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众里寻她千百度
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真是作家之语，诗人之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
编辑在发稿时，认为“苦行”二字不妥，问我是不是改为“苦刑”？我说不能改，这不是笔误，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苦刑”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此才深感其苦；而“苦行”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虽苦而无怨，若“苦行僧”然。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取后者。编辑被我说服，原稿照发不误。
当年《未穿的红嫁衣》的创作过程，正好可以印证上面的这段话。
《未穿的红嫁衣》的人物和故事，是在有了题目之后就想好了的。南方大学历史系高材生李言，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压抑、埋没之后，被时代的潮流推向仕途，出任越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在前往荒岛秦屿考察中，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观察力作出了足以改写越州历史的惊人的发现。而当他雄心勃勃地宣布这一发现并且决意施行自己的主张时，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史学家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脆弱本性，无可回避地要经受权力和政治的检验……
这个主题是深刻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也是相当新颖的。我不愿意重复流行的“改革文学”套路，而是着力在“书生从政”这个切入点上，探测人物的内心世界，解剖历史的纵横脉络，挖掘时代的深刻内涵。李言和程功之争，不是改革和保守、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和斗争，而是在植根于政治和时代的生物链条上人和人之间的搏杀，作者无法去左右他们之间的输贏，而只能和读者一起去观察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这些都不必细说了，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好。我历来不赞成玩弄技巧、炫耀技巧、为技巧而技巧，但不等于说写作不需要技巧　恰相反，技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关乎作品的成败。一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故事，如果换个讲法，也可能兴味全无，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我固执地相信，每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最佳表现形式，在作品完成之前，它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吸引着你去不懈地寻找，创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在“寻找”《未穿的红嫁衣》时，我选择了两条路线，实际上也是两项实验。
一是小中见大。我认为，这个故事不宜采用“全景式”的结构，如果人物众多、事件庞杂、时间跨度漫长，难免拖泥带水，读者会觉得很累，很烦。我主张浓缩，但重要的是时间跨度的浓缩，把故事的主体部分设置在一天一夜这个框架中，在有限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编织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让所有的人物按照自身的运行轨道去行动，完成“冲突一高潮一结束”的全过程，这很难。在通常的人生中，许多个昼夜都是平淡地度过的，要办成一件事，往往旷日持久。但是，文学艺术本身就不是生活的原样记录，而是浓缩生活的精华，以一管而窥全豹，让读者在短暂的阅读中获得艺术享受和人生启迪。在戏剧严守“三一律”的时代，那些经典作品正是在重重限制之中获取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值得文学借鉴。我怀着极大的兴致在小说中作“戏剧性”探索。让李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睡觉、不休息，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可能不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可能，而且周围的相关人物的运转也游刃有余，乍看：黄昏时，李言前往秦屿考察，并且意外地遇见令狐谵，突然接到郁琅嬛的电话，他赶到越州一中，处理完女儿李盼的事件，先送郁琅嬛回家，然后回到自己家中，挑灯夜战，准备明天的发言。郁琅嬛深夜来电惊醒了何丽珠，李言巧妙地掩盖了矛盾，暂时稳住了何丽珠，次日一早和她一起送走了大姐，再去开那个重要的会议。与此同时，我还有充分的余地安排被拘留的李盼重获自由，意外地发现郁老师和父亲之间的秘密，并且泄露给了何丽珠，由此引发了父母之间的矛盾。李言上午的发言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借中午休会之机，他还来得及和郁琅嬛见面。而正他们幽会之际，李言的竞争对手陈志恒及时地向远在省城的市委书记程功报告了信息。下午，志得意满的李言重返会场，已经从省城回来的程功正坐在主持人位置上等着他。程功胸有成竹，力挽狂澜，形势急转直下。当一败涂地、疲惫不堪的李言回到家中，家庭战争爆发，权衡利弊，他只有束手就擒。又是一个黄昏，他来到郁琅嬛家中惨然告别，距离故事的开头刚好二十四小时，情节进展、人物走向竟然严丝合缝。当我紧盯着某个人物在做密不通风的铺排时，突然前方闪出一线亮光，狭路相逢另一个人物，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使行进中的不同线索恰到好处地交叉、扭结，往往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享受到“发现”的快乐。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被内在逻辑所驱使的过程，高潮中蕴含了前因，也预示了后果，截取充满张力的事件中段把文章作足，远胜于从头到尾地平铺直叙。二十四小时把故事讲完，足够了，我庆幸我的选择。
二是静中求动。在故事进展的二十四小时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开会，上午开不完，下午接着开。而在我以往见过的许多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开会通城被回避的，大概是作者的形式呆板、枯燥，人物说话太多，而动作又太少，怕读者望而生厌，所以往往一笔带过：“情况就是这样”、“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镜头就此切换。但这个办法在我这里行不通，整整占了一天的论证会是故事的核心，主要人物在这里登场，中心事件在这里展开，矛盾冲突在这里爆发并且达到高潮，如果我也一笔带过，这个故事就不能成立，这部小说也就不必写了。难道开会不能正面描写、充分展开吗？我想可以。《三国演义》里的“舌战群儒”就是一场极其精彩的辩论会，“隆中对”也是一个场会，算是谈判会、答辩会吧，这两场戏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雄韬伟略和超人的辩才，如果见了刘备只说一句“情况就是这样……”面对群儒的围攻再说一句“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匆匆下台，那还有什么看头儿呢？
