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卡拉是条狗》里有句台词，"只有在卡拉面前我才感觉是个人"可谓经典。只有在你的狗的眼睛中，你才能看见出自肺腑的真诚、感恩和对你完全的依赖与信任，即使最凶猛品种的狗，对你的目光都是亲切温柔的。如你的宠物是条如狼似虎的体形庞大的猛犬，你怎么呵叱它、教训它，它都不会还嘴，不会提出无理要求，不会发表它的看法，更不会强辞夺理，总是乖乖地听你呼来喝去，哪怕你这个主人倒是在无理取闹，在瞎指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使你能获得这么强烈的满足感和权威感呢？没有！只有在你的狗面前。我想，这大概是人们喜欢狗的最大原因吧。
20多年前访问北欧，头一次出国，听瑞典人说你们中国人父母妻子子女是一个家庭，在我们瑞典，一个人和他的狗也可组成家庭。他们把狗看作家庭成员之一，当时颇感新鲜，回来后还写了篇游记专谈此事。确实，在"世味年来薄似纱"的社会，听过老婆嫌丈夫无能、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的，听过子女嫌家庭贫穷离家出走或是在同学面前羞于开口叫爸爸妈妈的，却从来没听过哪家的狗怨主人不喂它进口狗粮不辞而别。"儿不嫌母丑"好像并不确切了，"狗不嫌家贫"倒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确实，狗、马、牛、鸡．羊等等，都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但唯有狗会和人类建立家人般的感情。有偷马、偷牛、偷鸡、偷羊的贼，就没有听说有偷狗回去养的。马、牛、鸡、羊偷来了如果不吃掉都可以再驯养，但狗就不行，成年狗已经和原主人有了牢不可破的亲情，即使喂它进口狗粮，它也要挣扎着跑回老家。狗比父母妻子还亲，与狗结为家庭的牢固程度超过血缘关系，瑞典人比咱中国人看的透。
我最早接触的动物是狗。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寇轰炸，举家迁到重庆乡下，住户与住户间隔垅相望而不相往来，我没有玩伴，狗就是我唯一的玩伴了，所以我自小就和狗有感情。在上学途中，我曾见过一个盲眼的乞丐牵条狗要饭，因为喜欢那条狗，我悄悄地跟了他们一段路。牵乞丐的狗竟然能准确地把它的盲眼主人领到住家或店铺前面。到了门口，狗停下一蹲，乞丐就开始喊叫。后来我知道西方有种专为盲人服务的导盲犬，但那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乞丐的狗谁来用科学方法调教？再说，西方国家能把狗训练得领着主人沿街乞讨吗？我还没听说过！可见中国民间的驯狗技巧早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那完全是靠平时狗与人的一点一滴的默契，这种默契竟可以达到人犬合一的地步，同时，也显示出狗有多么强的智力和悟性。
当农工的时候，常年吃不上肉，往往三两人商量夜出偷鸡摸狗，我总是"摸狗"的坚决反对者。吃狗还有讲究，狗不能宰杀，流出了血，狗肉就会有股腥膻味，内行人会把狗吊起来往它鼻子里灌水，将它活活呛死。我目睹过这种场面，狗的挣扎嚎叫惨不忍睹。一次我曾当场在柴禾垛上抽出根棍子冲过去把灌水的人打得和狗一样嚎叫。反正大家都是劳改释放后就业的农工，"革命群众"把我们"劳改释放犯"之间的打架就叫做"狗咬狗一嘴毛"，乐得在一旁看热闹。那时，在我的捍卫下挽救过好多条狗的生命。当然，鸡偷吃了不少，更吃过瘟鸡，奇怪的是并没有染上禽流感，一直健康地活到当了作家。我开始尝试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还没有获得"平反"时就动笔了。这个有关狗的故事是真实的。"文革"期间，不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农民养鸡鸭鹅，这事一般人都知道，但不许农民养狗的事可能很多人就不甚了了。因为城市里早就没有了狗，狗不在当时中国市民的视野之内。农村人却一直有养狗的习惯，农民需要狗来看家护院。当时的农村曾大张旗鼓地组织过"打狗队"，见狗就往死打。别的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是全宁夏境内再看不到一条狗，听不见一声狗吠。消灭狗的理由说来可笑："喂狗浪费粮食"。宁夏人和广东广西人不一样，是不吃狗肉的，所以狗完全没用，罪该万死，杀无赦。而那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打狗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方便民兵对每家每户进行"夜访"，也就是在夜间突击检查，看哪家有剩余的粮食，有，就毫不留情地立即没收。狗就因为它忠于职守，成了革命者的革命对象。人们说"文革"搞的中国"鸡犬不宁"，这句成语并不完全是象征意义而是名副其实的。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48节：大话狗儿(2)
后来，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被大导演谢晋拍成电影，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谢添和著名影星斯琴高娃扮演男女主角。扮演"狗"的狗，却因主人犯了法被银川公安局抓去，最后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了。后来，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老人与狗》的电影场景里，我完全按它的模样做了条道具狗来纪念它。目前我在西部影城养了40多条狗，有土种狗，有德国狼犬、爱尔兰牧羊犬、喜乐蒂牧羊犬、松狮犬、大白熊、阿拉斯加雪橇犬，还有8条藏獒，实现了我的夙愿。我家现在有多少"狗口"很难说清，因为我从养狗的经验中既体会到生命力的旺盛又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狗繁殖得很快，母狗分娩一次可生七、八只，甚至十来只狗仔，有的一年下两窝，可是死亡率也很高，稳定的总数量只能说40只左右。在养狗中我还明白了一条哲理：原先我只有一条狗的时候，为了解除这条公狗的孤寂，特地从外地又买了一条同品种的母狗给它做伴。母狗刚到家时，公狗不但不欢迎，还常常跟她争食打斗。可是自母狗到了发情期，公狗和母狗做爱以后，两条狗就变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了。这印证了恩格斯的话："性爱是爱情的基础"！所以我对现在兴起的"无性婚姻"很难理解，没有性，何来爱情？
在一篇报道俄罗斯近况的文章中见到一张照片，画面是莫斯科红场边上坐着一位俄罗斯老大娘，怀里抱着条小狗，小狗身上挂了块纸牌，中文介绍说上面写的是："请给我亲爱的小宝贝一点食物吧"。文章以此说明俄罗斯老百姓现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在街上乞讨又害羞，借着给狗要饭来遮丑。我看了不禁失笑，文章作者去俄罗斯肯定属于"公款消费"，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我这没去过的还不如。俄罗斯虽然私有化了，但普通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并没完全取消，他们至今不存在"看病难"、"教育高收费"和"三农"问题；莫斯科市民住房的暖气费都不交，再穷的人吃饭还是有保证的。这位可敬的老大娘绝不是为她自己要饭，真正是为她的狗乞食。那么也许有人会怀疑：她把政府给她救济的食品分点给狗吃不就行了？这也是外行话。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拿什么东西喂狗，可以说是那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群众文明进步的度量尺。人吃人吃的，狗吃狗吃的，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但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这种区别。"文革"时宁夏"革委会"宣传说狗与人争食，粮食定量是给人吃的，养条狗就多了一张嘴吃饭，为了"节约闹革命"，所以非消灭狗不可。这种宣传农民听了都发笑，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为什么？因为当时农村每家每户的狗只靠舔涮锅水维持生命，稍宽裕的人家仅仅在涮锅水里撒一把麸皮而已。确切说，当时农村的狗不是"吃"大的而是"喝"大的（这也证明了狗的生命力的顽强）。宁夏山区缺水，主人家连涮锅水也没有，狗就靠吃小孩的屎生活，狗会把小孩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成人在厕所里方便，那里绝不准狗入内，因为人粪尿是宝贵的肥料）。现在，农村有了大量的狗，即使有"三农"问题，狗也能吃上剩饭了。至于城市的"市狗"，更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上升到"宠物"的地位。狗粮、狗罐头、狗零食，直至狗时装、狗玩具都纷纷出笼。葛优扮演的"卡拉"主人是个爱狗的底层小市民，"卡拉"大概和主人一样和过去干部下乡似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连剩饭也不会吃的。倘若这位小市民从底层上升一步，他就会成为宠物商店的一名消费者。所以，那张照片只能说明那位俄罗斯老大娘虽然因私有化改革而陷入困境，但仍然保留了俄罗斯作为大国时的文明习惯：狗一定要吃它的专用食品。
我喂那么多狗，拿什么喂它们呢？我的西部影城繁荣了周边经济，附近开了几十家餐馆。开始时我让人去餐馆收集剩饭剩菜，每天收来的饭菜狗都吃不完。但随着企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就逐渐"文明"起来，嫌剩饭剩菜里有辣椒酱油醋，实行了人狗分食，只喂成品的狗粮。后来看到报上说狗的商品粮里含有致癌物质，为此台湾人和美国狗粮制造商还打起官司，就开垦了几十亩地种玉米，一年可收数万斤，狗们吃上了"绿色食品"。我想，如果我又倒霉了，又进了劳改队或什么"号子""棚子"的，狗儿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狗队肯定解散，全都成了"丧家犬"。留下特别心爱的一条狗，"绿色食品"也吃不上了，只好向那位俄罗斯老大娘学习，抱着它蹲在街头，挂块纸牌为它要饭。看了那张照片，我有时看着我的狗就不禁想起：一个社会的进步或倒退，首当其冲地是影响狗的命运，狗的待遇是社会进步或倒退的标志。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49节：大话狗儿(3)
