灭我们。’ 他转过身来面对斯大林指控说： ‘你们利用前所未闻的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恐 怖主义和折磨手段，迫使许多老党员写下了所谓 ‘证明’材料。 你们掌握 着一大群供你们使唤的领取薪金的告密者。 你们非要杀死布哈林和李可 夫不可，以便进行一场策划已久的政变。 ’ “布哈林强调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 因此恳求中央委员会 ‘回到列宁的传统上来，并且不许那些隐藏在党的权力 背后从事阴谋活动的警察们乱来。今天，管理国家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 是党。正在准备搞政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布哈林的追随者。’”（24） 在全会上，波斯蒂舍夫曾发言表示不相信布哈林这样忠诚的老党员会是 人民的敌人。他的发言被斯大林用威胁的口气所打断。这样，即使中央委员 会中有一部分人想为布哈林辩护，看到这种情况，也噤若寒蝉。 全会的气氛由于斯大林在场及其直接向与会者施加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 和沉闷。斯大林常常粗暴地打断布哈林和李可夫，用一种咄咄逼人、居高临 下的口气询问或训斥他们，使与会者对内务部的侦讯材料只能相信而不能怀 疑。在这种状况下，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任何反驳和自我辩护，都被斯大林和 无法冷静考虑问题的代表视为缺乏诚意、两面派行为和对内务部的诽谤。这 里，让我们引用会议记录中一段没有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 “布哈林：同志们，我想首先就米高扬同志刚才在这里的发言讲几句。 可以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将我给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两封信，即 第一封和第二封，描绘成了这样的信件，即它们之中包含了类似于托洛茨基 吓唬中央委员会的方法。 我首先应该说，我是相当了解中央委员会的，以致简直预先就否定了这 样一点，即中央委员会一般来说是可以被什么吓唬得住的。 赫洛普梁金：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写：只要不撤销对你的指控，你就不停 止绝食？ 布哈林：同志们，我恳请你们不要打断我，因为我感觉很困难，我的身 体状况简直难于说话。我将回答你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但请你们现在不 要打断我。我在那两封信中叙述了我的心理状况。 有人问：那你为什么写，只要不撤销对你的指控？ 布哈林：我这不是对中央委员会说的。我这里不是对中央委员会说的， 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在这些事情上还没有正式提出对我的指 控。我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刊的指控，但在这些事情上我还一点也没有受 到中央委员会的指控。我叙述了我的状况，这种状况实在是需要予以人道地 理解的。当然，如果我不是一个人，那就没有什么要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我 是一个人，因此我认为我有权让我的心理状况，在对我来说极其艰难、沉重 的生命攸关的时刻 有人喊：嗬，那当然啦！ 布哈林： 我处在非常的、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写的就是这一点。因此， 这里没有任何吓唬还是最后通牒的成分 斯大林：那么绝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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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至于绝食，我现在也没有停止绝食。我给您说过，写过，我为 什么在绝望之中抓住了绝食。我是写给少数人的，因为受到这样的指控，即 罩在我头上的指控，我是无法生活的。我不能用手枪开一下，因为那时会说 我为了损害党而自杀了，而如果我像因病而死去，那么你们会因此失去什么 呢？ （笑声） 有人喊：讹诈！ 伏罗希洛夫：卑鄙！叫你舌头上长疔疮。下流。你想一下你在说什么。 布哈林：可是您要知道，我活得艰难哪。 斯大林：难道我们轻松吗？ 伏罗希洛夫：您只要去想一想： ‘我不用枪自杀，而是死去的’。 布哈林：你们说起我来是轻松的。你们有什么要失去的呢？要知道，如 果我是一个破坏分子，狗崽子之类的东西，那我还有什么可怜悯的呢？要知 道，我什么也不强求，我只是叙述我想的东西和我的感受。如果这与什么哪 怕是小小的政治损害有关，那么我将无条件地执行你们要说的一切。（笑声） 你们笑什么呢？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米高扬说，我想彻底地败坏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声誉。绝对不是。我 决不想这样做。米高扬同志所说的地方涉及侦查员们提到的某些问题。我究 竟对此说了些什么呢？我说：这种问题是完全允许的和必需的，但在现在的 具体形势下它们导致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于政治方针。米高扬同志说，我想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我说的不 是中央委员会。但是，如果公众在公诸于报纸的决议中，在 《布尔什维克》 杂志的社论中，总是看到那种尚须证明的东西被作为已经证明的东西，那么 有一件事便是十分自然的，即这样的指示性的潮流便会到处蔓延。难道这难 于理解吗？这究竟不单单是偶然出现的讽刺小品呀。 彼得斯： （他的反驳没有记下） 布哈林：我就要说完，请您不要喊叫。 莫洛托夫：请不要插话，妨碍人。 布哈林：米高扬同志说，我向中央委员会撒了一大堆谎，我把库利科夫 说的 1929年与 1932年弄混了。确实，我说错了话，不过这种个别的错误是 可能的。 加马尔尼克：是搞错了 ” （25） 在斯大林等人的压力下，在内务部制造加工的材料的影响下，全会形成 了不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面倒的意见。因此，尽管布哈林和李可夫对诸 如组织右派秘密中心、进行秘密反党活动、把柳金纲领作为右派的纲领、与 托一季阴谋集团勾结和组织恐怖活动等诬陷不实之词进行了逐条驳斥，始终 未能影响全会的局势。当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早在全会前就已决定。 因为他们二人是中央候补委员，因此必须按照党章形式上由中央委员会讨论 一下他们的问题罢了。 全会成立了一个由 36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和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是米高扬。成员有：安德烈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 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 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乌里扬诺娃、马努伊尔斯 基、李维诺夫、亚基尔、卡巴科夫、贝利亚、米尔佐扬、埃赫、巴吉罗夫、 伊克拉莫夫、瓦列伊基斯、布琼尼、雅科夫列夫、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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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舍夫、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耶娃、什维尔尼克、乌加罗夫、安季波夫、 加马尔尼克。 米高扬是外高加索人，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由于他干练的工作能力 和在反对所谓 “左倾反对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博得了后者的 欢心，1926年成为最年轻的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最年轻的苏联人民 委员。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方面，米高扬不像卡冈诺维奇等人那样，无原 则地积极追随斯大林。他善于适应急剧变化的政局，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非同 寻常的政治不倒翁。二三十年代，米高扬一直从事经济领导工作。他虽然工 作兢兢业业，但无力消除因政治路线错误而造成的困难。30 年代初，“全盘” 集体化、消灭 “富农”和强制征粮的政策使国民的供应异常紧张。米高扬负 责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干脆改名为供给人民委员部。但又没有什么供给人民， 于是民间出现了一个顺口溜： 没有奶肉蛋， 没有米和面， 只有米高扬。 （26）1935年，米高扬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1937 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他也参与了恐 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尽管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米高扬是奥尔忠尼启则的 挚友，他为自己最小的第 5 个儿子取的名字就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谢尔 戈。奥尔忠尼启则死后不久，斯大林就把米高扬叫去威胁说： “26 个巴库人 民委员被杀，只有米高扬一人活了下来，这段往事真相不明，值得怀疑。所 以你，阿纳斯塔斯，可不要逼我们去查清这件事。” （27）米高扬受到如此 威胁，随时可能被指控曾在国内战争时期出卖了巴库支队的同志，于是变得 比过去更加顺从。 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个顺从的人担任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处理委员会的 主席，是不会使布哈林和李可夫产生什么希望的。尽管如此，布哈林在从25 日全会两天体会期间，仍为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全面而激烈的书面材料， 驳斥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后来，布哈林的书面和口头的辩护，都被定为企图 把党引向歧途的反党罪证。布哈林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彻底批驳了一些 被捕的 “人民的敌人”对他的诬陷。他还通过自己家里没有拆掉的自动电话 机与斯大林通了 3 次电话。 “尼古拉，不必惊慌，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在电话里安慰他，“我 们相信你不是敌人。可是，既然索科利尼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一 些承认自己破坏活动的两面派 ‘交待’了你，就应该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 你不必不安！” 布哈林出口说道： “怎么能够哪怕去想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 “安静，尼古拉，安静。我们会搞清楚的”斯大林放下了话筒。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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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致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 问题已经明朗。布哈林已经看出，他不仅要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 出党，而且他将被捕并被肉体消灭。他在冷静地考虑了事态的发展趋势后， 决定留下一封信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申明真情。但他懂得，内务部在搜查 他的家时这样的信会被搜去，而如果这封信被发现，他的妻子一定会受牵连， 被镇压。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让妻子把这封信记在自己的脑子里。于 是，他抓住有限的自由，写了一封 《致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的信，请他 的妻子把信熟记在心。他安慰并鼓励妻子说： “你还年轻，在有生之年，你 还会见到其他人来领导党。” （29）整整两天，他反复检验他妻子的记忆。 当妻子背诵得不准确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生气，直到他确信妻子已把信一字 不差地牢牢记住为止。信的全文如下： “我即将离开人世。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因为它虽然是无情 的，但却是神圣的。我感到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它运用的是中世纪 的方法，拥有可怕的力量，制造有组织的诽谤，行动大胆而自信。 捷尔任斯基不在了。契卡的杰出传统逐渐丢失。当初，契卡的一切行动 有革命思想指导，对敌人冷酷无情，维护国家利益，不许一切反革命侵犯。 因此，契卡机关受到特殊的信任，赢得特别的荣誉、威望和尊敬。而现在， 所谓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大部分来说，是由无思想的、腐化的、 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所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 疑心理 （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 信，制造最卑鄙的案件，而他们不懂得，他们也在同时消灭他们自己，因为 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党员都可以被碾为齑粉，变成叛徒、恐怖 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要是斯大林也怀疑自己的话，那也可以马上找出证 据来。 党内阴云密布。我这颗毫无罪孽的头颅，会招致几千颗无罪的头颅落地。 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布哈林组织，尽管这种组织不论是现在，在我同党毫无 分歧已近 7年的时候，还是过去，在右倾反对派年代，都根本不存在。关于 柳金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 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 18岁入党，我一生的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 斗争。这几天，那份带有神圣名称 《真理报》的报纸，刊登极其卑劣的谎言， 说我布哈林想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行 径，这是谎言，其无耻和不负责任的程度就如同说 ‘尼古拉·罗曼诺夫毕生 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政体、争取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的话，但愿后代 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列宁更严厉。我们当初是头一个奔向这个一致的目标，走 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当初时代不同，习惯也不同。 《真理报》辟有辩论专 栏，大家辩论、探索、争吵、和解，并继续共同前进。 我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你们的历史使命是解开 一个可怕的罪行之结，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种犯罪行为越来越规模巨大， 如火燎原，使党窒息。 我的信是写给全体党员的。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相信历史的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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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早必然会洗掉我头上的污泥。我从来没当过叛徒。我会毫不犹豫地以自己 的生命换取列宁的生命。我喜欢基洛夫，没干过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事。我请 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 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 我的一滴鲜血。 尼·布哈林” （30） 布哈林最后检查了一遍妻子的背诵，就把信烧掉了。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的虚假性，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近是非常明 白的。他们也知道，中央委员会的众多委员和候补委员，尽管其中大多数人 或者说相当数量的人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后由斯大林提拔上来的人，依然了 解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事业，未必会相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所谓罪行，而 且其中还有少数像波斯蒂舍夫这样的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人。为了防止中央 委员们看到布哈林的书面声明后可能会发生的动摇，斯大林匆忙决定由解决 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门委员会立即于 1937年2 月27 日讨论预先准备好的决 议。决议如下： “取消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开除他们 的党籍，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处以极刑——枪决。”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波 斯蒂舍夫的意见是 “同意开除和交付法庭，但不枪决”。叶若夫、布琼尼、 马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亚基尔的意见是 “开除、审讯、枪 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耶娃、什基里亚托夫的意见是 “开除、 审讯、不予枪决”。斯大林感到委员会已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像通常 那样深思熟虑后说： “我提议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但不交付法庭审 讯，而将此案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斯大林发表意见后，大多数委员 开始轻松地说： “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 瓦列伊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说的。柯秀尔、彼得罗斯基、 李维诺夫与波斯蒂舍夫的说法一样。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斯大林的提议。（31） 以上所述是一种说法。麦德维杰夫在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中是这样叙 述表决情况的：委员会通过决定时，按字母顺序依次唱名表决，安德列耶夫、 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 都是一个腔调：“逮捕、审讯和枪决。”轮到斯大 林时，他说： “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办这件事吧。”其他一两人也重复了这 种说法。米高扬当时作为委员会主席没有发表意见。 （32）两位作者在关于 委员会各个成员的态度问题上的说法虽有出入， （33）但关于最后决议的说 法是一致的，即一致同意开除和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作出这样的决议大 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觉得未经审讯就作出审判结论太过荒谬；一个是 中央高层领导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件有它的安排，认为缓办比急办更好。 决议的第二条委托一个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米高扬和叶若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决议的基础上制订一个详细的决议草案。 当天，在斯大林作了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后，全会通过最后定稿的决议。 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侦查材料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 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中心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但他们隐瞒了这 一点，于是罪行加重了。 （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材料认定，布哈 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斯列普科夫、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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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 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 况，但是他们不仅不与之斗争，反而支持他们。 （三）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在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的声明中，企图对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供词进行驳斥，这 个声明就其内容来说是个诽谤材料。 鉴于以上所述，注意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以及李可夫同志进行的反 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这次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和意外的，因此取 消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并将其开除出联共（布）， 将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34） 决议签署的日期是 1937年2 月27 日。 中央的决议成为一项命令。全国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机构立即 行动起来，投入了揭露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出，后来于 1938年3 月组织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不过是体现中央少 数领导人意志的法律程序的形式而已。 1937年 2 月 27 日，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通知布哈林必 须出席中央全会。布哈林意识到他与妻子和儿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抑制住 内心巨大的痛苦和愤懑，弯下腰来吻别了只有9个月的儿子后，情不自禁地 跪在了只有23 岁的年轻妻子的脚下。这位在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 从来不知动摇和悲戚为何物的革命家，在热爱他、理解他、体贴他和鼓励他 的，对未来的岁月本来怀抱着多少美好憧憬的年轻貌美的伴侣面前，弯下了 自己的身躯。他无法抑制自己。他一生的激情和坎坷，此时都化作了不知是 痛苦、悲怆抑或是愤怒的泪水，涌上了心头。他没有对自己的一生事业表露 出丝毫的懊悔，他没有对等待着自己的厄运显现出任何的恐惧。他跪在妻子 面前，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只请求妻子原谅他断送了她的一生，请求妻子 把儿子 “一定要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请求妻子相信他无罪，不要忘 记他的绝笔信中的每一个字，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奋斗。他知道他的妻子日后 将要面临的艰难处境，尽管他难以想象得出他的妻子后来不得不忍受的一 切。他尽量以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和丈夫，安慰着鼓励着将会比他痛苦百 倍的年轻女子。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的。你还年 轻，你要活下去。你要发誓，你能够牢牢地把我的信记在心上吗？！”安娜 发誓永远牢记之后，布哈林宽慰她说： “阿纽塔，注意，别发脾气，在历史 上有时会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会胜利的。” （35）他反复地叮嘱着： “阿尼亚，不要忘记——我没有任何罪。历史是曲折的。要把我们的儿子培 养成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36） 全会复会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布哈林穿过院子来到举行会议的大楼。 在衣帽间他碰到了正好这时到来的李可夫。当他们存放大衣的时候，8 条汉 子走上前来，4 人一组地围住了他们 2 人，将 2 人逮捕，径直带到了内务部 大院的卢比扬卡监狱。同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宅也被搜查。搜查进行得 很仔细。布哈林的全部文件和档案都被没收，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文件，如列 宁与的一批信件，主要是列宁去世后没有上交的属于私人性质的信件和笔 记。布哈林的妻子、儿子、保姆和重病在身的70 多岁的父亲没有被捕。但是， 老人终于因病痛交加，于战争爆发前不久去世了。 布哈林被捕后，他的妻子几乎一周足不出户。后来，为了孩子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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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让孩子呼吸新鲜空气。