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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迹沪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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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州府志》上对李昭庆很有夸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章得雄直气。”年纪轻轻就获得了监生的功名。其父李文安曾写诗夸他:“小时诚了了,长大岂不佳?”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人的命运并不是一人能控制的,他后来的命运的确不佳,仗打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但官没当上(有名义而没有实授),最后命也丢了。
其父去世的时候他刚二十岁,天下正大乱,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或办团练,或在外当官,他就在家侍奉老母。不久庐州府被太平军荡平,他的家乡被洗劫,他们兄弟只好陪着老母逃往江西,投靠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大哥李瀚章,从此兄弟几个都先后聚集在老曾的麾下。
1862年夏天,李瀚章奉命去广东办理厘金的时候,也正是李鸿章率领淮军初抵上海,实施“以沪平吴”战略的时候。李瀚章原计划是带李昭庆一同前往广东的,他们先一起到了上海,准备从上海乘船去广州。这时他们三兄弟在上海碰了头。如果这时李昭庆按原计划继续跟大哥往南走,一辈子就当个后勤粮草官的话,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戎马倥偬、积劳成疾的事了。然而二哥李鸿章正是重任在肩,手下缺人的时候,就把他留下了。这么一来,他就跟李鹤章一样,在二哥手下听命,成了淮军将官中的一员。
他曾奉命回安徽招募勇丁;在湘军大军围困天京的时候,他负责专防无为州城;后来在与江浙一带的太平军交战中,守常熟,打嘉兴,他都参与了前线的指挥作战;战事稍停,他自然也跟李鹤章一样,得不到特别的奖赏。李鸿章为了避嫌,不便为自己的弟弟请赏,宁可奖励别人。这样,李昭庆劳而无功,力气都白费了,自也是对二哥一肚子气。
然而仗还是没尽头地打,打完太平军后又要去剿捻。曾国藩还特别属意于他,已奏派他去训练马队,以期能在苦战中得到历练,建立功勋,而不必借诸兄之门荫以成名。那时李鸿章还有些不舍得呢,他明白小弟有多少能耐,故曾国藩来信时,他的回信中只提李鹤章而不提李昭庆。但是曾国藩是一定要带他去剿捻的,因为曾的湘军暮气已深,打了十几年仗,无法再战,已基本遣散了,而要带淮军去剿捻,不带上个李家将怎么能行?淮军毕竟是支地域性极强的、以李鸿章个人为中心的子弟兵,带上李昭庆,就更便于跟各路淮军将领联络(据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
李昭庆招募了二千人的马队,另有亲军泉字营和忠扑营近千人,原本也想在曾帅的带领下建功立业的,可是剿捻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的特点是机动性特别强,马队强悍,整天狂奔来去转眼无影无踪。李昭庆以淮军统领员外郎的名义,率数千兵马千里追逐,日久劳而无功,就渐渐自觉无味了。这期间曾国藩还写信给他,希望他能独当一面,务必要择劳苦之事而任之,帮助二哥御此大敌,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忌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可是李昭庆毕竟年轻,“视事太易”,难耐艰苦,况且脾气也不是太好,与诸位将领未能协调好。1866年底,连曾国藩都感到剿捻无功,需要“曾瓜李代”了,而李昭庆又何功之有呢?所以才有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曾与李掉换个位子,由李鸿章带队继续打!
李鸿章的淮军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总是喜欢在李鸿章脚下盘桓”,大概李比曾更重哥儿们的义气,更舍得重奖。由李鸿章再次出掌淮军剿捻,又值淮军蓬勃向上时期,自是别具一番气象。未出一年,就大败东捻于山东境内,东捻首领赖文光和任柱先后死于刀下。
这期间,李昭庆已有了独立编制的武毅军和马队共万把人,整天奔驰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广大的区域内,与捻军往返周旋,不得休息。每次鏖战,李昭庆“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也许就在那时已落下了病根。很不巧的是,那捻首赖文光原先已是李昭庆的瓮中之鳖,可是在追赶了数百里后,赖文光跑到了扬州,却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部活捉了,功劳就是人家的了,到头来仍是“事不奏功”。年年辛苦不少,战后论功,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而且并无实授,只是个空衔而已。李昭庆当然闷闷不乐,向二哥坚决要求回家去,弄得二哥毫无办法。弟弟毕竟年轻,随他去吧。时在1868年春节(据《淮系人物列传》)。
几年后(1872),李昭庆到京师办事(由前署督臣何璟奏明赴部引见,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顺便到天津看看二哥,谁知竟然旧病复发,“咳嗽日夜不绝声,先痰后血,血尽则痰,浓晦胶粘,医谓肺肾两经先绝”，在北京时还大吐血。数日后李鸿章派人接他回天津府衙调治,竟数月无效,最后因吐痰不出,手足俱动,哽咽气绝,年方三十九岁。
据说李昭庆临去世前还在生二哥的气。李鸿章去看他,他把头转到床里面去,不高兴理他。据李经方的内弟刘晦之《李昭庆之死》一文说:“赖文光就擒之日,太常(李昭庆)虽踵至,已徒手无卫矣,仅论前功,以运使候补。是时军中保案,动辄万余人,武职奖札多弃之不取,贱视可知……军务底定,文忠复避嫌,不为推荐。于是入官则无实授之期,改途又乏出身之路,益郁郁不得志……其后至津省兄,郁郁病际,遂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不与语。”(据刘晦之《异辞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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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迹沪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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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庆去世后,李鸿章非常难过,曾有长信写给兄弟,讲述治病的过程和安排后事诸事。他顿时觉得非常孤立,亲人越来越少了。
李昭庆的后代倒是兵强马壮,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另有一儿早逝),老大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老五李经翊过继给李凤章;老三李经榘住在芜湖“三大人公馆”(李家人称小花园,现为芜湖第八中学),当他的“三大人”,一辈子过着士绅的生活;老四李经叙是“四大人”,在芜湖的住宅当地老百姓称之“四大人公馆”(李家人称长春花园,现为芜湖少体校)。李经叙跟他的大哥一样,是个外交官,但命苦得很,在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的提携下,两次出洋出任秘鲁和墨西哥公使代办,可惜死在任上。
李经榘的老丈人是李鸿章的丁未同年、我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李经叙的老丈人是翰林院编修、广东人许其光。李昭庆的四个女儿嫁得也很风光,大女儿嫁苏淮扬道吴学谦;次女嫁合肥著名清流干将、清廷驻英国留学生总监蒯光典;三女儿嫁给上海道邵有濂的大儿子邵颐;四女儿嫁的是老李的铁哥们、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大儿子刘体乾。
李昭庆的后代突出的特点是出了一批外交官———除了李经方和李经叙,孙子辈中还有李国栋,出使奥地利大臣二等参赞;李国源字仰尼,民国后任职外交部,曾出任驻仰光代理总领事。他这一房中还出了一个国民党的大官———中央银行最后一任总裁刘攻芸,是李昭庆的孙女李国珍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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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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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虏伯大炮的终生崇拜者
李鸿章天生一个劳碌命，打太平军打了十一年,好不容易总算打完了,又要去“剿捻”;北上“剿捻”剿得差不多的时候,天津那边又来事了。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了,平民教民,杀杀打打;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了衙署器物;一边是中国人火烧教堂、领事署,打死了法国领事和秘书……中国人冒犯了洋人,那还了得?何况还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于是七国连衔抗议,开来军舰示威,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已集结在渤海湾大沽口了,直接威胁着北京……眼看又要引发更大的国际争端,清廷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以防不测,同时叫李鸿章来帮助曾国藩处理这棘手的教案问题,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李鸿章马不停蹄地率兵赶到天津,真的是没有一天闲工夫。在他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经在处理这个事件了,把双方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想尽快把事件平息下去。但是想不到事情很不顺手,民情沸腾,不肯买账,“媚洋”、“洋奴”的帽子满天飞。主要是天津是个有着深厚反帝土壤的地方,离北京也近,有的地方官员还有着皇宫里的背景,事情就尤为复杂。结果曾国藩没有为太平军和捻军送命，却为此天津教案送了命，事情还没办完身体就吃不消了,一年后去世了。
李鸿章当然也不愿与民众为敌,但是处理这件事宜快不宜迟,迟了又要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洋鬼子不就是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吗?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麻烦。鸦片战争时期的场面李鸿章没见过,但是打“长毛”时华尔和戈登手里的洋枪洋炮的威力,李鸿章还是亲眼领教过了。尽管还是朝议纷纷,尽管挨了不少天津人的骂,尽管朝廷内部也并不完全认同他的做法,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曾国藩办案的基础上,继续快刀斩乱麻：杀掉主要“打教”人员二十人,充军发配二十五人。就双方死伤的人数来说,基本算是一命偿一命,双方扯平了,好歹就算是“结账”了。但是为了安抚民心,争取舆论的支持,李鸿章再次操起了“痞子腔”。
据说到了真正处决“打教”人员的时候,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真正的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死刑犯,该着要死的。李鸿章以这些人来充数糊弄外国人,天津的老百姓就暗暗叫好。而且,又在原定的二十名死刑犯中,又解救了四人,重新判为徒刑发配,这就又缓和了不少气氛。洋人那头则用“糖衣炮弹”来轰,也算轰平了。不过洋人方面还要求赔偿五十多万两损失费。李鸿章这时是宁肯花钱买太平,五十万就五十万吧,赶快给我退兵!清廷那头要的就是快赶那些军舰走路,满朝的衮衮诸官,一看见大沽口的军舰就掉了魂,他们总在担心鸦片战争的噩梦重演!
