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9月17日，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研究会师后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问题。他们利用红二十五军远道而来不了解情况之机，操纵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自任书记，原西北工委成员一个都不保留；2、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的戴季英为保卫局长兼参谋长；3、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1953年10月初，新组建的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全歼东北军一一零师。战斗中，高岗亲临战场，赤膊上阵杀敌，给战士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陕北苏区扩大为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南北长两千余里，东西宽一千多里的广大地区。红军发展到近五千人，游击队四千多人，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这时，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机关从永坪镇转移到瓦窑堡。
当时的情况很不正常。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一方面是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捷报频传；另一方面是朱理治等人在背后捅刀。正当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针对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一场最黑暗、最残酷的党内斗争——“肃反”开始了。
1935年10月4日，聂洪钧传令徐海东：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等人。徐海东怕发生意外，并且他从缴获的敌人电报中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静宁，有来陕甘的迹象。因此他没敢轻举妄动，表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
但朱理治等人却急不可待地要抢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解决问题，一计不成，又派程子华到前方，程也没敢下手。后来只得以“调工作”。“开会”为名，分别秘密诱捕刘、高等人；继而又扣押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甚至连警卫员也不放过。
保卫局长戴季英心怀鬼胎，怕被捕的同志在转移途中被群众认出，竟把他们打扮成俘虏，用白布袋套头，只挖两个洞露出眼睛（颇像三K党）；脚戴重镣手上铐，或用麻绳捆成一串，引来群众围观，都说是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对他们吐口水，扔石块，百般嘲弄。
被捕的同志被关进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受尽折磨，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杀掉。在高岗他们牢房的后院，挖了一个大坑，随时准备活埋“犯人”。高岗编了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卦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为此又招来毒打。
这次错误的“肃反”造成陕北党内最大的冤案，并给西北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期间有二百多名党的干部被杀害；使苏区群众对红二十五军丧失信任，说他们是假红军，见了就逃避；也使各部队之间互相猜疑戒备，甚至发生冲突；部队开小差的增多了，不仅战士逃跑，干部也逃跑，甚至有乘机叛乱的。地方干部怕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了，就逃上山……敌人则乘机反扑，夺回他们的地盘；地主豪绅也疯狂反攻。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正当陕甘苏区党和红军被“左”倾路线整得七死八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下旬，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还是在1935年9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出草原打下腊子口后，看到敌人报纸上关于“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立即交给中央。当时红军正不知向何处去，有人提出向宁夏—内蒙—甘肃方向去，打通国际通道。发现陕北有红军和苏区，毛泽东非常高兴。9月20日左右，成为在甘南哈达铺开会，找贾拓夫来介绍陕北的情况，研究是否去陕北的问题。
1933年陕西省委破坏后，贾拓夫去北方局汇报，有北方局介绍去上海找中央报告，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后来随军长征回到陕北。这时，他详细介绍了1933年以前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常委们决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7日，中央在通会的邦卢镇开会，正式决定吧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把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会后，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电台去寻找十五军团。
当时陕北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国民党十万重兵围剿；二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大搞“肃反”，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领导骨干被关押，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挽救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
中央红军一到吴起镇，就有人向他们反映陕北“肃反”的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3 陕北有救了！
1935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十五军团驻地下寺湾，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了郭洪涛和聂洪钧汇报后，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杀头部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4
1935年11月中旬，张闻天等带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调查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党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搞错了。随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同志。
1935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作出《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至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但是，这个决定仍然认为，“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至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等等，这就使陕北“肃反”的错误没有彻底纠正，以至后来对原陕甘苏区党政军干部的工作安排也受到影响。直到七年后的1942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新的决定，才明确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继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代表党中央为刘志丹同志平反。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出席会议。张闻天说：“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同志的处理是个冤案，应该纠正”；他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分配工作。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询问其健康情况，并说：“你们受委曲了。但对应该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他还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搞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究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5
三、在陕甘宁边区
刘志丹和高岗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看中的西北领袖。
平反以后，党中央没有调整陕北苏区的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等都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高岗现实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任陕北骑兵团司令，率部到长城沿线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开辟工作。说是骑兵团，其实只有13个人和枪，几乎是白手起家。伊克昭盟群众基础差，党的工作薄弱，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
高岗心里充满矛盾，他在反省时回顾这一段经历，满怀感慨地说：“郭洪涛派我带了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去出家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样子给他们看。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与其这样被人家整死，还不如去当和尚、挑大粪；在生活上开始放纵自己。后来他曾向张秀山透露过这种心态。
他带着这种心态来到内蒙，与当地的汉蒙游击队一道驰骋在贫瘠的荒漠和茫茫草原上，打击土匪、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不久，高岗被派往三边，【注12 三边，指三边与内蒙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学习、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对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并组织部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蒙族的风俗习惯，加强纪律教育；把部队分散到村户，广泛深入宣传，争取蒙族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没买公平，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很快得到群众拥护。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并建立了党群组织；同时，以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保安部队及其指挥部，高岗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三边、伊克昭盟各县、旗的部队、游击队和自卫军。
在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感召下，乌审旗王府保安司令部副官奇国贤、保安团副团长奇金山、奇国华、王爷府营长那素、保安队中队长王悦丰等，于1936年春先后投奔红军，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武装。民族工委还在定边设立蒙民招待所，接待和联络蒙族人士，开办训练班，培训蒙族干部。红军开始西征以后，高岗率骑兵团河蒙汉游击队协同西征主力部队作战，保障后勤。三边地区解放后，高岗率骑兵团向鄂托克旗进军，开辟绥蒙后套地区；蒙古工委将三边地区被反动军阀马鸿逵控制的大盛池交给当地的蒙族人管理，受到蒙族人的欢迎。
经过艰苦努力，他们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36年9月15~17日，高岗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赞扬。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中央的高级会议，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并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1937年3月，随着苏区向宁夏扩展，蒙古工委改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仍有高岗主持工作；同时将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分别成立了蒙、回民族学校；扩建了蒙汉支队，建立回民支队。
这个时期，高岗远离党中央独立活动，缺少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生活上放荡不羁，沾染了不少流氓无产者的思想作风，是他后来在私生活方面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一）走上领导岗位
出任边区保安司令
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高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获得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的17位执行委员之一，并在党中央未提名的情况下，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是任命郭洪涛为边区党委书记，可是缺席获全票的事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8月下旬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 6 其余的红军都改编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陕甘宁）和地方部队。9月，讲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三省的23个县），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之一。随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任保安司令。11月，任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到三边7 及其北部一带，联合蒙族同胞开展剿匪和抗日游击活动。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不知道边区党代会上我得了全票。中央调我回来，我还以为又犯错误了，对人家说，这次回家凶多吉少。回来以后才知道是党代会得了全票。先在毛主席那里（中央军区）做一局局长，后来当保安司令。”
当时边区的形势十分险恶：一方面是山西的日军不断侵犯黄河河防，轰炸和炮击河西的城镇；一方面是国民党30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唆使边区的反动势力捣毁抗日组织、攻击抗日军政机关、杀害我工作人员及群众；并调集数十万军队先后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妄图消灭边区。同时，在边区内部，匪患严重（其中三边地区张廷芝是被我打散的国民党残部，流窜为匪），成为边区的心腹之患。
高岗上任后，根据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保存和扩大红军”的任务，8 立即着手对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和自卫军进行整编。
