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舰的来犯，惊醒了昏睡的朝鲜王朝。在海的尽头，西人意外地发现一个中国的微型复制品，这个隐士的真实面目也逐渐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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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年东史约》仁祖朝，本朝纪，甲申。
②昭显世子与世子嫔之死，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二十三年的记载，“世子东还，未几得疾，数日而薨，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引自《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
③朝鲜通事古尔马浑（郑命寿）考 杨海英原载《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④孝宗北伐：《李朝实录.显宗改修实录》卷一，显宗即位年九月癸亥，转引自《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七章；李益源《纪年东史约》孝宗朝；《李朝实录.显宗改修实录》卷一，显宗即位年九月癸亥，转引自《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七章。
⑤显宗、肃宗两朝北伐论：《论“三藩之乱”时期朝鲜与清朝关系》 樊延明，《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七章。
⑥两次礼讼，见《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彭林。
⑦《纪年东史约》肃宗朝，本朝纪，肃宗元年。
⑧老论、少论、南人的倾扎，参阅姜万吉《韩国近代史》门阀政治与民众，简作江《韩国历史与当代韩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⑨思悼世子之死，参阅《纪年东史约》肃宗朝，本朝纪，英祖三十八年。
⑩据朴齐炯《近世朝鲜政鉴》：“其初，创世道之者，以为人主崇严，臣僚有委曲事情，与民间疾苦，不能备细奏闻，下情难于上达，若人主道接庶司，则又恐君权陵夷，故用世道以闻接耳，二百年前，有权倖，而无世道之名，若英宗朝之洪麟汉、郑厚谦等，亦不可谓世道，至正宗朝，洪国荣，保卫王躬于潜龙之日，屡经危险，正宗以世孙，嗣英宗位，遂举政权以付之，此世道之始也。”（转引自简作江《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朝鲜实学，参考《朝鲜封建末期先进学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宣传省新朝鲜社；三政紊乱与历次民乱，参阅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一章。
九、大院君与明成皇后
李朝末年，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朝鲜半岛成为封建帝国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被称为“东北亚的火药库”。
大院君与明成皇后，作为李朝末年的两位政治强人，却在仇恨与权力欲的驱使下，陷入你死我活的政治倾扎当中。两人在民族的危难关头无法和衷共济，反而竞相落井下石，使李朝大大偏离了时代的潮流，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挽救国家的天赐良机。结果，在他们相继离世之后，李朝即以加速度走向崩溃。
从宫道令到大院君
李朝末年的汉城街头，有一个臭名远播的无赖“宫道令”。“宫道令”是一侮辱性的蔑称，然而这个诨号的主人却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出身，他是系出王室嫡统、爵封兴宣君的李昰应，也就是在日后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院君。
“宫道令”的所作所为为人不齿，士大夫见之无不侧目。他一身褛褴的衣冠，终日与市井流氓之辈为伍，大白天就出入花街柳巷，常常是浑身酒气熏天、言谈庸俗不堪。因为这副德行，市民都不无轻蔑地称之为“疯狂的放荡君”，李昰应恶劣的风评早已传遍整个王京汉城。
