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此处略去6800字）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1节：西部企业管理秘笈(1)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在北大国际MBA"大管理论坛"的演讲
很高兴受到北大国际MBA的邀请。十几年前我也曾到北京大学讲过一次话，但那次讲的是我的本行——文学创作。今天再次到北大来，却是向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各位讲企业管理。作家来向企业管理专家们讲企业管理，据我所知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我深感荣幸的。可是，各位在企业管理上都是内行，我来班门弄斧很可能"露怯"，因而又感到很惶恐。不过，我毕竟在宁夏将一座古堡的废墟建设成著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为中国影视界提供了一处富有西部风光的拍摄场地，同时也是宁夏集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重要旅游景区，是宁夏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企业之一。积有"下海"10年的经验和获得的成果，这大概是我还有一点资格被邀请来与各位一起讨论企业管理这个题目的原因。下面，我仅将我的一点心得呈献出来向各位请教，有"露怯"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在"下海"之前我也不能说毫无理论准备，在劳动改造的22年中，我唯一熟读的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初，是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小说《象棋的故事》中描写的那样，出于一种书生的积习，在囚禁中也要找一本书来读。《资本论》还是允许犯人看的，而没想到我一看便看进去了。这里我还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中国可能是通读三卷《资本论》较多的人中的一个。诚然，改革开放后我有了阅读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方面的书籍的机会，但翻阅了几本阐述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管理的书籍后，我个人总觉得它们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现实有些格格不入，于是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原来熟悉的《资本论》上。《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不怕被人讪笑为"落伍"地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这部书不仅在黑暗年代告诉了我那时的所谓"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必然垮台，从而鼓舞起我顽强地活下去并怀着希望在屈辱中等待，而且在我"下海"后也时时指导我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去经营管理企业；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
具备一定的立足于现实的前瞻性是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尤其在政策经常有变化的我国。要揣摩会有什么政策出台以及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推行贯彻，不能只从主流意识形态及领导层的意志出发，而要从现实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性上去推测；不是看领导层要怎样做，而是看他们不得不怎样做。形势是比主流意识更为强劲逼人的东西。开始提出"建设市场经济"时我就认识到，即使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肯定要不由人意志为转移地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因而我一"下海"便自觉地尽可能按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当时，很多人还不清楚正规的市场经济规则，我之所以还明白一点点，靠的就是《资本论》所举的实例和正文下的大量注释。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在一百多年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里仅举两个实例：早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的一条是"产权明晰"的前几年，我就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产权以股份制的形式明晰化了。虽然在流行无规则游戏的西部经济环境中，在投入资金的比例上我吃了亏，但只要在我绝对控股的前提下，我可以允许必须要其参与的股东以"白条子"入账。西北有句谚语："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永远追求根本目标，为了不失去转瞬即逝的商机可以舍弃掉一点利益让给伙伴。在某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往往会丧失最宝贵的时间，最后弄得大家得不偿失。后来的结果证明，西部影城以最快的速度、在最适当的时机建立起来，是今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我获绝对的控股权，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个企业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属于谁的都模糊不清，这个企业是绝对搞不好的。
另一个例子是，在今天人们都熟悉并承认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所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大的费用，让我能有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诧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在大家都明白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等他觉悟过来再向我索要时，今天我就必须支付数百上千倍的知识产权费用。这就是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好处。
二
企业管理，我以为根本上不过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包括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一是人员的管理和使用。今天我只谈后者。因为现在企业界都在喊"企业以人为本"，好像企业管理的重点就在于对人的管理。
世界上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了，"管"人也就成了一项最复杂的工作。我之所以觉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学与中国现实有距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是针对管理他们国家的人的。我认为企业管理学首要的一条应该是因人而异，对不同的管理对象有不同的方式。打个我曾切身感受的比喻，尽管这个比喻非常粗俗并且有蔑视人之嫌，但却能说明问题：在劳改期间，我曾长期放牧，经验告诉我，放马和放羊不一样，放羊和放猪不一样，放牲畜又和放鸭子大不一样，何况"牧"人乎？管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必须有不同的方法和措施。管理美国人和管理法国人都不尽相同，更不用说管理西方国家的员工与管理中国员工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了。同是中国人，又有高素质群体与低素质群体之分，东部各省人与西部各省人之间虽是大同，也有小异。不久的将来，各位当中可能会有不少女士先生们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前往西部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而我今天又是以一个西部企业家的身份来这里介绍个人不成熟的经验的，所以，在此我首先申明今天我所讲的仅限于中国西部企业的管理，我所讲的内容没有普遍性，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谈到西部企业管理，我必须讲的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不用说在发达国家，有些根本勿须说、完全不言自明的道理，却是你必须注意并且需要反复强调的。我国目前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部大部分省区市更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因而你特别要注意一切都从"初级"开始。到了西部，恐怕你要把高深的理论先放一放。远洋巨轮行驶到浅海，可能有搁浅甚至触礁的危险。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2节：西部企业管理秘笈(2)
第一，你要管理使用员工，必须首先尊重员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最好方法是企业主主动维护并实现劳动者的权益。在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一般来说都已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学校中就开始了职业准备。而中国西部各省区市刚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员工，即便是大学专科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校里受的都是"应试教育"，具备现代企业所需要的职业素质与敬业精神的人不多。不是他们天生疲惫耍赖，而是学校里压根儿就没有敬业教育。我们目前的教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治课"中多为抽象理论、缺少公民法制内容，多数人不知道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明确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也使很多企业老板有空子可钻，除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劳动力之外，还可以进行"超经济剥削"。事实上也有不少老板在这场无规则游戏中发了财。这种"包工头"式的、盛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作法，倒是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很合拍的，大概今天在东南沿海也屡见不鲜。
可是，作为正规的企业家是不屑于、也不能这样做的。正规的企业家必须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尽职尽责，以使自己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你使用的就必须是正规的、合格的劳动者。只有正规的企业家与正规的、合格的劳动者相结合，这个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我的企业是怎样招聘员工的呢？我手下的管理人员到人才市场上目测到合适的人，先把他们用大轿车接来，让他们作为游客将整个西部影城包括宿舍、食堂、澡堂、阅览室、文化娱乐场地都参观一遍，让他们熟悉他们将来的工作生活环境，然后公布各个岗位的工资及一般员工享受的待遇。如看了后不愿意在我们这里工作，就可不参加下一步的面试和笔试，在接待室里等待愿意在此工作的人进行两试。经面试笔试后淘汰下来的人和不愿在影城工作的人，请他们吃一顿午饭，再用轿车把他们送回城里。两试都合格的人，留下来签订劳务合同。
你的目的是劳动者能为你所用，符合你这个行业的生产或服务要求，遵守劳动纪律，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给企业创造效益。那么，有远见的做法就是在你对他们提出责任要求的同时，也教给他们自身拥有的权利及怎样行使权利。明确地告诉劳动者：我为你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你就必须做到你应该为我做的事。在劳资双方的交换关系中，他也是与雇主平等的一方，才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不止是一个无意识的劳动力，不止是生产工具或服务过程中的一部分，而是有自主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出卖劳动力并非"打工挣钱"那样简单，他本身也是一个主体，一个"责任人"。于是进而认识到雇主支付给他工资，他就应该达到雇主的要求。他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或有失职行为，雇主有权对他按照企业的奖惩制度给他以经济处罚直至辞退；优质劳动力优价、低质劳动力低价是天经地义的经济规律。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双方都有"双向选择"的自由，他认为雇主给的报酬低于他的劳动力素质他可辞职，他要想得到提升或奖金，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一个人格的塑造过程。于是你才能进而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激发他们再学习的积极性，争取成为具有一定素质的合格的劳动者。
企业不是学校，没有义务给员工们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这话不错。但在西部省区市，从企业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也许你不得不负起再教育的任务。众所周知，西部各省区市的教育比较落后，职业培训就更稀缺了。你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完全适合你需要的人。要在西部创办企业，适合企业的职业培训多半要由企业自身来担负。关于职业培训，因各行业的需要而异，不在今天的话题之内。
对职业素质较低、不完全符合你行业要求的劳动力，你是用低廉的价格雇用他（她）？还是按劳动力市场的标准价格雇用他（她）？因我们国家的性质，各地政府尤其是西部各省区市政府制订的劳动标准工资，并没有准确反映劳动者真正具备的职业素质，即使有正规学校的学历，往往也是价高于质的。所以在大批工人下岗，劳动力供过于求（实际上是低质劳动力供过于求而优质劳动力却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各地都形成了劳动力买卖的自由谈判价格。这种价格低于地区政府制订的标准工资。有些雇主以为这是一个发展企业的大好时机，因为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支出部分会大大降低。可是，我一"下海"就不贪这种便宜。我购买的不是办公桌椅，不是不可变还会陈旧的物件，我购买的是人的劳动，而人是可变的、可提升的。在得不到完全合适的劳动力的条件下，我宁肯支付给劳动者不仅高于他（她）本身具有的劳动力素质、而且高于本地区政府制订的同行业同级别工资标准的工资。镇北堡西部影城员工的收入高，在宁夏旅游行业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然不应算上现在风行于旅游行业中的导游员的不正之风所得的"灰色收入"）。这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不合算"的非经济行为，但我这样做了后：一、给予他们高于标准的工资，就让我取得了对员工高标准要求的权力，我有权督促他们努力向上，以弥补双方交换的不平等，如果个别人不努力弥补这个价格差，企业就有权行使企业的奖惩制度消除差距直至辞退，这给企业的严格管理与严格纪律约束奠定了道义基础；二、使企业对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让企业有较大的选择劳动力的空间，可以在一个落后地区逐渐将比较适合的劳动者筛选出来。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3节：西部企业管理秘笈(3)
