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琅嬛住在远离书院街也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却靠近海滨公路。从一条窄窄的街道进去，再拐进一条铺着碎石路面的细巷，细巷深处藏着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房东是南洋华侨，偶然回来住住，家里只留下一位苦恋乡土的老太太。为了能有个人作伴、壮胆，老太太把楼上的空房子租给了郁琅嬛。其实，郁琅嬛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还要忙自己的事，和她也说不上几句话。老太太信任这位美丽、文静的单身女教师，如果是别的吵吵闹闹的房客，还不肯租给她呢！
现在，夜已深了，楼下的老太太早已睡了，上楼的楼梯在客厅门外的走廊里，郁琅嬛步履轻轻地上楼，也不会惊扰房东太太。
李言跟在她的身后，登上二楼。
楼上是一明一暗的套间，里面是郁琅嬛的卧室，外面作书房。房间不大，但很舒适。关上房门，就躲开了细巷的喧嚣，闹中取静。窗前垂着洁白的纱帘，从那里望去，不远处就是椰林和海滨，给人以无限情趣。
外间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写字台，一把藤椅，一个单人沙发，两个书架，再加上衣柜和衣架，空余的地方也就不多了。
卧室里仅仅一张床而已。
郁琅嬛很喜欢这个“家”。她每天的业余时间，除了备课、批改作业和看书之外，就是擦洗地板和桌椅、洗衣服、冲凉，楼上有她自己的卫生间，很方便，这个人有洁癖，容不得污垢，她怕别人的鞋子带进来泥土，怕别人用她的杯子喝水传染病菌，怕不自爱的客人在她家里抽烟弄得乌烟瘴气，而杜绝来宾是最彻底的措施。她之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远离学校、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栖身，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她不是越州人，父母都已亡故，又没有兄弟姐妹，家乡没有任何人来做客的可能性。她在此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又不爱交往，也就决定了难得有人干扰她，“躲进小楼成一统”。
只有李言一个人例外，近两年来成了她的常客。但也必须严格服从她的规矩：换拖鞋进门，不准吸烟，李言为她把十多年的烟瘾都忍痛戒掉了。
现在李言跨进这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脱去西服，解掉领带，挂在门旁的衣架上，然后自己倒了一杯凉开水，一饮而尽，跌坐在沙发上。春夜的凉风从白纱窗帘下吹进来，稍稍冲散了他的疲劳和烦恼。
郁琅嬛神色忧郁地站在窗前，说：“阿盼还不知怎么样了呢！”
李言握着杯子的手停在空中，眉头皱了起来，但仍然镇静地说：“你放心吧，她没事儿。二十四小时之内，警察就会把她送回家来！”
“嗯？”郁琅嬛一愣，“你走了什么关节？”
“什么‘关节’也没走，”李言把杯子放下，笑了笑，“派出所的拘留权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
“那他们要是把她送到公安局呢？”
“什么？”郁琅嬛越听越糊涂，“你凭什么……”
“凭事实。”李言说，“你刚才一定听得很明白，我特地请警察说明：作案时间是昨天晚上十点二十到四十之间。而昨晚阿盼根本一夜都没出门。因为她的大姨妈昨天到家里来吃晚饭，就是为阿盼去香港的事，阿盼当然要作陪。客人离开我家回酒店的时间是十一点整，在这之前阿盼一直在我的眼皮底下，怎么可能用分身法跑到离家很远的书院街去作案呢？而且，她姨妈回到酒店之后又马上打电话来，说她的项链丟了，不知是丢在了出租车上还是忘在了家里。我们在家里找，没找到。怕的是阿盼偷了姨妈的项链，就审她，一直审到天快亮了，也没审出一点结果，才放她去睡觉。因为熬得太晚了，小东西倒头就鼾声大作，今天早上还是我把她从床上拉起来的。然后她就去上学了。谁能想到她在学校里胡扯什么率领‘哥们儿’打警察？不是梦话就是神话！那两个警察也是十足的笨蛋、饭桶，那么幼稚的举报电话完全是小孩子的语气，他们竟然当真？”
“啊！这就好了，阿盼总算有救了！”郁琅嬛长出了一口气，但马上又不解地问，“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向警察说清楚？还让阿盼白白地受这么大的惊吓！”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李言不无感动地说，“阿盼是你班上最捣蛋的学生，而且她最恨的是你，怎么会想到你却这么爱她！她呀，我看受一受这次惊吓也未必是坏事。太没有管束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她经历一次闪禁的磨难，也许会懂得珍惜自由。不管她，我现在决不能管她！刚才在警察和黄校长面前，如果我为自己的女儿说一句辩解的话，都会给他们留下‘以权代法’的强烈印象，因为案情还没来得及调查，他们不可能真正相信我的话。即使我说的全是事实，人们也会无视这些事实，而认为我是徇私枉法，这些，你想过吗？”
郁琅嬛咬着嘴唇，琢磨着他说的话。李言的见解无疑是有道理的，他考虑事情，往往不像她只想到正面，还想到它的反面。“唉！”她叹息着，“当个市长也真难啊，有理都没处说去，把个大活人变得这么无情！”
“我承认，我今天对阿盼表现得太无情了。虽然她身上劣迹斑斑，但这次确实是冤枉的。我作为一个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她带走，而不能去救她，我心里不痛苦吗？触龙曰：丈夫爱少子，甚于妇人！”李言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膝盖上，“但是我只能这样做！试想，如果我一到，警察就马上放人，人们会怎么看？我这个副市长的形象就会抹上破坏性的一笔，越州的新闻媒介、公众舆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那时候我再为自己辩解，就会越描越黑！我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
郁琅嬛如梦方醒，她深深地理解了李言的苦衷，并且不能不佩服他的机智、韬略和耐性，这是她这个“孩子王”所不具备的。
“你是对的！”她走过去，站在李言的身后，轻轻地抚着他的双肩。他太苦了，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支持和安慰，为他抚平心中的创伤，渡过眼前的难关。
“唉，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李言感叹道，“这就是适应现实。你应该知道，现在的老百姓最恨的是什么？是官本位、特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由此，你马上就可以推论出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你也许会说，是民主。中国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也不需要民主。‘民主’就是民众做主吗？一切都是老百姓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马上就给你来个无政府主义。我们已经试过了，‘文化革命’就是这样。老百姓最盼望的其实只不过是多出几个清官，廉洁奉公，清正廉明，两袖清风，大义灭亲。‘包公’戏久演不衰，就是这个原因；‘七品芝麻官’大受欢迎，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清官太少了，缺什么就盼望什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失望，而不顺应民心，为他们塑造一个清官形象？”
