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为社稷,旷世才难。
庆亲王奕劻的挽联是:
手挽乾坤,即今生荣死哀,公应瞑目;
身骑箕尾,际此遗艰投钜,我更伤心。
......
无论人们说些什么,总之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永久地过去了。
1903年2月18日,李经方、李经迈等李家后代,葬李鸿章于合肥肥东（东乡）,距城十五里的大兴集夏小郢。
叶落归根,李鸿章总算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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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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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是悲剧角色的李经方
李鸿章不像他的哥哥李瀚章那么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经毓、经远、经进均夭折）。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不过这个过继对李鸿章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方过继过来几年之后,这位四十二岁的老爸,终于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
李经述生下来时,李经方已经念书了,仍是以长子的身份留在二房,先在家塾读书应科举,中举后在其父的安排下跟洋人学外语,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后来成为李氏家族中,帮老太爷办外交的最重要的帮手,因此也沾了不少“卖国贼”的“光”,如前所述,他被世人号为“割台大臣”。
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亲一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在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个肥缺干干,而是跟在老爸身边,干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只能是郁郁寡欢。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文字,又写得一手极帅的隶书和行草,人也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但“大方向”总是被老爸圈住了。就此说来,他的过继给老二房,对他本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情。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现在的李公祠大街一带）。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立富强之基”,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首先尝到了当外交公使的滋味。他回乡探亲的时候,乘了一艘小火轮,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洋鬼子。那时当外交官,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处处受洋人的气……这些倒还都在其次,难缠的是“正人君子”们动辄以“卖国”相讥,使人腹背受箭而危机四伏,况且清廷遇事并无定见,常常朝三暮四,你就得来回折腾,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官,是时人常识。
然而李鸿章与众不同,偏偏要他的子孙们捡这个酸果子吃。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正经干过“党政军”,而主要是从事外交。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李经述长期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主要露面的机会,是陪同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列国,那是次著名的系列外交活动。可是还没等他手脚放开,李鸿章去了,他也跟去了。李经迈的正经职业也是外交,曾任钦差出使奥国,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大清王朝完蛋了才去打理自己的买卖，搞房地产开发的。世人都骂李卖国,难道他刻意要儿孙也去背卖国的黑锅吗?有谁能体味李彼时彼刻真正的用心呢?
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干部,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一大堆,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不知是由于李鸿章的迂腐呢，抑或是胸襟呢?反正李经方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李鸿章把长子拖上办外交的“贼船”,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他心里着急,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都被其老爸“消灭”了,最后,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割台”的份儿了。
李经方又一次的精神亢奋点是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十二道“金牌”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因北方打打杀杀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上海一月,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有中国人、外国人，有官方的、在野的,有主战的、主和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那老娘们儿,拥兵自立为王,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何不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之天下呢?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大哥是马建勋,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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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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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单干”的。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希望“老毛子”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在此万事不堪之秋,再帮兄弟一把。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北方太乱,人多眼杂,留在上海,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慈禧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用心了,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那也不是。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世人妇孺皆知“李二先生是汉奸”,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无法前去,而清廷不依。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李鸿章不得推脱!”一句话,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
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明白清王朝“气数”已尽,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他也不去朝拜。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死的那年是1934年,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
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马关条约、中俄密约、随父出使欧洲……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可惜现在无法找到。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文革”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忠公信札》,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如李凤章去世后,家中闹财产纠纷,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别人都不愿插手,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也有分析局势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推心置腹,毫无避讳,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
可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大概是上海档案馆,有一百多封信。
用心读书与主张“放脚”
除了其父的影响外,李经方的成长与曾在李家的一位洋大人大有关系。此洋大人名叫毕德格（WilliamN.Pethick）,美国人,其地位在李家的洋人中仅次于德璀琳（GustavDetring）。
毕德格原先在美国当兵,美国内战结束前在纽约的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不知何故他对中国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并“修炼”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与李鸿章熟了,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自愿充任了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府炒了鱿鱼,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时,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精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书籍,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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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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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刘铭传去看他,见门里无人,就直接穿堂进了内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专心致志,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见其嘴角一团乌黑。再一看,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不离开书本,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竟也浑然不觉,致使满嘴乌黑,令刘氏捧腹不止。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口颂活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功,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担任秘书兼翻译。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经方也随同前往,还是李鸿章特意向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李经述）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閧。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说明李鸿章对经方的重视要超过李经述,尽管有李鸿藻反对,他还是坚持要李经方也陪同他一道去。刘体智（晦之）是李经方的妻弟,曾长期住在天津李鸿章家,学英语时同拜毕德格为师。居上海时在安而近路（现安庆路）时又曾为邻居,仅一墙之隔。他们还是亲家,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旧事知之甚详,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办事也用心,思想比他老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的官员。不久,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以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对面,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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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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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几分钟后,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李鸿章说。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我让他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此后每次集会上,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很忙,如果能写的话,是会为我多写几句的。听了这话,我们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要送富尔顿大夫的医院一百块大洋,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功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何况他还是中国人。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可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李鸿章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确没有裹脚,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然而,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相比之下,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国女人安排在一起接见,很有可能就是李经方的策略,如果仅仅一个立德夫人,李鸿章可能根本不想接见）。他把立德夫人当成小女孩应付应付,而对医院建设倒是倾注了感情。以他的老马识途,可能早在心里犯嘀咕了:叫女人放脚是件多么了得的事!女人们脚大了胆子不也就大了吗?天下不更要大乱了吗?何况女人强大了还会加入推翻清廷的行列!在他心目中,除了清廷还是朝廷!这就不能不是李鸿章的悲哀了。但是他预料的也不能算错,中国女人的裹脚布,的确不容易丢开,直到他去世数十年后才被真正抛弃。
无意之中发洋财
辛亥革命前夕,李经方已看出清王朝的气数已尽,曾多次对他的同乡,亦是他的学生（他创办的庐州中学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这个“光复”即指汉人掌权。同时又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但是辛亥革命一旦真的到来,身为清廷旧僚的李大公子,又念起皇家的世代恩典来,似乎放不下架子去食“周粟”。而革命党对他也有看法:这个当年的“割台大臣”是存心卖国的,怎么会真正革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上海,躲进租界当寓公。
事实上李鸿章一死,他已是李氏家族的掌门人。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居上海,李家的各房各户、老老少少就都到了上海。李家的每一房都是连亲带故、拖家带口的,着实为上海的租界增加了不少人口。
那时李家大房李瀚章的后代住在虹口和闸北一带;三房李经羲、李国松他们住在跑马厅以西的威海卫路;老四房最初也住在虹口,住余杭路,后来搬到小沙度路;老五房厉害,他们一开始就打入静安寺路,占据了静安寺路同孚路路口以及现在吴江路的一大片房地产,直到现在,老五房还有后代住在那里。老六房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大致是现在长宁区的范围。老二房有三兄弟,李经述的后代在威海卫路升平街;李经迈在华山路,向西发展;他李经方就安家在北站附近的安而近路（今安庆路）。后来他的妻弟刘晦之一家也到了上海,就借他家的房子住。辛亥革命后正是上海房价大涨的时候,政局一动荡,江南数省的地主豪绅都想方设法往上海租界里钻,出租房屋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李经方乐得关起门来当他的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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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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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当寓公也是不得消停的,常有老朋友有事相求。以他的身份和影响,他总是帮忙的,如为盛宣怀家族主持清理遗产,为亲戚周紫珊等写悼辞,为清廷旧僚的破落子弟借钱作担保等等。他心眼挺好,总是乐意帮人家的忙。
然而“周粟”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不能断的,他毕竟养了一大家子人———除了原配刘氏姐妹外（刘秉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过世了二女儿又娶进来）,他还有五房侧室及两房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是真正的妻妾成群。两位洋太太原是他当外交官时的两个秘书,一个英文秘书,一个法文秘书,结果都成了他的夫人。还有儿子、女儿、孙子、管家、车夫、佣人……毕竟天天要花费,坐吃山空的局面总是可怕的。他就必须另想法子弄钱。好在天时地利人和,让他于山穷水尽之时,发了两笔洋财。他仗着外语好,熟人多,了解在华洋人的心态,凭他的聪明,照准外国人的钱袋,狠狠地捞了一把。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便到东方来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以求交通的便利,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这让李经方大大地开心了一阵。
第二次发洋财是卖古董。李经方对藏书和古器物均有雅好,他的藏书直到现在,还曾被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提起。他的内弟刘晦之,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亦是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藏品以三代青铜器、甲骨龟片和藏书、藏印、藏墨为主。民国后,适逢瑞典王国的太子访问中国,并为瑞典国家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因瑞典王室三代人均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来到中国就遍访公私藏家。此事被消息灵通的李经方知道了,便与内弟刘晦之合伙做了这笔生意。
他们各自拿出自己一部分藏品,据说还向李经羲借了三件。瑞典太子面对一大堆绿锈斑驳的青铜器直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最后付给他们二十八万英镑,两人平分,各得一半,自是皆大欢喜。至于究竟卖掉些什么藏品,数量多少,中间还有谁经手,现在谁也讲不清了。解放后政府号召民主人士写文史资料时,就有人写到过此事,但只是讲通过广东路的某某古董商介绍卖的,具体器物仍是语焉不详,看来只有到瑞典国家博物馆里才能查清楚。刘晦之的儿子刘因生跟笔者谈起过此事,说是刘家很多人知道此事,是确有其事的。刚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当年瑞典王太子的孙子又来到中国访问,还提到他的祖父在上海买青铜器的事情。著名博物专家夏鼐先生也撰文讲过此事。
李经方发洋财之后,曾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啊!”可知他原先的生活已经拮据了。发财之后,他在上海虹口置办房地产,在原先居住的爱尔近路（今老北站对面的安庆路,当时是高级住宅区）又买下一整条弄堂,大概有一百多幢房屋,自己在沿马路的地方造了一座大花园洋房。眼下那些石库门弄堂房子都已风烛残年，破破烂烂地还在,而李经方那漂亮的洋楼反倒被折掉了,盖起了摩天大厦。
除了上海的房地产外,李经方在安徽老家还有不少产业,主要在芜湖。一部分是继承了李鸿章留下来的遗产,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置办的。他在芜湖的堂号叫“李漱兰堂”。据芜湖市房管处孔立群先生调查后撰文称:“‘李漱兰堂’曾是芜湖市房地产最大的业主,在老城外有大片土地,开路建房,客观上对芜湖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谈及芜湖的城市变迁和房地产业,必然要涉及‘李漱兰堂’。”（《芜湖文史资料》）可是文中具体列出的李氏所有的土地,不过几百亩地,且大多是城外荒地和滩涂之地。城内自家居住和供出租的房屋,倒有三四百栋。
现在芜湖的长江边上靠近镇波塔的地方,还有一条华盛街的“尾巴”,当年整条华盛街上的房子都是李经方的。他还拥有芜湖利济轮船局和广业公司的不少股票,各地银行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这些财产,想必都与那两笔“洋财”大有关系。
李经方姨太太多,但儿女并不太多,只有三儿三女。长子李国焘是法国太太所生,小儿子李国烋为英国太太所生,还有个儿子李国熙,年纪不大就病逝了,有嗣子名李家骥（德之,是从老六房过继来的）。女儿是李国秀、李国华和李国芸。
大儿子李国焘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来在邮电部门工作,而小儿子李国烋就不争气了。他小名叫“乔治”,因其不务正业,整天寻花问柳,狂嫖滥赌,还抽鸦片烟,乡人就呼之为“小叫鬼”。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国民政府声称要对清末遗老的财产实行“共产”。不知小乔治出于何故,竟然里应外合,逼迫其父交出财产。吓得李经方赶紧卖掉上海的房子逃往大连。从上海出走时,还是英国太太去找了工部局巡捕房,由英国巡捕保驾才上了船的。到了大连以后的生活,主要靠上海、芜湖、合肥等地的房租收入了。他过完八十岁生日,于1934年去世时,仍留下了不少遗产。并且在1933年就立下了遗嘱,规定了这些财产的大致分配方案。
涉及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迷案
此钦差大人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遗嘱竟惹出件不大不小的案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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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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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李家老二房不仅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均已去世,就连第三代的李国焘、李国熙、李国烋、李国华、李国芸也都去世了。李经方的遗嘱原件已传至李国焘的小儿子李家骁手里,当事人每人都有一份抄件。该遗嘱原件是用宣纸写成,末尾有李经方和几个子女及管家周孟文及律师的亲笔签名。此件本来“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而“文革”后竟又发还回来,已经皱皱巴巴的、满纸是水渍留下的“烟雾”了。
80年代的一天,几位公安人员推开了李经方最小的孙子李家骁先生的家门。但他们不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而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来者共四人,他们手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有关公安部门的介绍信,声称是找了他大半年,已花费了上万元出差费才找到他的。在上海访问了统战部、政协、文史馆等部门,都没有线索。这也难怪,因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家骁的名字,大上海茫茫如大海,谁知道李经方这个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的孙子是谁?说来也是老天长眼,在他们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碰碰运气”的想法,来到了华山路派出所,因为他们听说,“华山路半条街都是李家的”。谁知年轻的派出所所长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们这回算是找对了!李鸿章的曾孙正是我的老师,他叫李家骁!”
