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
见高岗放下话筒，安志文站起身来对他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赵家梁也说：“中午忙忙乱乱的，连中饭也没吃，够累的了，好好休息吧。”他这才真的感到十分疲惫，也才发现自己的两个手腕边有好几处被抓伤擦破，留下血迹，胸部也隐隐闷痛。
于是，李力群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赵、董二人跟着安志文一起下楼。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董二人点头称是。
赵家梁对董文彬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赵家梁上车时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赵家梁正焦急地等待着。刚才他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他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三点一刻。
座谈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大家注意到，高岗今天没来。
总理快步跨进办公室，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赵家梁说：“好，你讲吧。”
赵家梁扼要地讲经过情况。刚讲了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讲！”
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安、赵二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他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家梁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家梁，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他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一刻了。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据罗瑞卿后来讲，那些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听京剧“逍遥津”（汉献帝时曹操逼宫的故事）的唱片。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沉默片刻，说：“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停了一会儿又说：“让他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
下午五点多，周恩来给赵家梁打电话，要他向高岗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六点半，书记处会议。会后，习仲勋、马明芳、马文瑞、张秀山代表中央向高岗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他实行管教、待遇不变等决定。同时成立了管教组，并派公安部的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增加了警卫队的力量。
晚上九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至此，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联刘除高”计划终于有惊无险地实行了。
五、株连冤案
高岗的问题定了案，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按照一些人的推理，高岗决不是孤立一人，他必定有“帮凶”，有“同伙”，还有他的“反党老窝”。那么，就去抄他的“老窝”，去揪他的“同伙”吧。于是，便株连到更多的人。
（一）周恩来谈话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注24 这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原记录稿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在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间，中央高干座谈会结束后，他们返回东北之前。】
群众团体应参加党委和会议。
中央对你们那个草案【注25 指即将召开的东北高干会议决议草案。】的意见是：
对高岗在东北时期的错误，要有所揭发。
东北局应从东北角度揭发高岗的罪行，对其本质揭发应更深下，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对组织错”的事实，以引起广大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从草案的内容看，平淡无力，揭发不深，动员力量不够。原因是着重了个人检讨，而未得出集体的共同认识。高岗在东北已有反党活动，以后野心大起来，到北京后仍指导东北的工作。你们孤立的个别检讨，缺乏共同的历史的认识。决议草案未把他的反党活动集中起来，引起共同愤慨。
总的来看无动员力量。
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主要要打破高岗“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
原则上讲，不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对，组织上不对。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政治性的，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这个思想是高岗反党活动的理论。不仅如此，高岗对少奇有意见，在中央不谈，背后乱说。如说他与少奇有争论，说少奇派他到东北，是已看到彭真对东北的工作拿不下来。【注26 日本投降后派高岗去东北，当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后不是帮助彭真，而是看着彭真垮台。少奇信任高岗，才派他到东北工作，但他却说少奇袒护彭真。
高岗说，少奇在香山说合作社可以少分红、股少入。
高岗反对中央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注27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事实证明少奇对，高岗不对。
在莫斯科，高岗对苏联、斯大林说，苏联海军可否到青岛活动。少奇批评了他，他即发脾气。此事刘对，高错。
高岗对少奇有意见，1949年有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注28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谈话；在东北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
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来。不仅如此，他和林枫还亲自去中央汇报请示，回来后才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充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30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划入“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的，只有第一副书记林枫一人。在高干会上，林枫检讨说：“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注31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年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1979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后彭真受了批评，调离东北，但并未触动林枫。后来高岗出了事，在捏造“五虎上将”这一招上，林枫起了重要作用。用张秀山的话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张明远是1949年才来到东北工作的，1952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曾长期在白区和晋察冀地区工作，在历史上与高岗没有关系。他性格拘谨，不善交际，以其处事细心沉稳而受到高岗的器重。但或许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吧，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你的情况与王某某不同。他是‘心腹’，你是‘肌肤’。但他觉悟的早，并且有行动。而你虽然对高岗的一些言行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4年3月，总理去东北之前，曾问赵家梁对张明远怎么看？赵说：他为人很正派，勤勤恳恳抓工作，群众关系也很好。