他把话说得很坦率，很尽意，很随便。如果他面对的是市委书记程功同志、其他的同僚或者是妻子何丽珠，当然是不会说这些话的，因为他们都不是谈心对象。程功太“鬼”，你说一句话，他能听出十句，直钻到你心里，让他掌握得越多就越危险。何丽珠太蠢，你把心里的话告诉她，她会毫无顾忌地到处在人前卖弄，成为某些处心积虑地要拆你的台的人的义务情报员。李言在市委大楼，在家里，都不得不处处设防，也只有在这间小楼，只有对郁琅嬛才能一吐为快。
郁琅嬛又仿佛上了一课。李言所说的那些人间现象，她也是看到的，为什么却没有那样深刻的认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她在生活中只是一名看客。现在李副市长向她撩开了幕布的一角，倒使她感到骇然！
“‘塑造’？”她喃喃地说，“原来‘清官’的形象是由人塑造出来的？”
“是的，”李言肯定地回答，“塑造那些神像的，不仅是信神的百姓，还有‘神’们自己。”
“包拯、海瑞也是这样吗？”
“岂止包拯、海瑞，甚至屈原、岳飞、文天祥，也莫不如此，这些都是些大智大慧、大彻大悟的人，他们知道历史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形象，抓住了时势所给予的机遇，于是就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这样的词儿怎么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业绩难道都是‘逢场作戏’吗？”
“我并不认为‘粉墨登场’、‘逢场作戏’就一定是贬义词，”李言说，“历史是个舞台，人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有显赫的帝王将相，也有不起眼的龙套和平头百姓，一个个匆匆登场，然后又匆匆离去。每人只能演这么一次啊，有声有色还是平淡无奇，要看历史老人派给他一个什么角色，也要看他自身的念、唱、做、打功夫，明君、清官、英雄、烈士都是兼具这些才博得‘满堂彩’的！人生舞台并非儿戏，该投河就得投河，该断头就得断头，大义灭亲、舍生取义，都含糊不得。为了自身形象的最后完成，为了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他们必须具有俯视苦难的超脱，横扫障碍的勇敢，坚忍不拔的意志，置生死于度外的坦然，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本身是残酷的，以无数人的鲜血写成的，惨不忍睹。而芸芸众生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历史的表层：戏剧！”
真正是振聋发聩，郁琅嬛听傻了。要让她完全理解李言所说的这一切，也许是困难的，但她至少听懂了一部分：历史是一部大剧本，人间是一座大舞台。比如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几十年间的悲欢离合就是一部令人目不忍睹的“戏剧”。再比如她自己，从幼年时期就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间离”感，冷冷地观察着这个世界，而直到现在才发觉自己并不是“看客”，而始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越州，她前台扮演着女教师，幕后却是副市长的情人，除去她和李言之外，人们又看到了多少呢？人间的戏剧和真实的历史，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如果要她写下自己的历史，又该如何下笔？
郁琅嬛陷入了沉思。
李言却看了看表，收住了这个刚刚开头的话题：“啊，快十二点了，我该走了！明天早晨用的‘剧本’，我还得连夜准备！”
“什么剧本啊？”刚才还在探讨历史和戏剧，郁琅嬛却又糊涂了。
已经站起身来的李言笑了笑，又重新坐下来。明天将要召开的开发秦屿论证会，他本来只当做例行公事的“过场戏”，而今天的秦屿之行使他萌发了“创作”冲动，对“剧本”有了新的构思，这些，也应该告诉郁琅嬛。
三、智者
半个小时之后，李言回到了家位于越灵山下风景区的市委大院。
“市委大院”并不是越州市委的办公场所，办公的地方在市中心越海广场的市委大楼，而这里是宿舍。但住在这里的不仅是市委的人，还有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凡是市一级的领导都可以住在这里，因而称之为“市委大院”是不准确的。但人们已经叫惯了，也就约定俗成。反正在越州“四套班子一个门，决定政策一个人”，总是离不了谱。而且，这些人物的官职，大体上是市委干几年到市府，市府干几年到人大，人大干几年到政协，直到干不动了为止。就这么倒来倒去，记性差的人往往弄不清楚他们到底现任什么职务，总而言之没出“市委大院”就是了。
程功同志和李言当然都住在这里。他们住得很近，但中间隔着一座山假山，这里面有学问：住得近是为了研究工作方便，有一座假山相隔则又可保持一定距离。人们喜欢用“亲密无间”这个词儿，其实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是不可能的。再亲密也总有一定间隔，建筑学家深谙间隔之妙。
市委大院并不是那种老百姓的大杂院，谁和谁都碰鼻子碰脸，这座大院的院墙高大而森严，门口还设有门卫。而里面又是院中有院，分而治之，谁和谁也不挨着。像程功和李言这种地位的领导人，每家都是一座独院，占地大约三百三十平方米。院子里有大约一百平方米的草坪，遍植芳草、繁花、嘉树，中间簇拥着一幢二层小楼，乳白色的天然石外墙、橘黄色的琉璃瓦，铝合金门窗，茶色钵。里面设有大小客厅、书房、卧房、衣帽间、卫生间、餐厅、厨房等等自不必说，客厅和卧房带冷气也不必说，似乎唯一缺少的就是暖气，因为越州这个地方四季如春，根本不需要暖气。再挑剔一点，这里没有电梯，但总共二层楼，电梯岂不多余吗？书记、市长吃饱了饭上下楼梯其实有助于健康。也就是说除了不需要的之外一切都是齐备的。楼顶是宽阔的露台，从那里纵目远眺，浩淼沧海、古城越州尽收眼底，这些小楼小院大同而又小异，布局和造型都有所不同，住在这里的人一眼就能区别哪是“书记院”，哪是“市长院”，只是外人也许看不大出来，但这里也极少有外人到此　在市委大院的都是越州人民的公仆，做公仆要做到一定水平才能搬到这里来住，凡是住在这里的人就不再打算搬走，不想搬走就要想法儿做公仆做得长远一些，这都是题外话。
李言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半，市委大院的门卫是昼夜值班的，看见李市长回来了，赶紧给他开门。他拍拍门卫的肩膀，微笑着说了声：“辛苦啦！”这样的细节使李市长深得下级爱戴，小伙子便感激地回敬：“市长辛苦啦！”
李言在路灯下沿着通幽曲径走向他的小院　楼的灯火已经熄了，只有院子里的灯还亮着。他没有叫门，而是自己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铁栅院门，进了院子。穿过草坪中间的甬路，到了楼前，再换一把钥匙，打开楼门　在市委大院其实是绝对安全的，本不需要这么层层加锁，但人本能地要提防他人，已经习惯于如此。
李言没有打开楼下客厅的灯，扶着弧形的楼梯扶手，摸着黑上楼去。李副市长的家里没有雇用保姆。一个领导，在办公室里被秘书和部下包围就已经够腻人的了，再从外边招个人到家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围着你团团转的人都是你的“掘墓人”，将来你一旦失势，他们最拥有卖主求荣的资本。所以李言不容许任何“坐探”打进来。好在他们家庭成员少，只有三口人，家务事也简单。平时李言和何丽珠各自上班去，李盼上学去，一家人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各自在食堂吃饭，只有晚上才共进晚餐，而李言连这一顿饭也不一定在家里吃，做市长的太忙了，常常迫不得已出席各种各样的宴会。于是这个家也就只是个睡觉的地方，但李言又经常在外面开会，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也并不是每天晚上都住在家里。