熟人们 像回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她。她理解他们，因为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更安全些。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让她去领取与布哈林的高级职务有 关的配给。 布哈林被捕前一直勤俭度日。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有一次，他要出 国去巴黎时才发现自己只有身上的一套旧西服，外交部匆忙给他做了一套西 服。后来他就是穿着这套西服被捕的。他把自己写的著作的稿费都作为党的 基金上交了。他拒绝领取 《消息报》主编的工资，只按规定领取他作为科学 院院士的一份工资。他留下的是一个一无存款二无储备的家。安娜和老人、 孩子只能艰难度日。布哈林被捕一个月后，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带着布哈林写 的一张条子，要安娜给他捎几本书和一些材料，说是他正在写一本名为 《法 西斯统治下的文化堕落》的书。但他们家的图书室被封了，她无法取出书籍。 后来她接到内务部来的允许启封的电话，就带上书、材料和一些吃的东西到 卢比扬卡监狱探监。负责审讯布哈林的审讯员拒收吃的东西，但授意安娜按 照他的想法给布哈林写张条子， “写上你跟从前一样还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来 那套房间里，并领取了配给。”安娜意识到审讯员在玩花招，就拒绝了。（37） 由于无法忍受一个出名的 “人民的敌人”的家属所受到的歧视，安娜设 法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对岸的滨河大厦得到了一个 5 间一套的公 寓。这座公寓多为政治官员和名人所居住，许多原来的住户因被清洗而不见 了，房子有一半是空着的。安娜付不起房租，就把帐单寄给了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并附上个便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分子侦 查机关在物质上没有保障自己的雇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我没 有能力付房租，现把未付款的收租单给您寄去。” （38）加里宁只好让她免 费居住。1937 年夏，安娜被捕，被放逐到阿斯特拉罕，孩子由其姨妈照看。 她一直牢记着布哈林交给她的历史使命。后来，她回忆丈夫让她背诵那封给 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的情景时说： “在被监禁和流放的所有岁月，我像 念祷文似地不断重复这些话。” （39） 1937年5 月，科学院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鉴于布哈林利用 他在科学院的地位危害我国，由于他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已把自己置于 人民敌人的行列。现根据苏联科学院规章第24 条，决定解除尼·伊·布哈林 的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职务，并将此决定报人民委员会备案。” （40） 布哈林被捕以后，也像其他犯人一样，经受了内务部的折磨，当然，首 先也是许诺和欺骗。内务部对他说，只要他能满足中央的要求，他的妻子和 儿子就会安然无恙，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说服他，内务部让拉 狄克去当说客，用现身说法证明上述许诺的可靠性。拉狄克在与布哈林对质 时表现还算不错，他没有附和对布哈林的许多诬告，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 指控作证。 此法不灵，内务部变换策略，打算首先摧毁布哈林的精神依托。作为一 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最大的精神依托当然是他和列宁 的亲密关系，列宁临终前对他的高度的评价，而且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尽人 皆知的。但是，内务部有其一套篡改历史的办法。他们对一些在押的 “左派 共产主义者”和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重新审问，让他们提供新的证词，说 布哈林在 1918年就对他们讲过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 被迫承认，那个在 1918年夏天刺杀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就是在布哈林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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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怂恿下开枪的。取得这样的证词后，内务部向布哈林宣称：早在 1918 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布哈林断然否认这一指 控。但内务部这时使用了 “人质”的手段，以他妻儿的性命相要挟。叶若夫 和伏罗希洛夫亲自督阵。这样，经过侦讯人员长时间的工作，布哈林最后承 认就算他从 1918 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布哈林的审讯笔录上报经过修改 后，拿回来让布哈林签字。布哈林发现上面这样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 得知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 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列宁一 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胁议，他布哈林从怀疑列宁转为确信列 宁有问题，于是产生杀害列宁和建立新政府的想法。布哈林看到这样的供词， 看到他们居然利用整他而向列宁身上泼脏水，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 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布哈林坚决拒绝签字。 为了摧毁布哈林的意志，内务部在叶若夫的亲自指挥和伏罗希洛夫的帮 助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毛法，包括车轮战。最后实在无效之时拿出了 他们的绝招：人质，并在审讯笔录上向布哈林作了让步。最后结果是，布哈 林只承认 1918年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企图将列宁逮捕和扣押一昼夜，并且 在要逮捕的人中加上了所谓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的名字。他还承担了所谓 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的领导责任。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和联共 （布）中央2—3 月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和地 方的反对恐怖的力量基本上被彻底摧垮。但是，列宁时期的老一代布尔什维 克并没有被消灭，仍有人企图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 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他是 1898 年人党的老党员，是继基洛夫、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之 后，敢于起来反对恐怖镇压政策的一位英雄。1937年6 月联共 （布）中央全 会会议期间，斯大林建议讨论关于右派集团和布哈林的问题，坚持将右翼反 对派的代表人物予以肉体消灭并赋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敌斗争的全权。 皮亚特尼茨基不畏斯大林的强权和威势，居然敢于当面唱反调，不合时宜地 使用起两三年以前反对恐怖政策的人使用的语言。他反对处死布哈林等人， 认为将右翼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使其脱离政治以后，不仅不应将他们处死， 而且还应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为所欲为的内务部和内务人民委 员，不仅不应赋予其全权，反而应当限制其权力，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皮 亚特尼茨基发言后，斯大林立即宣布休会。一些同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劝 告皮亚特尼茨基收回自己的意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把他 叫到了一边，以斯大林的名义要求他收回自己的意见。卡冈诺维奇说，斯大 林认为他是从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收回意见，一 切既往不究，当皮亚特尼茨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莫洛托夫便对他进行恐 吓，让他为妻子和孩子的命运想一想。皮亚特尼茨基坚定地回答说，共产党 员的良心使他不能这样做。他十分清楚等待着他的命运，但他的态度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为了党的纯洁和统一，他已作好了牺牲自己甚至牺牲妻子儿女 的准备。 （41）第二天，即6 月25 日，叶若夫就在会上宣布，内务部掌握了 皮亚特尼茨基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的材料，并提议全会就皮亚特尼茨基政治 上不受信任的议案进行表决。两个星期以后，皮亚特尼茨基被捕。克鲁普斯 卡姬与卡明斯基、沃罗帕耶夫，在中央全会上投票反对叶若夫的动议。后来， 她又当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面，为皮亚特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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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辩护。她激动地指出，在场的人都十分了解皮亚特尼茨基， “他是个忠诚 不渝的人。列宁非常热爱和尊敬他。” （42）但是，她的正义声音无人理会。 皮亚特尼茨基被捕一个多月后被秘密处决。此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布哈 林辩护了。 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外还有很多。他们 绝大多数被推上审判台，并不是因为他们过去曾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 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完全是因为当局需要赋予第三次公开审判以较大的 规模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从各人民委员部、中央 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拉下来，关进监狱，赋予规模庞大的 “右派托 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大小头目的角色，机械地并入这个集团。此外，当局 还人为地将几个著名的医生加进这个集团，作为 “毒杀”高尔基、古比雪夫、 明仁斯基、高尔基的儿子佩什科夫以及叶若夫的凶手。令人费解的是，执行 大清洗的主角之一、刽子手雅哥达居然也被纳入了布哈林、李可夫领导的集 团。他们被捕和被秘密审讯的情况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插记。从1936年到 1937 年，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许多被告都与已经被判决的和正在审讯的人进行了对 质。这些对质先是由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安排和主持，后来，其他政治局委 员也参加了，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参加对质而还没 有被判罪的一方，是希望通过对质澄清事实。而主持对质的人则把对质看成 是他们表演、暴露、制造新罪行的机会。对对质的评价意见和指示往往成为 侦讯人员放手大干的根据，成为进行审讯和判决的根据。注释： ①卡尔洛·希塔伊奈尔 《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北京1989年版， 第 173 页。 ②N ·马尼科夫斯卡娅、尤·沙拉波夫：《个人迷信和党史学》，载《苏 共历史问 题》1988年第5 期，第 61—62 页。 ③列昂尼德·波斯蒂舍夫： 《任伺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载 《死后平 反者》第 二卷，莫斯科 1988年版，第 147页。 ④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21 页。 ⑤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61 页。 ⑥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苏）《十月》杂志1988 年 12期、第82 页。 ⑦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29页。 ⑧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49页。 ⑨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12页。 ⑩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32—133、118、121、129页。 （11） （12） （13）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36、134、138页。 （14）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47、148—149页。 （15）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第148页。 （16）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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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第151页。 （18） 《任何时候都 不能违背真理》，第 157—158 页。 （19）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75 页。 （20）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星火》杂志1987 年第 48 期。 （21）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22） 《布哈林的最后 岁月》.第 126页。 （23）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苏）《十月》杂志1988 年第 12期，第 113页。 （24） （美）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北京1988年版，第 572—573 页。 （25）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受审人员 的党籍问题》，第 78—79 页。 （26） （27） 《斯大林周围的人》，第108 页。（28）《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1988 年第 12斯、第 112页。 （29）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27页。 （30）载 《星火》杂志1983年第 10期，转引自万户智、韦政强等编译： 《克里姆林 宫秘闻》，北京 1988年版，第23—24 页。 （31）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 治肖像》，载 （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 113—114页。 （32）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28页。 （33）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5 期登载 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沃尔利戈诺夫的说法相同。见 《公报》第80 页。（34）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1988 年第 12 期。第 114页。 （35）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36） 《布哈 林的最后岁月》，第 178页。（37）《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39页。（38）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39）列夫·沃斯克列夭斯基： 《 也有我洒的一滴血——布哈林及 其绝命书》，载 （苏）《莫斯科新闻》周报1987年第49 期。 （40） 《布哈 林的最后岁月》，第 138页。 （41）Г·沃龙科夫： 《从不说谎的人》，载《莫斯科新闻》1988年4 月10 日。 （42） 《从不说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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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上） 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 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 ——列宁 1938年3 月2 日，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在联盟宫十月大厅开场，莫斯 科漫长而产寒的冬天虽己接近尾声，但依然寒气袭人。冬日灰暗的光线似乎 勉强透进那狭长的厅堂，所以厅堂里就是白天也开着电灯。 在厅堂的前5 排落座的是内务部的人，后面是公众代表。像以往的公开 审判一样，公众代表是由当局挑选、审查和批准的，包括苏联社会各阶层以 及新闻界的代表。公众代表中的许多人的旁听证只能使用一天。这就是说， 他们只能去见识见识，而不能观察了解审判的全过程，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 完整的印象，无法对审判作出全面的评价。公众代表中有斯大林特意允许的 人，比如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他发表过不少肯定公开审判的言论。此外， 听众中还有外国记者。英国记者中有麦克莱恩和代表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 埃德蒙·史蒂文斯。主要的外宾是参加过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美国总统 特使约瑟夫·戴维斯。他依靠他的俄语翻译记者夏布罗听了第三次公开审判 后，认为斯大林已在 “俄国摧毁了希特勒的第5 纵队”，①而夏布罗则认为 公开审判不过是一出闹剧。 353 在听众的等待中，首先是法官入座，有审判长乌尔里赫、审判员马图列 维奇、叶夫列夫和书记员巴特涅尔，当时乌尔里赫带着 “军队军法官”的军 衔，相当于现在的苏联司法上将军衔。法学博士、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奥 列戈·乔穆什金说， “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援引人员编制表才能称乌尔里赫 为法官，因为他是那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了司法机关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和法律 准则。②”乌尔里赫是继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列宁主义者瓦连京·安德烈 耶维奇·特里福诺夫之后，于 1926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职务的。 他是个特别内向而孤僻的人，没有朋友，不与人们来往。经他的手签署死刑 判决书后而含冤去世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他到自己临死前没有要住宅，而在 “大都会饭店”占了一个豪华的房间。到1948年，显然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 太多，应该遭到他的受害者的同样的命运了，他被从军事法庭调到一所军事 学校不显眼的岗位上。1950年他的死救了他，使他免遭镇压。马图列维奇和 叶夫列夫是两个唯命是从的不敢说话的人，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速记 记录里，找不到他们对受审人和证人的提问，也没有他们对法庭审讯议程的 任何反应。接着入座的是国家公诉人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辩护律师布芬德和 科莫多夫。然后，卫兵进入会场。预审期间的侦查员们坐到了被告席的前面， 继续观察和监督他们长期审讯过的每个被告，注意他们的动态。接着被告被 带到了被告席。 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与前两次公开审判相比，特点是被告重要人物 多，范围广，影响大。被告席上有3 名列宁在世时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 员：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由于布哈林的声誉，莫斯科第三次公 开审判常被人称为 “布哈林案件”。被告中有传奇式的革命英雄、共产主义 运动的著名战士、巴尔干和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苏联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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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民委员、大刽子手雅哥达，闪着他老鼠般的惊惧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 向左右瞅来瞅去。他出现在被告之中，引起了被告们和听众的惊讶。其余的 被告主要是二三十年代苏联的高级干部。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 格林科曾任苏联政府的人民委员，泽连斯基曾任苏联供销合作联社的社长， 沙兰戈维奇曾任白俄罗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乌兹别克的前领导人、 所谓的民族主义分子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除了上述领导人外，还有5 名 中级干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干部别索诺夫，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部 祖巴列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 3位秘书。最后还有 3位非党医生：著名的 医学家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和卡扎科夫，其中前两位医生年龄分别为66 岁和 68 岁，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老的被告。 被告们神态各异，霍贾耶夫穿着一套似乎刚做的西服。伊克拉莫夫则穿 得邋邋遢遢，显得颓唐不堪。雅哥达鬼鬼祟祟的样子，像一只被治服的狼。 克列斯廷斯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鹰钩鼻子上架着一付钢边眼镜，铁青着 一张脸。布哈林虽然瘦弱，但神情自若，目光凝重。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法庭程序，首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庭。然后， 书记员宣读了公诉书，它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于 1938年2 月23 日写成的。 公诉书冗长空洞，危言耸听，没有提出什么可作为罪证的事实材料。公诉书 宣称本案的21 名被告犯下了里通外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谋杀党和国家领 导人、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分裂祖国的大量罪行。 “内 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经调查后，确认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 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在于推 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 权，便于各敌国瓜分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滨海区脱离苏联。 “调查认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内部纠集有托派、右派和季诺维 也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355族主义分子。”③ “调查结果表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按照与德国和日本谍报机关 达成的直接协议，并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针 对我国某些最优秀的人士的恐怖行动。”④ 公诉书还宣称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与军队的阴谋分子密切合作。 公诉书说，许多被告从20 年代初起就充当德国、英国、日本和波兰的间 谍，还有一些被告曾作过沙皇暗探局的特务。被告的破坏活动遍及工业、农 业、商业和财政各个领域。在恐怖活动方面，公诉书再次把基洛夫被害的责 任加到被告身上，基洛夫的死再次成为打击和镇压任何反对派领导人的借 口。公诉书正确地指责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为谋杀 基洛夫的成功创造了环境。但其正确性仅到此为止，因为公诉书接着十分拙 劣地说雅哥达从叶努基泽那里得到了谋杀基洛夫的指示。在公诉书中，过去 一向宣称的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自然死亡变成了政治谋害，也是右派—托洛 茨基集团插手搞的。