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郭峰向东北地区与会同志作了传达，又给张秀山打电话，除谈到调干部问题及中央将要调他（郭峰）去中组部工作外，再次请张秀山早日把意见写来。
东北地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以后，一致要求认真检查总结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组织工作。
这期间，郭峰和李正亭到高岗家汇报了会议情况，请示关于几个主要干部调动问题，问他对此次组织会议上检查工作问题有何指示。
高岗说：“这件事，中央开会了，毛主席指示，要彻底检查与批判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切都拿到桌面上来。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切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要坚持原则，如何风浪也不要怕。”
显然，由于毛主席发了话，高岗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他还是没有多大的信心，又说：“你们的发言要认真准备，有把握的就说，没把握的不说；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你们看能展开吗？我看不行，华东。西北大概可以讲讲。关于给工业调干部和厂长制问题，我已和富春同志谈过，要他去会上讲一讲。”他分析说，估计华东、西北可能提意见，华北西南不会提，中南在两可之间。最好由华东和西北来讲。
9月底，郭峰接到张秀山和陈伯村的书面意见（张秀山提了八条，陈伯村提了四条），让他给高岗看后再转给安子文。
1953年10月2日上午，郭峰去高岗家，谈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和安子文要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并问：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否还提？还有，说薄一波同志有圈圈，纪律等问题，似乎不应当提。
当时高岗正准备南下休假，心不在焉地一边听，一边翻阅着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这时王鹤寿来谈工业计划问题，高岗随手把书面意见递给王鹤寿，并以商量的口气对王说：“秀山提的都是大问题，不提吧？叫秀山别提了。”王鹤寿看后也说，有关纪律问题和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
郭峰问：“秀山提到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有关党的性质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
高岗说：“这与在延安起草党章时曾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的提法之问是有思想联系的。当时我与林彪同志不同意，才改正了。”
郭峰还觉得对富农党员处理问题根据不足，张秀山的信中提到安子文有一封给高岗的信可参看。他便向董文彬要来看了一下。
最后，高岗对郭峰说：秀山的这个意见我就不看了。哪些该讲，哪些不讲，你和鹤寿一起商量吧……你告诉秀山，最好不要谈，我看这次会上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又对王鹤寿说：你去鞍山路过沈阳时和秀山谈谈，他若是谈，在富农党员问题上也要作自我批评才有说服力。
郭峰随即打电话向张秀山汇报了情况，并说王鹤寿去鞍山路过沈阳时会和他详谈。张秀山说他马上要到北京开粮食会议，他的书面意见暂时不必转给安子文了。
1953年10月9日，张秀山到北京，因郭峰正在开会，由李正亭向他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当张秀山得知高岗没有看他的书面意见时说：“算了，算了，不写了，当面谈吧。”
1953年10月10日召开大会，安子文发言，对八年来的组织工作作了检讨。11、12日两天分组讨论。
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
小组会后，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
1953年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嘛。
饶漱石：秀山说他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不要紧，只要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不会误了什么。
饶漱石当即让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对郭说：你不必去了，还是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当晚七点左右，郭峰去张秀山住处，说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要你明天发言。在发言前，你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这时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来，郭即辞出。饶漱石向张秀山传达了领导小组会的意见，让他准备明天再会上发言。
不一会儿，郭峰接到张秀山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们谈话，马上就得去。
直到夜里12点左右，张秀山才回住处，郭峰和赵德尊即去询问情况。
张秀山说：主席找参加粮食会议的部分同志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会后我向主席请示：说安子文和少奇要参加组工会并发言，问他有什么指示。
主席问：你准备讲些什么？
张秀山谈了自己准备的意见（已由八条压缩成五条）：
1、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一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
2、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
3、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4、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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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给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传达后，曾经在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2、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3、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4、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
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三）郭峰的发言
1953年10月10日安子文作了关于中央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后，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同志不满意，认为哪个检讨缺乏政策思想性，不认真。在酝酿与讨论大会发言时，只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说要照顾到中央组织工作历史发展情况，不能要求过高，责备更多。郭峰在准备大会发言时为采纳这个意见。
发言稿写成后，由大区与会同志再度讨论，作了某些辞句修改。1953年10月14日下午，张秀山在大会发言后当场看了一下，提出要加上两点，一是对党员八条标准问题提法的意见，一是对整顿基层组织决议中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妥当提法问题。但郭峰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故两条意见均未加进去。
因为巩固在1953年10月3日就去了南方，他没有看过郭峰的发言稿。