给予比本地区标准工资较高的工资，同时按照国家颁布的《劳动法》给予员工种种劳动保障，哪怕是干一天活的临时工都要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绝不搞无偿的所谓"义务劳动"，并且严格地按超出的工时付给加班工资，工作到一定年限的员工都享有养老保险，哪怕他（她）还不到30岁（这要在自愿的基础上，有不少员工本身是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不愿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很多）；表现优良，到规定年限的职员还给予购房补贴；我企业员工的福利在宁夏工商旅游企业中也属一流。如此种种，加上公正的奖惩机制，镇北堡西部影城才能够成为宁夏旅游服务业的文明窗口，开业10年来，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从未被游客投诉过一次，留言簿上每天都有表扬和赞扬的留言；游客的手机掉进蹲便沟被水冲进化粪池，男员工能为他跳进几十立方米的化粪池将手机掏出来；聋哑游客随团来参观被导游员发现后，旅游团已经上了大轿车，员工还急忙追上去把票款退还给他（因残疾人免票）；游客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丢失的物品，大至数万元的摄像机小到一串钥匙，只要员工拾到了都能立即交还，有些无主的东西，员工还能根据线索到外省登报追寻到失主……这样的事情很多。而这种成绩却是在荒凉偏僻的落后地区由原来素质很低的劳动者取得的。这证明，落后地区低素质的劳动者不是不能提高的。关键在于企业要有一整套使人提高素质的分配机制和培训与奖惩相结合的教育手段。
在中国，在西部，企业对员工采用文明管理，员工才会文明化起来。
三
其次，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员工明确的。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人士看来大概很荒唐可笑，但在中国，尤其在西部各省区市，要想使你手下的员工真心实意地而不是不得已地表面服从你的管理，这个问题非搞明白不可。这个问题就是：
"谁养活谁？"
长期以来，我国一以贯之地用各种方式向全体民众灌输"农民养活地主，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发财"的教育。现在，一些电视剧和电视台播放的老电影仍然遵循这条思路导引广大观众。这种观念一直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及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变了，历史条件变了，但这种会引发"阶级斗争"的旧观念却常存不衰，只是因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的风靡，暂时退隐到后台罢了。这个"后台"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就在人们的脑海深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它就会从脑海深处浮泛上来，大而言之引发社会动荡，小而言之也会让你的企业不得安宁。
说农民养活地主，在旧时代还有道理。因为地球上的土地、特别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可耕地是个绝对量，是不可再产出的。你多占了一块土地，别人肯定会失去一份占有土地的机会。今天我不在此重复各位已经熟知的由许多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早就阐明过的地租理论。然而，资本是会增值的，增值的空间可以说是无限的。个别资本的增值不会妨碍其他任何人的资本增值，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促起社会或一个地区资本的互激生发效应，使整体资本增值。同时，在当代世界，私人资本的社会化性质日趋明显，抛开它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来源、增强综合国力等等社会效益不谈，彼尔·盖茨个人的财富是美国社会财富总量的一部分，是不言而喻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也不在我今天的话题之内，请允许我仍回到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劳资关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上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说过，脑力劳动即复杂劳动是一种高级劳动，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可以折算为若干倍的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但由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我们一贯崇尚的是体力劳动，说起"劳动人民"仅指干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以此来贬低、羞辱和打击知识分子，进而从根本上抹杀知识、智慧、创意、设计、发明以及组织管理中的经验、理念、策划等等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更不承认什么"无形资产"了。诚然，这一段可怕、可悲又可笑的历史已经过去，然而这种意识还根深蒂固，阴影不散，与我上面所举的旧观念纽结在一起，仍是我们现在的主流文化及文化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至今影响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目前国企改革的艰难，不能说与陈旧观念的阻碍无关。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4节：西部企业管理秘笈(4)
在市场经济开始萌芽的古代，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计量的，那时的"劳动"当然只能主要是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可以说"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但世界迅猛发展到现代，商品价值内含的体力劳动即简单劳动量越来越少，在当代某些高科技产品中，内含的简单劳动量微弱到几乎可以不计，比如大家使用的手机，你说它里面有多少体力劳动的含量？越是精密的高端产品里面的体力劳动量越少。体力劳动已经被科学技术所替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按中共十五大文件规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我们对特定的商品及服务进行科学地量析后，可以看出越是新商品、新服务，越是优质商品优质服务，其中科技、智慧与创意的含量就越大、越重要。那么，各种生产要素在按比例进行分配时，投入科技智慧及组织管理生产服务的那一方，就应该多得。在某些科技、文化产品及服务实现了交换取得收益之后，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者、管理者，有可能应该分得的份额比投入简单劳动者应得的份额超过百倍千倍。这既是符合当代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共十五大精神。这也就是彼尔·盖茨何以从一个大学生在短短的2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首富的根据所在。谁也不能说他是剥削手下工人发的财。一个资本家要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规律靠剥削工人的劳动掠取如此巨大的财富（以600亿美元计），在所有社会历史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也至少需要500年。何况彼尔·盖茨创办的"微软"就制造了几百个亿万富翁。
但是，在我国，根本不可能进行那样合理的分配。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管理者，远远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因为在长达20余年的"极左路线"统治与所谓"计划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失误，在最后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形成了极端的权力"两极分化"。现代中国从未产生出有独立财产事业的、能使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弱势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弱势群体因其数量之庞大而转为强势，庞大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成为国家在制订方方面面政策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重点，并且在社会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很重的份量。现在，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即将进入WTO的时代，他们虽然创造的财富量较少，其中许多人还根本不创造财富或是进行着无效劳动浪费资源，国家也要从社会创造出的财富总量中分出一部分份额来养活安抚他们。但国家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只能从创造者应得的份额中以各种方式划出部分来匀给他们。其实也不必再采用什么方式，被贬低的脑力劳动与被抬高的体力劳动之间分配不公的模式，在前几十年"极左"时期就几乎牢不可破地固定了。何况，"不患贫而患不均"早已成了我们文化的基因。所以，分配制度的改革面对现实的与文化的强大阻力，要想适应新经济时代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国很不容易成为科技大国的一个内在原因。
简单地说，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的特征就是知识、智慧等等脑力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主力当然应该分得创造出的财富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国很难实现，连推行国有企业中的"期权股"都很难。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贫富差别已经稍稍反映出人口中的知识智慧差距，遗憾的是这种正当的收入差别没有条件贯彻到底。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我国国民中的知识智慧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存在着严重的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今天一些人大喊大叫"贫富两极分化"不得了，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的反映。如果在分配上真正反映出知识智慧的"两极分化"，那么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开始兑现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试图扭转"极左"时期固定的分配不公还刚有点苗头时，在贫富的"两极分化"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相当大的势力忧心忡忡，高喊必须起来阻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了。这证明了我以上所说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据的重大份量。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5节：西部企业管理秘笈(5)
我们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的"两极分化"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仍然有大量因"权钱交易"而致富的人。这种"富人"与用诚实劳动包括脑力劳动（投资及管理也是脑力劳动）而致富的人搅在一起，剥离不开，从而使成长于"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穷得光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人们，对所有的富人更加深了对立怀疑情绪。请各位注意，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群众，这种对立怀疑情绪越严重。
说白了，现在我们靠什么来挽救中国，振兴中华？除了邓小平理论及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确领导的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靠的就是资本、科技与脑力劳动，而不是被称为"劳动人民"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共从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扩展为"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过去，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高附加值，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担当了社会生产、交换及服务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我国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资本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承担风险。资本投入并建设了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赚钱不赚钱，成功不成功，都得给工作支付工资，工人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的成败无关。企业项目一旦失败，资本就会蚀本甚至完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而工人的收入总是稳定的。这种风险，也应该计算到生产要素中去，从而应使资本有更大的分配权与分配份额。在经济学原理上讲，这完全是合理的。今天，到处有企业主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拖欠工人工资几乎成了常规，这是企业主把应该由他承担的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仅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更是犯罪的。可是却没有受到有力的打击。