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以及高尔基的儿子佩 什科夫，和古比雪夫、高尔基一样，是被反革命集团用医疗手段谋害的。与 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一样，被告同样被指控为对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谋杀恐怖行动，而且同样是不成功的。头号被告布哈林似乎在 1918 年就企图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当时不起眼的处在二流领导人地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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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实行反革命政变，夺取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当然也 包括夺取还没有掌握党政大权的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的政权。后来，以这次 公开审判提出的控告为部分依据而编写的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电影 《列宁在一 九一八》，公开地搬上了舞台，流毒全国和全世界。当时，苏联各报甚至来 不及等待开庭，竟相登载揭露 “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徒”的罪行的文章，要 求无情地惩治这些被告。而在开庭审判的3 月2 日，苏联各中央报纸都发表 了社论，同声谴责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 “血 腥的狗强盗”的口号 （这是来自维辛斯基的语汇）。第二天，报纸把大部分 版面让给了 “一个定罪的结论就足够枪毙这些坏蛋！”的典型口号，发表了 工人、集体农民、著名学者和军人的信件，以及各地要求严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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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列斯廷斯基等在法庭上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 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 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 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 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 员。 ——克列斯廷斯基 公诉书宣读后，审判长乌尔里赫依次验证被告身份，询问被告是否服罪。 对于已经主持了两次大型公开审判的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面 前的被告是被内务部长期秘密审讯治服了的犯人，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被 告，即在被判罪以前有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被告。他本来认为这些被加 工好了的被告，会一个一个服服贴贴地承认自己有罪，就像被严厉的家长打 怕了的儿童一样，要他们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乌尔里赫一一点着被告的名 问道： “你对你被指控服罪吗？”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等全都机械地回 答说： “是的，我服罪。”但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以一种刺耳、颤 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 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 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⑤ 357 克列斯廷斯基出生于 1883 年，乌克兰人，190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 律系。他是一位 1903年入党的老党员。从 1907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社会 民主党团中工作，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他的履历表一栏中这样写着：因参加 革命活动在维尔诺 1904、1905 （两次）、1906年 （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 克 1905年被捕，1905、1907、1914年分别在彼得堡被捕。1905年被当局从 彼得堡放逐，1906年从维捷布斯克放逐，1914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1905年，当克列斯廷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关在维连斯基监狱时，党组织派 了一个同志以 “未婚妻”身份与他联系。这个年轻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他 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廷斯基对工作的意见。克列斯廷斯基出狱 后，充当联系人的姑娘与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了他真正的未婚妻，不久 他们结婚了。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他担任乌拉尔州和叶卡捷琳堡市苏维埃的领 导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帮助列宁解决过许 多问题。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很强。列宁常常称赞他的能力， 有时遇到难于回答的问题，便说 “去问问克列斯廷斯基”。 他在党的第六、七、八、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1921 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 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在他身上， 列宁教导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特别突出：对待革命事业坚韧 不拔，对待人民心地善良。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 员，他也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像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官员。 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在俄共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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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廷斯基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 报告。在十大上，有一个人称他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注意到这件事，在自 己报告的结语中说，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中央一共3 个书记：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样的权力。他就是这样容不 得哪怕是无意的奉承和赞扬。至于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务，党的十大 之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他曾和斯大林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中共过事，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 斯大林对他没有好感。他也曾私下表达过对斯大林的不满，称斯大林是个丑 恶的家伙。就是在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仍耻于站在颂 扬斯大林这个 “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行列中。1935年一天，他 在剧院看戏。布哈林也去了。当时，人们普遍回避被黜的布哈林，不敢与之 接近。他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布哈林，无所顾忌地走到后者跟前，与之长谈。 事后，他对妻子说： “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 ”⑥ 莫斯科第一、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有许多是他的好友。兔死狐悲，物伤 其类。但他曾想，他作为苏联有名的外交家的世界声誉及其与欧洲各国著名 领导人的私交，或许能使他避免被清洗的厄运，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37年3 月27 日，他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调任副司法人民委员。这种调任通常是被捕前的过渡措施。雅哥达被捕前有 过这种调任。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即电影《列宁在十月》 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卫队长的原型）1937年被召从西班牙回 国，先是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接着就被秘密处死。克列斯廷斯基 调任前，斯大林把他叫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 是，鉴于他过去的 ‘错误’，己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任职 后不久的 1937年5 月20 日深夜，8 个穿制服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的妻子、 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下夜班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惊恐地叫了起来。克列斯 廷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去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这一次他走到 女儿跟前亲吻着女儿，郑重地说： “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⑦ 克列斯廷斯基了解内务部整治人的一套办法。他有妻子和女儿，同样可 以被当作人质。他的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15岁，按照1935年4 月7 日颁 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他的女儿完全可能因他而遭殃。 同时他懂得，完全拒绝在秘密审讯时作出假供，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秘密处 死，甚至得不到一个向世人表明自己真正的态度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在遭受不太长的审讯后，决定暂时屈服，作出一些 供词，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以便到公开审判时，即当人们可以听到他的 声音时翻供。1937年6 月，他在第一份供词上签了字。 就这样，在公开审判的第一天，克列斯廷斯基就利用了这难得的或许是 唯一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态度。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被告胆敢 当庭声明自己无罪并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唯一的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意外举动打乱了法庭审判的程序和安排。无论按其在右 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地位，还是按法庭开庭后被询问的次序，克列斯廷斯 基都不是第一名被告。但是，这位列宁在世时就已经进入联共 （布）中央政 治局的革命家，以他勇敢、镇定和蔑视法庭的声音，迫使法庭给予他应有的 注意，迫使法庭把他作为第一位被告。 审判长：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不予以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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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在预审中是承认了，但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 子。 审判长：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克：我在被捕前是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现在仍是这样 的党员。 审判长：您承认您犯有参加间谍活动和参加恐怖活动的罪行吗？ 克：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没有参加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没有犯过哪怕一件罪行。⑧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所顾忌的回答，使审判长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办， 是继续审问下去呢，还是审问别人。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法庭的真正主人 本来就不是他，他只是受命扮演审判长的角色而已。他忽然想到验证被告的 身份和询问每个被告是否认罪的程序还没有走完，于是他中止了对克列斯廷 斯基的审问，接下去问别的被告，等到他得到其余被告都承认有罪的回答后。 便宣布休庭 20 分钟。 法庭的主持者们退到了议事厅研究对策。当然，他们通过研究是拿不出 什么足以使桀骜不驯的克列斯廷斯基低头认罪的证据和事实来的。他们只能 通过别的被告的口供来证明克列斯廷斯基有罪，而这样的口供在漫长的预审 期间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强迫被告互相证明有罪的方法，是内务部和法庭确 定犯罪集团存在的基本方法。法庭组织者决定改变审讯的次序，首先讯问别 索诺夫。 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生于 1892年。他于 1911年加入社 会革命党后，一直追随社会革命党寻找革命真理，直到 1918年 7 月才脱离该 党，后自愿加入红军并于 192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年轻时曾在瑞士留 学。1921—1924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从事教学、贸易和外交 工作。1930—1932 年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处干部，从 1933 年起任苏联驻 德国全权代表处参赞。作为外交官，他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经历，要 安全度过大清洗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另外，他的外交职务，尤其是在德国工 作的职务为内务部侦查员们把他打成托洛茨基与国内阴谋分子的联络员提供 了前提条件。但他没有想到，他不是被一般地作为 “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 分子被清除，而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被清除。别索诺夫是 1937 年2 月28 日，即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的第2 天被抓的。直到 1937年底，他 在秘密审讯中没有向内务部的暴力屈服，没有承认向他提示的罪行。苏联最 高法院军事法庭于 1937年8 月13 日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没有对他进行判决， 而决定对他的案子进行补充审查。别索诺夫被 361 暂时保留了下来，以便让他在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充当一个 与他的身份相当的角色，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加以使用。 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 务，挖空心思对别索诺夫进行了种种肉体折磨，以粉碎他顽强的抵抗，后来， 别索诺夫在服刑期间，向别人叙述了他遭受长时间严刑拷问的情况。侦查员 们对他进行过连续 17个昼夜的 “疲劳轰炸”和“车轮战”，不让他睡，不给 他吃，他倒下了，失去知觉，再把他搞醒，拖起来。侦查员们采用了接力的 方式，酒足饭饱之后就来到了刑讯室，代替已经疲劳的前任对他进行拷问， 反反复复地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逼他承认和编供。在拷问中，他的肾脏被 打坏了。终于，侦查员们把一个强壮结实的人整得瘦弱不堪，昏昏沉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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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第一批捏造的材料上签了字。长期的非人折磨，把他变成了内务部手中 处于痴呆状态的驯服工具。当他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面色苍白阴郁，像 个机器人一样。根据他的供词，他似乎为反对派头目安排了与托洛茨基及其 儿子谢多夫的会面，并且传递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文件。 3 月 2 日上午休庭以后，别索诺夫成为第一个被审讯的被告。他机械地 交待着自己的罪行。当他谈到遵从托洛茨基的指示，设法在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之间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询问布哈林，他是否 能证实别索诺夫所说的情况。布哈林根本不谈别索诺夫所起的作用。他回答 说，早在别索诺夫之前，就通过 “右派分子”与皮达可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分 子进行过会谈。 维辛斯基：你们是在进行谈判 是不是有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联合行 动？ 布哈林：是的。⑨ 别索诺夫供认，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一道参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从表 面上看，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他和克列斯廷斯基都在柏林工作过。维辛斯 基提醒他说，克列斯廷斯基对此予以否认。别索诺夫按照预审中的多次排演， 不加思索地交代说是克列斯廷斯基把他称作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络的联络员 的，并说这件事只有克列斯廷斯基和皮达可夫两个人知道。克列斯廷斯基在 1921—1930 年间担任苏联驻德国大使，不在国内，没有参加 20 年代的党内 斗争和党内派别斗争。但是，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有办法使他成为托洛茨基分 子。他在国外工作就被视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并参加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好机 会。他在预审时，为了养精蓄锐，承认了这一点，在侦查员要求他签字的材 料上签了字。现在，别索诺夫被提出来证实这一点。 当别索诺夫像背台词一样将他们的关系、他与谢多夫和皮达可夫联系的 细节交代一番以后，他立刻被当作能够老实坦白的典型予以表扬。他的交代 被检察长维辛斯基作为向克列斯廷斯基进攻的根据。但是，别索诺夫按照要 求交待 “罪行”后，维辛斯基没有忘记像通常那样让被告给自己的罪行定性。 这是检察长借以挖苦、讽刺和贬斥面前的阶下囚和借以表现自己优越地位的 机会。尽管别索诺夫在所谓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高，堂堂的总检察 长先生无须借贬斥这样一个普通的成员来抬高自己，但检察长先生终究是检 察长先生，他自负、骄横、虚荣。这种本性使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是情不 自禁，不由自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普通的被酷刑治服的 阴谋集团成员，也并非是任人耍弄的木偶。他是一个有荣辱廉耻的人，是一 个没有泯灭正义感的革命者。这种本性也使他在不能公开对抗的情况下，几 乎是不由自主和情不自禁地作出了他的回答。 维辛斯基：您如何评定这样的罪行？ 若按照刑事法典的说法。 别索诺夫： （沉默） 维：或许我能够帮助您吗？ 别：我觉得您要比我更善于做这种事。我现在要说的听起来会是不真诚 的和不可信的，若是您说的话，那将是确实的。⑩ 维辛斯基转过头来让克列斯廷斯基就别索诺夫的交代作出回答。克列斯 廷斯基承认自己在西方国家与别索诺夫见过面，但他理直气壮地否认与托洛 茨基有任何关系。他说，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从未与别索诺夫谈起 过托洛茨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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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别索诺夫见过面吗？ 克：是。 维：谈过话？ 克：是。 维：谈什么？关于托派的事情？ 克：我和他没有谈过，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别索诺夫说了谎话，而您说的是实话了？！您从来都说实话 吗？ 克：不是。 维：就是说，别索诺夫说的是假话？ 克：是。 维：但是，您也不总是说实话，对吗？ 克：在案子审理过程中不是总说实话。 维：而在其他时间说的都是实话吗？ 克：说实话。 维：为什么如此不尊重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您说的不是实话吗？ 请解释一下。 （克列斯廷斯基沉默）听不到回答。我没有问题了 。 然后，维辛斯基再次讯问别索诺夫，并让克列斯廷斯基注意听。别索诺 夫重复了过去的交待，内容是关于为德国搞间谍活动，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与 托洛茨基的联系，他从克列斯廷斯基那里听到的话。维辛斯基让他说话简单 些，具体情况应让克列斯廷斯基交待。然后，维辛斯基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 否回想起这些情况。克列斯廷斯基不加思索地断然回答说，他与别索诺夫根 本就没有谈过这些话。他断然否定了别索诺夫的供词，并再次声明他自己在 预审期间的全部供词都是假的。 维：您听到别索诺夫详细叙述了你们谈话的内容，其实质和您的说法距 离太远，怎么办？ 克：这些谈话内容是没有过的，尽管 1月对质时我承认了部分内容。 维：您和别索诺夫对质时承认了上述内容？ 克：是。 维：那么，这个谈话有过？ 克：没有我没有参加托洛茨基中心，因为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从来都不是？ 克：不，1927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您在 1927年以前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克：是。 维：1927年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了？ 克：在党的十五大以前 我和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以 1927年 11月27 日为标志，这时我通过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莫斯科的谢列布里 亚科夫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尖锐批评了他，是一封措词强 硬的信 维：我们这里没有这封信。我们有另外一封信，这是您给托洛茨基的信。 克：我所说的那封信在法院侦查员那里，因为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拿走的， 请你们把这封信归档。 维：在您的案卷中只有 1927年 7 月11 日的信，是在搜查时没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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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11月27 日的信也在那里。 维：没有这封信。 克：不可能。 维：我在预审中询问您时，您说的是实话吗？365 克：不是。 维：您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请您讲假话了吗？ 克：不是。 维：我请您讲实话了吗？ 克：您这样说过。 维：您为什么在我请您说实话时，还说假话？使侦查员把假话记录下来， 然后您又在上面签字？ 克：我过去在预审时的交待是不对的。 维： 那么后来您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 克：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侍，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开庭审 判之前 （如果能够开庭的话），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供词。 维：而现在您认为您能够推翻您的供词吗？ 克：不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在于我声明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您说过，您自己处在特别秘密地位。什么是 “特别秘密地位”？ 克：您知道。 