1953年10月15日，郭峰在大会上发了言。
张秀山的发言，涉及的都是大问题；郭峰的发言主要是业务方面，其内容大致是：【注27 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简报。】
安子文同志的个人检讨……从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
现在就东北地区小组对安子文同志发言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意见，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下。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三次调动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到新区搞土改，接着，又调干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后又集中一批力量建立中央机关，并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大力地组织与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上来检查，也即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主要表现在：
1、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及时组织力量转入城市工业，为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上来检查则做得很差。对于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很差。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例如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这显然是对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摇摆。又如在同一会议上，没有强调指出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将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之后，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的原则问题，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是有错误的。又如在党的干部政策掌握与贯彻上，“三反”以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对于只重文化、才能，忽视政治品质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发现与纠正，没有展开必要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右”的观点。
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业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如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对于警惕和严格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分子混入党内，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方面注意不够。在对待叛变自首分子的审查上，也还不够严肃，使用也有不够妥当的，这自然就增加了领导骨干中的成分不纯。反之，对农村、工厂中党员所存在的问题却估计得很严重，仅仅根据某些地区农村支部的典型调查，就估计农村有30~4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对工人党员也不适当地估计有25~3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事实证明农村不够条件者至多不过10%左右；而工厂中党员不够条件者以旅大为例，至多也只有4%、5%。为什么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却严格不够，而对工人农民成份党员的问题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是否仅仅是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问题？是否与政策思想指导上存在的某些偏差有关？
关于积极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生长优秀的工业管理人才，以便更有力地保证经济恢复与工业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正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组织任务。对此，中央在1948年底即有指示，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也均有所规定，但作为中央组织部职责上来检查，自1951年以来很少看到中央组织部都对这方面工作的系统检查与具体指导。没有认真组织执行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工人党员的精神，仍然只是把整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未转向城市工矿。这样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干部的生长与提高。
3、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的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因而在组织工作业务指导上也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前中心任务去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组织工作的现象……再加上个人领导上的“打杂”思想，钻研不够，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才是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基本问题。
（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28 这里暗示所谓61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说，毛泽东本打算借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东风”实现他的战略计划，那么：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可以看着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的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个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时收兵，作出重大让步，险些成了败局。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撤销大区，把各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各省市的直接领导；“五马进京”，特别是成立计委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把各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组部任副部长，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中央对中以人民政府系统的领导。这一切都从组织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义状态，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可他没想到，在进行思想政治较量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两大战役”中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表面看来，财经会议的形势很好，但仔细想想，虽然是借批新税制批薄一波，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虽然他们表面拥护总路线，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其实对总路线并不认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戚本禹说过，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之类的流言，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很不服气吗？他明白，虽然这些流言是针对高岗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对此，他公开给以反击，否认批薄“另有后台”和“两个司令部”之说，强调他就是批薄的“后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
