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1节：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1)
第一辑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订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2节：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2)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订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刊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沾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沾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3节：我的态度
我的态度——
在新浪博客上谈国民素质、民主制度及其他
感谢新浪网给我开了"博客"！我本来还不知道"博客"是什么，想不到它竟会拉近我与读者的距离，并且如此之近。首先我要申明并向网友道歉的是：我"博客"上的文章都是过去曾发表过的。新浪网给我开"博客"的时候我已向他们说明：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不能把平日的随感与思考一缕一缕地向外抛出，因为那些都是我小说的材料，而小说又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不像豆腐那样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仍是豆腐。这点，新浪网也是同意了的。可是，对我来说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东西会有这么多读者，还与纸面媒介不同，能让读者直接与我对话，让我知道我的读者的意见和批评，这令我非常惊讶，更让我十分感动，感谢我的读者没有将我忘却，所以，除了感谢新浪网，我更要感谢我的读者！
看到网上有这么多网友关心我，使我按捺不住地也要与读者坦率地说些话。首先，我要回答很多关注我目前生活状态的网友：一、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不然，上帝为何选择我来和整个民族一起经受那么多磨难？二、是的，我仍在经营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这个今天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被旅游业界和媒体广泛征集游客意见评为"中国最佳旅游景区"之一的宁夏旅游热点，不过是我另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关于这方面我不多谈，避免有商业炒作之嫌。这里我只想介绍旅游业界专家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张贤亮在一个既无自然风光，又非历史遗址，更没有文化内涵的荒凉不毛之地，只投入了很少的资金，主要靠智力投入就打造出如此规模的人文景观，充分显示出知识经济的作用，可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余秋雨说它是宁夏的一个"文化气场"；易中天更为它题了一首诗："荒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来此视察并留下题词的各级领导很多，我最欣赏的是文化部长孙家正的话："真好玩！"我想，小说的最高境界大概也不过是"真好看"而已吧。
浏览了我的"博客"，看到很多对我的溢美之词，当然很高兴，也很惭愧，今天我只想和与我意见不尽相同的网友聊聊我的看法。一位名为"更生"的网友说，"老张,我知道您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但我对您的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我甚至怀疑,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变,所谓的体制改革，所谓的高速发展，所谓的法治建设人才辈出，都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就像汉唐盛世的昙花一现一样,您对国民的态度显然与鲁迅、孙中山的不同……"。我要申明，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可能我在个别场合评论个别人物时说过类似"捧场"的话，但将这种观点推而论之显然是有害的。中国人经常被迫让"一个和几个精英"作为其代表的时候太多，有的还跟着"代表"瞎起哄，结果证明"代表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国人缺住房、缺医疗、缺教育……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缺衣少食，生活用品极其匮乏，却从来不缺"代表"。
然而，我确实认为"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我在1997年出版的20万字的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中，就曾专门针对《国民素质忧患录》写了一章《干部素质忧患录》。值得我们"忧患"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对中国前途起决定性作用的也非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当然，"忧患"的不是干部本身，而是选拔干部以及提升干部的那套机制。强调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不高"，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真正得以实现的观点，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深入人心。他老人家曾规定在实施"三民主义"之前必须有个"训政"时期。"训政"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识，从民国时期一直贯穿至今。请问，老百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选出什么人来代表自己，必须由政府加以训练和指导，这叫什么民主政治？中国人长期遭受被人操纵、被人利用的"民主"之害。还有，试问：由谁来测定国民素质的高低？由谁来评定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代表的时候了？
（此处略去4600字）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4节："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1)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谈话
日本《产经新闻》筹划了个栏目：在世界每个重要国家各请一位人士谈"我所选择的20世纪10大新闻"，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文化的差异。为此，日本记者山本秀也2000年6月专程来宁夏采访我。我以自己的视点给了他一份个人答卷。随后，他顺理成章地请我谈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我说，我对中国的未来一向是乐观的，自江泽民发表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后就更为乐观了。日本记者当然一时不能理解中国的领导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支配作用。我只得试图给他解释，说了下面这番话。
首先，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是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既总结了中共的成功经验，又接受了包括"文革"的灾难与苏联东欧解体的历史教训，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正在急剧变化的新世界，给中共制订的新的立党之本。当今世界，科学的新发现及高新技术的发展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从而在很多方面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在瞬息万变之中。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局面逐步形成。中国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力图成为国际社会中负重要责任的一员。"三个代表"的讲话在风起云涌的新旧世纪之交发表是非常明智非常及时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形成完整的指导体系的表现，证明了中共的生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强大的更新。
过去，由于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份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变革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种错误到"文革"恶性膨胀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面扼杀了社会生产力，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如今，中共致力于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完全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来调整生产关系，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才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体现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可以在国有制经济中产生，更可以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私有制经济中产生。在知识经济时代，智慧、知识、信息、发明发现、观念理念、创意策划乃至品牌名誉都会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量化为资本，社会经济活动中越来越突显出个人创造性的重要，这种新的生产力肯定会形成个人化的生产关系，即使在国有制经济中也不例外。