关于李经方的遗嘱,李家骁手里倒真的有两份,一件是原件,一件是抄件。那原件是其祖父李经方亲笔书写的，本来由其父李国焘收藏,其父去世时交给了他。哈尔滨公安局的同志执意要看原件,还带了有关证明材料,说是这里牵涉一件大约有五百万英镑的迷案!
李经方的这份五十年前的遗嘱被舒展开来,大家凑过头来逐一研究。上面列数了他在上海、南京、芜湖、合肥和大连的所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存款,并将其详细地作了分析,继承人是两个儿子:国焘、国烋，两个女儿:国华、国芸，两个孙子:家骥、家骍。李家骁那时还没出生，几房姨太太也各有养老费,还有律师、管家的签名（估计那时国秀、国熙已去世）。
从中可知,这位李钦差的心眼儿还真不错,要养活的人还真不少,除了自己的儿孙、五房姨太太（陈氏、王氏、何氏、吴氏等）,还有“刘四姑太太”、“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估计都是些穷愁潦倒了的晚清旧僚的亲属和无依无靠的穷亲戚。李经方生怕自己“走”在他们的前面,故在遗嘱中为他们都作了安排。
他在遗嘱中吩咐:“刘四姑太太例给终身月费每月洋三百元,兹以太平银行股票七万元交家骥保管,以每年所得之利洋,全数付给四姑太太私用,至其终天之日为止。终天年后,此股票七万元应归重孙即家骥所出之男女美生、沪生、浦生等为学费,他人不得干涉。”又有:“所存太平银行规元银七万两,系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养老金的基本金,非至三位寿终天年时,不得收回。将来三位寿终日,此七万两收回时,以三万两归国焘,二万两归国烋,二万两归家骥,各自收管。此七万两存券,即检交国焘、家骥先公同保管之。”
至于儿女孙子、姨太太们的所得,全都非常详细,如:“予所分授积善堂合肥东乡公租六千石左右,又临河集裕丰仓一所,及集内并附近乡间房屋,分授与孙家骥执业。惟岐王庄田租五百石左右,应当为岐王坟地祭扫之用,不归家骥私有。所有契据即检交家骥保管之。”“芜湖城内外之基地、市房每年所得基金,以全数三成之二,为吾养缮;又三成之一为国焘家用。予身后此全数三成之二养缮费,归国焘承受,又全数三成之一,归孙家骥、家骍各得其半,他人不得干涉。”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计有三十余项。
看到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了问题,那一条说;“吾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资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关于这份遗嘱,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从未认真过,因为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当时他还未出生呢,不关他事。对于这一段话,他也从未听父亲解释过。那么,这回就由公安局的同志来解释他听。原来,哈尔滨酿酒厂有个调酒师叫李国安,声称当年手里有一张若干万英镑的存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但上面写的是李经方的名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吃不了内地的苦,约了三个好友,想从广东偷渡香港,至香港后就靠此存款生活,结果后来因事东窗事发,四个人锒铛入狱,李国安被判了十年刑,那存折也在混乱中弄丢了。出狱后李国安重提旧事,并说那存折被造反派抄家抄去了。他写信到各级政府部门,并写信到中央统战部,要求政府帮忙寻找那存折,若能把钱取出来的话就捐献国家,因为那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存款,一直由其父保管,其父去世时把存折交给了他。并说,此事李经方的遗嘱上有记载的……于是,人们找不到存折,就来上海找遗嘱。
原来如此!而遗嘱上果真有记载!据分析,这档子事估计是真有的,因为李经方的遗嘱上其他事项,无一项是落空的。那么这个李国安的父亲又是谁呢?他与李家是个什么关系呢?既然是李经方的存折,为什么又要放在别人手里而不交给长子李国焘呢?何况这个李国安,不可能是李家之后,因为李家老祖宗即李鸿章之父叫李文安,后代的名字不可以与之有重复,更何况,这个遗嘱中并没有李国安的父亲的名字。这真是李经方留给后人的一个迷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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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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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骁推想,祖父晚年在大连大概生活了九年,由大管家周孟文为其管家,但是要管的范围很广,除了上海的房地产收租,还有安徽芜湖、合肥、含山一带的房地产管理,也许周一个人管不过来,另有他人协助管理也说不定。或许李国安的父亲就是那另外的管家也说不定。问题是眼下那“秘密存折”在哪里呢?光靠此遗嘱银行那头不能算数的。看来哈尔滨公安局仍有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如果真有这么一笔存款的话,半个世纪的复息下来,那可真不得了了。
不过李家骁态度很坦然:既然当年老爸在砸铜卖铁的时候也没想动用过这笔钱,那我们现在何必又去动用呢?如果真有五百万英镑,那也是大家族所共有的,何况此事又历经“文革”已找不到那存折,眼下连存款的银行也讲不太清楚,如何能查清呢?于是,人们就只能望着那确有记载的遗嘱发呆。
到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哈尔滨市公安局活儿干得怎么样了,他没问。而据李国华的儿子刘绳曾先生讲,他的母亲李国华倒是真的是分到了一辆汽车和在上海成都路上的两处里弄房产。她晚年的生活,主要就是靠这些里弄房产的出租。李家骁的父亲李国焘继承了芜湖的大量房地产,临到解放时还有二百七十六栋房子,这在芜湖市的房产档案上都是有据可查的。由此推想,这份遗嘱的主要内容还是得到了落实的。只是这份存款,让大家大为迷惑!