我决心把秦屿论证会“开”好。李言争强好胜的勃勃野心促使他走上这个一鸣惊人的讲台，而他的史学功底则为这一搏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何况他还连夜作好了充分准备。在此之前，无论是在秦屿的考察中，还是与郁琅嬛的夜谈中，我都一直“守口如瓶”，故意隐藏着谜底，让读者不知道李言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酿造出对即将举行的论证会强烈的心理期待。但李言的登坛演讲却又不是直奔主题，而把人们的兴趣引入久远的历史，史学家长袖善舞，旁征博引，千年史信手拈来，直教人听得如醉如痴，当他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演讲达到高潮，越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李言的威望也达到顶点，此时再亮出底牌，隆重推出自己的主张，自然收到一呼百应之效，似乎在市委书记兼市长程功同志缺席的情况下，李言果真可以改写越州的历史，并且在行将退休的程功之后主宰越州的未来了。而下午的会议，则一改李言的独家演讲变成了他与程功的论战，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唇枪舌筋观者愕然不知所措。在这里，我没有设定李言和程功谁是正方反方，而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在李言发言时，我就是李言，在程功发言时，我就是程功，都在拼尽全力去征服对方¨万不要低估了程功同志的论战实力，几十年官场沉浮，几十年人生历练，使他有足够的胆略和战术应对突如其来的发难，而且决不声嘶力竭、穷凶极恶，始终保护着政治家的从容气度，直至以不可逆转的优势彻底击败对手，推动这两场戏发展的，主要不是外部动作，而是逻辑和语言的魅力，以及由此牵动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与冲撞。从李言到程功到陈志恒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没有片刻的平静，如潮涨潮落，惊涛拍岸，这种心理之战难道逊色于拳脚相加的搏斗吗？
当我写完这场激战之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的快意。
《未穿的红嫁衣》是我十多年前的作品，至今仍然为我所爱，不仅因为作品本身，还因为我“寻找”她、“发现”她的那个值得回忆的过程。
2008年3月17写于抚剑堂书屋
一、极乐园里的惊人发现
直到很久以后，他都会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忆起今天鬼使神差的秦屿之行，因为他人生的大风大浪、大喜大悲、大开大阖，都与此密切相关。
当夕阳把海天染成金黄，秦屿上空便被红白相间的云彩笼罩。那不是云，而是外出觅食的鸟儿们归来了。白色的鹈鹕、红脚鲣鸟和双翼幅长两三米的军舰鸟，以及粉红色的火烈鸟，这是一些平静安详而略显迟缓的鸟类。白鹈鹕成群地生活在水域开阔地带，它们生性谨慎小心，但一物降一物，却是鱼类的灾星、死神。白鹈鹕缓缓地翱翔在高空，眼睛却在敏锐地注视着海面，发现猎物，便箭一般地直射下来，在一片飞溅的浪花中不见了，须臾钻出水面，橘黄色的巨喙中已经衔着一条惊惶失措摇头摆尾而又在劫难逃无可奈何的鱼。鹈鹕是天然的绝妙渔夫，它的嘴巴连着一个大大的皮囊，不但吞下了鱼而且连带吞下了许多水，然后收缩皮囊把水挤出去，那鱼便进入了它的肚肠，永无出头之日了。鲣鸟、军舰鸟捕鱼的本领和鹈鹕相昆仲。而火烈鸟白白地长了比它们长得多的脖子和两条腿，却并不捕鱼，只以那些躲藏在淤泥或浅水中的小型甲壳类动物、蠕虫和软体动物为食。但也许正因为各取所需，它们才能够和睦相处。火烈鸟飞翔的姿态极美，长颈前探，双足后伸，呈“一”字形；巨大的两翼有节奏地扇动，和身体组成一个时而正置时而倒立的“T”字。成群结队的火烈鸟一起飞过，天空被掠过一片红云。现在正是它们和鹈鹕、鲣鸟、军舰鸟经过了一天的奔忙之后回巢的时候，悠闲地从秦屿四周飞上天空。它们并不急于回家去，还要在天上盘旋一阵子，好像征战之后的武士们在傍晚的检阅，那阵容是极其庞大而又威武雄壮的。不是一群鸟，而是无数群，密密匝匝，铺天盖地。它们从空中俯瞰着秦屿，那是它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在那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和浅滩上，有它们休养生息的巢。怀着深深的爱恋，它们不知疲倦地赞叹秦屿惊人的美：“啊，啊，啊……”那声音响遏行云。
与鸟儿骄傲的和鸣相呼应的是人。每当这个时候，居住在秦屿上的古堡里的人们便都走出了自己的巢，伸长了脖子望着天空，望着那自由自在、威武雄壮的鸟阵发出自己的感叹。那声音并不优美。有的尖厉：“咦咦”；有的低沉：“呜呜”；有的粗放：“噢噢”；有的狂暴：“啊啊”……
古堡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极乐园”。它其实是一座精神病院，说得更坦率一些就是疯人院　在这里的，除了为疯子治病为疯子服务的人之外都是疯子，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疯子在发疯之前都曾经是有兴趣品味生活的成功也有耐心经受生活的失败的人，由于各自的原因，他们突然不愿意再那样活下去了，固执地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或者想方设法要结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以求永远地摆脱这个已无法再适应的世界。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被看做疯子。于是便被热爱他们或是厌恶他们的人送进了“极乐园”，享受常人所不能享受也不愿享受的“极乐世界”的人生。
“极乐园”所在的秦屿是一座面积仅有四平方公里的小岛，孤零零地浸泡在大海里。从这里向合望去，目力所及看不到第二座岛屿。虽然它与大陆相隔只有一道两公里宽的海峡，但海峡上并没有一座桥，汹涌的海水把它们隔开了。海峡底部地形复杂，暗礁密布，因而在沿海的人们用木船捕鱼的漫长的历史中，这道窄窄的海峡无疑是一道天堑，曾经无数次船毁人亡、葬身鱼腹。合船只都远远地避开它，秦屿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不祥之地，渔佬们有歌谣唱道：“宁下地狱，不上秦屿！”然而秦屿却并不属于外国、外省、外市，它一直是海峡对岸小城越州的一部分，尽管越州人心目中早就把这一部分看做可有可无，或者说有不如无。人们已经不记得秦屿的历史，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座“极乐园”，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与凡人无关。历史学家是一群古怪的动物，吃饱了饭没事儿干，没完没了地咀嚼那逝去的岁月，犹如牛之“反刍”。在人看来，“反刍”是极其倒胃口的。越州人只是在每当出现了多余的人时才想到把他送到秦屿来，就好像每天漫不经心、毫无怜惜地往大海里倾泻垃圾和污水一样，秦屿和越州的联系，大约每月一次派人到城里领取薪水和其他经费、补充药物，每周一次采购生活必需品、到邮局领取邮件，除此之外，几乎与世隔绝。“极乐园”亦即秦屿精神病院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这座疯人院的院长本人也是场岛上的，以岛为家，人们几乎没有见过他在越州城露面。他把全身心都投入了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他所痴迷的事业，许多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乐此不疲，这当然是出于崇高的人道主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院长是国内数得着的精神病专家、权威之一。除了他之外，院里似乎还有数目不多的几位医生，他们毕业于一些名牌医学院，然后慕名来到这里，投身事业。他们也都仿效院长的榜样，以岛为家。初来时还是小伙子、大姑娘，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地两鬓染霜了。至于他们在事业上成就如何，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因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很专的学问，在中国既可以说很古老，又可以说很年轻，出了他们的学术圈子，一般穿白大褂儿的人往往是一问三不知，诚所谓“隔行如隔山”。医院里当然还有一些男、女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是场秦屿，绝少到越州去的。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家原本就在秦屿，是这儿的土著居民。他们和那些鸟儿一样爱恋着秦屿，从来也没有想到离开这儿到大陆去生活。当然，要想去也不易，谁接收他们呢？大约自从有了“极乐园”便有了秦屿人的铁饭碗，精神病院创办之初的第一批勤杂人员乃至护士就是从岛上雇用的，许多年来已沿袭成惯例，秦屿上的居民一生下来就是准备到疯人院去领一份饷，父母死了由儿女顶替。为数不多的秦屿人几乎家家都有人在“极乐园”做事，传到今天，他们早已丢弃了祖先从事的营生，而全部成为“极乐园”的职工或家属了，一心一意地吃精神病这碗饭，套用现在的流行语言，家家都是“精神病专业户”。而这种世袭的特权却用不着的别人嫉妒，越州人谁也不想抢秦屿人的饭碗，即使待业一辈子也绝不会觊觎疯人院的“招工”指标。换言之，秦屿“极乐园”的护理、勤杂人员的补充只能就地取材，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秦屿是越州的垃圾站、累赘、毒瘤，想到它，人们就想到污秽、病魔和死亡，巴不得它早些从记忆和视野中消失。