你如不信，请看看今天我们虽然还有"三农"问题，还有大量的弱势群体，但首先改善了生活待遇的却是狗。改革开放后，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舔涮锅水苟延残喘、被人赶尽杀绝的绝境一下子蹦到天堂。如今养狗成了时尚，很多靓女靠在狗身边照相，叫帅哥自愧弗如。民营的宠物医院更遍地开花，设备比一般医治人的医院都完善，以至于我的一位好友说，他如果有了病，情愿到狗医院去就诊，那里的服务态度才能让他感觉受到了"人"的待遇。中国人干什么事都喜欢走极端，在两个极端中晃来晃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平稳下来走"中庸"路线。据报载，一条藏獒炒竟然炒到上千万人民币的天价，藏獒一跃成了财富的象征。且不说这一千万超过西方国家一匹纯种马的价格，我还没有看到哪个中国大学毕业生有一百万元身价的。富豪公开登报征婚，一个漂亮女大学生也就开价一千万而已。如果真有其事，我觉得花一千万元买藏獒的富豪首先应该受到道德的拷问。其实，真正的纯种藏獒绝对不能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地区存活，它的肺受不了过多的氧气。雪线以下的人家说它养了只真正的纯种藏獒，就像在赤道几内亚养只北极熊，简直不可思议。我的藏獒都来自西宁，是与当地藏狗杂交的后代，已经适应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生活了，加上运费，也就在4千元到8千元之间。有些中国人一富起来就不知道怎么办好，竟用狗来装饰身份，既把别人摆在狗之下，也把自己摆在狗之下了。所以，据此看来，社会繁荣的确繁荣了，但还没有多少进步。
狗现在已经是强势群体。社会上四处都有流浪儿，少有收养他们的民间组织，可是为流浪狗流浪猫谋福利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却如雨后春笋；前些日子网络上吵得很凶的"虐猫事件"，连中央电视台都惊动了，特别在法制频道的《大家看法》里采访了当事人，几个当事人因"虐猫踩踏"曝光，千夫所指，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举双手赞成爱护动物，不过同时我又想到现在有多少孩子还在受到虐待，我们是不是应该投入更为关注的目光呢？中国人对物（包括宠物）的关心往往超过对人的关心，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裕，也不是文明的表现。"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信哉此语！
最后，我还想说点狗群的"和谐"问题。众所周知，狗是酷爱互相打斗的，所以才有"狗咬狗一嘴毛"的俗语。群养狗免不了相互咬斗，尤其是藏獒。而我故意把同品种的狗养在一个圈里，就叫它们互相打斗。它们只有经过打斗才能产生出领袖"狗物"（有别于"人物"），领袖"狗物"一旦产生，这群狗就会特别和谐，虽打打闹闹，顽耍嬉戏，却秩序井然，吃有先后，互谅互让，"狗物"还能照顾小狗弱狗，形成"大狗叫也让小狗叫"的良好局面。如果你特别喜欢哪条狗，不把它和凶猛的狗关在一起，怕它被咬伤，那么这只宠物狗就会逐渐失去狗性，也就是说，它将会既无斗争性又因没有狗所需要的娱乐嬉戏而显得落落寡欢，并且会体弱多病，就像我们一些尚未改制的国营垄断企业那样缺乏活力和个性。由此可见，"和谐"绝不是排斥斗争和竞争，相反，而是在斗争和竞争中形成的。当然，你必须是把同品种的狗关在一起而不能把不同品种的狗关在一起，如把藏獒和西施犬关在同一个圈里，"和谐"倒是"和谐"了，而那样的"和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养狗，也会给当领导的人一些有益的启示哩。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0节：故乡行(1)
故乡行
一
除了爱情，故乡也应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作者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素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把故乡作为背景，不论故乡山秀水美或穷山恶水，在作品中总是美丽的，使人留念的。而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却很懵懂，虽然在各种表格上的籍贯栏里，一直填的是"江苏盱眙"，可是"盱眙"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毫无印象。我1936年12月出生于南京，转年就因日寇侵略举家逃难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在重庆生活了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沪宁两地。13岁时因属"官僚资产阶级"被"扫地出门"，父亲北上，我也就随在北京读高中。1954年父亲死于看守所，我又因"家庭问题"辍学，不得不携老母弱妹加入移民队伍，西迁到宁夏的黄河岸边。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押送劳改队，此后22年间被圈在两个仅有一渠之隔的农场来来回回地反复劳动改造。"面朝黄土背朝天"，眼前只有几平方米土地，偶尔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常不禁有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感叹。
到了成为一个所谓"公众人物"，我的籍贯被别人关注的时候，说来惭愧，故乡"江苏盱眙"对我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银川不用说了，重庆、南京、上海、北京的街道我仍相当熟悉，当地年轻人不知的旧街名我都能如数家珍。1985年到南京领一个文学奖项时，与友人李国文、邓友梅等获奖者由张弦带路去寻过我的"故居"。虽然街市铺面变化很大，但车到"狮子桥"我马上就能认出我的出生地。原先偌大的"梅溪山庄"改建成了一座电机厂，只有儿时曾在下玩耍的一株梧桐树依然繁茂。同样，在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我家曾住过的街巷胡同，我都一一去看过，站在早已面目全非的庭院或楼宇前，不禁有一种浪迹天涯，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情愫油然而生。
其实，真正促使我去故乡盱眙的，是近年每逢旧俗的祭日给先人烧纸的习俗又悄然兴起。届时，夜间常能看到萤光爝火四处闪烁，有的人家竟把纸钱烧到人行道上，纸灰飞扬，在华灯异彩中扶摇而上，神秘且又热闹。烧纸的人们表情虔诚，有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在移动电话盛行的时代，仿佛正用耳机与死去的先人通话。这景象令我惆怅而羡慕。因为我不知在哪里祭祀我的父母为好。我当然不相信纸钱能供给死去的父母在阴间消费，但人死后是不是有灵魂，魂魄又归何处？都不是可以轻易下断语的人生终极问题。作为人子，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孝，他们死后又抱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就算了的态度，于心何忍？我父亲在看守所瘐死后没见尸体，母亲在"文革"中去世，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人，遗体被街道"革委会"草草火化，烟灭灰飞。至今我还时常想象母亲在最后一刻会是什么情景。父母都系出名门，"钟鸣鼎食"之家，家破后肯定有强烈的失落感而死时又都异常凄凉。如今我要学老百姓的纪念方式给自己的心灵一点慰籍，都不知在哪儿烧纸，这不是死者的缺憾而是生者的遗憾了。
为了找个适当的地方纪念父母，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我以为最佳选择莫过自己填写的祖籍"江苏盱眙"了。上世纪80年代初，每到春节，盱眙县委曾把我当作在革命根据地战斗的老同志，给我发来过慰问信。由此我才知道我祖籍原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刘少奇、陈毅都在那一带活动过。借此，我就与盱眙县同志联系，请他们帮助我打听张氏家族还有没有人在那里。果然，很快就接到来信，感谢老家的地方干部，他们不但调查到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找到了我祖坟所在地。
二
在与家乡政府干部书信往来时，盱眙县政府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龙虾节"。当时我很奇怪，盱眙在洪泽湖畔，并不临海，哪来的龙虾？那次因有其他事没有欣逢其盛，也没有把龙虾放在心上。而这次刚到南京，我告诉友人此行的目的，几乎每人都惊呼"你们盱眙的龙虾是出了名的呀！"据说南京城里大大小小竟有一、二百家"盱眙龙虾"馆，"盱眙龙虾"居然和"北京烤鸭""青岛啤酒"一样成了著名品牌。以往，当我向读者、记者、编辑及朋友说我的祖籍是"盱眙"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名，使我常为我老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而赧愧。有的人还要我示意"盱眙"两字怎么写，连我自己都将"眙"错写成"贻"。而今天，龙虾居然大大提升了盱眙的知名度，不但再没人要我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盱眙"二字，并且只要我一提盱眙马上如雷灌耳，这出乎我意料，也不由得令我因龙虾而感脸面有光起来。
盱眙距南京一小时车程，下午天凉时从南京出发，到盱眙已是黄昏，还没看见故乡的容貌就吃晚饭。在餐桌上，我告诉来迎接的家乡干部在南京听见的令家乡增辉的信息，他们笑我太孤陋寡闻了，带着自豪的神情地说，"盱眙龙虾"不止风行沪宁一带，还打进了北京城，大有在全国要掀起一个"盱眙龙虾风暴"之势。因为盱眙龙虾烹熟前就是红色的，所以又称为"红色风暴"，好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势必要在中国饮食业掀起一场革命似的。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1节：故乡行(2)
未见其形，龙虾已先声夺人，待端上桌，果然气度不凡。别处吃龙虾，虽然会有各式各样花色繁多品质高低的盘子，龙虾毕竟是孤伶伶一个，形单影只，而盱眙龙虾是用大号脸盆往上端的，火红的一脸盆龙虾成群结队地岸然而至，居于群肴中央，首先就取得轰动效应，叫人看着就热闹喜庆。主人教我丢开筷子用手抓，两手一掰，吮其壳中之肉，我一尝，确实名不虚传，鲜美异常。手上虽戴着塑料手套，但与大脸盆配在一起，仍不失粗犷豪放的野趣，让一桌人都撇开斯文，活跃起来。这种吃法是很重要的。各国各地都有特殊的风味饮食，而形成各国各地特殊的"食文化"的并不仅仅在于所食的动植物本身。怎样烹调它，怎样吃它，吃它的方式方法包括步骤气氛，都是构成"食文化"的主要元素。所以我建议千万别放弃用大脸盆盛龙虾的方式，如果改为碟盘往上端，一大特色便丧失了。吃时与主人聊天，龙虾成了主要话题，仿佛吃龙虾是我此行的目的。
原来我想的不错，盱眙是不产龙虾的。此龙虾非"生猛海鲜"的龙虾，个头略小，大的也不超过10公分，学名叫克氏螯虾，原产于北美洲，俗称不雅，叫虫剌蛄，会让北方人联想到田野里常见的剌剌蛄，而外形却与海产龙虾相似，所以又叫"小龙虾"。一说是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人引进的，一说是70年代从海外进口木材中带来的卵繁殖起来的。饭桌上因此而展开百家争鸣。我比较倾向后一说。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正忙于侵略，只引进过细菌病毒，怎会在改良水产品上操心，何况我多次下日本餐馆，从未见过日本料理中有这道菜。他们自己都不吃，劳神费力地从美洲引到中国来干什么？总不至于是为了破坏洪泽湖的堤坝吧。