李鸿章也被此教案搞得精疲力尽,心里恨得要死。鬼子不就是欺负咱们没有快枪利舰吗?不就是欺负大清军事上弱吗?眼前尽快平息教案还算是小事,大事是如何赶紧自强、自救。中华帝国一旦强大了,看谁还敢欺负?洋枪洋炮洋舰,咱们不会造,难道还不会买吗?先买他一些“利器”和“制器之器”,又有何难?然后收买他们的能工巧匠,收买他们的技术,以利我们仿造,天长日久,不信大清赶不上去……
买洋枪洋炮洋舰船是需要很多钱的,但是只要严格设卡收厘,加强税收管理,堵塞财政漏洞,同时派出大员,给予优惠政策,设法振兴民族工业,广开财源,富国了就必能强兵!其实当初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先后创办的炸弹三局、上海制造局、广方言馆,组织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包括德国的军事书籍……出发点均是在此。
那时不仅是李鸿章,清廷的满朝文武都认为,中国的古老的典章制度是没话说的,问题就是兵器不如人家,所以才受欺负,于是要想方设法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时研究如何仿制,几乎是上下一致的呼声。李鸿章终生以此为己任。
《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的编纂主持人、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锦先生在总结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办法时说,其实这与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没什么大的差别,不过是一要善于借力,也就是会周旋,正面进攻不行就打擦边球;二要充分使用“糖衣炮弹”,进行攻心战;三要适当地耍点“痞子腔”。有此几条,就常能无往而不胜。果然,他的老师曾国藩没能摆平的事情,他一到场,三下五除二就算摆平了。
清廷看这个安徽人本事真不小,既会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上得很合尺度,把外国军舰也哄走了,那就太好了,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往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恐怕一辈子都干不完呢。
很快,李鸿章得到了任命(1870年8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而曾国藩仍回任两江总督。接着又命他兼任钦差大臣(即后来的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直隶总督,那可是全国的总督之首啊,历来都是清廷最信得过的人才有望“中标”;北洋大臣,那更是清廷的半个臂膀,掌管着洋务、海防等诸项内外要政,若非心精力果，与朝廷肝胆相照的开放型的干才,绝非能胜任。那时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列强没事找茬,那洋枪洋炮、坚船利舰整天就对着你家门口,清廷就没有一分钟安心。北洋大臣干的就是个最麻烦的差事,那是朝廷对外周旋的前沿阵地,还是对内洋务自强的前沿指挥部。不仅要面对虎狼般的流氓列强,背后还要时时防备明枪暗箭。因为在那个连天文学、算学也不让创办，连铁路也不许修建的时代,迂腐的传统势力是足可以置你于死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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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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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李鸿章又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成了清廷眼里最有用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换枪换炮,提高作战能力,巩固海防。原先对付“安内”的功夫,现在要面对洋鬼子了。他要利用天津这个华洋杂处的有利环境,抓紧更新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需要一批洋幕僚、洋朋友、洋顾问,需要一批属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和擅长洋务的干才。
在当时,没有一个督抚大员像李鸿章那样,敢于在身边聚集那么多的洋幕僚和洋技师,他把他们当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能很快知道，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这样的“朋友、客人和同事”的关系,是晚清七十年中的新鲜事物。
但是买什么品牌的大炮小炮才最经济致用,清廷开头心中并不很有数。19世纪60年代,淮军只是通过军火走私商,买到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品牌,反正总比中国原始的土枪鸟枪要强得多。那时中国的兵器还停留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并用的时代,火器以抬枪、抬炮、鸟枪为主,特点是铜铁浇铸,管式滑膛,前装散弹,用火绳和燧石点火……这样的原始兵器发射慢,射程近,命中率低,以此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大家水平相差不大,还算马马虎虎,而对付克虏伯大炮或是阿姆斯特朗大炮,甚至铁甲兵舰,那不是笑话吗?
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老李的命好。因为这个时候,地球的那一边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战争———普法战争,为老李送来了威力无比的德国克虏伯大炮,那炮声让老李兴奋无比,把他的目光再次引向了万里之外。
普法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大出风头,尤其是色当一战,普鲁士第一军的一百二十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集中轰向法军的阵地,不仅把法军的炮阵压得根本抬不起头来,而且把法军的步兵也挡在了二千米之外,为普鲁士军队成功地赢得了时间,最后赢得了胜利。这一战役奠定了普鲁士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础,意义极其重大。普鲁士军队使用的大炮就是克虏伯的新式大炮，所以人们说:“普法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就是克虏伯大炮的胜利。”因为这些大炮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陆军兵器。
李鸿章闻知此事后对克虏伯大炮简直就佩服得不得了,羡慕、眼馋极了,他梦中的淮军就应当是普鲁士军队这个样子。他一再感慨德国人的政治军事,把德国视为中国的榜样,他在奏折中给清廷洗脑筋:“该国(德国)近年来发愤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与英俄各邦并峙。”所以他在主持引进西式兵器时,通过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和格林兵器比较,最终看中了克虏伯大炮。他计划用克虏伯大炮来装备京津一带和长江一线的炮台。这期间他有信给他的洋务干将丁汝昌:“津案结后,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但保津畿、长江自固根本,外人必不敢轻视。”
......
世界上是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在李鸿章最需要克虏伯的时候,恰好也正是克虏伯需要李鸿章的时候。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武器质量、性能不断得到刷新,其本国需求有限,正处在全力向各国推销他们的武器的时代。
德国克虏伯公司是建于1811年的大型工业集团,最初只是生产钢铁,逐渐发展到铁轨、火车车轮等其他重工业的各个领域,但真正令其震撼了世界的,还是他的“全钢后装”的后膛大炮。19世纪50年代,老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为了证明其生产的钢材的优质性,开始生产枪炮,决计用枪炮来打开世界的大门。这一招果真灵验,经过普法战争,克虏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帝国兵工厂”。最初,他们的枪炮只是销往国外,普鲁士军队并没有配备克虏伯大炮。而到了普法战争时,该公司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制造军火也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普鲁士陆军方才采用了他的大炮。而克虏伯大炮的确很争气,在战争中把自己的广告成功地轰向了全世界。战后各国的订单就源源不断了,它就赢得了世界“火炮大王”的盛誉。从此克虏伯公司索性把经营的重点放到军火生意上了,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也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最大的军火商。
克虏伯打中国人的主意是煞费苦心的。当他们的推销人员得知李鸿章对德国并无恶感时,竟肉麻地送上一张李鸿章的画像,和一封足以把老李捧得晕晕乎乎的赞美信,借此跟他拉关系(据《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其实,不送画像和赞美信，李鸿章也是喜欢克虏伯的，现在克虏伯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正好?李鸿章不仅要买大炮,要上海的机器制造局仿造大炮,还要了解和学习德国的军事装备、训练方式、战略战术等等,当然首先是要购买德国的兵器。
德国驻华公使也是克虏伯的好帮手,还有德籍海关税务司人员,以及德国洋行等，不知克虏伯使用了何等锐利的“武器”,使得这些德国人都在为克虏伯奔命。他们游说李鸿章,说是德国人既不在中国贩卖鸦片,又不在中国传教,不会有什么令清廷头大的教案问题,也不存在鸦片战争的问题。德国跟中国国土离得很远,又没有海岸和领土上的纠纷,没有任何宿怨,应该成为好朋友……(据《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这些话,老李都听进去了,认为没错。实际上在那前后几十年间,直到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前,德国人的确没有找太大的麻烦,这就从感情上近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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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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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这种崇尚克虏伯的情结,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身后的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学良，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兵器技术大都是以德国为范本的。蜂拥到日本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后来培养基层军官的事。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追根究源,还是李鸿章带的头。
从现在李鸿章留下的堆积成山的奏折和信函中,人们可知他并不是一味盲目地崇尚德国,而是作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的。他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了他对克虏伯大炮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英曰阿姆士庄,专造前膛熟铁包钢之炮;又有瓦瓦司厂,后膛以钢包钢之炮。论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论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故行仗小，炮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此洋炮之大略也。”开始他还以为前膛后膛各有利弊,后来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基于对克虏伯大炮的认识,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编制上也仿照德国的炮营兵制。在一些水师中也配备了克虏伯大炮。1877年,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已经装备了十九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有正勇一百四十四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六门,马匹一百五十匹,车十九辆。已经装备炮营的部队有亲兵前营、盛军、护卫营、铭军、乐字营。“此时的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王尔敏《淮军志》)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鸿章更是大量地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这期间已经过了小日本窃据台湾事件和中法战争,客观上都促使清廷加快了实行军事改革的步伐,克虏伯后膛钢炮更是空前地受到欢迎。1888年夏天,李鸿章定购了两百万马克的克虏伯军备物资,用来装备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两广总督张之洞购买了五十二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还计划与克虏伯谈判,投资三百万马克,在中国建一座炮厂;盛宣怀用十一万两银购买了四门克虏伯大炮。1889年,李鸿章麾下的天津军械所通过信义洋行,购买了价值五百五十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用来装备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这是克虏伯在华贸易的最大一宗。
买了先进的兵器还得有人会操作。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一点也没有感到鬼子的“兵气”,反而把瑞乃尔留在了淮军中,聘他为教官,要他为中国服务,瑞乃尔便成了克虏伯派到中国的最早的军事教官。1872年,李鸿章又托克虏伯公司再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结果克虏伯方面代为雇了该国都司李劢协来华,约期三年。在李劢协任职期满将要回国时,李鸿章又派了七名淮军基层将官跟其前往德国,继续学习德国军事。被派去的人是: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采、王得胜。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1888年冬,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先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的工程训练。这次共选派了五名学员,考中第一名的是段祺瑞,其余几个是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腾毓藻。他们留德一年,学成回国后都派上了大用场。段祺瑞最为突出,几年后就出任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很多年之后,他竟与李家成了亲家,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源);吴鼎元当上了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先任陆军学校校长,后任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
在此前后,国内一批技术人员和兵工专家也不断地受到李鸿章的派遣,到克虏伯或德国其他兵工厂考察,其中有金陵机器局的技术人员王承荣,他回国以后不久,金陵机器局就开始仿造克虏伯小炮。还有晚清杰出的科学家、军工专家和翻译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他在英、法、德国考察了三十多个兵工厂,也考察了克虏伯厂,回来写成的《阅克虏伯厂造炮纪》,对该厂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运转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后来中国仿造克虏伯大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凡有大清炮台的地方,都能看到克虏伯大炮那高昂的头颅,基本完成了1874年海防大讨论中形成的关于海岸炮台设施的部署,同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能够掌握和仿造西方先进武器的军事人才。
可悲的是,花这么多精力、花这么多钱买来的国防兵器,在后来的实战中并没有为中国赢得多少荣誉,除了在中法之战中还打了几个胜仗,刘铭传在台湾还派了些用场之外,最后在甲午之战中,由于决策和指挥的诸多问题,使很多炮台最终都一败涂地。旅顺炮台、大沽炮台、威海炮台,这些炮台简直就是李鸿章的命根子,那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所在,都装备了全中国最好的大炮。旅顺炮台失守时,据说李鸿章老泪纵横———那不仅是他的心头肉,还是他终生的强国之梦,他岂能不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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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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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归战败,李鸿章还是不能释去克虏伯情结。一年之后(1896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奉命作欧洲之行的时候,尽管已显出老态,在洋人面前几乎已经豪气全无,甲午战败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但他到了德国,还是没忘记往远在埃森的克虏伯炮厂走一趟。在克虏伯,他自然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接待,他毕竟是该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克虏伯还专为他印制了四张一套的明信片,赠送了不少礼物。至今在克虏伯公司的历史陈列室里,还悬挂着他的肖像。