他没料到财经会议竞争了两个月，最后是以高岗受批评，刘少奇作检讨而草草收兵。
组织会议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打算在财经会议批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后，再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从而保障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和张秀山的发言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造成了“讨安伐刘”的局面；而刘少奇的检讨，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这使他陷于被动，以至在会议后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把组织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变成了解决“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决团结问题。
在他看来，什么“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全是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水搅浑，他们把刘少奇推到前面作挡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的。他尽管这样想，但还是顺应形势，转而强调团结，批评饶漱石。
经过两个会议的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办，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我们党就会分成两派，还有什么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将会被搁浅，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将成为泡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联刘除高”
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半年多来，特别是财经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财经会议期间的两种流言，都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说的那个司令部，不用说，是指刘少奇的。那么，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东交民巷八号？都是什么人去了那里？去干什么？他明确一点，就是高岗和军队的人来往频繁，这正常吗？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岗同彭德怀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报告时对高岗大加赞扬，还说抗美援朝胜利的功劳，后勤工作占60%，前方占40%，而后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岗和洪学智）。彭德怀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却令毛泽东非常反感：什么话！难道党中央就没有功劳？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负责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件事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怀疑！
引起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1953年11月下旬，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曾问他，“有薄无林”名单是怎样回事？
他非常惊讶，反问道：“你们听谁讲的？”谭、叶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关于安子文拟的那个名单，他明明打过招呼不许扩散，是谁这样违反纪律，不听招呼？这不是阳奉阴违么？此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查清楚！后来在中央的一次小会上，他严厉追查是谁泄露的？竟没有人承认。会议结束时，他把高岗单独留下，问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其实他已怀疑是高岗南下时讲出去的，他这样问，不过是要试探高岗的诚心而已。
高岗吞吞吐吐地说：“饶漱石？不会吧？”这更加深了毛泽东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第三，他很自然地由此想到高岗去南方一定还有别的活动。林彪当时正在杭州，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一定会去见他。联想到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带那么多人去西山看林彪，不仅有军队的人，也有地方的人。他们谈了什么？
最后，他想到高岗受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赏识与支持，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斯大林不是称他为“张作霖”么？还有那个金日成，不久前来北京谈判，就是高岗和他谈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谈了些什么？金日成临走时一再表示对我们的感谢，是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感谢高岗？
凡此种种，他觉得高岗的确不正常；而且问题严重。后来，他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把这形象地说成“一个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鬼火，一股地下水”。【注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另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320页说明所引的这段话，是毛泽东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既然如此，下一步怎么办？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如何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现。
中央已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财经会议又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也作了检讨；现在全国正在掀起批判右倾思想的热潮，所以，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公开跟刘少奇走了。再说，刘少奇在军队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由此看来，这个人暂时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因此，他更相信，组织会议后期及时停止与刘少奇的论战，转而强调团结的决策，顺应了形势，争取了人心，也争取了主动。