江泽民适应时代本身的要求提出的这第一个"代表"，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个代表"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的"先进文化"以什么来界定呢？我认为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文化都是"先进"的：对文化的最根本鉴别在于它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制度、体制、机制、组织等等包围着人们的人文生态大环境，即我们通常指的"上层建筑"。过去，我们一提到文化必加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冠词。这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是主观的文化区分极易陷入意识的混乱患上偏执狂，终于非理性地闹出一场以"无产阶级文化"冠名的全民大劫难。实际上，列宁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今天，江泽民不止是重申了列宁的教导而且对文化的先进与否给予了现实的验证标准。我们都知道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是人，小而言之，凡是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人的勇气与改革精神、提高人的知识、志趣和人生境界，以及丰富业余生活的休闲娱乐的文化都是"先进文化"。主流文化从此赋予了空前广阔的包容性。大而言之，就是要不断完善使社会生产力能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文生态大环境，使"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而"先进文化"是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中国外国，不分古代现代的。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首次大开放，给我们吸收全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敞开了大门。我相信，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将大大加快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进程。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5节："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2)
共产党一直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但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自身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何况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非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境地。在发达国家，古典式的无产阶级已逐渐萎缩，持有各种股权票证的工人群众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已是社会的主要阶级；不断进步的高新技术使"产品"到"商品"价值中的体力劳动含量微小到几乎可以不计，第三产业的兴起产生出众多的个体劳动者和小业主；知识经济在迅猛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更使工人阶级发生从未有过的转化和分化。这也在我国初见端倪，况且我国国有企业改造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要让工人成为持股人。"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让社会各阶级、阶层获得了平等的经济地位，中国开始向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迈进。所以，不论从基础理论和社会现实上讲，中共都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不再只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要宏观协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使国家成为全民利益的共同体，才能稳固地保持领导地位。中共在20世纪末顺应世界潮流扩展了自己的代表性，同时也意味着扩展了自身的组成成份和服务对象，党的属性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真正对接，从此，中共的历史翻到了新的篇章。我回答日本记者说，在我所能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不断改变执政党，而是执政党不断地改变！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6节：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外地回家，翻阅案头邮件，看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寄来的约稿函，方知人民政协已成立55年了。算起来，我从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开始，历经六、七、八、九、十届迄今，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已有了22年的参政议政的经历。55年的政协史我几乎参与了一半。时间漫长而又觉短暂。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我将来要写回忆录的话，这个过程与这段人生体验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因为其重要而又宝贵，我不愿轻易示人，想留待以后仔细叙述。但既然接到约稿函，又觉得应邀写稿是我的义务，况且来函也说的很清楚，不用长篇大论，只要3千字即可，因而匆匆写下下面的一些文字，以作为人民政协55周年的纪念吧。
1983年我参加第六届人民政协大会时才46岁，刚从劳改农场平反出来不久，当时我们文艺组都是文学艺术界的元老大师级人物，很多还是文革前的老政协委员，我既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年轻的一代，又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学生，不敢在小组会上贸然发言，只能聆听老师们高谈阔论。那时，小组会的发言多半是通过对"文革"的控诉来表述对未来改革的期望。我听来，我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比起老人们的苦难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那种对祖国的忠贞和对党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一天，小组秘书突然通知我到中南海的统战部开座谈会，与会的还有十几位政协委员。初识阎明复同志，谦和直率，有彬彬君子之风，座谈会气氛融洽宽松，我也不揣冒昧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大意是：中国共产党有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决心和魄力，而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自身。改造自身应首先从改变自身的党员结构开始，现在的中共党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文化水平相对说来较低的工农群众，几乎百分之六十还是识不了多少字的农民，靠这样的党员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我建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要让知识分子在党员中占多数。这样，中国共产党因党员结构的变化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我谈的大题目是"改造共产党"，很敏感也很吓人。作为一名新的政协委员，可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谈了也就谈了，抱着既然要我说，就一定要说真话的态度。而没有料到的是，不久之后，我们自治区宣传部就找我谈话，说我的发言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还作了批示。转眼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了。我就是在当年的"七一"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报刊杂志上掀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文章接二连三，一时间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好象又要搞什么中国人所熟悉而又深受其害的整人"运动"了。国内外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无不敏感。这个话题是那年"两会"期间的热点。当时，在文学界中，我是一名最有"争议"的作家，如有"运动"我必首当其冲。大概是考虑到如果由我出面澄清一些疑问，可能对海外媒体有点说服力吧，于是那届政协会就由我与马烽、冯骥才、邓友梅四位作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海内外记者采访。可是这对我们每一人来说都是难题，说赞成"反自由化"是违心之论，说不赞成则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果然，当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问到中国作家对"反自由化"的态度时，我们四人面面相觑，但又不能"无可奉告"，我只得模楞两可地说，"我相信中国作家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在政治上肯定会进一步成熟。"第二天，各报都在头条位置报道出来，朋友们都说我回答的得体。不久，这场风波就烟消云散，中国文坛又复归平静了。