关于这些礼物,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很难查询了,但有一样肯定是李鸿章所喜欢的,并且现在还留在上海,那是一门克虏伯当时新研制出来的小钢炮的模型。
当年李鸿章回国后把这个模型送给了他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方和李经述都跟随李鸿章出国,惟独李经迈没去)。李经迈去世后就传至他的儿子李国超手上。李国超在1949年前出国时,因行李过重,将五只箱子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处,箱内之物就包括了这门小钢炮模型。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这五只箱子也被带了过去,由上海图书馆继续保存,结果一存就存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90年代,安徽社科院淮军研究中心牵头主编《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收集资料,该中心的主任翁飞先生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王鹤明先生的安排下,曾来到上海图书馆,破例得以打开了箱子,目睹了那五个箱子里的李家故物,看见那门克虏伯公司的小钢炮模型居然依然在焉。
据翁飞先生说,箱中还有李家祖宗画像、家庭账簿、图书资料和照片、书信等,应当是研究李氏家族的权威材料,也是研究近代家族史和城市生活史的生动材料。
但是2001年李氏家族在编写《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时,李鸿章的曾孙李家骁先生与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吴胜副馆长,以及笔者,到该馆要求参考阅览这批李家故物时,却遭到了拒绝。该馆当时的近代文献中心主任说是“未经整理的文献,一律不开放”。其实她不知道,翁飞早已向我们露了底,我们不便当面说穿罢了。后来笔者又多次与该馆交涉,然而直到笔者走笔至此,仍旧未能获准参阅这批资料。
铁路之难岂能难倒李某人
在晚清满朝文武中,最早、最起劲地鼓吹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又吃紧了,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危机。在北方,沙俄利用“阿古柏事件”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在南方,小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略了我国台湾;英国人又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遥远的西南地区……为了加强海防,为使沿海七省联为一气,战时能呼应连通,及时运兵,共同御敌,他提出必须兴办铁路。
在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大办实业的思想和战略,其中就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战略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其他官员也积极附和,因为参与大讨论的都是各地督抚,而且都是沿海最吃重的位置上的封疆大吏,面临的危机感是共同的,意见也容易趋于一致。
可是这些意见递上去,买舰买炮的事情初步定下来了,而铁路问题并没有下文。朝廷里的保守势力相当大,说什么“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以种种理由阻止。与十年前的那场关于京师同文馆内,是否应设天文、算学一科的大讨论一样,讨论来讨论去,各执一词,各不相让,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清廷手里。对于洋务一直懵懵懂懂的皇太后,“亦不定此大计”,于是就采取绝口不谈的态度。
李鸿章熬不住这种沉默,就常去跟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通声息。奕就是当初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光绪皇帝的六叔,他是清王朝文武百官中,难得的一个洋务细胞非常活跃的一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主心骨。由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保守派那里还挣了一个“鬼子六”的雅号。李鸿章不断地向“鬼子六”施加影响,极陈铁路之利益,请求先试造清江至京城这一段,以便于南北转输。
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有他的难处。虽说他是军机大臣,又曾是慈禧的同盟,但政治这玩意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盟,说明有共同的利益,但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一致。慈禧对铁路一直没有概念,花费又属巨大,是不会轻易点头的。奕也不愿在朝廷里树敌过多,还指望李鸿章他们“自下而上”地“运动”呢。那时候的中央也怪,真是屁大的事都要下面请示汇报,对下面实在也是管得太多,真也太难为了李鸿章和他的哥儿们。现在人们看李鸿章上的奏折,党政军大事固然不少,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属于鸡毛蒜皮屁大的事。比如他要派几个人跟外国教练学本事、他聘请的外国教练人品如何、他要办个外语学校等等,都要打报告，所以要修一小段运煤的铁路,自然也要打报告批准。不知那些督抚大员整天要泡在公文里那么多时间,于公于私何益?这么一来,可害苦了后世文史工作者,后人就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做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内的盛宣怀档案就有十五万件(号称《盛档》);安徽省翁飞他们编的《新编李鸿章全集》已经编到了三千万字了,还是打不住。这样看来,那时候当个官还真的要有点科举的功夫,否则怎么应付得了那山海般的公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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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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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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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务派们办铁路,原本是图谋自救自强,维护大清王朝遥遥欲坠的风雨茅庐,但谁又能料想得到,数年后却闹起了“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呢?
“请进来、走出去”的先驱
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所以在举办近代学堂、选派人员出洋留学和聘请洋教师的过程中,表现了他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
早在1863年他还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采纳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这个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建制,实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实为八旗子弟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广招周边地方十四岁以下儿童入馆。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分英、法、日、俄班),还学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学制三年。1869年,因为江南制造局是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都在其中任职,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人才济济,师资力量更趋完善,就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制造局,招收十五到二十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四年。这个学校,应当属于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
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在自救自强中,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
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在一般人眼里,李鸿章的思想也跳越得快了些,连他的铁哥儿们兼老亲家、也是进士的刘秉璋都不同意,上面当然就不会有下文。直到1897年,已经经过甲午战败的清朝政府,终于痛定思痛,下诏决定在科举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实用人才了,这比李鸿章当年上奏要求“专设一科以取士”,整整晚了三十三年。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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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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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
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清廷还从未给他使过脸色。
他幕府中的中国人无疑都是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物,其著名者为: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等。在他的亲友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但耿直可爱;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可知他要用的人,才识和忠诚都是绝对重要的。
周馥(1837—1921)是跟李鸿章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幕僚。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的安庆时代开始,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闭眼为止,他都跟在李鸿章身边,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但“风筝”的线还捏在老李手里,一旦老李召唤,他就又来了。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建唐胥铁路等等，凡是交给他办的事,都是尽可以放心的。他又是个不要名利、不要官做，死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的老疙瘩。直到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大吐血,黄泉路近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李鸿章咽了气而死不瞑目,还是周馥用手为之合上眼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份男人之间的人情美、义气美,是一种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一类故事。
盛宣怀(1844—1916)是一个干练的、天生的经商能手,具有常州人特有的聪明与狡猾。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汉冶萍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办过对外商务谈判,除了在修建铁路应当先修哪一段的问题上与李鸿章有分歧外,其他诸项实业都是干得很利落的,有能吏之称,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
唐廷枢(1832—1892)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最大的洋行———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后来受李鸿章“感召”,前来为中国人办事,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他干了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也是李鸿章办实业的得力干将之一。
马建忠(1844—1900)的哥哥马建勋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李鸿章的幕府,并将弟弟马建忠引荐给他。马家是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马建忠是老三,老二是更有名的马相伯。三兄弟号称“马氏三杰”(其实还有第四杰,即三兄弟的姐姐马氏。在发生教案的时候,是姐姐马氏带他们逃难的,转辗到了上海徐家汇。姐姐后来嫁给安徽籍人士朱懋斋,又培养出了四个上海史上留名的儿子,他们是朱志尧、朱云佐、朱西满、朱季琳,朱志尧即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马建忠既是外语人才(后来不仅精通英、法文,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正是李鸿章所急需的,于是就让他去留学,进一步培养。1876年他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是当时公派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回来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也管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著名的《马氏文通》就是他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他的去世是因为庚子事变。那时李鸿章已被清廷重新委派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展开谈判,每天各国各地的电文堆积如山,马建忠担任外电的翻译,随来随翻,刻不容缓,每天要翻译七八千字,时正值大暑,他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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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国之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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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为他效命的忠实哥儿们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评说。
李鸿章身边的几个洋幕僚,是总督衙门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几乎跟总督大人形影不离,总督大人似乎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他们充当了总督大人的耳目,通过他们,李鸿章在不断地观察着世界。这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督抚大人的身边,围绕了那么多的大胡子幕僚,这几乎被视为奇观。
洋幕僚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FustavDetring),一个是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N.Pethick),他们两个都会汉语,几乎天天都在李鸿章的身边转,以至于所有在李的幕府中工作的外国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先写信给他俩中的一个。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是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他俩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也有英国人。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不过他表现得不像他们两个那么“紧跟”罢了(见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的时候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也许起了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他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在总督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上,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了李的信任。
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后来来到中国,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对话。据说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才到中国来的。后来他真的成了一个中国通。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那几年外,他都在这个职位上。在这期间他又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他在1879年之前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了,更早一些时间,他是李家的孩子们的英语家庭教师,并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陪同李鸿章接待外宾,担任他的翻译,还为他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了外国书籍!
