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学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李道增的班主任竟是清华大学第一届的物理系毕业生,他总是用高昂的激情鼓励他的学生,不仅传授知识,而且给人以精神力量,鼓动他的学生铁心报考清华大学;学校采用的物理和化学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的,使学生在学专业的同时又加强了语言训练;校长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亲自上课,而且是用英语为学生讲授哲学课;学校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演讲能力,还常举行英语演讲比赛,李道增曾夺得第一名……整个学校的校风,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的、锻造优秀人才的环境,谁也不甘落后,谁都憋着一股劲,这正是一片适合李道增心性发展的环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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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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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清华大学,他来到一个更加严格的,甚至几近冷酷的学术环境。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课都是用英语讲课。有的老师一走上讲台,就按照自己的思路一分钟也不停地讲下去,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黑板,下课铃一响,老师收起教案走人,至于学生听懂听不懂他才不管呢,他认为只要你是清华的学生,你就应当听得懂!听不懂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应当抓紧赶上去!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什么课还没讲呢,上来头一堂课先考试,那题目都是很难的,考下来竟有三分之一不及格,教室里小伙子们一片大惊失色,大家一头雾水———他们中有的是全市第一名,有的是全省第一名,如今这是怎么了……后来学生们才知道,那是老师特意安排的“节目”———你们不是天之骄子吗?你们不是国家的栋梁吗?谁让你们进了清华就沾沾自喜的?清华的风格最看不来沾沾自喜的腔调,老师就是要打掉你们身上的傲气和骄气,让你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此后的日子是每周一小考,每月一中考,学期一大考,大家谁也不敢懈怠,总是想方设法找难题做。同班同学中有个周光召(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认识学校的一位助教老师,叫张伟,是钱伟长先生的助教,大家就常常去求他,向他要些题目做。那时老师一般不布置作业,可是大家倒宁肯老师布置些作业。这种学习氛围,对于一个真正想做些事业的人来说,显然是太重要了!
那时的清华大学,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和应用力学都是最难读的课,但必须要考八十分以上才能正式读物理系,考不过的只能明年再考。那是真正的严师出高徒,所以清华的学生没有清闲的时候。
李道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磨炼出来的学术尖子,他从不甘心落在人家后面,平时没有星期天,几乎也没有节假日,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数据和推理。数年寒窗,水木清华,他就必然出类拔萃。
两年后他转到了建筑专业,来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门下。因他从小喜欢画画,而建筑专业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可以得到很好的兼顾。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不时兴了,国民党时期的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新中国的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这些对才二十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何况又有梁先生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名师。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先后当了梁先生的秘书兼助教、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在清华大学将建筑系扩建为建筑学院的时候,他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他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艺术范畴。
以后就是漫长的教学加运动、教学加建筑设计、教学加行政管理、教学加科学研究的繁忙岁月。他长期超负荷地工作,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停不下来,他那李氏血统的天性驱使他,总是在急急地向前赶路。几十年来的运动不断地干扰着他,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地干扰着他,他都能够乐观而坦然地面对,但他心底的那个至今还没实现的梦,却在无情地撕咬着那颗学术良心,使他总也无法平静。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以及他所兼任的职务的目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他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一个人肩挑了应当是许多人来肩挑的工作,付出了太多、太多。1958年,他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前后三起三落,其中每一次提出,他都是项目的带头人。其他的设计还有一长串:解放军剧院建筑设计、总政排演场建筑设计、中国儿童剧场翻新工程设计、东方艺术大厦方案设计、天桥剧场翻新建筑设计、大连经济开发区剧场、福建省大剧院方案设计、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方案设计……有的在全国竞赛中获一等奖。出版著作有《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剧场设计总结》、《西方戏剧、剧场史》(上下册)。尤其那部一百五十万字、文图并茂的煌煌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凝聚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全部心血,是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他所兼任的职务也是多得不得了,除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还是国务院第三、四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八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按说,他的学术道路还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他由于工作积极肯干,万事敢挑重担,跟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除了个别领导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李氏家族的“狗崽子”,因此也没有吃过太大的皮肉之苦。然而,上帝总是不愿意把所有的顺心事都送给一个人,偏偏让他怀着一个巨大的心事、一个至今尚未实现的大梦苦涩地前行!