作家参政议政，不像做实际工作的各级官员或科技界、企业界、卫生教育界委员那样常常有具体的建议和提案，说好听点是"宏观"，说不好听其实是坐而论道，务虚多，务实少，所以一般来说采取的是小组发言的形式。这么多年来，我作专项提案较少，但每次大会中的小组会上还算是积极发言者之一。至于大会发言，只有1983年代表文艺组作过一次。而我在每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也都受到领导人的重视，这是我深以为荣的。譬如"对贫困地区要将输血型救济变为造血型帮扶"的问题，"城市化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条出路"的思路，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这些事情就有过陈述。到90年代，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对"西部大开发"的难点和障碍；对我国目前的教育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情况；在注意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更要注意改善我国的人文生态环境；要在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同时争取将我国建成一个文化大国的问题等等，我在小组会和联组会上也有过发言。最近几年，因为我个人在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上有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比较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我曾提出，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第一必有第二，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第二生产力，我的体会是：文化就是第二生产力，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而且也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作为共享资源、公共产品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政协会上流行一句话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当时，确实有"说了也白说"的现象，政协委员仿佛仅仅是种荣誉，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统战的需要，那时在参加人代会后听完了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小组讨论仅是"学习"而已，委员们不过谈的是"学习心得"，别的毋须置喙，"说了也白说"。到90年代，尤其是最近两年，对《政府工作报告》已不仅是"学习"而要"审议"了。这个变化应该说是极为深刻的，反映了我国在人民"当家作主"上迈出了一大步。既然如此，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就不能辜负这一委托，在每年的政协大会上，我都在此之前准备一个话题。一方面是为了在小组会或小组联会上发言，一方面借助媒体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有所促进。我每次选择的议题都力求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并有一定的前瞻性，
参加了这么多届、这么多年全国人民政协大会，我不仅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及水平，提高了政治洞察力，也增强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增强了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与忧患意识，对个人来说，使我的生活和内心也更为充实及丰满。这是我一生中之大幸。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历届大会的政协工作人员，特别是小组秘书的感谢。近20多年，除了1988年因我在法国没有参加那届政协大会，其他每届都不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届的小组秘书也许换了人，但都非常尽职。小组秘书中很多并非属于政协的干部，而是从不同单位临时抽调来的，真不知政协办公厅是用什么方法将这些优秀的人员选用到大会上来的。早先几届政协委员中老人较多，大会期间不管是会内会外，在开会时还是在休息时，小组秘书对本组的委员们的照顾，可说周到细心，任劳任怨，无微不至。然而，历年开完政协大会后，委员们纷纷回到工作岗位时，都以小组的名义给所住的宾馆饭店张贴感谢信，名家大师不吝签名，却唯独忘了身边的小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很不公道。所以2004年这届，我发动了本组委员们给小组秘书写封感谢信以作纪念的活动。我想，这应该长期保持下去。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7节：建设文化大国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略去2000字）
建设文化大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我国开拓了美好的未来，与我国将成为世界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同时，我国也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大国。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擅于吸纳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没有排他性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并积累了无比丰厚优秀的文化传承。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向极左偏离，我们惯于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文化贴上阶级和社会形态的标签，而种种标签都出于主观臆断，没有实质性的标准，致使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处处是禁区雷区。排斥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化，也扼杀了自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最后走到极端，竟发生了一场以"文化"冠名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文化领域更成了重灾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文化的表述，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构建了无限广阔的平台。"三个代表"之间是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告诉我们：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这给我们在文化上的继承、创造、创新树立了一个宽阔的基准。文化的先进与否，只能通过社会效益去检验，而没有其他任何主观的判断。破除了文化上不必要的阶级和社会形态的壁垒，从此彻底甩掉了令人恐惧的"帽子辫子棍子"，清除了我们吸纳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化的一切障碍，更重要的是释放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创造性、创新精神和文化生产力，中国文化的前景必将绚丽多彩。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市化的进程，小康社会必然会生成与往日社会文化有所不同的小康社会的文化，各个扩大了的城市和新兴城市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各个不同阶层，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追求。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将会有一个异彩纷呈的多样化局面。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具有海量的包容性，所以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一种多样性文化的出现，主动迎接正在探索中成长的新文化，给予新文化的成长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但有关文化建设方面，在我们目前建设小康社会和城市化的规划中，力度还很不够，有待加强。
对"三个代表"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即：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相辅相成，而且同等重要的。不能设想小康社会和城市化建设仅仅是物质性的目标，没有文化的富裕生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穷。自邓小平同志1992年提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以来，我国的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综合国力的研究，都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各方面国情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生存力、发展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可是，我们的注意力多半放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上，对文化，特别是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综合国力主要的构成要素，还认识不足。在我们的宣传上，常偏重于要力争建设一个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政治大国，没有充分表现出要建设一个文化大国的雄心。从学校教育到整个社会风气，都有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然而我们不能设想在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中缺少人文科学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支撑，还能建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