因为在短短时间里我不能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以上讲的话可能很不准确。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在的主流文化中有许多有利于民族团结、人民和睦相处、互相敬爱尊重的好的因子，也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磨擦争斗的不良因子，后者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被推到极端从而影响无比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已经被"文革"改造过了，所以我才特别提请诸位注意。
以上是从国家整体分配上说的，就一个企业来说，从一切生产要素都能参与分配的原则出发，应该让员工明白在当代社会，资本、经营理念与管理在生产服务中起的决定性作用，这部分生产要素得到高额分配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你决不能一开始管理，就用一群与你怀有对立怀疑情绪的员工。诚然，绝大多数员工只是抱着"打工挣钱"的态度而极少考虑其他，但为了你企业的安宁，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是要让你手下人明白。也许你一下子向员工交待不清楚，但在你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怎样从心理上、习惯意识上及行为上逐渐让员工转变到现代意识上来，是放在有别于西方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特殊课题。
要让员工认识并且感觉到：员工是因有老板才有饭吃；老板和员工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服务。
（此处略去11000字）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26节：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
第三辑文人思文
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
《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序
认识东东，还是在北京她任职于《中国改革报》的时候。历次全国人大、政协大会即通常说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除了在大会堂及驻地开会讨论，还有频繁的会外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联络关系、建立友谊，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地方争取"名利"。我已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以为将"两会"称之为"名利场"不算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个"名利场"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不趁此机会运用自己的能量为自己的选区扬名，为自己选区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反而算失职了。而要能扬名获利，就离不开传媒。于是，各大媒体的记者就活跃在"两会"的会内会外。东东虽是《中国改革报》的负责人，不是驻会记者，但我在好几处小型聚会都见过她的身影。她善于倾听，也就是说她会和蔼可亲地、机敏地用一两句话引导谈话对象的话题，并能敏锐地把握谈话者的谈话要点。她的话不多，而我从她的微笑中可看出她每次与谈话对象的交谈都有所收获。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我还不知道她能写。
后来，她调到宁夏工作，却成了我的领导，我们两人见面相视一笑，大概都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既然是我的领导就须到宁夏文联机关及各个艺术协会讲话，她同样是和蔼可亲的，同样是机敏的，没有官话套话，既说且听，经过几次会议我又发现她不仅会听还会说。尤其是有一次我随她到北京给宁夏做宣传，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这种高层次文化场合，面对主持人、记者和教师学生的发问，她也能即席侃侃而谈，展示出作为一个宣传官员的干练。虽然这也需要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但我仍然没有发现她还能写。
发现她的文学创作才能，已是读到她的《宁夏赋》的时候。现在的作家都不愿用俳赋的形式写散文，字少，稿酬既少难度又大。尽管现代化了的文赋已不像古代律赋那样要求严格，用韵比较自由，可是它总是从古代俳赋、骈赋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基本上要继承一定的格式：参差的句式要以四、六言为主，字词要精炼，意象要高度浓缩，因而必须反复推敲，惜字如金，同时音调要铿锵，通篇语言文字须有节奏感和韵律。而在《宁夏赋》中，东东表现了她对汉语驾轻就熟的功力，掌握了文赋夹议述理、叙事写景融为一体的特点。这就不禁让我投之青眼了。
不久，我又读到东东的白话体散文。应该说，能让我读下去并且感觉到阅读的愉快的是她的文笔。东东没有像今天众多时尚散文家那样，去媚俗地追求唯美主义，她不用华丽的词藻刻意把文章打扮得炫然闪烁。她显然走的是平实的路子，如涓涓细流，雨打芭蕉，如泣如诉，玉盘倾珠，推心置腹。当我读到这样的话："人们都说时间会磨平一切，这种意思，也没少记述在古今中外的圣贤之书里。但是对此要有真正的体会，则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并且在很久之后，心情平复的时候。今天当我回忆当年的一切，感到那么幼稚、有趣、有意思，可这轻轻的'有意思'三个字，所涵盖的那5年岁月，对于'大革命'中一个父亲受冲击的地方干部子女，当时，却常常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是一个兵》）我就感到从文字中有扑面而来的沧桑。她文章中几乎所有的词都没有意象，而是直指，但词组合成句，再组合成篇时，就能让读者觉得有言外之意。和她的文赋体的散文一样，引杜牧在《答庄充书》中的话为标准："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因为她的"意全胜"，所以她的"辞愈朴"。
文学作品除了作者力图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应表现出语言文字的节奏感和韵律。文学创作者应该在遣词造句时注意整个句子、乃至整个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的乐感。书本上的语言看似无声无色，而这无声无色的文字因汉语词汇的丰富是完全可以铺排出鲜活灵动、流光异彩的文章的。读者感受到阅读的愉快，正在于此。东东大概特别钟爱古文，或说是受的古文教育较深，提起笔来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露出古文的可朗诵性，即语言自身的乐感。所以，我读东东的散文，和读她的文赋体散文同样会感受到听觉的享受，她文章中的乐感不是花腔女高音式的，她总是娓娓道来，让读者像在暑日的凉棚下伴着一壶绿茶听朗诵，沁人心臆。
当今文坛女性作家异军突起。其实，自古以来女性诗人作家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正因为有这些女诗人女作家才多姿多彩。可是现在因媒体的炒作，女诗人女作家的作品似乎除其内容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并冠以种种"雅称"。我读东东的散文时，恰巧有家报纸的文学副刊要我谈谈对"小女人散文"的看法，我不由得就将她的散文与目前流行的其他女作家的散文做了比较。这种比较没有一点贬抑其他女作家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同为女人，东东在她的散文中表现了其他女作家的作品里少见的一种气度。当然，同为女作家，各有各的气度，所以我这里用了"一种"。这是一种什么气度呢？不是通常我们读到的旖旎、不是细如发丝，不是柔情似水，更不是拿家常琐事来大做文章（诚然，这类散文中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给予定位，姑且按"小女人散文"的说法来说，我觉得东东的散文就应该算是一种"大女人散文"吧。这个"大"不是"强"的意思，正如写"小女人散文"的女作家也不"弱"。其"大"，大在她的视野和心胸，大在描述上有历史的纵深感。从收在这部集子中的篇章来看，她当过兵、上过学、编过报纸、如今从政，应该说她的经历和中国一般的中年男女相仿，并无特别出奇之处，但她表现了其他人少有的敏感，也表现出一般人没有的勤于思考及善于思考。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27节：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曾在《书屋》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题为《病句走大运》，总的意思是批评类似《诗刊》给我提供的《我的肌肤充满了蝴蝶》（作者卡琳葆叶）这样"病句"堆砌的诗的。我不知如今这类诗该叫做什么诗，早先好象叫"朦胧诗"，现在是不是把它们归为"现代"或"后现代"了？不错，确有许多故作高深、令读者莫名其妙，其实是文人自己舞文弄墨的文字产品，可是也不能否认还有不少此类"莫名其妙"的诗读着读着能读出某种味道来。其中的"妙"是要读者去感觉去品味而不能靠理性去"懂"的。我们一直读惯了线性语言，在口头上更是一直使用线性语言来表述表达，碰上非线性语言当然会觉得绕口，难于理解，这是很自然的。然而，诗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是语言的游戏。请读者别以为我把诗当作"语言游戏"有什么贬意，"游戏"也有味道、也能使人感悟。问题是文人能把语言玩得好玩得妙玩得读者得到一种审美享受，而不是再怎么读都是一头雾水。
我们好多祖先在诗中玩语言比咱们要超前多了。譬如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如果是"鹦鹉啄香稻"、"凤凰栖梧桐"，则是线性语言，现在主、谓、宾一调就成了典型的非线性语言。其实非线性语言并没有表达什么别的意思，可这样一玩就有了意思。《我的肌肤充满了蝴蝶》还不能算作典型的非线性语言，只是状、主、谓、宾的搭配上是非线性的，是变形的，肌肤怎么会充满蝴蝶呢？乍一看真是胡说八道，不说它是"病句"也难。然而，一种意境一种感觉一种联想就寓于其中，意境不是在理解中产生而是从品味里顿悟的。所以才有压根儿不用语言，只朝你竖起一根手指头你就能悟到禅机的事。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非线性的"病句"，也曾用这种"病句"的笔法写过小说。既然说起"蝴蝶"，我就选摘一段《习惯死亡》中的段落："你们脚不履地地双双飘出奥克兰机场，比任何一架从这里起飞的飞机都轻盈。／美国西海岸晴彻的暮色，把你们的肉体融化于其中。你们是两只透明的蝴蝶，蹁跹在所有钢铁和水泥焊接堆砌的建筑物之上。你们无色的翅膀因千百只闪烁的霓虹灯光而带着越剧服饰上的那种古典的彩斑。"《习惯死亡》整部小说我都是用这种"病句"似的句子堆起来的，所以，《我的肌肤充满了蝴蝶》这首诗不知别人领悟不领悟，我还是喜欢的。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28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1)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在上海国际艺术节"2005国际艺术管理与运营大师论坛"的讲演
一、中国文化产业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之所以是有高度文明、深厚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就因为在数千年历史中，全社会从上到下一直有着非常活跃的文化生活。在上层，每朝每代的皇室及王公贵胄都有自己的御用文人、艺术家、建筑师、医生、戏曲表演者、天象观察家等等一系列为他们服务的专家组成的机构，也就是说，每个皇帝和王公贵胄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圈"，而且人才济济，成龙配套。在教育方面，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国立大学，天子设的叫"辟雍"，诸侯设的叫"泮宫"，到隋炀帝时改名为"国子监"，延续了一千多年到清末，国子监变为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而在底层，凡有居民点的地方就有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官方并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文化养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导向，其实官方并没有把六经发给人们指定为必读书，也没有兴办过什么群众性的文化事业，除了各地供选拔人才用的贡院，再不给老百姓提供任何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但是，只要有一段相对太平时期，民间便会展开极富创造性的、生龙活虎的文化活动。中国地域辽阔，分成各个不同的地理板块，又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在信息很不流通以及"山高皇帝远"、官方的主流意识并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创造、创新在每朝每代都会呈现出式样各异、特色鲜明、缤纷多彩的壮观景象。同时，在官办的大学之外，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开设了私立学校。"辟雍"和"国子监"都是免费的，学生不仅不缴学杂费，还领取津贴，孔子的学校可是要收费的，只要交"束修"，孔子就收为门徒。子曰"有教无类"，缴了十条肉干的人，不分良莠贫富，孔子一律来者不拒，插班生也好，外地生也好，择校生也好，都平等对待，从不乱收费。中国的文化产业是从教育开始的。孔子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始祖，也是教育产业化的典范。他有门徒三千，算来每年有三万条肉干的收入，在今天也有上"财富榜"的资格了。
官方的主流文化反映的是朝廷的意志，供少数人享受的，而在官方文化之外，更大量的是民间创造的文化。什么叫"文化"，那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表现。这当然只有最贴近生活、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以及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代表人物最具有创造力。在相对太平时期，人们对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和对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同样迫切，饱暖之后就需要精神享受，要娱乐、要玩耍、要观赏和阅读。王公贵胄有王公贵胄的玩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玩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玩法，因而，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品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齐上的多样化的文化创造与创新，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数千年积累下来，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文化遗产，今天成为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自豪的资本。