为了说明问题,征得李家后人的同意后,现将李经方的遗嘱刊登如下。如果将其与前面所述的、李经方等人继承李鸿章的遗产的《合同》对照来看的话,或许还能看出,其中哪些是继承来的,哪些是他自己赚来的。
李经方遗嘱（谕单·给子国焘收执）
谕子:国焘、国烋，五女国华、六女国芸，孙家骥、家骍等,我一生勤俭成家,所自置各处田地、房产及各项股票并各处存款,今以年老不便管理,因预为尔等分配之,所有分法条列于后:
△芜湖城内外之基地市房,每年所得租金以全数叁成之贰,为吾养缮,又叁成之壹为国焘家用。予身后此全数叁成之贰养缮费,归国焘承受,又全数叁成之壹,归孙家骥、家骍、各得其半,他人不得干涉。
△予所分授积善堂合肥东乡公租陆千石左右,临河集裕丰仓壹所,及集内并附近乡间房屋,分授与孙家骥执业,惟岐王庄田租伍百石左右,应当为岐王坟地祭扫之用,不归家骥私有。所有契据即检交家骥保管之。
△上海英界孟德兰路基地市房,又闸北中兴路基地市房,均分授与五女国华执业,此两处道契均已过户交其收执。
△大连市越后町三十九番地住宅壹所,又沙河口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均分授与六女国芸,当将各契据检出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存,俟其出嫁时一并由陈氏交其执管,为其私产,他人不得干涉。
△南京城内外基地市房,每年所得租利暂全数归吾养缮。将来身后归五女国华及孙家骥贰人各半执业,惟花园壹所,专归五女国华私有,家骥不得干涉。所有南京契据,先检出交国华、孙家骥公同保管之。
△刘四姑太太例给终身月费每月洋叁百元。兹以太平银行股票柒万元交家骥保管,以每年所得之利洋,全数付给四姑太太私用,至其终天年之日为止。终天年后,此股票柒万元应归重孙即家骥所出之男女美生、沪生、浦生等,为学费,他人不得干涉。
△妾王氏给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贰张,每张规元银壹万两,又太平银行股票叁张,每张洋壹万元,又叁张,每张洋壹仟元,为其终身养缮。至其终天年之日,所给与以上之股票捌张,应归五女国华所得之外孙寿曾、绍曾、福曾、宪曾、绳曾等伍人收受,为学费,以作纪念。
△妾陈氏,给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贰张,每张规元银壹万两,太仓利泰纺织公司股票陆纸,每纸洋伍仟元,为其终身养缮。其至其终天年之日,所给与以上之股票应归其所生六女国芸承受。
△六女国芸,除分授以大连市越后町住宅壹所,又伏见台惠比须町、大黑町市房壹处,又沙河口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壹处,又传家庄合股所购山地,以上各项契据均先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俟其出嫁时由其生母交与之,以便执业外,又六女将来出嫁时置备妆奁之款,特预为筹拨,用春晖堂名义分存于上海盐业银行、天津泰丰恒银号两处,分立存折,贰扣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未出嫁以前,可按月动用两存折之利息,以为其母女二人过活用费。俟将来出嫁时,由其生母陈氏将存折贰扣交与国芸自行保管之。交出后,陈氏吾本已另给有养缮,国芸不必再给与养缮以为生活。陈氏亦不得向国芸有所索取。
△所存太平银行规元柒万两,系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养老金之基本金,非至三位寿终天年时,不得收回。将来三位寿终日,此柒万两收回时,以叁万两归国焘,贰万两归国烋,贰万两归家骥,各自收管。此柒万两存券,即检交国焘、家骥先公同保管之。
△所有含山、和洲、芜湖县境内之田租,约壹万伍仟石左右,应以该田岁入之半,为予养缮,余壹半暂为国烋家用,予身后,国烋应承受该田产岁入全数拾成之陆,其余肆成,国焘、家骥各得其半。但国烋素有心疾,不准将该田产变卖抵押,所有……芜湖江口华盛街住宅壹所,应由国焘一人承受,他人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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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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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内四古巷住宅壹所,归国焘、国烋、家骥叁人各得伍开间,楼房壹进。家骍应得东宅叁开间,楼房前后贰进。至花厅、轿厅、门房、厨房、厕所及余屋,均由国焘等肆人公用之。但此住宅无论何人,不准变卖抵押。
△芜湖马政滩沿江滩地,应归国焘及家骍承受。
△芜湖四合山砖瓦厂基地、机器、房屋及其余山地,应归家骥承受。
△利济轮船局资本洋叁拾万元,分作叁拾股,赠与周孟文拾股,计洋拾万元。自留贰拾股,洋贰拾万元,为生前养缮费,身后授与国焘伍股,计洋伍万元。授与国烋伍股,计洋伍万元。授与家骥家骍各伍股,各计洋伍万元。国烋素有心疾,所分授各产或现款,今由予委托周孟文为监察人,督察其各产财政出入,国烋一切须听受周孟文支配,不得违抗。如不遵从孟文,可代表予随时以法律裁制之。至利济轮船局统作资本叁拾万元,既已按股分配,每年所得余利结至年终,按股照分。平时皆不得支借,所有局中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由孟文、国焘、家骥公同管理之。国烋素有心疾,一概不准干预。
△高懿丞所押之上海荆州路道契之基地房屋,洋柒万元,期限伍年,期满无利取赎,将来期满取赎时,此柒万元应给大女所出之外孙男杨寅即大森宝杨澂、即二森宝每人各贰万元,外孙女二宝、四宝、六宝各壹万元,以为纪念。押据检交国焘、家骥公管之。
△合肥城内所有市房基地,系予陆续购买置,为岐旺坟地之祭产,应归国焘、家骥、家骍等公同管理之。每年以城内所收房租及岐旺本庄麦稻租款,专为祭扫之费。如有所余,公同存钱庄储积,不得擅行私用。至祭产田房之契据,应归国焘、家骥、家骍等公同保存,国烋素有心疾,不准干涉。
△周太夫人祭产之桐城县境内稻租,约贰仟石左右,又安庆省城内市房拾余所,皆系积善堂公产内分授与我者。以我为长房故也。以上田房之祭产,应归国焘、家骍承受管理,以后永归子孙之长房者继续管理,他房不得干涉、争论。所有以上之契据,即检交国焘保管之。
△南京浦口滩地归家骥承受,契据即检交其保管。△上海西润圩滩地,应归国焘、家骥、家骍公同承受。契据由以上叁人公同保管,如将来出售所得价洋,叁人公分之。△运漕镇所有市房基地,全数给五女国华,契据各件即检交其收执。
△芜湖广业公司房产之股票,系妾何氏私产。又予名下之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壹张,计规元壹万两。系妾陈氏私款所购,不过票面由予出名。孙家骥系何氏之承继孙,又为陈氏之兼祧孙,广业公司及华安公司股票,应归家骥承受,所有以上股票当检交家骥收执,他人不得干涉。
△予自留正钞现款分布于天津泰丰恒银号,及福康银号,及借与鲍廷九等,专为吾养缮,身后应在此现款内提出伍万元,由国焘、家骥、家骍叁人经理吾丧葬,一切用费其余现款,收回时无论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公同按股摊分之,不得争执。
△芜湖裕中纱厂所欠济远公司之款,系吾经手所代借,并为负责保还人。裕中所欠之本利久不归还,济远公司责成负责保还人代为归还。该公司将来裕中还款时,应由我收受。将来无论收到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安徽水东官矿局所欠宏远公司之款,亦吾经手所代借,并为负责保还人。该矿局所欠之本利久不归还,宏远公司责成负责保还人负责代为归还。该公司将来官矿局还款时,应由我收受。将来无论收到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
△宝兴铁矿公司押款及新旧借款归还时,无论多少,吾在日自用之,身后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
△周建吾所押宣城田捌百余亩、洋叁万元,此款系国烋之生母私款,由吾出名。押借与周建吾者,不意本利久不归还。吾已将叁万元私行垫还与国烋之生母。将来周建吾来归款时,此叁万元可给与国烋。周建吾押据及宣城田契,即检交周孟文与国烋之生母公同保管之。
△吾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行名）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盗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国烋之生母给与洋伍万元,以为养膳。国烋已经分授财产,仍应自尽其孝养之职。
△妾吴氏给与洋贰万叁仟元,为养老基本金,交其自行经理。因其子女无出,身后即以此款基本金为其丧葬之用。
△此谕单正本应由湖芜湖律师崔祥鸠保管,另照缮附本六份,国焘等六人各执一份,以资遵守。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伯行亲笔子:国焘、子国烋女:国华、女国芸孙:家骥、孙家骍律师:崔祥鸠证明见证人:周孟文
天下第一等孝子李经述
李经述（1864—1902）字仲彭,号澹园,是李鸿章的二儿子,实为亲生的大儿子,为赵氏夫人所出。他生下来就长有两颗牙齿,眼睛很有神,亲友们都感到很惊奇,认为大概是龙子下凡。曾国藩见了对李鸿章说:“此公辅器也”,预言将来必成大器。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其父固亦如此,此子必肖其父。”李家上下的喜气洋洋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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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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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们的话有时并不灵验。李经述后来既无其父之寿,更没有其父的功名,甚至还不如他的长子李国杰名气响,只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孝子留名后世（清史列传中把他列入孝友传）。其实世人不知,他还是个很有才气的诗人,其父李鸿章在世时对他的诗就很赞赏,而他性格内向,深自韬晦,并不轻易拿出示人,人们也就无从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直到他去世后,他的长子李国杰整理他的遗物时,才惊讶地发现,其父竟有如此华章存世,于是编入《合肥李氏三世遗集》,人们这才看清了这位“澹园”大人的文人胸襟,可知他是个才华横溢、很有天赋、历史责任感极强的诗人。
李经述五岁开蒙,聪颖异常,加上赵氏夫人督课甚严,从小养成读书习字的好习惯,日必尽数卷,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十二岁的时候已能写得一手好字。稍长开始学习写诗,渐能工古今体诗,人称笔下有晚唐笔风。他尤其对历代史实感兴趣,对各个王朝的兴衰治乱之原因,爱作究底式的研究,对清朝的朝野掌故也非常留心,写下了数万字研究心得,如《历代户口盛衰论》、《五胡乱晋论》、《元代海运论》等篇。
他的书读得不错,跟他父亲一样,二十二岁时就考中了举人。在此前后,他的诗文写得漂亮极了。如他的《昆虫十咏》,从眼前的小小凤蝶虫蚁,竟联想得出神入化,横扫万里———《蜂》:大义君臣重,辛勤日两衙。积香成世界,工酿度韶华。假子春分粟,真王晓课花。专房竟腰细,岂独楚宫夸。《蚁》:百万骁腾众,丸泥托奥区。资生劳负戴,立国遘征诛。应雨阴阳协,旋天日月趋。胡为慕膻味,也效世人愚。《萤》:微火初秋见,辉辉喜夜晴。疏帘能出入,小草亦光明。暗度流虚白,高飞点太清。自从隋苑散,长趁读书声。《蠹鱼》:谁复知鱼乐,游行此大观。以书为性命,于古得波澜。粗涉千篇易,遥传尺素难。丛残殊厌饫,枵腹笑儒冠。《蚯蚓》:薄暮空阶寂,孤行喜就阴。屈身虽有迹,出处本无心。侯应金风肃,生资土德深。当前求易足,乐性且长吟。
......
