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直感呐，冈田先生！说痛快点，完全如此。我这么对自己说：喂，牛河，若要改换门庭此其时也！当然，先得游逛一段时间。但工作去向已经明确。也就是眼下要有个冷却期间。不管怎么说，马上从右向左也太露骨了嘛。"
牛河从上衣袋里掏出卫生纸指把鼻涕，团了团又塞回衣袋。
"那么，久美子那边怎么样了？"
"对对，该接着说久美子女士。"牛河突然想起似地说道，"在此得老实交待一句：我可是一次也没有见过久美子女士，无幸一睹芳容。只在电话里说过话。那个人嘛，冈田先生，也不光我，任何人都一概不见。至于见不见绵谷先生我不知道，那是个谜。此外恐怕谁都不见。连钟点女佣都不怎么见。这是我从女佣口里直接听来的。要买的东西和要办的事全部写在便笺上，找她也避而不见，口也几乎不开。事实上我也到公寓探过情况。久美子女士应该住在里边，却丝毫没有那样的动静，实在静得出奇。问同公寓的人，也都说一次也没见过她什么样。就是说，久美子女土在公寓里始终过着那样的生活。有一年多了，准确说来一年五个月了。她不愿外出必有她万不得已的理由。"
"久美子的公寓在什么地方，这你肯定不会告诉我吧？"
牛河缓缓然而明显摇了下头，"对不起，这点务请包涵。毕竟世界狭小得像个长筒屋子，又关系到我个人信用。"
"久美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你没有什么知道的？"
牛河迟疑良久。我一声不吭盯住牛河的眼睛。时间好像在四周流得慢了。牛河再次大声擤把鼻涕，欠了欠腰，又沉回椅子，叹了口气。
"好么，这可只是我的想象。据我想象，那绵谷家原来就有些罗罗索索的问题。什么问题具体我不明白。但反正久美子女士以前就有所感觉或有所了解，想要离开那个家。那时正好你出现了，两人相爱结婚，发誓白头偕老，可喜可贺……如果长此以往自然再好不过，然而无法如愿以偿。不知什么缘故，绵谷先生不愿意让久美子女士从身边离开。怎么样，这方面可有什么记得起来的？"
"多多少少。"我说。
"那好，我就继续随便想象下去。绵谷先生想把久美子女士从你手中强行夺回到自己阵地。在久美子女士同你结婚时他或许还无所谓，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久芙子女士的必要性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于是先生决心把久美子重新夺回，为此竭尽全力，结果获得成功。使的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我猜想在那强拉硬扯的过程中，久美子女士身上曾经有的什么被损坏掉了，一直支撑她的类似支柱的东西’嚓’一声折断了。当然，这终归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
我默然不语。男待走来往杯里倒水，将空咖啡杯撤下。这时间牛河看着墙喷云吐雾。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绵谷升同久美子之间有类似性方面的关系？"
"不不，我没那个意思，"牛河挥了几下带火亮的烟支，说，"我不是在做那样的暗示。先生同久美子女士之间有过什么和有什么，我是彻头彻尾不知道的。这可是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只是，我觉得那里边似乎存在某种扭曲的东西。还有，听说绵谷先生同离婚的太太完全没有正常的性生活---这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牛河拿起咖啡杯，又作罢喝了口水。随后用手磨挲腹部。
"呀，这些日子胃不妙，一点也不妙，一顿一顿地痛。说起来这是世代遗传。我们这个家族个个都胃不行。DNA的关系。遗传下来的没一样正经东西：秃头、虫牙、胃痛、近视，岂不正是正月里装满咒语的福袋！伤透脑筋！去医院医生说话可能不中听，不敢去。
"不过冈田先生，也许我多管闲事，把久美子女士从绵谷先生手里领回来可能没那么简单。更何况现阶段久美子女士也不愿意回到你那里去。而且说不定她已经不再是你所了解的久美子女士，说不定已有所改变。所以嘛，恕我冒昧直言，即使现在你能找到久美子女士并且顺利把她领了回来，往下等待你的事态恐怕也不是你这两只胳膊所能应付得了的---我是不无这样的感觉。果真如此，半途而废就没什么意思。久美子女士所以不回到你身边，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我默然。
"啊，虽然前前后后够复杂的，能见到你也很有兴味。你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个性什么的。如果将来能写写自传，一定浓墨重彩给你写上一章。反正没什么好怨恨的。那么就在这里高高兴兴分手，一切到此为止好吗？"
牛河很疲劳似地靠住椅背，静静摇几下头。
"好了，有点说多了。对不起，我那份咖啡钱，就请给我付了吧，毕竟是失业之身……可你也同是失业者。懊，互相好自为之吧，祝你好运！你心情好转时，也请为我牛河祝福。"
牛河说罢立起，转身出了咖啡屋。
奇鸟行状录
加纳马尔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梦中（当然做梦的我并不知是梦），我和加纳马尔他对坐喝茶。长方形房间又长又宽，可以从这一头一眼望到另一头。里面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大约超过500张四四方方的餐桌。我们坐在正中间一张。这里除我们俩别无一人。天井--令人想起寺院的高高天井上有无数粗大的横梁，所有梁上都悬垂着仿佛吊盆植物样的东西。很像假发。但定睛细看，原来是真人的头皮。因为内侧沾有黑乎乎的血渍。肯定刚刚剥下来吊在梁上风干。我不由胆战心惊，怀疑我们正用的茶杯中落有尚未干通的血滴。实际上也有活像漏雨似的滴血声四下传来，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来异常之大。但我们桌上方悬吊的头皮似乎血已干了，不必担心血滴落下。
茶热如沸水，碟上羹匙旁放着三块浓绿浓绿的砂糖。加纳马尔他拿两块投入林中，用羹匙慢慢搅动。但怎么搅也不溶化。不知从何处来了只狗，蹲在我们桌旁。细看之下，狗的脸却是牛河。一只敦敦实实的大黑狗，仅脖子往上是牛河。头和股也同身上一样长满乱糟糟短巴巴的黑毛。"嘿，这不是冈田先生吗？"以狗形出现的牛河说话了，"喏，好好看看！如何，脑袋毛茸茸的吧？跟你说，一变成狗立时生出毛来，真个十分了得。连阳物都比以前大多了，胃也不再一顿一顿地痛，眼镜都没戴是吧？衣服也不用穿了，天大的好事！也真是奇怪，以前我怎么就没悟出来呢？怎么样，冈田先生，当一回狗如何？"
加纳马尔他拿起剩下的一块方糖，猛地朝狗脸掷去。方糖出声地打在牛河额头，顿时淌出血来，染黑牛河的脸。血黑如墨。但牛河好像不怎么疼，依然嬉皮笑脸，不声不响摇着秃尾巴去了哪里。其睾丸确乎大得异乎寻常。
加纳马尔他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短大衣，领口在前面合得严严实实，而大衣里却一丝不挂---这我看得出。微微有一股女人裸肤味儿。无须说，她戴一顶红塑料帽。我拿起杯圆了口茶。茶索然无味，唯热而已。
"太好了，你总算在！"加纳马尔他以释然的声音说道。很久没听她说话了，语声较以前多了几分欢快。"这几天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你大概一直不在，也不知前后情况，担心出了什么事。你好像还很有精神，这就比什么都好。听得你的声音就放心了。不管怎么说，实在好久没联系了。具体过程或来龙去脉一一道来难免话长，况且又是电话，只简单说几句好了：其实我长期旅行来着，一个星期前才总算回来。喂，冈田先生……你听着吗？"