宫廷和王公贵胄的文化生活是靠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班人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那可说是封建国家的"文化事业"，但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想过文化生活就得花钱，一般官员过文化生活也得自己掏腰包。即使"公款消费"，也是一种消费。上有所好，下必随之，上层喜欢"声色犬马"，老百姓当然也喜欢"声色犬马"，不过档次有高低差别罢了。于是，不止是各类戏曲杂技，印刷出版、舞榭歌台、园林布局、玩物摆设、首饰佩戴、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的制作等等自然而然地逐渐产生。有想满足精神生活欲求的消费者，必然会出现满足这种欲求的生产者、供货商，这样，文化产业便应运而生。中国首先发明造纸与活字印刷术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国社会在很早以前就对文化成果的载体——书籍有大量需求的必然结果。历朝历代实施的"开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促使私人学校长盛不衰，莘莘学子对书籍等文化用品的需求量很大。从《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中可看出，当时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开封街市上，属于文化生活这类的买卖就很兴旺。证明早在宋代，中国的文化产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对书籍的需求还只限在读书人范围，可是那时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盲，所以，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还是说书人和各类地方戏曲的草台班子。在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和马致远的知名度不下于莎士比亚在英国的知名度，可见，中国戏曲的兴盛要早于英国300年；说书人的演出方式更为简单，只要怀揣一块惊堂木便能四处卖艺，所以他们不止活跃在茶肆酒楼，凡有村庄院落的地方都会有说书人演唱。著名的说书人和各类地方戏的草台班子里的主角，是当时的娱乐明星。很多资料表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明星大腕，并且各自拥有各自的"粉丝"。现在被我们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根据说书人的话本加工创作的，可见这些文化产业工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贡献。明末的说书人柳敬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看来，当时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并不菲薄。柳敬亭先是和反清的政治人物来往，是反清名将左良玉的座上客，明朝灭亡后却随着清朝的漕运大臣到北京去演出，一时轰动京师，又可见封建王朝对这些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还是相当宽容的，即使在"文字狱"肆虐的时期，封建王朝对在民间流动的文化产业工作者也"鞭长莫及"，无法干预，他们还享有一定的自由。
几千年来，中国处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物质生活简单，包括县城的富裕阶层在内，很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是不需花钱买的。要花钱的就是文化生活的消费了。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那时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据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就是在16世纪前，中国的GDP占整个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中国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难道他们真正拿瓷碗吃饭，用瓷坛子腌酸菜？不是的。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了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29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2)
二、现行的文化体制造成中国文化落后的局面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以后，所有的文化产业、文化活动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体系和事业体系。不止是广播、电影、电视，历史上一直笙歌不绝的戏曲歌舞都成了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从高层到底层的一切文化活动，全部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的活动，全国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成了政府行为。文化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必需依赖的母体是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成了独特的宣传手段和战斗武器，被赋予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至整个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就贫瘠化了。当然，从此之后，国家再没有什么文化产业了，只有由国家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调拨经费的文化事业了。作曲家、剧作家、演职人员，不管是明星大腕或是跑龙套的，统统获得公职，成了国家干部。梅兰芳、马连良和敲锣打鼓的一样，一律称为"文艺工作者"。连一向活跃在民间的说相声的、耍杂技的、变戏法的、说评书的以及更多的地方戏草台班子中的各类大小角色，也是"文艺工作者"。行政上归属各地方的文化厅、文化局及群众艺术馆管理，人员纳入编制，按月发放工资；业务上由各地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下属各"协会"指导，思想上由宣传部门掌握。初看起来，这大大提高了原先被称为"优伶"、"戏子"的艺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当他们开始被收编时无不欢欣鼓舞，高呼"万岁"，但不久他们就发现，所谓的"文艺工作者"再没有一点自由发挥、自行发展的余地。他们除了国家之外也再没有另一个买方，政府就是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买主，"顾客就是上帝"，他们的上帝就是政府，他们必须完全听从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人。在文化创造与创新中排斥个体性，强调并突出的是集体性。在这种体制下，再不可能出现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人物和天才了。更奇怪的是，凡冒尖的艺术人才必定倒霉，非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打下去不可。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种文化事业的管理方式造成的人才资源和艺术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配置资源的文化事业，既然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一不包的"大而全"，势必使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奋起追求"小而全"。全国每个省、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我所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1959年成立时还不到二百万人，不但成立了电影制片厂，还从浙江调来许多优秀的越剧演员成立起"宁夏越剧团"。试想，宁夏有几个人欣赏越剧？压根儿没有观众。演员们长期闲置，几年下来就把宝贵的艺术青春丧失了，最后变成一群领退休工资过日子的老太太；宁夏电影制片厂在40多年中只拍摄了5部电影。
且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毁灭性的破坏，这种不合理、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体制，就不但扼杀了文化产业的生存空间，更紧紧地束缚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仅仅通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经济上就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很快成为世界上的第四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在文化方面至今我们还没有摆脱落后面貌。"破"了旧文化，"新"文化又没"立"起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沦为边缘文化，我国早已失去了文化出口大国的风光，沦落为一个文化进口大国，只能用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顺差，来弥补文化产品的进口逆差。自开放后的20多年来，我们大陆的文化生态先是被"港台风"冲击，继之被"日流"冲击，现在又被"韩流"冲击。我们的文化生态比自然生态还要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的主体文化、本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所有的文化事业单位都成了国家的包袱，浪费了大量资源又没有创新能力，这才迫使我们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现在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思路是，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改革的步子迈的却并不大，远远落在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的后面。今天，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已大大超过其传统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2004年韩国仅电视剧一个品种的出口额即达到7400多万美元，几乎与他们的汽车出口额相等。文化产业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在发达国家充分显现出来。而我国呢？据统计，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或者叫做文化事业所创造的产值，仅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至于文化产品的出口更微乎其微，与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简直不成比例。2004年我们生产了几万集电视剧，能够播出的只占三分之一；2004年生产的电影是212部，但上映的不足50部，把赚钱的、保本的甚至将能给观众留下一点印象的一齐加起来，大约不到10部。这样，从总体上平均计算，我们生产电影电视剧的"单位耗能比"，要大大高于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30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3)
为什么我不知道叫它什么好呢？因为什么算是文化事业，什么算是文化产业，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好像是谋利的文化活动算文化产业，不谋利的文化活动就算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分就在于它赚钱不赚钱。民间去做赚钱的文化产业，不赚钱的文化事业仍由国家包下来。可是国家并不生产钞票，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文化事业上存在的巨大资源浪费怎么都消除不了，不但国家的文化事业上不去，而且政府和民间在文化活动上的关系也搞得复杂化了。再进一步追问，文化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赚钱，非得赔本不可呢？文化事业不能赚钱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脑海。可是，你搞的文化活动没人愿意花钱去观赏，怎能感动受众，深入人心，让人认同？只有免费或是运用行政手段动员才能把人召来观赏或是参与的文化活动，只能算是宣传活动。它的社会效益就是政治宣传，让人人都了解大政方针，照领导的意图去理解某个问题，按道理这是不能占用文化经费的，只能由政府的行政经费中划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不过，我认为目前这种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之间模糊不清的状况却是很自然的，是我国在计划经济、统包文化事业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开始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也与国企改革一样，在这个阶段中充满痛苦、充满矛盾，有着极为复杂的利益纠葛。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情况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的纠缠不清，反映了民间与官方文化部门在利益上的博弈，反映了文化行政管理者和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转型中对自身既得利益受损的顾虑和惶恐。可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是一条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必定也会挽救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使濒临消失的中国主体文化、本土文化重现生机。
三、文化产业的特点和目前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
市场经济突出的是个体性，文化产业更加如此。下面，我想简要地谈谈文化产业有别于其他产业的特点。