盱眙龙虾壳较厚，肉质虽细嫩，可是每只就那么一点点塞牙缝的实质性内容。一脸盆龙虾端上来，一脸盆虾壳端下去，酒足饭饱后好象脸盆里并没有少什么。所以，与其说是吃它的肉，不如说是因烹调它的作料使它的肉汁越吮越有味道。我是一贯不吃麻辣的，但此辣非干辣，此麻非干麻，辣得很温柔，麻得让人有陶醉之感。主人介绍，这种作料名曰"十三香"，其实不止"十三"，要数十种野生中草药来配制，原料只产于盱眙。我还不知道，我老家盱眙产野生中药材达八百多种。至于配制作料的方法，是很"复杂"的，是别的地方"学不来""做不出"的。
在国内我到过很多地方，品尝过很多风味菜肴和小吃，如果要问厨师烹调方法，都会说是"秘而不宣"的"祖传秘方"。当初我有点反感，觉得这是中国人爱故弄玄虚的毛病，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业的商业文化。欧洲所谓的"美食"我也尝过不少，在西欧时，打开电视，还经常看见教观众怎样做菜的节目。西方人和我们不同，喜欢公开炫耀他们的烹调方法，没有"祖传秘方"一说。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常以饮食大国自居，在电视上看着厨师把很简单的一点原料、作料在锅里拨弄来拨弄去，虽很解馋，也很可笑。现在这种节目已传到国内，像我们在中央二套中所见的那样。但是，如果你照着去做肯定把材料都糟踏掉了。看起来西方人有"公开性"，有"透明度"，然而最后等于没有，不能落实到具体操作上的。可见烹调或说是厨艺，确实有一个因人的"手气"而异的神秘性或不可言说的密诀，和写文章相似，没有文学禀赋的人你怎样教他都教不会的。因而，对主人强调盱眙龙虾烹制方法的神秘性，作料的特异性，离开盱眙本土便失去了独特的风味性等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说法，我都欣然接受了。而且，正因为它的调制方法如此神秘，更增加了盱眙龙虾的口感，使整个吃的过程有一种寻幽探秘的趣味了。
更让我有兴趣的是：盱眙龙虾和北方的剌剌蛄一样，原是一种害虫，它长有一对和海产龙虾钳子般的螯足，在堤坝田埂上打洞既快且深，常常造成决口，害人匪浅。和麻雀蚯蚓不同，麻雀是益鸟已得到平反，蚯蚓还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这种虫剌蛄只会搞破坏，而且繁殖能力、适应能力极强，不对它们大开吃戒简直没有办法。于是老百姓从上世纪70年代它出现时就开始把它当螃蟹的替代品吃，吃着吃着就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特色，吃出了风格，形成了最佳烹调方法。现在我们吃的"盱眙龙虾"，原来是有个反复实践过程的，是经过不断尝试、选择、淘汰、优化的实验过程的。实验室就是各家各户的厨房，实验者就是各家各户的家庭主妇。因而，盱眙龙虾虽然不像徽菜、鲁菜、淮阳菜等等名菜系那样有悠久的历史，却具有深厚的民间性，表现了群众的创造性。而这种原产于民间的家常风味小菜，却受到了盱眙县党政领导的重视，运用行政手段将它提升为振兴盱眙经济的主力军，可见家乡干部们很有现代的商业头脑和市场意识。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2节：故乡行(3)
陪同我大嚼盱眙龙虾的主人都是盱眙的地方干部，生于斯，长于斯，和我一样同产于盱眙。在餐桌上我听着他们意气风发地大谈如何包装盱眙龙虾，如何宣传盱眙龙虾，如何打开全国市场，如何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如何办"龙虾节"唱招商戏时，听着听着就悟出了我之所以能成为"下海"最成功的中国作家的内在原因。尤其是主人说的这段话可说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说："文化是商品的依托，商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商品的有机整合形成品牌，有了品牌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没有卖不出去的文化。"过去，各种媒体的记者总是问我何以能将宁夏荒凉残破的古堡废墟"卖"出去，变成中国西部最具规模最有知名度的影视城的？中国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土是荒凉的，其他荒凉怎么"卖"不出去呢？这样的问题真叫我难说。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我有什么过人的经商本领，一切好象是那么自然。商场如战场，兵法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心"即头脑的活动过程怎能说得清楚呢？正如佛学说的："言语道断"，真正的道理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次回乡听盱眙人聊商经，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盱眙人这点，应该是经商成功的主要内因之一。虫剌蛄是害虫，是"废"，荒凉的古堡废墟也是"废"，两者有相通之处，而它们恰恰都是在盱眙人手中"热卖"出去的。我以为，盱眙人天生就有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这本领的要点就是对文化的重视，擅长"有机地整合文化与商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盱眙的水土虽然没有养育我，但盱眙人的基因，盱眙人的遗传密码肯定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点，因我目前生活在西北感触尤深，一对比就可明显地看出，同样的一堆废物，在西北人眼里废物就是废物，再不是其他，可是在盱眙人眼里可能就会变出许多花样，就能变废为宝，产生出高附加值来。
三
因小小的龙虾我竟意外地找到了"根"之所在，找到了履历表上填写的"江苏盱眙"对我成长的影响，这也应算这次回乡的收获吧。吃完了龙虾到旅店休息，当晚却下起了滂沱大雨，陪同我的家乡干部懊恼地说真不巧，明天到我祖坟去的路会很难走。长江流域不像西北地区，那里下完雨后土壤很快就干，所以西北人即使生活在农村一般都不备胶鞋，而盱眙这地方下点雨，土地就变得泥泞不堪。我也觉得很遗憾，但好在我走惯了难走的路，何况这次是为表孝心而来，再难的路也得走了。然而，当第二天一大早家乡政府派来陪我的朋友准备了塑料鞋套等等接我时，天空却格外晴朗，马路如水洗般洁净，田野中的阡陌湿润而滞涩，不但很好走，走在上面心情也格外舒畅。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谈点和盱眙龙虾一样奇妙的事了。
回乡路过南京的时候，我和我妹夫、宁夏美术家协会主席张少山又到湖北路狮子桥"梅溪山庄"原址去怀旧。"旧"早已无可"怀"了，1985年与李国文、邓友梅一起去时那里已经成了电机厂，现在又在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宾馆，名字很怪，叫"微分"，像几何学的术语。儿时在下面玩耍的梧桐树，在高大的"微分"包围中显得小了许多，连记忆都萎缩了，过去的时光已全然找不到依托。梧桐树旁边是"微分"的附属建筑，里面正在装修，我俩进去一看，是一处"足部反射治疗室"，就是俗称的"洗脚屋"，也没有正式开业。反正闲来无事，我们说就洗个脚歇一歇吧。经理是位盲人，向我们道歉，请我们等开业时再来。少山跟他说，这位先生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我们又来自外地，能不能让我们在你这里坐一坐。盲经理一听很高兴，马上叫人给我们倒茶端洗脚水，安排服务员做"足部反射治疗"。他在一旁陪着说话，说我们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而我又恰恰在这里出生，开张就吉利，他将来的生意一定会很好云云。待我到盱眙后，与盱眙人聊天时，才得知故乡盱眙有个旧风俗：外出的家人回到家乡，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脚。
虽不能说冥冥之中有天意，但不能不说是个有意思的巧合吧。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3节：故乡行(4)
另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去我祖坟的路上，盱眙朋友让我和我妹夫顺路到盱眙的名胜、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祖陵看看。朱元璋当皇帝后，将他父亲的陵墓建造在安徽凤阳原址，他自己的陵墓在南京，是为明孝陵。明祖陵是朱元璋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的衣冠冢，据说是他当了明太祖后找了十六年才找到他真正的"根"在盱眙的。于是，从明洪武十八年开始修祖陵，到明永乐十一年基本竣工，再持续改建、扩建、翻建，到万历二十六年方告完成，前后历时二百一十三年之久，可见其工程浩大，原貌一定宏伟壮观。尽管后来明朝皇帝的陵墓很多，北京就有十三座，但我们盱眙的明祖陵总是排行老大，号称"明代第一陵"，其他明代陵墓不论规模多么宏大，都是它的子子孙孙了。
从朱元璋祖宗三代的名字来看，他就出身于没有文化的农家，所以当乞丐也好当和尚也罢，都没有什么失落感，永远不会情绪低落，反正"失去的只是镣铐"，再折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所以才能总是顽强奋斗且能冷静应变，同时，内心里先天地猜忌知识分子和以"略输文采"而自豪。虽然后来他给死去的三代祖宗都封了尊号，在史书上仍不避讳使用"百六""四九""初一"这样乳名似的称呼。
明祖陵即使在水下浸泡了近三百年，出水后仍气势恢宏，残存的石雕石刻石人石马石道都表现出开国的马上皇帝的雄风。这些我都不想多描述，我要说的是：我们一行人走过石道，漫步到明祖陵正殿，即朱百六、朱四九、朱初一的衣冠冢时，我猛然感觉到这地方曾经来过。明祖陵是在清康熙十九年因黄河夺淮被洪水淹没的，直到公元1966年大旱才露出水面。现在别处都基本干了，墓穴的正殿因地基下陷成坑的缘故，还时时有堤坝外的洪泽湖水浸透进来，形成一圈小小的池塘。堤坝外涨水时它就大一些，干旱时它就小一些，池水清澈，能隐隐约约看见水中的三座墓门。我在池塘旁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这池塘同周围的景物是在我梦中出现过的。这梦是最近才做的，我又是个不吃安眠药就不能入睡的人，睡着后极少有梦，做了这个景物清楚且又无情节的梦，醒来后还对人说过，所以明白无误，完全可以肯定。梦中的情景常会在现实中再现，弗罗伊德也曾有过阐释，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可是这种再现偏偏在我回故乡重修祖坟时发生，不能不让我感到诧异而值得一提。