第一次要上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时候还是在国庆十周年前夕,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已被列入北京十大建筑的计划内,另外还有解放军大剧院,都是当时仅有二十八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领衔设计的。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蒋南翔,调动了全校的精华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从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共抽调了三百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都如期完成了,到了该破土动工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国家经费有限,目前不能上马了。不仅如此,连解放军大剧院也给拉下马了。整个北京十大建筑,别的都不拉,偏偏把李道增主持的两个项目全给拉了下来,而且,这三百人所精心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个精光……谁也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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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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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建造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又把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的胃口大大地调动了一番,国家计委下了文件,同意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技术经济论证,国务院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又组织大队人马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再次让李道增饱尝了希望和失望之苦!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1991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可是这次是国际招标,最后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的共有三个方案,其中就有李道增的一个方案。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期,等待的结果是,最终选中了法国人设计的那个要花几十个亿的、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的、上面盖一个“大馒头”的古怪方案,只在某些具体的部分,参照了李道增的方案……
不知李道增教授有没有后悔过,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倒霉”的专业方向呢?
大概这就是“屡败屡战”吧!
当笔者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国家大剧院的话题时,年过古稀的李道增教授仍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情不自禁———那毕竟是他洒下了几十年汗水的园地啊!
%%福建铁路的开创人李道
李道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瑾)家的老二,是李氏家族“道”字辈中的又一杰出的科技人才。他是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人,福建铁路局的总工程师。近五十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福建铁路坑边站的设计、厦门国际港口车渡港区铁路配套的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这些设计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的为国家节约了数千万元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开发和建设。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5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印记。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的设计工作一度是在一种“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时不时地要在“运动”中摸爬滚打,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挨批挨斗,“扫四旧”时被抄家抄得片纸不留……他是解放初195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历史清楚,白纸一张,按说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出身上,就因他是李鸿章的玄孙!
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原本应该1954年毕业,可是新生的共和国急需建设人才,决定让他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所以他1953年秋天就来到了武汉,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那时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都在内地,如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福建因处在与台湾一水之隔的沿海前线,时时要准备打仗,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排不上号,但因战备的需要,解放台湾的需要,急需要上马一条简便的军用铁路。李道一到任,就赶上了鹰厦军用铁路的勘测任务。那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但李道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骨干。
福建西南部的群山处于一片蜿蜒起伏、“难于上青天”的原始生态环境。李道和他的同事们一手拿着老百姓上山砍柴的砍刀,一肩扛着测量标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餐风露宿,爬山越岭,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这毕竟是一条将近一千公里的穿梭在荒山野岭里的铁路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沿途遇山要钻洞,遇水要架桥,要打数十条隧道,勘测和施工均非常困难。那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感到解放台湾的战役随时都可能打响,所以上级对这条铁路的技术要求不高,但时间要求则很高,一切都要快、快、快!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像上甘岭的战士一样,背着炒面袋,饿了抓一把炒面,渴了捧一把泉水,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勘测设计任务。
后来解放军开来了八个师的工程兵部队,加上当地民工队和劳改队,终于在几年后建成通车。这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堪称奇迹,行家们说,这在解放以前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这条铁路只有军事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一切只从军事需要方面考虑。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福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原先虽然有一条建于1910年的仅二十八公路长的漳厦铁路,但在抗战时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铁路建设仍是空白），意义就非同寻常。而且一旦火车开进了深山老林,沿海与内地之间有了这样一条大动脉,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经济价值就明显地突现出来,当然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从此,李道似与这条铁路结了缘,设计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阴与它缠在一起。