显然,他是观察过蚂蚁打仗、蜜蜂酿蜜、秋虫清唱的,但他笔锋一转,就写到了人间现世了,什么君臣大义、百万兵马、楚宫细腰,都在小小的昆虫世界里活灵活现,令人眼界大开。最是亲切温馨者,莫如《蠧鱼》一首,他在下半段里跟蠧鱼悄悄谈心,告诉它自己的读书经验:“粗涉千篇易,遥传尺素难”；又和蠧鱼相顾而笑,蠧鱼是吃饱了大笑，作者是苦读后的苦笑……诗人高雅善良的心性,就这样自然流露出来。自然,他的读书生活是优裕而寂寥的,他的《夏日即事》诗道出了他的日常生活和情怀。有云:翛然不觉久离群,寂处心情淡似云。竹院焚香风易度,蕉窗倚枕雨先闻。病多本草譒都熟,暑渴清茶饮亦醺。自笑日长消底事,诗魔却与睡魔分。他的纪事诗则写得大气磅礴,可惜留下的太少。不知李国杰在选诗的时候怎么搞的,仅仅保留了几首。他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归政典礼,懿旨赏家大人用紫缰,异数也,献诗恭贺,即用篑斋先生原韵》中写道:据鞍矍铄气犹雄,曾见垂鞭紫禁中。令典敢希宗胄制,中兴还念老臣功。诏承丹凤恩荣被,辔勒青骢德望崇。惟祝圣朝长偃武,衮衣坐镇拨皇风。除了感念清廷的恩典,天下中兴不忘老臣之功之外,主要还是希望“归政”后的清廷能够“长偃武”,不要打仗,而要真正的天下承平。最令人感慨的还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大概是他参加江南乡试那一年,从试场出来后,他顺便游览了南京和合肥一代的名胜古迹。面对六朝故都和淝水之滨的残石断垣、长街短亭,历代兴亡,俱在眼前,他感慨万分,一口气竟写了五十多首怀古诗,朝野掌故,豪门盛衰,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如:〓《教驽台》:隔河待架千钧弩,演阵先登百尺台。不羡穿池教水战,直思捍海射潮回。将军老去雕弓踑,铁佛迎归宝刹开。日暮秋风吹败草,萧萧尚带箭声来。《别虞桥》:汉军歌罢骊歌起,茫茫千秋桥尚存。银烛双行将进酒,红妆一剑解酬恩。离筵难忍虞兮泪,芳草如招楚些魂。幽恨惟余一溪水,至今呜咽向黄昏。《秦淮渔唱》:新歌艳煞杜韦娘,红板桥低泊画航。渔笛数声杨柳碧,繁华世界已清凉。《牛首烟气》:废宫芳草自年年,望断晴岚欲暮天。唯有青山双角在,依稀尚带六朝烟。《长干故里》:大长干连小长干,殿宇相望亦壮观。绿野人家千万户,子孙谁是晋衣冠。《来燕名堂》:堂上已无王谢客,堂前燕子尚来归。情深故主难抛却,羞向他人门户飞。......这些诗不仅展示了他的才情,而且融入了他的史学观点,可知他的确是费了不少案头功夫的。
但他中举之后,试场的运气就不行了。1886年,他以荫生资格赴京参加廷试,没有通过。虽未被录为进士,但成绩亦佳,被朝廷选为内用员外郎,又蒙赏戴花翎,有了名义上的头衔。这种头衔只是说明一个人的资格,不等于实授,常常属于“候补”地位。因此李经述实际上只是获得了一个四品官的资格,仍住在他父亲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用功读书,准备来年再考。
1895年李鸿章奉命东渡议和,李经述要求陪父一起去,李鸿章不同意,要他在家安心复习功课,“令赴试礼部”。可是那时李鸿章已因甲午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成全国众矢之的,势利的考官讨厌他,李经述也跟着倒了霉。据说他的试卷已经进入被录取的一档,在拆封登记名字的时候,考官一看是李鸿章的儿子,就把他的卷子扔了出来。李经述没想到在考试时竟然如此沾了老爸的“光”———文章本已入围,而且“拟高魁”，但考试主持人与李鸿章有宿怨,不惜乘李鸿章倒霉的时候再扔你一块石头。于是暗地里把李经述的卷子换了下来,易以他卷,于是李经述再次榜上无名，其心情自然更加郁闷不畅。不久又闻其父在马关遇刺,惊愕之余,想去探望又不允成行,只能独自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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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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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生活的前三十年,是其父功成名就、整个李氏家族蒸蒸日上的时期,按说他席丰屦厚,大可意气风发,无所顾忌,而他却夏不葛,冬不裘,自奉极俭。他的笔下也毫无狂放之言,反而好发哀婉沉郁之声,于时局艰危时时在心,与当时一些玩蛐蛐蝈蝈的纨绔子弟绝然不是一码事。他的后人在他的《行状》中讲他:“历代史事,兴衰治乱之源,无不悉心研究,尤所讲究本朝掌故,即使稗官野史,亦参考无遗。”可知并非虚言。
经述的母亲赵氏常年患有肝病,经年不愈,发起病来剧痛不止。每逢这时,李经述总是衣不解带地服侍在旁,亲尝汤药,无微不至,想方设法为母亲减轻病痛。他到处打听治病良方,有一次听说这种病要用亲生儿子的肉和药以进,病才能治愈。李经述信以为真,真的从自己的手上剪下一块肉来,和进母亲的中药里煎熬,呈送老母。可惜母亲的病并未好转,终于1892年撒手西去了。李经述悲痛欲绝,每念母恩便要伤心哭泣,每哭必喘,以至于常常昏厥过去,身体遂大亏。
李经述真正帮清廷做的事大概只有一件,即1896年其父奉命出使英、法、德、俄诸国时,清廷念及李鸿章年高远役,特降旨令李经述和李经方随侍在侧。李经方同时兼翻译,李经述则加三品衔,以参赞官的名义随行。李氏父子此一行行程达数万里,历时半年多,无论行至哪里,李经述总是老爸身边的高级侍卫,饮食起居调理周至。回国后仍是在家闭门读书,深自韬晦,澹泊寡营,超然于时评之外,亲朋故旧见其远离官场,书生一个,也就不敢轻售其私。
庚子年间，北方兴起义和团,烧洋楼,杀洋人。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前,慈禧太后一边急急带了光绪皇帝向西逃跑,一边连发“十二道金牌”到广州,要李鸿章立马北上收拾残局。当时李经述正带着家眷避乱南归,到达南京时未及上岸,就听说老爸已到达上海,于是急忙调转船头再奔上海。到了上海,李经述坚决要跟老爸北上。李鸿章眼看北方混乱,京城内已是洋人的天下,不忍儿子跟着去受罪,何况这次是去与洋人谈判的,李经述并无几年外交经历,还是不去为好,于是一定要其留下。
1901年秋,李鸿章与十一国的公使的谈判结束了,人也倒下了,住在贤良寺里,咳嗽常带血。李经述听说后急忙带着长子李国杰前去探望,李鸿章已卧床不起了。李经述不愧是个大孝子,每天在父亲跟前服侍,昼不甘食,夜不交睫,连续五十多天寸步不离,每天还要烧香吁天,宁肯以自身相代。
这年11月7日,其父经不住长期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还是咽气了。李经述痛不欲生,自觉未能保住父亲的生命,实为儿子的无能,遂欲以身殉父,后经家人环跪相劝,方才作罢。但他的身体从此垮了,每念必哭,每哭必喘,每喘必汗,焦肝灼肺,渐渐形在神亡。他自觉不久于人世,于1902年2月11日写下遗书,历言心境忧危,家声恐难仰绍等等。一周之后,他也随其父仙去了。此时距其父逝世只有一百天。
其乡亲有感于他的孝行,由直隶布政使周浩和按察使杨士骧等上呈事实,请求李鸿章的接班人、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褒奖。清廷闻知亦为之震动,尽管两宫皇太后刚刚“回銮”,万事未定,亦特为降恩褒扬其嘉行,准其列入国史孝友传。他承袭其父的侯爵爵位,由他的长子李国杰再次承袭。最后其后人葬其在李家的故乡合肥东乡,距离合肥仅二十里的茅冈。
李经述文笔优雅,感情充沛,手书《澹园日记》十一册,是他一生最后的日记,记录了他在京城贤良寺随侍老父身边所见的、最后的生活起居诸事,世人从不曾获见,家族内部也多读不懂。从民国到解放,清代遗物虽不合时宜了,但毕竟是祖先遗泽,他的后人还是把它深藏秘锁起来。
说起这十一册《澹园日记》,李经述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又出现了大麻烦,让他的子孙后代们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那是十年浩劫初期,上海的造反派整天在街上烧烧打打地“扫四旧”。这部日记当时在他的孙媳妇卞慧卿（李玉良的夫人）手里,他家那时住在威海路旁边的升平街。老太太为了全家的安全,亲手处理了很多李家故物,而这部《澹园日记》,为祖先亲书,实在不忍心烧掉,就设法秘密送往南京,因为大儿子李道秉和大孙子李永炜都在南京,想必南京的“形势”比上海要好一些。谁知南京也不安全。李道秉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市电力部门任高级工程师,眼下早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戴在头上。他一生办事谨慎,父亲去世后,他与二弟李道、三弟李道成了家里的台柱子,每月各自把工资分出一部分寄给母亲,因为母亲要生活,下面还有三个弟妹要读书。他对母亲的话从不说个“不”字,作为长子,“传家”有责。
可是这次面对这包如此烫手的“祖先遗泽”,他真的犯了大愁。他明白,他迟早也有被抄家的份,这包东西留在家里可是个准“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最后还是他的妻子姜进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送到她的娘家常州去。她娘家有一个亲戚,是造反派的小头头,在外面表现很积极。造反派是专门抄别人家的,而绝不会有人来抄他的家,把这包《日记》送到他家去,不就万无一失了吗?这真是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澹园日记》的确从此没人来打扰,直到现在,仍保存在李经述的后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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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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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李家后人真的很感谢这位造反派亲戚,他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年代,居然充当了正宗的“四旧”的守护神,如今想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李经述的后代中出了不少科技人才,详情后叙。
李经迈最受欺负却最有“心劲”
纵观老李的这三个儿子,性格和经历有很大不同。李经方从政,李经述治学,李经迈经商（也办过外交）。性格上一个豪放,一个谨慎,一个孤僻。而且三兄弟之间,除了老大、老二有共同陪老爸出访欧洲的经历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合作和亲密友好的迹象。尤其是最小的李经迈,好像远离了两个哥哥,独立游离于外,很少看到他参加大家族生活的记录。恐怕他老爸未必能注意到这一点。
这也难怪,这与他的出身有关,受了旧时大家族的传统生活规则的制约。
李经迈的母亲莫氏,原是老李的夫人赵氏的贴身丫环。赵氏多年生病,莫氏总是尽心尽意地服侍在侧,时间长了就像自家人一样。她聪明勤快,而且长相也非常好看,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很讨人喜欢。太平天国被打垮之后,李鸿章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两项要职,两处衙门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保定,他就得常年两头跑,一般情况下据说半年在天津,半年在保定。赵氏多病,不能总是随侍丈夫,李鸿章不在天津时,就由莫氏随行服侍。日子久了便收房为妾。李经迈就是莫氏生的孩子,一双眼睛又大又亮,酷似其母,大概是李氏后人中最“酷”的一个。尽管如此,由于是庶出,他在家中没有什么地位,在其父去世后,甚至还要受些欺负。
李经迈（1876—1940）,字季高,号又苏,别号澄园，从小大概不善于用功,也许因是最小的孩子,有些娇惯,他们家谱资料上没有关于他的功名的记载。他的一些头衔都是朝廷看在李鸿章的面子上特赏的,如特赏主事、特赏员外郎、在工部都水司行走、赏戴花翎、以四五品京堂用、特旨以三四品京堂候补、特赏头品顶戴等等。这些头衔大都是些名誉性的空衔,并没有什么实权。实际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和他的哥哥们一样,在洋人老师的辅导下,在学习英语上下过不少功夫,所以他后来能担任驻奥地利大臣,还曾随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
辛亥革命后他和母亲莫氏也避居上海,住在上海华山路,并在那儿大做房地产生意。上海人讲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实际上指的就是他的房地产。据他的一个内侄（李经方的内侄）刘因生老先生说,李经迈英语讲得很好,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做地皮生意喜欢向西部发展,李经迈也跟着向西部发展,所以生意越做越大。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原先就是李经迈的,后来还在那儿附近造了上海最好的公寓大楼———枕流公寓。他还在那儿买了很多地皮,随着租界里地皮的升值,他成了巨富,生意上从未失败过。民国初年,他们的一家亲戚孙多森（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也是李瀚章的外孙,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上海阜丰面粉厂的创办人）在上海造豪宅,就是从李经迈手里买的地皮,那豪宅就是现在华山路武康路路口的那一片淡黄色的漂亮小楼。
生意做大了难免遇到麻烦。有一天他刚到家门口就遇到了一伙绑匪,好在他在北方时练过几手拳术,而且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几招下来就一个跟斗翻进墙去了,绑匪没能得逞。从此他雇了几个白俄当保镖,日夜随身护卫。据说他人非常聪明,除了考科举外,他什么事都能略胜一筹。由于他的庶出的身份,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分到的财产并不多,连李国杰都要欺负他（李国杰只比他小五岁）,把最不值钱的股票分给他。可是股票到了他的手里,被他七捣鼓八捣鼓,都变成值钱的股票了。李国杰分到的财产倒是不少,但没过多少年就捉襟见肘了。