李言一踏上二楼，便听到如雷贯耳的鼾声从妻子的卧房里传出来。他们一家三口各有自己的房间，李言和何丽珠早就不同榻而眠。平时，李言晚上回来晚了，只要女儿阿盼在家而没有在外面胡闹，就不再惊动何丽珠，自己该睡觉睡觉，该看书看书，如果还没吃晚饭，宁可自己嚼几块饼干，也不有劳夫人。但是今天例外，关于女儿的事，他无论如何也得向夫人通报一下情况。
他推开何丽珠的房门，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哐当”地撞在什么东西上，那东西又“哐”地倒了。他知道，那是一把椅子。灯打开了，像每次一样，他看见那把椅子躺在迎门的路口，椅背上搭着何丽珠脱下的衣服。
“啧啧，真没办法！”他扶起椅子，无可奈何地说，“有衣架不用，偏要把衣服放在椅子上，我说了你多少次了？”
何丽珠的鼾声退，睁开惺忪睡眼，看了看他，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东西是为人服务的啦！我这样……方便嘛，家又不是给你参观的……”
说完，翻了个身，鼾声又起。耳机和电线从耳朵上脱落下来，床头旁边的小收录机差点滚下床去。她这个人在睡觉之前习惯用收录机催眠，过去是听戏，后来又拣了些女儿淘汰的歌带来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机器也忘了关。今天又是这样！
李言伸手替她关了收录机，熄了她房间里的灯，不想再和她废什么话了‘盼儿的事，明天再告诉她吧，省得她听了，也许折腾得李言一夜不得安宁。
李言悻悻地走出来，却并没有回自己的卧房去睡觉，而径直走向书房。他现在有比睡觉更重要的事：为明天上午的秦屿开发论证会做好必要的准备。今天的秦屿之行使他发现，程功同志和市委其他常委，包括他本人，过去都对秦屿一无所知，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短短的几个小时，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条思路，并且相信到目前为止在整个越州甚至在整个中国都还没有第二个人和他“英雄所见略同”，如果不将精神病患者令狐谵先生计算在内的话。现在，酝酿于胸中的这一全新方案使他兴奋不已，驱除了深夜不眠的疲劳。天亮之前还有几个小时，他要把自己的方案更具体化、理论化，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
他走进书房，打开了灯，这个房间除了门、窗之外，四壁都被书柜占满，中间一张大写字台上也摆满了常用书。可以说，至少在越州市，还没有哪一位领导干部能拥有这么多藏书。李言嗜书成癖。不仅政治、哲学、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他要钻研而不是仅作供人观瞻的陈列品，连文学、语言学、建筑学、民俗学、生物学方面的书也广泛涉猎，且饶有兴致。当然读得最多也买得最多的是史学书籍，这是他的老本行，几十年来乐此不疲。来访的客人，只要看一看这间书房，就可以立即判断出这里的主人是一位史学家，并且对他肃然起敬，这是足以使李言自豪的资本，也是他踏入仕途的阶梯。
但他近几年来太忙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坐下来读书了，那些与他相伴半生的史籍也似乎久违了。他按照自己排列的顺序，走到秦汉部分，抽出一册令狐谵早年的著作《秦史集注》，这是他的恩师在“加冕”前的著作，很破旧了，书页已经发黄、脆裂，但他一直保存着，连“文革”当中也没舍得交出去。搬进“市长院”之后，这本书也仍然在许多过去的藏书和新购置的旧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标志着市长的博学、资深和胆识，敢于在“破四旧”的暴风骤雨中藏匿一名老“右派”的著作，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拿着这本书，多年前的往事在心头掠过，尘封得太久了，封面上已经蒙了一层尘土，连他捏着书的手都沾上了黑粉。他掸了掸书，放在写字台上，叹了口气，然后走进卫生间去洗手。
映在镜子里的影像使他吃了一惊：挺长的头发，苍白的脸，一双充血的眼睛闪现出强烈的拼搏欲，就像他过去埋头多日完成一篇论文时的疲惫而又亢奋。他用冷水擦了擦脸，准备投入紧张的工作，这时却感到一阵晕眩，肚子里的肠胃好像掏空了，像拧毛巾那样绞动。他这才想起了今天还没有吃晚饭。去秦屿之前还不到晚饭时间，在“极乐园”里又顾不上吃，谢绝了夏院长邀他“行觞”的盛情，后来让阿盼的节外生枝折腾到半夜，在郁琅嬛那里又忘了吃饭的事儿，肚子早就空了。但他不愿意因此而把何丽珠叫醒，宁肯挨饿也不向她“求救”，更懒得自己进厨房找点儿什么吃的。他放下毛巾，走出卫生间，回到书房，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半盒饼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剩下的，权且充饥。他坐下来，嘴里咀嚼着饼干，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书页。
四壁图书环抱着这个挑灯夜读的人。
越州城万籁俱寂，远远地传来大海那有节奏的潮声。
二十六年前，越州图书馆新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这是图书馆开馆以来的第一次，他的学历是全体工作人员之中最高的。那时候越州还只是个县城，难得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里来，而图书馆又是个基层单位，做做群众文化普及工作而已，图书馆馆址是原来的“文庙”，纪念孔圣人的地方，在中国大地上，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都可找到这种庙堂式建筑，区别只在规模大小。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孔圣人的影子了，大殿正中的“大成至圣先师”塑像早已拆除，改成了办公室；东配殿做书库，西配殿辟为阅览室。阅览室里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国青年》以至《少年文艺》，还有省报和八开小报《越州大众》这些报刊都开柜陈列，任人翻阅，主要对象是那些想看报刊而又订不起的人。柜台上供借阅的经城《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一个小县城的人，谁去做更大的学问！还有一些人到这里来并不看书，只是谈天说地、神聊胡扯，甚至打牌、下棋，把阅览室当成了茶馆和俱乐部，也无人干涉。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很清闲，连馆长也常常无事可做，加入到闲聊的人群之中。
南方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李言来到这里，自然找不到他的位置。以他的家庭出身，不可能当馆长，连个小组长也不会予以考虑。搞学术研究，跟谁研究？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学术可言？因此，他被理所当然地当做小工使用：做书库管理员。职责就是看守东配殿的书库，整理藏书、打扫尘土、防火防潮防盗……而已。
他到任的时候，书库里已经有了一名女管理员，身材不高，却长得壮实，皮肤黝黑，高颧骨，厚嘴唇，一副标准的越州人涅。唯有那双眼睛黑而亮，配着两道浓眉，这就使得整张脸生动有神。
“这是阿珠，大名何丽珠，”馆长向李言介绍说，“不要看她年纪不大，却资格不浅，十五岁就在这里做管理员，已经有十年的工龄，‘老前辈’啦，你要好好向她学习噢！”
李言唯唯，向那位“老前辈”投以尊重的目光。
何丽珠却只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表示欢迎，大概是的这个大学生来了会抢她的饭碗。
李言看在眼里，并不计较，他自幼跟父亲学会了沉默，又从令狐谵先生的教诲中明白了“是非皆因多开口，祸福只为强出头”。
等馆长丢下李言走了，何丽珠才冷冷地说：“你一个大学生来看仓库，可惜啦！”
“不，很好，很好。”他答。