一、文化产业其实是种个人心智的产业。在"知识经济"的范畴内，文化创造与科学技术有所不同。文化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要依赖集体的力量和较完善、较现代化的设备；它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个人的创作过程，文化产品同时是创作者、策划者的作品。优秀的文化产品几乎全靠个人的天赋、才智以至灵感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产品（作品）带有先验性和超前性，它并不需要具备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可以完全不受时代的限制，只要有较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就有可能比其他产业更快地取得飞跃性的发展；
二、很多文化产品是非物质性的，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使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很多文化产品具有不能批量生产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因此有其不可替代性，不像科技产品那样必须经常更新换代。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论后来同类的文化产品如何丰富多样甚至优越，早先的"这一个"永远是"这一个"是后代人永远不可超越的。所以，很多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仅有超越时空的广泛认同和保值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增值。
所以，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宣传这种观点：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想想什么是"第二生产力"，通过我参与文化产业创办经营西部影城的实践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是第二生产力！
三、文化产品之所以冠以"文化"，就是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时代要求、集体意识和科技发展水平，这些构成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又只能通过有创新能力的人的心灵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优秀的文化产品都具有独创性。除了某些特殊的文化产品，一般的文化产品是排斥集体性的；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31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4)
四、因此，文化产品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印记，几乎每一件文化产品都与创作或策划它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或策划它的人的个人素养、气质、风格、格调、属于他个人的创作方式等等，会形成一种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魅力，最后成为他被社会所承认的个人品牌，仅仅他的名字和形象就会产生价值，其价值进入市场就会形成高低不等的价格，这就特别突出了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文化产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者策划者个人。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人性化的产业，是一种"资金投入少，脑筋投入多"的产业，所以，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又不同于科技专利类的知识产权那样可以在产前被量化。文化产业中的知识产权的评估更为复杂。
总之，文化产业的产品在本质上属于个人创作或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创作者策划者的心智活动过程；文化产品是一种个人产品。因此，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要以民间经营为主，在民间经营中还应强调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所有权。具体说，在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中，如果是以股份制形式设立的，那么，创作者、策划者就应该占有能让他们拥有主导地位的股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解放文化产业的生产力。
可以设想，这种产业如果由政府经营，不但又会陷入其他部类的国营企业的通病，并且难以发挥产业主体——创作者、策划者个人的智慧及创新能力。
中共十六大以后，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以"公司"或"集团"的名义走向市场。同时，在影视娱乐、图书发行、新闻出版、网络传媒、软件开发、文物旅游等等行业中已有许多民营经济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焕发了生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有媒体陆续报道，如文化市场的准入、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配置、政策法规的缺失等等。
这里，我只想就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改革后重组为公司或集团，在文化市场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固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可是不容忽视这种改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体制的弊端，反而有些地方出现了"一大二公"性质的"一平二调"现象，使知名度较高、经营较好的文化单位背负着知名度较低、经营较差的文化单位，像玩30人31条腿的游戏，大家捆绑在一起跑，增加内耗，费力不讨好。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多数是由大公司和大集团来组织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在"全球100强"中就有十几家文化企业，但他们都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则在竞争中兼并、收购、重组的，也就是说，这种大型文化企业是顺应市场形势和市场要求自然而然地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因而他们的结合充满着张力：不是"1＋1＝2"而是"1＋1＝3"或更大，不然他们就不会合并。而我们的文化事业单位由行政力量进行重组，往往是强扭的瓜不甜，组成的大型文化企业表现出的不是"1＋1＝2"而是"1＋1＝1.5"，或是仍然等于1。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未必组建为大型文化企业就能增强文化产品的生产力。
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文化产业，所以，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特别注意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充分调动最具活力的民间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来重组我们手头的资源；
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研究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作为一名作家，担任过18年之久的省级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又有12年创办经营文化企业的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多，产出的量就越大、质就更优，而文化艺术产品的质和量却与资金投入不成比例，不见得资金投入多产出就多、就好。虽然欧阳修说文学艺术家"文穷而后工"并非真理，我们不能说文化艺术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少产出越多、越好，但优秀的文化产品确实不只是靠金钱就能打造出来的。"穷"，即资金投入量少，未必不会出好产品。举目前最热门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的电影为例，从美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20世纪100部经典影片，其中属于"大制作"的还是少数。近十几年来，好莱坞"大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可是多数"大制作"影片虽然运用高科技手段制作的大场面有很强的观赏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而影片中的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有的反而还很稀薄。许多"大制作"影片热闹一阵就过去了，并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倒是一些独立制片人的"小制作"影片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普遍的哲理与人性，会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这点看，经济实力较弱的民间经济经营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国营的文化大企业即使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后面有很强的行政资源，可是在文化市场上恐怕也竞争不过民间经营的文化产业。譬如官方投入大量资金树立的"五个一工程"，如果作为商品看，它们中的多数是亏损的。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32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5)
三、既然有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当然应该有这种产业及商品的主管部门。这与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商品的质量必须有社会监督一样，是无可厚非的。过去，社会文化事业及产业都由宣传部门与文化部门统一管辖，文化产品的组织者、策划者同时就是产品的监督者和审查者，他们与具体创作者虽也经常有矛盾，但并不突出，即使产品报废也从来不算经济账，因为那种文化产品并非商品而是宣传品。民营经济进入文化产业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怎样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拿到市场准入证。上级主管部门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很多文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则常常要看主管部门的审查者对主流意识的理解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而定。文化产品一旦通不过审查，不能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经济损失则完全由民间经营者承担。这在影视娱乐、报刊传媒、图书出版业上已经显现了出来，所以民间对影视、新闻、演出及图书出版业方面要求立法的呼吁越来越强烈。有了法，民营文化产业的生产就有章可循，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依法管理。但文化产业的立法难就难在许多文化产品不像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的质量那样有刚性的监控程序和量化的测试标准。这样，民间和官方都常常处在两难境地。民间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无所适从，官方审查者仿佛拿着一条松紧带来度量文化产品，可松可紧，时松时紧，因此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官方常常发生摩擦。我以为，这一方面需要官方对民间文化产业应有足够的宽容、宽松、信任和制订出分类、分级管理的办法，另方面，民间文化产业也应有足够的自觉、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并不管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但他们的影片无一不在宣传西方的主流意识，纯商业片都贯穿着西方的价值观，即使某些文化产品批判其现存体制，不论多么激烈（如《华氏911》），也都起着维护和完善其现存体制的作用。因为他们已有他们一套民间的制约和约束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形成。这正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所以，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恐怕还需要磨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四、制约我们文化创造和创新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自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启动了文化体制的改革，在一些原来很敏感的文化领域允许民间经济进入以后，已经见了成效。前面说的赚钱的、并有国际影响的电影都是由民间投资拍摄的，一些有个人魅力的电影导演、演员开始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在出版业方面，各类图书的出版发行在数量和品种上已大大超过前几十年的水平，虽然这些图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的作用还有待商榷，它们的质量如何还不可确定，但毕竟让读者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开创了可喜的文化多元化的局面。但是，从总的文化发展态势来看，我们基本上还是跟在西方后面跑。由于大环境较以前已有不可比拟的宽松，确实调动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干劲，但干劲有余而创新不足。试想，缺乏自己的主体精神，跟西方和韩国、日本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我们这个后起跑者怎能追得上人家？我们文化产业的硬件不比韩国差，有些条件恐怕还超过韩国人，可是为什么不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的中国文化产品席卷世界，而是我们往日的学生韩国文化产品席卷了世界？"韩流"应该引起我们思考：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源头怎么就不能在世界上掀起一场"华流"或者"中流"？
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制约了我们的文化创造及发展，我们的条条框框太多。然而，即使在我们现行的条条框框内，美国商业大片和"韩剧"不是照样登堂入室吗？说明我们现行的条条框框还是能容纳这类文化产品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连《大长今》这样投资小、情节简单、人物也不多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呢？