首先，将原有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警卫部队改正编为保安部队，将边区划分为若干警备区，设立警备司令部，明确各保安部队的驻守区域和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配合八路军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重任，随时准备参加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第二，将原有的赤卫军改编为抗日自卫军，明确自卫军的性质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其任务是，平时生产练兵、维护社会秩序，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担负战勤任务。到1938年底，边区从村到乡、县都建立了抗日自卫军。
保安部队紧紧依靠边区人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粉碎其三次反共高潮和对白区党疯狂进攻；改造了旧政权和旧保安队，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巩固亲率保安部队，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配合下，经过两年反复清剿，先后剿匪40多股，彻底肃清了边区的匪患。他后来回忆说：”去三边打土匪，认为自己还不错，三个月九肃清了。其实这是党中央、留守兵团、群众的力量。”
保安部队和自卫军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保卫千里河防，动员大批人力、畜力渡河支援山西抗日战场。巩固亲自沿河视察，慰问守防阵地官兵；到野战医院和沿途兵站看望慰问伤病员，了解部队的伙食与医疗情况，勉励伤病员安心治疗；要求医护人员和驻地的群众像对亲兄弟一样护理好伤病员。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保安部队编入正规部队，由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副政委。因政委关向应生病，由高岗代行政委职。此时，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达四万余人。
走上党政领导岗位
1938年4月，党中央决定改组边区党委，任命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他初涉边区领导工作没有经验，遇到不少问题，产生过畏难情绪。正如他所说：“边区党委的工作很难搞，心想：‘边区麻烦，不如当地委书记，挑大粪也好’，‘去他妈的，不如去挑大粪’”
党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边区工作，手把手地教他，才逐步成熟起来。1938年11月，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高岗是委员之一。1941年5月，他出任西北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46年，他又连任第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注13 1946不安吧4月召开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一次会议时，高岗虽然已经调到东北工作，但仍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培养下，高岗的工作获得了全面丰收，他本人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高岗的这段历史，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北起家”。
然而，他在工作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反省时，不无愧疚地说：“1938年到边区党委。过去肃反，王明、郭洪涛的错误的。现在自己做了保安司令，做了书记，如果更谦虚谨慎，和不同意见的干部一起工作，那就好了。可是自己的能力的不成熟的，我却觉得仇恨，很狭隘。”
（二）建设模范边区
高岗在任期间，重点抓了边区的民主建政、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及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
陕甘宁边区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3个县，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安徽省），人口150万（1938年状况），人少地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由于脱产人员大量增加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叫嚷“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各方面的工作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困难。
中央到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战以来，延安的部队和公务人员逐年增加。1939年以后，国民党重兵伺机进攻边区，中共中央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由1937年的1.4万人，猛增至1941年的7.3万人。虽然中央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实际已达5.4%。群众的公粮负担也因此逐年加重；1937年征公粮1.4万石（一石为五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28%，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至1941年激增至20万石，公粮已占总产量的13.8%，每人平均负担达一斗四升，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 9 人民负担加重，必然会引起不满。
另一方面，边区的财政收入却锐减。原来边区财政收入的相对一部分是来自海内外爱国人士及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这些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大。 10 1940年10月以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加上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邮路，外援从此断绝。毛泽东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1
边区党委对边区的经济状况极为焦虑，高岗说：“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止境地搜刮老百姓呀！”他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归结起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条：发展生产和节约开支。高岗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共同的中心任务”，“建设的另一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
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被边区政府和中央采纳。【注14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方针，取得重大成果。
1、大生产运动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强调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解决边区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和高岗进行了长谈 ，了解陕甘宁的自然资源，研究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的办法。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把部队、学校的人员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不愁没有活路。这就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于是，党中央向全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抗战”的号召。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闻风而动，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加强经济建设，全区财政实行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政策，增加政府收入，改善吗、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才、生产运动迅速展开。
三边地区盛产食盐，是与外界交换的重要物资。八路军359旅的1200多名指战员进驻定边盐湖，大搞盐田建设，使盐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41年4月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除部队运输外，边区政府还组织群众冬闲时到三边运盐，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1941年10月，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业生产”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政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扶持；设立农业学校、公营农场和自然科学研究院，进行技术试验和推广，指导农民改良生产技术。同时，边区政府发布了优待移民的政策，妥善安置难民，吸引他们到边区参加生产；把军队、机关和学校都动员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农工业、商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
1942年春，针对一些高级干部对经济建设不够重视的倾向，西北局要求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把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民主建政结合起来。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头一条酒啊要农民手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演说，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机关生产任务。高岗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自给有余。同时，边区政府决定发放农业贷款两千万元，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
1939年到1943年，边区政府分别举办了三届工农业展览会，展示工农业生产成果，鼓励劳动模范，促进大生产运动。在1943年11月召开的边区首届劳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生产展览会期间，毛泽东到会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演说。这次展览会的成果表明，陕甘宁边区基本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提出1944年“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的新目标。
为了完成1944年的生产任务，高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业务会议，如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提出公私兼营、公私并重的政策；技术人员座谈会，要求技术人员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完全自给；在合作社主任会议上，高岗发表了《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讲话，要求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办好合作社。
在大生产运动中，高岗带头种了一块地，做到副食、被服自给；他还有一手纺线（纱）的好手艺，在机关里给大家做示范，教干部们纺棉花、纺羊毛。
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困难，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支持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也锻炼了干部，改变了传统观念，提高了干部战士的素质，改善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2、民主建政与精兵简政
毛泽东对李维汉说：“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注15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人员分配的原则是：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12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部分地区试行“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恒古未有的民主改革，边区人民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选举。改革亲自到试点地区视察，帮助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区推广。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宣告成立边区参议会，高岗当选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通过了边区党委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关于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组织条例、选举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土地条例》、《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等法规性文件。
1941年4月30日，边区中央局提出试行“五一施政纲领”，确定了使边区“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规定了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
1941年11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高岗和林伯渠分别连任参议会议长、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当选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
民主建政不仅体现在“三三制”，也体现在各党派真正行使权力。1942年1月，高岗率考察团到绥德、米脂等县考察工作。他与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和各厅局长一起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考察中，一方面坚持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原则，同时又放手让党委人士大胆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党内外的关系非常融洽。
按照精兵简政的精神，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
西北局机关带头精简，高岗提出边区一级的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合署办公，紧缩上层，加强下层。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边区政府系统进行了三次大精简，裁减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13 同时，建立和改革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不仅在边区政府系统，还包括中央很西北局，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重新划分和审定各级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职权和业务，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做到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简政工作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涉及政策、制度、机构、人事和业务，及领导作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精简中既要检查思想，也要检查工作。