接下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全国重点项目———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工作,因那时全国的铁路网线还很不健全,郑州站处在东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过往车辆堵得厉害,车站很不适用。
中央指示,郑州是我国铁路网的心脏,一定要叫它跳动起来!当时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下决心解决郑州的问题。他们请来了苏联专家,又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在武汉搞技术攻关,李道也是攻关组成员之一。说是要这些青年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但是在组织听苏联专家讲课时,却不让他去参加,某些领导把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专门挑选了一些党团员去听课,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份。这对李道的自尊心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憋着一口气,不相信比不过人家,他决心一定要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超过他们。他给父亲写信,倾吐了自己的苦闷,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绩的决心,在信中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哼”字,对那种“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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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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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不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但可以在工作中向专家请教,专家是苏联基辅设计院的马克兰先生。马克兰还有一个助手,在实际工作中,他俩还是很讲究实际的,对有的领导提出“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专家”的口号,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在设计上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尽量提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现场,而你们去过现场,对实际需要更熟悉些,怎么能无条件服从我呢?”李道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年,的确受益匪浅。
事实证明,李道是个强者。1957年铁道部在北京审批方案时,他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个图形改变了,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两位苏联专家也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改动很有实际意义,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后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见实施的,使郑州铁路枢纽真正起到了“结构”全局的作用。设计得到了铁道部专家组的认可,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完,“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兴起来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建议:对于一些人,不能歧视他们,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有他们的特长,应当尽可能地放手叫他们干工作,而不应该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挥特长。结果领导不高兴了,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言论,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劳动去!他就只好卷起铺盖,来到河南一个叫江岸的小车站,去干“李玉和”的手艺———扳道!临行时关照他,要在那儿劳动锻炼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长“觉悟不高”,并不歧视他,知道他有真本事,还叫他帮助搞些技术改造,注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管每天要守十二个小时的铁轨,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个小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卖国贼的后代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几乎也是一种奢望。何况干体力活儿还有粮食供应上的优势,能发给四十三斤粮票,而机关里的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八斤定额口粮,那时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所以讲好要下放三年,李道也认了。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李道活儿干得好,能耐大,来找的地方多,逐渐名声传出去了,周边哪个车站技术上出了问题都愿来找他解决。有一天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站上视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在搞郑州铁路枢纽设计时他们认识,而且相互很了解,于是决定把他借到郑州站帮助工作。这样在郑州干了半年,而武汉第四设计院领导不平衡了,说这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要为人家干活?不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结束了扳道岔的差事。其实李道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毕竟四十三斤粮食能吃饱呀,他那时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干的时候,二十八斤粮吃不饱呀!
回到设计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铁路局,到处抽人的时候。而各单位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放人,逼得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到下面来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里碰到李道,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刚刚归队,没干什么。那么正好,顺手抓了个现成的,何况李道还参加过鹰厦铁路的勘测,熟悉福建情况,那就再好不过了,把总工乐得闭不拢嘴。从此李道在福州铁路局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福建铁道部门又是首当其冲地紧急备战,要保证所有战备物资的运输。铁道部来人视察了全路,认为一要花大力气整治病态路基,二要进行技术改造,两项任务要同时进行。然而任务这么紧,又面临近一千公里的铁路线,而且要在保证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搞路基和技术改造,任务太重,照理说应由铁道部派大的设计院来承担此任务,但那时全国都在紧急备战,非常紧张,抽不出人来,最后只能是福州铁路局自己来,设计任务就由李道所在的设计所担任。
局长在一次会上着急地对着李道大声喊道:“李道!就由你来上了!你要什么人,全省由你挑,我来给你调!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天大的事情!我们要豁出命来上!”李道成了项目的“总指挥”,调兵遣将,集中了一批基本素质好的、有拼搏精神的年轻人,由他带领,立马行动。结果第一次技术改造的设计一年多就完成了。铁道部来检查验收时,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一个小小的设计所,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全铁路系统是第一次!”