事实上，这都是李昰应欺骗世人的障眼法。当时，安东金氏的专横势道已经持续几十年，金氏宗族垄断朝政，大肆打压王室。他们上台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拥立年幼无知的王子为国君，自己则在背后操纵国政。在安东金氏的压力下，李氏宗室的生活极其压抑，且不说锦衣玉食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即便连身家性命也朝不保夕。曾经有王室宗亲因为众孚人望，而被安东金氏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流放、处死，在高压下的其他宗亲噤若寒蝉，只能无所作为地苟且偷生。
李昰应也不例外，他的直系先祖以宗亲身份过继给英祖的思悼世子，是王室最亲近的宗亲，即使如此，他为了保全性命也只能选择装疯卖傻。他不但在市井装出一幅自暴自弃的模样，甚至还在安东金氏门前摇尾乞怜、以乞讨赏钱为乐。然而在他放浪形骸的背后，则隐藏着更大的野心与抱负。大院君忍受着权门贵族的肆意嘲笑，在曲意奉承的同时韬光养晦。
当时的朝鲜国王哲宗体弱多病，膝下十个儿女中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眼看王室嫡系正宗的血脉随时有断绝的危险，李昰应在心中禁不住暗暗叫好。李昰应的家系虽然已经中落，但是在宗法上李昰应与王室的关系最为密切。看透其中奥秘的李昰应，无日不在诅咒哲宗早日归西，好让自己的儿子坐上国王宝座，这成了支撑李昰应潦倒生活的唯一希望。
不久，李昰应翘首以待的机会来临。在位十四年的国王哲宗终于从病痛中解脱，死时不过三十二岁。翼宗大妃赵氏只好另觅继承人选，最后果然找上李昰应门来。于是，李昰应年仅十一岁的次子李载晃，竟意外地被赵氏拥上王位，即高宗。而李昰应则以国王生父的身份，成为了大院君（以旁支王族入继王位的国王，其生父称“大院君”）。从这一刻起，世人再也不敢以“宫道令”这种侮辱性绰号随意使唤大院君，哪怕是曾经极度轻视他的人都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称他为“大院位大监”（大监，是对一、二品官的尊称）。
叱咤风云的大院君华丽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以雷厉风行的架势施展内心酝酿已久的政治蓝图。
大院君雄心勃勃地试图中兴日趋没落的李朝，他首先铲除王朝体制之内的为患多时的毒瘤。大院君不顾全国儒生的反对浪潮，强制将圈占土地、奴婢的六百多所书院撤废，以此削弱地方豪绅的势力。针对李朝中后期以来外戚专权的弊端，大院君毫不犹豫地打击外戚势力，包括曾经扶持自己上台的丰壤赵氏。为打破安东金氏一族垄断的势道政治，大院君大举起用各色派阀的政治人物，尤其是与王室同宗的全州李氏。
为了重振旁落的王室威信，大院君不惜一切代价。他不惜耗费七百余万两白银，重建毁于倭乱的景福宫。巨大工程荡尽了国库，大院君为此不惜立下各种名目的苛捐，同时滥发恶币。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代价，五年后景福宫在废墟中重生，成为巍巍王权的象征。
对外，大院君奉行极端保守排外的政策。他虐杀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同时大举扩军备战。他下令修理汉城城墙、扩充海岸防卫力量，军士配备了带刺刀的日本步枪，武将被禁止坐轿、只许骑马。他甚至强制要求汉城的贵族必须养马，以供战时之需。对于这种中世纪编制的军队战斗力，大院君显然信心十足。以身后的铜墙铁壁为后盾，大院君坚决拒绝出没于朝鲜沿海的列强船只。在这些对抗中，以与美国舰队的冲突最为著名。在此期间，5艘近代装备的美国军舰出现在江华岛海域，与朝鲜守军激烈驳火。史载当时的战况，“异船大炮，飞如雨柱，陆贼鸟铳，乱如雹下”。这是大院君军事改革政策下与外国军队的牛刀初试，结果是朝鲜守将以下二百余人阵亡，江华岛化作焦土，大批武器物资被掠夺。相对的，美军战死者为三人。双方对峙四十余天，美国军舰自动撤离，而大院君政权则将此作为军事胜利而大肆鼓吹（辛未洋扰，1871）。他下令全国树立表示与“洋夷”势不两立的斥和碑，似乎如此才能向世人表示闭关锁国的决心。在这些遍布全国名城都会的石碑上，书写着十八个相当铿锵的大字：
“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