"喂！"我应道。原来不知何时我竟手握听筒贴在耳上。加纳马尔他则在桌对面拿着听筒。电话声听起来很遥远，仿佛音质差劲儿的国际电话。
"那期间我一直远离日本，在地中海的马尔他岛---一天我突然觉得应重返马尔他岛留在那个水旁，到时候了！那还是我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后的事。记得吗？电话里我说克里他下落不明来着？不过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如此长期离开日本的打算，准备两三个星期就回国的。所以才没有特意跟你联系。我几乎谁也没告诉，就穿随身衣服上了飞机。可实际到当地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冈田先生您去过马尔他岛么？"
没有，我说。记忆中几年前和同一对象谈过大体同样的话。
"喂！"加纳马尔他呼道。
我也"喂喂"两声。
我想我应该有什么要对马尔他说，却横竖想不起来。歪头沉思半天总算想起来了，于是握好听筒道："对了，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猫回来了！"
加纳马尔他沉默四五秒，"猫回来了？"
"是的。你我两人本来是为找猫相识的，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
"猫回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初春。那以来一直守在家里。"
"猫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同失踪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说，秃尾巴的形状倒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说，"猫回来摸它的时候，蓦地觉得过去秃尾巴好像卷得更厉害来着。也可能我记错。毕竟快一年多不见了。"
"不过猫肯定是同一只猫吧？"
"那没错。养那么久了，是不是同一只猫还是看得出的。"
"倒也是。"加纳马尔他说，"不过很抱歉，实话跟你说；猫真正的秃尾巴在这里呢！"
言毕，加纳马尔他将听筒置于桌面，一下子脱掉大衣亮出裸体。果然她大衣下什么也没穿。她有着与加纳克里他同样大小的乳房，生着同样形状的阴毛。但她没有摘去塑料帽。加纳马尔他转身把背对着我。她屁股上的确长着一条秃尾巴。为了同她身体尺寸保持平衡，固然较实物大出许多，但形状本身则同青箭的秃尾巴一般模样。尖端同样弯得毫不马虎，弯法细看之下也比眼下青箭的远为现实而有说服力。
"请仔细瞧瞧，这才是猫失去的那条真尾巴。现在猫身上的是后来做的假货。乍看一样，细看就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那秃尾巴，她一甩躲开，依然赤身裸体跳往另一张桌面。"吧喀"，一滴血从天花板掉在我伸出的手心。血鲜红鲜红，活像加纳马尔他的红帽子。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尔他从桌子上对我说。秃尾巴急剧地摇个不停。
"科西嘉？"我问。
"所谓人非岛屿啦！"黑狗牛河不知从哪里过来插嘴道。
加纳克里他的小孩？
我一身大汗醒来。
实在许久没做过如此鲜明如此有头有尾的长梦了，何况又这般奇妙。醒后好半天胸口都"怦怦"大声跳个不止。我冲了个热水淋浴，拿出新睡衣换上。时间是半夜1点多，睡意却没了。为了平复心情，我从厨房壁橱里头拿出一瓶老白兰地倒一杯喝着。
之后，进寝室找青箭。猫在被窝里弓成一团睡得正香。我撩开被，把猫的秃尾巴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我一面回想尾端卷曲的形状一面以指尖确认，猫一度不耐烦地伸了下腰，又很快睡了过去。我开始没了信心，闹不清青箭的秃尾巴是否同"绵谷升"时代的完全相同。不过加纳马尔他屁股上的的确确很像"绵谷升"真正的秃尾巴。我可以历历记起梦境中的颜色和形状。
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尔他在梦里说。
第二天我没远去。早上去车站附近自选商场买一堆食品回来，站在厨房做午饭。猫喂了它一大条生沙丁鱼。下午去了一次好久没去的区营游泳池。大概快年末的关系，游泳池人不太多。天花板扩音器传来圣诞节音乐。慢慢游到1，000米时，趾尖开始抽筋，遂作罢上岸。游泳池壁贴着很大一张圣诞节装饰画。
回到家，信箱里居然有一封很厚的信。不用翻过来看寄信人姓名也知道信谁寄来的。写那笔漂亮毛笔字的，除间官中尉无第二人。
* * * * *
久疏函候，深以为歉，间宫中尉写道。语气依然那么谦恭那么彬彬有礼，读之我倒有些歉然。
久怀唯此必写必说之念，无奈碍于诸多缘由而始终无力对案提笔，迟疑不决之间今载亦将倏忽逝去。自己也马齿徒增，已为不知死之何时而至之身，再无法久拖下去。此信或许意外冗长，但愿不平添麻烦。
去年夏天去府上递交本田先生纪念物时我向您讲述的蒙古之行的长话，坦率地说，还有下文待续，称之为后话亦未尝不可。去年提起时我之所以未能将后半部分一并推出，里面有几点原因。其一是因为集中说完话未免过长。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时我不巧有急事要办，没有时间全部说完。而与此同时，心理上我也没有完成将后半部分向别人如实说出的准备。
但同您分手之后，我以为还是把眼下的事统统放下，连同真正的结局毫不保留地如实讲给您为好。
1945年8月13日我在海拉尔郊外激烈的攻防战中给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之际，被苏军T34坦克的履带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运往赤塔苏军医院，在那里做手术剩得一命。上次我也说过，我是新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员，上边已决定一旦苏联参战立即撤往后方。但我宁愿一死，志愿转入国境附近的海拉尔部队，率先手持地雷朝苏军坦克队扑去。但如本田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预言的那样，我未能轻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计我率领的连队在那里无一生还。虽说是依令行动，实质上无异于无谓的自杀。我们使用的小小不然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嘴说出。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一如欧洲战争后对德军采取的作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惟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地埋在哈拉尔的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的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在那里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体力消耗、损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褴褛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进不去。