愧对故乡的山水，我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目的性很强，就为了重修祖坟以纪念父母，心无旁鹜，盱眙其他的名胜也没时间和心情去游览了，只看到祖坟所在地古桑乡的一小片田野。其实，我觉得它和我曾居住过的南京、上海、重庆甚至北京郊区农村的田野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一小块地却让我牵肠挂肚地非来不可，为什么？就因为那里面埋着的朽骨在血缘上在基因上与我还活着的肉体有牵连，不仅仅有心理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了。站在土包似的祖坟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微微感到幸运的是：经过那么多政治性与生产开垦性的人类活动，这三个土包居然安然无恙，没被铲除。联想到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过"祖宗有德"的话，不禁凛然，好象冥冥中有人告诫我不可做坏事似的。想想人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大自然、对外太空知道得不少，而对人自身却了解得不多，所以一谈到"人"，不可避免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可能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源吧。
在盱眙朋友和张氏后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将荒冢整修一新，并从河北订做一块大理石碑立在前面，上面我这样写道：
修缮祖坟记
《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追远"方能继承并发扬民族之传统美德，大而言之乃"以德治国"之根本，小而言之可解今人"我是谁"的哲学疑难。赐我身体发肤之父母，历尽颠簸，尸骨无存，令我常怀哀思。公元二千零一年初冬，我转道出生地南京来盱眙，见祖坟白草凄迷，侷促于田垅缝隙。幸古桑乡乡亲关照，尚有土冢三座隐于荒草野蔓之中，不禁悄然生悲而起修缮祖坟以寄慎终追远之意。先考讳国珍字友农（一九零九－一九五四），先妣讳陈勤宜（一九零八－一九六九，祖籍安徽望江生于湖北武昌）于此同受张氏后人纪念。呜呼！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
我从坟关抓了一把土带了回来，仿佛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根虚线连接着我和这里的土地。同时，我也比过去安心了一些，好象我为父母做了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似的。
国际接轨第一功——
小浪底随想
（此处略去4800字）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4节：排泄与喧嚣(1)
排泄与喧嚣
最近总结出了中国人到海外旅游举止不文明的十大表现，并且宣布了对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游客的限制令。不知道这个限制令如何执行，限制令不像病疫检查，在启程之前是测不出来的。有的人在国内好好的，到了国外旅游景区却犯了毛病，或是在国内不觉得这些毛病不文明，到了国外却变成丢脸的行为。总之，谁都无法预测一个人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何况，会不会有不文明举止又不能单纯以教育程度与财产状况来决定。我注意到，在国内大城市，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偶然进入五星级大酒店或是高档游乐场所，反而很谨小慎微、低声下气，举止乖张、旁若无人的倒是财大气粗的老板级人物和某些官员。可是，如不让这样的人物出国，旅行社就没生意可做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咱们出台的很多政令是难以落实的。
不过，说到随地吐痰和大声喧哗，我倒想起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中国文化特征。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把口水看作是脏东西，在某些场合，口水还有消毒作用。小时候，在乡下，被蚊子叮了，我奶妈就会吐泡口水抹在我伤口上，果然，一会儿就不痒了。大了后才知道全国如此，全民如此，口水是中国人的疗伤神液。吐口水更有表达爱情的功能，小时候读过这样生动的句子："绣床斜倚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至今我还背得出，却记不清作者是谁，反正不是李后主就是柳永这样的高级花花公子。《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古典名著里描写小姐丫鬟的娇态，常会用一个"啐"字。何谓"啐"？和"唾"相同，吐口水是也。"啐"和"唾"是中国女性特有的撒娇方式，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也向爱人"唾"过，不然，到情人节满世界都是口水了。还有句成语叫"唾手可得"，也令我拍案，因为我攥了22年锹把子，口水能增加摩擦系数，我是深有体会的。到了"反右"和"文革"，口水更具有武器的威力，那时盛行这样的口号："我们六万万五千万人民（当时中国的人口数字），一人一泡口水就能把美帝国主义淹死"，看看，口水已经超过导弹原子弹了。我在劳改时，口水、痰和鼻涕还能代替粘合剂，与胶水一般。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用面汤米汤粘东西呢？对不起，有面汤米汤的话早舔得干干净净了，哪舍得糟踏那样珍贵的命根子！我于1958年在宁夏投入劳改，我母亲住在北京，去世于1969年，我和母亲在长达10年间的通信，我的信封一直是用上述三样东西封口的。请读者别恶心，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恶心人。口水虽没把美帝国主义淹死，但还是可以唾到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身上。那时，把这些人拉出去"游街"，沿街的人向这些"牛鬼蛇神"挥拳的同时大吐口水及痰，一路上拳脚与吐沫同飞，蔚为壮观。对了，还有一句成语叫"唾面自干"，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极度智慧！我们正是靠这四个字才活到今天的。口水吐到脸上，连擦都不擦，你奈我何？我看，中国人丧失掉自尊心大概就是从"反右"和"文革"开始的。"唾面自干"四字大有学问，生命力极强。
口水和痰还是一种身份性象征。在我印象中，地位越高、越有钱的人口水和痰就越多。因为这类人离不了酒烟和女人，食物中胆固醇、脂肪、嘌呤的含量又高，肾和肺都有问题，"痰火"特别大。过去，中国人有种特殊用具——痰盂，相对应"痰火"的旺盛程度，痰盂的多寡表现出这家的地位高低和富裕等级。大户人家里每一对太师椅之间的茶几下必备一尊痰盂，床前更少不了。"有痰必吐"早已是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尤其是老太爷，有了痰必须"一吐为快"。有道是"两不忍"：有屁就放，有痰即吐。痰和屁是决不能忍的，忍住不吐不放，"肺气"和"肠气"就会郁结而致病。李鸿章到国外考察，就因为找不到痰盂又不能忍，干脆把痰吐在克里姆林宫的地毯上。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档的痰盂是活人的嘴巴，主人咳嗽一声，奴婢马上张开嘴去接。这种现象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才绝迹。至于普通的痰盂，我们一直使用到80年代，后来，谁也没下限制令，不知怎么就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看，痰盂的历史可以做出一本书，最后一章就是中国人因失去了痰盂而不得不吐向世界。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5节：排泄与喧嚣(2)
还有，你怎能不让中国人随地大小便？我们自小穿的就是开裆裤，自小就随地大小便惯了。大人喜欢小男孩，还常以摸小"鸡鸡"表示疼爱，不但弄得中国男人都有露阴癖的隐疾，还使我们对自己的"鸡鸡"特别关心。长大了进入学校（且不说至今还没有全面落实公民义务教育），学校只开设政治课却没有公民课，仿佛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我们只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却不太懂普世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起码的礼貌，小时养成的习惯延续到大、到老改不了。不是嘛？近年居然有使"鸡鸡"壮大的药物，每到深夜，电台电视台播的全是壮大"鸡鸡"和保护女性子宫的药物广告，好像中国人只在这个部位发育不良并且只重视这个部位。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可是也怪，电台电视台又恰恰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可见得我们下部问题之严重，以致药厂和电台必须联手以身试法来解危救困。当然，话说回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包括下部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爱下部却又忽视它的排泄功能，许多城市很难找到厕所，叫没有改掉习惯的人不随地大小便也难。好了，上级叫搞城市化了，不建厕所显不出政绩了，于是花几十万上百万建一个高档厕所，不仅比一般人家的住房还讲究，更让进城的民工花费不起，望而却步。民工找个背街撒尿，你又说他不文明、下流，你叫人怎么做人？我也搞不懂我们究竟是下部有病还是脑子有病。