此时，朝鲜的上国大清帝国已经被英法列强夺占了香港，其东邻日本也在美国炮舰的恐吓之下自动打开了闭锁多时的国门，而大院君则对此却无所畏惧，大笔一挥，书下“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之类的豪言壮语。①
大院君在政坛上以强硬的姿态倒行逆施，然而在历史大潮之中却显得苍白无力。他推倒了安东金氏，却重新建立了李氏一族的势道，政治依然腐朽黑暗；他制定的经济政策，仅仅在纠正经济紊乱的前提下作些细微局部的小修小补，毫无触动根本的变革可言，朝鲜半岛当年经济凋敝、百业萧条，一切犹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他采取亲附清朝、紧闭国门的排外政策，与文明开化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更将朝鲜带离发展近代经济的轨道、并且在这条不归之路上越走越远。
大院君的力量足以破坏不合理的陈规陋习，并且将之按照自己的意志纠正过来。可惜的是，他具有破坏旧事物的力量，却没有与之匹配的革新性思维。在已经夷为平地的废墟上，大院君又以过去的构想筑起一座岌岌可危的旧式建筑。他就像投错胎一般，阴差阳错地出现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如果他早生一百年，李朝的历史兴许会因此而改写。
大院君的政治确实一度使垂死的李朝回光返照。然而，他以疯狂热情增筑修补的古老堡垒，终究无法抗衡近代的坚船利炮。在不久之后的日子里，这座堡垒即在洋夷的凯歌行进中迅速土崩瓦解。
翁媳之争
所谓花无十日红，大院君的权势终于因高宗的成年亲政而烟消云散，他十年间苦心经营的政治，此后即在儿媳明成皇后无情践踏下毁于一旦。
明成皇后，出身于骊州名门闵氏，这一家族的祖先是孔子的弟子闵损，后来移居到朝鲜半岛，在李朝也出了好几位王后（太宗元敬王后、肃宗仁显王后、高宗明成皇后）。到了明成皇后一代，闵氏已经算不上是有权有势的家族，讨厌外戚干政的大院君，因此选中闵家的女儿闵贞镐为儿子高宗的媳妇，他是怎么也料想不到此举是养虎自齧吧。
根据西人的一些评论记录，明成皇后身材修长，秀发漆黑，拥有一双闪烁着智慧和才气的眼睛，她熟知古代经典以及当代世界政治形势，为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事实上，她的政治手腕是巾帼不让须眉，她将丈夫与公公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利用朝野对大院君由来已久的不满，以高宗亲政为理由，在幕后逼迫大院君下野退隐，然后再将娘家的兄弟纷纷安插到各处要职，并陆续恢复了大院君时代废除的各项政策。
显然，明成皇后主导的闵氏外戚势力又是一个势道政治的轮回，她根据外戚集团的利益选择性地恢复、继承上代执政者的政策，国计民生往往并非首先纳入考虑的要素，其执政能力及对国际形势的认知，更是乏善可陈。
1875年8月，日本“云扬”号军舰攻击汉城附近永宗岛上的要塞。这座大院君时代精心布防的海岸壁垒，在这艘240吨级炮艇的炮轰下顷刻化作一片火海，4500余名守军弃守阵地落荒而逃。
冲突过后，闵氏集团手忙脚乱，与日本缔结了《江华条约》，向日本开放了釜山、仁川和元山三个港口，并允许日本军舰随意进出朝鲜海岸。朝鲜的大门向日本开启后，欧美列强争相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涌入朝鲜市场，泊来商品如潮水一般冲击朝鲜经济，朝鲜本国的手工业立即破产。农产品的大量流失国外，国内米价腾贵、民不聊生。对于外国势力的渗透，闵氏集团恍若痴人，完全没有任何相应的举措。就这样，朝鲜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隐士之国终于敞开了门户，各地的斥和碑被陆续拆除。②
以上对近代经济与国际政治概念的蒙昧，或可归咎于闵氏集团的历史局限而不加苛责，但对于其敲骨吸髓、贪腐残暴的统治，闵氏家门显然无辞自解。
外有内患之际，闵氏集团不恤国难，在国内依旧横征暴敛、穷奢极侈。闵氏家族的子弟在攫取国家权力与财富时表现出的贪婪，比起以往任何掌权势力过之而无不及。即便连明成皇后本人，也未必可以完全脱离干系。史载当年国难当头之际，王宫大内里头常年“灯烛如昼，连曙不休”，夜生活多姿多彩。③
闵氏集团的过分贪残，在壬午年（1882）七月引发军队的哗变。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取过军饷的武卫营与壮御营士兵，不满戚族闵谦镐在军米中掺入沙子与米糠，一举捣毁了宣惠厅仓库以及闵谦镐的宅邸，事件最终演变成武装起义。哗变的部队抬出退隐的大院君，攻击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教官操练的别技军，随后直指王宫、搜捕明成皇后。暴乱中，闵谦镐被乱军杀死，明成皇后则乔装出宫躲过一劫。大院君搜寻明成皇后不得，干脆宣布王妃已死，煞有介事地举行了丧礼。