周总理点头说：“我也这样认为。”
后来，他听了罗瑞卿和林枫关于东北高干会的汇报后，又对赵家梁说，东北的会开坏了，扩大了，罗瑞卿说明远是伪君子，说高岗有“五虎将”，把明远作为“五虎将”的第二号人物，他感到意外。
赵家梁说：“我看不出来。”
周说：“我也看不出来。”
郭峰是一些书刊炒的最热闹的一个。毛泽东说过：【注3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正因为有了领袖的这番话，郭峰不仅成了“五虎上将”，而且似乎真的成了一个“核心人物”。于是一些人便胡诌了许多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阴谋活动”。然而，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郭峰究竟是不是高岗的“心腹”？他是不是中央组织部的“核心”？
郭峰原是辽西省省委书记，1952年调到东北局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共仅一年多的时间，怎么会成为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将原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央任中组部副部长。郭峰就这样调到中组部。然而任命是下了，郭峰还没有到任，就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可见“核心之说是何等荒唐。
与郭峰同时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原来是东北局劳动部部长。那么，为什么他不时“高岗的心腹”，“劳动部的核心”?在座谈会上，确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宋平也的确莫名其妙地受到批判。但由于宋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说“宋平是老实人”，他因而得以幸免。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过去与高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高岗去北京以后，他于1953年3月才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总共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
马洪也是1949年调到东北局工作的，调北京之前是东北局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后来调到计委任专职委员，是高岗身边的秀才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他有时也为高岗出主意，但都是为了工作。他这次原是作为知情人来参加东北高干会的，不料却过不了关。
就是这样五个有着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水平的干部，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岗位，受党中央委派而到东北局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最短者不到一年），他们甚至还说不上相互了解，怎么可能结成“反党反中央”的宗派？难道就不怕有人举报揭发吗？如此胡编乱造，必然造成恶果。受害的何止他们五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东北各省市的负责人都受到一定的牵连，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长青、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以及抚顺、长春的市委书记等，甚至有的下级干部也因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株连。许多干部受处分的受处分，调工作的调工作，东北地区原来比较稳定的干部队伍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案究竟株连多少人，有谁能说得清呢？
如果说，高岗“反刘就是反党”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与高岗一起积极参与反刘活动的人，甚至为其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人，是否可算着高岗的“心腹”或“干将”呢？我们反对随便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划为“集团”或同伙“。事实上他们也都没有被说成”同伙“，这里也就不亚于赘述了。
（四）莫须有的“反党联盟”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既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岗反党集团”，那么“高饶反党联盟”又从何而来呢？当时的确有人怀疑有没有“高饶联盟”。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了那五条理由，【注3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于是没人敢再有异议了。
但是，毛泽东说的这五条也只是捕风捉影，并不能说明高岗和饶漱石之间存在联盟关系。
从历史上看，高岗与饶漱石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而且由于饶漱石长期在白区和新四军工作，高岗曾认为他是受刘少奇提拔重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一个“山头”。
1952年夏，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东北的工作搞得好，你去东北看看，找高岗谈谈。于是，这年8月，饶漱石到大连休假。
那时，经常有中央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来大连度假或养病，高岗对于饶漱石来大连，并不特别重视，只让旅大市委副书记陈伯村向他介绍东北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连休假的张鼎丞夫妇也一起来听。
东北的成就确实打动了饶漱石，他不禁问，以高岗这样一位文化部高、出身行伍的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东北的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陈伯村说了三点看法。第一，高岗注重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第二，善于用人，不讲“山头”“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这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第三，高岗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做事见成效，从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而且他要求下边的干部也这样做。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陈伯村的一番话，使饶漱石对高岗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加上毛泽东的极力推崇，自然对高岗更加尊重。
高岗是晚些时候到大连的。他接连参加三个会议（商业会议、基建会议、青年团会议）后，才到大连休息。他虽然与饶漱石见了面，但因为是初次交往，只是礼节性的应酬而已。回到沈阳后，他曾对人说，饶漱石对经济建设的许多事都不懂。颇有些轻视的意思。
到北京以后，高岗与饶漱石既无工作关系，又无个人私交，他从没有到饶漱石家里去过，饶漱石也没有来过高岗家，他们只在开会时见面，平时连电话都极少。
因此，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高饶联盟”的话，毛泽东算不算“牵线搭桥”的人呢？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究竟有什么共同活动？
如果说是批判薄一波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他们都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当时在会上有反刘言论的不仅是他们两个。当然，贬刘、反刘（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一定就是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利于党的团结，都是错误的。但由此而说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是有“共谋”、有“联盟”，是否有些过分或拔高又拔高呢？同样，扩散名单也罢，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与张秀山的观点相同也罢，都不能构成他们有“联盟”的理由。饶漱石曾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完全是不谋而合。