经过两年努力，边区机关精简机构达到了“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充实到生产和县、乡第一线领导，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使陕甘宁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工农业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照。在194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和英模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到会讲话，赞扬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3、各项事业大发展
教育事业
党中央对干部培养十分重视，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久发出指示，要求招收青年学生到边区来。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中央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因此，必须打破党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西北局和边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39年9月23日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12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意为无产阶级关门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参加建设和为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
同时，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在1939年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国的优秀后代”，“发展人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防教育、新闻教育、卫生保健事业等方针政策。
根据这些政策，边区党和政府创办了党校、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学校、研究会等，并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学。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大批军烈属子弟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儿童。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西北党校（高岗亲任校长）等一大批中高级学校及自然科学院也相继成立。到1944年，全区学校达1300余所，在校生四万余人，比1935年增加近十倍，边区成为一个“人才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还组织了许多识字班、夜校、冬学等，普遍建立读报组、图书馆、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促进会等等，使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少数民族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多民族地区，高岗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民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担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多次对绥蒙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西北工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春，高岗只是绥蒙负责人：“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1938年5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年11月21、2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1935年9、10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1954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10日，高岗参加了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讲话，说：“刘志丹、高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高岗出了问题，郭洪涛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注16 这部分及以下内容，详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郭洪涛的申诉，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又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中央监委1959年的《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
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思想混乱，在同志间造成了新的不团结，也引起许多陕北老同志的严重关注。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陕北肃反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路线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堂、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召集座谈会，共同研究解决。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历史问题的争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他们都是当年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对陕北党史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一）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一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史册”。
然而，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陕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是党中央到达陕北才得到挽救。
（二）关于错误肃反的问题。座谈会一致肯定了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重申1942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以及1942年12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正确地决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注17 《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中说：“陕甘边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军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三）关于郭洪涛在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中的责任问题。郭洪涛是受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执行了“左”倾路线。后来，北方代表根据他所提供的关于陕甘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不实情况，又派朱理治和聂鸿钧到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在1983年的座谈会期间，五人小组的同志和郭洪涛谈话时，他也说，“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这段历史的上述结论，为避免以后再出反复，根据五人小组的要求，参加座谈会的八个人都在所形成的文件上签了字。
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了第28号文件，重申并坚持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纵观高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工作的过程，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紧跟党中央、毛泽东，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值得一提是，高岗出任边区党委书记不久，张闻天就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16 可以说，高岗的思想作风无不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在陕甘宁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获得的。他对毛泽东，从救命之恩的感恩戴德，到无限崇敬奉为圣贤，乃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所以这些情感和心态，都使他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也惟其如此，高岗才站住了脚跟，成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其次，党中央对他着意培植，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巩固与建设陕甘宁边区，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直接参加西北局和边区的党政领导工作。如任弼时、徐特立（中央宣传部部长），谢觉哉（西北局副书记、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以及李维汉（边区政府秘书长），陈云、南汉辰（财经工作），张爱萍、萧劲光、贺龙（军事工作）等。如果没有他们大量艰辛的工作和诚心诚意的传帮带，高岗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正如他在1954年反省时所说：“那时我啥也不懂，都是人家教的。”
如果说，在创业时期，高岗是以刘志丹为楷模，那么在陕甘宁时期，他就是以毛泽东为导师，以一大批诸如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李维汉、陈云等为先生，步步跟随，努力地干，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第三，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其他兄弟根据地军民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保证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能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仅凭高岗和他的保安部队，是不能担当保卫边区。巩固边区这一重任的。
第四，就高岗个人来说，团结大批外来干部，包括知识分子，虚心向他们学习，齐心合力搞好边区建设，是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他只认得自己的陕北小山头，狭隘自私“小肚鸡肠”，时时惦记着自己山头的利益，算计着别让那些外来的“能人”把他手中的地盘和权力夺了去；假如他用人唯亲，只相信自己的一帮兄弟，而对“外来户”处处提放，事事刁难，以老大自居，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最后，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平易近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他受到人们尊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驰骋在内蒙荒漠和草原的骑兵司令，还是身居高位的西北局书记，乃至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他始终保持着同下级、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平时，他常到伙房与炊事员一道干活儿，同警卫战士一起打球下棋、打扑克，争输赢争得脸红脖子粗，输了一样的钻桌子。过年时，秧歌队来慰问，他就扯条羊肚子毛巾系在头上，加入他们的行列；联欢会上，只要大家喊一声“高书记来一个！”他就会扯起嗓子唱一段陕北道情或信天游。他到营地视察，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下共餐；到农村调研，同农民一起边干活边拉话，亲如一家。有人说他“不像个领导”，也有人说他“土里土气”。但他不在乎，他就是他，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一个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高级领导干部。
总之，陕甘宁的成就，不能说没有高岗个人的作用，但要是没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众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军民的努力，以及兄弟解放区的支援，他将一事无成。
然而，后来他过多的看重自己的成就，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加之人们对他过分地美誉、吹捧、奉承、甚至投其所好，纵其所欲，使得他飘飘然，昏昏然。他过高估计自己，过分相信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很有能耐、很有水平了。这就严重障碍着他的头脑清醒和思考在、慎密，放松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和行为的约束，这是他后来饭大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4年，他在反省西北时期这段历史时，既肯定自己有工作成绩的一面，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和骄傲情绪。他说“本来，那时自己在各种政策上，理论、文化、干部教育，各方面是不成熟的。自己总结了正确的东西，而黑暗的、不健全的方面没有讲；没人批评，也受不得批评。结果宣扬吹嘘正确的，而黑暗的、不正确的没有受到揭发批判。”
“刚当边区党委书记时，觉得工作很难搞，心想：不如去当地委书记，挑大粪也好。后来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
“其实，边区粉碎三次反共高潮，是直接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导下粉碎的，不是自己看得那么正确，自己是跟着走。至于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指导下搞的；各种政策、政权、教育、统一战线，主要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自己也还没有完全体会、领会这些东西，有些还不了解，却总是觉得一切都懂。自己本来在政治上不成熟、不高明，但是装得自己高明，表现自己还不错。主席推举自己，自己也把自己估计高了。中央的各种政策得到正确实施，就以为是自己做边区书记能拿出一套，让各个根据地学习。实际上全部是中央的。而自己却认为自己差不多了，骄傲起来，没有好好利用和平机会下苦功夫学习。当时毛主席说要掌握正确思想方法；天天说尊重本地干部。而自己实际没有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狭隘。在学习、尊重老干部方面、尊重外来干部方面，做得不够。因此，许多东西没有学到。当了西北局书记以后，1942年高干会议批判“左”倾路线后，就骄傲起来了，以正确路线自居。实际上并不成熟。1945年“七大”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后，就更骄傲了，自己不论才德各方面都是不够的，而自己却飘飘然，还以为只是自己个人的功劳，了不起啦。”