实际上，自提出"三个代表"以后，我们已经可以享受很大的创作空间，我们在文化创造上的自由度已扩大到过去不敢想象的地步。过去，我们一提起文化，必定先要搞清楚是"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封建主义文化"，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清理队伍，改造思想，最后来了一场以"文化"冠名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与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弄得文艺工作者人人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谈"文化"脸色就变。因为没人能分得清什么算是"社会主义文化"，什么算是"资产阶级文化"或"封建主义文化"。文化分类没有一个测定标准，只有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同样是古典小说，最高领导人说《红楼梦》好，《水浒传》不好，那就一锤定音。可是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好坏的标准在哪里，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的提法给了人们一个在文化范畴内可以测定的标准。因为将"三个代表"的内涵联系起来，结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来理解，那我们可以说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都是"先进文化"。这大大敞开了我们在文化领域进进出出的大门，才得以形成目前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良好势态。不要说"文革"时期，即使十几年前我们都不敢想象的各类商品广告、时尚潮流、休闲书刊、模特大赛、选美大赛、明星偶像、好莱坞大片、"超级女声"等等文化现象才得以破门而入，破土而出。它们不仅调剂了社会生活，活跃了社会气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而"消费就等于生产"，可以说这些文化活动大大提高了社会需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33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6)
既然主流意识已不存在约束文化创造和创新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在文化上一贯善于创造、善于创新，并且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一下子成了最大的文化消费者？正如学者所说：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别人使用，我们这个发明者反而要向使用者缴纳版税，简直不可思议！难道是中国人傻了，大脑退化了？那么，我们傻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化的？
众所周知，文化创造与创新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人的想象力和知识素养。什么是想象力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凭空想象出来的。想象力，不过是记忆力高度爆发的结晶而已；在个体人身上，创作的灵感以大脑深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知识及个人的经验为资源，或是浅度记忆，或是深度记忆也即潜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又是什么呢？记忆就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们在近半个世纪即两代人这样长时间所受的教育，是阻断民族记忆的教育。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由政治需要进行解释和选择。在遍及城乡的一次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改造中，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和传统的民风民俗被清扫殆尽。我这样年近古稀的人也成了"一代新人"，何况现在的中青年。我们对我们祖先，对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没有多少认识。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让我们高兴的事就记得住，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就忘掉算了。我们喜欢炫耀"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提"走麦城"。请看，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都取材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是汉唐盛世就是康乾盛世；即使官方文件谈到改革开放后才实行的符合潮流、符合人心世道的政策时，也是这样表述的："自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一贯的方针政策"等等，一下子就把肆虐了20多年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轻轻抹去了，"反右"和"文革"似乎没有发生过，致使今天的年轻人以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享有一定自由度并且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不缺的，以致怀疑起何必搞什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道德败坏，贪污腐化，问题成堆，远远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政治清明，人人都是雷锋；对待我们过去曾和某一个邻国进行的长期悲壮的战争，也是随着形势有时淡化宣传，有时强化宣传。弄得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最糊涂，最没有历史感。
而且，我们多年来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接受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唯物主义教育"，以领导人的思想为思想，独立思考几乎是一种引火烧身的犯罪行为。这种文化生态养成了我们的思想方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好即坏……线性思维只会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只会顺着一条线往前想，逆向思维的能力很差；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又是方形的！像一个盒子似的是有边界的，过去强加给我们的条条框框松动以后，我们自己大脑里的条条框框还一时不能破除。现在是上层领导人不断号召我们"解放思想"，而我们自己反倒常常举步不前，并不因为我们害怕什么，而是线性的思想方法和方形的思维模式早就成了我们的思想习惯。我们脑子里的政治细胞挤压了艺术细胞，政治敏感性太强而艺术直觉太弱。中老年人是这样，改革开放后才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又如何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虽不像中老年人那样被强制接受单一的思想教育，却是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开放以后大量西方的和古代的文化精品涌入人们的视野，但应试教育下的大、中、小学生被考试压的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喜欢让人轻松快乐的"快餐文化"。"任其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尔！"不管你有多少富含营养的好汤，他们只爱喝甜水。搞的教育部门没办法，为了吸引学生读课本，一个拥有巨大文化财富的国家竟然把流行歌星浅薄的唱词编入教科书，真是天大的荒唐！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下，很多青年人除了考试，别的什么都不会，"高分低能"是普遍现象。所以，现在受过教育的老、中、青三代人包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些人或许在专业上很精通，但知识面普遍狭窄。
第三辑 文人思文 第34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7)
缺乏历史感，缺乏历史知识，人文素质较差，个性得不到张扬的人，怎能有广阔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脑海中就没有多少精神资源。为什么一年生产的几万集的电视剧多半取材于古今小说或者是传奇？就因为那东西不需要投入多少想象。故事是现成的了，人物是现成的，再东一把，西一把，杂七杂八抓些小作料，让演员穿上古人衣服搔首弄姿一番就大功告成。反正现在观众的水平也不高，只要他们看着热闹就行。你让创作者去写一部像《大长今》那样古代厨娘成为"成功人士"的故事，他必须从头开始搜集大量历史素材，对古代人物从头开始熟悉。因为他脑海中除了古代四大美女之外，就没有古代一般妇女生活的影子。很少人会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中盛行"炒作风"，有人很反感，我却认为是很自然。我们有13亿人口，肯定有天赋异禀的男人和天生丽质的女人，其绝对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即使人们的历史感弱，文化素养差，知识不够全面都没有关系，总会有佼佼者不断涌现出来，投入附加值最高的、最赚钱的行当——文化产业。但是，正因为他们靠的是天赋异禀和天生丽质，所谓"天生丽质自难弃"，可是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所有的"星"自身都缺乏创作能力，更缺乏原创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必须"炒作"，必须"包装"，他们不敢、也不能"素面朝天"，只能以绚丽夺目的外表来弥补内在的苍白。让人们眼花缭乱才能将自己卖出去，目前的文化产业充分体现出是一种"眼球经济"。他们没有在思想话语上、在生活哲理上、在情感追求上引领社会潮流的能力，只能在外表上引领时尚潮流。目前的文化产业圈子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热闹；我们现在还不能制作出有深厚文化底蕴、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个人魅力的文化商品，以内在文化含量去打动观众，就必须策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掀起"集体性狂欢"。正好，缺乏历史感、知识素养也不高的群众也不愿意作什么深度思考，需要的就是你逗我乐，叫我高兴。这也表现在我们目前向国外引进的演出业中，组织演出也是一门文化产业。请到维也纳和柏林这些音乐之乡去看看，那里经常打出这样的广告："你想到中国去免费旅游吗？只要你会一种乐器，请来报名吧！"，经过简单挑选就组成一个乐团，到了中国却成了知名大乐团，一张门票上千元，并且保证卖得出去。所以我说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正好适合中国目前的受众，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处在"泡沫繁荣"之中。
然而，我还是很乐观的。近年来已经有些不少具有天赋的男女艺人开始用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用语那样"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了。先以天赋的特质打动人，通过商业炒作进入并占领市场后，最终不满足现有的一闪而逝的光辉，想尽力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使自身更加完善，这个过程在目前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已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在文化产业中大力吸引民间经济进入，文化市场进一步规范，文化产业取得更多的准入领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肯定会努力提高个人的文化水准，深入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从历史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中去吸取精神养料，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文化产品来。因为文化市场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产品的激烈竞争，经济的驱动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父母的严厉苛责，老师吓人的教鞭，领导的指示，政府的命令，统统不如市场竞争来得残酷。市场竞争会迫使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奋起直追。不然，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在竞争中你就会败下阵来，变成一名失败者。不久的将来，等表面的花样都玩够了，人民群众也逐渐成熟，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再满足于目前这些浅薄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艺术品才能占领市场成为商品。那时，你就得拿出真玩意来。
结语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的文化产业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运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领先，更通过他们的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推行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国家的文化不是以其历史文化的悠久、丰富优于中国，而是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在全世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其他产业方面，也许我们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独有文化这一领域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在出口商品上，本土文化产品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我们并非要用本土性的文化对抗全球化，而是用本土性文化参与到全球化中使全人类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除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外，文化就是第二生产力，是生产高附加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坚定不移地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给民间文化产业以政策支持，全面放开文化市场，充分调动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能比其他产业发展的更为迅速，在更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在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有全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35节：今日再说《大风歌》