然而秦屿和“极乐园”没有消失，它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人间总不断有疯子要往这里送。不但越州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这辈子不疯，就连外地的人还慕名前来送疯子就医。因为这座医院和这位院长在全国很有些影响，“病笃乱投医”，自然要拣名医来投。还因为“极乐园”这个名字充满了令人想人非非的魅力。按照人们的地理知识来推论，秦屿与夏威夷的纬度相仿佛，又都是太平洋上的岛屿，想必它也像夏威夷那般美丽、宁静，充满诗情画意，对于那些心灵遭受创伤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个理想的休养胜地。事实上它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抛弃旧有的成见，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它，秦屿未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由于与世隔绝得太久远了，它至今保持着大自然的童贞，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浓绿泼染着这片土地，密密麻麻的红涵、木榄、秋茄树、桐花树、相思树、窿缘桉、湿地松、苦楝树、细叶榕、龙眼、木菠萝、芭蕉、槟榔树、椰子树、凤凰木、羊蹄甲，万木葱茏，百卉争妍；巨大的榕树落地生根、盘根错节，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与那些气根、青藤交错扭结，编织成秦屿的凤冠霞帔；脚下的红土层堆着几尺厚的落叶，似乎从远古留到今天也没有人去拂动，树丛中有鸟儿们的巢，它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地休养生息、生儿育女，连鸟蛋也没有人去掏。海滩上，火烈鸟用红土筑起一座又一座“碉堡”，好似要和人造的古堡“极乐园”相媲美。秦屿上的人疯也罢，不疯也罢，谁也没想到去侵犯或者伤害鸟类，这便使得鸟儿也把他们当成朋友。
许多年来，秦屿都好像沉睡于人世之外，神秘而又静谧。只是每天晨、昏，它都有两次极规律的骚动，以向对岸显示自己的存在。早晨，太阳还没有跃出海面，鸟儿们却都已“起床”了，它们不约而同地飞上天空，外出觅食。好像秦屿的灵魂出窍了，密密匝匝的鸟阵如烟霞腾空，伴随着那如雷贯耳的和鸣。傍晚，夕阳还未衔山，鸟儿便开始回巢，漫天红云从四面八方卷向秦屿。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早出还是晚归，它们都是那么从容不迫，并不急于四散或是降落，而是恣意地在空中盘旋，每次的盘旋长达一两个小时之久。那似乎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陶醉，是对自己的家园的骄傲，是对无视它们的越州人的示威。
正因为如此，越州人才欲无视秦屿而不能。每天清晨和黄昏，正是城里人匆匆上、下班的时候，都照例要被迫地领略从不远的对岸传来的骚扰：黑压压的鸟群遮住了阳光，使人们本能地产生犹如日食般的恐怖，再加上头顶那纷乱的鸟鸣和隐隐传来的疯子的呼喊，就更加毛骨悚然，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天将塌，地将陷，海将枯！有统计表明，越州市的交通事故以及酗酒、斗殴等等刑事案件，多发生在一早一晚。越州市民的心脏病、失眠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家庭不和造成感情冲突、离婚率上升，生活环境的不安静引起人们的头皮屑增多、脱发现象严重这些都与秦屿的骚扰有关，秦屿成了越州的一大公害，越州人对秦屿恨之人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正是每天傍晚不可避免的骚扰时刻，那不祥的鸟阵正在海峡上空盘旋，鸟儿和疯子们的噪音大合唱压倒了滔天的海浪。
一艘摩托快艇离开越州海岸，正朝秦屿驶去。
快艇上只有一名驾驶员、一位乘客。
驾驶员皮肤黝黑，颧骨、眉弓和嘴部凸出，典型的越州人相貌。他下身穿一条脏兮兮的判裤，上身穿一件汗浸浸的海魂衫，两只坚实的手臂紧紧地把着操纵器，小小的摩托快艇在浪花中起伏跳跃着飞速前进。他紧闭的厚嘴唇中间衔着一支早已熄灭了的香烟，眉头紧锁，目不斜视。看得出他的驾驶技术相当娴熟，但又极其谨慎小心，生怕出了什么意外。“宁下地狱，不上秦屿”，何况又是在最容易出事的傍晚，他显然是极不情愿的。
乘客大约五十岁左右。虽然是坐着，也可以看出他比通常越州人的五短身材要高大一些。肤色也不同，虽然并不细腻却很白皙，这和祖祖辈辈沐浴烈日和海风的越州人是很容易区别的。他有一副方正的面孔，鼻梁上架一副深棕色方框的近视眼镜，头发略显长，梳理得整齐，但现在被海风吹得有些凌乱了。额头的发际很高，显然系脱发所致，鬓角已夹杂银丝，在他这种年龄也属正常。他的服装不算考究，但很整洁。一身浅灰色西服，黑皮鞋。白衬衫的硬领还很挺括，系一条紫红色的“金利来”领带。现在，领带被海风掀起，飒飒地在他胸前飘动。越州的春天很接近夏天，他的西服当然不会系上扣子，衣襟随风向后摆去，和领带、头发一起，使整个人形成了一种凌空欲飞的动势。
单凭他的外貌很难判断他的身份，更不要说他今天光临比地狱还令人憎恶的秦屿的目的，也许是出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伟大献身精神，或者还有别的目的。
“这鸟，吵死人了！”驾驶员吐掉了那支形同虚设的香烟，愤愤地骂了一句，抬头望了望盘旋在头顶的鸟群。
乘客本来一直在凝视前方，这时也随着驾驶员的目光仰起了脸。只是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鸟群之中。与远在岸上的观察不同，他没有想到鸟群竟有如此的纵深：飞得高的，远在云霄，而低的几乎从他的头顶和耳旁擦过。他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羽毛的结构，可以清晰地听到羽翼扑动的嘶嘶风声。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接触过鸟类。鸟儿们丝毫也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恐惧，依然那么悠游自在、旁若无人地翱翔在自己的天空。那此起彼伏、一呼百应的和鸣，现在听来却并不觉得嘈杂，而像立体声那般错落有致。在这一刹那，他突然感到生命的辉煌、大自然的雄浑、自身的渺小和历史的博大深远！他的脑际一闪而过一代枭雄魏武帝曹操那惊心动魄的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成土灰！”
西边天上，残阳如血。那巨大的红轮放射着金光，把穿行而过的鸟儿照得玲珑剔透，如晶莹的玛瑙，如透明的云霞。他被这景象惊呆了，征服了，陶醉了！
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和越州人对秦屿的普遍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和他本人今天此行的目的也是背道而驰的。
他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出发之前“迫不得已”的初衷，迫切地消快些登上那神秘的孤岛。
快艇离秦屿越来越近，秦屿已不像人们远在越州饮那般渺小，逼近了看，俨然如船只靠拢大陆时感觉。四平方公里，对于七尺之躯来说，那也大得很呢！现在，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已经可以看见位于全岛制高点的古堡的剪影般的轮廓了。一带起伏的高墙，墙脊上竖着锯齿样的雉堞，犹如古生物晋背脊上的甲片。
快艇停在岸边。驾驶员熄了火，抛了锚，伸手搀扶着他，踏着十几级台阶上岸。台阶是用一些未经加工的石块垒成的，海水长期地冲刷磨去了棱角，石上长满了青苔，粘着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蛎壳，似乎千百年来从未有人踩过，这当然不可能，因为秦屿上的人每次往返于小岛与大陆之间都要在这里上下，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只是由于使用率太低了，人的践踏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岸边泊有秦屿人偶尔登陆用的小汽艇，现在没有人在上边，罩了雨布，这情景，正应了那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驾驶员把他送上岛，就转身返回艇上去，闷闷地吸烟，并没有兴致上岸浏览秦屿的景物，尽管难得来一次，驾驶员只是驾驶员，而不是秘书和警卫员、勤务员，并且也不是他的专职驾驶员。他在越州城里通城坐车，偶尔出海才坐船，这就决定了驾驶员的职责范围：仅仅送他上岛，再接他回城就是了，他在岛上的事可以不管不问，不必随时侍奉。驾驶员是土生土长的越州人，对秦屿避之若蛇蝎，今天驾艇前来实出于无可奈何地执行公务，哪里还有心思陪他上岛去欣赏那一群疯子！