不过大院君的威风仅持续一个月。在流落外乡期间，明成皇后运用其一贯以来以夷制夷的手段，向清廷求救。为防日军借故进驻朝鲜、威胁清朝的宗主权，清军果然应约前来、迅速镇压乱军。而在背后挑唆军乱的大院君，则被清廷视作麻烦制造者。清军主将吴长庆、马建忠计诱大院君前来军营赴宴，随即将之塞入轿子、抬上轮船送往中国保定，作长期的羁留。一切回复正常状态之后，明成皇后死而复生，在清军的簇拥护送下重新回到汉城的宫殿。
事后，明成皇后的外交天平又向清朝倾斜。中朝双方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内中再次向国际社会宣示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以法律文件确立了清朝干涉的合法性。同时，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同意日本在汉城设置使馆驻扎军队，并向日本赔款谢罪。随着清朝、日本对朝鲜的干涉日益加重，李朝朝廷中分化成亲清的事大党（抗日）和亲日的开化党（反华）。
恢复执政地位的闵氏集团低能如故，朝鲜国内的政局日益动荡不安，不久又再度发生震动国内外的暴力事件。甲申年（1884），乘清朝于中法战争新败之机，开化党官员金玉均、朴泳孝勾结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在汉城邮局落成仪式上发难。开化党引导日本军队进入王宫劫持高宗，大肆屠杀事大党大臣，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成立亲日的新政府（甲申政变）。甲申政变是一起由日本策动、企图驱逐清朝在朝势力的阴谋事变，新政府成立不数日，即就被袁世凯果断发兵平定，高宗与明成皇后被成功解救。不过，政变平息后中、朝分别对日缔结条约，其中，朝日《汉城条约》重复着朝鲜赔款道歉的套路，中日《天津条约》则承认了日本与清朝相同的出兵权利，这被视为清廷外交的重大失策，事实上也种下了日后中日大规模冲突的祸根。④
无论如何，一连串的风波之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地步。
“监国”袁世凯
开放门户之后的朝鲜半岛，成为列强的角逐场。列强竞争的同时，朝鲜朝廷也时刻在物色第三国作为倚靠，试图在列强势力均衡的态势下谋求自身的独立。朝鲜朝廷日益离心的动向，引起宗主国清朝的注意，清朝控制朝鲜半岛的欲望较其他列强更为强烈，清朝视朝鲜为自身的国防屏障，加之数百年天朝上国的尊严，因此极力阻止朝鲜朝廷与其他外国势力直接对话。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清朝不断加强对朝鲜的干预和控制，纷纷嚷嚷的朝野出现数种截然不同的对朝主张。
——向朝鲜派遣监国大臣干涉国政
——直接将朝鲜王国夷为郡县纳入直辖
——放任朝鲜成为中、俄、日、美等国的共管中立国
显然，国际环境与郡县论、中立论无法兼容。顾及列强反应和维持自身在朝鲜势力的需要，清朝变通旧制、调整机构，派遣类似监国角色的“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并在朝鲜各口岸派驻商务委员，对朝鲜外交活动（限制对外遣使、垄断对外交涉）、海关事务（任免海关税务司），甚至连任免大臣都横加干涉，力图保持朝鲜朝廷依附清朝的政治倾向。清朝与西方列强一样，在朝鲜享有诸般特权，甚至是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枭雄袁世凯，其人生功名的起点正是当年的朝鲜。
自23岁随军入朝镇压壬午军乱之后，袁世凯在朝鲜可谓声名鹊起。入朝伊始，他以幕僚的身份赞划军务，在平乱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事后，吴长庆称之“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高度概括了袁世凯在朝期间的表现。
袁世凯当时智勇双全的形象，使中朝各方人士均对他抱有好感。壬特别是午军乱、甲申事变以来，袁世凯受命驻军王宫保护国王与王妃，他因此而博得高宗以及明成皇后的特殊亲近感。