如果硬要说高、饶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反刘的根子，这个根子来自何人，不用说明，读者自然明白。
1953年冬，高岗从南方回来后，听说饶漱石在组工会上受了批评，日子不好过，曾两次向毛泽东陈述意见，为饶漱石辩解；后来高岗受猜疑，饶漱石也单独向毛泽东说过维护高岗的话。毛泽东由此断定，高、饶之间“有一个联盟”。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心中无“鬼”，彼此间没有什么“共谋”，只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株连别人，才敢于不避嫌向毛泽东坦然陈词。他们都自以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被说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头。
（五）牵强附会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至今，不少人一直说高岗是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到处飞舞，不足为奇。但在高岗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罪名。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不恰当，是把认识问题拔高为阶级斗争，吧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与资产阶级没有瓜葛。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也没有见到他为资产阶级说好话。如果说思想倾向有毛病的话，人们看到较多的是他的激进，或有些过“左”的，甚至有一些“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的主张很相近。更确切地说，高岗的这些思想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刘少奇格格不入之处。他认为刘少奇处处为资产阶级说话，“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刘少奇则批评他以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具体化的想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批评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左”的政策等等。他在财经会议上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评那么激烈，正是其真实思想的反映。
高岗这样一个对资产阶级怀有深刻反感和高度警惕的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呢？
唯一与“资产阶级”有点关联的，似乎就是他的生活作风腐化。这个问题，他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就有，后来掌了权，当了领导，又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与其说高岗之生活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农民流寇思想的反映更为贴切。从高岗的思想行为来看，他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领袖，如洪秀全、刘宗敏等，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高岗反党集团”也罢，“高岗反党联盟”也罢，都是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大搞“一言堂”的产物。高岗事件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一言堂”之风，把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之风越来越盛。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饶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由于对一个人的认识与处理往往同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紧密相连，随着毛泽东日益年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变得愈加紧迫，斗争也愈加表面化。尽管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完成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以至满眼都是阶级敌人，无处不有阶级斗争；动輒挥舞“反党”的大棒，打出多少大大小小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集团”满天飞，害苦了多少干部群众！
第六章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11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一直没有打扫过，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到那里去，显然很反常。
李力群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来这里干啥？你知道这里有多脏，尽是灰尘和蜘蛛网！”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赵秘书，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赌气地说。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你不要这样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连劝带拽地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讪讪怏怏，拉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六点，赵家梁回来，高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家梁接触，以免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一点，他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
这时小女儿遭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岗却毫无睡意，又跟李力群说了很久很久。
半年来，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长谈，多次谈过“不如死了算了”；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几个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场，把孩子们带大成人。万一生活没办法，就把他们送回陕北，相信那里的人会养活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说多了，李力群以为他之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像往常一样，反复劝他不要想不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岗只是摇头叹气。他觉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单纯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会像到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想到这里，一股悲悯、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掐灭香烟，重新躺下，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尽量给以温存、抚慰。