废井于是成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一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面封顶一般扔上扔石块，转移到下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是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来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有增无减，但事故完全不在话下。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女孩子做饭扫地洗衣服。大些的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淫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二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接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机枪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1947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应该是5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锤击磁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掏出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干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褶豆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脏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住惊愕，对着脖子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土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土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走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性劳动，直到干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一杯黄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战斗，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归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定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带铁链，用铁锤敲石头。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交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同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性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干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氛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情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干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情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了我。"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情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络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1938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干干净净地干掉。
诺门坎战役结束，东面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之后，他立即被召回中央。这次被派往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负责清洗旧波兰军队。在那里他得到了"剥皮鲍里斯"外号。因为拷问中他使用从蒙古领来的汉子活剥人皮。波兰人当然怕他怕得要死，凡是直接目睹剥皮的人无不统统坦白。德军突然突破国境线而抗德战争开始后，他从旧波兰撤回莫斯科。很多人因涉嫌有组织地里通希特勒而遭到逮捕，或被稀里糊涂地杀害或被关进收容所。这期间他也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滥用其拿手的拷问大发淫威。斯大林与贝利亚为了掩饰未能事先预测纳粹进攻的责任并巩固领导体制，不能不捏造出这种内奸之说。在严刑拷打阶段很多人便被无谓地杀害。据说---真伪不得而知---那期间鲍里斯及其手下几个蒙古人至少剥了五个人的皮，鲍里斯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
鲍里斯一方面生性残忍，一方面又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正由于小心谨慎，他才得以避过所有的阴谋和清洗。贝利亚对他喜爱得一如亲子。然而或许有点过于得意，一次他干过了头。那是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以在乌克兰战役中私通纳粹德国党卫军坦克部队的嫌疑逮捕了一名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审讯当中予以杀害---将烧红的烙铁伸进身体各个部位（耳穴、鼻孔、肛门、阳物等等）折磨致死。不料这名军官是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干部的侄子。事后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周密调查，查明该军官纯属无辜。不用说，那名共产党干部大发雷霆，伤了面子的红军也不肯忍气吞声。这回即使是贝利亚也无力包庇了。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同蒙古副官一起被判以死刑。但NKGB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鲍里斯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进行强制劳动（蒙古人则被处以绞刑）。贝利亚那时给狱中的鲍里斯悄悄悄去口信，叫他自己设法在那里存活一年，那期间他往红军和党那里打通门路，一定恢复他往日地位---至少据尼古拉说来是这样的。