去过李经迈家的老人说,他家里的陈设完全是中西结合式的,有很多皇家赏赐的中外礼品,墙上既有祖宗画像,也有西洋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的地毯,竟是一张巨大的白老虎虎皮。还有不少藏书。他的藏书处叫“望云草堂”。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李国超出国前,将藏书全部捐给了震旦大学图书馆,计有一万多册。该馆非常重视这批藏书,为之专门定制了很多带雕花的高大的书橱,还辟出专室陈列,名之为“李氏文库”。该图书馆的馆长还在该校的学报上撰文专门介绍了这批藏书。解放后50年代院系调整,这批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但是书已按类分散上架到大库,所以李经迈的藏书是在复旦图书馆,但“李氏文库”不存在了。
也许是在李家受欺负的原因,他养成了孤僻而倔强的个性。1937年他六十岁时,曾自撰墓志铭说:“文忠年五十四而生余,余年二十六而文忠薨……综计一生,所作者不甚爱惜之官，所办者无足轻重之事，所遇者全无心肝之人，所闻者不知羞耻之言!”将六十年来的积愤都宣泄在纸上。
抗战胜利后不久,他的儿子李国超卖掉了家产到香港去了,后来又到了英国和美国。临走前,把带不走的一些家族史料,如祖先画像、照片、书信、账本等分装在五个箱子里,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那儿。解放后顾廷龙先生将之带入上海图书馆。李国超似乎不屑于与李家的人往来,走后没有跟李家在大陆的人联系。李家人只是从美国福尔索姆先生的书上知道,他曾在旧金山生活,后代曾在联合国工作,如此而已。最近几年李家续家谱,他这一房仍未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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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短命侯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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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李党遍天下
上海外滩福州路路口、与汇丰银行一路之隔的那栋三层砖楼,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局旧址。与之相隔不远,还有一栋“长着”五个尖尖角的四层楼房,那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旧址。这两栋楼,在外滩沿江排开的二十四栋大楼中,是最矮的两栋,像是两个丑小鸭,也是外滩仅有的两栋属于中国企业的建筑。这很能说明,当年洋务运动起步的艰难。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轮船航运企业,跟江南制造局一样,是晚清大中型企业中的大哥大（还有一个纺织新局,后来不幸毁于火,重建后改组）,都以历史悠久、后台强硬著称,在晚清洋务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轮船招商局的办公楼虽小,但雄心不小,是当时国内惟一一家可以跟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叫板的轮船公司,在国内航运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直到他从北洋大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后,才归邮传部管辖。这个企业曾聚集了一批最优秀的洋务干才,业务一度发展得很快,分局遍布国内各大港口,如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除了承运漕粮,还延揽商货,在与太古和旗昌的竞争中谋发展。1877年,居然“狮子大开口”,把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给“吃掉”了,增加了码头和船只,扩大了经营,成为能与太古轮船公司抗衡的惟一对手。后来还不断投资大型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湖北铁厂（张之洞创办）、萍乡煤矿、萍乡煤矿铁厂（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太平岁月,每年净利润可得三十万两银。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曾不无醋意地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则不无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据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
为了办好这个企业,李鸿章屡次调集精兵强将加强管理,以期一来可以从洋人手里夺回一些权益,增加清廷国库收入;二来积累经验,以供其他企业借鉴,好走出振兴民族工业的路子。这正是洋务运动的初衷。所以从一开始,组织上就是一个李党的根据地,从总办、会办到各分局的经理,以至于轮船上的船长,不是李党的亲信就是幕僚,以及亲信幕僚的亲朋好友。这种体制造成了层层都是裙带关系,而排斥异己。这种状况自然给李鸿章带来了方便,人人听话,好办事,要抽调局里的“份子”筹饷也没说的（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曾有几笔大款项报效中央）,但也带来了麻烦,弹劾他结党营私、重用私情的折子就不会少了。攻击李鸿章的人就说,招商局从上到下,李党遮天……
李鸿章最初是交给有沙船运输经验的朱其昂拟章试办,第二年招商集股,正式成立,同时把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挖”过来总理其事,唐从此成了他的哥儿们,此后一辈子跟李干活儿了,办完了招商局又办了开平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功劳卓著。还把上海的另一个著名买办徐润也“挖”了过来———此人就是最早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的中国人———被任命为会办。与徐润同时担任会办的还有盛宣怀,盛后来又升任了总办。三个人中,盛宣怀与李的关系最近,他是李鸿章赴陕西剿捻时的文案,鞍前马后已跟随了多年,自然容易得宠,何况盛本身“长袖善舞”,善于抓权,在官场上的路数比两位买办要熟悉得多。中法之战后又有马建忠到局任会办。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淮军时代就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进入李鸿章幕府后一直很受重用,曾被李派出国考察洋务和军事,进入招商局后,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李都是采纳的。
同时,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势力圈子,圈子里的人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唐廷枢和徐润当权的时候,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非唐即徐”。盛宣怀当政后又重用他的一班人马。盛宣怀的亲信傅筱庵得以长期在招商局出任要职;盛的三个儿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都是董事,盛重颐还当过总经理,盛恩颐当过副董事长;董事中陶湘既是盛宣怀的同乡也是他的心腹干将,参与过许多机密;马建忠的外甥朱志尧通过马的引荐,当上了一条轮船的船长（据《沛国朱氏诸巷会支族考源》）。另外,曾任董事会会长的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董事何声灏是李家的亲戚，董事庄仲咸是盛宣怀的亲戚……这些情况,当然也给老李带来不少麻烦,如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就咬住盛宣怀不放,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结为一体,大造舆论,目的是要赶走盛宣怀,从李鸿章手里夺权。
话又说回来,在轮船招商局最初的三四十年中,局内李党的庞大队伍中并没有李家人。这是个应当引起注意而外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事情———在这些年中,局务并没有李家人染指,最多可能有些股票,不像盛宣怀当了总办,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塞了进去;马建忠当会办时,也把自己的外甥也拉了进去。
李家人是在李鸿章去世以后,才逐步进入招商局的。如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滇出任轮船局的董事,是在民国元年（1911）,距李鸿章去世已有十年。同时担任董事的还有张志潜,是张佩纶的前妻生的儿子。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上董事,是在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为了顶董事的缺额而填空填进去的。至于他当上招商局的董事长,则是后来的事情,那是在段祺瑞当权之后的1924年,是由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选出来的,至时李鸿章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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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短命侯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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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又可以跟其他一些情况相参照———李鸿章极力主张子孙后代学习外语,主张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在家里聘请了外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但在仕途春风、位极人臣的时候,他的后代中只有一个李经方当过外交官,其他儿子侄子都是靠边站的。李经述读了一辈子书,什么实缺也没拿到,只是老爸在受命出使欧洲时,托清廷的福,叫他一路上照顾已经七十几岁的老爸,才获准到国外走了一趟,算是干了半年外交工作。侄子李经叙出使秘鲁和墨西哥,是甲午战败后的1897年,李鸿章早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官位上退下来了,是伍廷芳把他带出去的,以期加以磨练,将来好派用场。其他人如李国杰出使比利时，李经迈出使奥地利，李国栋后来也出使奥地利，李国源出使缅甸,全都是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李老太爷对后代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出类拔萃他是不用的,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方面他倒是不捣浆糊的,这与大多数封建官员一心为子孙抓权谋利,显然不一样。
王亚樵福州路击毙赵铁桥
李国杰（1881—1939,字伟侯,号元直）是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的长孙，承袭了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清末曾任散轶大臣,1906年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当时住在北京府学胡同五号。1910年他出使比利时,把房子卖给了盛宣怀,归来时已是民国。袁世凯原本对他另眼看待,民国初让他继续留任比利时,1914年回国后还让他当了参政院参政。可是袁大总统要当皇帝,他又看着不顺眼,在“晋见”逊清隆裕太后时,说了几句袁世凯的坏话,不想密探把话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于是风声鹤唳,吓得他赶快逃到上海。
他进入轮船招商局董事会是在1916年,经董事会选举当了董事,1924年又选为董事会会长。可是他的命不好,在他任董事长之前一年,轮船招商局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亏损,年亏损达一百六十余万银,为开展业务已向各庄户挪借三百余万,加上上海光复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轮船招商局借款达一千万,轮船招商局以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一百五十万两,至此时仍未见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又作出决定,以一部分不动产作为抵押,再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五百万元,以渡难关。
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麻烦。
其实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国民党人的心事,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五百大洋,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三百大洋）。利润丰厚,养肥了那些清末的遗老遗少。国民党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长远计议,总想把轮船招商局弄到手。其实那时的轮船招商局都已是商股了,是纯商人的企业,已在商部注册了,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1927年国民党到上海后,逐步对前清遗老的财产实行没收和监管政策。
1927年5月,国民党刚到上海,就派张静江清查整顿轮船招商局,后来因为隶属关系,轮船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由王伯群任命为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轮船招商局从此直属民国政府,由民国政府派专员负责整顿。