文化不仅是人的成长环境也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环境，而先进文化，正是政治文明的基础。
众所周知，经济可以达到全球一体化，金融可以达到全球一体化，但决不可能有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整个人类的文化是靠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荟萃才辉煌灿烂的。中国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和创新固有的传统文化。而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恰恰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强项。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为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核心文化，"中国"这个品牌的主要内涵是我国独特的文化而不仅仅是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过去，我们提到文化建设，惯常说"文化事业"，后来提出了"文化产业"。虽然"文化产业"的概念出现很早，但是正式公开提出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当时将"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与"文化事业"并列。这等于给我国的文化发展安上的轮子，同时，对我国来说也将是一个新的经济支柱。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个别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的输出额已经超过了工农业产品的输出额。在我国，文化产业还刚刚起步。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产业化才是振兴文化的主要动力。只有文化产业化才能调动起更多的人从事文化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人们扬长避短地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放到市场，才能从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先进性或先进的程度。只有文化产业化才能繁荣我国的文化，使我们的文化更为精致，更具吸引力。也只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展现出大国风采。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8节：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级地方政府有法定的监督权力，各级地方人民政协也对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有监督作用，但长期以来，各地人大政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既无监督能力也无实施监督的机制。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地方媒体宣传的轰轰烈烈，而人民群众对"两会"既无期盼更无兴趣。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开一次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会议结束，地方官员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代表委员对其社会职务也只当作一种"荣誉"，每年来应酬一番。除了在换届选举时走过场，地方两个重要政治机构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生活毫无影响，不能不说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一大缺憾。怎样突现地方人大政协在法律上应有的地位，发挥法律上应有的政治作用，使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决定和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已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议题。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直至乡镇城区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行政区还设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超过200万名。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应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起到严密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检举揭发出的贪官污吏，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经由肩负监督职责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其实，地方党政机关中某些官员违规乱纪、滥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敷衍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首先应该是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人早有体察风闻，可是这些代表委员面对地方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往往是"集体失语"。人民群众对地方"两会"及其代表委员漠然视之，从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有一条通过人大代表提出自己诉求的正常渠道。中国特有的"上访"现象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都暴露出人大代表在公权与民众之间不存在有效沟通，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代表委员也不知道自己代表哪个群体，当然也无从向民众征询意见。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其来源一个是地方党委政府，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个来源是在即将召开"两会"时向媒体征询。地方人大代表向媒体征询提案，居然还当作正面新闻广泛报道，似乎媒体比人大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群众。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说明很多人大代表就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每年花费巨大社会资源召开地方"两会"，却不能取得相应的政治效果；地方的代表委员和地方人民群众两张皮，互不关联，这种政治生态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应该说，一些地方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是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的，是有正义感并愿向贪腐渎职的官员作斗争的，但是地方"两会"中却没有这样的气氛和语境。关键在于两点：一、代表委员中很大部分人是地方各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即所谓的"圈内人"，他们本身在地方上就与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联系，甚至是利益对立者；二、地方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质询机制。
因而，提案人建议：
一、减少地方"两会"中各级现职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名额，不要把地方"两会"开成扩大的"政府工作会议"。增加当地社会各阶层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容纳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让代表委员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扩大基层自报参选人民代表的名额，鼓励人民群众中的有识之士"高调问政"。强化地方人大、政协与地方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地方人大、政协真正能够反映地方上各个不同阶层的诉求。以此为基点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二、地方"两会"中应有质询机制，在议事日程中延长代表委员发言时间，容许代表委员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出质询，并有质询能得到回复和结果、质询人也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保障机制。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文化氛围。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略去2000字）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9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宪法规定我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类，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由各地政府管理，而城市与城郊的很多国有土地则已属于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群众团体、机关学校等单位。实际上，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地方政府所有化"和"单位所有化"了。而在农村，名义上是村镇人人都有一份的集体土地，农民却无权过问，所有权基本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已"村镇干部所有化"甚至"村官所有化"了。"三农问题"提了多年，虽在很多地方使农村改观，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改革开放30年中，农民除了前期落实了"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而获得利益外，在以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基本上是利益丧失群体，是现代化的踏脚石。他们并未分享到现代化、城市化的成果，还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牺牲，承担了现代化造成的某些恶果。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是一群"无产者"，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无靠、无告的"三无"状态。"村民自治"在很多地方不过是个形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田和宅基地的产权没有落实到农户。