再说今天被称作不文明行为的当众喧哗，其实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一扎堆就想闹出点声响来。"热闹""热闹"，不"闹"怎么抒发出"热"来？非"闹"不行！中国餐馆最大的特色是备有"雅座"，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餐馆都见不到，即使开设在中国的西餐厅里也没有雅座。为什么？就是适应中国人爱闹的习俗。而在雅座里闹惯的中国人出了国没雅座可享受了，只好当众喧哗。还有，政府禁止过年放炮仗了，也非放它一响不可。大城市问题成堆，却少见哪一个议案提案像准放炮、不准放炮的议案提案那样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认真反复讨论的，可见闹些响动出来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下面的人"山呼万岁"，想象一下，"万岁"之声像大山一样扑面而来，喊得地动山摇，你在上面是什么感觉。所以，大声喧哗是从上面兴起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甚至过犹不及。现在很多人都忘了"文革"时中国人的闹腾，那时，你不闹、不"高呼"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文革"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表现欲，锻炼出中国人的好嗓子。今天中国人爱"闹"，实际上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写着写着觉得好笑，中国什么事儿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缘由，拎出哪一件小事都能写出厚厚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恰恰忘却了历史，好像什么问题都是当代新发生的一样。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6节：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英雄"这个概念，可是中国人是把英雄和做大事业的人与领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崇拜圣人、皇帝、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具有高度文化权势、社会权势和政治权势的人物。不管什么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英雄了。尽管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也会被有权势的英雄发射的光辉所淹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不论你选择哪个频道都能看到讲述英雄故事的电视剧，闪耀着英雄的高大形象。电视在中国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很多人不看报纸但没有人不看电视，而几乎所有电视剧歌颂的英雄都是上面说的那种具有高度权势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拥有了高度的权势才会被编剧选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观众面前重演他们过去的英雄行为甚至是他们传奇般的神话。所以，中国人会想：要当英雄首先必需要有权势。
还有一种是官方树立起来作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的英雄。他们是从普通老百姓、普通士兵中产生的。这种"英雄"实际上是官方加封的一种光荣称号，服务于官方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官方整理修订后发布，这种人物的一生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失和性格上的弱点，好像天生下来就是"英雄"，叫老百姓叹为观止却又无法去做。久而久之，这种人物的姓名也就成了一个社会符号，在老百姓口头传来传去却极少人认真向他学习，即使认真去学的人做到了其中一项，没有官方的正式加封也不能成为"英雄"。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雄"必须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即使你干失败了，只要你干得大，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也有可能被老百姓视为英雄。还有，中国人一向偏重于在政治角斗场中寻找英雄，特别是政治斗争最极端的形式——军事斗争中，似乎只有在这方面不论成功失败都会显露出英雄本色。这种忽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偶然表现出的英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几次表现英雄的机会），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如果你问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将来的愿望，绝大多数都会回答他们想当高官巨富或将军，当然也有人想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总之，都想取得高度的社会权势、经济权势或文化权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权势后才会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
丫头·婆姨
（此处略去1600字）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7节：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1)
雨·天话语——
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2006年10月，塞外秋高气爽，宁夏请来了两位文化名人，余秋雨刚走，易中天接踵而至，古城银川平添了许多热闹。在二位到来之前，宁夏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就做了连篇报道，商场书肆也张贴了大幅预告。一时，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谈"余"说"易"，《文化苦旅》《品三国》等书卖到脱销，竟把明星"超女"的风头压下去了。这应该说是宁夏50年来的文化盛事，我到宁夏半个多世纪，还没见过哪位外地文人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宁夏人有精神上的追求，是宁夏社会进步的表现，让我颇感欣慰，只有尽力配合有关方面搞好接待。
二位在宁夏逗留的时间都不长，仅仅三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讲演、接受采访、参观游览等等，鞍马劳顿。余先生在宁夏最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讲演，易先生在宁夏设备最完善的现代化电影院"国际影城"讲演，都座无虚席，人人洗耳恭听，可说盛况空前。而二位先生也的确妙语如珠，让宁夏人耳目一新，新颖的理念和观点拓展了宁夏人的视野。
余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讲之前，主办者致了欢迎词后要我上台介绍余先生。这是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因为余秋雨和易中天好像都是不用人画蛇添足地介绍的，而二位除了有名之外，又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有点"争议"。于是我抓住这点做了这样的"介绍"，我说：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分这样三种：一种人是必须要自我介绍的，走到哪儿先掏出名片：我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职务是什么，请多多关照，如是厅部级官员，还要在名片上用括弧注明'正厅级待遇'等等；另一种人是要别人介绍的，走到哪儿就会有人在一旁介绍：这位是什么老总或是什么'长'，引得众人刮目相看。还有一种人是根本勿须介绍的，不管走到哪儿人都认识，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样三种对人的评价：一种是身份性评价，这人是什么处长教授，人们知道了他具有一定资格，自然用处长教授的眼光和规格来接待他，另一种是社会评价，如获得'三八红旗手'、获得'见义勇为模范'等等称号，这是社会给予他的荣誉也是社会对他公认的评价，人们就会对他恭而敬之。可是，还有一种人是只有历史才能给予他评价的，而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秋雨先生访问宁夏，在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经历，在宁夏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的。我相信秋雨先生对宁夏历史性的访问，一定会给宁夏带来许多珍贵的信息，使宁夏人受益匪浅。"
对余秋雨的"介绍"同样能用到易中天身上。2006年金秋时节著名文化人士"密集"光临宁夏，在宁夏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的介绍并不过分。
其间，宁夏电视台安排我与二位先生各做一次"对话"节目，演播室就设在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二位先生在与我"对话"中的宏论，宁夏及银川市的报纸杂志皆有大幅报道。我是主人，不过尽地主之谊陪着说话而已，所以纸质媒体也就把我的话忽略不计。但既让我与他们"对话"，我总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而贻笑大方。我的"话"没有稿子，全是即兴发挥（我相信二位先生也是如此）。现在，我就将我的"话"的要点整理出来发表，题为《雨天话语》。"雨"，余秋雨先生是也，"天"，易中天先生是也。
与秋雨先生的"对话"，电视台拟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我的话大致如下：
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当时我很震惊：我们这个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不能影响世界呢？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竟然是能否作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想做超级大国，但至少我们在世界上要力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一个与我们的人口和疆域都相称的大国。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并不完全在于她的某一项巨大的工程、某一个科技领域的成就、某一个生产部类的突出增长，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也就是说，恰恰不在她的"硬件"而在她的"软件"。现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除在海外华人中还有一些余韵，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几乎已"边缘化"了。我们虽不想谋取什么"文化霸权"，但我们应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交流，至少，要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方面做到贸易平衡，而现在却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我们的市场。所谓"社会吸引力"，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老百姓感到"悦"，感到满意，喜欢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我们国家之外的人也羡慕我们的社会制度，愿意"来"到我们这个社会生活。这种儒家理想，应该是我们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只有这种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不是什么"革命"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