这却不是客套，李言真心实意地认为这里很好。他没有想到一个县图书馆竟会有这么多藏书，据馆长说都是从越州书院继承的遗产，越州一中不要这些老古董，就都搬到图书馆来了。可惜这些书都保管得不好，既不装箱，也不上架，只打了捆，从地面堆到顶棚。而且杂乱无章，无规律可言。何丽珠名为管理员，却既不“管”也不“理”，只不过掌管那把钥匙而已。在她的心目中，这里只是一座堆放旧物的“仓库”。
李言本能地被这些书所吸引，走向如山的堆积物，粗粗地浏览着函套上的题签。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晋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杜佑撰《通典》、南宋郑樵撰《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明董说编《七国考》、清孙楷撰《秦会要》、东汉袁康撰《越绝书》、宋苏辙著《古史》……虽然排列颠三倒四，且蒙尘染垢，却掩盖不住它们本身的价值。李言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书海中遨游，来到书库工作，不正好得其所哉？
“啊，这些书……应该好好地整理一下！”他掸着两只沾满灰尘的手，喃喃地说。
“馆长也没要求整理！”何丽珠瞪了他一眼。
李言一开口就冒犯了她，知道自己“越权”了，何丽珠虽然没有明确的仓库“库长”之职，但先人为主，他应该尊重这位“老前辈”的意见。于是赶紧说：“何师傅，要是你同意，就让我来整理，可以吗？”何丽珠“哧”的一个冷笑，难以理解这个自找苦吃的怪人，说道：“只要你不放火，就随便啦！”
这是她对李言提出的最低标准和最高限制，除放火烧书之外，一切自由。于是李言一个人开始整理。他从这座破“文庙”的角落里找了一些废旧木料，请一位常来阅览室打牌的木匠师傅做成简易书架，然后就把那些古籍加以归类，按年代上架，整理出一块，地面也就清扫出一块，这项工作他前后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把东配殿的图书全部理出了次序，房间也整齐了。何丽珠上班不必再进入灰尘和蛛网世界，有了这么个清洁处所，自然也不反对。
一日，馆长偶然到此，随口说了声：“好整齐！小李来了，工作很有成绩！”
李言忙说：“不，不！这是何师傅和我一起做的，她领导我！”
馆长满意地点点头，何丽珠在一旁面带笑容。
第二天，何丽珠来上班，一进东配殿就丢给他一颗芒果：“这种水果，你们北方没有啊！”
李言望着那黄灿灿、香喷喷的礼物，很是惶恐，受之有愧的样子：“何师傅，你……”
他不理解一向对他存有戒心的何丽珠为什么要送给他东西，是因为他在馆长面前没有邀功请赏还美言了何丽珠吗？这是给他的酬谢或者奖赏？
何丽珠浓重的眉毛蹙起来，表示不容拒绝，话却说得很柔和：“阿言，我睇得出，你没有坏心！”
噢，是这样，他以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何丽珠的宽容和理解。那么，这只南国佳果，却之不恭，也就只有郑重地接过来。
“谢谢你，何师傅！”
“谁要你谢啊？”何丽珠又不高兴了，“你不要叫我‘师傅’，大家都叫我‘阿珠’，你也叫我‘阿珠’嘛！”
“嗯，嗯。”李言受宠若惊地答应着，品尝手里那只熟透了的芒果，生在北方的李言虽然在南方大学读书五年，还从来没有舍得花钱买这种诱人的热带水果，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清香沁入心脾。
书库整理好了之后，他就埋头读书，一本一本，一函一函，一架一架，按照他排好的次序，整理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供他来读，这些古旧书籍，除了他之外在越州恐怕还没有第二个读者。所以馆长称赞他“工作很有成绩”其实有些过誉了。
他上班的时间就是读书，下班时何丽珠把钥匙留给他，他晚上就接着读书。因为他就住在图书馆，读到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他读书读饿了就一边读一边吃饼干或者面包，图书馆没有食堂，别的人都是回家吃饭，县城很小，骑单车或是步行都用不了多久。唯独他没有家。他的工资只有四十六块钱，没有经济能力天天到街上饭馆里去吃饭。他其实常常不吃饭，时间长了，饥饱都不清楚，只是忘不了读书。
“阿言，”何丽珠手里打着毛线，望着埋头读书的李言说，“你真是个书库里的老鼠！”
“啊？”李言吃了一惊，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巡视着身旁，“我们这里有老鼠？那可不行，这东西危害书啊！”
“我是讲你呀，”何丽珠开心地大笑，“书库里的老鼠一一咬文嚼字！”
李言一愣，随之哑然失笑，他不能不佩服这比喻的巧妙，又极通俗！
“阿珠，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书，我怎么从来没看见你读呢？”
“我不欢喜睇书！”何丽珠坦率地说，毫不附庸风雅，“你读了大学，我只读了初中，你挣钱还没我多啦，读书有乜嘢用啊？这里的书又旧又破，一本也不好睇，繁体字我也不识，睇见就头痛！要不是为了挣钱食饭，我才不高兴看管这些废纸啦！”
何丽珠没有丝毫自嘲的意思，她觉得可怜的、值得嘲笑的是读书人“书库里的老鼠”，似乎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反而值得骄傲！
“唉！”李言叹息着，脱口而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何丽珠眉毛倒竖：“你，你骂人？”
“噢？我没骂人啊！”李言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话刺激了这位“老前辈”，但并没有向她道歉，却解释道，“阿珠，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的原话！”
“啊……”何丽珠那双黑而亮的眼睛由愤怒而惊愕，由惊愕而温顺，“是毛主席讲的？那当然是没错的！”
李言笑了笑，便不再说什么。他并不打算向这个浅薄的姑娘灌输更多的唯物史观，因为她不懂。
历史的进程有一张不可知的时间表，“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
李言接到家里的来信，说他的父亲已经“畏罪自杀”！接到这封信，李言没有流泪，默默地把信纸撕成了碎片。父亲死了！这位可怜的老知识分子，一生未曾参与政治，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以一死为自己写完了“一部糊涂的历史”！“畏罪自杀”这个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父亲的那点儿“历史问题”纯属历史的误会，连他自己都记不起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加入了三青团，直到解放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污点。他屡次申述，表明自己的清白，却完全无效，被划入“另册”。于是只有忍气吞声，默默地度过余生，因为他还要借执教以养家糊口。当他连这一条路也没有的时候，也就只有死了，“士可杀而不可辱”！
李言在图书馆日夜攻读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因为那股“文革”的飓风很快也刮到了越州，小小的县城也沸腾起来，李言沉默着，却又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厄运降临到他的头顶。
忽一日，一群臂缠红袖标的年轻人将图书馆包围起来，要采取革命行动。文庙这个封资修堡垒，藏着那么多前朝破烂货，不是“四旧”是什么？他们用墨汁涂黑了廊檐上的油漆彩画，爬上房顶碰烂了五脊六兽，又向东配殿发起猛攻，声称要把那些“四旧”图书统统搬出来，一火焚之！
馆长吓傻了！他虽然不曾一一拜读那些藏书，不清楚它们的价值，但那毕竟是登记造册的国家财产，如果付之一炬，他如何担当得起？面对这些天兵天将，他又不敢抗拒，只好央求说：“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总要有个手续，请县里下个批文给我们啦！”