在生产责任制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承包关系。农田的承包期最长订为30年，草地承包期为50年，山林承包期为70年。虽然可以继续签约承包，延长承包期，但农民与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关系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现在，城市居民购买一套住房，其占有使用的土地有70年之久，产权可以进入二手房市场，进行买卖或出租交易，价格随房产市场的行情浮动。城市房屋及屋下土地的使用权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与农民对农田的承包关系相比，一眼就可看出城市居民与农民间巨大的城乡差别。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10节：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及员工工资，在我国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几乎已经成了社会的常态，每年临近春节尤为突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危及社会的稳定安宁，也影响了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声誉，并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正因为"拖欠工资"已成了一种常态，在现在建筑业、服务业的竞争都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才敢于竞相压低报价，以图承揽上工程，有的甚至可以"先干活后付钱"，即业主在开工前可以不付足应付的工程预付款，承包商就雇佣民工先干起来。这种"先使用后付款"允许买方拖欠的推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也常见，本无不可，但前提必须是承包商在工程前为工程的业主垫付费用，而现在的情况是，承包商也许会垫付工程所必需的材料、工具等等方面的费用，却并不对所雇佣的劳动者垫付工资。在雇佣民工时，也是说妥工程进行到一个阶段才发工资的。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也与承包商一样，只要能揽上活，宁肯先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拖欠链"。而"拖欠链"终端的受损者，竟然是最需要维持日常生计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承包商或其他用人单位，面对劳动者时是资方。资方之所以能在生产或服务的过程完成后，分配到比劳动者工资较大的部分即利润，是因为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在生产或服务过程中不仅起到策划、组织、管理等等作用，更重要的是资本要承担风险。劳动者不承担投资风险，不管企业赚不赚钱，他们都应得到工资，即使投资完全失败，也与他们无关。这本是市场经济中最起码的规则，也是工人无权过问资本有多少利润，无权要求在利润中进行再分配的道理。而"拖欠工资"的行为，却是承包商或用人单位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强制工人一起承担风险。如果此次承包顺利，承包商无风险，工人也无风险，承包商获得了利润，而工人仍然拿自己的一份已被延时支付的工资。如果此次承包不顺利，业主拖欠工程款，工人却要与承包商一起被拖欠，一起承担风险后果。其违反公正的原则一目了然。
因为民工、员工处于弱势，只求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惜先支出劳动力，让承包商和用人单位有机可乘，转移部分风险，才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力争承揽工程。建筑业市场上有这样的"优惠"，又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无财力、却有条件搞"政绩工程"、"重复建设"，开发商也可不精细地进行市场调查计算成本而盲目开发。2003年底，因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中央建设部紧急拨款200多个亿来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已充分说明"拖欠链"的另一终端多半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其部门，这正是司法部门难以下手之所在，最终造成了"地方花钱、中央买单"。可见，工资可以被拖欠成了常态，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许多地方的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盲目开发，竟然是建立在既低廉又可以拖欠工资的劳动者身上的。
要切断这条"拖欠链"，首先应切断拖欠的第一个环节。民工和员工直接面对的并非政府和开发商，他们直接面对的只是雇佣他们的雇主，他们不应为雇主承担风险。现在，在处理拖欠工资问题上，即使法院判决被拖欠方胜诉，也仅仅是雇主补发民工应得的工资而已，连拖欠工资的利息都没有。这是极不合理的。综上所述，拖欠工资并非一个单纯的民事债务，这里面隐含着利用民工、员工的弱势地位强制他们为雇主承担风险的超经济侵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所以，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了杜绝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应该规定民工、员工按周或按月领取应得的工资，还应该在法律上对雇主拖欠民工、员工工资的行为制订惩罚性条款。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略去3000字）
第一辑 文人参政 第11节：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30周年。"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来，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及在实践中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由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奉行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执行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展现在国际社会。但与社会转型的同时，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集中显现出来，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存在许多困难。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以及出现的各式各样不应有的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全社会缺乏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文革"对社会文明与国民素质的破坏到今天越来越明显。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观察，"文革"的恶劣影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
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可是对"文革"的精神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清理远远不够，现在30岁的年轻人甚至40岁的中年人，对中国历史上那次惨痛的教训都已淡忘，青年人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践踏人权的情况更毫无所知。改革开放前，曾对群众以各种方式不断灌输"忆苦思甜"教育，使人民群众在物质极端匮乏中仍有某种满足感，所以尽管"天下大乱"，群众仍然拥护中央领导，害怕"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今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自由的空间逐渐扩大，群众的牢骚却与日俱增，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今社会固然存在许许多多有待改革进一步深化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今昔对比的历史纵向参照，从而看不清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些人甚至觉得今不如昔。对"文革"历史的遗忘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倘若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偶发地方性的动乱，与主流意识形态似是而非的"文革"流毒对贫困群体的煽动性，会大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防的一个可能。