于是,前清遗老们都没有好日子过了。1929年9月28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训令上海县,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10月5日,又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盛家在招商局的“三杆枪”（盛恩颐、盛重颐和盛升颐都吸食鸦片）就没辙了,他们在轮船招商局的位子保不住了。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六十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他们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
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真的到招商局内部来“监督”,把他晾在一边了。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做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最后赵查出了李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神秘杀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王亚樵曾多次密谋干掉蒋介石,对暗杀蒋介石的部下亦十分爽快。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关芸农与王亚樵联系上了,给了王一千大洋和一张赵铁桥的照片。于是,赵铁桥于1930年7月24日,在轮船招商局的楼侧（外滩福州路路口）遭了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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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短命侯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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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他们知道是李国杰干的,但抓不到把柄,但经济上已抓到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
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两年多后的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的判决书终于判下来了,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利四年。罪名是: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向美商公司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向大来公司租借商轮,防碍航权;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七十万两银……（据《现代上海大事记》）
可是那个时候法律还是比不上权力大,只要有权人一讲话,格局就又变了。这个有权人首先就是段祺瑞,那时他虽然早已不是国务总理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威势和影响还在的,尤其是老蒋还买他的账,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校长嘛。
段祺瑞一语释侯爷
段也是安徽合肥人,他们与李家的友谊起源于上两代人。咸丰年间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段祺瑞的祖父段韫山就跟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等人一起拉队伍,办团练。到李鸿章办淮军的时候,段韫山又与刘铭传等隶属于李鸿章麾下,“以军功累得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满语,勇猛志士的意思）称号,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于光绪五年（1879）卒于宿迁军次”（《合肥段公年谱稿》）。
段祺瑞的一个叔叔也在军中,后来当上了山东威海军营的营务官。段祺瑞十七岁前往投靠叔叔,初为“补营哨书”,从站岗放哨做起。在他二十岁的时候,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开张了,他去投考,一举考中,而且名列前茅,遂进入炮科学习。那时该校学生一共才一百余人,都是从各营考拔出来的优秀者,学制一年,毕业后,又回各营。段祺瑞没有分回威海,而是分配到旅顺监修炮台。
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李鸿章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决定选派优秀军校学生出洋留学。段祺瑞抓住了这一千载良机,考了个第一名,遂来到德国柏林,进入军校仍旧学炮科,见习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实习炮工。从德国回来以后,从此受到重用,派为北洋军械局委、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在庚子年间袁世凯当山东巡抚的时候,开赴济南……（据《合肥段公年谱稿》）
可知老段的发迹与赴德国留洋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一直念记着段家与李家的友谊。所以在他当政后大女儿段式萱要出嫁的时候,就选择了李家的孙子李国源。虽说标准较高,既要有好的家族背景,还要有洋派的经历和眼光,但那时符合此标准的豪门子弟并不少见,因民国初年出洋留学已成风气,孙家鼐家族的孙子辈中就有十二人出国留学。之所以选中李家的孙子,与两家之间的渊源不无关系,尽管那时李家已经开始衰落,段家开始兴起。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段祺瑞为什么愿意管李国杰的“闲事”了。
1934年日本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的阴谋时,段家也已褪去了昔日的繁华,老段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里安度晚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局面,但他不愿跟日本人纠缠。正苦于无计脱身时,南京的老蒋那边有信了。蒋介石恐怕老段万一上了日本人的当,糊里糊涂地下水,对整个局势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里去当寓公。
车到浦口火车站时,蒋介石亲自去迎接（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北来火车需在浦口换轮渡渡江）。寒暄几句之后,想不到段祺瑞却提起了李国杰的事。他对蒋介石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的面子上,算了吧!”蒋介石先是一愣,心下虽气恼,嘴上亦不好反驳,因蒋与段有一段师生之谊,蒋介石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段是校长。蒋只好点头喏喏,不几天,神通广大的侯爷李国杰就被放了出来。
据李家人说,段祺瑞到达南京时,李国源也前去迎接。那时虽然段家大小姐已经去世,李国源的继室、福建人陈箓的妹妹陈琪玉已经“来归”,但在段家,仍把李国源看做是大女婿。段祺瑞拜谒中山陵的时候,李国源始终随侍在侧。李国源的到来,想必在“和平解决”李国杰的问题上增加了砝码。
侯爷之死至今仍是谜
可是李国杰“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还是倒在军统的枪口下。
抗战爆发后,轮船招商局总局迁往香港,后又迁往重庆。李国杰没有去重庆,仍在上海逗留。那时上海逐步已被日本人控制,前清遗老中有些后代开始在日本人中间走动,成立了维持会,后又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准备成立维新政府。这时国民党军统机关得到情报,说日本人将拉李国杰出任维新政府的头目,也有人说李国杰已接受了日方的任命,将在维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长。国民党早就对李国杰恨之入骨,一直在找机会干掉他,这次总算找到了理由。
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那天上午,李国杰刚步出其住宅新闸路沁园邨的弄堂口,没走几步枪就响了。等到人们抬他到医院时,院方已被打过招呼,说是汉奸,所以无人前来抢救,致使流血过多死在医院里。他似乎至死也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据说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打我干什么?”至于李国杰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军统是否真的拿到了确凿证据,这半个多世纪下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唐绍仪被刺案一样,至今还是个谜。只是唐绍仪是民国元老,有的是人帮他讲话,而李国杰是大卖国贼的后代,死了就死了,人们议论归议论,谁都懒得去弄个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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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短命侯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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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李家人回想起这件事,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在头一天阖家吃年夜饭的时候,李国杰的妻子在用筷子搛粉丝的时候,突然筷子断了,那是一双象牙筷子呀,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断掉呢?有人提醒他们,要当心一点,会不会是什么预兆?李国杰一笑了之,结果第二天就遭了枪击。却说他的后代李玉良和太太卞慧卿原本是要前去给他拜年的,还没走出家门,就有人来报:“大爷被人打了!”他们闻讯赶到医院时,李国杰已经咽气。后来他们被告知,李国杰此时躺的那张病床,就是当年赵铁桥死时躺的那张床!他们差一点晕过去,不知是军统故意安排的恶作剧呢,还是老天爷真的有意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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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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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李氏家族跟所有安徽籍的豪门望族一样,经历了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家族大迁徙,从而从整体上基本逃离了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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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遥望安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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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李氏家族大逃亡
抗战八年,李氏家族跟所有安徽籍的豪门望族一样,经历了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家族大迁徙,从而从整体上基本逃离了安徽。
在此之前,李家大房（李瀚章）、二房（李鸿章）、三房（李鹤章）、五房（李凤章）在庚子事变前后和辛亥革命前后,甚至更早一些,已经陆续向沿海和大城市集中了。其中大房主要在北京和天津，二房主要在上海和天津，三房和五房主要也在上海。四房和六房的“大部队”,以及老三房中的大房,战前还在芜湖和安庆,生活在即前所述的芜湖长春花园、柳春花园、景春花园和安庆太史第,“游击队”也已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所谓抗战中大逃亡主要是“大部队”的战略转移,他们随着逃难的洪流,马拉车载,先武汉,后广州,再香港,绕道半个中国,历时数月,最后到达上海的租界内,有的则转到了大后方重庆。
离乡背井,苦熬八年,金山银山,消耗了大半。在这期间,“经”字辈的人差不多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国”字辈的人正当壮年,“家”字辈的人还在读书,有的也已参加了工作。从那以后,李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无形中的不食民国“周粟”的传统,转为与国民党的党政军界人物实行“有限合作”;原先在儿女婚嫁上偏重安徽老乡、淮军哥儿们的乡土观念,变成了更为现实的“人无地域”的方针;原先席丰屦厚的公子哥儿,有不少已失去了往日的天堂;他们在上海或天津“遥控”安徽,十有八九不如人意,因为农民逃难,田地荒芜,音讯阻隔,鞭长莫及……也有少数人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总的趋势是,今非昔比,日落西山,如今的老李家,已远不是当年的老李家了!