这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半钟，怀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困乏，实在支持部住了，对高岗说：“二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可是，他心里却在哀叹：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吗？
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20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俺，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十点17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 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 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第七章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 【注4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5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8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摌攩，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6 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对于8月4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71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7 周恩来在1959年8月2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页。】 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誅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8 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 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1953年12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月，在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年，党的八届12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党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11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 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总的来说，笔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必须给以充分估计。本书的宗旨并非全面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仅仅是多“高饶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实真相和思考而已。
附录一 ：历史回顾
如今，50岁以下的人，对该国其人其事知之甚少。可是岁数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乃至50年代初，他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本书里着重讲述了高岗在1952~1954年所发生的事情，分析了他从权力的高峰跌至无底深渊的内在与外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然而，似乎还缺少对其全貌的介绍。这个附录，就是概括地讲述高岗到北京之前的主要经历。之所以作为“附录”的原因，一是为了使正文的叙述更连贯，不致因高岗回顾历史而冲淡正文的气氛；二是为了给读者以选择的机会，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不妨一读这个附录，否则，可以忽略它。
高岗戎马大半生，曾经地位显赫，备享荣耀。有人说他是“西北起家，东北发家”。当他在管教期间回首往事的时候，对自己的辉煌依然满怀感慨，不无得意。
翻开已经发黄的。高岗反省的原始记录稿，第一页变色他回顾自己历史的提纲，两行粗大的字跃入眼帘；
西北：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入党动机有报复
①西北：
胡永发、王世发、西河塔、富家山、
报复、武世晨、
金边帽，东洋刀。
入党动机有报复、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大批清洗叛党、
30年开始搞、刘高张、32年赶走、
33年1、2间、毕口、夏源领导兵变、6月26军全军没、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省委大破坏、（杜衡、小张、陈建文叛变、白区党破坏）、中心转在桥山根据地（兆金）。我说过南有瑞金，北有兆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那时觉得恢复党、军、根据地、
①大批的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狡兔三窟、兆金、南梁、陕北、集体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上不容、自己在关键上恢复了、把自己估计高了、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
②肃反是错误路线、出来后是愤恨、正因为这样、放出后中央挽救了这个地区、到军委从事武装动员部、郭调去搞蒙古地工作、工作不好搞经常打、表现过去自己的所为是坚定不移的、念念不忘。说苏武牧羊、流放去了、迟早要把我害了。这种情绪对郭很仇恨抱怨的情绪、很狭隘、不是从积极的方面想。
③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片沙漠地、天天飓风、跑来跑去、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我们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一、身世、理想
悠悠无定河，如同岁月的长河，千百年来，流淌在陕北黄土高原，带着人们美好的希望汇入滔滔黄河，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苦难。这里山穷地瘠，十年九灾，战祸连连；官府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自古以来，这里农民反抗豪绅和官府的斗争不断，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领袖——闯王李自成就诞生在这个贫瘠而多难的地方。
早年，高岗的祖先逃荒来到陕西省横山县武家坡镇（现武镇乡）高家沟村开荒谋生。祖父高万智因贫困劳累中年早逝，高岗的父亲高仲来带着两个弟弟艰难度日，除农耕外，农闲时上山烧炭，运到长城以北蒙古地（内蒙）贩卖，有时也兼贩其他农副产品。
高岗原名高崇德，生于1905年8月30日（农历九月初二），兄弟姐妹四人，童年时，常随母亲挖野菜度日。八岁那年遭大天灾，母亲病逝，15岁的姐姐出嫁；六岁的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的六吊钱。他11岁就和兄长一起帮人揽工放羊，艰难度日。
他十岁上冬学，【注1 冬学是一些进步人士利用冬季农闲举办的平民学校。】后入龙镇小学读书。1922年，17岁的高岗考进横山县第一高小，这期间，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风暴，把民主革命的种子播撒到这里。高岗在进步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经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1925年春节过后，因闹学潮遭到校方和县府的严厉镇压，同学们拉着队伍到榆林去告状，得到榆林各个校的支援，全胜而归。这件事不仅给高岗极大的鼓舞，并且在斗争中结识了刘志丹，并成为挚友。1925年秋天，他考入榆林中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