"文革"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依据。人民群众只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文革"那段历史，了解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专制体制极其残酷的基础上起步的，才能知道我们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才能理解我们现在奉行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及其伟大历史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民群众只有知道了"文革"对中国的严重破坏和"大民主"对人民自身的损害，才能认识到他们的各种诉求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表达，认识到必须合理有序地逐步推进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改革。清理"文革"，实事求是地用展览的形式再现"文革"那段历史，不仅有利于政治文明的推进，也有利于我们构建平稳的和谐社会。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这段重要历史的展示性场馆总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现在各地已有好多所民间自发创办的"文革博物馆"就证明有这种社会需求。但其中有的场馆缺乏正确观念的引导，展品芜杂，甚至将"文革"物品与文物收藏的商业炒作结合起来，美化了"文革"的历史作用，重新煽起"个人崇拜"。这对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威望及其对国家贡献的历史评价，都是不利的。
不言而喻，这种场馆由国家建比民间建有利于国家，从现在开始筹建比以后建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它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其现实意义和需要。
提案人也知道兹事体大，宜从长计议，但至少我们现在应该以开明的姿态向社会释放出要正视"文革"历史，准备"筹建"文革博物馆的信息。逐步揭开"文革"的历史真实，让人民群众了解今胜于昔，抑制"个人崇拜"再度升温，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更加成熟稳健的，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2节："文人下海"(1)
第二辑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14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78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芜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40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90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都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如果要我总结经验，我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两条：
一、机遇；二、创办者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人文素养。
先说"机遇"。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200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百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的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1980年，我平反后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著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粱》，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腾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古堡的机遇。
第二个机遇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它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长达22年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一、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敢于承担风险。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入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明确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产权虚置"，名义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工人对企业毫无支配权，名义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懒散又无责任心。我首先对我的工人申明：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是企业的主人，"国家主人"体现在你能通过你选出的代表选出市长、省长直到国家主席，而我这个企业主是你不能选的。进了我的企业，请你在工作时间放弃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我和我任命的各级管理人员，要绝对服从企业依法制订出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有差错，就请你离开我的企业另谋出路。这样，西部影城一开始就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
三、把企业打造成"员工的第二家园"。明确了劳资关系，树立了管理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使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让雇佣的员工心甘情愿听你的指挥。还在西部影城初期的建设阶段，我就把员工的生活区、文化活动区、办公区及食堂尽可能地建成为宁夏企业当中最好的模式，尽管工作地点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在宁夏旅游行业中，我给员工发放的工资按同级别、同工种、同学历、同等劳力的标准来说是最高的；凡进了我企业的员工，每人都有意外伤害保险，我个人保了雇主责任险，国家出台的劳动保障规定我必跟进，甚至走在前面。譬如：有个无驾照的农民工自己爬到拖拉机上开车摔死在工地，银川市安全部门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责任由他自负，但我不仅按交通事故抚恤金的城市人口标准，连保险赔偿在内一次性抚恤12万多元（我国交通事故的赔偿规定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标准不一样，城市人比农村人的命值钱，按农村人口，死者家属只能得3万多元），还每月给他母亲发放600元补贴，直到她寿终为止。企业对下属有人性化关怀，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业主维护员工利益，员工就必须维护业主利益。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3节："文人下海"(2)
四、员工的再培训。我国当前的"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不是"高分低能"就是"有能无德"，学校好像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似的。西部影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旅游企业，是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首先吃螃蟹的企业，而且地处偏僻的宁夏的偏僻的贺兰山脚下，合适的人才不愿到这里工作，愿来的又不适合，只能靠企业自己培养。现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从基地经理到办公室主任、质检员、美工师、导游员甚至财会人员都是企业本身或是请进来、或是送出去培养出来的。开业13年来每周的员工学习课雷打不动，坚持至今。学习内容是旅游服务的各种业务，包括历史、人文、法律知识和仪容仪表，有时我还亲自讲课。一个合格的企业必须有一支合格的劳动队伍。
五、明确管理要义，实行员工评议制度。我是这样解释"管"的："管"的原义是指一种中空的可以吹奏的乐器，所以"管"最重要的是"通"，中间不通，管子就成了棍子。"管理"的要义就在于上下要通、左右要通、里外要通。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员工，开诚布公，员工也能与管理者交流，提出建议或申诉。我在西部影城内部实行了一种叫"员工评议制度"的机制，员工每月都要上交一份"员工评议表"，让每一个员工评议其他员工这一个月来的优异表现或失误的地方，这样，既树立起了标兵，又加强了员工之间的互相监督。"员工评议表"是管理者对员工在这一个月进行奖励或批评的根据，同时也了解了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各部门的工作进度。这种"员工评议制度"我们已经实施了13年，卓有成效，在企业的健康发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民间经济生存发展环境并不是很好的条件下，镇北堡西部影城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外部问题都能排除万难，自我积累资金，滚动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套良好的、严密而又公正的管理体制。
有一个好的管理体制还不够，更需要企业管理者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至少要对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有比较成熟的理念。我把镇北堡西部影城一开始就定位在旅游业上，尽管不断有电影电视剧组来此拍摄影视片，我的主要目的仍是吸引游客，靠门票收入取得利润而对影视剧组优惠，到2003年，我已经对剧组免收场租费了。我的理念是：
一、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时候，只有旅游业是"短、平、快"见效益的行业。享乐是人类的天性，人只要稍有点钱就想玩。现代游乐场所都需大投资，好一点的还需引进国外设备，并且，大多是西方化的游乐方式，没有本土情调。最好是在本土现有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的基础上加工妆点。有一定基础，办起来就会既省钱又省力；