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称职的外国人来华工作,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他也是陪李鸿章赴马关议和的人员之一,并且尽力为之收集、提供各方面的消息。他是与李鸿章最为接近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
比这几个洋幕僚更早来到李鸿章身边的,是一名英国医生马格里(Hol-lidayMacartney)。早在1862年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马格里就辞去了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担任了李的助手,协助他训练军队,在涉外事务上给予指导,充当了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络官。他还是李鸿章与戈登之间的调停人。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才于1863年在松江建立了淮军的第一个兵工厂,即所谓的“炸弹三局”中的第一个,继而又建立了苏州和南京的兵工厂。马格里始终是对李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可惜在1875年,由于他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
几乎每一次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端时,李鸿章总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即使是外国人是对的他也如此。他太了解中国这个社会了,太了解中国人的脾气了,任用外员,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胳膊肘子朝外拐”,那“天下岂有李鸿章乎”?那是不得已的事。马士从轮船招商局辞职、琅威理从北洋海军辞职,据说都是类似的情况。但李鸿章总是要对得起朋友的,他为马格里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他陪同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里克尽职守地工作,常与李鸿章互通声息,前后忠诚事李达三十年之久(据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些幕僚都跟李鸿章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种似乎超越了任何隔阂的哥儿们的关系。人们甚至至今还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如何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北洋大臣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洋人的影响的?洋人弟兄们为什么要这样忠实于这个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大佬?洋人弟兄们又从老李那儿获得了什么?
但从中国幕僚的情况来看,起码李鸿章的用人方针是前后一致的,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用你,就充分信任,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挺身出来承当,或者尽可能为你洗刷。盛宣怀在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时,有人告发收受回扣,状告上去,清廷要李鸿章查实。李鸿章在奏折里尽讲盛的好话,里嗦地好话一大堆,但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即盛宣怀究竟有没有收受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就糊里糊涂地在清廷面前为之担待了下来。
日后的盛某人,还能不为之卖死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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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甲午风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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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大寿与盛极转衰
1892年对李鸿章来说,真是忧喜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首先，正月初五是他的七十大寿,李府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热闹劲就别提了。
仅清廷方面赏赐的东西,就得马拉驴驮———慈禧给的礼物是: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带膆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呵护自是至周至到,而且叫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提前一个礼拜就“斋捧到臣”。李鸿章自是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东西虽不敢超过老佛爷,但都是祝他德高望重、后福万年的好话,以及外界难得一见的顶级奢侈品。也是有劳李经畲大驾,与慈禧太后的寿礼一起,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当即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领”。一本谢恩折奏上去,不由得感激涕零。收到这么多好东西,肉麻的话大概真的发自肺腑:“……弱龄久沐四朝之泽,喜守官于畿辅,近依九陛之光……何意衰年之渐晋,犹蒙宸注之殷,垂驿讯遥传龙章……臣惟有益奋衰庸,冀酬高厚……”
他明明是皇太后的“后党”,而给光绪皇帝的谢恩折却比给慈禧的写得更为“毛骨悚然”,可知李鸿章于官道上的路数,早已驾轻就熟。
连皇上、皇太后都如此抬举,他昔日的部下和哥儿们的腿就跑得更快了,亲朋好友们更是兴奋异常,送礼、送包、送贺诗、送贺联、送贺文的,成团成旅,奋勇争先,早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忙得不亦乐乎。想必那一阵老李的这个生日,拉动了不少全国市场的消费。正好又碰上大过年,双喜临门,拿张佩纶的话来说,“来贺者数日来就没停过”。反正他是不愿凑这热闹,只在一边儿冷眼看着,像是在看西洋镜。他是爱婿嘛,可以耍赖,要是别人都这样不是乱了套了吗?所以家中主持这档子庆典,忙得跑进跑出,恨不能两脚也举起来干活儿的李经方,心里那个窝火就别提了,日后准有机会要他好看!
不仅是淮军的哥儿们,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甚至平时恨不能你死我活的死对头,这时也得装模作样地意思意思。这么一来,盛宣怀、杨宗濂、罗丰禄他们编的《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就有了厚厚四巨册!自然都是拣好听的说,如今看来,那绝对是本“祝寿联语观止”,洋洋洒洒,漂亮极了。
庆亲王的寿联四平八稳,很符合身份,恭维别人,自己也不吃亏:“一德钧衡受兹介福,三朝将相同我太平”;“姻愚弟张之万”的寿联也很威严,恭维是恭维,但不落俗:“景武勋名临淮纪律,邺侯相业柱史仙龄”;翁同龢的寿联就言不由衷了,而且俗气:“泰运佐中兴天生以为社稷,元勋侪上寿人望之如神仙”;“姻年晚生”孙家鼐的寿联文绉绉,颇如其人:“身历中书二四考,经传道德五千年”;状元洪钧（赛金花的丈夫）的寿联气势磅礴:“椿寿八千年刚正月春王初吉，地球九万里播中朝上相威名”;张之洞的寿联写得字字扎实,也很风趣:“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姻愚弟卞宝第”的寿联一般,可能没找到叫好的秘书:“霖雨济时帝有良弼，福星度世天锡大年”;亲家加受业刘秉璋的寿联则把李的主要功劳作了高度概括:“南平吴越、北定燕齐、二十年前人羡黑头宰相；西辑欧洲、东绥瀛海、三万里外共推黄发元勋”;“受业姻年世愚侄”杨崇伊的寿联有些故弄玄虚,不知出于哪方酸秀才,叫人颇费猜测:“帝得圣相圣相曰度,天赐纯嘏纯嘏尔常”；还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吴汝纶说得直白而亲切:“我国有大老,是身得长生”……
还有不少的寿文和贺诗、贺匾,满坑满谷,可圈可点,那简直就是一次不是翰林考试的翰林考试,博学鸿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拿出了各自看家的本领。大概盛宣怀等人也觉得非常开眼,丢了可惜,就集中整理出来,并且印出来,让后人如同目睹了当年李府的寿庆一般。
还有那长达二十八页的《赐寿图》,从图中所绘可知当时不仅赐寿的队伍高头大马,浩浩荡荡地从京城里出来,天津这边还有一支规模宏大的队伍,“李”帜高扬,为迎接赐寿的队伍而出城郊迎呢!可知封建帝王的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和惯例,一年到头真不知要花多少钱!
那些日子,不仅北洋大臣衙门里庄严华丽,红灯高悬,大摆寿筵,大开堂会,数天不止,而且京城里有关衙门也乘机大吃大喝,外国公使们也有了增肥的机会。这些,《赐寿图》里白纸工笔,清清楚楚———吴楚公所开堂会,楼上楼下,文武群臣挤满;大王庙里也开堂会,大堂包厢群僚开颜;戈登堂里各国公使也来祝寿,墙上挂着仙人神鹿,大堂里坐着中外大佬,旁边还有艺人伴唱,西式大餐,长桌待客,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只是凌空飘扬的万国旗中,有两面旗上写着大大的“炮”字,不知是不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广告旗,居然飘到寿筵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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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甲午风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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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当时的历史记载,那时正是“教案”频发的年头,也是清廷“大放血”的年头,因每次“教案”结案,总是以清廷赔钱而告终。先是扬州市民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欺压市民的罪恶,聚众五六千人,包围教堂,烧烧打打,发生了两次“扬州教案”。接着芜湖老百姓反对教会迷拐幼童,焚烧教堂,并包围了英国领事馆,是为“芜湖教案”。接着又有湖北武穴镇老百姓反对教会贩卖婴儿,也是烧教堂、杀洋人,发生了“武穴教案”,结果赔款六万五千两银。数月后湖北宜昌地区又发生教案,传教士开枪伤人,老百姓群起而攻之,烧了英、法、美国的好几个教堂,引来九国公使联合抗议,军舰开到了汉口威胁,最后又是赔款达十七万五千余银两,还抓了人。数月后热河朝阳地区又发生“教案”……
清廷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而每年用在王公大臣的“礼尚往来”上,又一点也不肯失面子。以此类推,到了慈禧办寿庆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办掉多少军舰了。如此说来,两年之后的兵败,从老李的七十寿庆上,还不看出端倪吗?
现实有时是极残酷的,繁华的尽头并不仍是繁华,高潮过后往往就是低潮了。
最厉害的打击是,老李寿庆的第二天,也就是1892年正月初六,他的一个十五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离世而去了。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给李府一个响亮的炸雷!翁同龢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日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依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
接着没出半年,李鸿章的继室赵氏夫人也去世了,年五十五岁。老李简直有些懵了,几年前西医不是治好过赵氏的病吗?现在就怎么治不好了呢?这难道是什么厄运的开始吗?