四、战斗在黑土地
从1945年秋到1953年底，高岗在东北工作八年多（最后一年多虽离开东北，但仍是东北党政军的第一把手）。
我们将分两节来讲述他在东北的往事，本节重点叙述1945年8月至1948年11月，即东北全境解放前的事情。
日本投降后，高岗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
他在反省这一时期的问题时，说得最多的除了与苏联人的关系之外（如我们在第二章所叙述），就是他与彭真等人的意见分歧与争论。其实，当时与彭真发生争论的不只他一个，还有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黄克诚等，即当时多数东北局委员。他说：“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指彭真）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同志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些争论，在1946年7月和1948年11月的两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中都曾作过结论。【注18 1946年7月1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犯了路线性错误，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对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林彪任书记，罗荣桓、彭真、高岗和陈云为副书记。彭真于1947年调回中央工作。1948年11月23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重申了1946年7月会议的意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彭真犯了“路线性错误”。按理说，是非应该已经清楚。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分歧并未消除，以致到1987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有重“开战”，争得不可开交。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本节要告诉读者的。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东北是个好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土的肥沃、宝藏丰富，更因为她背靠苏联、朝鲜和蒙古，面对我华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中央“七大”期间曾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全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独霸东北之梦。
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明白，以自己当时的力量，要占有东北，谈何容易！因此，他们当初为抗战胜利后制定战略方针是“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急剧改变了我国内外的形势，似乎有了独霸东北的希望。
当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远在西北、西南大后方。一时半会儿过不来。而我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只有一关（即山海关）之隔，并已发展到辽西、热河；山东解放区与东北也只有一海之隔，现在正可借助苏联红军 的力量出关收复失地，【注19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原东北军之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和冀热辽之李运昌部，分别由山西、绥德、河北、察哈尔、山东和冀热辽地区向东北进发，收复失地。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等苏军撤退时，接收全东北。到那时，只要我们把住往沿海的港口，国民党军队就休想进来。而且，许多人相信，苏联老大哥一定会帮助我们。
毛泽东可没这么乐观，他已经估计到蒋介石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甚至要发动内战。果然，蒋介石来抢夺胜利果实了——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是命解放区军队原地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命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三是命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接着，又拾起“剿共”的屠刀，密令各战区想、重新印发1933年所编的《剿匪手册》，准备发动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一面散布“和平”烟雾，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一面在美国帮助下加紧向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运兵。
毛泽东没有料到，抗日战争中的盟友美国人会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达了我们队和平的诚意。在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毛泽东更没料到，苏联老大哥竟然会背着我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注20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该条约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军；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连为国际自由港，苏联继续租用旅顺军港，中苏两国共同经营中长铁路；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把对日本的受降权全部交给了国民党政府。条约于8月26日正式公布。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条约”的各项条款后认为：“东北三省为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17 于是，决定派千余名干部，由林枫、张秀山带队去东北；万毅部“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 18
其实，国民党政府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抗日武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今天的胜利。现在，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由李运昌率领的冀热辽主力部队1.3万人和地方干部2500人，率先挺进东北与苏联红军会师。接着，山东解放区的部队也渡海踏上这片黑土地。
延安派出的干部团由张秀山带队，于1945年9月2日出发，到晋绥与林枫带队的干部团会合，共1500余人，奔赴东北。
1945年9月14日，最先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
东北的形势似乎正在按照中共中央的预计发展，令人鼓舞：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解放了山海关至沈阳的各个城市；苏联红军对我们非常友好；长期受日伪统治的东北人民热烈欢迎祖国的军队——八路军。如曾克林给中央的报告所说；扩兵很容易，并有大批伪组织伪武装均待改编；武器装备也很充足，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19
中央政治局会议连夜进行研究，于1945年9月14日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立即乘苏军代表的飞机赴东北主持工作；指示各解放区配备一百个团架子的军、地干部尽快进入东北。同时，为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调整了部署——将“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的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
高岗坐不住了。会议尚未结束，就强烈要求去东北工作。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坚决的争取东北，在的吧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
于是，中央陆续向东北派出十万部队和两万多党政干部，其中包括20名中央委员（有四名政治局委员，占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见中共中央抢占东北决心之大。原来派往山东军区任司令员的林彪，刚走到河南濮阳，就被中央一份“万万火急”电报拦截，转奔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注21 由于中苏条约的限制，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军队统一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初，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直到毛泽东回延安以后，才决定增派高岗去东北工作。1945年10月22日，高岗同张闻天、李富春等一道告别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二）方针之争
1、“独霸东北”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年9月28日，中央军委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指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点首先放在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斗争基点，再进而争夺和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20
蒋介石也在紧张行动：任命东北行辕主任，将东北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上两市【注22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将原东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与安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开始接收并行使“东北主权”。同时，借助美军军舰运送大批军队北上，抢夺已被我收复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于是，中共中央接连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霸占东北。 21
1945年10月19日，东北局接到中央《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东、安东的方针》的指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在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1945年10月23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于是就有了“独霸东北”这个口号，与这个口号相关的，是争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其实，“独霸东北”只是一厢情愿，国民党不答应，美国不答应，苏联也不答应。不过在当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对“独霸东北”都坚信不移。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东北进攻。他们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来势汹汹。而我们的新四军徒步行军，尚未到达东北。
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先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之部队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但是，没想到苏联老大哥要执行“中苏条约”，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于1945年11月10日允许国民党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受各大城市。
东北局一面与苏方交涉，一面仍按照中央指示，于1945年11月12日作出“在苏军撤出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的部署，并报送中央。
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主力集中作战之枢纽”。
1945年11月15日，中央同意东北局 12日电：“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同日，毛泽东给林彪、彭真发出《关于内线作战的方针》的指示：“挨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于有利的时间、地点”……举行反攻，“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毕竟来了那么多准备精良而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又有中苏条约的限制，岂容我“独霸东北”！
后来，在1948年11月下旬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上，罗荣桓【注23 罗荣桓，中共中央委员，1946～1948年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曾说：“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有种依靠（苏联）红军、和平幻想的思想”，“基本问题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
1、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在“独占东北”，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指导下，东北局在1945年9月底在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强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伪分子，摧毁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在农村要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
这里没有提到与国民党斗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没有提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它忽视了日伪统治14年的东北，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都很薄弱，没有党组织，没有政权，没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援等实际情况。尽管在1945年10月3日，东北局又提出，“在满洲东、西、北方面，分兵接受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在后来的工作部署中也说“发动群众是各项工作的决定一环”， 22 但实际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夺取大城市。因此，东北局部署的各项工作很难开展，甚至我党政军难以立足。