1926年秋，高岗接受党的指示，只身去蒙古地(内蒙)撒播革命火种，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年冬，又被派到西安中山军校受训，既是学员，有兼农运课的教官。这是他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对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30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村里的大财主武世晨，仗着儿子在外当军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次，武世晨的儿子回乡省亲，头戴金边帽，腰挎东洋刀，骑着高头大马，护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高岗的心里真是又恨又羡慕，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也要做这样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他承认，在他入党的动机里面，就参杂着这些很原始的复仇念头。
他的老家武家坡高家村离闯王李自成的老家李继迁寨 1 只有20多华里，无数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李闯王的故事哺育他成长；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刚毅的性格，也练就他强健的体魄；军校的生活为他实现童年的梦想创造了条件。在他的一生中，虽然离不开民主革命大背景的影响，但闯王精神始终伴随着他，给他力量、智慧和勇气，也给他辉煌。他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却更像个草莽英雄，江湖好汉。
二、艰难创业
继续翻阅记录草稿，提纲中简单写着：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大批清党叛党。
1930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年赶走。
1933年1、2间领导兵变；6月、红二十六军全军覆没；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省委大破坏、中心转到桥山根据地（照金）。【注2 照金属陕西省耀县，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南端，地势险要，梢林密布。历史上曾是黄巢起义的根据地之一。陕甘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过。（高岗反省的原始记录稿中写为“兆金”）】
我说过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那时觉得恢复党和军队、根据地、自己有功劳。
再往后，便是他详细的叙述。
（一）“借水养鱼”计划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西安的形势骤变，中共陕西省的党组织陷入混乱的状态。军校负责人史可轩（中共党员）得知敌人的抓捕名单（其中有高岗）后，立即设法通知他们转移。高岗在敌人搜捕前仓忙逃离军校，在一个朋友家里躲藏了几天，然后乘夜翻过城墙，趟过护城河，回到横山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1928年春，高岗得知刘志丹等在渭南、华县一带举行武装暴动【注3 即渭华暴动。1928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领国民党西安驻军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校的学员千余人，配合当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和工农民主政府，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失败。】的消息，急忙赶去参加。途中听说暴动失败，只好返回横山。
1928年，陕北大旱，灾荒一直延续到1929年春天，草根树皮全被吃光，赤地千里。饥民们卖儿卖女，四处逃荒；贪官污吏和富商大户相互勾结，乘机巧取豪夺；反抗官府和杀富枪粮事件时有发生。高岗和横山的同志们一道，领导农民抗粮抗捐，救济灾民。他因此被捕，幸被友人营救，才免遭杀害。
1928年冬，高岗调任中共延安区委委员，从此改名为高岗；后来去陇东搞兵运时，化名高硕卿。
1929年春，根据党的“六大”精神，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派大批党团员到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借水养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会后，刘志丹来延安传达党中央“六大”精神和特委决议，区委进行了分工，高岗负责区委军事组。从此，延安区委加强了对各地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武装，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粮度灾斗争；同时，高岗利用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在当地驻军高双成部的官兵中广交朋友，进行秘密串联，为发动兵变做准备。
然而，在即将举行兵变的关键时刻，因叛徒告密，兵变计划失败，中共延安区委遭破坏，各县的党支部也都瘫痪。一时间，延安城里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万分危急之时，高双成部队的一个炊事员帮助高岗乘深夜从城墙底下的排水洞爬出城去，一路北行，并把安塞的秘密游击队带往保安（今志丹县）一带寻找刘志丹的队伍。
1930年春，蒋阎冯中原大战前夕，【注4 1930年4~9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河南发生的战争，亦称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告终。】陕北特委乘宁乡苏雨生部扩军之机，先派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秀山等4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师八旅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是中共党员），成立学兵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高岗任副大队长兼分队长，张秀山任支部书记。
是年夏秋，八旅脱离苏部，学兵队乘机夺了一批武器，到靖远、定西一带，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2月，学兵队的学员毕业，大部分分配在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去当连、排长、司务长或文书。但我党并没有掌握这支队伍，“借水养鱼”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1年4月，高岗和张秀山离队到平凉与刘志丹会合后，来到陈国璋新编十三师。陈任命刘志丹为旅长，张秀山任十一旅手枪队队长，旅部驻宁县一带。刘志丹借十一旅之名着手建立革命队伍。高岗发展十一旅与省委的联系。7月，刘志丹收编土匪武装时，遭遇叛徒，被迫离开部队去了南梁，虽然张秀山等18名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十一旅，但建立革命军队的计划再次失败。
“借水养鱼”计划屡遭失败，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虽然兵运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时，要同敌人讲联合，实乃一厢情愿。建立革命武装，还得靠自己。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高岗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说：“党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很肤浅，并有盲动倾向。多次兵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搞单纯军事行动，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依靠农村大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而是企图进行阵地战攻占城市。总之，没有当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作指导，就必然失败。”
（二）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
在保安县西南，有一片地跨陕甘两省、方圆数百里的南梁山，又称南梁堡，分属保安、甘泉、庆阳、合水四县管辖，但实际是“三不管”，而由当地民团或哥老会管理。这里遍地梢林，交通不便，常有土匪出没。这些土匪和哥老会成员，多为从横山。三边和米脂等地逃荒而来的破产农民。他们苦难深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早在1929年，刘志丹就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建立陕甘游击队