维：您不要把我当作这一案件的证人，我问您，什么叫特别秘密地位？ 克：这句话是在我7 月5 日或9 日供词中，而这个供词从头至尾是不对 的。 维：您使检察院造成误解 为什么您要我也陷于误解？ 克：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以前讲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如果我 讲事情都是不真实的，那么我这样的声明是不会被送到党和政府领导人那 里。 维：但是您已在记录下面签了字？ 克：签了字。 维：您记得吗，我不是直截了当地问过您，对调查有什么声明或意见吗 现在让我来读一下您对侦查员舍伊宁的回答。 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是： “我对调查没有任何意见，”（11） 克列斯廷斯基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中还多次明确地声明，以前的交代并 非出于自愿，检察长要他承认的多种罪行并不存在。结果，上午的审判会以 失败告终。外国记者们立即将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现报告本国新闻界。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严密地注意着法庭，当然也注意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在 法庭上的表现。法庭里安装的传播装置及时把法庭上的对话传到了克里姆林 宫。不仅在审判台附近，而且在审判大厅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秘密的传播装 置，借以掌握听众的情绪和整个会场的动态。整个审判从头到尾被拍成了电 影。另外，大厅的后面有一个封闭的阳台，人坐在阳台里，大厅里的人是看 不见的。但是，参加审判会的人中，有的人包括外国记者，看到缕缕烟气不 时地从那里升起。一些人确信，斯大林常常呆在那里。 3 月 2 日下午休庭期间，主持审判的人在一个专用的房间里讨论了下一 步的行动，还有一个专门掌握动态研究对策的班子一直在十月大厅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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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紧张地工作着。这个班子由扎科夫斯基主持。他们共同研究的对策无从知 晓，但从以后的审判中可以看出，他们施展了一种狡猾的阴谋手段。下午的 晚些时候复会后，法庭继续审问别的被告，让他们交待罪行其中包括揭发克 列斯廷斯基的罪行。克列斯廷斯基在供词涉及到他时仍旧予以反驳。可是后 来公诉人便不再讯问克列斯廷斯基。当第二天晚间终于再讯问他时，他的态 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招认了对他的每一项指控，并把他在预 审时的假供重新确认。研究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历史学专家麦德维杰夫说：“但 是这个克列斯廷斯基却是另外一个人。审判时在场的有一些人非常熟悉被告 们，是绝不会把他们弄混的。其中有一人在与我讨论这次审判时说， ‘审判 的第一天，被告席上坐的的确是克列斯廷斯基。当然，布哈林、格林科和雅 哥达也在那儿，以及其他一些我从前很熟悉的人。但是第二天被告席上坐着 一个人，看上去很像克列斯廷斯基，但我不能保证就是他。在整个审讯期间， 我只有这一次对一个被告是否是他本人产生了怀疑。’看来，很可能是由一 个化装得很巧妙的演员替代了克列斯廷斯基。像任何其他戏剧表演一样，这 场表演完全可能也有某些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拥有固定的替身，或至少可以迅 速找到替身的。” （12） 在晚间的审判会上，首先被审问的是前财政人民委员格林科。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林科 1890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省什捷波夫卡 村一个职员家庭。乌克兰人。受过高等教育。1919年入党。 1906—1912年，格林科是社会革命党党员。1913—1917年在军队服役。 1920—1923年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和计委主任。1923—1925年任基辅省 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1929年被任命为苏 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从 1930年 10月起担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在党的十七大上，他被选为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7年 8 月 1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除了格林科财政人民 委员的职务。同年 10月举行的联共 （布）中央全会撤销了他党中央候补委员 的资格并将他开除出党，随即被作为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犯予以 逮捕。 格林科在法庭上交待了他过去在乌克兰的同事，还把中央的一些高级官 员如安季波夫、鲁祖塔克、雅科夫列夫、瓦列伊斯基称为“右派阴谋分子”。 按照他的交待，亚基尔和加马尔尼克曾吩咐财政人民委员部储蓄局局长奥泽 梁斯基谋害叶若夫，指使北方海运总局干部别尔加维诺夫刺杀斯大林。格林 科自己的任务是在财政方面进行破坏活动，以削弱卢布的购买能力和苏联财 政的实力，掀起人民对苏联税收、储蓄、工资制度的不满，最后导致人民对 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反对。格林科还交待他与博洛京、泽连斯基等在国内商 业贸易中进行破坏活动，通过向欠收地区大量提供商品而向丰收地区提供少 量商品的办法，制造商品供需的矛盾，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样，似乎几个小 小的管理财政和商业的官员变成了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 接着，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受到讯问。他对克列斯廷斯基的所谓罪 行的肯定再次遭到克列斯廷斯基的反驳，李可夫被捕前情绪极度沮丧，由于 当时过度的饮酒和监狱中受到的压抑，他在法庭上说话时语无伦次，常常不 由自主地嘿嘿发笑。 格林科：我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雅哥达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不过我与雅 哥达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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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转向法官）能允许我询问李可夫吗？被告李可夫，关于这一点， 您曾与格林科谈过吗？ 李：我无法确切回忆，不过我不能排除这个事实。 维：就是说，您谈过雅哥达参加的事情啦？ 李：是的。 接着，维辛斯基询问被告关于破坏活动的问题。 维：被告李可夫，您承认与格林科谈过破坏活动的问题吗？ 李：我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我对此否认，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想减轻 自己的罪过。我干过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 （13） 李可夫和布哈林在整个审讯期间，包括在接受公开审讯时，都采取了抽 象承认罪行而具体否认罪行的态度。他们承认组织了非法组织并给这个组织 规定了恐怖的方针。他们表示对本组织中所有人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负 责，但否认他们本人知道和参与某项具体活动。这是他们长期遭受高压和包 括使用人质在内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 3 月2 日的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切尔诺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诺夫1891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捷齐 诺村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20年入党。 1909—1918年，切尔诺夫是孟什维克党党员。1918—1920年是社会民主 党国际主义者。1920—1923年是俄共 （布）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委 员。曾任该省省监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俄共 （布）省委书记、省执行委 员会主席。1923年 7 月被派到顿巴斯主持党的工作。1925—1928年任乌克兰 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30年调到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从 1934 年 4 月 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1937年 10 月 30 日，因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予以解职，随即 被捕。联共 （布）中央12月全会撤销其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切尔诺夫像斯大林和米高扬一样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和被告沙兰戈维 奇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执行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破坏农业的任务。他们两人 都曾经奉中央之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1929 —1930年，切尔诺夫到乌克兰搞过粮食征集工作。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他 实际上是从农民的口中夺取粮食，并为此使用过暴力手段。后来他担任苏联 农业人民委员。他虽然坚决地执行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但在集体化过 程中看到农民宁肯大量宰杀牲畜吃掉也不愿交给集体农庄的情况，曾对集体 化政策发过怨言。这样的事被人反映到中央，成了他挨整的原因之一。沙兰 戈维奇与他的情况类似，在担任白俄罗斯中央书记期间，使用过暴力手段强 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关于切尔诺夫对强制集体化不满的说法并非诬告。切尔诺夫当上农业人 民委员后，确实主张改正强制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对农民实行宽 松政策。1935年2 月，他在向全国先进农庄庄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 中谈到了宅旁地的问题，主张正确对待自留地问题。他说： “这里可能有两 种极端的方式：一种是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另一种是给予庄员这样 多的宅旁地，以致庄员要耕种它就要用去一半多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不能在 集体农庄的社会化生产中踏实地劳动。两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 必须寻求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将首先有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同时又能满 足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 （14）当时，农村中推行的是全盘集体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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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留什么宅旁地。比较富裕的农户，甚至不大富裕但房屋住得较好或留 有较多一点家畜的农户，都可能被划入 “富农”的圈子。农民根本不敢要求 宅旁地。切尔诺夫作为人民委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了代表们 的欢迎。同时，他在私下谈话中，还讨论了 “驱赶”农民入社、流放本人参 加劳动的富农等错误做法。 瓦西里·福米奇·沙兰戈维奇1897年3 月4 日出生于维连斯克省科恰内 村一个农民家庭。白俄罗斯人，受过初等教育。1917年 12月入党。 1910—1917年，他是一名钳工，在铁路上任助理机械师。他参加过十月 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 年 12 月，他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 （布）中央 委员会的派遣，到波兰军队占领的明斯克省从事地下工作。1920年被占领当 局逮捕后判处死刑，后改为 10 年苦役。1921 年被苏联政府交换回国。1921 —1923年，沙兰戈维奇任白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3—1926 年任白俄罗斯工会委员会责任书记，1926—1930年在西伯利亚担任工会和党 的领导工作，曾任伊尔库茨克区党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白俄罗斯党 中央第二书记，党的十七大后，任联共 （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兼任 中央监委哈萨克斯坦和哈尔科夫州特别委员。1937年 3 月 18 日担任白俄罗 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仅4 个月后，即 1937年 7 月29 日，就被作为“右派— 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而予以撤职，随即被捕。 把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这样的干部整掉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排除 掉可能对中央政策有意见的异己势力，二是让他们充当中央错误的农业政策 的替罪羊，收到开脱罪责和转嫁人民的不满两种效果。寻找替罪羊的方法是 不思改过的专制统治者通常使用的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在当时的苏联，这种 手段屡试不鲜。1928 年和 1930 年，公开审判的 “沙赫塔案件”和“工业党 案件”就是嫁祸于人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批优秀的工程人员和著名 学者的所谓破坏，成了工业建设不景气和问题成堆的原因。1932—1933年苏 联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全国的大饥荒，使全国饿 死至少二三百万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错误政 策，根本不是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错误。这是苏 联人民尽人皆知的。当时，苏联报刊把外国报刊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一律愤怒 地斥之为诬蔑，因为只有苏联才能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可是， 无论怎么武断的和大规模的宣传，也无法使人民忘怀那忍饥挨饿的年月，忘 怀亲人、邻居和朋友成群地饿死的惨景，当然也无法使人民忘记引起饥荒的 原因。但是，莫斯科公开审判给了某些人一个推卸责任和挽回影响的机会。 如果说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利用这种机会的话，那 么第二和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他们想到了并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要 让反对派领袖们亲口承认这个罪责，具体叙述一下他们是怎样大量毁灭粮 食、滥杀牲口、破坏工业和商业。然后，将他们的供词赫然醒目地刊登在各 种报刊上，向人们灌输，使人们相信。你们看，反对派领袖自己承认了，而 且很具体，难道这还不是真的吗？可是，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都不是老布 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他们是国 内战争结束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 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的围剿。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妨碍审判的组织 者把他们打成以反对派领袖为首的阴谋集团成员，虽然做起来有点牵强。他 们在秘密审讯中被治服了，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他们宣布自己实际上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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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比公开的反对派更可恶。 切尔诺夫直到 1937年 10月30 日才被撤销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因此以 前许多年农业上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他。在法庭上，他承认自己对农业集体 化持怀疑立场。他还交代说当时乌克兰的许多领导人都持这种立场，其中有 著名的乌克兰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扎通斯基。他还承认了许多农业部门和与 农业有关的部门的破坏活动，有些是他直接参与的，有些也是他要负责的。 他懂得审讯组织者的意图。他懂得，谁负责什么工作谁就可能为这方面出现 的问题而付出巨大的甚至直至生命的代价。但他表示愿意为农业方面的破坏 活动承担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并不只有他和沙兰戈维 奇几个人。莫斯科军区的一名老兽医成了马匹倒毙问题的牺牲品，他被加上 了用注射毒剂的方法杀死25000 匹马的罪行，枪决了。1937年9 月，因大量 马匹发生传染性贫血症，农业部兽医总局局长涅达钦、红军兽医部部长尼科 利斯基和农业部高级兽医切尔尼亚克被捕，后来永远地消失了。在重刑之下， 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很容易地懂得了如何编造自己的罪行，那就是把农业 中的重大问题都说成是自己有意的破坏活动。他供认，他和他的同党曾故意 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他还故意煽动农民的不 满情绪，于是造成了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事件，他还让致病的杆菌污 染大型粮仓。他承认他指使畜牧管理局和畜牧供给局的负责人，不要向发现 西伯利亚溃疡病的东西伯利亚运送治溃疡病的药剂，造成了25000 多匹马的 倒毙，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造成了列宁格勒州、沃罗涅什州和亚述夫—黑海边 区的猪瘟，造成了几万头猪的倒毙。他还通过供给劣等种子造成农业减产。 他的罪行之无所不包的程度几乎囊括了农业方面所有重大问题，就差没有承 认他跑到森林里去放火了。除了破坏活动，切尔诺夫在乌克兰工作期间，还 煽动中农闹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他是按照 “右派—托洛茨基中心” 的指示去干的，他的顶头上司是李可夫。另外他还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保持联 系，并且是德国间谍。 请看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关于切尔诺夫的两段谈话。第一段是3 月2 日对 切尔诺夫的询问，第二段摘自他审判终结时的起诉词。 “维辛斯基：那么，您记得您从德国情报机构得到多少钱吗？ “切尔诺夫：大约3 万德国马克和 15万苏联币。其中相当部分用于我个 人的开支。” （15） 当时，切尔诺夫一家包括孩子、侄子和孙子住在莫斯科滨河街一套三居 室的楼房中。家具是从单位领的，没有地毯，没有玻璃器皿。他的妻子娜杰 日达手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另外还有一块小金表，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奢侈 品。也不知得到大量津贴的外国间谍都把钱花在了哪里？！ “维辛斯基： 按照他 （指切尔诺夫——作者注）的指示，25000 匹马 被毁掉了。在类似西伯利亚这样的边区，大量的马匹被毁掉了。他们特意给 注射丹毒和鼠疫菌。他们在沃罗涅什州、亚述夫—黑海边区和列宁格勒州， 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的任务是单纯的：削弱红军的防卫力量。”（16） 1938年3 月4 日，即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切尔诺夫的所谓罪行已见诸报 刊： “切尔诺夫和祖巴列夫利用自己的职位大量毒杀牲畜。这些凶恶的两脚 老鼠千方百计地破坏庄稼，用壁虱毁坏收获的粮食，让粮食在仓库里烂掉。 他们像盗贼一样，企图抢掠农庄庄员，把他们一天的劳动变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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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由于切尔诺夫在交待时提到李可夫，李可夫再次站起来回答质询。他承 认切尔诺夫的说法是存在的，但否认与切尔诺夫具体谈过阴谋活动的问题， 也没有支持过切尔诺夫的某项具体行动，但他也不排除他这样做的可能性。 他采取的是原则上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 3 月3 日，首先被审问的是前木材工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893年出生于图拉一个铁匠家庭。 俄罗斯人，1915年入党。 伊万诺夫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因参加革命运动屡遭逮捕。二月革命后， 他担任莫斯科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莫斯科巴 斯曼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赤卫队领导人等职务。国内战争时在南线作战。 1920—1921年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1921—1924年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 部长和莫斯科州党监委主席。1924 年 10 月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共产党组织局 书记。在 1925 年 2 月召开的乌兹别克共产党一大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27 —1931年任联共 （布）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1931年被任命为北方边区党 委第一书记。1937年被任命为木材工业人民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中央 候补委员和十七大的党中央委员，同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伊万诺夫交待说，他是根据罗森戈尔德的指示破坏木材工业的。他的主 要罪行是在国际市场贱卖木材，使苏联蒙受巨大损失。按照布哈林的说法， 恐怕这要算是对英国资产阶级许诺予以支持的预付款。另外，他破坏木材加 工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特别是造纸工业，以打击文化革命，造成书 籍、纸张等供应的缺乏，从而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伊万诺夫还供认说，他 参加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曾试图建立暴动 队的恐怖小组。因为提到 “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站起来回答询问说， 他曾指示成立非法组织，而不是什么暴动队。他不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提出过 “起义的方针”，但没有下达过任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指示。至于像伊万诺夫 这样的实干家根据他的理论去行动，那么他愿意为此担负责任。 按照日程安排，下一个受审人该是克列斯廷斯基，但改成了农业专家祖 巴列夫。普罗科皮·季莫费耶维奇·祖巴列夫1886年出生于维亚特卡省科捷 利尼奇县一个农民的家庭。俄罗斯人，受过中等教育。1904年入党。在 1905 —1907年革命期间，多次被捕。1907—1915年长期担任一个县合作组织的训 导员。1915—1918 年在部队服役。1918—1919 年任乌法省粮食委员会副政 委。1919—1920年在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1921年又回到乌 法省粮食部门任领导人。1923—1928 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第二书记。 1931年他到莫斯科担任全苏种子培育联合公司的主任。1934年被任命为俄罗 斯联邦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后来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 人民委员和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1937年3 月被捕。 祖巴列夫的罪行主要是破坏粮食供应。主要手段是通过选种、净化、保 管等环节降低种子的质量，达到降低农业产量、引起农民不满的目的，特别 是在蔬菜生产上是如此。另外，他没有再回答不在农场系统建立正确的轮作 制，使农业产量降低，并且使牲畜缺乏饲料，造成牲畜的大量倒毙等问题， 像其他被审问的人一样，他也参加了政治阴谋活动。他与右派分子以及 1937 年被处死的穆拉洛夫建立了联系，在农业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恐怖小组，其目 标是莫洛托夫。他并且在农业方面充当德国间谍。他甚至承认他 1908年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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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暗探局所征募。