“县委、县政府都砸烂了，破‘四旧’是中央文革的命令，你敢违抗吗？”
图书馆里的职工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如果这一把火真放起来，大家的饭碗就完了！
馆长正在院子里艰难地交涉，何丽珠偷偷地拉了李言一把：“阿言，你跟我来！”
“干什么？”李言懵头转向，“他们要烧书呢！”
“就是为这件事，我有办法啦！”
几分钟之后，何丽珠十万火急地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贴在东配殿大门上，大喝一声：“我是书库的管理员，一家三代无产阶级，看管书库有毛主席命令！你们哪一个敢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何丽珠横眉怒目，伸开两臂，作一个庄严的“十”字！
纵火的人们被这气势镇住了。他们举目看去，白纸黑字写着毛泽东主席的话：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李言本来要把毛主席的有关论述都写下来，但哪里来得及？刚写完这一段，就被何丽珠抢来了。
人们都愣了，无论是图书馆馆长和职工，还是蓄意纵火者，都呆呆地看着那张纸。片刻的寂静之后，突然爆发了一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浩浩荡荡的造反队伍一哄而散！
一张纸抵挡住了千军万马！
馆长不料何丽珠竟能出此奇招，退兵又是如此神速，惊魂未定，哆哆嗦嗦地握着何丽珠的手说：“阿珠，多亏了你啦！”
刚刚做了一番英雄的何丽珠却不以英雄自居，笑笑说：“那是阿言写的！”
“噢？！”馆长和同事们也不由得以感激的目光看着李言，但那表情是复杂的，大概对李言这个人也不便表扬吧！
回到东配殿，李言像是刚刚做了一场噩梦。
“阿珠，你刚才何必要提到我呢？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嘛！”
“你知不知？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呀！”何丽珠脸红红地看着他，嫣然一笑。
“为了我？”李言猜度着她的意思，“你知道我爱读书，怕他们真的放起火来……”
“咳！书都是公家的，烧掉不烧掉关我什么事？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嘛，你还只想着读书、读书！”何丽珠似怨似艾似哀似怜，“你有没有听到风声？人家要整你，大祸就要临头了！”
“……”李言的心里像被一根鼓槌狠狠地敲了一记！出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政治上的劣势，他对政治一向谨慎而乂敏感，风起云涌的“文革”和父亲的突然“畏罪自杀”更加剧了心中的恐惧，但他那本能的自卑感和防人之心又使他不愿意也不敢向外人谈及自己的心病。
“阿言！”何丽珠见他不语，便接着说，“外面在揪‘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这里也有人在议论：图书馆最有学问的就是李言啦！”
“啊？”李言的脸“刷”地变了色。他虽然自知还不到“权威”的地步，但在这个图书馆，在小小的越州县确也算得上“最有学问”的了，如果一旦被“揪”出来，他就将像父亲一样成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阿言，你不要怕！”何丽珠压低声音说，“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嘛！我阿珠没本事，就是心肠最软，看不惯人欺负人，图书馆有我阿珠在，就不会让你吃亏！”
话说得是大了点儿，但在那个特定时代，三代无产阶级也的确是无敌的政治资本。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能够如此具有侠肝义胆，敢于向李言伸出援助之手，也难能可贵！
“阿珠……”李言的心中升起一股感激之情，连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也没有千恩万谢。像李小二在沧州见了林冲时左一个“恩人”右一个“恩人”那样的话，他也说不出来，虽然落魄，他也还是个文人，是条汉子，他放不下脸面。
这无言的感激，何丽珠也心领神会，此后对李言更多了几分关照。她每天中午原是骑单车回家吃饭的，后来却改成每天带了饭盒来，分一些给饥一顿饱一顿的李言吃，同事们自然看在眼里，有几个碎嘴的“八婆”免不了要嘀嘀咕咕。
李言便对何丽珠说：“阿珠，你以后不要再带饭给我了，我……”
“我高兴带饭给你嘛，要别人管？”何丽珠却满不在乎，“我是女的，都不怕议论，你还怕？”
李言便不再言语，心中忆起淮阴侯韩信为布衣时乞食于漂母、受跨下之辱于市井的往事，好不是滋味儿。
外面的风声却一天紧似一天，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罢课，校长、老师都被“揪”了出来，斗得一塌糊涂，肚子里有点儿文化的，都对“文化革命”谈虎色变。古庙似的图书馆当然也非世外桃源，馆长已被“罢官”，由清洁工和看门儿的执政，每日里组织大家“学习”，声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李言。李言自幼当惯了惊弓之鸟，当然心里明白，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不知自己哪天被“揪”出来，却又无计可施。
那天“学习”之后，退回东配殿，何丽珠突然对他说：“阿言，我们结婚吧？”
“结婚？！”仿佛一声惊雷在耳畔炸响，这是李言从来也未曾想到的，“你……跟我结婚？”
在何丽珠听来，他似乎有自惭形秽、不敢高攀的意思。
“只有同你结婚，我才好帮你啊！”何丽珠说，没有丝毫忸怩之色，“我家祖孙三代无产阶级，你同我结了婚，还怕什么？”
李言默默无语。何丽珠一语击中要害，他不得不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此急迫地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早在他在“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倒也不乏窈窕淑女吸引过他的视线，人家也曾向他投以爱慕的目光，使他枰然心动。但是，他都很快驱散心猿意马，故作麻木地放过去了，不曾作出任何表示。并不是像一些落套的电影、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书呆子不懂爱情，十八相送一路上，祝英台即景生情、旁敲侧击，梁山伯总是答非所问、不着边际，梁山伯说不定是在装疯卖傻呢，骨子里果真如柳下惠坐怀不乱吗？自古书痴总多情，才子最风流，只是碍于种种原由，未必都像唐伯虎那样感情泛滥、溢于言表罢了。李言一是惜时，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误了读书好时光；二是胆怯，害怕自身的政治条件会成为爱情的障碍，一旦言明乃父系一“历史反革命”，姑娘便会像躲避麻风病人似的逃去，那对他将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刺激……
现在，越州图书馆的管理员何丽珠出乎意料地主动向他“求婚”，且快人快语，省却了情啊爱啊的层层铺垫、繁文缛节，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一步到位：结婚！何丽珠不但不嫌弃他那背时的家庭，不害怕受他的连累，还要帮助他、保护他，在他危难之机倾其所有，给他以最大限度的关切和爱护，也实在难能可贵！如果他和何丽珠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夫妻关系，无疑在政治上给他大大增加了保险系数。那时候，人们要“揪”李言，必然要顾及何丽珠这位无产阶级，“投鼠忌器”。就这个意义上讲，李言非常感谢何丽珠的拔刀相助！但是，友谊是友谊，爱情是爱情，这二者还是不能混淆的，他们之间何曾有过“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的缠绵恋情？以后会有吗？“结婚”，就意味着他将和这个相貌平平、只念到初中、视读书如受刑的何丽珠共同生活一辈子，这难道就是他李言的归宿吗？爱情，到了这么实用的地步吗？