1931年7月，刘志丹从平凉来到南梁地区。10月，建立四百多人的陕甘游击队。不久，白锡林率领的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也在其中）西渡黄河，会同陕北商队的“保运武装”约二百余人，经安定到合水与刘志丹会合。11月，谢子长叶来到这里。
1932年1月，省委决定合并这三不分武装，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高岗任二支队二大队指导员。不久，就发生了“三甲原事件”。 2 2月，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高岗任队委会（即党委）委员兼二大队政委。这是第一次在陕甘边区树起工农红军的旗帜。
游击队初建，成分相当复杂，思想觉悟和纪律也较差。部队党委利用在照金休整之机进行整军，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纪律，部队的素质明显提高。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得到较大发展，建立了包括旬邑县城在内，以寺村原为中心的72村根据地。然而，由于陕西省委的错误领导，当年4月，这块根据地就丢失了。
2、“临镇脱逃”与西华池起义
1932年6月初，部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主攻，高岗率二大队在东山寨侧面掩护。战斗失利，五支队被冲散；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东山寨，阵地被夺。部队撤到集义镇休整时不见高岗。以为他擅自离队，决定开除其党籍。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高岗“临镇脱逃”事件。
然而，高岗并未“脱逃”。部队被冲散后，他正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却被中队长党宜山强行缴了枪，拉出20来人，胁迫他一起脱离主力部队，向西转移。走到麻同川东面，天已黑，见有十几个人迎面而来。经询问，是高朗亭率领的延川游击队。于是合编一起，取名“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有高岗和高朗亭带领，进行向西寻找主力部队。
转战中，在安条岭突遭民团伏击，高岗腿受重伤，跌入深沟树丛中，昏迷过去。醒来时，部队已不知去向，敌人也了无踪影。他艰难地爬到一农民家养了几天，稍恢复体力，即转移到化池地区一朋友家继续疗伤。其间，得知1930年他所在的新编第八旅就在西华池一带驻防，共产党员高鹏飞、李树林等额仍在该部担任军官。他非常兴奋，伤未愈即来到西华池，一边养伤，一边策划起义。此时，他又获悉刘志丹的队伍就在宁县盘克原一带活动，遂派人去联系。
经过周密策划，1932年7月19日，高岗和高鹏飞利用部队操练之机，拉出两个连近二百人、枪，带到盘克原，与刘志丹会合。
这是几十次兵变中最成功的一次，全军欢庆。这次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对后来建立红二十六军起了重大作用。高岗向部队党委汇报了他离队的经过和受伤养伤、策动起义的情况，所谓“临镇脱逃”的真相大白，部队党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其职务。
“临镇脱逃”和西华池起义，是高岗政治生涯中的两个重大事件。20多年后，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又有人提出“临镇脱逃”问题，高岗专门写了书面说明。【注5 关于高岗“临镇脱逃”的问题，直到全国解放后，阎红彦多次揭发，近年还有报刊登载阎的揭发材料，可见影响之大。】
3、红二十六军建立与南下失败
1932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派省委书记杜衡到部队进行改编。他先后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和转角镇召开游击队党员大会，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打游击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高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等口号，要求“在西安附近建立苏区、争取全省胜利”；宣布省委的决定：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争取近期内组建一个师，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开创根据地；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等人的职务，调离部队。后经同志们力争，总算把刘志丹留下当了团政治处处长，其他人还是调走了。
这就是高岗反省时所说的“1930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年赶走”。
1933年3月，成立陕甘边特委，【注6 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密、秦舞山等。】同时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主要在三原、富平、耀县、高陵一带活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6月，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
此时，杜衡不顾省委指示和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刘志丹率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省委得知后，立即派人赶去拦阻，但已来不及了。结果，红二团在敌军围追堵截下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牺牲一百余人，弹尽粮绝，在终南山被打垮，刘志丹等领导人下落不明！
4、耀县起义与省委大破坏
1933年春，省委派高岗到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注7 王泰吉原是中共党员，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策应兵变。经过慎密策划，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部起义，并收编了城里的民团、警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全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一些农民参加起义队伍，总计约有千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高岗回省委汇报；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南下，沿途遭敌人的阻击，损失惨重。转而北上照金，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时，仅不到二百人、枪。
1933年7月28日，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店开会听高岗汇报，突然闯进一群特务。贾拓夫（省委秘书长）和高岗冲出饭店，其他人都被捕了。他们二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后，贾拓夫派高岗为省委特派员回照金整顿党组织和部队，自己去北方局报告情况。【注8 贾拓夫到北方局汇报后，奉命去上海寻找党中央。此时党中央已转移到中央苏区，贾又前往苏区，以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
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致使陕、甘两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西安城里四处张贴着敌人的布告和通缉令，报纸上赫然登着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高岗的布告。他一时无法出城，只得躲在杜斌丞【注9 杜斌丞，教育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等职。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和抗日斗争，并做出重大贡献。1947年3月20日被胡宗南杀害。】家里等待时机。几天后，杜斌丞以上坟为名，将高带出城。
从此，陕西省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5、陈家坡会议与包家寨会议
1933年8月初，高岗辗转来到照金，此时的照金处境十分险恶。
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敌人四处散布“刘志丹已被处决”的谣言，张贴悬赏捉人的不高和通缉令，并不断发动对照金的“围剿”。留在照金的干部战士人心浮动，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