第四辑"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
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内部传达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已开放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可见社会的自由度。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可是转眼到1957年我却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当时看来如同"圣旨"，这决定了我以后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今天再读这首诗，不能不说我还真有点超前意识，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吗？并且诗里还预见到了"知识经济"的来临哩。改革开放后，我想我仍保持了那点超前意识，譬如"下海"和在新时期的一系列言论。当然，诗中也预示到"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大风歌》简直是谶语。
可是自《大风歌》后我再写不出诗了。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象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愤怒出诗人"）。真象只让人沉思和冷静。自经历了"皮破骨损""满身伤痕"，尤其是1960-1962年与全民共渡中国可怕的大饥荒，我从劳改队的破停尸房爬出以后（见拙著小说《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使我情感产生波动，在瞬间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了。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此诗写于1957年4月，发表于《延河》文学月刊1957年7月号。那时我是多么热情啊！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36节：美丽(1)
美丽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10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也就来了精神。她向我约稿，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忘记"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收获》策划了一个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她要每个作家朋友都写一篇回忆"文革"的纪实性文章，形式不限，长短不限，还告诉我大冯（骥才）答应写一篇《抄家十日》，述说在"文革"中他家被抄的经过。我说你这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文革"几乎使我们民族精神致残，现在讳言"文革"以致人们逐渐淡忘"文革"，正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的症状之一，如不治疗，还会干扰我们今后的历史。我一定写，一定写，决不再爽约。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昨晚通话中，听小林叫我写"文革"，开始时我却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我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难怪现在还要借希拉里的一本《亲历历史》来提醒自己。
骥才写了"十日"，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上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20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上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的很凶的时候，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37节：美丽(2)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3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通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需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士兵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的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浑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38节：美丽(3)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内奸"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32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39节：美丽(4)
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展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的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一扭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份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须有这样一段铺垫，才能说清楚那天发生的事。
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闷的1970年夏季，一天早晨列队出工的时候，排长忽然叫我放下铁锹，不用到田里去了，要我到团部报到。我在路边站着，瞅着大队人马嘻嘻哈哈连打带闹地往田间俱乐部走去，煞是羡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萨在队伍中边走边扭动腰肢，特别显眼。我经常被派到团部去干活，那一定是革命群众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团各连队集中来的五类分子一起掏粪坑、挖地沟、倒腾库房等等，所以并不在意。转过头来，看见我们连长正和排长站在连部门口争论，依稀听见连长叫派个人押我去，排长说不用押，他一个人都去了无数次了，还不放心吗？现在正在农活大忙季节，哪派得出人这类话。两人争辩了十几分钟，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最后达成妥协。排长过来要我再等一等，亲自跑去追上队伍，叫来了一个绰号叫"迷糊"的小伙子。这个"迷糊"有件出名的轶事，一天，派他牵头有病的毛驴到团部找兽医，他到马圈把毛驴的缰绳朝背上一搭，拉出驴就自顾自地走，还没走出连部，毛驴就挣脱了缰绳又踱回圈棚。这"迷糊"就只背着根绳子一直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团部兽医院才发觉后面早就没有驴了。"迷糊"什么也不会干，但他到底是个血统纯正的"贫下中农"，排长派他来押我，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排长叫他到团部后，把我带到团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临走时又叫他扛支枪，像个押送犯人的样子，这大概也是连长交待的。
"迷糊"就这样押着我上了路。走出连部没多远，"迷糊"说他妈的这破枪真沉，压的我肩膀生疼，"老修"，干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说你这是开玩笑，有人看见了不说你的错，反倒要添我一条罪状。"迷糊"说，你看这路上连只狗都没有，再说，这破枪里哪有子弹，你就受点累吧。不由分说，他就把枪硬塞到我怀里，自个儿空着两手潇洒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枪在手，这一直威胁我的东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么摆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威风，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来造反的豪情。枪和男性生殖器一样，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这点在好莱坞大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田野上的小麦金黄夺目，秋作物正在茁壮成长，一片碧绿。玉米宽大而毫无缺损的叶片舒展在道路两边，路边的苦苦菜、蒲公英、牵牛花、马莲花竞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无余。我挎着枪，像冬日的乌鸦似的昂首阔步，洋洋自得。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0节：美丽(5)
这天真美丽！
快到团部了，我把枪交还"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枪把我带到政治部。进门就挨了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一顿训，说你们武装连怎么现在才把人带来，什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狗屁！"迷糊"是不怕骂的，嘻嘻笑着在每张办公桌周围找烟头。军代表骂的不是我，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迷糊"一声不吭，拣了几个烟头掉头便走。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问你就是张贤亮啊，我说我就是张贤亮。军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气有点消了，挥挥手，叫我先到外边等。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各单位掌权的都是由解放军抽调来的"军代表"，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就是由"军代表"协调并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见不远处原来跟我在"牛棚"里一起关过的原农场场长用目光向我示意，现在他已经是革委会里的"铜像"了。"铜像"装着无意地往我这边挪动，我也慢慢向他靠拢。到跟前，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别怕，没你们的事，你们就是去陪个绑。我问到底是什么事？他说别问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又要搞运动了。我问啥运动，他说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这座"铜像"后来在宁夏农业科技部门当领导，我平反后还与我有来往，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病逝。
这时我才注意到团部前的广场上还有其他连队押送来的二三十个五类分子，都蹲在树阴下趁凉。大家都认识，但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头致意。十几名团部革委会成员走出来，就在我们面前讨论押送哪个"分子"去合适。听他们说，银川市招开的这场公审大会因为人太多，银川市革委会打来了电话，每个单位只准押送一个"分子"去"受教育"。古罗马的贵妇人沐浴时要男奴隶伺候，别以为这是贵妇人跟男奴调情，其实在她眼中男奴隶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时也会在羊圈前讨论先抓哪只羊开刀一样。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是俎上肉，并不是人，革命者哪会顾及到我们的感受。他们在讨论中能体验到一种可以决定人命运的权威感，所以有说有笑，边说边笑，连"铜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跃的民主的气氛。有人说叫这个去，有人说叫那个去，我听听都是长得有点讨厌的"分子"，与"分子"本人的罪名无关，并没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押送我的武装战士也就是"迷糊"不见了，没人把我押送回连队，在小题大做的团部革委会成员眼里，这就成了个问题，干脆，还是叫张贤亮到银川市参加公审大会吧。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这些武装战士其实就是团部的农工，农场改制为军垦部队后，农工只要把枪一背，就摇身一变成为武装战士了。他们先去找牌子，"文革"时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别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办公室去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划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的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这样的牌子似乎也没委屈我，我还是乐意挂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在脊梁上试一试。一试，并不重，但铁丝略嫌短了点，牌子顶在我的脖颈上，可想而知原来挂的人比我矮。把铁丝接长后，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说公审大会人太多，这八个名额还是军代表争取来的哩。因为"铜像"事先已经关照过我，到银川也不过是陪绑而已，没什么可怕，在"牛棚"时我还给"铜像"陪过好多次绑。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的战士们哈哈大笑。大伙儿笑完了，也把人选决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边天"，男的以级别高低往下论，排长班长都去，普通战士留下来。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1节：美丽(6)
于是，连我九个人纷纷爬上车，先不让我挂牌子，我找了个靠驾驶舱的拐角坐下来。带队的排长站在车头，"嘭嘭"！使劲拍了两下驾驶舱，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嘛斯"！我们便向银川市进发了。《地道战》《地雷战》看的次数多了，说"咪唏咪唏"、"开路一嘛斯"、"八嘎噜"、"花姑娘的有？"这样的日本话是一种时尚。