"知道吗，间官，"尼古拉压低噪音说，"这里普遍相信鲍里斯早晚重回中央，说贝利亚很快就会把那家伙救出去。不错，这个收容所目前由党中央和红军管理，贝利亚不便贸然下手。但也不能因此麻痹大意，风向说变就变。要是现在让那家伙在这里受苦受难，到那时候肯定遭到骇人听闻的报复，这是明摆着的事。世上固然傻瓜不少，但自己往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被奉为上宾，生怕碰他这个肿包。住宾馆让人侍候毕竟不可能，为摆样子也得让他带脚镣干些轻活。但即使现在也给他住单人房，烟酒随便受用。若让我说，那家伙跟毒蛇没什么两样，留着对国家对谁都没好处。有人半夜里一下子割断他的喉咙该有多好！"
一天，我正从车站附近路过，那个大个子中止再次把我叫住。我取出通行证给他看，他却摇头不接，而叫我马上到站长室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到站长室一看，是身穿囚服的鲍里斯格洛莫夫在等我。他正坐在站长桌前喝茶。我呆呆立在门口不动。鲍里斯没再带脚镣，招手让我进去。
"哎呀，间官中尉，好久不见了嘛！"他和颜悦色地笑道，并劝我吸烟，我摇头拒绝。
他自己叼支烟擦火柴点燃，说道："一晃不见九年了，或者八年？反正你还好端端活着就谢天谢地。故友重逢，一大喜事啊！尤其在那场残酷的大战之后。不是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从那眼混账井里出来的？"
我紧紧缄口沉默。
"也罢，算了。总之你是侥幸从那里出来了。并且在哪里丢了一支胳膊，还不知不觉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再好不过！胳膊少一支无所谓，重要的是活着。"
我回答说自己并非想活才活着的。
鲍里斯听了放声大笑。
"间官中尉，你真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不想活的人如何会安然死里逃生？实在有趣至极。我这双眼睛可不是那么好蒙骗的哟！一个人逃出深井又过河跑回满洲，一般人万不可能。不过别担心，我不打算讲给任何人。
"只是，不幸的是我已失去原来地位，如你所见，成了在押的一个囚犯。可是我无意永远在此天涯海角拿锤子敲什么石头。即使如此沦落的现在也还在中央堂堂正正保存力量，并且凭借那力量在这里日日养精蓄锐。跟你是开诚布公，实际上我很想同你们日本俘虏兵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么说，这煤矿的成绩来自多数日本俘虏兵诸君辛勤的劳动。无视你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开展工作。而在开展工作之际，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你曾服役于关东军谍报机关，胆大敢为，俄语也好。如果你肯居中斡旋的话，我想我可以对你和你的同胞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这提议绝不算坏！"
"我以前没当过间谍，以后也不想当。"我断然回答。
"我也不是说让你当间谍，"鲍里斯抚慰似地说，"不要误解。知道么，我是说准备给你们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提议开创良好的关系。跟你说间宫中尉，我甚至可以把那个不干好事的格鲁吉亚混账政治督导员从椅子上打翻在地！不骗你。如何，你们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把那家伙驱逐之日，就是你们部分赢得自治之时。你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自主地进行组织。这样，至少可以不必像以前那样遭受看守无端虐待。你们不是一直怀有这种愿望的么？"
确如鲍里斯所言。长期以来我们几次向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均被一口回绝。
"对此你要求怎样的回报？"我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笑眯眯地说，"我需求的只是同你们日本俘虏兵诸君有个密切而良好的关系。为了将若干看来很难沟通的同志从这里驱逐出去，需要你们日本兵的协助。我们的利害有几个部分是共同的。如何，我和你们携一次手好么？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give and take"。如果你们协助，不会让你们吃亏，我绝对无意蒙蔽利用你们。当然喽，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请求你们喜欢。我们之间多少有过不幸的回忆。但别看这样我还是个讲究信义的人。讲定的事必然履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付诸东流好么？
"几天内访对我的建议给予实实在在的答复。尝试一次的价值我想是有的，更何况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再可失去的东西，对吧？记住，间官中尉，这话只能极端保密地告诉给真正可靠的人。实在说来，你们当中混有几个协助政治督导员的告密分子，千万不要传到那几个家伙耳朵里。一旦泄露，事情很可能遇到麻烦。这方面我的力量还不能说很充分。"
我回到收容所把情况悄悄讲给一个人。此人原为中校，有勇有谋，是死守兴安岭要塞直到停战都没举白旗的部队的部队长，如今是整伙日本俘虏兵的幕后领导，俄国人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我略去哈拉哈河山本一事；告诉他鲍里斯原是秘密警察的高级头目，说出他的建议。中校看样子对赶走现任政治督导员取得日本俘虏自治权的可能性颇感兴趣。我强调说鲍里斯残忍危险，长于阴谋诡计，不可轻易相信。"或许是那样，但确如他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中校对我说。给他如此一说，我也无言以对，觉得无论因此发生什么事，情况也不至于变得比现在更糟。然而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地狱这东西真是个无底洞。
几天后，我设法选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安排中校和鲍里斯单独见面，我作为翻译参加。30分钟后达成秘密协议，两人握手。至于后来过程如何，我就不晓得了。为不引人注意，他们大概避免直接接触，采用秘密联络手段频繁交换密码文。因此我再没机会介入其间。中校也好鲍里斯也好那期间采取的都是彻底的保密主义。但这对我是求之不得的。可能的话，我不想再次同鲍里斯发生关系。当然事后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约一个月后，如鲍里斯向我讲定的那样，格鲁吉亚政治督导员被中央调离，两天后派来了新的督导员。又过两天，三个日本俘虏兵在同一晚上被勒死。为姑且制造自杀候相，早上他们被人用绳子吊在棚架---毫无疑问是其同伴即日本俘虏兵本身子的。三人大约是鲍里斯所说的密告分子。但事件没受到任何追究和处分不了了之。那时，鲍里斯已基本把收容所实权握在手中。