二、加工妆点现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绝不能破坏原生态。镇北堡之所以吸引我和许多电影电视艺术家，就在于它荒凉、粗犷、原始的地貌和古人活动留下的古旧残破的遗迹。改变或者拆除掉这些东西，它就一钱不值，不会有人光顾。我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保存并修复古堡的残墙。我派人四处搜集"文革"时期在"破四旧"中拆下的古城砖，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县的老百姓家中一块、一块地收购来6000多块明代的城砖来加固镇北堡的砖石部分，做到了"修旧如旧"。对完全被地震摧毁的一段明城墙，我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可逆性保护措施，在残墙上部铺设了50米长、2.8米宽的钢化玻璃长廊，下面的残墙上布置彩色灯光，使它有种舞台效果。游客可以上长廊上步行游览，观赏下面的古城墙遗址。实际上，镇北堡古城墙并没有很大的文物价值，类似的古堡在西北遍地都有，但只要突出它的古旧色彩，把保护措施变成风景，游客们就会对它饶有兴趣。"文化"，是人做出来的。我在镇北堡采取国际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措施修建的玻璃"遗址廊"，在中国所有以开发历史遗迹来发展旅游业的景区，尚属首次。与此同时，我在修建每一景点的时候，都把水、电、通讯、供暖等等管道埋设在地下，地面上看不见一点现代的东西。镇北堡西部影城占地900余亩，参观面积300余亩，大小景点有140多处，铺设在地面以下的上水管、排水道、电话线、暖气管等等管道长达万米。我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作的工作，用展厅门前的一副对联可以概括："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4节："文人下海"(3)
三、创建企业的时候就要设想到企业明天的前景。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刚刚创办时，正值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上演，看了这部影片我就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影视城能承担这个任务？哪个影视基地能栩栩如生地再现各种各样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了的恐龙？原来它们都是用计算机制作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电影道具。这昭示了电影电视未来的趋势。我料定将来的电影电视逐渐会是"制作"出来的而不再是"拍摄"出来的。现在，只不过用电脑制作活动的三维图像还非常贵，一般的摄制组只好把大队人马拉到适合于他们背景需要的影视城来拍摄。但科技的发展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我预测到2015年时，影视剧组就不会再依赖影视拍摄基地来拍摄影片，而几乎全部用电脑制作了。那么，花费巨资修建的影视城将如何呢？只有以赔本告终。因而，一开始，我就没有把镇北堡西部影城定位在"影视城"上，主要作为接待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胜地来经营。经过十几年努力，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经逐渐变为"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式的主题公园了。游客进了"西部影城"，如同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这里不仅再现了中国北方古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并且游客也能参与其中，亲自体验一下古人的劳作和生活。因为我早有这样的预见，所以我一直对外称镇北堡西部影城为"影城"，"影视城"只是宁夏一般人顺口的称谓。"影城"的意思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或"缩影"。同时，由于我下手早，在90年代中期搜集的大量精美的古旧建筑构件和古董家具的价值不断上涨，仅依靠古董的市场升值，即使三年不来一个游客，镇北堡西部影城也稳赚不赔。
四、"借鸡下蛋"，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效果。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也有同事计划和其他影视城一样建起仿古的楼台亭阁、王府豪宅、街巷民居等场景以招揽影视剧组拍摄。这个规划至少需4000万元投资。而建起来的东西非古非今，仿古毕竟是"仿"，仿得再像也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再说，我哪来4000万元巨款？于是我决定：我只准备一片空白的荒地和两座古堡的废墟，让电影电视剧组来搭建他们需要的场景。剧组搭建的场景或是因为这部电视片有名、或是因为这个场景符合历史的真实而有保留价值，我再用真材实料将其固化，把它转化成永久性的旅游景观。镇北堡西部影城开始时，吸引游客的景观完全是电影美工师的作品。其实，许多影视场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是影视美工师在搜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并非闭门造车。而且，凡我采用了他的场景造型，我都付给一定的设计费。"知识产权"一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十分重视影视美工师的"知识产权"。近些年，影视剧组越来越节省，极少搭建场景，多半利用西部影城原有的场景变换个角度来拍摄，如著名的《乔家大院》《火舞黄沙》等片。但到这时，西部影城已有了上百处场景，已经上了规模，有了足够资金，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收购古旧建筑构件，完全按照我的规划向"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过渡了。
五、抓住旅游业的实质。很多旅游业的从业人员甚至主管人员对旅游业出卖的究竟是什么都弄不太清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遗产、名胜古迹固然是旅游业的重要条件，但那不过是有形的载体。人们外出旅游，当然希望看到、体验到、游玩到与他们居住的地方、与他们日常生活不同的风光风情，从根本来说不过是去寻找另一种"感觉"或说是"感受"。所以，说到底，旅游业出卖的只是"感觉"。我开始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市场定位放在旅游业上就认识到这一点。西部影城所有的景点布置、分布、观光路线、环境卫生的设施、娱乐玩耍场所、员工的服务态度等等，都必须围绕着使游客来了后在安全感、愉悦感、新奇感及受尊重的感觉等等感受上得到满足。有道是"看景不如听景"，所谓"听"，就是把游客看到的景色灌注进文化，把游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说"得非常值得一看。凡进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游客我都配上导游员。导游词出自我的手笔，要把每一处景点的文化艺术内涵用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让游客觉得一根烂木头、一堆稻草都有很大的观赏性。所以游客们无不觉得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最费胶卷（在用数码照相机前）的旅游景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价值。
作为一个作家，"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21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200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5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
宁夏旅游业发展刍议
（略去3700字）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5节：宁夏有个镇北堡(1)
宁夏有个镇北堡
一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古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20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古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古还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18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在1955年7月，我携老母弱妹与一千多人一批，先乘火车到包头，再随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合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合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数千年来沿用至今。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犁田还用"二牛抬扛"，连犁头也是木制的，春种秋收、脱粒扬场等等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纯朴。土坯房里虽然味道难闻，可是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的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6节：宁夏有个镇北堡(2)