“你对我不中意？”何丽珠大惑不解的样子。她显然本以为李言会对她感恩戴德的，“红五类”肯嫁“黑五类”，在“文革”中已是惊世骇俗之举了。
“我……”李言没有直接回答“是”还是“不”，面对一位姑娘，他不愿意刺伤人家的自尊心，而只能另找托词，“我这个人生活能力很差，更不会照顾别人。阿珠，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我从小受苦，不怕啦！”何丽珠倒很干脆，“我会好好服侍你，煮饭、洗衫，我样样都会啊！”
“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可是你……”
“如果两个人都欢喜读书，谁来煮饭、洗衫呢？”何丽珠对答如流，从反面论证问题，其辩才不亚于哲学家和大律师。
李言竟很难驳倒她。“却之不恭”，该如何是好呢？事物总是辩证的，他也不得不退而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古来的学者，未必娶的都是同道，女人的职责也不过相夫、教子而已，有这么一个包揽家务的“老婆”来保证他的读书、研究，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何丽珠看他这么犹犹豫豫，自然是不舒服。好比市场上做买卖，卖主心急火燎地兜售，买主却挑三拣四、迟疑不决，那是很令人扫兴的，自尊而又性急的卖主就要作色道：“你不买就算了！”何丽珠却没有这么说，她叹了口气：“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是忘不掉‘读书’、‘读书’，等到你读不下去的时候，不要后悔啊！”
李言当然听得出这话的意思。他现在是什么处境？头顶上悬着巨石，随时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一旦被“揪”出来，不要说什么读书、研究了，连做人的权利都将被剥夺，十七年的寒窗苦读付之东流，所醉心的史学事业终成泡影！到那时候，谁还能来解救他？他有勇气走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路吗？而眼前，竟有一位姑娘在他大难临头之际挺身而出，以一妇人之身，挽狂澜于既倒，拯李言于水火，他还犹豫什么呢？
“那……好吧！”李言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面前这条唯一可走的路，“谢谢你，阿珠！”
如果说婚姻是一宗“买卖”，这买卖就算做成了。古之说客，连横合纵，其成功的诀窍无非是“晓以利害”，促使对方作出抉择。年纪轻轻、不学无术的何丽珠缘何精于此耶？
终身大事，一锤定音，事不宜迟，赶快办手续，以抢在李言被“揪”出来之前或者说是为了免此一“揪”！
何丽珠当即就拉着他到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去开结婚介绍信，盖印的虽然不大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开了信，盖了印，因为对李言“采取行动”的预谋毕竟不便说出，而且双方都合乎《婚姻法》的规定，也找不出刁难的理由。
图书馆爆出了新闻，何丽珠要嫁给李言了！同事们嘁嘁嚓嚓，议论纷纷，有人懊恼“揪”不成李言了，也有人哀叹娶不成何丽珠了人和人择偶标准不同，何丽珠在李言眼里虽非最佳人选，却也有人思慕良久，如今被李言捷足先得，只好忍痛断了渴念。
何丽珠骑着单车，李言坐在后座上。本来应该是男子汉带着未婚妻，但由于李言骑车技术不精，也从未带过人，难以当此重任，才只好颠倒过来，引得路人纷纷回头观看。何丽珠倒不介意，昂首挺胸，打了胜仗凯旋似的。
“阿言！”她在前面甜甜地叫着他，“靠紧我呀，抱住我的腰！”“这……”李言在后面忸忸怩怩，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坐着都比何丽珠高出半个头，若再那样搂住她的腰，像个什么样子？
他迟迟没有反应。何丽珠猛蹬一阵，车轮飞转，风驰电掣！李言猝不及防，险些闪落下来，本能地向前匍匐，双手搂住何丽珠……
何丽珠幸福地笑了！
三 智者 （2）
在街道办事处，接受了简短的询问，便领到了鲜红耀眼、印着林副统帅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结婚证书。何丽珠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而直到这时，李言才确切地知道，原来何丽珠还比他年长一岁，二十有六了，已远非妙龄少女！一丝懊恼袭上心头，犹如他在买到了一本新书，回来之后才发现里面有缺页、倒页，留下心理上的缺憾。不，书的残缺还可以回去掉换，而人呢？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终身伴侣，难道可以随意“掉换”吗？算了，算了！这话还能说吗？说出来，阿珠受不了，也于事无补。阿珠毕竟不是他花钱买来的一件东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一个女人。他身为男子汉，不能去伤害女人，尤其是像阿珠这么爱他的女人。当他对何丽珠的种种不满足泛上心头的时候，只好努力压下去这些念头，多想想她的好处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阿珠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嘛！
怀揣着鲜红的结婚证书，他跟在何丽珠身后，默默地走出了这座一纸定终身的“衙门”，心中竟毫无即将做新郎的快意。
回去的路上，还是何丽珠骑车带他，“夫妻双双把家还”。何丽珠春风得意，那车轻如燕，疾如风。后座上，李言却心事浩茫，一腔愁绪。他问自己：对这桩婚姻，后悔吗？不，不后悔，因为后悔也晚了！登记之后就突击结婚。何丽珠说，她家里人口多、房子小，怕李言住不惯，就由她出面，借了图书馆东配殿旁边堆放杂物的耳房，权作新房，一切因陋就简，也是当年时尚，李言又有何苛求！何丽珠准备了一些酒菜，招待同事。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不来。一对新人朝毛主席像三鞠躬，大家吃喝热闹一场，婚礼也就算圆满完成。
夜深了，客人各自离去，整个“文庙”复归于黑压压一片，犹如荒郊野寺，只有这间“新房”亮着灯光。
送走客人回来，何丽珠一头扑在李言的怀里，嘤嘤地哭了：“阿言！今晚我家里没有人来，你千万不要难过！”
李言心里一动。他和何丽珠的结婚虽然是闪电式的，她的父母总不会不知道，而对于嫁女这样一件大事，双亲竟然不到场，作何解释？李言纵使不难过，也要困惑的。
“噢，没关系，”他只能这样说，“明天，我们一起去看望两位老人家吧！”
“不要去了！”何丽珠却又阻拦他，眼泪汪汪地，“我爸爸、妈妈对你不中意……”
“为什么？”李言的自尊心昂然腾起，但当他看到何丽珠那有口难言的眼神，刹那间也就明白了，和他在图书馆所处的境遇一样，他那未曾见过面的岳父、岳母对这个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女婿也是不认可的！
相对无言，李言只有仰天长叹！
“阿言啊！”何丽珠怀着深深的歉意，把脸贴在他的胸前，“我中意你！我不要娘家了，一生一世跟着你，阿珠的心，交给你了！”
李言心中一颤。他不能不惊叹何丽珠的勇敢。一个只具备初中文化的越州妹子，竟然敢于无视充满政治色彩的世俗，甚至不惜和父母决裂，而千方百计地保护他李言，苦苦地追随他李言！而当她说出“阿珠的心，交给你了”那句话时，李言又分明感到了她的柔弱，这个无家可归的弱女从今就把整个身心交付于李言了，他这个七尺男儿也就担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能再对自己的妻子挑剔什么呢？