果然，由于苏军执行中苏条约，把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交给了国民党，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5年11月16日，敌占领山海关，19日占领绥中，21日占领兴城……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20日对东北工作做出新的部署：“迅速在动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945年11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将上述部署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注24 11月22日，刘少奇给重庆代表团电：“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们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
这是东北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它改变了前一阶段以抢占大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方针，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乡村，转向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争夺大城市的部署没有改变。就在11月22日同一天，党中央指示东北部队：“顽十三军五十三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集中主力消灭锦州一线之敌，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撤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 23
也是1945年11月22日这天，我军撤出锦西；东北局及我军总部被苏军赶出沈阳，撤到本溪；26日，我军撤出锦州。
这仗能打吗？林彪不同意在辽西决战的部署。
在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部署了“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地区”之后，林彪于19日到达辽西前线，21日，即致电军委、彭、罗说明当时我军的情况，并提出不同意见：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梁，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24
然而，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45年11月25日，黄克诚【注25 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西满区副政委兼所属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委。】率领的部队刚刚赶到辽西前线，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他们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他们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得不到武器装备补充，连衣服药品也没有。他当天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了部队的困难处境：
“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他建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27日，黄克诚再次向中央军委报告：“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25
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同意放弃辽西决战，并指出：“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但必须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应 一部分主力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1945年11月29日，黄克诚就根据地问题再次致电东北局：“已经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必大大削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为土匪占踞（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会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时间，发动乡村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他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材、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补充部队”，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他连发三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均无回音。
同日，东北局虽然承认“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方针”，但仍主张“将工作重心方针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可见，东北局仍没有放弃夺取大城市而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与“独霸东北”相关的口号，还有如“一战决胜”、“最后一战”等等，都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缺乏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
2、大收编的后患
东北局之所以那么坚信能够独霸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军队的大发展。
1945年8～9月，出关部队大约是十万人，到年底就发展到28万。26 仅冀热辽的部队在出关前后的两个多月，即由1.3万人发展到13万多人，整整扩大了十倍。10月26日，彭真在沈阳东北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国共双方的兵力时说，到11月我们就有二、三十万。27
这样的大发展，兵员从何而来？刘少奇1945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的《关于部队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部队“必须摆开分散，迅速发展扩大，收编和改造伪军、伪警”,“只有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1945年11月中旬，彭真曾对刚到沈阳的张秀山等人说：伪满的国兵都是受过良好的训练，我们有的是枪，发给他们，即可为我所用。要成建制地收编，采取像摘葡萄的政策那样拿过来，这样就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28
这样的大收编留下严重后患。
新扩充的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矿工和学生外，大部分是收编的旧军队、旧警察，甚至土匪特务，并且用缴获的新武器装备起来。这样的部队政治觉悟和纪律都很差，根本没有战斗力。可是晚些到达的老八路、新四军，却得不到任何装备的补充（如黄克诚的“七无”电报所说）。于是就有人发牢骚说：“新兵（指收编的部队）新枪，老兵（指晚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枪。”而且这些老兵们只能用老枪去对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其困难可想而知。
更为严重的是，像大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伙（人称“四大旗杆”）都收编为人民自卫军；而共产党仅派少数干部到这些新部队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些伪满的残渣余孽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来之前，以“先八路，后中央”(当时群众称国民党为“中央”)；“先共产党，后国民党”的手段，借共产党的招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当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时，仅一个月左右，这些新编的部队几乎全部叛变，成为武装土匪。拒统计，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仅十几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人。” 29
即使如此，蒋介石也不许我们大发展，很快就派大批装备精良的军队向东北扑来。仅仅过了一个星期，1945年10月16日和19日，党中央又发出相反的指示：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必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再分散”；“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是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对于这样的扩军方针，张闻天曾批评说：“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收编加委的错误方针，把许多土匪武装都搞成了‘三江人民自治军’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招牌，扩大自己的势力，当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打到关外的时候，这些土匪武装纷纷哗变，把我们派去的同志给杀害了，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30
3、接收城市
我冀热辽部队和山东部队最先进入南满（主要是在当时的辽宁、安东两省）地区，然后向北满、西满、东满进军，一路消灭顽抗的日伪军和土匪、收编旧军队和警察，接收城市。到1945年底，东北各省的省委或工委就陆续建立起来，并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通过民选形式，选出了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委派是省政府相对抗。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
然而，深入分析一下就发现，政权建设工作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部署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机构，在日伪时期的旧人员重新加以任命，让他们当厅长，当县长，当国大代表。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合法身份，勾结土匪，私通国民党，搞暗杀和各种破坏活动。这就使得本来就不了解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误认为共产党、民主政府与日伪时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而我们的党和军队则由于忙于接受，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 31
这样接受的城市，很快就被来势汹汹的敌人多去。我军且战且退，党政领导机关不断转移。但关于工作方针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经太行、冀东、热河，历时一个月，于1945年11月20日到达沈阳。他们没有料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正等待着他们。
当他们到达沈阳时，东北局正在开会研究工作方针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按照中苏条约，苏联即将把沈阳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已无可置疑；目前，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抢占地盘，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很难立足。所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打算，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彭真等人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他们认为大城市对我们很重要，绝不应放弃；苏联红军应该支持我们，而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双方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张闻天和林彪完全支持高岗的意见。
会后，林彪对高岗说，照这样搞下去不行。我要向党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高岗坚决不同意。
东北局内部对形势估计和战略部署的意见分歧，使东北的工作举步维艰。而这种争论竟然持续了几个月。
4、北满分局的意见
194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高岗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的吉黑军区（后改为北满军区），任务是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巩固后方。此时，高岗、张闻天等人还在赴东北的路上。鉴于中苏条约的规定，北满分局和松江省的领导机构于11月22日撤出哈尔滨，迁到其东边90公里的宾县。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离开沈阳时，东北局已经开始撤退。他们于1945年11月23日，乘运煤火车的一节闷罐车一路北行，11月26日到达哈尔滨与陈云会合。高岗一到，陈云即提出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自己当副书记。
高岗笑道：“这不行！还是按中央的决定，你当书记，我当司令员吧，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以后，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里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我保证听你的！”陈云三次建议，都被高岗拒绝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
1954年，高岗反省时说：“刚去北满时，我做军区司令员。陈云三次推举我当分局书记，我不干，让陈云当书记。我就天天剿匪、土改、组织二线兵团。【注26 二线兵团指主力部队以外的地方 ，平时主要担负保卫解放区和地方治安等任务。战时可以成建制地参加主力部队。因为其优良的军事政治素质，参军后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受到主力部队的欢迎。】1946年以前，主要如此。”
就在26日当天，陈云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的第一次会议，28日结束。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东北形势，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任务。11月29日，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 32 明确提出：
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
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这份言辞恳切的电报很长，分两天发出。这些关键性的意见，对党中央改变东北的战略方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收到一半，就回电：“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完全赞同。”
1945年12月1日，北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高岗就目前形势与创建根据地问题的报告。
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和清算土匪》的指示。指出：“你们从长、沈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