他于是一个人走上岛去’块筑成的码头上面，连路都没有了，只有一片缓缓的绿坡，浓密的野草和苔藓把红土层遮盖得严严实实，人走在上面松软滑腻。路旁古树盘根，纵横交错，老榕树的气根从头顶垂下来，像巨大的渔网在晚风中飘摇。已经落地的根深深地钻入地面，又成为新的树干，与天上的老干老枝相接。分不清哪是干，哪是枝，哪是根，眼前只有左右缠绕纵横飞舞的藤线。藤线上又攀缘着丝丝缕缕的蔓生植物，点缀着细小的串串绿叶，像一条条青蛇蜿蜒而上。在树木的根部、老干和枝桠上，随处可见羊齿类的寄生植物。它们的孢子是随风飞舞的，落到哪里都可以生根，繁衍出一丛一丛的嫩绿。那种肥大如海带的寄生植物叫“山苏”，据说可以烧很鲜美的菜，秦屿的红土从大海吸取了无尽的乳汁，滋养了这些生机勃勃的儿女，包括数不清的花草树木，还有数不清的鸟兽。
在他的脚旁，几只白臂八哥在若无其事地啄食，就像人们养熟了的家禽，突然一个什么硬硬的小东西敲在他的头上，一弹，飞落在地。那是一只果壳。他抬头看去，是小松鼠在树枝间忙碌。他无声地一笑，感到从纷乱的人间返璞归真的轻松。
一道山泉切断了去路。那泉水清澈见底，连水中的游鱼和水底的卵石都清晰可数。他俯下身来，掬一捧泉水尝了尝，清凉甘甜，并且浸透着绿色植物的芳香。被海水包围的小岛上竟然有这么好的淡水，大概越州城里的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这才记起秦屿上的人的确从没有从岸上运过淡水，原来他们有天然矿泉水饮用，比起喝自来水的城里人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幸福乃至于奢侈了。他站起来，寻找水浅的地方，好跨过小溪，可是没有　溪的水挺深，而且流得急，河道虽不算宽，却又是一步跨不过去的。依他的身份和穿着，也不便脱掉鞋袜涉水过河。
正在犹豫，他发现了远远的人迹。在没膝深的野草丛里有两个人影，似乎正在采集什么药材之类。因为他们都穿着一身黑衣，很难引起过路人的注意。
“喂，同志！”他向那两个人影喊道，“我要过河，请问怎么走？”那两个人影被吓了一跳，站直了，原来是一老一小，老翁银须拂胸，女孩儿年未及笄，一齐愣愣地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突然出现的怪物，这也难怪，他想，这远离尘世的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定很少看见他这样的外来人。
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才听到女孩儿说：“端走！”
只两个字，他完全没有听懂站在那里不动。
女孩儿只好解释说：“朝前面，端走嘛！”
他这才若有所悟。“端”者，正也，直也，“端走”莫非就是一直走？好奇怪、好古奥的字眼儿。道了谢，就沿着溪边“端走”下去。果然不远处就看见小溪上有一座石桥，好像是专为他准备的。其实走近了才看清楚，那桥其实并不是人工架设的，桥身和两岸浑然一体，是千百年的流水穿破了石头，形成了这座“独石桥”的奇观，树上垂下来的葳蕤青藤拂着淙淙泉水，珍珠般的浪花溅上去又落下来，弹奏着永无休止的山野之歌。
他拂了一下那青藤，然后跨过石桥向前走去。此时，如果有人碰见他，已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位酷爱大自然的生物学家或者旅行家。但是，这判断却是错误的！
那么，他是谁？来到秦屿究竟要干什么？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极乐园”古堡的跟前仔细地端详一下这古堡吧！这古堡实在太古了。那墙壁已经分不清是由石块还是土坯垒成的，岁月风雨和青藤苔藓把它焊接成一个整体，呈斑斑驳驳的暗褐色和黛青色，准确地说已经很难分辨明确的颜色，它像天上掉下来的燃烧得差不多的陨石，或者说像从地下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屋脊上雉堞早已失去了棱角，并且有许多残缺，与其说是早先修筑城堡的人们垒上去的，不如说他们本来就是墙的一部分，随着墙的衰老风化而残缺不全了。因而它就更像恐龙骸骨的化石。如果不是城堡上空耸立着标志时代的电视天线和城墙雉堞间的铁丝网，置身于此的陌生人便难免要时空错乱地茫然自问一声“今夕何夕”。
城堡的正门比城墙略显高大，它由两座类似桥头堡的建筑组成，在门楣处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略似“卄”的图形。尽管岁月已经使它有许多残缺，枯藤野草又给它以许多添加，居住在这里的历代居民也曾屡次把它加以改造，但这个基本图形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当然也需要特殊的观察能力。
他站在古堡前，内心发出无声的惊叹，这座古堡之古，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知道，秦屿上的“极乐园”其实历史并不太久，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某国的传教士建立的，其宗旨据说是要“拯救不幸的灵魂”。但一百五十年对于现在活着的人来说已经过于遥远了，人们对于像林则徐那样的杰出人物尚有许多细节弄不清楚，近年来大量拍摄的反映清宫生活的影视作品虽有不少专家、学者做顾问仍然还会在服饰、礼仪、语言上纰漏迭出，那么，也就当然更有理由对这座地处穷乡僻壤、天涯海角的孤岛上的、并不显眼也并不重要的疯人院的历史糊里糊涂。如果不具备应有的素养和眼力，不熟悉有关的史、志，这座残破不堪、貌不惊人的古堡就很容易被看成毫无价值的废墟，只不过目前还在废物利用罢了。
但是，他今天站在这里，却不由得对被人们遗忘已久的古堡另眼相看。凭他的判断，这决不是欧洲式的古堡，也就是说，在洋人命名“极乐园”之前，秦屿上就早已有了古堡，传教士只不过利用它做了疯人院而已。那么，古堡建立在什么年代？全国各地现存的古建筑虽然还有不少，但只是说“始建于”什么什么朝代，几经翻修乃至多次重建的，如今人们所见与原貌已是两回事。而这座秦屿古堡的风格样式，早已见不到实物，只能在出土文物上找到一些踪迹，如一些画像砖、石上的图画和陶制建筑耐。现在，突然有了一座地上建筑实物来和那些地下文物相印证！如果必一些估计，它至少不应晚于轰动一时的长沙马王堆墓葬；更大胆地进一步设想，则未尝不可能与万里长城和西安兵马俑属于同一个时代！会是这样吗？他反问自己，却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这个发现和设想太突然了！
他兴奋地走上前去，前面就是“极乐园”的大门。门是紧闭着的，连同墙上的铁丝网，就更加强了与世隔绝、拒客于门外的森严感：这里是禁区，正常人不准入内！这座“卄”形的原始大门只是一个外框，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现在关着的是后来改装的两扇欧洲式的透花铁门。估计在一百五十年前刚刚装上去时肯定是和这座东方古堡不协调的，但年代久远了，它也已经锈迹斑斑，只是在常被推拉抚摸的地方，浮雕的凸处被磨出了金属的本色，闪着幽幽的冷光。西方古董与东方古董强捏在一起，不协调也变得协调了，这座古堡即疯人院并不像其他医院那样挂着醒目的牌子。可能是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广而告之的必要；也可能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心理学方面的考虑，不愿以明确的字眼儿刺激患者和家属。所以它只是在铁门的旁边嵌有一块不大的铜牌，阴刻着中、英两种文字。英文就是“秦屿精神病院”，直截了当；中文则只有三个繁体字：“极乐园”这种“内外有别”的方式倒是相当独特。
铁门上装有电铃按钮。
来客抬手按了按门铃。他估计要叫开这座门大概要等很久，没想到门却随即打开了，“哐啷”一声，接着就是“吱吱呀呀”的摩擦声。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儿，高高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谢顶，仅在脑后和耳旁残留一点儿稀疏的白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领口上打着黑色领结。那副样子，像国外豪门的管家。他那双眼睛小而圆，炯炯有神，使人感到一种“恶相”。
疯人院的看门人也很独特？来客心里这么想。
老头儿一眼看见来客，脸上便绽开笑容，那鹰一般的双眼旁边便堆满了皱纹。他的嗓音是沙哑的，却极其和善：“噢，欢迎李市长莅临！接到电话，我们就扫径以待！”
来客正是越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言。老头儿虽然在此之前并没见过他，却并没认错。因为造访“极乐园”的来客实在太稀少了，何况刚刚市政府来电话说市长要来视察。
李言仅仅对这个附庸风雅的看门人点点头，说：“你们院长呢？”
“敝人便是。”老头儿说，“敝姓夏，市长就称我‘老夏’吧！”
“噢，”李言一愣，随即说，“夏院长！久仰了！”其实他过去只知道这里有一座疯人院，并未闻院长何人，谈不上“久仰”，这么说只是客气，他对读书人有一种本能的尊重，所以并不称“老夏”，还是叫他“夏院长”。
夏院长受宠若惊，自从他到秦屿安家落户，还是第一次迎接市长的大驾光临，何况这位李市长如此礼贤下士，对他很为尊重。
“李市长请！”他向院子里伸开手臂。等李言跨进铁门，便又随手“哐”一声关上了。