凭借本身的特殊位置，袁世凯开始致力奔走于朝鲜事务。如果说当时的清朝是朝鲜最重大的国际影响因素，则袁世凯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他俨然就是清廷在朝鲜的代言人。
袁世凯秉承清廷对朝鲜事务的尺度与要旨，尽心“指导”朝鲜朝廷的日常政务，以使朝鲜能够早日在清朝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自强自立。有时，这种热情甚至显得过分，由此逐渐在高宗、明成皇后这些朝鲜政要内心中造成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
袁世凯毕竟年轻气盛，接二连三的成功很快令他得意忘形，他索性常年进驻王宫，此举引起朝鲜朝廷极大的不满。在宫内的袁世凯，以清朝五品的军中文官的身份，却对朝鲜君臣指气颐使，虽无监国之名而行监国之实，甚至要求大臣们遇事直接向他本人请示。朝野昔日对袁世凯的感恩戴德，逐渐被怨恨疑虑所取代。眼看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日益坐大，一向背靠清朝的明成皇后思想出现变化，她企图转而借助俄国制衡清朝。袁世凯个人的作风，多少为中朝关系平添不稳定因素。
袁世凯的张扬性格最终导致本身的失脚。在开罪朝鲜朝廷的同时，袁世凯与驻朝的高级将领关系不睦，尤其与吴兆有更是势不两立，后来吴兆有配合日本指控袁世凯在甲申事变轻率启衅，并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名。袁世凯已经无法在朝鲜这块是非之地长久立足，自请离职归国。临行前，袁世凯不忘提醒李鸿章注意朝鲜朝廷的离心倾向，建议释放大院君回国，并强烈要求在朝鲜设置监国大臣。1885年1月，政坛黑马袁世凯黯然归国。
不料，被视为“朝鲜通”的袁世凯早已名扬中外，很快又东山再起。李朝王室的翁媳争斗，连彼邦的清廷也洞若观火。袁世凯得益于此，受命护送大院君回国，使之成为清朝制衡明成皇后的一只棋子。袁世凯则卷土重来，意气风发地成为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李鸿章甚至在致高宗的密函中表示：“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据说，大院君归国当日，高宗与明成皇后态度异常淡漠，而自发迎接的朝鲜民众则充盈道旁。这不仅仅是大院君与明成皇后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也是清廷对朝鲜推行宗藩关系实质化的重要一步。⑤
甲午风云
闵氏集团执政水平低下，既不能克服中世纪腐朽制度下的国内矛盾，又无法提出明确对策应付接踵来犯的外敌。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农村自然经济的崩溃，统治体制内部又横暴不堪，李朝后期各地农民骚动此起彼伏，整个社会矛盾已呈岌岌可危之状。
乱世催生了迷幻的宗教。宗教团体“东学党”应运而生，从而成为整合社会下层力量的组织。以“保国安民，广济苍生”为口号，东学党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具有极大的煽动性，通过“包”、“接”等级别的单位，东学党以教祖为中心，形成严密的组织网络，将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人士动员起来。
东学党遵奉儒家教条，又糅合本土宗教成分，理所当然地被官方视为兴风作浪的邪教组织。因此，自东学党诞生以来，即不断对朝廷抗争请愿。初代教祖崔济愚被处死，组织的运动转入地下，其内容不出为教祖伸冤的范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转变，东学党逐渐抬头，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请愿在各地举行。1892年，东学党的“北接”在全罗道参礼首次组织群众集会，不久，教徒干脆在汉城宫阙前上书请愿（伏阁上疏）。1893年，第二次大集会在报恩举行，参与的“北接”教众竟达两万之多。教徒们高声针砭时弊，到处张贴谴责贪官外敌的传单，甚至公然提出“扫破倭洋”的口号。朝廷深感东学党势力之大，只得以国王纶音劝谕教众解散。以报恩集会为契机，东学党成为民众政治诉求的代表。
与“北接”遥相呼应，“南接”的教众也试图掀起另一高潮。“南接”领导者全琫准在全罗道的金沟发起万人集会，政府对请愿的教众下达逮捕令予以驱散。随后，即发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古阜民乱”（1894）。