但东北局仍要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及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说：“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为了达到上述之目的，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当日，陈云、高岗即复电彭、罗，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革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
次日，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新的方针和东北实际情况，立即作全面部署，并要求派五个老主力团来北满帮助创建根据地。
北满分局的《几点意见》和1945年12月5日的电报表明，他们与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需要党中央来决断了。
1945年12月7日，刘少奇对东北局12月5日的部署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摇摆不定，妨害工作，丧失良机。”
北满分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日又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补充意见：由于北满地区的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我两万多新部队多系召集合股而来，成分复杂，阶级觉悟低，存在不稳定等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与国民党作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源，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5、“一二·二八”指示
尽管多数东北局委员不赞同东北局的部署，但争论仍在继续，东北局仍然“摇摆不定”，各方意见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劳累过度，回延安后一直在休养，对东北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但1945年11月下旬以来，由刘少奇多次发出的指示，已明确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12月2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请你们注意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主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源源供给前线，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1945年12月24日再电：“东北的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争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
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东北局的“摇摆不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急怒心态溢于言表。
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注27 1935年10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的下场么？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年1、2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1945年12月28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1946年2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1946年3月6～8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转移到梅河口，4月18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三）血的教训
“独霸东北”问题解决后，接踵而来的是东北问题能否和平解决，是“最后一战”还是长期斗争？争论仍在继续。
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中国何曾有和平？东北更无和平可言。
然而，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于是便有了旷日持久的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也让一些人想在和平实现之前再唠一把，多枪一些地盘。
根据形势需要和“一二·二八指示”，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将部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区域，成立了四大军区和各省的军分区。
1946年1月5日，为了配合承德保卫战，中央电示东北局：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一招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于是，有人就盼着，打完这最后一仗，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 军事冲突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然而，所谓“停战协定包括满洲”，我将“控制广大地区”，“要求民主改革”等等，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停战。1月13日当天，就密令其军队抢占东北的战略要点，继续向东北解放区进攻。
于是，中共中央又于1946年1月13日电示东北局：“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击破其进攻。”
194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即苏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不怕以最大牺牲，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又是一个“最后一战”！
党中央对时局的估计非常乐观，不仅对最后“一战大胜”充满信心，而且对实现和平充满信心。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又称“二·一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这个指示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而且绘出一幅美好的和平景象：“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当然，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先打赢“最后一仗”。
于是，党中央于1946年2月5日电示彭真、林彪等：“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见1月27日电——笔者注），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在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关于东北问题须准备长期战斗的指示》中，虽然承认国民党“仍不想停战……你们扔须作比较长期的战斗准备”，但又“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在谈判中我们须有让步，但国民党须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可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可见在当时，不仅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一战决胜”后，和平就会来到，而没有长期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就连党中央也“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打下去）”；并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但是，国民党军队正气势汹汹地来抢夺东北，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战”？而且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明显处于劣势，又怎么可能“一战决胜”呢？
处于战争第一线的许多干部，其中包括陈云、高岗和林彪、黄克诚等人，根本不相信真的会有和平，认为和谈是敌人的阴谋。面对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开始”、“主要斗争形势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等等，全是幻影，只会麻痹人民的思想，丧失对蒋介石内战阴谋的警惕。
1946年2月25日，北满分局陈云和高岗致电东北局：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应立即执行中央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队伍，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可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1946年2月，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后应国民党政府要求，于5月3日撤退完毕）。中共中央一个接一个电报发往东北，要求乘苏军撤退之机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而中长铁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属四平。
1946年3月4日，中央指示：“应尽力阻止顽军进入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顽军进攻，均需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
针对国民党即将从苏军手里接收大城市，并进攻西满、南满一些城市的局面，1946年3月5日，中央指示东北局：“蒋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将继续一个时期”，“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
抚顺会议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而东北局领导者们的思想却统一不起来。
1946年3月11～12日，苏军撤离沈阳，蒋军立即进驻，并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然而，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地区毕竟十分重要，怎能全部让给国民党？于是又开始争夺。
1946年3月17日，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国民党还是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1946年3月18日，在苏军撤出四平后，我军解放四平。
1946年3月20日，敌军逼近抚顺，东北局带着争论转移到吉林的梅河口。
中共中央继续不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
1946年3月24日：“我党的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946年3月25日：“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时，一二日内控制之。”
1946年3月27日：“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讯赶时机。”
1946年3月29日，东北局按照中央指示作出“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占领长、哈、齐各市”的部署，得到中央同意。
然而，国民党岂能让我们得逞！杜聿明调动大军，下令要在1946年4月2日之前占领四平。林彪则在四平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准备“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1946年4月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林彪和彭真发出关于保卫四平的指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1946年4月8日：“应以反复肉搏打几个昼夜……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保卫长、哈。”
从心理说，林彪是不赞成这样硬拼的，【注28 4月11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讲了敌我现状和蒋军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后说：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但因为毛泽东要这样拼，他只能服从。后来在1948年11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他是“硬着头皮打的。”
当时，对这一仗究竟怎样打，思想上不是很明确，所以打起来以后，是且战且退。关于这一仗的目的，当时的说法是：阻滞敌人，为后方争取时间，以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6年4月16日，四平保卫战拉开序幕。一交手就消灭敌人一个师共4300余人，我军威大震，敌军心大惊。这一仗打得漂亮，阻滞了敌人的进攻，煞了敌人的威风。此后，我军利用两军僵持之机，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整顿部队，宣传群众，瓦解敌人，的确为后方争取了时间。
1946年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这一天，东北局由梅河口转移到长春。
1946年4月2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形势似乎不错，1946年4月26日，彭真在长春干部会议上，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本溪、四平、长春几个战役后，东北形势已变，转变到根本对我们有利……现在优势已到手，问题是巩固优势”；“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保卫长春，把敌人消灭在长春以南。”
毛泽东也很高兴。1946年4月27、28日，分别以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嘉奖坚守四平的将士，要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34 要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1946年5月1日又致电林彪：“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
但是，敌军并未被“打得精疲力竭”，反而调集更多的兵力分三路向四平包抄过来，全面进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经过惨烈战斗，敌军于1946年5月18日突破我军防线。
这时，林彪决定撤退。他在向军委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灭之危险”；“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又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队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1946年5月19日，中央回电：“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至此，毛泽东放弃了对四平战场的遥控指挥。是夜，林彪下令撤出四平。
毛泽东又命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后方行动。” 35
但实在不能再拼，也无力再拼消耗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一致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6年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撤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敌人就占领了长春。