这时，维辛斯基突然差人带上来一个证人，名叫瓦西里耶 夫。他 1907—1910年任科捷利尼奇市的区警察局局长。他承认是他吸收祖巴 列夫参加了暗探局。这不过是一幕拙劣的滑稽剧。在缺乏检查、对证的情况 下，从内务部可以随便拉来一个人充当这种角色。 3 月 3 日晚6 时夜审开始。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始对克列斯廷斯基进 行审讯。维辛斯基，这个审判的导演兼演员，请求法庭先让他对拉科夫斯基 进行询问。他首先询问拉科夫斯基关于克列斯廷斯基给托洛茨基的断交信。 拉科夫斯基说，他想起了这封信，那不过是一种掩护，实际上他根本未与托 洛茨基断绝关系。于是，维辛斯基亮出了他前一天绝口否认的一封信，即克 列斯廷斯基所说的 11月27 日写的信。维辛斯基今天承认信中谈到反对派已 经失败和在党内工作的必要性，但同时声称，这不过是表明他是在进行秘密 的破坏活动。维辛斯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以后，立即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 接受这样的说法。 克列斯廷斯基与公开审判的第一天相比，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那时他 说话语气平稳凝重，遇到维辛斯基讽刺挖苦时有些激动。那时他严正地声明 自己无罪，他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阴谋活动。可是今 天，他完全变了样，突然变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但承认维辛斯基的指控， 而且完全承认了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怎么会 是这样呢？他说话的样子呆板、机械，语言里充满了绝望的色彩。 维：您已听到了拉科夫斯基有关您所谓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详细说明。 您是否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解释是正确的？ 克：他说的是对的。 维：如果拉科夫斯基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话，您是否还要继续欺骗 法庭，否认自己预审供词的正确性？ 克：我完全承认预审时我的供词。 维： 那么您昨天的声明是怎么回事？这只能解释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审 判会上的阴谋伎俩。 克：昨天因受到一时的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支配，因为坐在被告席 上和宣读控告结论时给我以极沉重的印象，使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说真 话，不允许我说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本应说：是的，我有罪。可是我 很机械地事不由己地说：不，我没有罪。 维：机械地？ 克：我实在无能为力在世界舆论面前说出自己始终进行托派活动，反对 苏维埃政权。我请法庭记录下来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向我 本人提出的所有性质严重的控告，我承认自己对我的卖国行为和叛变行为负 全部责任。 维：我对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18） 维辛斯基得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对预审供词的确认，立即中止对他的审 问。 奥尔洛夫在其所著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谈到从3 月2 日到3 月 3 日这一天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这一疑问时，是这样说的： “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 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因为，前两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全部被告都 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因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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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 （19）奥尔洛夫在这里的分析，与其全书风格不一样，而且缺乏事实根据， 分析也欠深入和有理。克列斯廷斯基如果真如奥尔洛夫所说是完全与法庭合 作的伙伴，那他被枪决便不大合乎情理，也不合乎审判组织者已有先例的做 法。更不合乎情理的是，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随之被捕。比较 起来，麦德维杰夫在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中的说法要合乎情理。 据悉，为了使克列斯廷斯基停止顽抗，3 月 2 日夜里在卢比扬卡监狱里 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直至他的右臂脱臼。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把他所说 的1927年 11月27 日的信在法庭上说明。也可能使用他的女儿作为人质向他 施加了压力，就像 1936年审讯斯米尔诺夫时用的手段一样。根据苏联总检察 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所载， 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莫斯科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所的所长罗森布吕姆 1956年在法庭上作证说，许多被捕的人被毒打后送到了卫生所。 “ 克列 斯廷斯基被审问后送到我们卫生所时不省人事。他被毒打，整个脊背已被打 得血肉模糊，没有一片好肉。我记得，他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中在卫生所 躺了3 天。” 《异议书》接着说，“在法庭审讯中，尼·克列斯廷斯基不承 认有罪，审判长乌尔里赫被迫宣布休庭，而休庭以后尼·克列斯廷斯基作出 了所需要的供词。” （20）这说明克列斯廷斯基是在严刑拷问后作出法庭所 需要的供词的，我们从上文看出，克列斯廷斯基1937年5 月底被捕后采取了 养精畜锐以待公开审判的策略，6 月份就痛痛快快地作出了交待。此后直到 公开审判，没有遭受什么恶劣待遇。而如果审判期间遭受毒打并在监狱卫生 所躺了3 天的事实成立，那就足以证明麦德维杰夫关于克列斯廷斯基替身的 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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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可夫在法庭上 我要把苏联侦讯机关的这一 “马德里宫廷”的所有“秘密”都写出来 即使我不久就要死，即使我是一具 死尸，但你们要知道 死尸有时也会说话的。 ——拉科夫斯基 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 1881 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农民的家 庭。俄罗斯人。曾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1898年入党。在莫斯科三次公开 审判的主要案犯中，他是党龄最长的一位。 李可夫早期在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戈罗德诸省和 莫斯科、彼得堡、奥德萨进行革命活动。1902 年李可夫到达基辅， 接着到日内瓦，见到了列宁。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参与 领导了 1905年的莫斯科革命。因为奔走革命，经常来往于国内和国 外，多次被捕。就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一所我曾经呆两个月以上 的住宅”。 （21）最后一次的流放地是纳雷，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 解放了他。不久，他和布哈林、 Г·A ·乌西耶维奇、B ·Л·诺金、Г·N ·洛莫夫等，成为莫 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可夫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从 1918年4 月至1929年2 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战争的年代，他担任劳 动与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委员，负责红军和红海军的军需供应。1921年任俄罗 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与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于 1924 年继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俄共 （布）和 联共 （布）第三、四、六、九至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十七大的中央 候补委员。1922—1930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可夫跌落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斯大林 有重大政治分歧，以及他和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与斯大林斗争的失败。他和 加米涅夫一样，曾较早地在党的会议上表达过反对个人专制的明确立场。在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说： “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 我们反对制造 ‘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 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 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 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 司令部的人。” （22）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与加米涅夫站在对立立场上的 李可夫表达了同样的反对专制的观点，他说： “不论何时，不论在谁面前， 不论在斯大林面前，也不论在加米涅夫面前，也不论在别的什么人面前，党 都不会屈下自己的双膝。” （23）然而，4 年以后 （多么快呀！）布尔什维 克党就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了自己的双膝。又过了不多几年，党受到了斯大林 的任意宰割。1929年以后，李可夫在党中央和政府的职务相继被撤销。1931 —1936年担任邮电人民委员。 李可夫的女儿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李可娃有一段对父亲的回忆， 生动简洁地描绘了李可夫。 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他身材匀称，个子略高，深色的头发， 诚恳的面孔，不同寻常的蓝眼睛，颜色深浅不一的胡须。我的母亲也是一位 老党员，在她同父亲初次相识时，曾因他的胡须发生过误会。母亲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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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巴黎，在列宁的住宅里。克鲁普斯卡娅那天不在家，伊里奇在同皮亚 特尼茨基 （24）下象棋。突然铃声响了。她打开门，看到一个留着 ‘杂色’ 胡须的男人 尽管他说对了暗语，可她还在犹豫：是不是密探呢？她低声向 伊里奇说了情况。伊里奇放下象棋，走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 ‘嘿，原 来是你这个密探！’ “上面谈的是他的外表。他的性格欢快。像布哈林一样，他喜欢开玩笑， 但有分寸，适可而止。他热爱大自然，但不像布哈林那样，带着画夹乘车外 出打猎，他更喜欢步行到郊外，看看燕麦长势如何，黑麦成熟了没有。 “他的工作？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有时他回来休息，吃完饭， 躺在沙发上说： ‘7分钟后要到人民委员会去，5 分钟后叫醒我。’他常常工 作到晚上 11点才回家，喝完茶后就读书。偶尔晚上有空闲时，全家就去剧院， 但这种机会很难得。 “他的朋友？很难说他跟某人特别要好。他几乎和所有同志都保持着公 开的友好关系。我记得他的脾气变坏的时间是 1930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最 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因为我记得这牵涉到我们全家。1936年夏，我从师范 学院毕业，父亲当时任邮电人民委员，他带我到远东去出差。我先是当他的 秘书和打字员，到了秋天，我开始到边防学校教俄罗斯语言文字。不久，我 们全家从克里姆林宫搬到一所 ‘沿岸街的房子’。一天，有人把我从学校里 叫出来，让我离开学校。我明白，固执己见是没有用的。我清楚地记得，当 我离开学校时，学员们出来看着我。 “家里沉闷压抑。十月全会以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悲观忧郁，他常常在 屋里一连数小时不声不响地踱来踱去。我们和妈妈都相信他， ‘只要是正确 的，就要坚持到底’。有一天我们读到了布哈林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中 指出强加给他与父亲的罪名是荒谬不实的。这封信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我们 突然觉得屋里出现了光明。妈妈对父亲说： ‘你也应该写这样一封信。’父 亲看着她，苦笑着说： ‘你想一想，谁会需要这个？’至今我对这句话还记 忆犹新。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在下一次全会，即2—3 月全会之前，奥尔忠尼 启则死了。妈妈听说后，低声说了一句 ‘最后的希望’，然后就因中风而倒 下去了。 “这次全会之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完全绝望了，他几乎不同任何人 说话。在最后两天，他已经不吸烟，不吃饭了。最后一天，天还不黑时，他 回到家里，然后又走出自己的房间。我问： ‘你还去那儿吗？’他没有回答。 这时我决定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381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的电话。我问： ‘您还要找我父亲吗“’他回答： ‘过一会打电话给您。’电话铃响了，他说：‘汽车已经派出去了。’我帮 助父亲穿好衣服，送他走出家门，向他告辞。他在一座石桥旁坐进了汽车， 然后车开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 （25） 李可夫在前右翼反对派中的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号领袖的地位，使他成 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名主要被告。由于他长期担 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因此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中原来担任中央 和地方的行政领导人似乎自然是他的部下，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自然都是 在他和布哈林指使下进行的。 1938年 3 月 3 日，克列斯廷斯基“认罪”后，他便被叫起来接受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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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他承认 1930 年他就组织了一个右派的地下组织，承认 1932年的柳金反革命集团案及其反革命的行动纲领要由他、托姆斯基、布哈 林、瓦西里·施密特和乌格拉诺夫负责，因为柳金只是行动纲领的名义上的 作者，而他曾经校阅过这个纲领。他说，行动纲领的实质就是认为有必要使 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通过暴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政权。李可夫还承认由他的 女秘书阿尔乔缅科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密切地注意着政府的动态。当他的 供词中提到布哈林而布哈林受到维辛斯基的询问时，他和布哈林都承认组织 了另一个恐怖集团，由前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领导，目的是谋杀斯大林和 卡冈诺维奇。但是，他和布哈林都否认他们对恐怖集团下达过任何具体指示， 也不知道这些集团的具体活动。不过，他们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李可夫 还承认，一些右派分子和叶努基泽、雅哥达、彼得松等人，包括图哈切夫斯 基元帅等，都是 1934 年夺取政权计划的参加者，但没有采取夺权的实际行 动。李可夫承认自己与国外法西斯，与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 联系。但是他被问到具体人和事件时，他都记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格林科 是什么人，但他承认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他的“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 李可夫表示要为他的阴谋集团许多罪行负责的同时，否认自己分裂苏联和阴 谋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的罪行。李可夫承认了许多重大的耸人听闻的罪 行，但缺乏具体内容，也没有具体行动。 李可夫： 一些最大的民族共和国要脱离苏联 维辛斯基：就是说，这是肢解苏联，许多共和国要脱离它？ 李：是的。 维：为法西斯主义者准备进攻和取胜的前哨阵地吗？ 李：是的，无疑是如此。 维：您是以叛卖的代价达到自己罪恶的目的吗？ 李：当然。 （26） 3 月 11 日开庭后，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兰戈维奇受 审。他的罪行也是多方面的。他承认，他从1921年起就充当波兰特务，是民 族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该组织包括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他 领导了 3 个恐怖小组，隶属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中心”。恐怖目标是1936 年军事演习时刺杀伏罗希洛夫。破坏经济的罪行有：制造猪瘟、马匹贫血症， 使大量牲畜死亡。强迫白俄罗斯的 10万单干户入社，说什么谁不入社谁就是 苏维埃的敌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故意挑动群众的不满。很显然，审判组织 者强迫他作出这样的供词是要他为集体化的严重后果负责，从而转嫁人民对 党的政策及党的领导人的不满。 维辛斯基：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您在本案中承认自己有罪的地方。 沙兰戈维奇：第一，我是祖国的叛徒。 维：一个老牌的波兰特务。 沙：第二，我是一个阴谋分子。第三，我直接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不对。第三，您直接的身份是白俄罗斯民族法西斯集团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是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沙：对。然后才是我个人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暗中破坏。 沙：对。 审判长 （乌尔里赫）：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的一个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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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是的。 啼判长：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是 沙：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使法西斯取得胜利，使苏联 在与法西斯国家发生战争时失败。 审判长：为了肢解苏联，将白俄罗斯分裂出去，使它变成 沙：使它变成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压迫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 （27） 审问几乎是导演和演员、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问答。 接着受审的是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 法伊祖拉·乌拜杜拉耶维奇·霍贾耶夫 1896年出生于布哈拉一个商人家 庭。乌兹别克人。1920年入党。 十月革命以后，他是筹备反对布哈拉埃米尔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1920 —1921年担任布哈拉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参与领导了反对布哈拉埃米尔的武 装起义。此后担任乌兹别克的党政领导工作，从 1925 年至 1937 年 6 月 17 日被捕前是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乌兹别克人民委员会主席。霍 贾耶夫和接着受审的乌兹别克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 （任期：1929— 1937）的主要罪行是推行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以前受审和以后将要受 审的被告的交待看，只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交待“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这样的问题既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存在，那 末在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自然就应该更为突出、严重和公开化。谈到霍贾耶 夫和伊克拉莫夫，如果从一贯实行中央集权和非民族化政策、推行大俄罗斯 主义的斯大林的政策看，那末霍贾耶夫可以说具有反抗中央集权的倾向。可 是伊克拉莫夫在乌兹别克共产党内代表的是与霍贾耶夫相对立的派别。然 而，他们交待说，他们在反对和对抗中央的活动中结成了统一战线，这是受 到布哈林为首的 “右派中心”的压力和安季波夫直接指导的结果。另外，霍 贾耶夫还供认，他从1920年即他入党时起就反对苏联。他和伊克拉莫夫不但 加入了右派集团，而且计划使乌兹别克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还像其他地方领 导人那样在工业、农业、畜牧业方面进行破坏。他供称，他们减少棉花种植 面积，加强粮食和工业生产，是为了摆脱对苏维埃俄国的依赖，建立民族经 济，最后分裂和独立。 伊克拉莫夫于 1937 年9 月12 日被开除出党，9 月底被捕。他的被捕与 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 9 月赴塔什干监督清洗运动和中亚大清洗全面展开直 接相关。他的罪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包庇托洛茨基分子，实际的原 因是他曾表示对恐怖清洗政策的不满。他在法庭上作出了类似于霍贾耶夫、 沙兰戈维奇的供词。 3 月4 日晚，克列斯廷斯基和前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在法庭上作出 了令审判官满意的交待。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1889年出生于维捷布斯克一个而人 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05年入党。 罗森戈尔茨参加 1905—1907 年革命后在维捷布斯克和基辅进行革命活 动。十月革命时，他是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在国 内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国家军事革命委员会、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以及第 5、7、8、13、15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192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 成员，1922 年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从 1928 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工农 检查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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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7年6 月任外贸人民委员。1927年 12月在党的十五大上被选为中 央监委委员。1934年 1月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和罗森戈尔茨说，1937年2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后，他 们二人和鲁祖塔克、加马尔尼克充当了 “右派阴谋中心”的领导人，计划实 行军事政变。他们二人声称，1922—1923年间，他们就通过托洛茨基与德国 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克列斯廷斯基承认了3 月2 日他否认的那次与托洛茨基 的会面。在会见时，托洛茨基就卖国、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作了全面的指 示。但同时克列斯廷斯基和罗森戈尔茨都作了一些不利于法庭的供词。克列 斯廷斯基交待说，托洛茨基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公认的右派领 袖，但他们的威信受损并受到当局监视，因此不应只看重他们 3 个人，应利 用没有受到监视的鲁祖塔克。