在这关键时刻，高岗带来省委的指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整顿、壮大红军主力，以及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参加者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陕甘边特委领导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耀县游击队的领导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及其中的党员干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领导人及其连以上干部。高岗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党组织和部队的指示，提出把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省委已经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省委特派员和省委指示？既然红军垮了，根据地也没有了，不如分散队伍，各自回原地区进行秘密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回渭北地区发展；多数同志反对这些主张，拥护省委的指示。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主力、游击队和义勇军，选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会议为红军确定了打小仗不打打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红军主力部队，深入陕甘边区打击敌人，巩固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会后，在特委主持下，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为主力部队；同时组建了六支游击队，主动出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打击照金附近的地主武装和民团，夺取物资，武装自己，连连获胜；巩固、拓宽了根据地，改善了装备，锻炼并鼓舞了干部战士。1933年9月中旬，高岗奉命率主力部队一举打下旬邑县城，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斗争反动官僚恶霸。这是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威大震、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1933年10月初，部队带着缴获的物资返回照金，适逢中秋佳节，军民共庆。恰在此时，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更是喜上加喜！
从1933年8月以来，敌人不断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10月，敌人又纠集四个团的兵力和附近各县民团六千余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军被迫转到外线作战，来到南梁。敌人很快占领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后，红军向何处发展？
在红四十二师创建之初，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等人就曾议论过：“狡兔三窟“，红军也不能只有一个根据地，除了渭北以外，还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根据地，这样，红军和游击队才有回旋之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特委的部分成员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恢复红二十六军问题。会议总结了前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作出三项决定：
（1）恢复二十六军，把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为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兼师党委书记；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后叛变）为团政委。
（2）建立陕北（以安定县为中心），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和关中（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开劈、扩大根据地。红四十二师以南梁为中心，在三个地区机动作战，帮助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扩大根据地。
（3）由于照金地区邻近公路和西安市，且地域狭窄，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会议决定创建南梁根据地，并将红军的指挥机关转移到南梁。
陈家坡和包家寨两个会议，是西北革命关键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对陕甘和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也是高岗最引以为荣的事之一。
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陕甘边、陕北和渭北地区展开游击战争，部队由少到多，有弱到强，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南梁根据地有小到大，红四十二师兵员千余人，扩编为五个团的建制；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相继在陕甘两省的18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党组织。193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禁毒、放足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指导边区的各项工作，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建设创造了经验。
就在形势稍有好转时，1934年1月，高岗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因侮辱妇女而受到严厉批评，并被撤销师政委职务，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
1934年2月，敌人重兵“围剿”陕甘根据地，四十二师主力到外线作战，高岗率游击队坚守南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时整顿并扩大了游击队，主动寻机出击，并为主力部队补充了兵员和给养。5月，主力部队胜利返回南梁。此时，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东西四百公里、南北七百公里的20余县。
1934年5月28日，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党委在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鉴于高岗在坚守南梁期间所作贡献，会议决定撤销其处分，恢复其师政委的职务。
6、陕甘、陕北一片红
自从1933年7月省委遭破坏以后，陕北、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期间，他们虽然多次派人寻找上级组织，但均无结果。同时，由于中共北方局多次遭破坏，也未派人前来过问这里的情况。
与陕甘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在陕北特委（马明方特委书记）的领导下艰苦地进行着。根据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成立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加强了对这一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但由于陕北和陕甘被敌占区隔断，且敌人统治力量较强，所以陕北的形势仍很严峻。1933年12月以后，贺晋年、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陕北，【注10 贺晋年于1933年春在兰州策动兵变失败后，辗转于1933年12月中旬回到安定老家参加当地的斗争。谢子长于1932年月被迫离开陕甘，到上海学习了一段后，回到北方局，先后派到吉鸿昌部队和张家口工作。1933年12月底，派回陕北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郭洪涛原在太原。北平工作，1934年2月回陕北，任特委组织部长。】进一步加强了特委的领导，整顿、发展了游击队，扩大了游击区。1934年7月上旬，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国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1934年7月，敌人调集兵力准备“围剿”陕北游击队。谢子长和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共商反击敌人“围剿”，及统一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领导之大计。