老六房的“大部队”从芜湖撤离时分成几路,最大的一路是李经叙一房,即原住在长春花园的一房。当时李经叙夫妇早已去世,下面四个儿子只剩两个,老大国澄和老四国沆也已经去世,剩下国源和国济哥儿俩。而国济在这之前已去上海工作,芜湖只剩下国源一个“国”字辈的人,而要带着大家族老老小小近三十口人逃难,实非易事。那时日本人的飞机天天在扔炸弹,芜湖很不安全,只好托人找关系,借到一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所属单位的卡车,几十口老小带着行李死活全挤上去。
而身在上海的李国济心念家人,知道哥哥一个人无法安顿这一大家族人,三户人家光孩子就有二十一个（六个女孩,十五个男孩），他拼命也要回芜湖,死也要和家人死在一起。
那时已是“八一三”以后,沪宁线火车已经不通,只有上海到苏州的一条迂回线路的慢车。可是那时全社会都在逃难,火车票根本买不到,等李国济挤到火车站时,火车站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而且是最后一班车了。他看见火车顶上站立了许多人,就和他一个侄子从人群中拼命挤过去,也爬到火车顶上。火车开动时两手紧紧抓住火车顶棚,行李都扔掉了。有的人一直站在火车顶上,谁知火车还要过桥洞,过桥洞时整个人头竟被削掉……到了苏州再想办法找汽车,东转西转,总算到了芜湖,跟“大部队”会合。
当时之所以要租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卡车,是因为战争年代,民用车辆都被征用了,即便是在芜湖能借到民用卡车,说不定走到半路也会被征用了去。所以宁肯花极高的价钱,托人租航空委员会的车,因为李国源的妹夫即李国珍的丈夫刘攻芸,正在邮政储金汇业局任局长,该局是国民党政府的嫡系,他熟人多,托人租到的。果然,一路上看到的民用车辆,十有八九都成了军用车辆,而他们的车牌本身就是军车牌照,所以无人敢拦。
然而往哪里逃难还是个大问题。起先还以为只要往乡下躲几天就躲过去了,行李并未多带,出来后才知情况不然。他们先到了合肥,住在李家祠堂里,过了几天合肥遭空袭,就赶紧往乡下逃,逃到肥西周家新圩。李国济的夫人是淮军名将周盛波的孙女,老宅是周家老圩（现在是肥西中学）,新圩是周盛波的儿子家的。住了一段时间还不行,日本人已逼近合肥,就只好再往西逃,经六安、商城、麻城，到湖北黄陂,再到汉口。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逃难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马拉驴驮,李家有辆卡车算是福气了,但白天要躲开日本人的飞机,只要听见有类似飞机的声音就得赶快躲。晚上住在到处都是虱子的小旅馆。在路近潜山的时候还遭遇了土匪。那帮土匪拼命朝车子打枪,专打车子轮胎,一旦哪个轮胎漏了气,全家都完了。好在司机很机灵,调转车头,绕道而逃……到了汉口,李国珍的丈夫刘攻芸前来接应,才算喘了口气。
可是不久汉口又告急,于是大家再逃。有不少家族如寿州孙家鼐家族的一部分人和望江何汝持家族的后代继续往西逃,有的到了重庆、昆明,有的到了越南,从越南再乘船到香港。而刘攻芸想办法买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几十口老小就上了火车。谁知车到乐平,突然警报大作,说是日本飞机前来袭击火车,要大家赶快下车,躲到铁路两边的田野里去,结果人们又蜂拥而出,朝野地里狂奔,有的小孩子奔跑不慎就跌到田埂下的沟里……也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才又缓缓开出……到了广州又遭空袭,天天拉警报。
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只能住旅馆。又是在“朝”里当官的刘攻芸帮忙,好歹安顿下来。那么多的家口长住旅馆不可能,何况李国济在上海租界里还有工作,租界那时还未被日本人占领,就得想办法回上海去。还好那时还有船走上海,于是李国济一家大小先挤进“智理加拉”号（小孩子们戏称“叽里瓜拉”号）船的统舱,飘飘悠悠地来到上海,投靠那些早些年来上海的亲友,从此再也没回芜湖。李国源、李国沆和李国珍三家仍在香港,在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来到上海,躲过了香港的最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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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遥望安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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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其他几房逃难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拖儿带女,历尽艰难,惊恐万分,财产损失无算,已找不到豪门的感觉了。那次逃难给他们带来终身难忘的记忆。
李国松居沪大不易
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大儿子李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把家产全交由管家去料理。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当过合肥商会的会长、襄办安徽学务、任庐州府中学监督,而辛亥革命后什么也不干了,专心干自己的事了。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也大不以为然:你是清朝的封疆大吏,怎么可以站到对立面去?结果,他本人书是读成功了,与叶蒲荪、陈祖壬都成了桐城学派的传人马通伯先生的得意弟子,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可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房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的新房子落成之日。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即前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的祖父）,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革命的细胞”,民国后曾南下广州,出任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在位清廉勤政。别人都视省长为肥缺,当官没几天即可私囊肥厚,而李国筠任职期满返沪时,却两袖清风,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地士绅送他的三百盆兰花,上下车时搬运不慎,中途又损失不少,回到上海,还得从大家族的账房上领钱花。李国筠的太太赵氏是赵朴初的亲姑妈,赵朴初小时候亦得以在李家私塾里念书。随从李国筠返沪的还有几十名亲兵,荷枪实弹,威风凛凛。因巡按使平素待他们不错,所以都跟来上海不愿离去,有些老兵直到李国筠1929年去世后才散去。带来的那些武器弹药,后来由李氏后人在抗战中捐给了抗日队伍。
李国松在抗战时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年平津战役快要打响时再次率家小来到上海。此时老房子已卖掉,家道中落,全靠出售文物藏品以解窘境。那时从北方南下上海的豪门富户如过江之鲫,大家都在租界里找房子,住房一时成了大问题。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沪尚有朋友相助,就“顶”下了现在武康路的一处花园洋房的二层。谁知刚安顿下没几天,突然闯进了一队士兵,指着住户们大声喝令,限三天内全都搬走,说这是上将陈继承的房子!
李氏一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兵的要赶他们出门却是听明白了。李国松的二儿子李家炜突然想起他的老同学吴国桢现正当市长,遂拉着小弟李家煐闯进市政府。吴国桢正忙得焦头烂额,为大学里不断的学潮而头痛。他办公桌上摆着一溜电话,红黄蓝白各色都有,听了李家炜讲的情况就抓起一只红色电话要常熟路分局,说:“武康路某院有军人扰民,赶快派人去维护治安!”十分钟后警察就把那幢房子围了起来。
吴国桢放下电话对李家炜说:“派兵是权宜之计。既然是陈继承的房子,何不去登门造访一下,把事情弄清楚?”于是李氏兄弟又来到陈府,呈上名片,说明原委。陈继承身穿长衫从楼上步下,知是部下骚扰了李国松,对此深表歉意;但他同时又提醒李家,该房确属陈氏,抗战前由一白俄租住,战后官司已打了三年半,房子就是拿不到手。原来陈已看出国民党的颓势,准备赶快把房子卖了好逃命。李家无奈,只好再次搬家,迁入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安乐坊。此时的居住面积,恐怕比当年老房子中佣人的居处也窄了。至于威海路上的老房子,解放后因六十二中学扩建,拆得只剩下临街的一排了。那临街的一排,倒真是老太爷李经羲住过的老房子。据说“文革”中,红卫兵曾从顶楼上抄出一大堆老照片,其下场是十有八九被红卫兵烧掉了。
张春桥赶走李国光
李国式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的孙子，李经楚的长子。早年在安徽老家当过人家的幕僚,后来去德国柏林大学读法政专业,回国后任职外交部主事、代理外交部佥事,还曾被派往黑龙江处理边境事务。抗战期间他和弟弟李国武,以及亲戚李国光母子俩都住在上海愚园路,闲着没事的时候,常拉小兄弟李国光出去散步,一边散步就一边聊过去的陈年往事。
他说，他早年在一个县衙门里当幕僚时,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做,也不拿工钱,那时家里不缺钱花,主要是想叫他开开眼界,了解社会。有一次县官要处决犯人了,叫他前去当监斩,任务是要确保刽子手把犯人的头砍下来,不能让犯人跑了,也不能中途换人,执行完毕后,还要把人头给拎回到衙门里来销案。
李国式心想这还不容易,又不是叫我杀人,在旁边看看而已！可是谁知道那天的刀斧手是个新手,在这之前光杀过猪而从未杀过人,看那犯人瞪着眼,自己先手抖起来了,一刀下去没砍死,犯人大叫;第二刀还没砍下来,鲜血溅了一地,后来还是找来一把锯,硬是把头给锯下来的。李国式眼前刀光血影,差点晕过去。回县衙门的路上,他一只手拎着死人头上的辫子,越拎越重,越拎越重,突然脚下绊了一跤,吓得他扔下人头就跑……
李国式1956年在沪病逝,去世前竟还为李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解放初,国家规定私人不可以收藏武器。鉴于国家收缴民间散存武器的规定,李国式将其妻子何氏在德国留学时玩的一支小手枪和惟一的一粒子弹,上缴了政府。这种袖珍手枪射程并不远,威力也不大,是德国贵妇人用来防身的,亦是朋友送何氏玩的。谁知当时上缴武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件事被记录在册,装入了李国式的档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本人早就去世了,后人可就大祸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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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遥望安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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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从早已去世的李国式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一重大的“敌特线索”,于是李国式的妻子何氏及儿子李家闻（李国式无子,由李国武家过继）一家可就倒了大霉。造反派隔三差五地前来掘地板撬墙,把李家康平路住宅真的来了个挖地三尺,地板、楼梯全都撬开。理由很简单:“你们家连女人都有枪,男人还能没有枪?”“不缴出来跟你们没完!”何氏因而于1967年被迫害至死。
李瀚章一房的后代中出了不少能人,在上海的李家闻一房中,李道林、李道椿、李道棠、李道楷、李道模兄弟都从事科技工作,其中李道林尤其突出,是国家成套发电设备研究所的总工程师,电站辅机研究室主任,国家“净洁煤技术”专家组成员。他们中还出了一个艺术界红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李道极,目前在美国发展。李国武的次子李家耿曾留学海外,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宏仁医院等医院任职,曾任上海麻风病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麻风病专家,主编了《麻风病学》、《麻风》等专著。还有一位姑爷,即李瀚章的曾外孙子范绪萁先生,是著名航空动力专家,曾任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现已九十岁,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每日到校,带博士研究生。范绪萁的哥哥范续筠也是不得了的科技人才,是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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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讲成份,李家子弟大多在表格“家庭出身”一栏只得填“封建官僚”。大房的经沣之子李国光原在字林西报社当编辑,圣约翰大学毕业,英文挺棒,办西文报纸得心应手。但解放以后国家不需要西文报纸了,派出队伍把报社一一接管,对就业人员也逐个审查,能用的编入解放日报社,不能用的即遣散。李国光就顺理成章地被遣散了。
当时军代表找李国光谈话,叫他到革命大学去读书,他说我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军代表说,你过去读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现在要你去读革命的文化。那时李国光根本弄不懂什么是革命的文化,反正他没去,不去那就对不起了,请你走道吧。最后李国光到香港找他大姐去了。
李国光的大姐叫李国秦,人长得端庄秀丽,楚楚动人,比他弟弟大二十岁,抗战之前是天津有名的美人和阔太太,丈夫张福运是宋子文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财经专家,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是宋子文的副手。如此男才女貌不是很好吗?可是男人花心重,抗战在内地时又有了小公馆,这在旧时的官场上按说也不稀奇,但碰到李家小姐就不行了。李家什么人家呀,虽已败落但心气不低,能受你这口气?李国秦坚决要离婚,离婚后就去了香港,出家修道去了。现在张福运早就不知葬身何方,而李家小姐真的是寿比南山,一百零四岁了,依旧精神矍铄,住在台湾一处佛界胜地,聚徒讲学,老了样子仍很端庄。