罗森戈尔茨交待了生铁和其他金属出口中的卖 国破坏活动，因为这些出口是由斯大林和叶若夫批准的，因此法庭对这种供 词未予理会。 罗森戈尔茨有一个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十分美丽的女儿，名叫叶莲娜。1935 年夏天，在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涅斯托尔·拉科巴的苏呼米乡间别 墅里，贝利亚寻欢作乐，趁叶莲娜被灌醉的时候，将她强奸了，然后将姑娘 掐死。事后，他指示调查部门作了一个自杀的结论了事。现在，罗森戈尔茨 这个曾当过空军司令的将军不久就要被处决，贝利亚觉得他的一个心病就要 最后了结，他觉得由衷的宽慰。 （28） 下一个受审的是拉科夫斯基。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 基 1873 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科杰尔的一个地主家庭。保加利亚人。1896 年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系毕业。 拉科夫斯基是一个具有传奇式经历的国际革命战士。20 岁时就代表保加 利亚社会主义组织参加过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他先后参加过瑞士、德国、 法国、罗马尼亚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经常被捕。1917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党。1917年二月革命把他从罗马尼亚雅西监狱中解放出来后，他到了俄国的 奥德萨和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参加了苏联的国内战争。1918年担任乌克 兰临时革命政府主席。1919年3 月至1923年 7 月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乌克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23—1928年担任苏联驻英国和法国的全权代 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19—1927年，拉科夫斯基是历届联共 （布）中 央委员和历届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1927 年 12 月他在党的十五大上为 “左 翼反对派”的立场辩护，被作为重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随即被流 放到阿斯特拉罕和巴尔瑙尔。在反对派中，他迟迟于 1934年表示悔过。恢复 工作后担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学校局局长。1935年恢复党籍后，担 任苏联红十字会主席。1937年 1 月 27 日，因皮达可夫一案中有人交待他而 被捕。 拉科夫斯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烦恼。他从 不气馁，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是他的秉性。他是一位著名的老职业革命家， 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中，他的年岁仅次于两名医生，65 岁。他被 捕后，有8 个月拒不认罪，是在内务部警察的拷打和折磨下坚持相当久的一 个人。他在法庭上承认的主要罪行是：从 1924 年起成为英国间谍，1934 年 与托洛茨基决裂之举是欺骗党的行为，1934年重新入党后曾作为苏联红十字 会代表团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变成了日本间谍。这样一个一生为革命奔忙，不 怕坐牢杀头的老革命家，到自己的垂暮之年，居然随时准备加入帝国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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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特务组织，这让人如何理解呢？证据何在呢？但是在叶若夫控制下的内 务部能让被告承认一切。 拉科夫斯基的地主出身也成了他的罪过，并被维辛斯基利用来整治他。 这种作法类似于中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反动 “血统论”。 维辛斯基：这么说来，如果我说您曾经是一个地主，我没有说错呢？ 拉科夫斯基：您没有错。 维：那末，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弄清：您的开支的来路。 拉：可是，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开支的去处。 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9） 苏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老一代革命家都知道，拉科夫斯基将自己 的全部收入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向他参与建立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提供 经费，向他出版的这个党的报纸提供经费。他资助过俄国等国的革命家。内 务部警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可以使这位老革命家承认有罪，承认随便是哪国 的间谍，但他内心里明白，人民终究是不会相信，他这样的革命家会有如此 离奇古怪的荒诞举动，至少将来人民会看到被暂时掩盖的事实。但是，元耻 的公诉人维辛斯基，这位前孟什维克分子，这个把政治灵魂当作商品的政治 赌棍和政治娼妓，居然像一个无赖一样，肆意嘲弄他用满腔热血书写的历史， 这是已被酷刑折磨得麻木不仁的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提醒公 诉人注意事实。当拉科夫斯基交待所谓过去的罪行时，又不由自主地叙述起 自己的经历。维辛斯基，这个完全缺乏光荣历史，革命胜利后靠投机钻营而 爬上高位的变色龙，又嘲弄拉科夫斯基说，他有责任提醒被告注意，自己的 身份是反革命的匪徒、间谍和破坏分子。拉科夫斯基谈到自己长期顽抗后坦 白的原因。他说，1937年夏他听到了日本进攻中国和德，意大举干涉西班牙 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他震惊。他被监禁后产生的愤怒和虚荣心消失了。他觉 得，在世界人民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作为一个在押罪犯，只能靠彻底地揭露 自己来帮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多么矛盾的心理呀？一个革命者被剥夺了进 行革命的权利后，只能靠自己把自己打成敌人并予以揭露和诽谤的方式为革 命尽力。 维辛斯基： 你们托洛茨基分子为了什么缘由要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 斗争？ 拉科夫斯基：为了夺取政权 任何思想前提都没有。 维： 而且其目的是 反对苏维埃国家以夺取政权 为了谁的利益呢？ 拉：检察长公民，如果我对您说，我们试图夺取政权的目的是将它交给 法西斯，那末我们就不但成了罪犯，像我们现在这样，而且我们会成为傻瓜。 不过 （记录上此处是删节号） 维：不过什么？ 拉：不过，当我们认为能够夺取政权而又不必将它交给法西斯时，这不 过是精神失常，不过是空想。 维：因此，一旦你们计划夺取政权，它就必然会落到法西斯手里？是吗？ 拉：我完全同意这种判断。 （30） 就这样，总检察长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战 士、老革命家拉科夫斯基头上。这次公开审判后，拉科夫斯基被判处长期监 禁。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阿伦森 1956年在法庭上交待说，拉科夫斯 基服刑时，于 1941年5 月声明说：“我决定改变我的策略：迄今为止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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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宽恕，而没有陈述案件本身的情况。现在我要写一个声明，要求重新审 理我的案子，我要把苏联侦讯机关的这一 ‘马德里宫廷’的所有‘秘密’都 写出来。哪怕只是让那些转交各种申诉和声明的人知道也好，让他们知道， 我们这里是如何出于个人的政治报复而 ‘编造’虚伪的案件和审判的。即使 我不久就要死，即使我是一具死尸，但你们要知道 死尸有时也会说话 的。” （31）审判组织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迹，于1941年9 月11 日将拉科 夫斯基缺席判处死刑，秘密处决了。 3 月5 日上午，法庭开始审讯泽连斯基。 伊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泽连斯基，1890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手工 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初等教育。1906年入党。 泽连斯基从一个学徒排字工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刚刚15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俄国 1905—1907年革命。此后他在伏尔加河流域、奥伦堡、阿斯特 拉罕、莫斯科郊区、索尔莫夫等地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被捕和流放经常光 顾这位年青的革命战士。1915 年，他被永久流放至伊尔库茨克省上连斯克 县。但他逃出了流放地，于 1917年 1月到达莫斯科，成为该市巴斯曼区党委 的领导人和该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在莫斯科市苏维 埃、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担任领导工作。1934—1937年被 捕前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主任。他被捕前职位虽然不高，但他曾担任过 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书记（1925—1934）和莫斯科州党委会的书 记 （1921—1925））并且在党的十大上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是十一 至十七大的中央委员。20 年代中期，在党内派别斗争中，由于他不愿意无原 则地追随或打击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派别，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态度不 够坚决，因而受到斯大林的排挤。由于被捕前他担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 任，负责农村商业工作，因此，法庭主要追查他所谓破坏商业、煽动农民不 满情绪的罪行。在法庭上，他供认说，他 1911年就成为沙皇暗探局的特务， 1924年追随加米涅夫。1928—1929年被斯米尔诺夫吸收加入了“右派分子的 组织”。斯米尔诺夫 1933年被揭出来后，他与安季波夫取得联系，按照他的 旨意对农村商业网肆意破坏。按照安季波夫被迫作出的交待，似乎30 年代初 苏联许多物资的匮乏不是由于强制集体化对农业的破坏，不是由于 1932— 1933年人为造成的饥荒，而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担任局部领导工作的干部的 故意破坏。人们因长期挨饿而怨声载道，他们不应该抱怨政府和政府的政策， 而应当把矛头指向担负具体商业领导工作的干部。似乎苏联的物质非常丰 富，只是由于少数人故意把它堆在某些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发霉，而不供应市 场，于是造成许多日用必需品的短缺。泽连斯基就是这样交待的。他说，包 括他在内的右派阴谋集团故意制造了商品短缺的现象。比如，他故意使库尔 斯克州 1936年第一季度缺糖，使列宁格勒州缺乏皮毛，使白俄罗斯边界地区 1936 年夏缺面包。他还制造了缺盐现象。曹兵缺粮，士兵嗟怨，曹操无奈， 乃借管粮的仓官王垕之头以谢三军，众怨始解。古今中外，转嫁罪责的手法 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维辛斯基：1936年，由于您的罪过，不是您本人的罪过，而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阴谋集团的一个积极成员的罪过，整个莫斯科都没有鸡蛋，有过这样 的事情吗？ 泽连斯基：有过。 维：您能记起来这种现象特别紧张的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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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我现在说不出哪个月，可是我可以告诉您下面一个事实：1936年的 破坏毁掉了 50 个火车车厢的鸡蛋。 （32） 泽连斯基的破坏活动中还包括欺骗顾客的手段。他说，在出售商品时故 意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抬高物价，以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反革命阴谋 集团为了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但采用了诸如军事政变、谋杀 领导人、勾结帝国主义等卑鄙的政治手段，而且还有心思计算出售每个鸡蛋、 每斤食盐能激起群众的多少不满。 泽连斯基交待说，他们还采用故意屯积商品和颠倒季节性商品的出售时 间，破坏农村商品供应。他还交待，上述破坏活动都是由专门挑选的人进行 的，这些人包括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 前白卫分子、有各种社会历史问题和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可以想见，要 在全国农村供销系统完成上述庞大而琐碎的破坏活动，会需要多少人。如果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地清洗下去，仅一个农村供销系统会有多少人因为缺斤短 两的问题 （或者被人诬告有这样的问题）而受牵连，被清洗、坐牢或杀头。 苏联 1927年出生的孩子，几乎都不知道奶油是什么味道。从 1928年到 1935年，普通老百姓只在专供外宾的商店里看见过奶油，可那要付外汇。1935 年，长达6 年的票证制度终于被废除，商店里总算出现了奶油，但价格很高， 老百姓又不敢问津。有谁能够想到，维辛斯基居然要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 领袖们为缺乏奶油负责。顺便说一句，按照维辛斯基这种职业讹诈者蛮横的 逻辑推下去，只怕天不下雨，地上不长草，也是布哈林集团的罪责了。 不管如何，法庭是维辛斯基们的，他们随便怎么说都是有理的。他慷慨 激昂地询问道： “我想知道奶油的供应情况！你刚才谈了有关盐、砂糖的供 应情况，承认你们从事破坏活动造成了商店短缺这些食品。那么奶油呢？” 有趣的是，已经被内务部的刑讯治驯服了的泽连斯基居然与盛气凌人的 维辛斯基进行了争论。 “我们不向农村出卖奶油。”泽连斯基答道。 “我没问您出卖什么，”维辛斯基粗暴地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知道， 你们出卖的，首先是祖国 说吧，关于奶油的销售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泽连斯基重复说：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消费合作社不向农村出售奶油 ” （33） 但是，专横的维辛斯基仍坚持奶油问题。 维：我现在问您，您是否知道在居民奶油供应方面的罪恶行动，比如售 价便宜的奶油，您知道吗？这种行动是按照您的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 指示进行的，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泽：是的，我知道。 维：什么行动呢？ 泽：是如下行动：所有采购组织在制作奶油时都使用了世界奶油品级规 定的标准。 维：不是这样。 泽：就是这样。 维：不是。 泽：怎么不是呢？就这样生产的 这时，审判长乌尔里赫出面弹压被告。他说： “被告泽连斯基，不要争 吵，回答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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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产出来的奶油总是质地优良吗？还是您同样也尽力把它搞成质量 低劣的呢？ 泽：是这样。 维：您的组织的成员，与奶油事务有关系的人，往奶油里放玻璃，有这 样的事吗？ 泽：奶油里发现玻璃的事有过。 维：不是 “发现”，而是投进玻璃。您知道这二者的差别。是投进玻璃 吗？有这样的事没有？ 泽：有过向奶油中投放玻璃的事。 维：您的同伙，反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罪恶阴谋的同谋犯，往奶油 中投放钉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泽：有过。 这种审讯情景就像中国老式学堂里手拿戒尺的威严的先生，威逼淘气的 学生一样。 维：什么目的？是想让它 “更可口”吗？ 泽：这很清楚。 维：请看，这就是破坏捣乱的组织。在这方面，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泽：我承认。 （34） 维辛斯基总算满意了： “对你们这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您敢负责 吗？” “我敢。我敢为全部罪行负责。” 维辛斯基盯住不放： “为了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故意往黄油中 扔钉子和玻璃碴，对此，您也敢负责吗？” 泽连斯基顺从地答道： “敢负责。” 以推翻政府复辟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居然像市井无赖报私 仇那样，往奶油中放玻璃碴，并且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不知当时 的法庭上有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供词。但是，这不能妨碍惯于自欺欺人的维辛 斯基作出冠冕堂皇的总结发言： “在我们这样物产丰富的国家里，不会也不 可能出现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食品短缺的状况。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国某个 地区会在供应上运转不灵，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会突然在食品上 缺东少西。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些叛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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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哈林在法庭上 被告的口供不算定性材料。凭被告口供办事是中世 纪的司法原则。 ——布哈林 经过对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诸多要犯的审讯后，该中心的首 犯布哈林终于站出来接受正式审讯。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888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俄罗 斯人，莫斯科大学学生。1906年入党。 布哈林 17岁时参加了俄国1905年革命，曾多次被捕和流放。关于青年 革命家布哈林的活动和影响，可以从臭名昭著的沙俄奸细马利诺夫斯基的密 报中看出： “尼古拉——他就是有名的大学生布哈林。”接着，密报中说， 布哈林的讲演在多罗戈米洛夫 （莫斯科的一个分区——注）的工人和革命知 识分子中受到极大的欢迎。 （36）1911年，布哈林从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 逃到国外，在列宁的手下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第六次代表大会 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列宁介绍他到 《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刊物工作， 从此开始了他的受到列宁重视和支持的理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被 奥地利警察逮捕，以 “俄国间谍”罪名关在米尔克要塞。后来，他在奥社会 民主党帮助下出狱到瑞士，进行了反对护国派的斗争。1915年，他到了瑞典， 因反帝斗争被遣送到挪威。俄国二月革命时，他在美国。回国后，在 1917 年 7—8 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了大会宣言的制定。大会 采纳了他提出的关于列宁不出席临时政府法庭的决议。 十月革命爆发时，布哈林是莫斯科起义的一位领导人。1917 年 12 月担 任 《真理报》的编辑。1918年，布哈林在不间断地进行世界革命的理论指导 下，领导了党内 “左派共产主义者”团体，其中包括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 克列斯廷斯基等人。他们还激烈地反对布列斯特和谈，提出了一些被列宁称 之为 “奇谈与怪论”的观点。他们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 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 （37）但 他们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1919年党的八大后，布哈林成为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1920年，他发表了 《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受到了列宁的赞 赏。1924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布哈林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了大 量的工作。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经济学家。1929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同一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 书中，他被称为 “联共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联共中央和政治局的委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这一年，他被斯大林等打成了 “右倾反对派”的首 领，相继被撤销了 《真理报》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被排除于党和 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后来，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 2 月任 《消息报》责任编辑。1935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宪法起 草委员会。 193 了年2 月27 日布哈林被捕后，对他的侦讯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使 他作出令人满意的供认，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使用了各种摧残意志的手段。一 开始，没有对他进行拷打和折磨，而是采用劝说、欺骗和讹诈的手段。布哈 林对此不屑一顾。布哈林经受了三个月的连续审讯，没有作出一个字的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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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内务部遵从上司指示，对布哈林采用了毒辣手段，拿他年轻美貌和贤 慧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作为人质，对他进行威胁。布哈林与叶若夫和伏罗希洛 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同意承认包括谋害列宁在内的所有重大罪行。可是两天 以后，当他看到他的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过的供词后，他是如此地震惊，立 即表示拒绝签字，并且推翻了所有供词。 接着，在加强了侦讯人员的队伍后，新的一轮侦讯开始。最 395 后，布哈林出于种种考虑同意认罪。他承认自己是右派组织和 “右 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领导人并为这个集团的行动承担责任，但拒绝承认谋 害列宁的罪行。关于布哈林充当外国间谍的罪行，侦讯时没有向被告提出， 但起诉书中却载明了。 许多书和文章中都认为，布哈林在公开审判中屈服了，认罪了。这种说 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停留于表面地观察问题和分析问 题。确实，在布哈林的供词中经常出现 “我承认”这样的词，并且他承认是 右派组织和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首领，从理论上分析了该中心的罪行、目 的和危害。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笼统承认自己作为 “中心”的首领的罪行 并为整个中心承担罪责的同时，却拒绝承认或者说否认了领导和参与中心的 任何重大罪恶活动。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一共有三项重大罪行：恐怖罪、 间谍罪、破坏罪。布哈林本人除这三大罪行外，还有谋害列宁罪。对所有这 四项罪行，布哈林实际上全部予以否认，尽管他在否认时表示自己应为集团 的这些罪行承担责任。在法律中，否认犯罪事实和犯罪内容的认罪，实际上 是没有认罪。在整个审判中，布哈林就是采取了这种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认 罪态度。 当布哈林被点名接受正式审讯时，当他如 《十月》杂志当时的社论中所 描述的那样， “蹒跚地走向扩音器，就好像又在准备照例发表一篇伪科学的 演讲”时 （38），他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向法庭表明了自己不屈服的立场。他 首先向法庭提出一项要求，即他在供认时，请别人不要向他提问题，让他能 够阐述一下阴谋集团的思想观点。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允许布哈林把法庭当作 他的讲坛，用哪怕是伊索寓言式的手法来为自己辩护甚至揭露审判本身。于 是，维辛斯基立即予以反驳，说这是要限制公诉人的合法权力。他这样说过 以后，布哈林便声明他承认预审中的供词。他说： “我承认我是这个‘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一个最大的首领，我的罪行就在于此。