后来，"三个代表"的提出，我认为是我们向能以影响世界方面前行了一大步。因为"三个代表"其实是全世界所有政党立党的根本。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说我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只代表落后生产力，没有哪个政党宣布他那个党不代表先进文化就代表落后文化，更没有哪个政党表示他们只代表少数人而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决定性标志，更是普世性的政党原则。只有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与世界其他政党对接、对话，不是在国际社会之外对其他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冲击，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体制内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
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就更能影响世界了。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最高的政治理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及其弟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里"天下为公"的"大道"。
所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还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常说我们拥有无比渊博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可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只被极少数中国人拥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髄隔绝，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只表现在历史中的"精英"身上，如鲁迅所指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那批人物。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在一般老百姓那里很稀薄。这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教育事业向来就没有普及过，老百姓一直处在通常说的"没文化"的状态。这样，他们当然也就没有承载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没文化"的人的人生终极追求目标，只能是"活着"而已。所以，秋雨先生刚才说到在二战时期德国普通居民仍会穿着礼服、打着领结去歌剧院听歌剧（同样，前苏联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军在战场上播放萧斯塔珂维奇的交响乐，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这种情景在中国是见不到的。中国一般老百姓还没有被培养出那么高的文化素质。不仅如此，即使爱国精神、民族意识也比较淡漠。中国底层老百姓向往的不过是"好皇帝"、是"清官"，盼望的是"大救星"。至于谁来当皇帝并不重要，哪个皇帝来就给哪个皇帝纳粮罢了。因而，在二战时期，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历史又非常悠久的中国，出的汉奸竟特别多，就因为汉奸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8节：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2)
也正如秋雨先生刚才说到的，我们还经历过一次"革"文化的"命"的浩劫。一个"文革"，把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横扫殆尽。过去，一般老百姓虽然"没文化"，但还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吏"全部是由有文化的"士"组成的，因为中国历来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选官原则。官吏士绅及地方上的读书人（乡村饱学之士）历来是一般老百姓的榜样，他们起着风范导向作用，一般老百姓都以这类人马首是瞻。可是，"文革"刮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逆风，知识阶层和文化"权威"全都被打倒，老百姓不但失去了榜样，还要反其道而行才算得"革命"和"进步"；本来很脆弱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堪一击，反道德、反传统、反秩序、反规则就成为一时风尚。"文革"不仅仅是破坏了生产力，摧残了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把人心搞乱了。这种流毒一直到今天因为我们检讨和反思不够而并未消除，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播散开去，致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鲜廉寡耻、物欲横流、贪图享乐、心态浮躁、人情冷漠种种现象。并且，失去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人还特别容易被外来的东西诱惑，好的学不像，坏的学得快，更有甚者，把外来的先进东西也只当作娱乐或作奸犯科的手段。
针对这种现实，最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八荣八耻"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做人的基本规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逐渐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
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中华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会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二、我们也只有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化的部分，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与世界其他文化对接，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一个与我们人口和国土相应的大国；三、中国文化本来就基础薄弱，再加上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构建和谐社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记忆－想象－创新，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
历史对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宁夏电视台为我与易中天先生"对话"设计的题目是"历史"。我首先诚挚地表示赞赏易先生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易中天先生用当代人喜闻乐听的表达方式，激起普通百姓对历史、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这个大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很多人感到精神彷徨，道德失范，或多或少都有点失落感，有精神追求却无所皈依。央视《百家讲坛》所以受到观众喜爱，一位历史教授所以有众多"易迷"，大量"私人说史"的著作所以能成为畅销书，反映了全社会有了寻求精神家园的迫切需求。应该说，"易中天现象"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将会在历史中成为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这么多年来没有重视文化建设，还把很多文化问题特别是历史搞得非常混乱。可是，历史知识以及对本民族历史的认知，是每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最主要的部分。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区别，除了肤色、人种、疆域等等自然的区别，就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出的文化的区别了。历史既是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又是"正在进行时"的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具体到民族内部的每一个人，要在当前社会安身立命，对本民族的历史知识和认知，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异常重要。历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里的每一个成员只有在同一个"集体记忆"中才能凝聚起来。然而，多年来我们不但轻视历史教育，历史课在中小学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还有意无意地篡改、歪曲、涂抹和编造历史，历史在我们手里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过去的一切都充满了糟粕，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打打杀杀，是一部"吃人"史，只是在1949年以后我们才"站起来"，才"鬼变成人"了。这样，我们民族好像成了一个"失忆"的民族，在当今社会，相当多的人没有精神归属感，没有凝聚力，以致集体意识、民族意识淡泊，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我们现在已清楚地看到，没有昨天的人便没有明天，没有昨天和明天的人便只活在现在。既然仅仅活在现在，那今天怎么活的好就怎么来吧，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很可怕的。前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常叹息"人文精神失落"，我看，我们首先是失落了我们的历史，才由此失落了人文精神。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59节：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3)