奇鸟行状录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我身穿毛衣和短大衣，毛线帽戴得低低的，翻过后墙下到阒无人息的胡同。到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人们尚未起床。我放轻脚步顺胡同走到"公馆"。
房子里仍是六天前我离开时的样子。厨房洗碗地仍旧堆着用过的餐具。没有留言条，录音电话没有话进来，肉桂房间的电脑画面早已僵死，空调机一如往常保持室内恒温。我脱去大衣，摘下手套，烧水泡红茶喝着，吃几片带奶酪的饼干权作早餐。然后洗好洗碗池里的餐具放回壁橱。9点钟了，肉桂依然没有出现。
我走到院子掀开井盖，弓腰往里窥视。里面仍黑洞洞的。对这井我现在已十分了解，仿佛了解自己肉体的延长。其黑暗、气味和岑寂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比了解久美子还更详细了解这眼井。当然我还清楚记得久美子。闭上眼睛，她的声音相貌身体和举止的细微处都能一一记起。毕竟同她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六年。但与此同时，又似乎觉得她身上有了自己记不那么鲜明的部分。或者说已不如以前那样对自己的记忆具有十足的自信，就好像无法准确记起失而复得的猫的秃尾巴的卷曲形状。
我坐在井沿，双手插进大衣袋，再次环顾四周。看样子马上就要下起冰冷的雨雪。没有风，空气干冷干冷。一群小鸟像勾勒暗号图形一样以复杂的线路在空中盘旋几次，之后箭一般不知去向。片刻，传来大型喷气式飞机沉闷的马达声，姿影则被厚厚的云层挡住全然不见。阴晦到如此程度，白天下井也不必担心上来时阳光刺伤眼睛。
但好半天我什么也没做，兀自在那里静坐不动。无须急躁。一天刚刚开始，还不到中午。我就这样坐在井沿任凭脑海里浮想联翩。过去在这里的石雕鸟被搬去哪里了呢？莫非此时点缀在别人家院子里依然以展翅欲飞的姿势表现它那永远无从实现的冲动不成？抑或去年夏天拆除官胁家空屋时被当垃圾扔掉了呢？我很有些怀念那个石雕鸟，觉得院子由于石雕鸟的不在而失去了往日微妙的谐调。
过了11点，不再浮想联翩之后我开始下井。顺着梯子下到井底后，我照例做了个深呼吸确认周围空气情况。空气没有变化，多少有点霉气味儿，但氧气没有问题。接下去，我伸手去摸靠井壁立着的棒球棍。但球棍哪里也找不到。球棍不见了，毫无踪迹地不翼而飞。
我在井底坐下，背靠井壁。
我叹息几声。没有目的的空虚的叹息，一如无名空谷心血来潮掠过的风。叹息也叹累了，便用双手咋嗤咋嗤擦自己脸颊。到底谁把棒球棍拿走了呢？肉桂？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除他无人知道那条棒球棍的存在，也不会有人下到这井底。可是肉桂为什么非拿走我的棒球棍不可呢？黑暗中我无奈地摇头。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者说是我不能理解的很多事之一。
反正今天只能在没有棒球棍的情况下进行了，我想。没有办法。棒球棍原本不过是护身符样的东西。不怕，没有也毫无关系。一开始我不是两手空空走到那个房间的吗？如此说服自己之后，我拉绳合上井盖。继而双手拢在膝头。在深深的黑暗中静静闭起眼睛。
但一如上次，意识很难集中于一点。纷繁的意念悄然潜入脑海干扰集中。为把意念驱逐一空，我开始考虑游泳池，考虑我常去的区营25米泳道室内游泳池，想象自己在游泳池往来爬泳的光景。我忘掉速度，只管静静地缓缓地游动不止。我将臂肘从水中悄悄抽出，由指尖轻轻插入，以免发出不必要的声响，溅起不必要的水花。我像在水中呼吸一样将水含人口中再徐徐吐出。如此游了一会，渐觉身体竟如乘缓风，自然随波逐流。传入耳畔的只有我规则呼吸的声息。我如空中飞鸟在风中飘忽，俯视地面风光：远处的街市、渺小的人影、流动的河渠。我充满祥和的心绪，不妨称之为心旷神怡。游泳是我人生旅途中发生的最为辉煌的事情之一。尽管没有解决任何我面临的问题，但也没受任何损失。也没有任何缘由可以使我受损。游之泳之！
蓦地，有什么传来。
意识到时，黑暗中我听得类似飞虫羽声那嗡嗡嗡嗡嗡低沉单调的吟哦。但不同于真正的飞虫羽声，而更带有机械的人工的意味。其波长犹短波广播的调谐时高时低变化微妙。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试图弄清声音来自何处。它既像来自黑暗的某一点，又似乎发于我自身的脑袋。漆黑中极难分辨。
将神经集中于声音时间里，我陡然坠入睡眠。这里边完全不存在"睡意"这种阶段性认识。它来得是那样地唐突，就像在走廊不经意行走时有人一把将自己拖入全然陌生的房间。这如深泥层般的昏睡不知包笼了我多长时间。我想大概不长，或许一瞬之间。但当我偶然回过神时，发觉自己竟置身于另一种黑暗。空气不同，温度不同，黑暗的深度和质量不同。黑暗中混杂着隐约不透明的光，且有似曾相识的浓郁的花粉气味扑鼻而来---我是在那座奇妙宾馆的房间里。
我扬起脸，环视四周，屏住呼吸。
我穿过了墙壁。
我坐在地毯上，背靠贴墙布的墙壁，双手在膝头合拢。我醒得完全彻底，一如睡眠的无比深重。由于对比是那样极端，好一会才适应自己的觉醒。心脏发出很大的声音，迅速收缩不已。没错,我是在这里。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
在重重设防的细密的黑暗中，房间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毫无区别。但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细小部分便多少不同起来。首先电话机位置变了，由床头柜移至枕头，在枕上悄然伏身。其次瓶中的威士忌减少许多，现在只剩瓶底一点点。冰筒里的冰块已彻底融化，成了混浊的陈水。玻璃杯干得甚是彻底，手指一碰不难看出沾有白色的灰尘。我去床边拿起电话机，把听筒贴在耳上，却已绝对死寂。看来房间已被弃置很久遗忘很久了，完全感觉不到人的气息。唯独花瓶里的花依然保持近乎怪异的蓬勃生机。
床上有谁躺过的痕迹。床单床罩和枕形有点乱。我掀开床罩查看，但已没有余温，化妆品味儿亦未留下。我觉得那个人已离开床很长时间。我坐在床沿，再次缓缓四顾，侧耳谛听。但一无所闻。房间仿佛被盗墓者运走尸体的古墓。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我的心脏如蜷缩的猫就那样硬硬地冻僵。空气瑟瑟发颤，飘浮的花粉被击中一般睁眼醒来，花瓣在黑暗中微微扬脸。电话？可是电话刚才已如深深埋在土里的石头一样死寂。我调整呼吸抑制心跳，确认自己确乎置身于这房间中而并未移往别处。我伸手用指尖轻触听筒，须臾慢慢提起听筒。铃声大约共响了三四次。
我"喂喂"两声。但电话在我拿起的同时即已死掉。无可挽回的死，如手中托着沙袋一般重。我以干涩涩的声音重新"喂喂"一次，不料我的声音被厚墙一样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反弹回来。我将听筒放回，然后又一次贴上耳朵。寂无声响。我在床头坐下，屏息敛气等待铃声再度响起。却不肯响。我望着空气中的灰尘一如原来失去意识在黑暗中昏倒沉沦。我在头脑中再现铃声。现在我已无法判断是否真的响起过铃声。但如此怀疑下去，事情根本无法收场。我必须在哪里划一条线，否则连我自身这一存在都岌岌可危。铃声确实响了，毋庸置疑。而在下一瞬间死了。我轻轻干咳一声。然而咳声也倏然在空气中死去。
我站起身，再次在房间走动。我注视脚前地面，仰望天花板，在茶几坐下，轻轻靠住墙壁。我若无其事地抒动球形门拉手，打开落地灯又关上，关上又打开。当然，门纹丝不动，灯无动于衷。窗口从外面封死。我试着凝神谛听。沉默如光溜溜的高墙。尽管如此，我觉得里边仍有什么想欺骗我---似乎全都在鸦雀无声，紧贴墙壁，隐去肤色，不让我觉察其存在。所以，我也佯作不知。我们在巧妙地互相欺骗。我再次清清嗓子，用指尖碰了下嘴唇。