“极乐园”里的其他人们并没有向李言表现出像夏院长那样的热情，也没有什么夹道欢迎的仪式。他们虽然倾巢出动，都站在院子里，却是在完成每日晨、昏的“功课”，仰望着铺天盖地的鸟阵，对天狂呼，发出各具特色的只有上帝才听得懂的声音符号，根本不理会市长的到来。
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那是一个面目苍白而臃肿的老头儿，蹒跚地走过来，拦住他们，瞪着呆滞的双眼，口齿不清地央求说：“番泻叶……院长，给我番泻叶吧！我已经……三天拉不出来了……”
夏院长不得不汀步，说：“你说什么？三天？昨天你还要黄连素呢！泻药这东西，可不能乱吃的！”
那人好像没听见，依然重复地说：“给我番泻叶！我已经三天没有……”
夏院长看了李言一眼，当着市长的面处理这种事，使他很尴尬。
他唯一可采取的措施就是赶快摆脱这纠缠，陪着市长穿过院子。“你去找护士！”他朝臃肿的老头儿匆匆搪塞了一句，就拥着市长躲进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在紧挨着院墙的一角，这房子很像是古堡的一部分，砖墙已经不辨颜色，爬满了青藤，虽不高，却托着极大的屋顶。屋顶呈缓缓的坡度，舒展地翘起飞檐。当然，那瓦已经不像瓦了，和青藤苔藓野草杂卉枯枝败叶凝结成一片坚硬的壳，有如“化石”。
进入房门，李言才看到，这古老的房舍内部却别有洞天，里面是平整的，而且刷得洁白。刚才在外面没有注意到房子的窗户，现在才看到这里窗明几净，窗外的葳蕤青藤使得里面更显幽雅。院长办公室除了简朴的木桌和藤椅，大部分空间都是书，书架几乎占满了四壁，这当然都是医学、心理学之类的专业用书，大量的是洋文、硬皮精装，也有些是中文的，甚至还有几部线装医学古籍，显示出老院长中西杂糅的学者风范。办公桌上摆着一些报刊：《人民日报》、《越州日报》、《中国科技报》、《健康报》、《中华医学》、《心理学刊》……老先生身处合孤岛，也还在关心着外界信息，这是一个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把全身心献给事业的人。李言在进入“极乐园”之后的第一个感受便是如此。
“李市长，请坐！李市长，请用茶！”夏院长对他毕恭毕敬，一口一个“市长”。
其实李言只是副市长，这在前面已经说过。把“副市长”称为“市长”，显然是不确切的，拔高了。但这并没有使李言听起来不舒服，也无意去纠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约定俗成。除了国家级的“副主席”、“副总理”之外，人们在称呼其他官衔的副职时，大自副部长，小至副班、组长，都一律免去“副”字，似乎不如此便不够尊重，有轻慢犯上之嫌。处处如此，全国如此，连夏院长这位远离尘世的老夫子也未能免俗。李言自从当了副市长之后，就一直被人们称为“市长”，已经习惯了。何况他还是第一副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又是市委副书记，其地位也已相当显赫。越州市委书记和市长是由程功同志一身兼二任的，市政府的大量工作常城李言处在“一线”，所以他距离真正的市长也就不远了。
他接过夏院长捧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秦屿的山泉泡出来的茶，果然清香不俗。
夏院长坐在他对面的藤椅上，说：“我把本院的情况向市长汇报一下……”
李言的眉头微微皱了皱。他到本市的任何地方去，都会被这种大大小小的汇报所包围，早听得腻了。精神病院的工作，一是他不懂，二是这属于市卫生局管辖，他根本无需亲自过问。他今天到秦屿来，只是因为根据市委常委会的决定，秦屿将有一个巨大的开发计划，而这个计划必然牵扯到精神病院。开发秦屿已是既定之策，根本不必征求这位小小的精神病院院长的意见。但程功同志到省里开会之前交代过李言：开发秦屿是一项耗资巨大而又涉及许多方面的工程，要邀集各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进行论证，一次不行两次，甚至多次论证，以求作出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开发方案。现在程功同志还没有回来，而第一次论证会已经发出通知，将于明天召开。李言作为目前本市的主要负责人和这项工程的实际主持人，在开会之前总不能对秦屿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他要亲自来一趟，看一看，哪怕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也好。没想到诸事缠身，竟拖到了今天。明天就要开会了，所以他下午从一个会场上简单讲了几句话就匆匆撤退，挤出时间到此一游。来到这里，他才突然感到自己对秦屿了解得太少了。他迫切地消多看一些，多知道一些。当然，这并不能寄消于夏院长的“汇报”。
不管李言爱听不爱听，夏院长的汇报已经滔滔不绝地开始。但凡有资格做个什么“长”的人，必然具备这种汇报的基本功，何况“极乐园”精神病院的院长极少有机会直接向市一级的领导汇报工作，就更不会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他先说了本院的现有编制，有医务人员多少人、勤杂人员多少人、行政人员多少人，以及设施、经费等等一大串枯燥无味的数字，紧接着就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和卫生局的正确领导下，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某某年以来，共收住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多少，其中本市多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少；治愈和基本治愈的多少，占总数的百分之多少。他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可怜这笔流水账李言连半句也没听进去，刚想找个茬口打断他，他的汇报却又转人新的层次：“李市长！在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最多发、最常见、最危险、最尖端的疾病是什么？不是癌症，也不是艾滋病，而是精神病！这决非我卧耸听，而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现代工业除了为人类造福，也带来了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
李言听到这里，想打断他，对他说，越州城里的市民对来自秦屿的噪音就头痛很久了嘛。但想了想，觉得这样说未免对夏院长过于刺激，而且也无济于事，他能下令让鸟儿不叫、疯子不喊吗？何况李言今天进岛的近距离感觉表明，这“噪音”并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过分。
就在他这么稍作犹豫之际，夏院长已经不留喘息余地地说了下去：“……现代生活的高频率、快节奏，与日俱增的竞争意识，使人们处于极其紧张而又焦躁不安的状态，精神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了，事实证明，越是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精神病人越多。为了不耽误李市长的宝贵时间，仅举两例：在法国巴黎，自从一八九八年第一个自杀者登上高度两百七十六米的艾菲尔铁塔跳下来，至今在此自杀的已逾四百人；在美国旧金山，自一九三七年金门桥通车到一九八二年，从两百二十四米高的桥塔上跳下来自杀的就有七百多人！当然，我们越州现在也有了三十九层的越州大酒店……”
李言警惕地望着他，问道：“怎么？也有人从那里……”
“不，没有，没有！迄今为止，那里还没有发生过一例自杀事件！”说到这里，夏院长以他那沙哑的嗓音笑了笑，以显示他的汇报并不枯燥，多少还有一些幽默。汇报的人是很消领导插话提问的，这表明他的话引起了领导注意，所以他现在很得意，汇报过之后，表情又立即严肃起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把精神病的防治工作提到新的高度、新的水平，以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在美国，在香港，每一万人口就有八个精神病人床位；在前苏联，每一万人口就有十到十五个精神病人床位，而我们呢？我们秦屿精神病院，在全国也算小有名气，当然我们不可能负担全国的精神病人，就是负担本市的也已力不从心。我们越州市共有人口五十万，精神病人就有两万五千人，占百分之五……”
李言又一次吃惊了，身为副市长，他从来没有想到在他所管辖的这座城市竟然会有两万多名疯子！两万五千人？集合起来浩浩荡荡呢！百分之五？这就是说，在越州大街上川流不息、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每二十个当中就有一个疯子！
“这个数字可靠吗？”他问。
“绝对可靠！”夏院长认真地回答，“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检查，而是根据抽样调查计算出的数字。不过，这些患者的病症类型不同，程度也不同。有些人只是表现为情绪亢奋，或者消沉，非专业人员未见得能分辨是否精神症状。其实，科学地说，世界上绝对精神正常的人是极少的，而绝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不正常，这就远远不止百分之五了！”