不管是不是巧合,反正两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从此由巅峰跌落,李府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落期。
北洋舰队与颐和园工程
中国海军的创办,经过了一个难以想像的坎坷历程。李鸿章为这支中国前所未有的海上劲旅,耗尽了他的后半生。不巧的是这支海军的命运很不好,这期间正撞上了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使本来就不多的海军经费（从1875年起每年四百万两银）也得不到落实;又撞上了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要花费上千万两银子重修颐和园。慈禧个人膨胀的奢欲,使得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无辜地蒙受了巨大损失和耻辱。李鸿章作为这支舰队的实际首领,当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鸿章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必然有他的历史局限。对清廷,他要尽忠,尤其对慈禧,面对这个集中了所有男女酷吏的所有品质的关外女人,他明白她那超人的“处世技巧”,凡事不敢得罪;对国家,他要保卫,海军事业乃开天辟地之宏业,属于当时诸项国防事业的重中之重,不能有任何闪失,他必须要全力维护,要保全;作为他自己,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这个官位,他还想坐下去。这么一来,三面不能统一,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悲剧落在了这支新生的海军舰队头上———本来就很拮据的经费,还要再移出一部分去填补昆明湖之景区。悲剧当然也落在了李鸿章头上。这大概是老李一生中碰到的最大难题。
李鸿章原本是最早关注中国海防的,也是最为关爱中国海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多少年前就看到了日本的狡猾和野心,认为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日本。原先清廷比较注重西部新疆一带的战事,军费和队伍基本放在西部,而对海防之事尚未觉醒,只是到了1874年日本人侵占台湾之后,方才大梦初醒,对来自海上的危机总算开始关注了。
1874年,总理衙门发起在沿海督抚中进行了一次海防大讨论,这是一次为了建立中国海军而大造舆论的历史性的讨论。李鸿章是最先响应的一个,而且是暗中操纵的积极分子。他不仅自己具体提出了早就在酝酿之中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造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而且频频跟沿海督抚大员中的哥儿们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参加讨论。他叫在家中养病的丁汝昌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把当初的“六条”再细化一些。丁汝昌是头脑最清楚、作风最实干的洋务干将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不仅讲了李鸿章认为该讲的话,而且把李鸿章当时还不敢讲的话也都托了出来,叫李鸿章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儿。李瀚章人老实,办地方粮饷和厘卡有经验,对现代海军本无深入了解,李鸿章就写信教他,如何如何附议,话讲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可谓苦心到家。所以这场表面看来是总理衙门组织的,在高级干部中统一思想的大讨论,而实际是李鸿章与“鬼子六”恭亲王奕策划的“双簧”。不如此也不行,如果没有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清廷凭什么要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白银给你李鸿章去买船呢?户部和西北的疆臣不要大闹怀仁堂了吗?
而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同治皇帝却病死了,光绪帝继位,慈禧再度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就被耽搁了一阵。后来虽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沈葆桢于1879年冬又去世了,后来的差事,还是历史地落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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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甲午风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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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的建立,又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办海军,对于这个拖着长辫子的清王朝来说,绝对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舰船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横向如何“连成一气”、遇事又能机动行动的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员中的军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尽管万事开头难,处处遭掣肘,还走了不少的弯路（例如最初通过赫德买的“蚊子炮船”根本不能用于国防,像是钢片镶起来的）,各省份也有各省份的算盘,李鸿章还是参考了不少国外的海军经验,筚路蓝缕,执意开拓,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间,费尽牛劲,拼死装备了二十五艘各类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十四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装甲巡洋舰,拉起了北洋海军的基本队伍。这是一支在当时算是很像样的海上威慑力量了,起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处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其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清廷方面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才正式成立了海军衙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相当于海军司令部）,整个海军事务才算是有了中央一级的领导,而不再是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孤军作战。新成立的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任总办,李鸿章和庆郡王奕劻被任命为会办,而“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亲王是挂名的,老李是干活儿的。但有了亲王牵头,自然比万事自己挡在前头要好,可以把矛盾缓和一点,矛盾由亲王去协调。任命下来了,而办起事来仍困难不少,他给曾国荃写信发牢骚说:“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
尽管如此,凭李鸿章的才干,和周旋上下的非技术本领,他还是很快把该办的事情办妥了。海军衙门刚成立半年（1886）,醇亲王奕就要来视察北洋海军,好在基础工作已经作了十年了,总能拿出一番风光叫他看看的。结果果真让醇亲王大开眼界。醇亲王带了二三百人的巡视团,浩浩荡荡,一路开来,李鸿章又把各国的公使也请了出来。他们乘上排水量达二千八百吨的“海晏”号,在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八艘军舰的护卫下,彩旗招展,威风凛凛,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大员们登上黄金山炮台,看八舰表演打靶,又看鱼雷表演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颇为壮观。然后又驶向威海巡视。整整十二天,舰队很是风光了一阵,醇亲王也过足了瘾,领略了现代海军的威风,拍拍屁股走了。从此醇亲王成了继恭亲王之后,李鸿章在朝廷里的同党。
李鸿章原本想利用醇亲王这个后台,把海军的事情办好,可是这个狡猾的醇亲王比李鸿章狡猾十倍,却来了个反利用,他要利用李鸿章来讨好慈禧太后!
他本是光绪帝之父,又是慈禧的妹夫,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子上,生怕慈禧对他起疑心,所以处处恭维,惟恐不周。这么一来,李鸿章就惨了。当醇亲王提出要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的时候,李鸿章该怎么办呢?醇亲王可能认为,北洋舰队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很风光了,这是清廷花了那么多钱养育的结果,那么现在清廷需要用钱了,你李鸿章还不应该通融一点吗?这一下子,好像北洋海军就是李鸿章的了。封建社会,个人与国家,局部与整体,金钱与权利,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浆糊”八千里!
他哪里想得到,军舰常年泡在海水里,每年都要维修的;海军常年雇佣的洋人技师、大副和顾问,都是要花重金的;沿海的炮台设施与军港都需要配套的……况且,这支表面上非常风光的舰队,在洋人眼里并不怎么样,一旦打起仗来,真的是令人失望了。甲午战败,举国痛哭,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总是把海军经费与慈禧修颐和园的事联在了一起。可是到了那个时候,醇亲王本人已经不在了,他已于1891年去世了,剩下的事就只能由李鸿章兜着。
李鸿章也滑头,醇亲王代表慈禧来要钱时,他有时候同意,有时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有时态度也并不太落后。
据姜鸣先生在厚厚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所做的考证,可知整个颐和园修建工程,总共费钱达一千万两上下,而维修三海即南海、北海、中海舰队舰只的费用又是六百万两银。三海工程十年间挪借海军经费计四百三十七万两,这笔款子后来都专款归还了;而颐和园工程就不是挪借或挪垫了,而发展成挪用!1888年就挪用了四十五万三千两;次年,奕劻决定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三十万两,到1894年共挪用一百八十万两,另外还有七七八八的挪用,总共加起来,慈禧的颐和园共挪用海军经费达七百五十万两。也就是说,她过个六十岁生日,竞“吞掉”了半支海军舰队!
老李不是最爱海军的吗?虽是个会办,但是个实权人物,他怎么会同意呢?
现在学术界已考证清楚了,老李的上头虽有两个亲王做主,而李鸿章对慈禧也是不愿或者不敢得罪的,时不时地还要奉承。他写给各地督抚的信件,白纸黑字,说明他也为颐和园工程作出过“贡献”。他打着海军的旗号要求下面筹集巨款,共得二百六十万存入银行,然后把利息都捐给了颐和园工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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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甲午风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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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记得过去他遭遇弹劾的时候,慈禧总是站在他的一边,宁肯得罪了别人而保护了他。当海军衙门初立的时候,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就上奏表示反对。黄体芳是跟张之洞、张佩纶一起的“清流健将”,以敢于直谏出名,敢言人家所不敢言。他指责李鸿章身任封疆,事务繁多,无事必不能巡阅,有事又不遵调度,比如在中法战争中,朝廷叫他调“超勇”、“扬威”两舰前去支援,他就是不去。他以保卫清廷为名,实际上拥兵自重。还说他所用之人,都是些贪诈卑污之辈,若让这些人遍布海军,一旦有警,悔之何及?所以建议撤去李鸿章海军衙门会办的差事,叫熟悉洋务的曾纪泽来当。奏折中语言甚为激烈:“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这份奏折在京城群僚中引起轩然大波,仇视李鸿章的人奔走相告,称快一时。
孰料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处分黄体芳,罪名是“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令吏部（相当于组织部）拿出处分意见。吏部之人也不喜欢李鸿章,吏部右侍郎李鸿藻还是清流的头子,自然是维护黄体芳的,只给了降一级的处分。谁知慈禧余怒未消,把折子掷回:“所议过轻,殊未允当!”黄体芳降一级不行,还要降二级!还要“吏部堂官,着传旨严行申饬!”老佛爷为了李鸿章竟发这么大的火,令吏部之人着实吓了一跳,此后谁也不敢再说李鸿章的坏话了。
在这之前,在轮船招商局的用人上,也有人揭发李鸿章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也被慈禧一口否决了。
梁鼎芬也弹劾过李鸿章,列举他的罪名,说他符合“六可杀”的条件,应当杀头,也被慈禧弹回去了……
对于这一切,李鸿章能心中没数吗?他能知恩不报吗?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保住主仆关系了,以及最佳的主仆关系所带来的官位!