我终生难忘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在河湾的回流处，一波一波旋涡冲刷堤岸的泥土，不时响起堤岸坍塌的轰隆声，使黄河在晴空下显得极富张力，伟岸而森严。岸边一棵棵老柳树，裸露的根须紧紧抓住悬崖似的泥土，坚定又沉着，表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在旧社会混过事儿的，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宁夏没有竹子）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鲇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我们用的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次我打水时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里了。政府给我们移民只发了生产性的农具，除铁锹、锄头、镰刀外别无长物，用什么东西把水桶捞上来呢？我只好到不远处的一个农村去借钩子一类的器具。宁夏人把村子叫"庄子"。进了庄子找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绊小褂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我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嘻笑着互相撕扯起来。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杈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当然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把钩子的"钩"口语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份"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
二
宁夏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秦代列入中央政权管辖，自汉代设"郡"，称为"朔方"。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项贵族凭借宁夏地区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以"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市为中心的"大夏国"，统治了现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部分地区近200年之久。"大夏"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王朝，与宋王朝和辽国鼎足而立，还以汉文字为基础独创了一套文字系统。"大夏国"公元13世纪被蒙古消灭。成吉思汗就死在发生在宁夏境内同"大夏"的战争中，所以蒙古人攻占这一片土地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把党项族人赶尽杀绝，彻底焚毁了夏王朝的宫殿陵墓，还丝毫不留地消灭了党项人创造的文化。辉煌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期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开始作为一个行省。到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消并入甘肃省，宁夏省全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有关宁夏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所有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和我母亲妹妹到了宁夏的黄河之滨，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7节：宁夏有个镇北堡(3)
今天的宁夏首府城市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付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我们领路，就往银川市去求医。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而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条黑咕咙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市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唱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柳媚花妍莺声儿娇
春色又到人间报到
山媚水眼盈盈地笑
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青春年少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轻飘
……"。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环城路的转盘中间。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入了"凤凰城"。4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1959年9月，宁夏从甘肃省划出单列为回族自治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了。成立自治区的那天夜里，我们劳改犯人还在田间"夜战"，一个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撅着屁股割水稻。想抬起头看看远处沉浸在欢乐中的银川市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就会招来队长一顿臭骂。我们明白了：这里，就在我们立足的这一方土地，究竟归什么地方管辖，它叫"宁夏"还是叫"甘肃"，都与我们无关了。
三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22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不论跑在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入死的命运。这段不解之缘。也不是在我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写作以后结下。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80年代，宁夏已非50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50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100万膨胀到近600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于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来看，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的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8节：宁夏有个镇北堡(4)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对宁夏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被宁夏领导人和老百姓称为"宁夏之宝"，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镇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劳改释放，经过"低标准瓜菜代"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我万分侥幸地活了下来。公职早被开除了，释放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只能听从分配到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两个农场是紧邻，只隔一条渠沟（22年中我就在这条渠沟间过来过去，反复劳改反复就业），但场部与场部之间却有50多里远的广阔的田野，步行要六、七个小时。从劳改农场到南梁农场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说《绿化树》中所描写的相同。到南梁农场报到时已是黄昏，傍晚又被分到生产队。队长看我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风也吹得倒，再叫我到农田劳动等于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北方地区冬季不生产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萝卜白菜土豆这类可以储存的蔬菜窖藏起来，以备整个冬季食用。萝卜白菜土豆自己不会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监守自盗，首先偷吃起来。我甚至认为队长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贪官体会领导的意图相似。每天，进了菜窖，先用镰刀切满满一脸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炉子上煮。我的破脸盆既洗脸又洗脚洗衣服还用来煮菜，用现在的词汇可叫"多功能盆"。开始享受的时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里填，大快朵颐。吃了几顿就觉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发呕，才发觉盐对人的重要，难怪历朝历代政府都要垄断食盐贸易。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桔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19节：宁夏有个镇北堡(5)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称。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碴，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他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卟卟"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第二辑 文人经商 第20节：宁夏有个镇北堡(6)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的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二百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砂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下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