历尽波折的李朝已经一穷二白，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朝廷不得不卖官鬻爵，将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出售。当时，地方郡守的价格为白银五、六万两，虽是天价，认购的人却络绎不绝。为了创收，闵氏集团往往卖出一官，随即又转卖他人，地方守令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甚至出现过新官未曾赴任就已经被接任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地方守令只能更加疯狂剥削民众。
当时，贵族赵秉甲以高价买得全罗道古阜郡郡守的职位。赵秉甲赴任之后，疯狂巧取豪夺，引起郡民的强烈反弹。全琫准带领郡民60人到全州监营（观察使衙门），要求纠正古阜的苛政，但是却遭无理驱逐。申诉无门的郡民，在东学党领袖全琫准的煽动之下，打起“辅国安民，斥洋斥倭”的旗号群起暴动。暴动的群众冲击古阜郡衙门，驱逐了郡守、开仓分发粮食，占据衙门十余天之后自行解散。这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前哨。
古阜民乱爆发之后，农民起义席卷各地。全琫准率一万三千余名农民军，瞬间攻克全罗道的府城全州。势单力薄的官军不足以与东学党抗衡，无奈的李朝朝廷只好一面对农民军虚以委蛇，一方面向清朝请求援助。东学党的初衷并非推翻李氏朝廷，于是当他们在全州站稳阵脚之后，就与官军议和。双方签订《全州和约》，东学党在全州设立农民自治机构“执纲所”，期望实施农民幻想的清明政治。其实，朝廷在签订和约的十天前，便早已先行与清廷接洽援军入朝事宜。⑥
同时，甲午农民战争实质上是以东学党“南接”主导，“北接”基本上置身事外，甚至与“南接”势不两立。教祖崔时亨表态：“东学道不能作乱，南接是逆贼，师们的乱贼，我们要尽快对他们发动进攻。”面对各方敌人，全琫准不得不孤军奋战。清军应援迅速进入朝鲜，这时，日本又借口《天津条约》中两国在朝鲜同时出兵、同时撤军的条款，擅自向朝鲜派遣军队。在中日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手持竹枪的农民军很快转入劣势。
农民起义被压制，中日之间的冲突却随之而来。日本拒绝撤军，却无理要挟李朝朝廷按照日本的“建议”进行政治改革。在外交交涉的烟雾掩护下，日军趁机发兵占领汉城，控制住李氏王室，挑起了中日冲突的事端。在某种意义而言，甲午年的战争，此时才真正开打。
无论是大院君或是明成皇后，都深信日本对汉城的占领即将随着清军的强势反攻而瓦解，大院君甚至向平壤的地方官发信，鼓励当地官员配合清军的作战。⑦
然而，战况全然出乎世人的意料。作为东亚的古老大国，清朝的军队却在海陆战场全线溃退。陆军主帅叶志超，从平壤战场溃退，一路不停逃过鸭绿江，从而揭开清军崩溃的序幕。在海上战场，北洋水师在丰岛海战与黄海海战双双失利，黄海的制海权落入日军手中。陆上的战火随之迅速蔓延至中国境内的辽东，清朝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也惨遭覆灭之祸。
战争最后以中国彻底失败告终，新兴的日本击败了腐朽没落的清朝。清朝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不仅割让台湾，也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日本成功从朝鲜半岛排挤清朝势力。
朝鲜成为第二个琉球。
得知清军败绩的消息，大院君与明成皇后不约而同地大惊失色。他们终日忧心不已的情形，现在终于成为事实。清廷软弱无能，无法有效庇护朝鲜，大院君与明成皇后不得不放弃对清朝的所有期望。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明成皇后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日本势力的渗透，此时，她又重施故技，转而借助俄国的势力对抗日本势力，以避免朝鲜被日本全面并吞的后果。
明成皇后之死
中日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已占据汉城的日本强迫李朝朝廷订立“盟约”，授予日军驱逐清军的权力。同时，日本借口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之名，行干涉朝鲜内政之实。