李国光到了香港,在姐姐和亲戚们的帮助下,开始是打工,后来有了积累后就自己办船运,成立了国光船运公司,专门将印尼等地的木材运到香港来加工,或做成高档家具。他还连续出任了好几届香港木材航运工会主席,在当地有相当声望。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在一次庆典活动中,港督不知为什么,非要找一个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参加庆典不可。于是港督府从电脑储存的信息中一下子“捕捉”到了他,李国光就成了李家正式被邀步入港督府的第二人。第一人是李鸿章,是那年他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时,路过香港时的事。
现在李国光手头仍保留着五十多年前在上海的那张遣散证明书,下面清楚地钤着一方红印,印文是军管会代表的名字:张春桥。
李国森与他的青铜器
李氏家族的人百余年来做官又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说在文化教育上没成什么太大的气候,但在收藏界,他们却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堪与当年的两江总督周馥家族、工部尚书潘祖荫家族以及山东黄县的丁氏家族媲美。
据说李鸿章原在肥东的故居中（李家楼）,有一个全部用红木雕成的藏书楼,楼中储书万卷,后来历经战乱,连李家楼都不存了,书何以堪?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也是个爱书的人,他长于外交,又以藏书与收藏青铜器知名。他在20年代与刘晦之合作,售予瑞典太子青铜器之事,前文已叙及,正说明了他的收藏品位。他的藏书,亦时常被版本目录学界提起。
李鸿章的侄孙、李经羲的儿子李国松,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他的书房钥匙,就串在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谁也拿不走。朋友来借书,样样都要登记。若是借去一套十册的,归还时只剩八册,那么他连那八册也不要了,干脆送你了,他再去找旧书店老板另觅全套的。他的收藏遍及青铜、甲骨、瓷器、古钱、字画各类,印行过收藏目录。可惜在抗战中南北搬迁,损失不少。他一生又深居简出,不仅不做汪伪的官,连民国的官也不屑一顾,但要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最后只得殃及藏品,逐渐将之出以易米。
现在可以借以一窥他们的藏品之盛的,只有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的藏书,以及李鸿章的一个侄孙、他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国森）收藏的青铜器。
李经迈的藏书处叫“望云堂”。其珍贵版本在其晚年经汉文渊书肆老板转手易人,其余于1940年由其子李国超整理后,捐献给震旦大学,计一万八千册,分为政书、兵书、地方志、科技图书和名人年谱,其中惟于文艺类书一无所有。年谱中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抄本如《柔远全书》,系历代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外交档案。书至震旦大学后,校方极其重视,特辟“李氏文库”专室,并以特制的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橱贮之。该馆馆长还在《震旦学报》上撰文作了介绍。解放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李氏文库”归复旦大学,藏书按类别分散入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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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遥望安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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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值得大书特书的收藏家是李国森（荫轩）先生。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受家族的传统文化气息的影响,从十几岁就开始玩历代钱币,自从收得邓秋枚的藏品后更加一发而不可收,立志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几十年下来,他不仅大量网罗中国古币,连欧洲、美洲的古币和金银币也兼收并蓄,继而又发展到收集历代中外徽章,总共达到三万枚之多。其中中国古币珍品有“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贰佰文、叁佰文、伍佰文”等。为了收藏李鸿章出使时德国为之铸造的两枚纪念银币,他不知往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跑了多少次。他的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价值现在几乎无法计算。他的钱币收藏室名为“选青草堂”。
李荫轩从1920年开始“玩儿”青铜器,数十年间总共收得二百余件,不少是从苏州潘氏攀古楼中散落出来的藏品,有的还是从未有过著录的“生坑”。其中颇具历史价值的有数十件,如小臣单觯、纪侯簋、鲁侯尊、厚越方鼎等。从器内的铭文考证来看,有的是记载了一场战争,有的是弥补了一段史实,有的是在宋代皇家文献就已著录了的流传有绪之物,均为青铜器的珍品。李荫轩写下的数十篇考证文章,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都看过,认为“那确实是下大功夫的”。这些藏品在抗战中,他曾花了大价钱存入银行的保险库,直到“文革”之前均保存完好。而到“文革”抄家风刮起时,他所居住的那条街道和小院成了重灾区,他的藏品也保不住了。冲进门来的红卫兵看到他家满屋都是古董,纷纷嚷道:“四旧!四旧!砸掉!砸掉!”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摔个粉碎;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在他们手里一掰就是两瓣!幸好头一批抄家者还没有发现他的青铜器,但是李荫轩不敢丝毫怠慢,谁能保证下一批抄家者也不会发现呢?
李荫轩终于拿起了电话,向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马承源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博物馆的同志急急来到李家,数藏品，造清单,装箱运走。按照当时的政策,博物馆只能代为保管,而不能接受捐献。整整两天一夜,上博十几个同志在李家忙得满头大汗,大卡车来回跑了六趟!到最后一车装完时,李先生突然想起,还有一间房里有十四箱明版书,连忙对上博的汪庆正讲:“小汪,还有十四箱明版书,你们也一起拉走吧。”上博的同志当时已疲惫不堪,而且已跟司机讲好这是最后一趟了———那时的行情决不是现在21世纪,那时汽车还相当宝贵,汽车司机差不多也是“半个皇上”,有事都要央求他们的———汪庆正有些无奈地说:“博物馆只管文物,书籍嘛,请你叫图书馆来接收吧。”后来这十四箱明版书到底何去何从,也不得而知了。
1979年,国家开始落实文物政策。有一天,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南浔丝商巨富邱家的后代）来到博物馆,对马馆长说:李荫轩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了。临终前关照,如果文物有发还的一天,除了保留几件藏品作为家中纪念外,其余全部捐献国家,不要报酬。邱辉女士说得非常诚恳,很坚决,感动得博物馆的同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奖状。现在邱辉女士已经九十余岁高龄了,身体仍旧健康。他们的儿子远在加拿大工作。她一个人住在离博物馆不远的重庆路上,天晴时凭窗远眺,可与博物馆遥遥相对,感情上似乎仍旧守在自家的收藏旁边。现在人们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可以看到许多藏品的介绍牌子上,都注明了“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可能大多数的参观者不会想到,他们居然是李鸿章家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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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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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道”字辈的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崛起的一代,出现了一大批卓有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如俗话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氏家族也没有死去,他们走过一个长长的“蛰伏”期,一旦苏醒,又格外地活跃起来。
李家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常用这样一个开头:“我们李家……”“李家人这些年……”家族的影子,是渗透在他们血液里的,无可排遣的印记,有时令他们自豪,有时令他们遗憾,有时令他们无奈。
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的传承,李家的“根”,似乎无形中总在规范着、约束着他们的行为———李家人就得有李家人的样子———他们就比其他一些家族的子弟,更多了些沧桑感和使命感。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文字契约的、中国传统式的、心灵上的标尺。
他们曾经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有的人甚至受到过残酷的迫害,在苦难中磨砺、修行。但是一旦大的形势好转,个人的命运也时来运转,他们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细胞就又开始亢奋。
他们的执着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有着几分悲壮———李道就因为高祖在海军问题上栽了跟头,他就执意要参加海军,立志让李家人在海军建设中重新站起来;李道在人家去听苏联专家讲课,而把他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就更加发愤图强,力争要比别人学得更好;李道善、李道林、李道稹、李道稔、李道楷、李道芸、李道凯、李道森、李道平、李道韫……都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委屈,但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因为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有着不同凡响的心性,有着不同反响的烙印,那一行行的脚印,就不同凡响地醒目。
梁思成的高足李道增
李道增先生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即李经羲的曾孙，李国松的孙子，李家炯的大儿子。他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学者。
他1930年生在上海跑马厅边他曾祖父的老房子里,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把老房子卖掉,全家几十口子人从里面搬了出来,分开过。
他的爷爷李国松早年在商业经营上曾经很成功,后来在上海不小心上了当,损失颇巨,这大概就是李国松不喜欢上海的原因。分家后,他带着夫人和几个小一些的孩子到天津去了,因北方民风纯厚,有不少亲朋故旧,心情能舒畅些。李家煌、李家炜、李家炯是李国松的元配夫人生的儿子,年龄稍大些,这时都已成家立业,大家就各奔前程。老大李家煌、老二李家炜,似乎继承了祖上从政的细胞,与国民党政界人物时有交往,一个与吴国桢是把兄弟；一个还当上了蒙藏委员会委员,所以去了北京;老三李家煃已去世;老四李家炯即李道增的父亲,因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只能留在上海,先搬到兆丰别墅,不久又搬到永嘉路四百八十五弄那条著名的弄堂。他们的堂兄弟李家骕(李国筠之子,李道豫之父）一家也留上海,另谋居处。从此结束了大家族四代同堂的生活格局,李经羲名下的这个住了二十几年的大宅门,开始解体。
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经济上衰落了,可心性还是很高,尤其对孩子们的学业抓得很紧。
也许是长期的租界生活的关系,李道增的父母思想非常海派,他们主张孩子们从小要读好英语,将来一定要出国留学,哪怕家里再没钱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所以从小把孩子都送进教会办的学校里读书。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洋学堂里出来的洋学生,李家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其妻唐贤元是中西女中毕业,都是上海一流学校的高材生。他们对当时上海教会办的学校的严格管理非常赞赏。中西学校是基督教办的学校,一律住读,学生一个月回家一次,校纪校规与国外同类学校接轨。中西女中的附小从三年级就开始教英语了。所以李道增和姐姐李道基、弟弟李道堉都从中西女中的附小读起,从小接受了严格而规范的教育,这为他们后来的建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李道基在中西女中附小毕业后升入中西女中,又考上北京燕京大学,赴美国后从事经济师工作多年,还是中西女中在美国东部地区的校友会主席。她把女儿培养成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改革开放后回国演出过。李道堉则从中西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现任苏州林业机械厂总工程师。
李道增书读得比他们还要好,在李氏家族所有的孩子中是公认的学习榜样。他在中西女中附小毕业后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又考入上海中学(那时是江苏省立高等学校）读高中,194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是号称中国最高学府里的最难读的一个系。至此,他读书的几个阶段似乎都很走运,不仅步入了最好的学校,而且碰上了最好的老师。谈起他的几位老师及求学生活,李道增总是充满了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