然而，高岗就不同喽！他位高权重，在地方和军队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比刘少奇危险得多！当务之急，应当先解决高岗的问题。至于刘少奇嘛，可以暂且放一放，现在不妨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高岗。
就这样，“联刘除高”的设想形成了。当然，舍弃高岗这员爱将，他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以此换来团结稳定的大局，还是值得的！
麻烦的是：高岗可不会轻易认错！闹不好，他还会把一切都捅出去，拼个鱼死网破！依他的性格，这种事很可能发生，必须防止！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这时他主要是在建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11月至12月中旬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权衡利弊，到12月下旬，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二、风云突变
方针既定，从何处着手呢？首先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军队，才能把握住大局，还要充分利用高岗的错误去制服他。
（一）调查与定罪
1、高岗要当“万岁”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个“危险人物”。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初高岗不那么自信，对一些人不是那么深信不疑，而是能够深谋远虑，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他认真地和毛泽东一起共商“倒刘大计”，一切照计行事，步步为营地去干，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那“野心家”、“阴谋家”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也许就不会戴在他高岗的头上。
2、关于“反党联盟”的设想
高岗被财经会议的“批薄射刘”之风吹得昏头昏脑，从南方回来后，丝毫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组织会议后期改弦更张、强调团结的新动向，仍一心想着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召开之前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愿望。
所以，当他得知饶漱石受了批评之后，就跑到毛泽东前面替饶漱石说好话。殊不知，毛泽东心情欠佳，一肚子气正不知向哪里发泄，听了高岗的话，便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注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后来高岗挨了批评，饶漱石又去替高岗说好话。
这样一来，已经对高岗疑心重重的毛泽东又怀疑高岗与饶漱石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不太正常。联想到组织会议上张秀山、郭峰的观点与饶漱石的观点一致，便怀疑他们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协议”、“有预谋”、“有阴谋”，再联想“张秀山、郭峰的后台是高岗”，他们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呢？后来的事实和他在1955年党代会的讲话，【注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都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设想。
其实，高岗一直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也不怎么瞧得起饶漱石，平时与饶漱石很少来往。高岗既没有参与张、郭的发言，更不知道饶漱石的发言。他后来反省时，根本就没有检讨他与饶漱石有什么“预谋”的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给自己雪上加霜。饶漱石也一直不承认他同高岗有什么“预谋”，只说他与张、郭的发言是“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毛泽东想到了他们之间“不正常”，有“联盟”，那就在劫难逃了。
（二）毛泽东设计钓“大鱼”
在进行“调查”之后，毛泽东又设计要钓高岗这条“大鱼”。
他对高岗说，他打算到南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
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
陈云心里没有把握，一边思量，一边说：“照过去的惯例，主席生病或外出，都是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次他提出轮流主持，是不是另有考虑？”
“就是！他对少奇已经不信任了，怎么还能叫他主持！”高岗说得斩钉截铁。
陈云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看可以轮流？”
1953年12月15日，中央开小会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今天的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
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
高岗马上表态：“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
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散会后，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地一边向停车处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还是轮流好。”他还提到，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
邓小平反驳道：“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
本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在问题未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之间继续交换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邓小平却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搞非组织活动”，“高岗来找我谈判，拉拢我”……
高岗在座谈会上否认去过邓家，说他根本不知邓家在何处。他在反省时也说，他从未去过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讨论此事，仅此一次。