一个多世纪以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姜鸣,放下股票公司的肥缺不做,一头扎进北京国家第一档案馆里,翻检那些散发着霉味的百年前的晚清旧档。丝丝缕缕,细细耙梳,他在浩繁的未经标点的黄纸卷儿中,终于理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考查出得来不易的海军军费,确有一部分被挪用了,有一部分的确是贴到了万寿宫的墙头上去了。现在人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公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令人丧气的是,你那煌煌一百卷的《李文忠公全书》,说清了很多问题,而偏偏对这一段公案却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呢?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包住了一百年,也未必能包住一百零一年……这就又印证了中国另一句老话:“欲盖弥彰”。
历史是无情的。面对那些黄纸卷儿,总督大人该如何解释?
老李呀老李,这是何必呢?
春帆楼的屈辱与飞弹
众所周知,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最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李鸿章多年精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关于描述这场战争的起因、过程和失败教训的中外书籍,一百年来已汗牛充栋,满坑满谷,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不断地探究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决策方面的,指挥方面的,战略战术上的,自身建设上的……
随着这场战争硝烟的消散,李鸿章的威望和权势自然是一落千丈,李氏家族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焰。在战事还未结束时,李家父子受命前往日本议和。
据说在赴日之前的一次朝议之后,李鸿章和庆亲王等军机大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当场提出,要和翁同龢一起赴日议和。翁同龢当然不敢答应,因为他知道,这是李鸿章对他的报复,当众将他一军。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多有掣肘,最厉害的一次是1891年,他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居然向清廷要求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
而1891年对于中国海军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年6月,北洋海军已是第二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在1886年8月,下船登岸的北洋水兵竟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混战三个多小时,双方死伤八十多人,中方死亡五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八人,失踪五人,史称“长崎事件”）,共有六艘军舰,经马关、神户到东京,最后到横滨停留了两个星期。这一次日方一改上次的做法,天皇亲自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日本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也纷纷出面宴请。可是在杯盏交错之后,北洋海军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当然也刺探到了日本的海军实力。丁汝昌和刘步蟾在访问回来之后向李鸿章汇报说,今天的日本已远不是六年前的日本了,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日本了,添船换炮已经刻不容缓了。这说明海上的军备竞赛已是剑拔弩张,中国已经落后了,而恰在这时,中国自行自动停止两年购买舰船!老李在战争爆发后怒对翁同龢：“你有什么话说?!”
怒对归怒对,议和还得李家父子去（开始清廷派了张荫恒和李鸿章的亲家邵有濂前去,不料日本方面不予理睬,认为级别不够,暗示非要李鸿章不可。等到议和条约签订,两个亲家也就此反目）。李鸿章带了慈禧亲授的议和“尺度”和一班中外幕僚,来到日本马关的谈判桌前,在战争赔款等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不料李鸿章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一郎的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日本人怕列强趁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李鸿章因为负伤,接下来由李经方接着与伊藤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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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甲午风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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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了解日本的情况,决心跟伊藤周旋,但几个回合下来,伊藤不耐烦了,威胁说,日本有六七十艘兵舰,正集结在广岛和神户港,升火待发,如果你们明天再不签字,后果不堪设想,连你们谈判代表的生命安全,我都不能保证。李氏父子哪里知道,他们随身带的密码早已被日本破译,日本人知道,清廷给的谈判底线是“割地以一处为断,赔款以一万万为断”,所以就咬住三万万两白银不放,最多折中一下,谈个二万万。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4月17日,李氏父子用那早已被破译了的密电码,向清廷汇报,在得到允许后,只好在谈判文件上签了字,这就是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的事业,至此扫地无余。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举国哗然,李鸿章父子自然成了卖国贼,千夫所指。尤其是割让台湾,又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李鸿章没有立即进京汇报,留在天津养病,一切后续事务均由李经方打理。但他还是在抵津的当天向光绪递了一份折子,沉痛地说:“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和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由于国内的舆论呼声甚高,李氏父子不便再去办理割台手续,李鸿章就向清廷要求说,由于自己受了伤,李经方也身体欠佳,请另派他人前去。而光绪皇帝不许,指定李经方必须要去；李鸿章也不许为李经方开脱,事情办不成,仍要拿你们李家父子是问。李经方无法,只得在海上的一条船上,与日方匆匆画押,办理了交割手续。李经方一生从政,除了先后当过几次驻外公使外,基本上是跟在其父身边襄办外交的,可是别的外交事情不出名,却办了这么一件遗臭万年的外交,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李鸿章的马关之行,深深地刺激了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过去,才算完事。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来到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马关春帆楼上时,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要比别人矮一截,不由得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人叫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表达了深沉的愤慨。
李鸿章,连同整个淮军,此时都一败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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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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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清廷急于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制订了“以夷制夷”和“联俄抵日”的战略。1896年5月,正好俄国要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的盛大庆典,各国都将派出高层次的使臣前去庆贺。清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开展外交攻势的好机会,决定派人前往,在庆典过程中,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有所作为,还能与各国首脑人物会晤,互通声息,广交朋友,以利振兴。在选派人选时,清廷又想到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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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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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超级使节
甲午战败后,清廷急于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制订了“以夷制夷”和“联俄抵日”的战略。1896年5月,正好俄国要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的盛大庆典,各国都将派出高层次的使臣前去庆贺。清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开展外交攻势的好机会,决定派人前往,在庆典过程中,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有所作为,还能与各国首脑人物会晤,互通声息,广交朋友,以利振兴。在选派人选时,清廷又想到了李鸿章。
这年李鸿章已经七十四岁了,因甲午战败受了处分,受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巅峰跌落,成了个闲官,正奉命在总理衙门内行走,没什么实权了,况且身体真的是日见衰老。他在京城没有大宅门,就住在东城贤良寺,当初门庭若市的场院,现已变得门可罗雀了,这是他一生仕途中最狼狈的一段岁月。初接这个差事时,他一口回绝,当天就上书推辞,说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请另找高手。但是清廷不依,非他不可,那么就只好服从。
李鸿章的本质是个忠于清廷的臣僚,听不得三句安慰和鼓励的话,也受不得人家一点恩惠,一旦清廷说寄厚望于他,他就忘了罪臣之身,精神又抖了起来。其实对他来说,刚打完了一场败仗,打掉了一支舰队,再辉煌的头衔都抹不掉败将的阴影。以败将的身份出皇差,怎么说也有点别扭的成分,但大清王朝拿不出像样的人物来,何况俄国公使还指名道姓地要李鸿章前去,那就更非他莫属了。
可惜这个差事对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对手太狡猾,太强大,而他的后盾太无能,太薄弱,使得他这个一辈子干洋务、办外交、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弄到最后都弄得不是个滋味。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赴日,去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第二次就是这次的欧美之行,表面上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威势大振,但其中弄了个《中俄密约》,事情就复杂化了,后来照样闹了个人仰马翻,不可收拾。
出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支由四十五人组成的庞大的“头等钦差”队伍,包括了李家父子三人,除了李本人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即李经方和李经述。原先清廷念及李鸿章年纪已大,此行大约要半年时间,特别安排了李的亲生长子李经述随行,路上好有个照顾。可是老李认为此行万里意义非同一般,他要大有作为,何况还有秘密使命在身,得有绝对可靠的人在身边。李经述未曾出过国,在国内官场也不曾出头露面,履历太浅,未必能当好助手,于是在奏请朝廷允带随员时,除了于式枚、罗丰禄、联方等外,还提出把李经方也带上,因李经方干外交已经多年,既是翻译又是助手。此本细节问题,谁知有人还真当成了回事。
刘晦之在《异辞录》中记下了李鸿章与清流的老祖宗李鸿藻的一段交锋。李鸿藻对李鸿章带两个儿子出国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太张扬了,曾当面指责李鸿章:“父子两人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你已经够风光的了,何必还一定要带伯行（李经方）呢?”此话要是由别人来说倒也罢了,出自李鸿藻之口,就惹得李鸿章大发雷霆,翻起他的老账来。原来当初中日议和时,李鸿章本不愿去那万劫不复之地,在清廷面前表示推辞,但辞气之间又不无踌躇,这时李鸿藻劝他:“好自为之。所不与公祸福与共者,有如天日!”然而和约一定,李鸿章大受攻击,李鸿藻也是落井下石的货。当初就食言,如今竟还有脸出来指手画脚,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二公因之大閧”。