历史不但是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宝库和思想资源。我们拒绝历史传统，拒绝祖先的精神文化遗产，就会使我们的思想资源非常狭窄，自己画地为牢，弄得我们的意识形态单薄，经验狭隘，思想苍白，语言缺乏说服力。同时，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凭空产生出的想象，所有的想象都是记忆的高度爆发；记忆力是想象力的基础。一个记忆残缺的民族是不会有丰富想象力的，而想象力又是创新的发动机。不能设想，一个想象力有缺陷的民族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记忆－想象－创新，这是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见，历史对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我不这样看。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宗教情结。我曾对英国路透社记者说过，不用说唯心主义会成为宗教，唯物主义也会成为宗教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唯物主义煽动起宗教式的狂热比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更残酷，更有破坏性。唯物主义不是和宗教相对立的吗？那么就以唯物主义的形式造个宗教出来。确实，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或伊斯兰教等等。有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好像是多神教，从菩萨老君一直拜到狐狸黄鼠狼。但据我看，长期以来，中国人真正崇奉的宗教是历史。中国人一直是从历史中寻求指导的，碰到任何问题都"以史为鉴"，像西方人向上帝祈祷一样到祖先那里去祈求解答。包罗万象的成语、典故、寓言、"至理名言"等等形成中国人的"教条"。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各种经典文献（以及易中天先生正在讲的《三国》），对中国人来说都和《圣经》一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有这么多的历史经验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积累。
中国人还特别注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留取丹心照汗青"不仅仅是史可法一人的志向，历史上的"精英"们无不如此，都非常在意后人对他怎样"评说"，这种"历史情结"也可说是一种"宗教情结"。中国人对祖先的敬畏不下于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祖先"其实就是历史的传承。所以，社会如果不注重对社会成员的历史教育，不把对本民族的历史认知放在重要位置，就会让社会成员变得无所敬畏，肆无忌惮，连法律也管不住他了。
一切当代史都是对历史真相的逐步复原
虽然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所有我们知道的历史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真实，都是当代人出于某种需要尤其是政治需要编写出来的。历史中有的被歪曲，有的被隐瞒，有的被涂抹，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重新编造，反正离历史的真相很远。那么，我们面对成文史不是很悲观了么？连历史都不可信，我们的根在哪里、根是什么样的都搞不清楚，不是活的浑浑噩噩，还有什么意思呢？而我却比较乐观。我相信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时代是不停发展的，社会是不断变迁的，每一个"当代"编写出来的历史都会是向历史真实一步一步复原。我们现在还有所隐瞒、有所改动、有所编造的历史，到了将来都会逐渐显出真相；很多我们现在还规避的与忌讳讨论的历史事件，如"反右""自然灾害""文革"等等，将来都会逐步有全面真实的历史叙述。历史会顽强地显现出它的本来面貌。所以我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一切当代史都是对历史真相的逐步复原。"
幼年时的文史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关键
中天先生对我的赞扬我愧不敢当。说到我经历了长达二十二年的苦难怎么还能站起来，站起来后还能有所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我幼年所受的古文教育。抗日战争时为了躲避日寇轰炸，我家住在重庆乡下，附近没有小学，家里请来私塾先生给我启蒙。老师是前清秀才，选用的教材全是古文。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过去中国虽然教育不普及，但只要有教育，首先是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在中国，文、史、哲三者是一体的，最初级的《三字经》既是识字的课本又是历史知识的启蒙。小学生一开始识字就同时开始历史哲学基本素养的灌输，润物无声地塑造着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我在劳改期间虽然只许读一本《资本论》，但激励我活下去的却是当时不准读却仍在我脑海深处的古文经典。比如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句名言使我终生受益。在我劳改的二十二年中，"心志""筋骨""体肤"饱受了"苦"、"劳"、"饿"的折磨，好像整个身躯都是"空乏"的，干什么都不对，做好事也变成坏事，四处碰壁，动辄得咎，真正是"行拂乱其所为"，但只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考验，一切都能咬牙忍受了。这就是我之所以能活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活到今天的秘诀。
现在一说到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儒家"，其实不然，中国文化浩如烟海，诸子百家博大精深，即使归结为"儒释道"三家也洋洋大观。在我们目前面临国内国外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不禁常常想起"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还有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多么精辟啊！中国历史文化中蕴藏着的政治智慧让我们受用无穷。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60节：玉缘
玉缘
近年来朋友聚餐，常会有人在席间掏出一块玉来炫耀，也常发现座中不止一人佩玉，你一块他一块，竞相掏出互相比较，一时琅琅珰珰，四壁生辉，把一顿饭局变成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想不到竟有这么多人喜欢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的风气。有道是"玉佩君子"，于是乎好像大家都高雅了起来，君子之风起来。人们当然少不了问我为什么不佩块玉，仿佛没有玉便不是君子，不能登大雅之堂。我说，我的玉别说"佩"，扛都扛不动，于是向座中人比划：这么大，这么高，说得人人咋舌，自愧弗如。我才悟到，原来，玉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的虚荣心。
我确实有块大玛瑙。我本不是惜玉怜玉的高雅人士，我喜欢搜集明清家具、古代建筑构件和古老的生产工具。这块大石头得来很偶然。大家知道现在每家酒店的大堂都有工艺品商店，而几乎每家商店门口都贴着"清仓甩卖，全场五折"甚至"三折""二折"的广告。说是"清仓"，两年后你去那家酒店他还在那儿，令人不得不置疑他的商品价格。一次我去南方某大城市开会，入住的那家酒店里就有这么一个商店。等车的时候我进去逛，老板闲得无聊，与我攀谈间竟指着橱窗说，给三千块钱他就把一面墙的十几件工艺品都卖给我！虽然橱窗里每件东西标价都上千，其实水份大得淹死人，但其中一件石雕造型别致，雕工也可说精湛，我觉得仅这件东西也值千把块。而老板一口咬定，要么全要，单件不卖。行！我说，你都把它们装了箱，托长途的零担货车运送到银川。老板大概好久没做过这么痛快的买卖，殷勤得手忙脚乱，一瞥眼就成交了。第二天我下楼，老板早就守候在那儿，交给我托运单时非要我到他的厂房去看一看，好像不去看会是我终生遗憾。他说的天花乱坠引起我好奇，会议上反正不缺我一个，路又不远，权当作旅游吧，我竟跟他去了。他的厂房不小，但杂乱无章，成品半成品原料工具堆的到处都是。他四处翻腾，献宝似的一样样找出给我看。我和他都说的口干舌燥，最后把一样要价三十万的东西说到三万，条件是要现钱。既然老板要条件，我也得有个条件。我说，可以马上把钱打到你账号上，但你得搭一件东西给我。老板向四周一指，说要什么你说吧。我说我就要放在门旁边的那块石头。说也蹊跷，我进门时在那块石头上绊了一脚，踢了块泥皮下来。我一看，泥沙里面露出树皮的模样。老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然后是刷卡、对账、开发票、谈包装、讲运费，老板和他的打工仔都忙的不亦乐乎。等他们忙完了，我说你这里有刨床，干脆，你们把这块石头搬上去给我刨一下，除掉泥巴，也好包装嘛。于是老板指挥着四个打工仔把石头搬到刨床上，一刨，真面目露出来了。刨下的碴屑像碎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光滑的剖面上呈现出一圈圈清晰的年轮，刨下的横切面透明晶莹。打工仔也十分惊奇，悄悄跟老板说这不是石头。不是石头是什么？老板也说不清楚。原来他只是个生意人，并不是玉石专家。钱已经收了，票也开了，老板还是老实人，也许那三万元的东西根本不值三万，虽然迟疑，他仍很讲信用地给我装了箱。后来，他肯定找了个内行咨询，第二天，他领了个开着本田车的老板跑到宾馆见我，说那三万元的东西白送给我，钱不要了，要把这石头赎回去。我当然不愿意，而那本田老板说他愿花十倍的价钱从我手里买那块石头。他不开价还好，一开价，这石头陡然身价百倍，让我越觉得神秘，当然不答应了。这石头终于平平安安地运到银川。