我决定重新检查一遍房间。又按了一次落地灯开关。灯不亮。打开威士忌瓶盖嗅了嗅残留的酒味儿，味儿一如往常。Catty Sark。我拧好瓶盖，放回茶几原来位置。出于慎重，我又提起听筒贴在耳上。死死的，死得无法再死。继而在地毯上缓缓踱步确认鞋底的感触。耳朵贴在墙壁上，集中神经看能否听见什么。当然什么也听不见。接着站在门前转动球形拉手---尽管自知徒劳---结果很容易向右转了一圈。但我好一会儿都无法将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刚才还像给水泥固定似地一动不动。我将一切还原为白纸，再一次重头核实。离手，伸手，左右转动球形拉手。拉手在我手中左右旋转自如。有一种舌头在口腔中鼓胀般的奇妙感触。
门没锁。
我把转动后的拉手往里一拉，令人目眩的光从门缝泻入房屋。我想起棒球棍。若有那球棍在手，原本可以再沉着一些。算了,忘掉棒球棍。我毅然决定大大打开门。左顾右盼确认无任何人之后，走到走廊。一道铺有地毯的长长的走廊。不远的前面有一个插满花的大花瓶。是吹口哨的男待敲房间门时我用来藏身的那个花瓶。记忆中，走廊相当之长，且中途拐了好几个弯后分开。当时我碰巧遇上吹口哨的男待，尾随其后来到这里。房间门上钉有208号门牌。
我一步一步稳稳朝花瓶方向走去。但愿能走到电视荧屏曾有绵谷升出现的那座大厅。那里当时有很多人且有动感。弄得好，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一点线索。但那无异于没带指南针就闻人漫无边际的抄漠。倘若既找不到大厅也返不回208房间，我很可能滞留在这迷宫般的宾馆而无法回归现实世界。但我无暇犹豫。这恐是最后机会。我每天等在井底持续等了半年，现在门终于在我面前打开。况且不久井也将被人从我手中夺走。若在此裹足不前，迄今为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化为泡影。
有几个拐角。我的脏网球鞋无声地踏着铺满地毯的走廊。不闻人语不闻音乐不闻电视机声。空调机换气扇电梯声也听不见。宾馆安静得犹被时间遗忘的废墟。我拐过好些拐角走过好些门前。有几条叉路，每次我都选择右侧的。这样，在我想返回的时候，只要向左向左即可回到原来房间。方向感已荡然无存。弄不清自己是朝着什么前进。房间号的排列顺序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毫无用场，还没等记忆便已纷纷滑出意识不见。不时觉得有和上次相同的房号出现。我站在走廊正中调整呼吸。难道我像迷失在森林中那样在同一地方团团打转吗？
正当我茫然仁立时，远处传来似曾听过的声音。吹口哨的男侍。口哨吹得有板有眼。吹得如此漂亮的别无他人。他仍如上次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那旋律并不容易用来吹口哨，他却吹得潇洒自如。我沿走廊朝口哨方向前进。口哨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大概他沿走廊朝这边走来。我找一根柱子躲在阴影里。
吹口哨的男待手托银盘，上面同样放着Catty Sark和冰筒和玻璃杯。男待目现正前方，以仿佛陶醉于自家口哨的神情---从我面前快步走过，看也没看我一眼。样子似乎在说正在争分夺秒。一切都一成本变，我想。肉体仿佛被时间的逆流冲回。
我立即尾随男侍。银盘随着口哨不无惬意地一摇一闪，明晃晃反射无花板的灯光。《贼喜鹊》的旋律咒语一般无数遍周而复始。《赋喜鹊》究竟是怎样一部歌剧呢？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其序曲单纯的旋律和离奇的剧名。小时候家里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这一序曲的唱片。较之库拉乌迪奥·阿巴特那充满青春活力和现代感的流畅华丽的演奏，托斯卡尼尼的则令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就像经过一场激烈格斗之后把强敌强压在身下而即将开始慢慢绞杀。但《贼喜鹊》果真说的是偷东西的喜鹊吗？等一切水落石出，我要去图书馆查查音乐辞曲才是。如果有全曲唱片卖，不妨买来听听。噢，怎么样呢，届时我也许失去兴致。
吹口哨的男侍如机器人一样稳稳当当正步前行，我稍拉开一点距离跟在后面。他去哪里不想我也知道：他准备给208房间送新的Catty Sark和冰筒。实际上男侍站定的地方也是208门前。他把盘子换到左手，确认门牌号，伸腰端正姿势，事务性地敲门。三下，又三下。
听不清里面有无回音。我躲在花瓶后面窥着男待动静。时间在流逝。但男侍简直像考验忍耐力极限直立在门前凝然不动。不再敲门，静等门打开。一会儿，祈愿大约传到了里面，门从内侧打开一条小缝。
奇鸟行状录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鲍里斯没有失约。我们被赋予部分自治权，重新设置了由日本俘虏兵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中校领导。以前那种俄国看守和警卫暴行被禁止，所内治安由委员会负责。新政治督导员的（即鲍里斯的）表面姿态是：只要不闹事和完成生产定额，其他事不加干涉。这种看上去堪称民主的改革，对我们俘虏自然是一大喜讯。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包括我在内---由于过于欢迎改革而放松了警惕，未能看穿改革背后鲍里斯的阴谋诡计。
新上任的政治督导员在以秘密警察为后盾的鲍里斯面前完全抬不起头，于是鲍里斯趁机将收容所和煤矿镇变成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阴谋与恐怖在这里成了家常便饭。鲍里斯从囚犯和看守中挑选出残忍而魁梧的人加以训练（这地方不缺少此类人），组成近卫队一样的团伙。他们武装以枪、刀、尖镐，按鲍里斯的命令对不从其意的人进行威胁、伤害或者有时拉去哪里打杀。任何人对他们都无能为力。军方派来负责煤矿警备的一个连队，也对这伙人的胡作非为徉作不知。那时就连军队也无法轻易对鲍里斯下手了。军方只在后头悠然负责车站和兵营附近的警备，对于煤矿和收容所里发生的事情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近卫队团伙里特别得鲍里斯青睐的，是一个被称为"塔尔塔尔"的蒙古囚犯出身的人，他总是如影随形不离鲍里斯屁股后。"塔尔塔尔"据说原是蒙古摔跤冠军，右脸颊有块紧绷得变形的火烧伤疤，乃是拷打遗痕。鲍里斯如今已脱去囚服，住进整洁漂亮的公房，将女囚轮流当女佣使用。
据尼古拉讲（他愈发沉默寡言），他认识的几个俄国人夜里人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对外说是下落不明或作为事故处理，而实际上无疑是给鲍里斯的爪牙悄悄"干掉了"。人们只要对鲍里斯的意向、命令稍有不从便临生命危险。有几个人向党中央上告这里的不正当行为，结果因事情败露而失踪。"听说为了杀一做百。那些家伙连七岁小孩都不放过，"尼古拉脸色发青地偷偷告诉我，"而且是在父母面前活活打死的。"
鲍里斯起始没有对日本人地区如此凶相毕露。他首先要完全控制那里的俄国人，全力巩固自己的地盘，那期间日本人的事交由日本人自己管。因此，变革后最初几个月我们得以品尝短暂的安稳。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劳动强度由于委员会的要求而多少有所减轻，也无须再害怕看守的暴力。我们中间甚至到这里以来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大家认为事情有了些许好转。