（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8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年11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1954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注5 关于东北局在1945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1949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统陈云等人谈话：【注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12月17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注7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注8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注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注10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页。】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三、四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把北京的事交给刘少奇处理。实际却密切注意，步步遥控。高岗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求见不成，便给他写了一封绝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唯一不参加、不主持的一次中央全会。他为什么要在此关键时候远离北京，而把关乎党的团结的重担撂给刘少奇？他真的相信刘少奇能但此重任吗？他就不担心高岗这匹“犟骡子”不顾一切地“犯浑”，把他们私下议论的话都捅出去，甚至挑起军队的不满而发生意外吗？其实，他对北京的事情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撒手不管，而是始终进行着遥控。
（一）遥控北京
毛泽东于1953年12月24日夜离京南下；26日半夜到上海；27日下午即去见陈云（想必是了解陈云南下的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吧）；当夜12点到杭州，28日下午就到刘庄见林彪和陈正人。
1953年12月29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11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年1月7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 12 12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2~433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 13 《杨尚昆日记》，第100—103页。】
1954年1月19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21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14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40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1954年1月23、25、26、28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1954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15 《杨尚昆日记》第100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16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春节）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17 《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1954年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20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1954年2月20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年2月25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10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进行。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合作社问题、老区土改中“左”的错误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和天津讲话问题等的检讨。高岗、饶漱石也都作了检讨，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开得和风细雨，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点名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当时，一些部了解内情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四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地指导下，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不到位。所以，四中全会结束后，按照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关于高岗的会由周恩来主持。
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到2月25日开了十天。
座谈会一反四中全会“和风细雨。各自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变成了急风暴雨、狂轰滥炸，不再“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于是，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线，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有重有轻，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一股脑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许多人或不少文章都把这两个座谈会与四中全会说成一个会议，说是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但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四中全会的议题，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他在1954年1月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又重申一次。而中央高干座谈会则是根据高、饶在四中全会的认错态度，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决议都没有点高、饶的名字，也看不到“反党集团”或“反党联盟”的字样。在座谈会上才公开点名揭发批判高、饶的问题。而正式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党内有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则是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事了。有些人抹杀了这两个会议的“时间差”，把两个会议混为一谈。
有人问，召开这两个座谈会，刘少奇事先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从刘少奇、周恩来同尤金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的批改意见（详见下一章）来看，这是毛泽东的精巧部署。另外，在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到刘少奇在座谈会前曾告诉他：“还是避嫌不参加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为好。”这也说明，刘少奇在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知道座谈会将怎样进行和有怎样的结果。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从此他不再出席会议。