因此，我承认我的 罪行就在于由此而直接产生的事情，我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所犯下的全部罪行 承担罪责，不论我对这些罪行知道不知道，直接参加抑或没有直接参加这一 或那一行动，因为我承担的是一个首领的责任，而不是这个反革命组织中一 个代人受过的人。” （39） 布哈林在回答这个组织的目标的问题时说，他 “追求的主要目标实质上 ——虽然说起来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说在思想上还没有想清楚——就 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利用苏维埃政权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利用战争， 可以预料战争在未来是要发生的。” （40） 维辛斯基：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布哈林：有过这样的预测：优势将向资本主义方面倾斜。 维：可是结果呢？ 布：而结果截然不同。 维：而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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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维：而且还是你们的预测的彻底破产 布：而且还是我们的预测的彻底破产。 维：简而言之，您滑到了露骨的狂妄的法西斯主义。 布：是的，这样说是对的 请您允许我立即转向叙述我的罪恶活动 （41） 这就是说，布哈林笼统地和抽象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参加了 “右派— 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是这个中心的主要领导人。并且他表示为这个中心的 全部罪行承担罪责。但是，他的认罪的程度或表示也就到此为止。如果没有 对实际罪行的承认，那么这种认罪根本算不上认罪，而只能称作一个身份高 的领导人的政治上的表态。而布哈林确实十分明确地否认了指控他的所有重 大罪行。 当布哈林笼统地承认他的集团主张对领导人实行恐怖政策时，维辛斯基 立即询问他是否领导和指使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布哈林毫不含糊地否认参 与了这一已经葬送了许多领导人的事件。 布：我不知道这件事。 维：我问您，谋害行动是受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认可和指使的吗？ 布：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这件事，检察长公民。 维：您是有意地对谋杀谢尔盖 ·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的事件不知道的吗？ 布：不是有意地，而是 （42） 当时， 《十月》杂志的社论也谈到了布哈林在法庭上关于刺杀基洛夫一 案的交待。这个杂志的编辑部中有像扎罗夫和苏尔科夫这样的作家，他们在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与布哈林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否对布哈林 被押上审判台怀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无从得知，且看社论的口气： “检察官 问被告布哈林 ‘右派—托派集团的领导人知不知道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 时，这时，一股寒气直袭整个大厅。而布哈林尽管面对证据 （不知他所说的 证据何在？——本书作者），尽管已有了他的老朋友李可夫所作的所有供词， 仍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老练口气说： ‘我不知道。’ “布哈林在撒谎，就像几十年来他的所作所为一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他竟从来没有在身旁其他被告的肮脏行径中弄脏过他那双 ‘学究式的’小手。 你看，他竟然只是个思想家。” （43） 《十月》杂志当时的社论说，李可夫已经作出了关于参与基洛夫谋杀案 的供词。这是明显的撒谎和伪造。不用到别的地方查找，因为检察长紧接着 就询问了李可夫。而李可夫也明确地否认了参与谋害基洛夫的罪行。 维：能允许我询问被告李可夫吗？ 审判长：请。 维：被告李可夫，您知道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杀害的什么情 况吗？ 李：对于右派分子和阴谋集团的右派力量任何参与杀害基洛夫的情况， 我一点也不知道。 维：对于恐怖行动即杀害党和政府成员的一般准备情况，您知道吗？ 李：我作为该集团右派势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一系列恐怖小组的组 织和恐怖行动的准备。正像我在我的供词中所说的，我不知道右派中心的任 何有关实际进行谋杀的决定，因为我是通过右派中心与 “右派—托洛茨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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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发生关系的 维：关于实际进行的问题。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把组织和进行针对 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您对此熟悉吗？ 李：我比较多地谈到了我本人组织恐怖小组的事，可您问我是否通过某 个第三者知道这些任务。 维：我问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与杀害基洛夫同志的事件有关吗？ 李：对于右派力量与这件杀人案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我 直到现在仍确信，杀害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所为，右派分子并不知道。当 然我可能对这件事并不了解。 （44）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两位主要领导都否认参与谋杀基洛夫的 事件。按照一般的审判程序，这时法庭应该让中心的下属恐怖分子作出口供， 并出示证明罪行存在的实物证据。证据问题已不必提了，因为像前两次公开 审判一样，审判组织者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实物证据。这时，检察长居然让第 一次审判的组织者之一和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雅哥达起来认罪和作证。 雅哥达熟悉炮制所谓阴谋中心的全部奥秘。他既然可以把谋杀基洛夫的罪行 加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当然也可以加到布哈林和李可夫身上。这 个可憎又可怜的刽子手，当他已无法得到人民宽恕而又被主子抛弃的时候， 他最后的希望就是继续证明自己对主子的忠诚。他作证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说的不是事实，并说李可夫和叶努基泽参加了关于谋害基洛夫的会议。 维：为了实现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杀害，您本人在此之后， 采取过某些措施吗？ 雅：我本人？ 维：对，作为集团的成员。 雅：我下达了命令 维：下达给谁？ 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有点并非如此 维：而您后来指示不要设置障碍，以便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被杀掉吗？ 雅：是的，我下达了指示 不是这样。 维：还有某种不同的版本吗？ 雅：这件事并非如此，但这并不重要。 （45） 对于被指控的另一项重大罪行间谍活动罪，布哈林同样坚决地否认。 维：那末，您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去组织从事间谍活动的集团？ 布：关于间谍活动，我一无所知。 维：怎么不知道呢？ 布：是这样。 维：那末，集团是干什么的呢？ 布：这里已有两个人关于间谍活动的供词，即沙兰戈维奇和伊万诺夫两 个奸细。 （46）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个大集团。布哈林无法禁止这个集团的其他人 交待罪行，甚至把自己打成外国的间谍，也无法为所有人进行辩护。对于那 些已经承认自己是间谍并揭发别人也是间谍的人，他当然更是无法为其辩 护。当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许多人认罪以后，一个人是无法把问题说得清楚 的，因为别人证明你也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不去徒劳地否认中心 的间谍活动，他非常现实地只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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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辛斯基利用了集团案件中一个人无法摆脱干系这一点，让已经承认自 己知道白俄罗斯民族法西斯分子间谍活动的李可夫起来作证。李可夫被迫作 出的证言遭到了布哈林的反驳，尽管李可夫只是说他认为布哈林知道中心的 间谍活动。 此时，维辛斯基使用了一种市井无赖的诡辩，用以证明布哈林虽然蹲过 奥地利的监狱，但也可能成为奥地利的间谍。请看他说的话。 维：被告沙兰戈维奇，您曾是波兰间谍，尽管蹲过监狱，是吗？ 沙：我曾是间谍，尽管蹲过监狱。 （47） 按照维辛斯基这种逻辑，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为间谍。作为检察长，维 辛斯基与间谍打交道的机会很多。既然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而被奥地利警方关 起来的人可以被怀疑为奥地利间谍，那么经常与间谍打交道的人为什么不可 以被怀疑为间谍呢？用维辛斯基的话，可以这样说：尽管你是检察长，但你 也可能是间谍。而且这种奇怪的反动的逻辑在当时的苏联居然能够登上大雅 之堂和被公开宣扬。上述 《十月》杂志的那篇社论中说，布哈林“这个叛徒 的伪装伎俩何等巧妙！革命以前他到处游荡，给人们的头脑灌输极其有害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奥地利、美国、日本 我们怎么知道他在那些地方干了 些什么呢？难道他当时不知道间谍机构和沙俄秘密警察的秘密地点和藏身之 处吗？” （48） 布哈林顺着维辛斯基的逻辑，示威似地说： “我坐过瑞典的监狱，坐过 两次俄国监狱，还坐过德国的监狱。” （49） 因为 “平行中心”的间谍罪已经定案，任何人不得否定和反对。于是， 当布哈林被询问到是否知道卡拉汉与德国的谈判时，布哈林按照已经定案的 说法，承认托洛茨基谈到过割让乌克兰的问题，但他不认为托洛茨基的指示 对他具有约束力。在间谍活动的问题上，他十分明确地与已经定案的托洛茨 基分子的罪行划清了界限。 维：你同意这一谈判吗？ 布：或许不同意呢？我没有反对，因此就是同意。 维：我问您，同意还是不同意？ 布：检察长公民，我再说一遍，因为我没有反对，因此就是同意。 维：因此您同意了吗？ 布：如果不反对，那因此就是同意。 维：那我现在问您，这就是说，您同意了？ 布：这就是说， “因此”与“这就是说”反正都一样。 维：这话什么意思？ 布：这就是说，我同意了。 维：可是您却说，您是事后得知这件事的。 布：是的，这一点也不相互矛盾。 （50） 维辛斯基懂得间谍罪最能激起人民的公愤，也是置人于死地的最重的罪 行。因此，他在法庭上非常自信地使用他的诡辩术或者文字辩论的游戏，企 图把被告引入他的文字圈套，从而证明被告是间谍。可是，看得出，善于诡 辩的检察长根本不是逻辑严谨的党内最大的理论家的对手。或许是布哈林作 为理论家的正气鼓舞了他的战友李可夫，当维辛斯基又不辞辛劳再次回过头 来要李可夫承认和揭发右派集团的间谍活动时，发生了争论。下边是维辛斯 基询问李可夫关于自俄罗斯间谍案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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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这不是间谍联系吗？ 李：不是。 维：那这是什么联系呢？ 李：那里也存在间谍联系。 维：在您的组织里，与波兰的间谍联系是根据您的指示吗？ 李：当然。 维：是间谍联系吗？ 李：当然。 维：也包括布哈林吗？ 李：当然。 维：您与布哈林关系密切吗？ 李：毫无疑问。 维：这就是说，你们是间谍了？ 李： （沉默不语） 维：并且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 李：我一点也不比间谍好。 维：您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吗，是间谍吗？ 李：可以说，是。 维：可以说，是间谍。我的问题是，您组织了与波兰情报组织和相应的 间谍系统的联系吗？您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吗？ 李：如果您指的是进行组织的问题，那末在这方面，我当然承认自己有 罪。 （51） 当李可夫原则上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后，维辛斯基又转向了布哈 林。他如此不厌其烦、费尽心机地要被告作出承认间谍罪的口供，是因为他 的公文夹里没有一件证明被告犯有间谍罪的物证，哪怕像图哈切夫斯基一案 中从德国保安局得到的伪证也没有。与前两次公开审判一样，他要的就是被 告的口供，这是他判罪所能够依靠的唯一根据。或许，除了尽力得到口供以 外，他还需要用法庭上空泛的争论来填充时间。因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公 开审判，总需要几天的时间吧。 维：被告布哈林，您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吗？ 布：我不承认。 维：那末，李可夫怎么说的，而沙兰戈维奇又是怎么说的？ 布：我不承认。 维：当白俄罗斯成立右派组织时，是您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您承认这 一点吗？ 布：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维：我问您，您承认还是不承认？ 布：我对白俄罗斯的事情不感兴趣。维：您对间谍活动感兴趣吗？ 布：不。 维：那谁感兴趣呢？ 布：我未得到有关这类活动的任何消息。 维：被告李可夫，布哈林得到有关这类活动的什么消息吗？ 李：我与他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52） 维辛斯基可能感到失望，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获。他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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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警察血淋淋的刑具和可怕的人质威胁，也没有使文弱的理论家在这个 问题上屈服，甚至也没有使李可夫有所进步。在布哈林面前，他终于不能像 惯常那样，在犯人和听众面前情不自禁地炫耀他的高超的诡辩术了。 布：也就是说，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没有予以直接领导，但问题并不在于 直接领导，而是在于总的领导。我们自然对此负全部责任。 维：被告布哈林，您无须摆出虚伪的面孔，而需要承认实在的东西。而 实在的东西是这样的：您在白俄罗斯有您一个阴谋同伙集团，它的首领是戈 洛杰德、切尔维亚科夫、沙兰戈维奇。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对。 维：并且您是按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令，在他们的领导下，与波兰情 报机构和波兰总参谋部进行联系。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完全对。 维：关于间谍联系的事，是处于您的领导之下。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完全对。 维：这样说来，谁是您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呢？ 沙：李可夫、布哈林。 维：这就是说，他们是间谍？ 沙：完全对。 维：就像 沙：就像我本人一样。 维：请坐下。（转向李可夫）被告李可夫，戈洛杰德在1932年对您说过， 白俄罗斯领导职务中所有重要一点的任命，都事先同波兰情报机构协商过， 是这样吗？ 李：是的。 维：布哈林知道吗？ 李：这一点我不能说。 维：您不知道吗？您不想出卖好朋友吗？ 李：您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我要揭发他。不是这样，而是 我不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去这样做。 尤如加米涅夫从不把 “罪过”推到“一号”首领季诺维也夫身上一样， 李可夫从不把 “罪过”推到他们的“一号”首领布哈林身上。这是李可夫一 贯的秉性。在 1930年联共 （布）十六大上，李可夫被迫对自己的“右倾”错 误进行批判时说：“我们（李可夫和布哈林——作者注）是一齐放弃错误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自己犯了错误却要去骂布哈林，而 不是骂自己。要知道，我与他是一同犯的错误。有人提议我在这里就 11月全 会前我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指着布哈林喊：瞧，他是窃贼，抓住他！对于我 干的事，我犯的错误，我本人负责，决不推到布哈林身上。而且，也不能要 求我这样做。对于我犯的错误，应当处罚我，而不是布哈林。” （53） 维辛斯基继续审问李可夫。 维：我问您的事情是，波兰人对白俄罗斯各种各样职务的任命予以同意。 您的领导中心是否知悉此事？ 李：我是知道的。我未与布哈林谈过此事。我还知道，切尔维亚科夫和 戈洛杰德除与我有联系外，也与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有联系。他们与布哈林谈 过抑或没谈过此事，我不能说，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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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维：您是否认为，那个戈洛杰德与布哈林谈论这个问题是自然的事，或 者您认为他们应当秘密活动而对布哈林保密？ 李：我想，当然他们与布哈林谈过，但他们谈什么我不知道。 维：我现在用假设的形式问您。您是否设想布哈林对此事是知悉的？ 李：这种情况嘛 我认为还是只说我知道的事情好。而对我不知道的事 情嘛，我在这个大厅中的地位根本不是那种我还要再去假设的地位。 （54） 需要用证据证明的东西，维辛斯基只能用分析和推理去证明，甚至用诡 辩术中都不屑使用的假定去证明。这说明，审判组织者根本没有证明布哈林 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证据。因为中心的主要领导人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所以 维辛斯基不厌其烦地让李可夫起来作证，让李可夫陷入他文字游戏的诡辩的 圈套，成为他攻击布哈林的助手。但是李可夫用他模棱两可的回答证明，在 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的法庭上，他的论辩本领虽比不上他素来尊敬的布哈 林，但至少不比检察长差。他采取的原则上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也应用得不 错。李可夫在法庭上的表现迫使维辛斯基重新把李可夫在预审中的一些供词 拿出来对他进行质问。李可夫非常巧妙地借用了维辛斯基的说法，说他预审 中的供词并不具有确定事实的性质，而只具有假设的性质。而布哈林又毫不 放松地向检察长指出，检察长在预审中根本没有询问过他间谍活动的问题。 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反质问把维辛斯基气得无法自制，露出了他专制权力代言 人的本来面目。他喊道，不是布哈林像进行侦讯那样来教训他。当此之时， 维辛斯基可能心里埋怨万能的内务部竟然没有治服这两个人，也可能还埋怨 派他来当检察长的人，因为他们要他两手空空地来驳倒倔强的被告，被弄得 黔驴技穷。他在长时间的法庭询问后不得不有气无力地作出这样含糊的结 论：“让我们这样认定，即李可夫和布哈林对叛变性的联系的实质是知道的， 这种联系中包括间谍联系。李可夫，您说对吗？” 李：就是说，间谍联系是引伸出来的。 布：这样就得出来，我知道某种可以引伸出某种东西的东西。 （55） 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所谓间谍问题的法庭争论并没有停息下来。当后 来又谈到布哈林曾同霍贾耶夫说过与德国订立协议的问题时，布哈林又站起 来予以驳斥。布哈林的态度再次使维辛斯基失去控制，他抛去了他那种地位 的人所需要的庄重高雅的仪容，也失却了他一贯的超常的耐心，在一个他认 为本来可以随意摆弄的被告面前，露出了他作为御用打手的狰狞面目，活现 出作为一个法律维护者原来竟是如此的无理、蛮横和霸道。他朝布哈林喊道： “您再挥动您的手也是白搭！”当乌尔里赫心领神会地要布哈林放规矩些时， 维辛斯基简直要扑向布哈林了。 “看来，您是遵循一定的策略，并不愿意说 出真话，而是用源源不绝的词藻掩盖自己耍的花招，讲一大堆政治、哲学、 理论等等道理。可是这些东西您应该永远忘掉，因为您的罪行是间谍活动。 根据侦查材料，您显然是一个侦探机构的间谍。所以放弃您耍的那些花招 吧。” （56）而布哈林依然平静自若地继续对所谓的间谍活动进行反驳，对 维辛斯基的谴责和咒骂不以为然。维辛斯基在一阵狂怒之下宣称： “根据侦 讯的整个材料，您显然是一个情报机关的间谍。”布哈林抓住了他说的这句 话。 布：我在监狱的一年中，关于这一问题我一次也没有被问过。 维辛斯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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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我们是在这里，在公开的无产阶级法庭上询问您，我们是在这里， 在这个法庭上，在全世界面前询问您。 布哈林并不理会审判官的声色俱厉抑或是气急败坏。他懂得，这种表现 并非是强大而是虚弱。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因为他手里握有真理， 而是因为他窃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力。布哈林置生死于度外，平静地回答 着他。 布：但是以前您并没有询问过这一点。 407 维：我根据这里已有的针对您的供词问您，您是否愿意在苏维埃法庭面 前招认，您是被哪家情报机构征募的？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 布：都不是。 维：我暂时不向布哈林提问题了。 （57） 当布哈林后来被问及与军队阴谋分子的联系，关于所谓战时向敌人 “开 放前线”的预谋时，布哈林再次否定自己知道这样的预谋。 维：您与卡拉汉谈过开放前线的问题吗？ 布：卡拉汉说过，德国人要求我们与德国订立军事联盟。 维：那么大门要向盟国关闭吗？ 布：卡拉汉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维：大门要对盟国关闭吗？ 布：不。 维：那就是说，要打开大门了？” 维：假设已经有了计划。 布：请原谅，但任何联盟还不存在。 布：您看，现在苏联不是和法国结盟了嘛，但这并不意味它开放了苏联 的边界。 （58） 维辛斯基在与布哈林的法庭辩论中失败了，这是几年来他所经历的审判 中罕见的失败。 《消息报》当时是这样描写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的：“这一套都是策 略，布哈林的一切回答都是以这个策略为指导。没有一句直接的回答，一直 到对质或交相询问或证人供词足以证明为止，逼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最 凶恶的最卑鄙的罪人。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什么都不说，他用科学形式的语 言把对他的控告搞乱，颠倒是非，以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干打雷不下雨地 宣称对一切负责，可是对他的一切具体的控告都推翻了。” （59） 3 月 7 日，布哈林被审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所谓1918 年谋害列宁的问 题。谋害列宁不是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而是布哈林本人的罪行。 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同样作了坚决的否认。 1918年，在是否签署布勒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出 现了严重的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 “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一定程度上同意他 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签署和约，暂时在中央委员会拥有了大多数。他们 与列宁的分歧属于党内意见分歧，根本构不成反对列宁本人的问题，更不是 非法的甚至反革命性质的错误。布哈林当时还与因和约问题的分歧而退出政 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商议，这也不是什么非法行动。在当时都是正 常现象。至于当时提出逮捕列宁一昼夜，以利于新政府成立的动议，仅停留 在口头上，并没有通过和执行。而且这也构不成谋害列宁的问题。况且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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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当时就把这一情况报告列宁，由列宁予以正确处理了。审判组织者把布哈 林当时反对列宁的意见上升为企图谋害列宁，企图造成他与当时确实发生的 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行刺列宁的事件的自然联系，用心是非常恶毒的。这一 次，维辛斯基找了三个有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出场作证，他们是雅可夫列娃、 曼采夫和奥辛斯基。最后一个是 1934年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但三个证人中 最有名的是雅可夫列娃，她是 1917年人数很少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中央作出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以后，她和布哈林、皮达可夫、斯米尔诺 夫一起递交了辞职书。在审判组织者的压力下，他们认证了维辛斯基对布哈 林的指责，但是他们说，所谓当时的非法活动在 1918年初根本不是非法的。 布哈林阐明了当时情况，坚决否认有什么杀害列宁的计划。布哈林了解这些 被选为证人的人的处境，他对他们并不怨恨，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 说的不是实话。 维：这是您的说法，可是雅可夫列娃说的和您说的正相反，那么，她说 的是假话吗？ 布：我不同意她说的，她说的是假话。 维：那么曼采夫说的也是假话吗？ 布：是的，他说的也是假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事，至于他们怎么 说，这要问他们自己的良心。 维：揭发您的是您过去的三名同伙，这您应该如何解释呢？ 