然而一出国境遇就两样了。这个出使欧洲“头等”钦差的使命,为老李吹起了一阵国际旋风。欧美各国无不知道他在清廷的分量,都为他的到来而大忙特忙,使他起码过了半年的辉煌日子———所到之处,无不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除了会谈,还有各种参观访问,赠送礼物（清廷也准备了大量价值昂贵的礼物）,参观海军、陆军的检阅和演练,一再令他眼界大开,顿开茅塞,恍入梦中。除了英国人不肯加税,令他毫无办法外,一路上心情基本上是愉快的。
在俄国敖德萨,钦差一行一下船就受到了俄国文武官员的盛大欢迎,一个公爵还专程到港口来迎接。到了彼得堡,主人安排李鸿章住进了一个商人巴劳辅的私人豪宅,安排饮食起居无不如同在中国一样。沙皇在行宫接见了他,“引至便殿,赐坐畅谈”,一副友好近邻的样子。在莫斯科举行了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各国使臣入宫庆贺时,李鸿章又被安排在最前面,还有授予宝星（勋章）“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等节目……当然,这些煞费苦心的安排都是有代价的,“老毛子”有“老毛子”的算盘。
在德国,李鸿章一行被安排住进了柏林豪华的恺撒大酒店,“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李鸿章喜欢抽的烟和喜欢听的画眉鸟叫,都考虑到了。寝室的墙上高悬镜框,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极尽笼络迎奉之能事。接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前“铁血宰相”俾斯麦都出来接见,赠予“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在德皇的行宫中举办的国宴中,李鸿章的位置又被安排在各国亲王和太子之前的首座,令人明显感到了“独致殷勤”之意。李鸿章还应德皇之请,到教场参观了御林军演练。在离开德国之前,他如愿以偿地目睹了他久已向往的充满神奇的克虏伯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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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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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女王亲自派出了王宫的马车队前去迎接,入住了海牙海边最豪华的库尔豪斯大酒店,晚上参加了专为他准备的宴会和歌舞晚会。也许李鸿章此行在荷兰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精神比较放松,一高兴,竟即席赋诗一首,盛赞海滨风景和歌舞之美。王太妃还赠“金狮子大十字宝星”一座,其随员也各得宝星之赐,自是皆大欢喜。
现在荷兰库尔豪斯大酒店里,仍旧保存着李鸿章当年下榻时亲笔留下的墨迹,那是一首七律,有云:“出入承明五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盛宴高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一百多年后,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震先生出国来到海牙,还亲眼见到过那首诗。那是题在一本足有半米高的留言簿上的。李家震还与酒店经理在留言簿边合了影。
比利时素以出产优质钢铁和军火著名。该国当时与中国的贸易虽不热火,但对李鸿章一行的接待也毫不怠慢,甚至别出新招。李鸿章进出布鲁塞尔时,总是由国家文武大员夹道迎送,军队在一边升炮鸣欢。仅仅为李鸿章一人准备的馆舍,就达二十一间,其中器具之精良,简直就像是在琼台瑶岛。在王宫举行的国宴上,原本没有准许吸烟的规矩,但是听说李鸿章有饭后吸烟的习惯,就破例在宴会上散了一些烟卷,让大家分享,以这样的办法来照顾李鸿章饭后吸烟的习惯,使他不致尴尬。更有甚者,一家军火商听说李总督特别喜欢大炮,竟要送一门他们新研制出来的大炮给他。钦差还要继续出访,行李已重,自然无法携带,后由该国驻华公使带到上海。
车到法国巴黎时还未及进车站,钦差一行就已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中国龙旗,道旁布满了迎护的步兵和马队。李鸿章会见了法国总统,参与了法国国庆日的阅操典礼,游览了著名的巴黎博物馆,亲眼见到了从中国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自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临别时,法国总统还亲自设宴饯行。
在英国,李鸿章分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及英相兼外长的沙士伯雷的接见,参加检阅了英国王家海军会操,访问了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大开了眼界,与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也有一番畅谈,还不忘到他的老伙伴戈登的墓上去献花圈。也许是在增加商务税收的问题上谈得不开心,李鸿章缩短了在英逗留的行程,提前一周来到美国。
在美国纽约,李鸿章更是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欢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热情的市民所包围。纽约的大报小报不惜版面地报道他的行踪和照片,甚至刊出善意的漫画。他会见了美国总统和教会领袖,自然也谈起贸易的税额问题。美国人很会说话,说是只要其他国家都同意加税,那么美国自然也会照此办理,此话也不算过分。李鸿章非常念旧,还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将军的坟上献了花,种了树,因为1879年,格兰特将军曾访问中国,在天津访问过李鸿章,可是当他十七年后来到美国时,就只能回访格兰特的墓地了。直到现在,李鸿章手种的那两棵树仍然活着,被栏杆围着,尽管长得不算粗壮。
去格兰特墓园那天,六辆敞蓬式四轮马车从华尔道夫大饭店出发,把老李一行带到了大街上。热情的市民们早就在路边等候了,就为一睹总督大人的风采。由于围观的市民太多,当地政府在沿路和墓园部署了一千四百名警察,而且早有8万男女已经等在那儿了,其中包括四千名华侨。人们最终听到了这位穿长袍的总督大人深沉的“回访辞”———“别了,我的兄弟!”并且献上了月桂花圈,以表敬意。这一天,纽约的报纸说,总共有约五十万人目睹了中国总督李鸿章的形象,各大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加以渲染。
......
9月14日,李鸿章终于完成了出访欧美七国、行程九万里的任务,从加拿大温哥华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若是仅仅从周游列国来看,倒是狠狠地过了把瘾。
遗憾的是,政治这玩意儿总有台前幕后之分。事后老李才明白,这场热热闹闹的欧风美雨之中,幕后隐藏了浓重的硝烟。他以七十老躯费时半年的历史性的欧美之行,最后只能成为弱国无外交的又一注释。
他此行的目的,一是“联俄抗日”,签订密约,一旦中国遇到侵略时好有个外援,指望借俄国之手钳制日本;二是鉴于国力日衰,还要负担对日的巨额战争赔款,指望在与英国的高层谈判中,能达成增加税收即“照镑收税”的谅解,请英国带个头,争取在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上增加税收,以增强国力。
表面上看,李鸿章此行只收获了一半,即税收没谈成,而《中俄密约》签成了。而实际上,这《中俄密约》也是个骗局。李鸿章一辈子办外交奉行曾国藩关照的“以诚相待”的原则,谁知对手竟是个流氓!中国人的常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无戏言”,但对手“老毛子”却是个国际江湖骗子,一再行骗。以李鸿章的姜老蒜辣,竟也上了他们的当!这是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又一巨大悲剧,也是俄罗斯形象的巨大悲剧。从宏观的角度看,这后一种悲剧的影响,甚至比李鸿章的悲剧更为久远。
被调了包的《中俄密约》
关于李鸿章代表清廷跟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之事,当初当然是极为保密的事情。因为各国都视中国为一块可以任意宰割的肥肉,各国都想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中国就像一位手里还剩有不多的肉骨头的乡间病夫,面对成群的恶狼,稍有分配不均就会引起一阵狂嗥,成为它们咬人一口的口实,甚至引起战争。后来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恶狼们在病夫的家园里肆虐的战争。尽管那时李鸿章已经不及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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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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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在中国一旦面临外国侵略时,请沙俄来出兵干涉,帮助一把。而沙俄就提出条件,你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因为他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差不多修到了中国边境,从中国东北转折南下,直达海参威,可以省去巨额的资金。而此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威,无疑就大大增强了俄国在远东的实力。问题是作为乡间病夫的中国,你让俄国狼得了好处,其他的恶狼怎么办?它们能容忍吗?那不又要来一番鸡飞狗跳了吗?所以在当时就必须严格保密,任何场合都只能说没有此事。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各国间谍是无孔不入的。而且,俄国人到东北去勘测铁路路基,这总是瞒不过去的事实,于是《密约》之事就更为敏感。
《中俄密约》几十年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外界说什么的都有,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还刊出伪造的《中俄密约》以推波助澜,事情就弄得更加扑朔迷离,清廷就面临了更大的压力。其真实的情况直到几十年后,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之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政府的档案卷宗里,才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并将之公布于众（由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国际会议上宣读。1966年,台湾影印了密约的中文本）,事情才算大白于天下。
且说这份《密约》的当事人之一李鸿章,当初欧美之行后回到天津,总以为自己还是做成了一件好事的。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而事实上不要说二十年,就连二年无事也没有保住。在瓜分中国的利益面前,东西方恶狼们完全撕下了“民主”、“文明”和“友好”的遮羞布,在中国沿海你撕我抢……中国几个至关重要的港口和富庶的三角洲,竟沦为恶狼们的战利品!
如今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份《密约》签署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细节,就会明白,李鸿章当初面临的是一群何等卑鄙下流的恶狼!
1979年,中国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的回忆录（节译）,这个维特,就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录在他去世后才发表,其中自是有些他在世时不便说出的内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他在书中承认“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指维特一生所接触到的政治家）中很卓越的一个。”当维特在谈判中提出由俄国通过满洲造铁路时,“李鸿章立即表示了反对”,但维特始终抓住了李鸿章想要“联俄抗日”的心理,他知道李鸿章此行有这个使命,就转弯抹角地在修路的问题上做文章,并以此来要挟。接着俄皇尼古拉亲自出来秘密接见,当面允以联手抗日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经与国内总理衙门密码电报反复联络,方才达成了签约的框架。但在正式签约的那一天,俄皇的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
由俄国外交大臣起草的中俄密约条文的第一款,原文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也就是说,一旦日本或是与日本同盟之国侵犯中国时,俄国有责任出兵干涉。这个文本双方都同意了,只待签字时,维特又看出了问题。他认为这样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当然完全同意。
到条约签字那一天,双方代表已经坐到签字桌旁时,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仍然没有被删掉。他大吃一惊,立刻将主持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地告诉他这件事。维特写道:
……他却一点也不惊惶。他看了看表,那时是十二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候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的序言）
这是当事人的自白书,明白地说明了密约之“包”是如何被调换的。这群当时就玩弄欺骗手段的恶狼,事后能指望他们什么呢?遇上这样一群人面禽兽,李鸿章除了徒呼“上当”,又能怎么样呢?