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综合43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说：“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他把高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十条，并分析了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告诫全党引以为戒。他认为高岗的自杀行为是自绝与党和人民，是“外部性质”的。对高岗应实行长期管教。【注22 周恩来总结提纲，详见本书第一章。】
四、自杀未遂
1954年的早春2月，高岗只感到严冬的冷酷，不觉得一丝春意。
揭批高岗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东边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连日来尖锐激烈的揭发批判使高岗极为震惊，寝食不安，每天开完会回来，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深思、叹气。
他没有想到，刚刚开过强调团结的四中全会，怎么紧接着又开这个座谈会？又为什么一味地叫他“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不容他作任何解释和申辩，把他打德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真是墙倒众人推呀!——他愤愤地想。
他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
他又想起，也是在座谈会前，陈云到他家里来的情景。因为陈云的身体不好，也因为他特别敬重陈云，平时陈云极少到他家来，都是他去找陈云。虽然他对陈云最近的表现很有意见，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得到陈云的帮助。于是他请安志文转达了他的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便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
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急忙辩解。
“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陈云反击：“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忿忿而去，出门时满脸冰霜。
高岗也不送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脸红红的，十分激动。
高岗这样“死牛筋”，使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这里所说的“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毛泽东既然已经给他定了“造反”的死罪，他还能逃脱么？
每当他走进会议室，听到那些不实的“揭发”和强加给他的罪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再次萌生了以死相抗的念头。
1954年2月16日的会上，陈云的发言，最后同他划清界限：【注23 《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但他仍很清醒：无论如何不能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让他办的事抖出来。可是不说，他自己就择理不清。他没有和陈云争辩，也无意去争辩了。什么阴谋呀，野心呀，反刘反党呀，随他们说去吧！不就是个死罪吗？就让一切都烂在我肚里吧！
第二天，1954年2月17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天气晴朗、干冷，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过去，远处不时传来零星鞭炮声，人们有序地工作、生活着。座谈会进入第三天。可是，对高岗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高岗吃罢早饭，便打发身边的人分别外出办事。十点多，宿舍里只剩下他和值班的警卫战士。他来到值班室对卫士矫洪良说：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为人忠厚老实，他们一起沿院中的小路走着，高岗指着卫士腰间的枪问：“你这新枪性能咋样？”
“那还用说，好着呢！”
“给我看看！”
“那可不行！这枪不能给首长，有规定。”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
矫洪良没法，只得很不情愿地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枪递给高岗。
高岗端详一番，问：“好使不？”
“当然好使。”
“下午我也去练习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急了，“首长，这可不行!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气呼呼地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不相信我？”
“不是的，首长！这有规定，我要负责的。”
高岗不耐烦了：“怕什么！我负责嘛，拿来！”说着，伸手就把矫洪良手中的弹夹夺了过去。
矫洪良无奈，只得说：“那，首长可要小心呀，注意安全。”
矫洪良总觉得不放心，散完步一回到值班室，赶紧给计委保卫处打电话，找白俊杰卫士长报告。
“赵秘书他们呢？”
“都出去了！”
“李力群呢？”
“也不在！”
“你别急，注意他的动向，我马上回来！”
他急忙去找赵家梁。此时，赵家梁正在和贾拓夫谈事情，听白俊杰简单说了情况，大惊。对贾拓夫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说罢，匆匆出门，骑上自行车向东交民巷奔去。
赵家梁回来，刚跨进办公室，就听见电话铃响，他急奔两步，抓起话筒，只听是贾拓夫急切地说：“刚才忘记告诉你，你们千万要注意，他（高岗）力气大得很，你们不能硬来，要想个适当的办法把枪弄回来！”
正说着，机要秘书董文彬进来了，两人商量一下，一致赞同贾拓夫的意见，必须先稳住他，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想办法。为防万一，他跟前一定不能离人！
“我先上去，待会儿你们再来！”董文彬说着，转身上楼。
高岗散步后独自回到楼上进办公室，脸上立即失去了刚才的轻松。他坐在办公室前，深思片刻，打开抽屉，取出一封抄写清楚的信稿，看了一遍，写上抬头“毛主席”，又写上落款“高岗”和日期“二月十七日”；套上信封，写上“毛主席亲启”，封好。然后把这封信又装进一个大信封，写上“刘少奇同志”，里面却没有片言只字给刘少奇。接着，他铺开信纸，给周恩来写信，大意是请总理念在多年的情谊上，照顾李力群和他的几个孩子。信很短，语气却很有感情，信封上只写“周总理”。
做完这一切，他舒了一口气，站起身，走过起居室和卧室，去洗漱间里刮胡子。他的手有点颤抖，刀片刮破了面颊，血沾到手指上，他也浑然不觉，在糊信封时，竟把血迹印到两个信封上！这时，他听到脚步声，匆匆把信放入抽屉，董文彬正好跨进门来。
高岗听着董文彬的汇报，表情漠然，心不在焉，什么也没说。董文彬只好下楼来。
赵家梁赶紧上去，说：“志文不在，下午的检讨搞，我们先搞，还是等志文来一起搞？”
高岗不在意地说：“等志文来再搞吧。”
停了一会儿，赵家梁又说：“拓夫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你要想开些。”
他满腹委屈地说：“人家说我反对毛主席，要夺权，我不承认也过不去呀！”
“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检讨就检讨。应该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实事求是的。”
高岗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检讨就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又是长长的沉默。赵家梁没有理由再待下去，只好说了一句：“你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这时，李力群从习仲勋那里回来，一进院子就听说高岗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枪，心里一惊，急忙奔上楼去。她两脚发软，好不容易上的第楼来，却不见高岗的人影。
咦？人呢？她忙在楼上四处寻找。正好在走廊里遇见大儿媳，忙问：“看见你爸爸没有？”
“刚才他去我房里，亲亲孩子就走了。好像进餐室的里间去了。”