四平战役双方都投兵十万，我军毙伤俘敌一万多人；自己的伤亡，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说是八千人以上。林彪后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他伤亡了1.3万人，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老骨干。
这样的消耗战究竟是否该打？一直存在争议。
如毛泽东电报所说，“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因而震慑了敌人，为建立根据地争取了时间，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北满根据地。
但也有人认为四平保卫战是错误的决策。
许多年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重提旧事，毛泽东说四平保卫战是他决定的。黄克诚当面顶撞说：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不管怎么说，四平保卫战总算以伤亡上万将士的惨痛代价，惊醒了那些做着“一战决胜”之梦的人。
（四）东北局改组与“七．七决议”
东北局撤到哈尔滨以后，经中央批准，于1946年5月26日与北满分局合并。
几个月来的争论不仅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团结，也影响到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彭真等人曾酝酿改组民主联军总部，把林彪撤掉。林彪等人也向中央建议，改组东北局的班子。
1946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罗荣桓去苏联治病，决定由高岗代任民主联军第二政委，主持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罗荣桓临走前与林彪、陈云、高岗商量，一致认为彭真对东北局的工作领导不力，遂以他们四人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对东北局领导人的分工进行调整，林、罗、高并力举陈担任东北局副书记。
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1946年6月16日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高岗兼秘书长。
1946年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于7日作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注29 这个决议由陈云起草，经中央修改后批准。】（即“七·七决议”），总结了半年多来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了1945年8月以来，我党我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创造广大东北解放区和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指出“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虽对我有利，但“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2、当前的任务：
（1）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
（2）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迅速普遍地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注30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从此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斗争中改造村政权，建立农会和人民武装，发展党组织，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人民战争。为此，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肃清土匪；组织地方干部工作团，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3）明确现在斗争的目的是为保卫解放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今日之东北已非抗战时期之敌后，要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
（4）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战略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以达到保卫解放区的目的。
（5）为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
（6）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应使干部认清形势，认识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这就既可以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又可以彻底改正干部的不良倾向。”
3、东北的斗争环境长期艰苦，但前途是光明的，不是孤立的。从全国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只要我们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依靠群众，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建立起巩固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实现和平民主。
会后，东北局和各省市负责人分别到各地宣传落实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调动三分之一军队进行剿匪，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注31 据统计，7、8月间就调动1.2万多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期间，高岗亲自到合江视察了刚解放的安东市（现密山镇），并查看了与兴凯湖中苏边界及界标。当时苏联红军企图以兴凯湖为界“取齐”中苏边界（这将会吃掉我一大片领土），遭到高岗坚决反对。经双方交涉，维护了我国领土完整。
由于林彪主要在前方指挥打仗，罗荣桓去苏联治病，陈云于1946年冬到辽东分局主持工作，彭真调回中央，东北局于11月2日决定，在林彪随军行动期间，由高岗主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到了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同意在林彪去前方时，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
（五）北满先行
1、剿匪斗争
高岗到北满之初，大量的工作是剿匪、整军建军、战勤和土改工作。
北满地区在东北的最北部，苏联接壤；包括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牡丹江五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人口近一千万，物产丰富，工业和交通都比较发达，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十分活跃的地区。然而，这里又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
东北人把土匪称之为“胡子”。
共产党面对的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残留的日伪警察、特务、汉奸和恶霸地主合流的武装团伙，及负隅顽抗的日本军人。他们有些曾被共产党收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到一个月，几乎全部叛变为土匪；有的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打着国民党“先遣军”、“挺进军”的招牌，有国民党派去的“高参”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是道地的政治土匪，老百姓称其为“中央胡子”。当时东北154个县，有一百多县被土匪占据。北满土匪四个旅，号称十万人；南满土匪号称五万人。合江地区的匪患尤为严重。最有名气的“四大旗杆”【注32 当时最大的四股土匪首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黑子）、孙荣久、号称“四大旗杆”。】都盘踞在佳木斯周围的合江地区十几个县内，不仅数量多，而且控制着部分铁路、公路和航道，包围着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城市，妄图在苏军撤走后接收佳木斯与合江全省。他们出没于深山老林之中，活动在广大城乡之间；残害骚扰百姓，袭击我军机关，杀害我干部战士；伏击人民自治军和苏联红军的车辆，抢掠武器装备；甚至公然向正在举行“八?一五”纪念大会的主席台扫射，制造流血事件；洗劫两座县城，集体枪杀包括我县长在内的20多人……
匪患不除，何以立足，更何谈民主改革！
因此，北满军区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土匪，解放广大乡村。
高岗对剿匪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到北满，就根据北满分局1945年11月会议精神，于 1945年12月初，主持成立了北满军区剿匪司令部；并相继建立了北满五省军区；整编和训练部队，清洗坏人；以师为单位，划定区域，深入林海雪原进行剿匪。在短短的两个月左右，松江与合江两省军区的部队剿灭了大股土匪，夺取了一批主要据点。1946年2月初，两省剿匪部队在通河会师，陈云和高岗亲临前线，勉励部队官兵再接再厉，彻底消灭顽匪。
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满65个县中，有58个县获得解放，大部分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改造村政权，共产党在群众中建立了威望。苏军撤退后，民主联军顺利接收了哈尔滨、佳木斯及合江全省。但四平战役失利以后，残匪乘机收罗旧部，再度猖獗起来，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我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由于大量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增加了剿匪力量。
1946年5月下旬，经中央批准，张闻天到匪情最严重的合江省任省委书记。
1946年6月4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接着，高岗签发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估计在十五天停战【注33 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以后，国顽必然作更大规模地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并总结了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顽匪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未发动群众，没有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做骨干；在站上上有不当之处，各地配合不够密切等。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否则“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 ，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决定》将剿匪部队按区域进行了分工，战术上采取远距离出奇兵奔袭、合击、穷追等办法，进行反复扫荡、严厉镇压，对投诚者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同时，在所有剿匪区域，有计划地抽调千余名干部组织工作团，各级领导机关中除必须留机关工作的人员外，“均应离开大城市，走出洋房子，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衣服，背上行囊，不留恋空头的工作职位浮在上层，而老老实实到乡下去给群众办事”；工作团要与部队密切配合，根据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和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搜缴地主及散匪的武装，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使之真正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人民武装，造成人民战争。
最后确定：各个地区由剿匪部队、地方党、政府及工作团的负责人组成临时的统一指导机构，松江地区工作团由张秀山负责组织；牡丹江、东安、合江之工作团由张闻天负责组织。
1946年6月20日，合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和原省工委的同志一致认为，前一段的工作是有错误的，“最主要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去年1—2月指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剿匪方面，虽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决心不大，作战方针不对头，甚至对土匪抱有幻想，所以斗争不力，只是把他们打垮、打散，而没有消灭。更加错误的是，还曾经和土匪头子谢文东等人谈判讲和，割地而治。这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在力量使用上，由于忙于接收，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因此，使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他指出，失误的根源是“领导思想右倾”。开头是对形势估计过分乐观，而看不到还存在严重的斗争；而“当国民党进攻，土匪包围时，又表现悲观、动摇，幻想用谈判的办法取得和平，而逃避艰苦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对抗战胜利后的阶级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国民党决心要打内战，以及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再就是对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斗争缺乏经验和认识，还想用抗战时期的那套政策和策略，同地主和土匪武装讲‘统一战线’，而不是把立足点放在发动群众方面，就是没有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结果，实际上把屁股坐到了人家那里，怎么会不吃亏呢？！”最后，他提出“一个中心，即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即剿匪、生产、支前”的工作部署，把合江根据地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6
这个讲话虽然是针对合江省的，但也反映了他对前一阶段东北局工作的看法。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1946年8月下旬，调贺晋年到合江军区任司令员，并重新调整了剿匪工作的部署。经过三四个月的跟踪追剿，先后消灭以“四大旗杆”为首的大股匪伙近八万人，活捉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首，公审枪决。广为传颂的杨子荣深入匪穴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发生在合江地区。
至1947年6月，土匪基本被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农村土改也取得初步胜利，水陆交通和部分煤矿、金矿、林业、水产等很快恢复了生产，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军队发展壮大，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威望大大提高。党中央对北满地区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成功地完成剿匪认为，可算是高岗到东北后立下的第一功。
2、土地改革
在剿匪的同时，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满农村的情况与关内不同。这里的土地高度集中，5%的地主富农占有40%的土地，另外还有大批土地被日本、伪满政府和汉奸抢占，即所谓“开拓地”。【注34 开拓地是伪满时期日本拓务省和伪满民政部拓政司合伙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抢掠农民的土地，变为其“公地”。】绝大多数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甚至连基本生活物品都很缺，他们全靠给地主当雇工维持生计，处于赤贫境地。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提出练兵、生产和减租减息三大任务，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五·四指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根据“七·七决议”，派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队，7月下旬又增派两道三个团的主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土改、扩军、建立民主政权等群众运动。