“绝大多数人？”李言越听越离奇了，是不是这位老院长本人就有点儿精神那个？
“是这样，”夏院长的回答是肯定的，“包括我。”
“你？”李言有些毛骨悚然了。果然不出所料，院长本人就是疯子！
“这毋庸讳言。”夏院长正色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精神正常的人。比如我每天从宿舍到办公室，总要下意识地数自己的脚步。如果正好是双数，就心安理得；而要是单数呢？这一天就会心绪不宁，似乎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轻度的心理障碍，并不可怕，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李言轻轻地点点头。他记得自己也有过“预兆”之类的心理活动。一名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怎么能相信“预兆”呢？他过去不得其解，现在才明白自己也存在“轻度的心理障碍”。看来夏院长的解释是科学的，这老头儿还是有两下子！
汇报不知不觉变成了闲谈。夏院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立即煞住漫无边际的闲谈，重新把话题拉回到他预定的轨道上去：“现在急需治疗的是那些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的疾病不但是个人的不幸、家庭的痛苦，而且还会危害他人，是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有那么多病人需要住院，而我们的床位呢？只有三百个，早已人满为患！”
一、极乐园里的惊人发现（2）
夏院长说到这里，为了加强感染力而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身体前探，耸起肩膀，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李言。
李言听到这里才真正明白了这个老家伙此番大费唇舌的真正目的：极力渲染“极乐园”的重要性，无非是为了要钱！有了钱医院就可以扩建，就能够发达，他的事业就能够蓬蓬勃勃！好像李言的衣袋里随时都装着大把大把的票子，谁要就给谁似的。谜底一经揭破，夏院长刚才的演讲中某些感染力也就被抵消了，市里哪有钱给他？精神病院即使再繁荣、再发达，又能为越州增添什么光彩？笑话！
但是李言不打算现在就告诉他无钱可给，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尽可以让卫生局长去干。“噢，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会请有关同志认真研究的。”李言说，许给他一个遥遥无期永远不必兑现的愿，这就使老头儿望梅止渴地得到某种满足，他那令人生厌的饶舌也便煞住了车。看到老头儿感恩戴德地点头，以上的谈话就算告一段落，李言看了看表，向他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夏院长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噢，将近五十年了！”夏院长用手搔搔秃顶，那里曾经是满头青丝，如今已脱落殆尽，正是他在此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大半生的见证。“我是一九四五年到秦屿来的，五〇年接任院长“任院长是外国人，我的老师。他解放后没有走，舍不得这里的事业，一直工作到去世。”
李言无意追査那个外国人的历史，仍旧按照自己的思路问：“你刚来的时候，古堡是什么样子？”
“老样子，老样子！”夏院长感叹道，“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就残破不堪了！”
“那么，在此之前呢？”李言穷追不舍，“比如一百五十年前，‘极乐园’刚刚创办的时候……”
“一百五十年前？”夏院长颇为吃惊市长为什么关心得这么久远，“那就弄不清楚了，一百五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嘛，今年只有八十五岁！”
李言对“只有”两个字暗暗觉得好笑，就不再追问了。他知道这位年方八十五的精神病专家对于本学科之外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无法解答他心中的疑问。于是又把话题拉回到十分切近的现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把‘极乐园’搬一个地方？”
这个问题，既和市委开发秦屿的计划有关，又和他刚才的思考紧密相连。
只是夏院长没有听明白，他一门心思地要钱、扩建，因此想拧了，受宠若惊地问：“噢？是在秦屿扩建吗？那当然好！当然好！”
“不，”李言说，“我是说，如果搬出秦屿，到另外的地方……”
其实他心里真正想的是：这座精神病院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越州哪会有那么多疯子？我们有什么责任要负担来自全国的疯子？市委在决定开发秦屿的时候，根本没把“极乐园”考虑在内，政府征用土地，只需一声令下，让他们搬走就是了，即使干脆解散也无所谓。现在李言没有把话直说出来，只是旁敲侧击地“吹吹风”，试探一下院长的反应，这是做领导的惯用的策略，反正到需要把院长连同疯子们赶跑的时候，也根本用不着征求他们的意见。
谁知道他刚吐出一点儿口风，夏院长便吃惊而又坚决地说：“院址不能徙！精神病的治疗需要一个远离市区、幽雅安静的环境，秦屿是再理想不过的了。而且秦屿精神病院在世界已经有一定影响，搬走了岂不要改名称？‘老字号’不能改，院址不能徙！”
“噢！”李言并没有因夏院长的顶撞而发火，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好像在认真考虑老头儿的申述。而此时夏院长所说的话大部分他并没有听进去，只是特别注意到了一个字：“院址不能徙”的“徙”字，这老头儿为什么不说“搬”或者“迁”而一定要说“徙”这个在现代口语中极少使用的字呢？
李言这么想着，从藤椅上站起身来。
夏院长也随即跟着站起来：“李市长要走吗？”
李言又看了一眼手表，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耽搁得已经太久了些，但收获甚微。“不，我想请你陪我走一走，看一看。”
“啊！”夏院长又兴奋起来。他的的就是市长没有时间在此久留，既然有兴致“走一走，看一看”也就是“视察视察”，那简直求之不得。不过，他又说：“还是请市长先用了晚饭再视察吧，已经准备好了，严格遵守‘廉政’标准，四菜一汤。只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下去，“市长难得来一次，我还想请市长行觞！”
“什么？”李言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你说的‘行’什么？”
“行觞。噢，就是喝酒啊！”院长的脸微微地红了。他以为市长一定不高兴了，要批评他了，所以再次重复地解释说：“市长难得来一次……”
其实李言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注意的、追问的是夏院长使用的“行觞”这个独特的词汇，和前边用过的那个“徙”字一样古里古气。
他突然问：“你是哪里人？”
院长不知道市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问他这个问题，茫然地答道：“啊，本郡人，越州人哪！”
李言心里暗暗地说：“奇了！”他注意到，夏院长再次使用了文言：“本郡”这个词在现代口语中已很少见，更不是本地方言。
“为什么你没有越州口音？你说话，好像……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李言终于说出了自从走进“极乐园”就萦绕心头的这个疑问。
“啊，这是秦屿的方言。我在这里生活得久了，跟他们学的。你知道，我们院里的职工大都是岛上的人。”
“秦屿的方言……”李言喃喃地咀嚼着这句话，“秦屿上的人都操这种方言吗？”
“是。”夏院长说，他实在不明白日理万机的市长为什么对这种与精神病院的工作毫无关系的细微末节如此感兴趣。
“是这样？是这样……”李言自语着，寻思着，不知不觉走出了院长办公室。他不是要跟夏院长去“行觞”，现在喝酒、吃饭对他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了，而急于要和秦屿上的人接触，以验证夏院长刚才的说法。到底是老头儿年事已高习惯于文言，或者有意在市长面前显示自己的古雅呢？还是确如他所说，秦屿人拥有这种古里古气的“方言”？
夏院长只好跟着他走出来。
晚霞已经褪去，天上的鸟儿和地上的疯子都已归巢，“极乐园”和整个秦屿都宁静下来，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才感到这座古堡很大很大。挂着铁丝网的城墙只是院墙，墙里面除了中心广场外，布满了鳞次栉比的房舍，犹如一座小型的城市。那些房舍的外表一如院长办公室，斑斑驳驳，凹凹凸凸，好似山间顽石。在幽暗清冷的天光下看来，令人想起非洲的白蚁筑成的参差土穴。好在现在许多房舍都亮起了灯光，这才令人相信这是一个人类居住之地。门窗的轮廓都是规整的，可以想象其内部装修大概都像院长办公室那种慕，仅改造其里，使之适应现代生活，而原样濒外观的古朴。不知道秦屿人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但这恰恰暗合了西方建筑学家对古建筑的态度，整个古堡内看不到一棵树，大概原先是有的，后来为防止精神病人攀缘、藏匿、逃跑而砍掉了，院子里那些残留的巨大树墩就是明证。因而古堡上方的天空就无遮无碍，显得格外明净澄澈、空矿博大，那唯一高耸的东西公用电视天线也就更加突出。