当然，这数月蜜月时间里鲍里斯对我们也并非放任不管。他悄悄然而稳稳地埋下了基石---鲍里斯逐个威胁或收买日本人委员会成员，暗地里一步步使委员会处于地控制之下。但由于他推进得非常谨慎，避免使用露骨的暴力，因而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用心。觉察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是说，鲍里斯在自治名义下使众人麻痹大意，从而更有成效地确立了他铁一样的独裁体制。其计算恶魔一般精确而冷静。不错，无谓而无用的暴力是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冷酷计算的新型暴力。
他大约花半年时间确立坚如磐石的独裁王国，其后回过头来镇压我们日本俘虏。中校因在几个问题上代表日本俘虏兵利益同鲍里斯针锋相对而被其除掉。那时委员会里不仰鲍里斯鼻息的人便只剩中校及其几个同伴。中校夜里被人按住手脚扼住喉咙，用湿手巾蒙在脸上窒息而死。那当然是按鲍里斯命令干的。他命令委员会指使日本人杀害了中校。中校的死被作为病死简单了结。我们晓得谁直接下的手，但不能说出口。因为当时便已有鲍里斯的特务潜入我们中间，无法在人前随便开口。中校遇害之后，日本人委员会的委员长通过互选由对鲍里斯言听计从的人接任。
劳动环境也由于委员会的变质而逐步恶化，终归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为了换取自治，我们曾向鲍里斯保证过生产定额。而这对我们渐渐成了沉重负荷。定额被以各种名义步步升级，结果我们的劳动比以前更为不堪忍受。事故增加，许多人成为野蛮采煤的牺牲品而徒然抛骨异乡。所谓自治云云，说到底无非以前由俄国人负责的劳务管理改由日本人自己担当罢了。
不用说，俘虏之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以往平分苦难的小社会里产生了不公平感，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和猜疑。为鲍里斯效命的人分得较轻劳动和好处；其他人则必须忍受以死为邻的残酷生活。但没有人敢大声抱怨。因为明显的反抗即意味着死。很可能被关进奇冷的惩罚室因冻伤和营养失调而丧命，或者夜里睡着时被"暗杀队"用湿毛巾捂在脸上，抑或在矿井干活时被人从背后用洋镐劈开脑袋扔进竖井。黑暗的矿井深处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不觉之间某某人消失不见。
我不能不感到自己负有将中校引见给鲍里斯的责任。当然即使我不参与，鲍里斯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打入我们中间，迟早会出现同样情况。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可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痛楚。我那时判断失误，自以为得意地干了错事。
一天，我忽然被叫到鲍里斯作为事务所使用的建筑物里。已许久没见鲍里斯了。他像在站长室见到时那样坐在桌子前喝茶，背后依然屏风般站着腰插一支大自动手枪的塔尔塔尔。我一进去，鲍里斯回头示意蒙古人出去。于是只剩我们两人。
"怎么样，间宫中尉，我是言而有信的，是吧？"
是的，我回答。不错，他是言而有信，很遗憾，他并非说谎。他向我许下的诺言确实实现了，一如同恶魔的情和。
"你们获得了自治，我获得了权力。"鲍里斯大大摊开两手笑嘻嘻地说，"所谓各取所需。采煤量也比以前增加了，莫斯科也高兴。皆大欢喜，无可挑剔。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这位中介入，并想实际给你一个报答。"
用不着感谢，也不必报答。我说。
"我们早有交往，大可不必那么冷若冰霜嘛！"鲍里斯边笑边道，"开门见山地说，可以的话，我打算把你作为部下收在身边。就是说，想请你在此协助我工作。这个地方遗憾的是能动脑思考的人实在少而又少。依我之见，你虽然胳膊只有一只，脑袋却很够用。所以只要你肯当我秘书一类的角色，作为我非常求之不得，可以为你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你在此快活度日。你肯定能久活下去甚至可以返回日本。在这地方跟着我绝对没亏吃。"
一般情况下，对此我想必一口回绝。我无意当鲍里斯的噗呼出卖同伴只求自己一人享福。假如因拒绝而被鲍里斯杀了，对于我莫如说正中下怀。但那时我脑袋里产生了一个计划。
"那么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好呢？"我问。
鲍里斯交给我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必须处理的杂务堆积如山。最重要的是为鲍里斯管理个人财产。鲍里斯将莫斯科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衣物以及医药的一部分（约占总数的四成之多）贪污下来运进秘密仓库，之后到处抛售。他还将部分原煤用货车运往别处，通过地下渠道流出。燃料慢性短缺，供不应求。他收买了铁道工作人员和站长，足可以为私人生意随心所欲调用火车。负责警备的部队也因得了食物金钱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有这种"营业"，他已经积累了惊人数额的财产。他向我解释说以后将作秘密警察活动资金之用。说他们本身的活动需要不便留下正式记录的大量资金，而他自己就是在此秘密筹资。但那是谎言。当然，其中极小一部分或许上交给了莫斯科，但绝大部分我坚信都已变为其个人资产。详细的我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将这笔钱通过秘密渠道汇往外国银行上的账户，或者换成金子。
不知什么缘故，他好像彻底信任我这个人，根本不担心我会把它的秘密泄露出去，现在想来都觉不可思议。对于俄国人及其他白人，他总是疑神疑鬼，严加防范，而对蒙古人和日本人则莫如说怀有百分之百的依赖感。也许认为我即使泄秘也别无损害。说到底，我究竟又能向谁道穿他的秘密呢？我身边清一色是鲍里斯的爪牙，而这些人无不从鲍里斯的营私舞弊中捞得残羹剩饭。由于他贪污占用食品药品中饱私囊而遭受涂炭之苦以至丧生殒命的是软弱无力的囚犯和俘虏。况且所有邮件都受检查，禁止同外界接触。
总而言之，我热心而忠实地履行鲍里斯秘书一职。我将他混乱不堪的账簿和库存目录一一加以清理，物品和资金流向也弄得有条不紊一目了然。我分门别类地造册登记，以便马上可以查出何物何款在何处数量多少以及升值动向如何。我把他收买的人列了个长长的一览表，计算出其"所需经费"。我从早到晚为他忙个不停。结果使我原本不多的朋友统统弃我而去。人们认为我已沦为鲍里斯的忠实走卒，为人一钱不值，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叹的是，纵使现在他们恐怕也在这样看我）。尼古拉也跟我再无二话。以前要好的两三个日本俘虏也对我避而远之。相反也有人因我得鲍里斯赏识而朝我接近，但我这方面又拒之门外。这样，我在收容所里愈发孤立和孤独起来。我所以免于被杀，无非因为我有鲍里斯这个后台。我被鲍里斯视为至宝，杀了我不可能简单了事。人们完全知道鲍里斯会在必要情况下变得如何残忍。其有名的剥皮情节在这里也成了传奇。
但，我越是在收容所里孤立，鲍里斯越是对我信任。对我井井有条手段高明的工作情况啧啧称赞，大为满足。