在举国动荡的浩劫岁月，这一对偶然相遇并且结合的处女童男在“文庙”的一隅构筑了遮风避雨的小巢，度过了暂时忘却世间一切的“蜜月”，这桩“天作之合”的婚姻，使漂泊越州的李言有了一个“家”，衣食饱暖事事有人过问，而且靠着何丽珠的“荫庇”，图书馆里“揪反动学术权威”的风声也就自生自灭，不了了之，李言脱险了。
新婚的“新奇”感很快成为历史，在婚后平静而又平淡的日子里，李言仍然把全副身心投入东配殿那汗牛充栋的古籍，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也是他唯一的消遣。只有把心沉入故纸堆中，他才能忘掉命运对他的不公，忘掉诸多的烦恼和失落。在长久的寂寞中，书籍是他最知心的伴侣，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智慧，抚慰着他心灵上的创伤和缺憾，吸引着他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走下去。
岁月在攻读中流逝……
历史悄悄地加快了进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声惊雷，“四人帮”倾巢覆灭。随之，批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拨乱反正，一系列新政策出台，中国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在政治家预料之中却令凡人瞠目结舌的急转弯。李言从故纸堆中被惊醒了。出于史学家的睿智和敏感，他很快便明白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一封信，迟了十年之久才得以公开，其中有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谁也无法知道他当年写这封信时的确切想法，但事后看来，却犹如对十年内乱的最终结局的预言，“天下大乱”乱到了极点，“天下大治”便戏剧般地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使然，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否极泰来”。
李言不再沉默。既然他那“畏罪自杀”的父亲已经平反昭雪，知识分子已被明确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压在他心头的千斤磐石也就永远地搬掉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积压在胸中的学问和才思如泉喷涌，奋笔疾书，接连写出了学术论文《秦始皇焚书坑儒考》、《刘邦项羽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分别发表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上。越州图书馆立即轰动了。虽然他的论文没有几个人能看得很明白，但是，“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白纸黑字印着“李言”的名字，也就足够令人们震惊了。从馆长到同事们都对他刮目相看，引以为荣，连当初密谋要“揪”他的人也改口说“运动初期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人才……”言下之意是李言还应该感谢他们的不“揪”之恩。
对于这些议论，李言仅一笑置之，他写的那些论文，原不是给这些人看的。剑鸣匣中，他期待着应有的反应。
终于有一天，县人事局长突然光临了“文庙”，通过图书馆馆长找到李言，向他传达了县委书记程功同志的批示：
邑有贤才而不知，深以为耻。李言是个人才，要留住此人，发挥作用。论文各印发三百份，要求各级干部都读一读。不懂历史的人，也不可能把握今天，更不可能创造明天。
程功
这正是李言所期待的。但当他读到这份批示，还是激动不已，甚至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工作繁忙的程功同志竟然细读了他散见于各报刊的论文，而且给予这么高、这么中肯的评价，尤其不明白“要留住此人”这句话从何说起，他并没有要调离越州的意思啊，程功同志是的他要远走高飞吗？
不过，李言并没有向人事局长询问这一疑点，人事局长也没有解释，只是非常诚恳地消他“安心工作，在越州发挥作用”，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安抚和勉励。
此后不久，图书馆就发展李言入党，随后又被县政府任命为文化局长，在党代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
进入八十年代，越州以其得天独厚的沿海地理位置，破格升为地级市，山水相连的几个县也被部分地划了进来，越州也就统领五十万人口了。程功同志是祖祖辈辈的“老越州”，十几岁就出去扛枪打江山，解放越州时又为这片热土负过伤、流过血，当然是打不倒的，越州撤县改市之后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他高升之后仍然没有忘记李言这个人才，极力举荐。李言先是做市长助理，在换届选举中终于荣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简直是青云直上，一路顺风，毫无障碍。当然也难免有人议论，说程功任人唯亲。程功说：“我和李言无亲无故，为国选才，无所避忌。对于有用之才，为什么不可以信而亲之？谁不服气，也拿几篇像样的论文出来！”于是，鸦雀无声。在政界毫无根基、毫无背景的一介书生李言，便由此“从政”了，并且很快站住了脚跟，这是令许多人奇怪的，又无可奈何。
而李言却处之泰然，仿佛这一切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过去不属于他是不正常的，现在属于他是正常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历史证实了李太白的狂言。
历史啊，历史！历史老人这个人间主宰，他制造过多少悲剧，绞杀过多少人才？但又成就了多少伟业，提供了多少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博大深沉，神秘莫测，默默无语，静静地注视着人间，从不向人们提示什么，只等待着智者捕捉时机。也许，在历史老人眼里根本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正义与不义、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之分，人与人的差别只在于两个字：“智”与“愚”。
李言没有辜负历史老人的厚爱。他兢兢业业地做市长，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在两个领域里都有所建树。在别人看来，他前半生的苦读只不过为后半生的从政铺了台阶，既然做了官，学问也就无暇做甚至无需做了；而他却深感不做市长无以谈学问，不做学问无以做市长，这二者犹如车之两轮。当他拥有了纯粹的政治家和纯粹的学者都不具备的双重身份时，才感到自己真正的富有，进入了人生的“自由王国”。
但是，无论是踌躇满志于官场的李言还是呕心沥血于书斋的李言，也仍然有他心理的不平衡。当他在公务之余的小憩或是深夜无寐的静思时，也会袭来一阵寂寞与悲凉。当年于仓促之际草草与何丽珠结合的那一幕又浮在眼前，使他不堪回首。如果说此举曾使他幸免于难，在浩劫成为历史之后，当时的惊惧也早已随之淡化了，不值得渲染。一些罹难的名人死后又恢复了历史面目，备极哀荣；许多劫后幸存者重新回到当年纵横驰骋的领域，照旧如鱼得水。而他呢？得到了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却也失去了本来不应该失去的。早在青少年时期，郁郁寡欢、默默无语的李言便悄悄地憧憬着爱情，政治上的压抑，使他更迫切地消能有一位人间知己、生活伴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那将是多么美好！虽然如云中窥月、雾中观花，于朦胧中他一直未能确切地看清那位“静女”、“淑女”的面貌，未曾见到她向他走来，但“她”却一直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伴他度过漫长而凄冷的岁月。而当何丽珠戏剧性地成了他的妻子，那本来留给“她”的位置便被占领了，朦胧的“静女”、“淑女”影像骤然远去，可望而不可即了。