1934年7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陕甘、陕北两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人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红四十二师前阶段的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帮助陕北地区反击敌人“围剿”，以及统一两个地区党和军队领导问题。
会上，谢子长宣读了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信中置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队的斗争成绩于不顾，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林主义”、“土匪路线”等等。当时大家不知道中央有王明“左”倾路线，想不到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盼来的上级指示，竟是当头一盆冷水！会议又重提高岗的错误，决定再次撤销其职务，由谢子长接替四十二师政委。
这时，榆林的井岳秀部纠集各县民团共1.5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尽管陕甘边的同志对北方局的指示信很想不通，但还是以革命大局为重、决定派刘志丹率红三团到陕北帮助进行反“围剿”，并送给陕北游击队许多武装、物资和经费，欢送他们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路线，但对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斗争仍起了积极作用，它加强了两个地区党的联系与军队的统一协调，加快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1934年8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获胜，游击队壮大、分散在16个县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由于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陕甘特委和军委决定，在他养伤期间，由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政委。10月，中共北方局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看到谢子长伤重，提出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地军队的工作。
1935年1月31日，在白岔庙，由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等主持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师政委；贺晋年任第一团团长，马佩助任团政委。同时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等为副主席。
1935年2月5日，陕甘。陕北两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二十六、二十七军和陕甘、陕北两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并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任书记。2月21日，谢子长不幸去世，高岗接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5年4月，国民党又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共四、五万人，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尚未连通，敌我力量悬殊。在紧急情况下，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经过半个多月协同作战，连连获胜，5月1日，两军在白岔庙会师。至6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从此，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发展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数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陕北、陕甘一片红。
1954年，高岗反省这段斗争时说：“过去，总是不认为陕甘根据地的成就是党的领导，许多干部的创造，而是挂在自己的帐上。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他们在山里搞，各方面都不成熟，只搞了一个根据地。我提出“狡兔三窟”，搞了照金、南梁、陕北三个游击根据地，觉得关键时候恢复了党、军队和根据地，自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这本来是集体领导和人民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的。但自己念念不忘，我曾说：‘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把自己估计高了，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
（三）错误“肃反”和中央营救
1935年7月，敌人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队十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这紧急时刻，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北。他们置敌人的重兵“围剿”于不顾，却以自己的同志为敌，急不可耐地先夺权，后“肃反”，几乎断送陕北红军和苏区。
1935年7月15日，朱理治、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指示信，【注11 北方局的五封信，即1934年7月13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11月9日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5年4月5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给陕甘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年5月10日机密指示。】并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说什么“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要求西北党“迅速创造一块包括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已退出该苏区）的根据地”；“打通新疆、内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为了清除不同意见，还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当时，刘志丹、高岗等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率领红军主力于7月下旬至8月中旬，消灭了绥德境内的晋军两个团，迫使晋军仓皇逃回山西；红军乘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土地。然后回师延川文安驿休整，紧张地准备南线作战。
这时，朱理治河郭洪涛赶到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信和永坪会议决议，号召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并要改组领导班子。
刘志丹等广大指战员认为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反“围剿”，而不是搞什么“反右倾斗争”！朱理治等未能得逞，只得回去酝酿更为残酷的斗争。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鄂豫陕苏区的红25军，经过长途转战到达陕北，三军会师，军民欢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