首先是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汉奸恶霸及大地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清算他们多年来逃避负荷及劳工账，算得他们倾家荡产，废除高利贷，将其土地财产退赔给贫苦农民及增加雇工工资等。但由于地少人多，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需求，一些地方提出将“开拓地”分给农民，得到东北局的支持。
高岗虽然没有主持土改工作，但十分关心此项工作的情况，他要求工作团关心群众疾苦，有个遵守纪律，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参加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又能发挥当地干部熟悉情况的优势。
至1948年秋，除南满的少数地区和大城市周围村镇外，东北地区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翻身做了主人的贫苦农民，彻底砸碎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拿起武器，投入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在平山召开土地会议，推广晋绥等地的经验，推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东北局贯彻平山会议精神，出现了侵犯中农、打击工商业、乱打滥杀及党内斗争扩大化等偏差。
1947年12月，党中央批评了平山会议的错误。不久转发了任弼时的报告，对土改中的偏差进行纠正。1948年2月，毛泽东再次就土改中的错误和新华社在土改宣传中“左”的偏向问题给刘少奇发电报进行批评。
与此同时，张闻天于1948年2月提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经东北局批准在全区执行，及时纠正了偏差。
1948年9月，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高岗虽然对刘少奇在土改中的错误有意见，但他认为刘少奇的检查是诚恳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
北满地区经过剿匪、土改、民主建设，彻底肃清了土匪，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建立了民主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至1948年3月，据北满四省（松江、龙江、合江、嫩江）的不完全统计，共平分土地五千余万亩，牛马40余万匹，衣服520余万件，并没收大量金银等物。北满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翻身做主的贫苦农民提高了觉悟，建立起自卫军(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踊跃缴纳公粮、参军支前。同时，壮大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北满根据地很快得到巩固发展，为东北解放战争创造了可靠的后方，提供了兵源、战勤和物质等方面的保障，为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作出重大贡献。
3、整军建军
于此同时，北满分局和东北局、东北军区狠抓了整军建军工作。
由于收编和扩编的部队数量很大，成分复杂，国民党进攻时哗变的很多；而出关的老部队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经过四平战役以后，老主力部队消耗很大，战斗力下降。所以，整顿和扩大人民军队成为当务之急。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曾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工作，到北满以后，把建立红军和巩固陕甘宁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连以上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宣传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东北局及北满分局的工作部署；对战士进行形势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增强胜利信心；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纪律教育和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第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发挥连队支部的作用。第三是进行整编，精简机构，清理坏人，纯洁队伍，加强指挥机关。第四是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经过整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年9月23日，东北局指示各地工作团，在土改工作的基础上，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和地主阶级统治，建立和巩固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可靠的人民武装，形成人民战争。为此，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各省军区组建二线兵团，以保证向主力部队提供经过训练和有作战经验的兵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从各省的地方部队抽调部分力量，成建制地补充道所在地区的主力部队；二是组织翻身农民自卫军（即民兵），平时担负生产、治安等任务，战时担负战勤之前，配合部队作战。
翻身农民热烈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参军支前热潮，干部带头、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部队得到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合江地区在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期间，组建了十多个独立团，相继补充道主力部队；松江地区组建了三个独立师，8.7万余人，送往主力部队；辽东地区在1945年10月至1948年12月，参军人数达33万。同时，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发起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
东北战场相当平静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就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向南满地区发起进攻。
从1946年9月上旬起，林彪、高岗等联名，或以东北局名义，发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及《关于地方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社论《东北军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当时，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南满的民主联军被迫撤退到中朝边界的吉林省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偏远小县的狭小地区，处境非常困难。1946年10月3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派陈云去主持工作，【注35 陈云任辽南分局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萧劲光为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书记、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坚持辽东根据地斗争。
从1946年冬季至1947年春，民主联军总部成功地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注36 1946年12月27日到1947年3月3日，民主联军在临江进行了四次保卫战，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统称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是为了配合临江保卫战，北满的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打击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迫敌撤出临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迫其转入守势。民主联军则完成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经过短时的休整，开始了战略反攻。
从1947年5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迫使国民党退守沈阳、长春等几座孤城，大决战的时机到来了。
1948年2月，东北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高岗要求各军区和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都认识到全国革命形势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军区和野战部队要抓紧时机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阶级觉悟和战斗能力，为解放全东北做出贡献。
4、后勤保障
在军队大发展和大反攻即将开始的时候，后勤工作更加重要而艰巨。为此，东北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要求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高岗指出：大规模的战争能否胜利，后勤供应非常的重要。历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门要抓紧组织军工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保证前方部队的需要。为此曾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主力”的口号。
高岗历来很重视军工生产，早在1946年，民主联军总部就根据“七·七决议”精神决定成立军械局，在佳木斯、牡丹江、大连等地建立了七个军工生产基地；高岗亲自勘察厂址，筹建工厂。1947年10月，民主联军总部召开军工会议，作出《关于军工生产的决定》，建立了一批军工厂和修械厂、所，形成制造、修理配套的军工生产系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不仅基本保证了东北的需要，还支援了华北和华东战场，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同时，成立军需、气象等学校及医科大学，培养各类技术人才。
1948年3月，东北局作出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决策。7月，成立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为保障军需运输作出贡献。在各次战役中，后勤部门组织大批物资和民工、担架等支援前线，保障各次战役的胜利。
1948年9月，辽沈决战之前，成立了东北地区及各省的支前委员会，高岗亲任东北支前委员会主任兼民运部长，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把支前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说：“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能办到，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将后勤工作分为前方后勤与后方后勤。前方后勤属于军队编制、下设五、六个分部，负责部队的军械、供应和医疗救护等；后方后勤则负责军工、军需生产、物资调集、及物资运输等。这种后勤体制，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战役中，东北军区共运送粮草八千万斤，油料八千桶（每桶141公斤），动员民工160万人，其中7.6万随军参战，担架13800副，马车6750辆，修路4370公里，架桥385座，等等。在以后的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期间，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畜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全区参军总数160万人，支前民工313万人次，担架206178副，大车306710辆，马907020匹，粮食450万吨。谁能说得出，为战勤保障工作，高岗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8年1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接着是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高岗作为东北战勤工作的总负责人，随军到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部，为解放平津再立新功。
总之，关于北满时期的工作，高岗虽然不是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像在陕北创业时一样勤奋努力地工作。那时环境很艰苦，在哈尔滨，他就睡在沙发上，夜间不停的来电话，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出发去前方找林彪商讨后勤保障工作；热河闹鼠疫，他带着警卫员去了解疫情；山东来的部队没有冬衣，一夜冻坏好多人，他亲自到处找仓库解决冬装；为了解决前方给养，他奔走前方后方。在整军治军方面，他发扬陕甘宁时期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教育。东北局改组以后，他一度主持东北局和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上下团结一致，很快扭转了东北的局面。因此，林彪很佩服他。大军进关时，高岗去送别，林彪感慨地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就是在这期间，他们与彭真等人因为对工作方针的意见分歧而结怨。但从他们打算请刘少奇主持东北局工作这一点来看，当时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
1947年8、9月间，东北局派赵德尊去平山向中央工委汇报情况，他先找了安子文谈了彭真等人的错误、中央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和东北局7月会议决议等情况。安子文说：彭真已调中央，现在他的地位这么高，在东北并未给什么处分，这事一定要慎重，千万别再说了。后来赵德尊和康生谈，康生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说。于是，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刘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东北党就是因为和朝鲜党不团结，结果垮了……
赵德尊回来向东北局汇报后，他们认为刘少奇偏袒彭真，从此对少奇产生隔阂。
高岗后来反省时说：
“1946年改组东北局以后……自己一点宗派的眼光看问题是错误的，不是与人为善。那时，他（彭真）也坚持错误。我们不是帮助的态度，而是对立的态度。那是很狭隘的。当时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改组，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一些工作。”
（六）历史的总结
回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尽管在出关初期的半年多，对一些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造成一些失误，但那不过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总的看来，东北各项工作的成就是伟大的，对全国解放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