玛瑙价值并不高，但贵重在它的体量巨大，尤其是通体玛瑙化了的树木，那必须要经过两亿年以上的转化过程，比人类形成的历史还长，并且，那棵树在地质变化时还需恰好被埋在地质条件都符合转化的特定地点。我这块玛瑙高50厘米，切面长57厘米，厚38厘米，仿佛是被压扁了的大树中的一截，重达120公斤重。我给它配了个底座，底座上刻诗一首："寿高三亿年，与我结善缘。万劫摧不毁，化为石更坚。"确实，收藏是一种缘分，不全是花钱才能得到的。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61节：作家出游(1)
作家出游
我不爱游山玩水，并非因为在"反右"至"文革"中被关20多年了，而是本性如此。也许正因为喜静不喜动，有耐得住禁锢的天赋才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我却"动"得很频繁，以作家身份屡屡出国，但也没有因此觉得新的地方有什么新鲜。那时，不论是被派还是被请，均叫做"访问"，旅游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还在禁忌之中，其实"访问""讲学"很大成份是旅游。这么算来，我也旅游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可说是"游遍天下"了。可是，除了从北欧三国回来曾写了一本名曰《飞越欧罗巴》的游记，再没写过一篇有关旅游的文章，走了许多地方，都如云烟过眼。《游遍天下》杂志邀我写篇游记，本来没有什么好写，但我这不喜旅游的人恰恰从事了10年的旅游业，把银川市郊的古堡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有知名度、最具规模的影视城。"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是宁夏最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不写说不过去。现在，我就把在旅游中遇到的趣事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到西欧，要从北京起飞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到阿联酋的迪拜，再到德国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可以转到要去的其他西欧国家。从北京到法兰克福一路乘的是"中国民航"，现在叫做"国航"的。转机后，乘坐的就是西方航空公司的飞机了。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法兰克福至奥斯陆我们转乘北欧的"联航"（KKK），开始供应北欧菜肴，端上来的全是生鱼片。生鱼片我们勉为其难地吃了，供咖啡时，除了炼乳、白糖外还有一个小包，拆开一看是两小片白药片。我与陆文夫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文夫用舌尖尝了尝，有点苦，说肯定是因为吃了这么多生鱼片后帮助消化的药物，于是我们俩连同严文井老师都用咖啡喝下去了，果然觉得胃里舒服了许多。从此，我们一行人在整个北欧三国的旅行中，每餐都在餐桌上找这种小药片吃。如果找不到这种小药片马上就有反胃的感觉。回国后，一直到国内也盖起了星级饭店，有了西方式的咖啡厅，我才知道那是"无糖"的甜味素，即"代糖"，专给糖尿病人和不喜欢糖的热量的人用的。
最出彩儿的是冯骥才的故事。骥才的游记写的非常好，他的游记我都看过，但没读到他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两件事，今天我就将其公诸于众。我与骥才第一次去美国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4个多月，跑了不少城市。在美国东部旅游，芝加哥是必经之地，那是美国一个主要航空枢纽，机场大的令人吃惊。当时北京的"首都机场"只有廖廖几个通道，芝加哥机场却有100多个，密如蛛网，我们俩一句英语也不会，晕头转向可想而知。从机票上看，我们转乘的下个航班就快起飞了，这里我们还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大厅，好像进了迷宫。我只好仗着稍稍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一个人跑去找，待找到后回来再找骥才，发现他竟被两位漂亮的空姐用轮椅推着一路小跑。身高快两米的骥才穿着蓝色风衣，像美国影片里"中情局"或克格勃的官员，气派而又潇洒地坐在轮椅上，旁边还有个高大威武的警察当他的随从，提着他的行李。这样一直把他送进机舱，安顿他坐好。飞机起飞后我俩大笑，原来是骥才情急之下拿着机票跟美国警察说中国话，而这个可爱的美国警察看他哇哩哇啦地指手划脚，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残疾人一类的，立即找来空姐按残疾人待遇送他上了飞机。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62节：作家出游(2)
骥才身高体壮脚也大，要穿48码的鞋，据他说在商品还很匮乏的时候，鞋是他最犯愁的事，非要到鞋厂去订做不可。到了美国爱荷华，我俩由中国留学生陪着到超市，这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百货公司"，这种"市场"称为"超级"当之无愧，货物琳琅满目，鞋类区域陈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骥才非常高兴，很快就找到一双适合他脚的尺码的旅游鞋，到收银台付了37美元（这种交款方式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以后，我俩游了芝加哥再到纽约，可能是跑的路多了，他的旅游鞋越来越挟脚。回到爱荷华，那位陪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又来了，骥才就很懊恼地跟他提起鞋的问题。那时我们都不富裕，37美元是很大一笔钱，花了这么大一笔"外汇"却被"穿小鞋"，当然心痛。谁知留学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可以换的，我俩都很诧异：哪有走了一个多月路，鞋都快磨破了还能换的道理？留学生问骥才原先售货的小票还在不在，骥才竟然翻了出来。"走！"留学生坚持带我们再去那家超市，我并不想买什么东西也跟着去看。到了那家超市，留学生拿出售货小票叽哩咕噜地跟售货员一说，售货员就请骥才到鞋类区再去找，看还有没有适合他的鞋。骥才找了半天没找到更大号的，怏怏地又回到收银台。而售货员居然向他道歉，说爱荷华是个小城市，这家超市是连锁经营的，在小城市的连锁店就没有在大城市连锁店的商品多，规格全，那表情仿佛比骥才还不安，一脸没有为骥才服务好的歉意。知道我们曾去过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售货员又说，其实你可以在那些城市去换的，只要有这家连锁经营的超市的地方，拿着售货小票到任何一个城市同一家连锁超市都可以退货或调换。最后，售货员数了37美元退给骥才，丝毫没有觉得顾客沾了便宜的意思。
这两件小事比《独立宣言》让我更深地认识美国及其市场经济。可能因为骥才后来没有从事商业活动而忽略了这类小事吧，然而对我"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镇北堡西部影城能一次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被评为国家4A景区，都与这两件小事有关。而且，在写小说《青春期》时，我写进了这样的话："在市场上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著名女作家叶文玲1995年曾与我同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从台湾回到香港，在"购物天堂"当然少不了逛街买东西。跟女人逛街是很麻烦的，当时我觉得她婆婆妈妈地好像没有什么独自旅行的本领，走过一家商店想回头再找就找不到了，进了地铁辨不清方向，走了几步路就喊脚疼。可是，2001年我到意大利，在没有文玲的场合我却不经意地发现她独自旅行的本领。在佛罗伦萨，我与同行者阿来、邓一光到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的温州老板出来接待我们，知道我们是作家更为热情，说，他家不久前还住过一位中国女作家叶文玲。说起她，老板赞不绝口，佩服她有本事。原来，叶文玲一个人从法国到意大利旅游，刚刚上了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火车，就来了两个意大利小伙子说她坐错了座位，文玲别说意大利语，连英语也不会，只好拿出火车票来跟他们比划。两个小伙子看了票后，跟她道了歉转身就走得没影了，而她一转身，发现自己的包也跟着没影了。中国人外出旅游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包里，尤其是女士小姐。篮子掉地下，所有鸡蛋都打了。文玲的包里装有一万多美元现金和全部证件包括回程机票，身上一分钱（里拉）也没有，而她却并没有当场晕倒或嚎淘大哭，很镇静地游了威尼斯又回到罗马，找到中国大使馆解决了问题，平平安安回到杭州家里。后来我见着她，才知道浙江人乡情的浓郁，从她被盗以后，以下的行程完全靠在意大利的浙江老乡帮忙。如果说中国人遍天下的话，那么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肯定就有浙江人，文玲是浙江人中的知名人士，自然会受到照顾。但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又丢了通讯录，身上连打电话的零钱也没有的情况下，文玲也能找到浙江人，其克难解困的能力确实非凡。看一个人的品质不是看他（她）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而且，我赞赏她丢了全部钱财和证件后还游兴未减，仍按原计划游了威尼斯水城。钱财失去了能再挣回来，旅游的机会失去了很难会有第二次。文玲不愧是"女中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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