工作干得虽艰苦,但那个时代的人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只要能为国家作贡献,留血流汗在所不惜。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长久,1964年,“四清”运动又来了;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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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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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一千八百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千余万元。同时他认为,厦门现在没有国际机场,但不一定将来不需要建设国际机场,将来一旦要建国际机场,还可以利用旧机场的基地。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李道预计的那样,五年后,厦门国际机场上马了,就是在李道笔下被保留下来的废机场上重建的,这一项设计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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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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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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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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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到他工作、战斗了十余年的定海海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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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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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如麻”的李道稔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笔者推开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走了过来。望着这位李鸿章的第五代孙,不由得令人发生联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定是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他也是李鸿章一支中李玉良(李家瑾）的儿子,是李道和李道的小弟弟。他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父母很为他的将来担心,暗地里找了个瞎子为他算命。那瞎子听完他的生辰八字后,略一算计,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如麻”。她母亲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以后就常常担心他会闯祸,时时要盯住他,尤其不许他玩男孩子爱玩的刀枪棍棒之类。“文革”初期，社会上打砸抢乱成一片的时候,李道稔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1962年进校,1968年毕业,那时的医学院是六年制）。大学里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一切最愚蠢的过激行为的急先锋,全家人怕他年轻气盛,看不惯红卫兵而跟他们打起来,宁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但是人的命运一旦定了大概是无法改变的。李道稔最终还是拿起了手中的刀———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外科手术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外科医生,直到这个时候当母亲的才松了一口气———“杀人如麻”原来是这样的!1968年他毕业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大卖国贼的后代是不要想留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家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子女,属于依靠的和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他属于“黑六类”,也就是另类,业务再好也受不到重用,不仅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要被划入“内控分子”,因“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他的老子根本早就是革命阵营里的人了,高祖李鸿章到他这一代已经隔了四代人了。但也不行,人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对历史的极大的尊重,谁让你是李鸿章的后代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乖乖地到大西北去,来到宁夏自治区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平罗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当地的医疗条件之简陋令他非常惊讶———一个公社的卫生院,担负着数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而连最起码的注射器具的消毒设备都没有,条件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医务室。诊疗室里常年生着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煮饭的饭锅,要打针了,就把针管针头扔进去煮一煮就是了。原先还没有手术室,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手术时,在办公室里拉一道白布帘就权当手术室了。