"真是了不起！只要有众多你这样的日本人，日本早晚会从战败混乱中崛起。可是苏联不行。很遗憾，几乎没有希望。沙皇时代还多少好一点，至少沙皇不必一一动脑考虑繁琐的是是非非。我们列宁从马克思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一部分为己所用，我们斯大林从列宁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量少得可怜---为己所用。而在这个国家里，理解范围越窄的家伙越能执掌大权，愈窄愈妙。记住，间官中尉，在这个国家求生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想象。想象的俄罗斯人必遭灭顶之灾。我当然不想象。我的工作是让别人想象，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点你最好牢牢记住。至少在这里的时间里你要想象什么，就想起我的脸来，并提醒自己这可不成这要掉脑袋的。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
如此转眼过去半年。到1947年秋末，我于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我负责他活动的实务性部分"塔尔塔尔"和近卫队负责暴力部分。鲍里斯仍未被莫斯科秘密警察召回。但此时他看样子已不怎么想回莫斯科了。他在收容所和煤矿中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王国，在此他活得畅快淋漓。他可以在强有力的私家军队保护下，四平八稳地积蓄财产。说不走莫斯科上层也有意不把他叫回中央，而将他放在这里巩固西伯利亚统治地盘。莫斯科同鲍里斯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当然不是邮寄，而由密使乘火车一一送达。密使们个个牛高马大，眼神冷若冰霜。他们一进门，室内温度都骤然下降。
与此同时，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其尸体一如从前被一个个投入竖井。鲍里斯严格检查囚犯的体能，对体弱者一开始便彻底驱使，削减营养，为减少人数而使其劳累消耗致死。而将那部分粮食转给身体强壮的人，提高生产效率。收容所完全成了效率第一、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多吃多占，弱者连连倒下。劳动力不够用，又有新的囚犯像运家畜一样塞满货物列车从哪里运来。严重时候运输途中即有差不多两成死去，但谁都不放在心上。新来的几乎全是从西边运来的俄国人和东欧人，对鲍里斯来说，难得的是西边斯大林朝三暮四的强权政治似乎仍在继续。
我的计划是杀死鲍里斯。当然，杀死他一个人也无从保证我们处境好转，大同小异的地狱生活仍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有鲍里斯这个人存在。如尼古拉所预言，他简直是条毒蛇，必须有个人砍掉他的脑袋。
我不惜一死。如能同鲍里斯对杀而死自是求之不得。但不许失败。必须等待万无一失那一瞬间的到来，一枪就让他乌呼哀哉。我作为他的秘书装出忠实工作的样子，同时虎视眈眈窥伺时机。然而鲍里斯---前面已经说过---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身边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塔尔塔尔加影随形。纵使偶尔鲍里斯单独一人，没有武装的独臂的我又如何能杀死他呢？但我耐住性子等待时机到来。假如哪里有神存在的话，我相信机会迟早会降临。
1948年转来不久，收容所里传说日本俘虏兵终于可以回国了。说开春就会来船接我们回去。我就此问了鲍里斯。
"是那样的，间宫中尉，"鲍里斯说，"传说是真的。不远的将来你们会全部返回日本。国际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把你们当劳动力使用下去。不过，怎么样，中尉，我有个建议---你有没有不是作为俘虏而作为自由的苏联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想法？你为我工作得十分出色，你走了找后任很不容易。反正你回日本也身无分文，相比之下笃定在我身边快活。听说日本吃都吃不上，人一个接一个饿死。而这里金钱女人权力应有尽有。"
鲍里斯的建议是认真的。大概认为我知道他个人秘密知道得太多，把这样的人放出手去未免有点危险。拒绝了，他或许为灭口把我除掉。但我已无所畏惧，我说谢谢你的建议，但自己放心不下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妹妹，还是想回国。鲍里斯耸了耸肩，没再说什么。
回国日期临近的3月一天夜里，杀他的绝好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房间里只鲍里斯和我两个人，总贴着他的塔尔塔尔也不在场。时近晚间9点，我一如往日整理账簿，鲍里斯对着桌子写信。他这么晚还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的事。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白兰地，一边用自来水笔在信笺上疾驰。衣架上连同他的皮大衣和帽子挂着装有手枪的皮枪套。手枪不是苏军配给的大手枪，是德国造的瓦尔萨PPK。那是鲍里斯在多端河渡河战役后从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中校身上没收得来的。手枪擦得侵亮，枪柄打着闪电形状的SS标记。他侍弄手枪时我看得很仔细，知道弹舱里经常塞有8发实弹。
他如此把枪挂在衣架上实在十分罕见。谨小慎微的鲍里斯伏案工作时枪总是藏在右手下的抽屉里以便能随时抽出。但这天晚间不知何故他心情很好也很饶舌。大约因此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惕。这对我正是千载良机。至于如何单手卸下安全检和如何将第一发子弹迅速上膛。这动作迄今我不知在脑海里重复了多少次。我毅然起身，装作去取文件的模样往衣架前走去。鲍里斯正专心写信，看也没看我一眼。通过时我悄悄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手枪不大，一只手攥得严严的。无论握感还是稳定性，一上手我就知是一把好枪。我站在他面前，卸下安全检，双腿挟枪，右手将枪栓往后一拉送子弹上健。随着这干涩的一声轻响，鲍里斯总算抬起头来。我将枪口对准他的脸。
鲍里斯摇头叹了口气。
"对你是够可惜的,枪里没上子弹。"他给自来水笔拧好笔帽后说道，"上没上子弹从重量即可得知。上下摇一下看看，7．65毫米的子弹8发约有80克自重。"
我不相信鲍里斯的话。我迅速瞄准他额头，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然而只有’咔’一声干响。如他所说，里边没上子弹。我放下枪，咬住嘴唇。我已什么都思考不成。鲍里斯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子弹，摊在手心上给我看。原来他已事先从弹舱取下子弹。我上了他的当。一切都是圈套。
"我早就晓得你想杀我。'"鲍里斯静静地说，"你在脑海中反复想象杀我的场面，对吧？以前我应该向你忠告过，想象是要掉脑袋的。不过算了，反正归根结底你没办法杀我。"
随后鲍里斯从手心上的子弹取出两粒朝我脚前扔来，两粒子弹”啪啦啦”滚到我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