布：您要看到，我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进行心理分 析，使我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维：不能解释吗？ 布：不是不能，很简单，是拒绝解释。 （60） 维辛斯基似乎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他又叫出来两个证人，是前社会 革命党人鲍里斯·卡姆科夫和弗拉基米尔·卡列林。他们二人虽然身着整齐 的服装，但脸色却像死尸一样苍白。他们二人都是多年的在押犯。作为证人， 他们是被召来证实所谓布哈林 1918 年与左派社会党人一起图谋杀害列宁的 罪行的。可是，卡姆科夫来到法庭上时并没有按照对他的要求去说。他居然 说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布哈林知道社会革命党人谋害列宁的阴谋，而他自 己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他否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共 同的决定。当维辛斯基一再诱导他说出有利的证言，他竟不改口，顶撞检察 长。维辛斯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 20 年代初期就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 人，竟然敢于蔑视政府对他的要求。这使他恼怒不已。他不能容忍法庭询问 如此发展下去，不能让他召来的证人变成布哈林的辩护人。于是，当布哈林 就卡姆科夫的证问要向检察长提出反问时，维辛斯基竟然无理地打断了布哈 林，蛮横地说现在是他在询问犯人和证人，希望布哈林的态度要有节制，不 要打断他的话。卡姆科夫在法庭上作证以后的命运不详。根据有关材料，他 死于 1938年。他的死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的关系值得研究。 卡列林则比较顺从。他交代说，杀害列宁的计划是存在的。他居然按照 审判组织者的意图，将 1918年8 月30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卡普兰对 列宁的行刺事件与布哈林联系起来。他说，布哈林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转 达了他同意对列宁实行恐怖行动的意见。但是卡列林与布哈林分属不同的党 派，他只能算是一个间接的证人，而且他的证言很笼统，没有具体的时间、 地点和人物，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证据。这样的证言，从好的方面说，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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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主观的分析。如若正确地说，他不过充当了审判组织者的传声筒和工具。 像他这样的尚未被镇压机器碾成齑粉但已被吓破胆的异党徒，内务部的手中 是很多的。于是奥辛斯基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又被叫起来作证。但他说，他 只听到某种含糊的传闻，说卡普兰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立场的鼓舞，而他本 人说不出布哈林什么事情来。很显然，无论左派共产主义者证人还是左派社 会革命党证人都没有拿出任何证明布哈林指使谋害列宁的证据，而只说出了 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分析和推测。虽然维辛斯基利用人们对谋害列宁的行 动的义愤，把 1918年党内斗争的紧张气氛与卡普兰的行动联系起来，起到了 混淆视听的效果，但布哈林作了有力的驳斥。他没有屈服，法庭也未能证明 他的这一罪行。 雅可夫列娃、曼采夫、奥辛斯基、卡姆科夫和长列林被宣布为将另案处 理。除了雅可夫列娃外，其他4 人很快被枪决。把他们消灭至少带有消灭证 人的性质。 关于阴谋中心的破坏罪，布哈林同样以不知道各地阴谋组织破坏的情况 和中心未具体讨论过破坏问题的说法，予以否认。 对布哈林的讯问和布哈林的交待结束了。他是在当时那样强大的政治压 力和社会压力的条件下，在法律根本不保护被告权利的情况下，作出上述交 待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条件下， 所能作出的现实的交待和申辩。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 的存在，并且他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要为它的一切罪行负责，但是，任何人 只要稍加认真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他的全部供词充满了含糊的和曲折的暗 示，用笼统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几乎所有的对他的重要指控。他用 曲折的方式表明了他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对强权的抗争。当他承认他属 于 “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时，他说这个组织并没有 完全确定它的宗旨；当他承认是他领导了这个集团时，他又说他作为领导人 并不了解这个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和他们的行动；当他承认这个集团为了复 辟资本主义，进行了间谍叛卖、破坏捣乱和恐怖的活动时，他明确地声明自 己没有下达过进行破坏、叛卖活动的指示，根本没有参与如谋杀基洛夫、明 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恐怖行动。他还坚决否认他作为 “左派共产主 义者”的首领于 1918 年参与刺杀列宁的阴谋。在他谈到自己与托洛茨基分 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之间的关系时，他说他是从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这种 联系及其协议的存在的。他一开始就承认他的集团全都变成了间谍，然后他 却声明对集团的间谍活动全然不知。甚至当李可夫、沙兰戈维奇等供认了间 谍活动并说布哈林事实上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时，他仍继续强调他从未陷入间 谍活动并且不知道集团成员的间谍活动。在叙述他与托洛茨基组织和白卫组 织的联系时，他在供词中有意地制造了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否定了这 种联系的存在。当他被问及他的一伙亲信与北高加索的白俄哥萨克集团有无 联系时，他简直是轻蔑地回答说： “从数字概率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这有很 大可能是事实。” （61）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交待和申辩是法庭上的一般听众所不予理会的。因为 他们大部分是由内务部选派来的听众，尽管不能说其中许多人的诚实的心灵 已经泯灭，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当局思想的灌输和社会上大恐怖气氛的 熏陶和浸染，已经习惯于把“罪犯”的诚实看作是对抗和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当然，肯定会有一部分听众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出了整个审判的虚伪，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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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能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更谈不上仗义直言。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 长乌尔里赫这些御用的法律学家们无疑是了解事情的真相的，对布哈林通盘 交待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实际上推翻了他们对他进行审判的全部根据。 因此，在一次审判时，乌尔里赫忍不住对布哈林说： “是的，但是你总是在 兜圈子，你并没有说出关于这些罪行的任何事情。”在另一次，维辛斯基对 布哈林尖刻地说： “你显然正在采取一种特别的策略，你不肯说实话，你口 若悬河企图掩盖自己，你尽在细节上纠缠，还侈谈政治、哲学、理论等等， 你应该把这套玩艺儿永远忘掉，要知道，你已经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根据 调查所得的事实，你是为某一家情报机关效劳的间谍分子。还是停止你的诡 辩吧。” （62） 可是，维辛斯基在整个审判期间，根本没有拿出一件他 “调查所得的事 实”来，因为他的公文夹里除了逼供得到的口供外，一件调查来的事实也没 有。关于这一点，苏联总检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关于布哈林、李 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明确地指出：“案件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63） 这样，我们看到，布哈林在供词中除了用承认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存在 和他为该集团的所有活动负责的一般词句搪塞法庭外，实际上否认了强加给 他的所有重大罪行。而他之所以承担罪责，显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他看 到国家正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不愿意以自己的公开对抗使党的领导受 到削弱。他看到党内和政府内已没有什么能改变斯大林政策的实际力量，为 了避免因自己的公开反抗而引起更大规模的镇压，保住大量的诚挚地维护社 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和干部，他宁肯使自己的名誉受损，而作出了屈厚的选择。 同时，他不但是一个一生置生死于度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孜孜不倦地探索 真理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人。他热爱 自己年轻的妻子和尚处在童蒙时期的幼儿。他了解当时整个镇压机器的残 酷，了解内务部把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是一种多么毒辣的手段，而且这 种手段并非一种空口的讹诈。他并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自私的人，他不愿意 因自己而使两个他非常热爱的人无辜丧失性命。况且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 一代党的领导人传达他的衷肠的历史责任。但是，他又不愿意以原则的让步 来换取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可以想见，布哈林当时是处于一种多么复杂、矛 盾和痛苦的心情之中。因此，他在坚持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种似乎认罪的 一般的表示，这是当时情况下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 我们在陈述公开审判时，依据的是杀人魔王及其辩护士所控制的法庭的记 录。这样的记录与公开审判本身一样，其政治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苏 联最高检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 议书》指出的，公开审判的审问记录、对质、法庭记录和文件等，许多是伪 造的。“在初步受审时，尼·布哈林并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申明，他与约·斯 大林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是不论是间谍活动，还是恐 怖活动，还是其他违法活动，他都没有涉足。这样的审问记录没有列入卷宗， 而是放在专门的地方，直到 1961年才发现。（64）注释：①约瑟夫·戴维斯： 《出使莫斯科》，纽约1941年版，第 272 页。②奥列戈·乔穆什金： 《时代 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载 （苏）《星期》周刊1988年第 7期。③④ （英） 肯·科茨： 《布哈林案件》，北京1988年版，第 14、39 页。⑤ 《诬陷与真 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关于30—40 年代和50 年代初的与镇压 有关材料的补充审查委员会主席 M ·索洛缅采夫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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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真理报》1988年8 月19 日。⑥H ·波波夫：《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 产党员》，载 《劳动报》1988年5 月26 日。 ⑦ 《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 ⑧ 《大恐怖》，第369—370 页。 ⑨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4页。 ⑩ 《斯大林的杰作》，第97 页。 （11）见 《反苏右派一托格茨基联盟案件的审判记录》速记稿全文，苏 法律出版社 1938年版，转引自《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7—280 页。（12）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6—147页。（13）《大恐怖》，第374 页。（14） 奥·阿库洛夫：《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载《农村生活报》1988年3 月5 日。 （15） 《人民委员切尔诺夫》，第232 页。 （16） （17） 《人民委员切尔诺 夫》，第 227、235 页。（18）《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0—281 页。（19）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05 页。 （20）苏联总检察院： 《关于布哈林、李 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1 期，第 118 页。 （21）A ·谢宁，《列宁的战友》，载（苏）《政治教育》杂志1988 年第 6 期。 （22） 《恢复事实真相》。（23） 《列宁的战友》。（24）皮亚特瓦茨 基 （1882—1939），苏联党的活动家，15—17大的中央委员。（25）鲁斯兰·雷 涅夫： 《李可夫：革命家、政治家和普通人》，载（苏）《消息报》1988年 3 月5 日。（26）列夫·奥夫卢茨基：《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限》，载（苏） 《苏联文学报》1988年 2 月 27 日。 （27） 《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限》。 （28）《政治杀手贝利亚》，第189页。（29）《大恐怖》，第387 页。（30） 《斯大林的杰作》，第103—104页。 （31）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 的异议书》，第119页。 （32） 《大恐怖》，第389 页。 （33） 《斯大林肃 反秘史》，第313 页。 （34） 《大恐怖》，第390 页。 （35） 《斯大林肃反 秘史》，第 314 页。（36）H ·戈列洛夫、A ·奥西波夫；《尼·伊·布哈林》， 载 《鼓动员》杂志1988年第5 期。 （37） 《列宁全集》第33 卷，第416 页。 （38）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9页。 （39） 《大恐怖》，第391 页。 （40）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1 页。 （41） 《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 限》。 （42） 《大恐怖》，第392 页。 （43）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50 页。 （44） 《大恐怖》，第392 页。 （45） （46） 《大恐怖》，第393 页。 （47） 《大恐怖》，第394 页。 （48）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50页。 （49） 《大恐怖》，第394 页。 （50） 《大恐怖》，第394—395 页。 （51） 《大恐怖》，第395 页。 （52） 《大恐怖》，第395 页。 （53）A ·什卡林科 夫： 《尼·伊·布哈林》，载（苏）《历史问题》1988年第 7期，第 63 页。 （54） 《大恐怖》，第396—397 页。 （55） 《大恐怖》，第397 页。 （56）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2 页。（57）《大恐怖》，第397—398 页。（58） 《大恐怖》，第398 页。 （59）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3 页。 （60）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782 页。 （61）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8 页。 （62）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9页。 （63） 《关于布哈林、李可 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第 116页。 （64）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 的异议书》，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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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下） 您可以向我施加压力，但您不要走得太远了。我会 说出想说的一切 但 您不要走得太远了。 ——雅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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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哥达与 “医药谋害案” 3 月 8 日和3 月 9 日，即公开审判的最后两天，审讯的主要问题是所谓 “医药谋害案”。医药谋杀事件似乎是由雅哥这一手导演的，而雅哥达被列 为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因此，医药谋害事件也是右派—托洛 茨基集团的重要罪行。雅哥达当然不只牵涉 “医药谋害案”。他首先承认自 己是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恐怖、破坏和间谍 活动，并承认向托洛茨基提供了资助。但他作为罪犯的特色，是他承认指使 别人用医药手段杀害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家。 提出医药谋杀案的时间是在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之后。主要被告除 了雅哥达外，还有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莱温大夫、卡扎科夫大夫、高尔基的 秘书克留奇科夫、雅哥达的秘书布拉诺夫。另外还有两个被告没有出庭，一 个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卫生处维诺格拉多夫大夫 （他在侦讯过程中去世）， 另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霍多罗夫斯基。以上人等均在1937年2 —3 月中央全会后被捕。 公诉书说， “根据本案调查结果证明，高尔基、明仁斯基和古比雪夫都 是在 ‘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联合中心指示下进行的恐怖行动的牺牲者。” 关于谋害高尔基的问题，公诉书说李可夫、叶努基泽、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 都是知情人，而直接下达杀害高尔基的指示的是托洛茨基。被告别索诺夫在 1934年 7 月底与托洛茨基会晤时，得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交给他本人关于这项 指示的 “便条”。 “被告别索诺夫供认，在这次会晤时，托洛茨基宣称： ‘如果我们不立即着手有组织地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及其所有的亲信， 就是不可宽恕的过于拘谨。 ‘高尔基和斯大林很亲密。他在争取世界、尤其是西欧的民主舆论对苏 联的同情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高尔基作为斯大林的亲密朋友，作为党的 总路线的传达工具，是很得人心的。以前拥护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 在高尔基的影响下离开了我们。由此我作出结论，必须干掉高尔基 ’ 正是根据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这一指示， ‘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通过 了谋杀高尔基的罪恶决定。 被告雅哥达供认： ‘这一指示是委托我来执行的。’ 被告雅哥达收罗来执行这一罪恶计划的人有：本案被告列·格·莱温 （高 尔基的前家庭医生），德·德·普列特尼奥夫教授，高尔基的秘书彼·彼·克 留奇科夫和雅哥达的私人秘书巴·彼·布拉诺夫。” 公诉书说，根据被告的供词，普列特尼奥夫利用自己作为古比雪夫和高 尔基医生的有利条件，与莱温医生共谋采用错误的医疗方法，加速了高尔基 的死亡。他们二人伙同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起，用同样的方法加速 了古比雪夫的死亡。卡扎科夫医生利用受明仁斯基的喜爱和信任，伙同莱温， 用一种由卡扎科夫 “配制的复方溶剂，这种复方溶剂含有生物碱”，使明仁 斯基猝死于心脏麻痹。莱温和克留奇科夫用“故意处治不当”的方法，在1934 年治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阿·佩什科夫。参与谋害高尔基和他儿子的还有 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克留奇科夫也承认参与了对高尔基的谋杀。 “被告雅哥 达和被告布拉诺夫供认，曾打算用专门配制的毒剂达到谋杀叶若夫的目的”， 以掩盖反革命阴谋集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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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医药谋杀案受审的人是莱温，他被称为雅哥达实施医药谋杀阴 谋的主要助手和组织者。莱温是个聪明、善良的人，懂得三种外语。大学毕 业后，从 1896年开始行医，到受审以前已行医42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 立即参加了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从 1920 年起到国家保安机关做医务工 作，受到捷尔任斯基、明仁斯基和雅哥达的信任，在内务部里威信很高。被 捕前，他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政治局委员和政府要员 的医疗工作。他作为克里姆林宫的 “御医”所享有的特权，常常令同事们欣 羡不已。他曾经给列宁、蔡特金、罗曼·罗兰、高尔基等看过病。他与高尔 基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尊敬和热爱高尔基，经常住到高 尔基家里，甚至还到意大利给高尔基看病。他曾给斯大林及各位政治局委员 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的大儿子雅可夫和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过病。但 是，当他身陷囹圄之时，除了罗曼·罗兰给斯大林来过一封替他担保的信外， 国内竟无人伸出援救之手。他已年近古稀，膝下儿孙满堂。这对他虽是一种 安慰，同时又是他的精神负担，因为子孙们可以被作为使他诽谤自己的人质。 他与别的被告有一点不同，即他因其职业环境的缘由确实了解许多高层人物 的内情，但不大讨斯大林的喜欢。他曾应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之 请，到她家给雅可夫看病并住到她家，引起斯大林的反感。阿利卢耶娃自杀 后，他和普列特尼奥夫拒绝作出因阑尾炎而死的鉴定。他还被迫遵从上命， 签署了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但却提议解剖尸体。有理由认为， 把他作为医药阴谋案的组织者予以清除，是出于消灭知情人即杀人灭口的考 虑。 莱温被捕后，叶若夫曾多次与他谈话，欺骗他说，只要他供认罪行就保 留他的生命。为了促使他尽早认罪，内务部根据他子孙满堂的情况和他思念 子孙的感情，采用了人质手段。根据他的大儿媳叶·莱温娜的回忆，内务部 的人在莱温被捕后多次光顾他家，要他们一定给莱温写一封报平安的信，尤 其要求他5 岁的孙女划上几个字。莱温因担心子孙的命运，决定承认强加给 他的一切罪名，于是不久就作出了交待，成为医药谋害案中第一个交待问题 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内务部并没有因他的顺从而饶恕他的家庭。他的小 儿子弗拉基米尔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当得知父亲被捕，便给莫洛托夫写 了一封信。早晨发信，晚上本人即被捕，因为莫洛托夫在信上批了几个字， 说为什么这个人还在外交部而不是在内务部。1938 年 11 月，弗拉基米尔被 枪决。莱温的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流放。大儿熄被流放到江布尔，这个地方就 是以所谓的 “人民歌手”御用马屁诗人江布尔命名的，他在一首诗中要求严 惩 “杀人的医生”： “快点把这些恶棍处决吧， 让这些发着瘟疫的尸体埋入地下！”② 按照莱温和别的同案犯的交待，他们的主要罪行是：为了使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副局长雅哥达取明仁斯基而代之，指使明仁斯基宠爱的 “骗子”大夫 卡扎科夫，用大剂量的特制哥萨克药水害死明仁斯基；分两步害死马克西姆、 佩什科夫：首先让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灌醉佩什科夫，把他留在公园的 长凳上冻感冒，然后让莱温、维诺格拉多夫和普列特尼奥夫去治病；与高尔 基游玩时，点燃他喜爱的篝火，以此破坏肺脏虚弱的高尔基的身体，然后等 高尔基的孙子们患感冒时使他与孙子们接触并染病，最后让莱温和普列特尼 奥夫给予治疗；对古比雪夫的心脏病实行错误疗法。莱温交待说，他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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