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战士们意气风发地靠在三面车梆上，御风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颠了不久，我偶然掉过头一瞥，才发现紧靠在我身旁的是个女兵，她穿的绿色军装女裤不但没有系好纽扣，还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裤是侧面开口的，不系纽扣，里面的裤衩就敞露出来了，而这位女兵却连裤衩也没穿。不穿裤衩是农村人的习惯，并不稀罕，一则为了节省布料，二则也没有必要，西北农村人不论男女老少，晚上睡觉都是光溜溜地钻进被窝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没穿过裤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侧，给已经被激发起青春期骚动的我极为强烈的引诱。别人都站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与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时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肤不止"白格森森"并且细腻光洁，随着车身的摇晃时而紧绷时而松弛，表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弹性。顺着腿部往上看，见到了她丰满的臀部，是标准的半月形，腰肢滚圆而挺拔，乳房高耸，乳峰还微微向上翘起。她一身绿军装仿佛无法包束她内在的张力，不仅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鼓鼓的，并且具有一种不知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的杀伤性的诱惑力。多年后，"性感"一词走上台面时，我才领会到多年前见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脸庞红润饱满，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远方眺望，一头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拂，如玉树临风一般。在那时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后附的《毛主席诗词》里，我发现毛主席描绘人物景物的诗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义，那就是"飒爽英姿五尺枪"，其余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概括或水墨画式的写意。这时，我不得不叹服"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准确精炼。她靠在车梆上的姿态，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诗来形容更传神的了，她就是这句诗的形象化诠释，何况她身边真有杆"五尺枪"哩！
路边的白杨树影一段段投射到车上，像飞速闪动的栏栅那样令人目眩。卡车不停地摇晃，我的头不时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车颤动的还激烈。她并不挪开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许她自己并没发现她的裤扣没系好。但这巴掌大的一块女性的肉体令我生出一种柔情，让我想入非非，好像注定我应该和她有段罗曼史，不然这次艳遇便白白浪费了。我后来发表的《土牢情话》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这天真美丽！
没料到卡车这么快就到了银川市西门。卡车停下来按响喇叭，周围人声鼎沸，排长伸长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让路"。我不得不也站起来看是怎么回事。一看，银川西门桥这一片已经人山人海，连西门外的唐徕渠边只有碗口粗的小树上也爬满了娃娃。卡车别想再往前开了。排长下了车，挤进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长也被淹没到人海里去了。战士们个个兴奋莫名，性感女兵高兴地在车上像跳绳似的一蹦一跳。的确，这样盛大的群众场面在南梁农场或说是农建十三师五团从未见过，这预示着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好戏要开场。
等了一刻钟的样子，排长满头大汗地挤回车跟前，骂道，他妈的，扣子也挤掉了！咱们来晚了，公审大会已经开完了，这回儿就等着看枪毙人了。读者可以算算时间，从早上七点出工时开始，我在连部门口等连长和排长争论，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团部政治部耽误了一会儿，然后是团革委会成员讨论，找牌子，换版面，到我们九人爬上卡车颠簸了30多公里路，车到银川当然已是中午时分了。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2节：美丽(7)
排长说西门外就是"杀场"，公审大会是在银川市南门广场召开的（今天那里还是开大会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大队人马正在"游街"，不久就会"游"到"杀场"来执行枪决，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写错了字。性感女兵更兴致勃勃，跳着蹦着说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车被大群人包围，根本无法掉头。
没多久，西门大街上就浩浩荡荡来了大队人马，开路的是几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装战士。那时，解放军、警察、公安人员、军垦部队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学生娃娃、"红卫兵"等等，服装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至少在我的眼里，一律是绿军装。我说真正的武装战士，是指这些士兵穿的绿军装上佩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手里拿的不是"破枪"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现代化武器。"杀场"居然没有戒严，听任大片人群推来挤去，吉普车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来横着枪杆子将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开出一条通道。吉普车后是一溜大卡车，沿着通道吭吭地开到唐徕渠边一片开阔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楼林立，成了居民区，北面是银川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过去，这里历来是"杀场"，听宁夏的老劳改犯人说，马鸿逵时代曾流行这样骂人的话："妈拉巴子！把这嘎子拉到西门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枪毙掉。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看出来，集合到这片荒地上来的市民好像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序的。公审大会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横幅标语，可是游街时恐怕没带着，所以"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我不禁想到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口号："革命，是革命群众的节日！"今天就完全体现出这句话了，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
前面几辆卡车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士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的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妈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脉脉含情的意思。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3节：美丽(8)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支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反动学生×美丽。
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惧，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哄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合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的吐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4节：美丽(9)
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几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几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闹腾的，早知道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着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那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它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的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挽，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地，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罗！"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馕，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按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5节：美丽(10)
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熠熠生辉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的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撂在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柳行书写的我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的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没有什么比活着并且快乐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们连队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没"婆娘"等我吃饭，我还要等到食堂七点多钟以后开饭才能捧着碗去打，还不如钻进菜地里偷些西红柿黄瓜一类的蔬菜充饥。
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现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时我还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黄瓜西红柿，在小树林中找了块既僻静又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享受。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的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念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评价"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浑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响应号召"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第四辑 "文革"回想 第46节：美丽(11)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笑。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产生出的特有文化现象。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擅于称斤论两，上面别想沾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几个人却让上万人看的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几个，快乐了上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的珍惜，这就是"文革"创造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的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闹着玩"的文化心态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至今，我回忆起"文革"当然会感到沉重，却怎么也不会严肃和庄重。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见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女童挂着牌子到"杀场"陪绑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几位朋友说"文革"时期也曾在他们那里发生过，毫不稀奇。残忍的事发生多了，竟会冲淡残忍本身，使残忍变成一种常态。你所见所闻"文革"中的事件不论多么古怪离奇，马上就有人会说出另一件事比你说的更离奇古怪，以致你会失去再一次述说的兴趣，这大概也是我们渐渐淡忘"文革"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据说那天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数都给予了"平反"，但我觉得他们死得并不冤枉，因为枪毙他们的时候虽然人声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该死"。而他们的死亡却引来上万人送葬，可说是很壮烈的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第五辑 生活随感 第47节：大话狗儿(1)
第五辑生活随感
大话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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