现在，对李言来说，“极乐园”还是一个谜。它所包含的巨大内容，恐怕还根本没有触及。
李言随便走进了就近的一座房舍。
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里面的任何东西，突然从背后受到了袭击，不知是谁的一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意料不到的恐惧袭上心头，他的喉头一阵窒息，脸涨红了，眼球像要滚出来，嘴里想喊，却喊不出……
“靓女！放手！”院长声音低低地却又是威严地喝了一声。
李言感到脖子被解脱了。他惊魂未定地回头看去，那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穿一件米黄色灯芯绒的夹克外套，敞开的衣襟中露出粉红的衬衣。她正气喘吁吁地、充满敌意地望着他。李言不认识这个姑娘，何冤何仇？为什么要用这种不友好的方式欢迎市长？
“来人！”夏院长转过脸，又朝门外喊道。
有个姑娘走进来，像是工作人员，却穿着便服，一身黑色衣裙，像个修女。她也像院长一样叫着“靓女”，把袭击李言的少女推到房间里去。
“李市长受惊了！”夏院长这才歉意地向李言解释，“这个小女子因为失恋而精神变态。她曾经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向他献出了自己的童贞，以及全部的积蓄她原来是个酒吧歌星，挣了不少钱的。可是那个男人却席卷巨资不翼而飞了。靓女由爱而恨，她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到处寻找那个负心的男人，发誓要把他撕成碎片。大概使她受害的那个男人，在身材、长相或者装束方面和市长有某些相似之处吧？所以她才我这样说，市长不会见怪吧？”
“这没什么，病人嘛！”李言宽容地笑笑，伸手理了理自己的领口和西服，好像若无其事。其实他的心脏还在狂跳，毕竟是平生头一回遭遇这样的袭击，他缺乏思想准备。尤其是他作为市长来“视察”，被这位女疯子当众这么折腾一家伙，总不能说是件光彩的事儿。而夏院长的解释更加糟糕，竟然说什么“相似之处”，这就更加让李言不悦了。但他不能在这里发作，唯一可行的是以市长的大度来冲淡这个下马威带来的不利影响。
“她很听你的话啊！”李言换了一个角度，似乎很轻松地对院长说。
“是。”夏院长并不否认，“不仅对我，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把病人当囚犯，而是当做朋友。我院的职工一律不穿白罩衫，不戴白帽子，在病人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从不用电棍等等来威胁病人，除药物治疗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理治疗，和他们谈心，耐心细致地解除他们的心灵创伤。即使最躁狂的病人，我们也只使用药物使之安睡，而不用电休克……”
院长又在滔滔不绝了，好像他是天下最优秀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在这间病房的深处，那位复仇少女似乎已经忘了客人的存在，正在若无其事地梳理自己的头发。也许她那颠三倒四的记忆又在回潮，“女为悦己者容”，正等待和情人会面呢！
黑衣女护士并没有走，指着床头柜上的东西说：“靓女，晚饭你怎么还不喋？快喋！”
李言立即注意到她说的话，只是没有听懂。他问院长：“她说什么？”
“噢，”夏院长说，“她叫靓女快吃晚饭，‘喋’就是吃啊！”
“这也是秦屿的‘方言’？”
“是，他们都这样说，已经习惯了，病人都听得懂。”
“喋，喋……”李言重复地读着这个发音，琢磨着该是哪一个字。当他终于想到“喋血”的“喋”字时，心脏“咚”地跳了一声！古汉语的“喋”，不就是“吃”吗？
他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想看看黑衣护士让复仇女郎“喋”的是什么东西。
两碟小菜。其中一碟大概是牛肉，另一碟是鲜红的辣椒。主食则是半张大饼，从半边弧度来推算，若是整张便大得惊人了。
他奇怪“极乐园”怎么会是这样的食谱。“越州人通常喜欢吃大米和鱼，怎么……”他问院长。
“这里不是越州，而是秦屿。”夏院长淡淡地说，好像忘记了自己是李市长治下之民，“秦屿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守着大海，却不吃鱼；他们也不种稻米，而喜欢面食。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多数是秦屿人，自然也就以此为风尚。”
“这种饼……”李言指指那半边月牙。
这回是黑衣护士说话了：“盔呀！”
李言一愣：“什么？”
“他们不叫‘饼’，”院长说，“而叫‘盔’，‘盔甲’的‘盔’。”
是这样！李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面粉做的大饼和盔甲有什么联系？是言其厚硬还是硕大？秦屿的“方言”真是玄妙莫测！
李言虽不是本地人，但他在越州也已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早已熟悉了并且能讲越州的方言，那是一种和广州、香港、海南乃至东南亚华人居住区都大体相通或相似的语言。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与越州仅有两公里之隔的秦屿却另有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和越州话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而更接近普通话，与普通话不同的是带有某种声调，而且时时夹杂一些古奥的词汇。平时一些北方人来越州出差或者旅游，常常埋怨越州话难懂，犹如“外语”，而如果他们和秦屿人对话，虽然个别词汇需要解释，但大体上是明白易懂的。难道这个自古封闭在海水中间的孤岛倒比在大陆上的越州更容易和内地沟通吗？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李言紧锁着眉头走出这间病房，脑子里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颇为奇特的问题。仿佛有一根细细的蛛丝在他眼前晃动，但还嫌太细，太弱，太模糊，他一时还抓不住、理不清，还需要时间。他甚至不敢伸手去碰它，的一旦扯断，就再也没有头绪了！
他现在已经忘记了今天来此的目的，更忘记了夏院长啰里啰嗦的什么精神病之类，全副心思都集中于脑际的那根细如毫发的蛛丝了。一定要抓住它，顺着这根蛛丝追索下去，那将会……
夏院长跟着他走出来，有些不安，因为不知道市长在“视察”了病人的伙食之后双眉紧锁的原因。
“市长！”他在后面试探地叫了一声。
“噢，”李言这才想起来身后还跟着这个老头儿，就说：“很好，很好。”
院长于是放下心来。天知道市长所说的“很好”指的是什么，那和病人的伙食好坏、营养标准其实毫无关系！
天已经暗下来了。李言驻足仰望，群星闪烁，皓月当空，雄浑的古堡雉堞高耸于苍茫暮色之中，给人以无限遐想，好像隐隐传来古老的刁斗之声，披甲执戟的武士正在那里来回巡逻。
夏院长站在他的身后，轻轻地问：“天不早了，请市长去喋饭吧？”
李言毫无食欲，什么也不想“喋”，只是轻轻地摇摇手。
他在静静地捕捉一种声音。不是刁斗声，也不是武士的脚步声，那是人的语言，极轻缓，极低哑，极深沉，极庄重，好像从遥远的年代或者深不可测的地下传来，那是历史在诉说……
“这是什么声音？”他终于向院长发问。
“噢，是老先生在念经。”夏院长说。
“什么‘老先生’？念的什么‘经’？”
“是一位老患者，每天都念这些古怪的东西，谁听得懂！”
“噢？带我他！”
“好吧，”夏院长无可奈何地说：“他在后面的病房。”
李言随着院长穿过“堡垒”之间曲曲折折的通道，终于停在一扇门外，“念经”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夏院长推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单人房间。如果不是院长事先说明，李言很难相信这是病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之外，屋里几乎到处是烂纸，堆在地上，贴在墙上，层层叠叠，上面用墨笔画满了奇奇怪怪的符号。猛然看去，会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在这些烂纸堆中，墙的拐角处，面壁坐着这个房间的主人。
这是一位老者。一头散乱的白发，披散着，一直垂到肩头；白胡子挡着了下半张脸，并且挡住了胸脯。穿一件有些像日本和服似的宽大的长袍，跽坐着，长袍的下摆遮着两腿。他显然已经“喋”过了“盔”，现在正在全神贯注地捧读手里的一张烂纸，神情肃然，那架势仿佛孔老夫子或者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奇和夏黄公这“商山四皓”之中的哪一位。如果说他的这副样子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距太远，那么与这座古堡倒是非抄调。