副市长李言曾经试图改造何丽珠，把她装扮成“淑女”的形象，带入“上流社会”，以缩小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这似乎是他寻求自我安慰、自我平衡的唯一途径。可是，事与愿违，阿珠在宴会上，指指这道菜：“这是什么？”尝尝那道菜：“哗！咁好食啊！”在同僚们的夫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她似乎专门去贻笑大方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李言气恼，也使阿珠受窘，于是双双发誓“下不为例”！
李言再也不敢带她去见世面，即使退而求其次，闲暇时在家谈谈心也言不及义，他那一脑门子的公务和学问，阿珠哪里插得上嘴？夫妻关系便越来越徒具形式，李言自怜自叹，他今生与爱情是无缘了！
尽管如此，李言也没有打算拆散这个家庭，抛弃何丽珠，另求所爱，作为一位学者，他早已洞悉了自己的妻子。何丽珠的泼辣、强悍都只是表象，而内里却是极度的虚弱、无能。她当年不顾社会舆论和家庭阻挠而下嫁李言，是她平生唯一的拼搏，这一搏，已耗尽了她全部能量，从此以后便完全依附于李言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完全无力操纵自己的命运。在婚后第一个十年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所能为李言所做的，也就是将自己使不完的体力来包揽一切家务，不让李言插手，而腾出时间读书。几十斤重的米袋，她一个人从粮店扛进家来，惹得旁观者笑话：“你老公呢？”她却一脸庄重：“嘘！阿言在睇书！”她自己最头痛的是“睇书”，却又把李言的嗜书成癖看得极其神圣。越州的夏季，奇热难熬，李言在灯下苦读，她守在一旁为他打扇，降温兼赶蚊子。李言读书时随手记下几句话，她都认真地收好，一张纸片也不丢失。难道她当初就意识到这些终有大用、李言必将飞黄腾达吗？不可能，用文人的说法，这不过是“爱屋及乌”而已。她把丈夫看得高于一切，丈夫的点点滴滴也就重于一切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二个十年，李言的处境已经从根本上改善，并且步步高升，她在这个家庭所起的“管家婆”作用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甚至具有讽刺意味，人们会问：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太太怎么会是这样呢？她也配？而她自己对此竟然毫无觉察，因为以她的经历和受教育水平，不可能这样认识问题。她习惯于男人出外谋事、女人辛勤持家这样一种家庭慕，以此为天经地义，以此为骄傲，想也想不到丈夫早在“结婚”之初就曾“后悔”，并且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一直为这桩“婚姻”而暗暗痛苦。如果李言要摆脱她也就是“抛弃”她，该怎么开口呢？对于这样一个毫无戒备之心、毫无还手之力的女人，又怎么“打”得出手？作为一位官员，李言深知我们的国情：婚姻这一“契约”是那么牢不可破，一旦缔结，便终身难以解除。《婚姻法》上明文规定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是一回事，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又是一回事，在中华文明古国，“始乱终弃”、“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至今仍是“道德法庭”上可怕的罪名，许多人正是惧怕这样的罪名，被一纸婚书如千斤锁链所禁锢，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如果李言仍然做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倒也可以笑骂由人笑骂、谴责由人谴责，挣脱那纸做的锁链，去寻求那活泼泼、火辣辣的自由人生；但他是地位显赫的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便不得不瞻前顾后、举步维艰了。他知道当一位官员在仕途的上升期如果爆出“桃色新闻”将意味着什么。既然失去的已经失去了，他已经得到的就不能再失去。他牢牢地控制着心猿意马，勿使纵逸，强迫自己按照传统的逻辑去思维：“女人的心在丈夫，男人的心在事业。”古往今来，事业有成者未见得同时拥有美满的爱情，大学问家未见得都有一位旗鼓相当的夫人，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未免太偏激了，一个堂堂男子汉如果为爱情而丢了生命、丢了事业，岂不荒唐！李言挚爱着他的事业，对风云变幻的人生之路、仕途生涯不得不小心翼翼，他时时警惕着外部的女性世界，不为其所扰，尽管那些文艺团体的粉黛、宾馆饭店的姣娘、新闻单位的靓姐总要不失时机地向这位风度翩翩的李市长献殷勤，他却始终目不斜视、心如古井，连秘书都用男的，不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他让繁忙的公务、浩瀚的书杭满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有空隙遐想自己还缺少什么了。
如果不是郁琅嬛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唤醒了他已经“死”去的感情世界，也许他的一生都将这样度过……
深夜，电话铃突然响了。
李言家的电话，在客厅、卧房、书房乃至卫生间都装有分机，有电话打进来就同时响，“铃铃铃”、“嘟嘟嘟”、“{（口）左（）右}”，很是热闹，这是为了方便。当市长的日理万机，他走到哪里电话就追到哪里，但市长也要吃饭、睡觉、上厕所，当然也要看书，这样他不管在干什么都可以随时就地接电话，处理公务，以免跑来跑去。而李言在某些时候又怕电话打扰，比如他在读书、著述或者极度疲劳之后要休息，便把他房间里的电话关闭，这样，如果有电话来，阿珠和阿盼可以先挡一挡驾，视必要性再决定要不要惊动他。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就干脆置若罔闻了，也不至于得罪人。
此刻，书房里的电话恰恰是关着的。李言一头钻进了书堆，沉入了历史，根本没听见客厅和卧房的电话齐鸣，而何丽珠则早已睡死，雷打不动。
电话铃声却响个不停，看来是个决心要深夜打扰、非通话不可的人。
何丽珠终于被吵醒了。她停止了鼾声，打个哈欠，揉了揉眼睛，见天还没亮。半夜三更的，什么人还来电话？真讨厌！她没有开灯，懒洋洋地伸手摸过床头柜上的电话，颇不耐烦地问：“喂……你找谁？”
电话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找李言！”
“找李言？！”何丽珠火了。在越州谁不知道李言是市长？谁敢直呼其名？即使是市委书记程功也要称他“李言同志”，而这个女人竟然如此无礼，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何丽珠鼻腔里“哼”了一声，“你是谁？！”
对方似乎也不愿意接受她这么气势汹汹的审问，停顿了一下，传来极力克制的喘息声，但并没有挂上电话，还是说话了，答非所问：“我……只是想问问他：李盼有消息没有？”
“盼盼？什么消息？”何丽珠一愣，这才真地醒了，却完全没有听懂。她突然想起，直到她入睡时，女儿还没有回来，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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