其他设备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院里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卫生员。院长和书记都是抗美援朝时战场上的卫生员,战后复员回来的老兵。像他这样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要说是公社卫生院,就是县医院里也没有,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人的命运有时真的很奇怪,他这个“黑六类”、“狗崽子”,在上海受人歧视,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到了乡下却成了香饽饽,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和重用。宁夏民风淳朴,看人看实际,并不从某种教条出发,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所以他在宁夏一干十三年,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还必须经常背起药箱下乡送医上门,实际上跟赤脚医生差不多。但他觉得在这个把人当成人的环境里,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许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三年后,卫生院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下子涌进来七八十个医务人员。原来,全国的医疗部门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精神,把城市里的很多医疗干部下放到农村,包括把一些医科大学也下放到农村去了。安排在李道稔所在单位的数十人,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因那个学院整体下放了)。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人中有两位知名的外科教授,他就抓住机会认真向他们学习,几年下来,获益不浅,比读研究生还要过瘾。李道稔至今还认为,老天爷对自己还真是不薄呢!西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毕竟较差,1974年他患了肝炎。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组织上为解决他夫妇分居问题,把他调到江苏,后来又回上海。现在,他已当上外公了,职务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还是徐汇区的政协委员。讲到逆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时,笔者曾问道稔先生:“李鸿章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你们这些‘大卖国贼’的后代,看来十之八九都在逆境中生活,然而为什么目前这一代人,一个个又都成就显著?”李道稔说:“逆境固然是坏事,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好事,它会刺激你奋发，逼得你抗争。逆境有时候是一位导师,有时甚至还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花钱都买不来的财富。一个有了苦难经历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责任,也才会明白什么是真善美。当你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时候,才可能看清社会的众生相,才能真正明白,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谈到家庭教育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家是老小,小时候非常调皮,读书不好好读,考试下来总是‘开红灯’,而家里规矩很严,考不及格就要挨打、罚跪。罚跪次数多了,我一个叔叔可怜我,跑来帮我解围。他悄悄教我一个‘屡败屡战’的办法。下次再挨打时,我就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呀!’此招果真灵验,父亲看我讲得很认真,从此不打我了。原来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李鸿章打太平天国,屡战屡败,在向清廷汇报军情时,他巧妙地颠倒了一个词汇,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出出来了。后来家族中取其意而用之,常以‘屡败屡战’相勉,几成传统。”如此说来,“屡败屡战”,或许是李氏家族文化的一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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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屡败屡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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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哥”小生李道洪
几年前,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电视剧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剧中缠绵的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那位唱着“钻石钻石亮晶晶”的白浪哥,以其独特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为上海滩追星族的又一个新目标。他就是李家老六房的后代、李慧龙的小儿子李道洪。
李道洪从小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海派的、具有浓厚的外交官气息的家庭,祖上三代都有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还是晚清豪门大户中,跨越湘、淮两个集团的双料的官宦家庭。
他的曾祖父是李昭庆的二儿子李经榘,曾祖母是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二女儿;祖父李国栋是晚清驻奥地利使馆二等参赞,祖母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瑜的女儿张继昭。父亲李慧龙(1897—1979,即李家骧,字慧龙）少年时代随父母住在大清驻奥地利公使馆内,稍长在奥国念书,毕业于奥地利米尔大学,逐渐精通了英、法、德国好几国文字,后来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在这几代人中,最具文人气息的是他的祖父李国栋。李国栋在出国前就已考中了举人,外放奥国后是位称职的外交官。他不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对奥地利的历史和现状作过深入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不少著作,如《奥国近代沿革历史》、《奥国财政窥豹集》、《洪荒鸟兽记》、《奥国武学》、《奥国马队规划》；他古文基础也好,著有《薇香诗草》、《说腴手谈随录》等,是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型的官员。