餐室里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去。李力群立即去拉开餐室的门，见门把手上系着一根很长的绳子，高岗正拿着绳子的另一头，猫着腰，躲藏在餐室门后的旮旯里。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
高岗很尴尬地苦笑了一下，站起身，脸色发白。李力群拉他坐到餐桌边的沙发上，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这时高岗的长子老虎跟进了进了餐室。李力群向高岗讲她外出办事的情况，他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情况。”
李力群只好把老虎拉到身边，悄声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
高岗盯着儿子发了一会呆，说：“老虎，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他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那两封信端详着，似在思考着什么。猛听小张喊一声“报告！”他抬头望着小张，似乎想不起叫他来干什么，又似乎在犹豫着，有顷，才站起来，边走便对小张说：“这两封信不要交秘书了，直接让小王（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此时楼上只有高岗和老虎。
李力群把刚才高岗的表现告诉赵、董二人，大家觉得形势严重！
赵家梁叮嘱李力群：“你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了，师哲不在，现在去不成！”
李力群一转身，见小张拿着信进来，讲了情况。赵家梁吩咐小张：“你马上上楼，就说已交小王送走。无论如何不要离开！”
说着，赵家梁一眼瞥见两个信封上都沾有血迹，吓了一大跳！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不顾一切，拆信！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见里面是给毛主席的信；又拆薄的，是给周总理的托孤遗书！
正不知如何处置，小张又下楼来，说高岗叫把两封信追回来，不忙寄出去。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高岗并非真要追回信件，而是故意把小张支开。因为小王真的接了信，一定会立即骑摩托车送走，怎么追得上？。事不宜迟，不能再拖延了！必须马上把问题挑开！
于是赵家梁手里拿着两封拆开的信跑在前头，李力群、董文彬、小张等紧跟在后面，跑上楼去。冲进餐室，见高岗正坐在餐桌旁发呆，又见老虎也坐在他身旁，才轻舒了一口气。高老虎见他们进来，便起身退到门口。白俊杰和警卫班的同志见他们朝楼上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都紧张地跟着跑上楼，挤在餐室门口向里张望。
赵家梁一进餐室，就激动得语无伦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绝不能呀！”
高岗见人们这样紧张地跑进来，赶忙站起来让开一步，让赵家梁坐在他刚才坐的椅子上，自己挨着他左边坐下来。听赵家梁如此说，马上惊惶地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说着，他招呼李力群和董文彬把两封信拿到餐桌对面壁炉里烧掉。
赵家梁劝他：“如果你觉得冤，也不能这样，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党中央申诉。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就是现在搞不清，将来我们也会帮你申诉的，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请你把枪交给我。”说着，他拉着高岗的手，这时赵家梁和高岗都很激动，两人都哭了。赵家梁侧过脸，面向十号楼，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餐室里非常寂静，只有壁炉里烧纸的嗦嗦声。突然，赵家梁眼角的余光看见高岗从裤兜里掏出手枪，迅速举起。他下意识地急忙左转身，右手也随之向上一搪。几乎同时，高岗向自己头上扣动了板机，“砰！”的一响，惊住了餐室内外所有的的人！
大家都以为发生了流血惨事，高岗自己也以为把头打了窟窿，完了！在枪响的瞬间，他的身子瘫软，手指松开；赵家梁紧紧地抱着他，双双向后侧倒下去，手枪掉落在背后的地毯上。事后，据高岗说，枪是被赵家梁磕掉的。可是赵家梁说，他只是向上磕了一下高岗的右臂，没有直接磕掉枪。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子弹没有打在高岗的头上，而是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的墙壁上。
高岗很快清醒过来。发现并未击中自己，枪就掉在身边不远处，就拼命挣扎着去捡枪。可是他被赵家梁紧紧抱着上身和双臂，仰面压在赵的身上，挣不脱，动不得，他使劲用双脚顶住地毯，两人的身子一起向左侧滚过去，他终于用左手抓住了手枪！高岗的力气很大，但赵家梁年轻，两人谁也制服不了谁。幸亏高岗的双臂不能自由活动，左手里的枪转不到右手，否则，他肯定又会开枪，可能打到他自己，也可能打着赵家梁或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枪声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极短的瞬间，人们都惊呆了。赵家梁紧紧抱着高岗，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其实谁也顾不上打电话。这时枪又被高岗抓在手里，赵家梁又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人们完全清醒过来了，董文彬从餐桌对面壁炉那边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也迅速从餐室门口奔过来，有抓高岗右手的，有掰其左手手指的，七手八脚，终于把枪从高岗手里夺了过来！这时，赵家梁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手上都因搏斗而擦破了。
枪一夺下来，高岗马上瘫软。人们把他和赵家梁扶起来，一起到隔壁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高岗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等一会儿就来人把我铐起来带走了”，“要把我铐起来带走了！”
尽管大家一再解释说，没有人打电话，高岗还是将信将疑，喃喃不休，显得有点神经质。
从赵家梁等人上楼、烧信、开枪、夺枪，到坐在沙发上，从极度的紧张到表面平静下来，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只有半个多钟头，这时刚刚下午一点三刻。
此时，安志文来了。见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感到奇怪，忙上楼来到办公室，见这么多人围在一起，更是惊讶：“怎么啦？都在这里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呀？”的确，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家属、秘书、许多卫士和服务员等，都聚在平时很少进去的二楼办公室，准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董文彬、李力群和赵家梁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志文一听，又气又急，瞪着高岗责怪道：“你怎么搞的嘛？”
高岗答非所问：“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要来人把我带走了！”
大家互相看一眼，有人想笑不敢笑，忙去安抚高岗：“你放心，没人打电话。”
安志文啼笑皆非，便问：“到底打电话没有？”
大家都郑重地说，确实没有人打电话。
安志文严肃地说：“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说！”
正说着，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 “喂？……”
“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眼巴巴地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急切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参加了！”
高岗木讷讷地复述了一遍。
话筒里又传来总理的声音：“那好，你看大家的发言记录吧！”
“噢，好吧。”高岗慢慢放下话筒，似卸却千斤重负，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