结果,俄国人的中东铁路在东北修筑起来了,铁路两旁由俄国军事占领的“特别区”也划出来了,而俄国对中国的保护却始终未见动静。很快,德国人一反会见李鸿章时的热情,转过头来向中国强索胶州湾（青岛）,不给就要武力强占。李鸿章在北京两次去找俄国公使求救,要求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中的协定,然而,俄国人不仅不去阻止德国人占领胶州湾,反而以“保护中国”为名先占领了旅大。光绪皇帝当然要拿李鸿章是问:“你说俄国人可靠,许以大利,与之订约,今天怎么样?今天不独不能阻止德国,乃自渝盟索地,这叫什么亲善?!”李鸿章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叩头如倒蒜,支吾以对的份儿了,别有啥法?李鸿章一生办外交,看来这是一着大大的臭棋。
后来,维特在总结俄国在远东的失败时,也不得不承认:“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指密约）,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活该倒霉,天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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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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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到了1901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李鸿章奉命远来议和,俄国人仍是盯住他签约,要他承认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此时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再上他们的鬼当。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被气得连连吐血,不久于人世了。
1901年李鸿章去世了,黄遵宪为他写了四首挽诗,其三云:
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
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
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
老来失计亲虎豹,却道支持二十年。
先是讲他的历史功绩,后是指出他的重大的错误在于“老来失计亲虎豹”,认敌为友了。至于由于《中俄密约》带来的“赤县神州纷割地”的局面,怕是他到死也未必能想明白的。
外交史上以一当十一的超级谈判
李鸿章欧美之行回国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东山再起,受到重用,然而清廷也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也许他在国外风头出得多了点,得到的礼物多了点,清廷里的一些人又不舒服了,立马给他个下马威。一方面宣布他的职位,仍旧是个总理衙门里的“行走”（该衙门里的末等官员）,同时又借口他擅入圆明园游览,罚他停发俸禄（工资）一年!
其实那个圆明园,早在英法联军入京烧掠时就成了一个废园,李鸿章只不过顺路前去凭吊了一番,又无人阻止和加以说明,何罪之有?明明是妒忌他的海外盛誉而已。有些更狠毒的人,还就此屁大的事儿,提出将李革职。俗话说“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可知李鸿章的处境,实在是非常危险了。
又过了不久爆发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事件。李鸿章从国家的前途考虑,愈发赞成康梁等人的主张,主张变法。慈禧太后召见他时,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告他与维新派有过往的小报告,叫他解释,他竟然当面回击:“如果赞成变法图强就是康党的话,那么臣,实属康党。”慈禧太后是最讨厌康梁的了,想不到老李竟斗胆当面自称康党,自然对他就不会再视为亲信。等到她一巴掌把光绪打下去,自己重新垂帘听政的时候,康梁纷纷逃出国避难,李鸿章则跑不了了。
他先是被赶出总理衙门,又莫名其妙地在寒冬腊月里,被派去勘察黄河。七十多岁的老人,如何能行?好在有个忠心耿耿的老周馥跟在他身边,代他去跑跑腿,才算勉强交了账。这时,同是他的心腹幕僚的吴汝纶看不下去了,写信给李经迈,告诉他老太爷正秉节行河,不知会有什么意外,赶快前来照看。
1899年年底,慈禧神经大发,又把他赶到更远的广州去了。你不是康党吗?那你就去康党的老家吧。一道命令下来,李鸿章就得万里跑马,于1900年1月出京,到广东去当两广总督去了。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里写到这一时刻时,曾有一有趣的假设:“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诺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似乎是天意让他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他来一番作为似的。
谁知到广州后不到半年,北方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烧洋楼,杀洋人,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洋人们就联合起来,用兵舰和大炮出来对话……慈禧太后慌了手脚,局面逐步失控。
李鸿章在广州的太师椅还没焐热,仅仅坐了半年时间,清廷的紧急命令又来了———火速回京,收拾残局（1900年6月15日）!李鸿章当然也不是傻瓜,北方的一切都被他静观在目。京城里现时正烧烧杀杀,刀光血影,老佛爷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左右摇摆,久无定策,一切都是随心所欲,一切都是乱哄哄的,小丑在逞能,民众在流血,又发了宣战上谕……他知道,此时前去,不仅于事无补,说不定老命还要送掉。所以没有即刻动身。尽管没有动身,但心中一切有数,坐在太师椅上的他,表面闭目养神,心中四海翻腾,脚底下大搞“水鸟外交”（水上不动,水下快划）。
这个“水鸟外交”谈何了得,一般督抚哪怕是亲王也未必能玩儿得起来。那时的驻外公使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等,都是他的老班底,关键时刻没有当风派。老李虽然已外放,却仍是他们的老首长,能一呼百应的。在国内群龙无首,清廷西狩之时,李鸿章远在天边,却在暗中斗胆行使了外交部长之权,通过伍廷芳,打起了他的国际品牌的“痞子腔”。
据美国著名华裔学者、老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中透露,他曾在美国政府公布的1900年《对外关系》原档中发现,1900年7月20日,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曾向美国麦金莱总统,亲递过一份由光绪皇帝署名的《国书》一件。文中情辞恳切,大意是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的麦金莱总统能助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等等。据唐先生考证,这是李鸿章的一份伪作,因为那时北京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的日期为7月19日缮发,第二天就抵华府更无可能,况且清廷旧档中也无此文件。关键时刻就看出老姜之辣了。恰好这时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高唱要中国“门户开放”的时候,李鸿章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要美国介入。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要“利益均沾”,力量要相互钳制;对于李鸿章们来说,以为只要矛盾利用得好,或许可以免除被瓜分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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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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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了上海（7月21日）,各方的情况就更明确了。他既已使命在身,就在上海拉开了架势,公开与各国使臣和外交部门,以及相关人员展开了紧张的联络工作,电请各国外交部派全权或驻京使臣议和。江南督抚大员无不与之互通声息,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都是他的后援,处于关键地区的山东省,也在他的亲信袁世凯的手里。当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已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的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旧可跑,往返一趟需时六天,这样通过济南的袁世凯,京城里的情况随时可知。他在上海,与各省会商埠的电讯仍可畅通。所以等到10月11日,他由外国人护送进京的时候,整个局面已经在掌握之中了。
这时,慈禧带着光绪和一班廷臣早就逃之夭夭,紫禁城都被八国联军占领了,眼看就有灭国的危险。清廷为了让李鸿章跟鬼子们谈判,再次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并且准其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也就是说,只要是谈判需要,只要鬼子们答应退兵,有些事你就看着办吧,不必样样请示汇报了。而且一再好话说尽,有如:“此行安危存亡所系,旋转乾坤,非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控。”此时的清廷,简直就差没跪下来求他了。
具体的谈判过程,历时数月,要面对十一个国家的公使“弹钢琴”,李鸿章真的累得吐血了。表面上也有个庆亲王奕劻与他同在谈判桌边“烤”,可是庆亲王此时全没了主张,一切全看李鸿章怎么跟洋人“过招”了。这期间,他派他的儿子李经述坐镇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又派大儿子李经方坐镇上海,随时收集海内外的各种情报和反应,同时联络江南诸将。谈判的关键时刻,正是六七月的酷暑天气,每天各方来的电文堆积如山,充当李鸿章的翻译的马建忠一天要翻译八千字的电文,以至于中暑累死。可知此间繁难种种,不是当事人断难体味一二。
既然各国都在抢夺利益,这就给了李鸿章利用矛盾的机会。他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当一次“挑拨离间”的能手,以求“赔钱而不割地”，能让两宫和清廷原班回銮,八国联军赶快退兵就行,赔款的事是无可奈何的,其他什么事都好说。清廷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于是,他就再次充当了不平等条约的画押者。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一签订,他就再次成了万炮齐轰的大卖国贼。
结果,这个条约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无穷的,除了要负担赔偿四亿五千万银两（当时清廷一年的税收只有八千万两）之外,主权也进一步丧失,清廷完全成了东西列强的奴仆和工具。而李鸿章还没等到两宫回銮,就已经血气耗尽了。
魂归肥东
和约签订了，但“老毛子”的纠缠尚没有完。当初义和团烧洋楼的时候,俄国人混水摸鱼，趁乱出动二十万大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兵,而他们拒不从东北撤兵,威逼李鸿章于《辛丑条约》之外,再跟他们单独签一中俄密约,要把整个东北送给他们当“保护地”。这回李鸿章说什么也不肯上他们的当了,至死不签。
这时李鸿章已经七十九高龄了,和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他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此油灯即将燃尽之际,“老毛子”还是不肯放过他,甚至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来床边纠缠,迫其画押,李鸿章不从,继而引起大吐血……俄使走后,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又命于式枚草遗折推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临终时嘴里还在痛骂“毓贤误国”。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之际,感念一生中的万事种种,曾口述七律一首,诗云: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跟随了四十年的老臣周馥这时也在床边,眼看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目乃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
当时慈禧等还正在回銮的路上。据随驾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第二天,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吴永感慨万分:“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风量。”李鸿章之死,在中外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接着就是“盖棺定论”了。清廷特旨予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寺,原籍及立功省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赏银五千两治丧,儿子李经述承袭一等侯爵,准在京师建立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儿孙们也各有封赐……李鸿章活着的时候,“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命运跌宕,死了以后,倒是享受到了有清一代汉族官员从未享有过的殊荣。
无数的人对李鸿章的死怀有复杂的感情。梁启超的挽联是: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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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落日辉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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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严复的挽联是: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袁世凯的挽联是:
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
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曾国荃的孙子曾广铨的挽联是:
先太傅以后事累公,万国输诚,宏济远谋今绝响;
予小生游欧洲就学,片长自效,追随多难为酬恩。
陈夔龙的挽联是:
帝命谥文忠,千秋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