李道洪的父亲李慧龙受海派家庭的影响,喜欢博览群书,关心时事政治。多年驻外使馆的生活,耳闻目染,不仅熟悉了西方的礼貌礼节和风俗习惯,对使馆工作的一般行文过程也略知一二,按说是个难得的外交人才。可是李慧龙时运不济,民国后其父亲的外交生涯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还没起步呢,就随之结束了。回国后他只能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当过南北议和时的洋文秘书,也当过芜湖关监督,兼安徽交涉公署秘书,禁烟局局长,抗战中还被硬拉去出任芜湖商会会长……可是这些差事都没干长,可能他性情太直爽,并不是个干政治的料,容易得罪人,被人家一拨拉就下去了。后来他索性从商,办洋行,与人合资开饭店,在芜湖有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在上海有“五芳斋”酒家,不多年也拆股了,看来经商也并非他的特长。抗战胜利后由于他对抗国民党军队勒饷,遭到毒打,只好逃往香港。
在香港还是他的外语功夫救了他。他似乎还是与外交部门有缘———在香港的德国领事馆得知他会几国文字,而且还是李家的后代,就高薪聘他当翻译和秘书,这样一来,他没有在中国驻外机构里当外交官,却在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里任职了。数年后,一家德国财团到香港考察,他当翻译,德国人看他情况很熟,待人也很热情,于是聘他当香港总代理、总经理,从而走上了对外贸易的经商之路。
其实,李慧龙的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骨子里关心的仍是政治和外交,他有很多藏书,几乎全是有关政治、历史和外交内容的。这样一个以政治和外交为基调的家庭环境,对李道洪来说,所接触的知识简直就是“五方杂处”式的知识。很奇怪,他本能地关心政治、历史和外交,喜欢看历史书,十分乐意在故纸堆里探寻历史上的一些迷案,而命运却让他成了一个影视明星。
眼下,他已有了三十四年的从影资历了。他从十六岁就被一个电视台的导演“相中”,中学还没读完,就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加盟了香港丽的电视台,一方面主持节目,同时接受电视台编导和演员的基本训练。1969年拍摄的电影《钞票与我》是他“触电”的开始。1975年加入香港翡翠电视台,主演了《狂潮》和《网中人》等电视剧。1982年成为台湾中华电视台制作人、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人。1987年回港加入亚洲电视台,主持晚间节目“活色生香”。这个节目连续六年成为当时段的收视率冠军。进入90年代后,李道洪的行情更是看涨。1994年国庆节期间,他担任了香港七家电视台国庆联播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一年,他还在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饰演宋仁宗,使他在古装戏中又占据了一块高地。1995年,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播映,他以白面小生“白浪”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广大青年观众。大概是他太出色了,各方的朋友都来拉他入股投资,于是,从1997年起,他又“插足”了商贸、房地产、影视媒体制作、社会慈善、充当爱心大使等等领域。如今,他已拍摄了千余集电视剧,包括《包青天》、《上海风云》、《国际刑警1997》、《狂潮》、《千王之王重现江湖》等等。问到最喜欢自己塑造的哪个角色时他表示,还是最得意《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的白浪哥。这也许是因为已经被观众认可并牢记的角色,更能代表演员的成功吧。回忆演艺生涯,他说:“1979年拍摄的电视剧《网中人》,是我演艺事业的转折点。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戏。”这部长达八十一集的电视剧使他迅速走红,“当时我比周润发还红,”他调侃道,“当年很红的还有秦汉,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比F4差。”看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果真是俊朗不凡,英气逼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酷得没话说”。问他为什么对历史剧那么倾心,对《包青天》中仁宗皇帝的性格把握那么准时,他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虽然我大学专业是学理工的,但是我很喜欢中国历史。小时候有很多疑惑,长大后自己去找书看,越看越爱,因此对历史文化潜心研究过。”他承认,家庭对他这方面的影响很大,他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很大部分是在父亲有意无意的引领下养成的。如今很多艺人都向国外移民,而他却往内地发展。目前他大部分事业已经从香港转移到上海,一家三口现已在上海西区落户。独特的家世背景,使他的性格中铸有一种使命性的深沉,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演历史人物就像是回到了历史中的家园———他对中国历史太熟悉了,家族的气韵奠定了他的人生底色。2003年年底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上演的舞台剧《疑云阵阵》里,李道洪扮演高探长。“这是我演的第一部舞台剧,”他说,“我们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探案手法,破案人员不再像以往我们看到的公安那样英气勃发、神气十足,而是有些委琐、有点傻傻的探长,事实上他是真正的智者,大智若愚。这种手法模仿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部戏《神秘之夜》,而后这类手法运用得十分典型的就是日本拍摄的《古田任三郎探长》。”展望未来,李道洪眉眼中洋溢着自豪与憧憬。经验的积累和娇妻、爱子组成的幸福家庭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年过半百的演员是人生第二个黄金段,他“杀回”上海滩,已经昭示了一个新的巅峰的到来。风尘仆仆的白浪哥,正在融入新的角色。话又说回来,李家人想搞纯艺术,想摆脱政治的干系也是不大容易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政治就会找上门来,谁让你的血管里流着李家的血呢?1996年,李道洪成了李氏家族中的又一位政协委员,不过不是在上海,而是在老家,是李家惟一的一个安徽省政协委员。所以到现在,他老是在念记着,该为家乡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