老先生并没有因他们的到来而惊动，也许是根本不屑于理睬，依然以那种极轻缓、极低哑、极深沉、极庄重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念他的“经”：“……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李言怦然心动！老先生念的根本不是什么“经”，而是在背诵一部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典籍，只不过不加停顿地略去了标点罢了那部典籍本身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加的。而有意思的是，李言在上岛之后、走进这个房间之前，在苦苦追寻脑际那一线“蛛丝”之时，好几次想到了那部典籍！这种巧合说明了什么？他和这位陌不相识的老者之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心理感应”吗？老者的坐姿和朗诵时的声调，都使李言恍惚想起一个人。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个人不可能在这里出现！那么，他是谁呢？
“这位老先生是哪一年住进来的？”他问院长。
“噢，很久了！”夏院长说，“那是一九……六七年，他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被送到公安机关，被判了死刑，判刑之前，法医请我去会诊，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使他免于一死，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咳，算起来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的病情和病因……”
“啊，很难说……”夏院长有些不自如，“我当时并没有多少把握，只是觉得他不像反革命，一位迂腐的老知识分子，出言不慎，罹此大祸，如果我不救他，一个生命就完了！那时候，人妖颠倒，草菅人命，许多被整死的人，并不该死！李市长，你说呢？”
“嗯。”李言应了一声。当年夏院长在死刑犯的生死关头的冒险之举，二十多年之后再说起就已经平淡了。也许他对自己的作用不无夸大，但李言仍旧在内心深处向他升起了一股敬意。读书人是同病相怜的，李言本身也是知识分子！
他又问院长：“这些年来，他……”
“他一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夏院长说，“他从不攻击别人，也不理睬任何人，话很少说，说了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很难判断他的病因和心理状态。我大体把他划归妄想症。他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幻觉的时空。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摆弄这些废纸，画上一些我们无法破译的符号，这些废纸他从不许任何人动，我们的护士曾经帮他清理过，他发了很大的脾气，以后我就让他们再也别动了，病人也需要尊重！他时常口中念念有词，你听，就是这些天书一样的词句，谁听得懂？”
果然老先生又在背诵了：“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李言肃然起敬地聆听着他的背诵，这些词句都是李言所熟悉的，但常读陈，尤其是在今天。院长说没有人能听得懂，真是大谬不然。你不懂，就没人懂吗？可惜你白白地听了二十多年！现在，老先生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打动着李言的心，他晃动于脑际的那一线“蛛丝”，似乎更清晰了，那条线很长，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
突然，他发现了一件比“蛛丝”更粗大、更沉重因而也更引人注意的东西：在老先生的肋下，斜挂着一根树皮色的东西，那……那竟然是一柄青铜短剑！
李言快步走上前去，俯身细看，没错，一柄青铜短剑！绞已经没有了，剑锋也已残缺，通体锈迹斑斑，但在凸起的地方有青铜的光泽闪耀，显然是老先生长期的佩戴和把玩摩挲形成的……
他迫不及待地问院长：“这剑，是哪里来的？”
“是他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当时挖得到处都是洞，后来我就不准他再挖了，怕对别的患者影响不好。”院长说，随之又解释，“按照制度，精神病房是绝对不准有凶器的。不过你放心，他不会自杀，也从不侵犯别人，所以，我就为他破例了……”
李言哪有心思听他这三句话不离本行却又完全不得要领的啰嗦！什么“凶器”？这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在秦屿的古堡里发掘出了青铜器，你这个院长竟然熟视无睹，连想也没想到要向上级报告！你知不知道，国家有明令规定：地上、地下的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你不懂，你当然不懂这些！你在这里混了大半辈子，却根本不知道、想也没想到我第一次来这里就已经发现了什么？这座“极乐园”的真正价值何在？
当然，李言不可能这样去训斥夏院长这位可怜的老头儿，身为市长，他不会轻易在人前失态；即使换一种身份，他作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一位学者，也不能对一个外行发火，那样会有损于他的学者风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根本无暇理睬这位院长，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前那位白发苍苍银须飘飘着古袍诵古籍的老先生以及那柄青铜短较了。
那柄短较有字！
李言不顾一切了，伸手握住那柄短剑，要看清较刻的是何字？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惊得目瞪口呆：那竟是一个小篆的“秦”字，这正是他苦苦追寻、唯恐中断或失落的目标！
他握剑的手突然遭到了重重的一击。老先生怒不可遏地回过头来，呵斥道：“咄！岂不闻，布衣可带剑？无夺！”
李言被惊呆了！
就在老先生蓦然回首怒目而视并且引经据典振振有词的一刹那，李言才真正看清了他的面部，这是一张古铜色的脸，饱经风霜，像百年古树的斑驳树皮，布满了深深的纹路，而宽大的额头、高耸的颧骨和鼻尖、眉弓则闪着金属般的光，犹如一尊坚实的铜像。在浓密的白色眉毛下面，一双眼睛熠熠生辉，好像对面前的一切都具有不可抗拒的穿透力，这双眼睛，这张脸，对李言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如果剥掉白发和长须这个陌生的“外壳”，逝去的岁月就又回到面前了……
三十年前，李言考进了南方大学历史系。为什么要选择历史这个专业？这个问题如果在今天来回答，他可以说出一大套理论；但在当时，却是由于父亲的一句话决定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员，教历史的。为什么教历史？因为在小学里，历史属于最不重要的“副科”。为什么让他教最不重要的“副科”？因为他不可靠，不能教那些对于学生的升学关系重大的“主科”，更不能担任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思想品质的班主任。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在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地被人在“三青团”花名册写上了名字，解放以后就成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摆脱不掉的历史问题。他常常喟叹：“历史啊历史，一部糊涂的历史！”李言在童年时代就一直想弄明白这“糊涂的历史”，并且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使他在高中毕业之后选定了历史作为自己终生的专业。他知道，自己一生都不要想从事政治和尖端科学，因为他这种人是不被信任的。至于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他竟然从政了，当了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这是很久以后的后话了，实属始料不及。
在他一门心思地攻读历史这部“糊涂”的大书的时候，历史让他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令狐谵先生，令狐先生是他的老师，而且可以说是终生难忘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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