在此之前，日本方面一直强迫朝鲜接受改革的要求，双方曾进行多次会谈。会谈中，日方官员趾高气扬，威胁十日之内必须接受日本的改革建议，否则将有“兴亡之事”。
朝方代表据理力争，厉声反诘：“贵国处理国家大政时，有日期限定吗？国际公法不是有不得干预别国内政的条款吗？事关国体，贵国建议恕难照办！”
日方翻译闻言，居然歇斯底里地一跃而起，手持改革草案在朝方代表面前指手画脚，日本公使也色厉而起怒目以对，场面剑拔弩张。
朝方代表继续大义凛然地斥责道：“谈判席上此举实在大失体统！限期责成，难道你这是在讨债！？”⑧
最后，在日本的主导下，李朝朝廷仿照近代的政治架构，建立了以金弘集为总理大臣的亲日内阁，并按照日本的意志颁布了改革纲领《洪范十四条》。政治改革在朝鲜全面推行，传统的官制被废除，参考日本官制更定新制，科举制度亦告终止，此外经济、地方行政等领域皆作改革，史称“甲午更张”。
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落空。大院君、明成皇后、亲日开化党不约而同地对日本的指示阳奉阴违，独立自主的趋势日益明朗，这一切令日本方面大为光火。明成皇后挑拨激进的开化派阁员朴泳孝与稳健的元老派金弘集、鱼允中、金允植的矛盾，使得亲日内阁终日互相抗拮而无法正常运作。亲日巨头朴泳孝则被诬为谋逆，最后不得不狼狈出逃日本。亲日内阁瞬间土崩瓦解，新任总理大臣朴定阳重新组阁，明成皇后的戚族与亲信重新被安排到各个要职上，整个朝廷向亲俄的方向倾斜。对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大发牢骚：“本来指望改革有益于日本，现在他们反而利用日本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⑨
有浓厚亲俄反日色彩的明成皇后，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主理朝鲜事务的日本政客认为，事势已经到了非杀明成皇后不可的地步。于是，一个险恶的跨国政治谋杀阴谋，渐渐显露出其轮廓。
公元1895年（乙未年）八月十九日子夜，由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一手策划，日本五百余名武装人员与一千朝鲜军队集中部署，簇拥着大院君大举入侵景福宫。清晨5时，景福宫光化门响起第一声枪响。王宫薄弱的守卫力量未能拦截火力强大的日本武装人员，暴徒击溃守卫部队、杀死联队长洪启薰，冲入乾清宫大肆搜寻王妃。
这时，宫里的人们尚未从睡梦中醒来，突然的袭击引发了骚乱。花费了很多时间，暴徒中村楯终于从宫女群中找出了明成皇后，与另一暴徒荻胜显用刺刀反复抽插她的身躯。同时，暴徒们将王妃殿里的宫女全部拖出庭院，几个长相酷似王妃的宫女也一同殉难。
但明成皇后并未立即断气，她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世子。这时，暴徒又过来用刀疯狂砍刺。在参与行动的日本人记载，明成皇后的尸体上身穿白色小褂，下身穿白色短裤，胸部裸露，额头上有两条刀痕，死状十分凄惨。
据说，终生以抵抗外敌为己任的大院君，听闻明成皇后被日本人杀害时，竟然丧心病狂地抚掌大笑——这对政坛上的宿敌，始终没有互相谅解。确认明成皇后死后，凶手将其尸体浇上汽油火化，尸体被烧成灰烬。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拘捕参与谋杀朝鲜国母的凶徒，摆出一幅依法审讯罪犯的姿态，不过，暴徒们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这次跨国谋杀事件，史称“乙未之变”。⑩
事件发生之后，金宏集为首的亲日内阁得以重组，大院君成为日本人制造表面文章的傀儡。乙未事变两年后，与明成皇后斗争一生的大院君也终于与世长辞。迫于日本方面的高压，高宗下旨将明成皇后废为庶人，1896年“俄馆播迁”之后，高宗才颁诏恢复闵氏的皇后身份，追谥“孝慈元圣正化合天明成（太）皇后”，葬于金谷洪陵。
至此为止，明成皇后一生的从政履历可谓劣迹斑斑。她将李朝苟延残喘的前途寄望于不同的外国势力之间的相互抗衡，为达成政治目的大肆抛售国家利权，对内却纵容闵氏外戚的腐朽专横，在外戚专权的封建政治中，作为实际掌权者的明成皇后难辞其咎。
由于明成皇后后期奋不顾身抵抗日本侵略的业绩，历史对她的评价逐渐有所改观。在近代，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明成皇后的是非功过被重新定位，其历史过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粉饰，她被塑造成抵抗日帝的女杰。人写的历史，果然是反映主观价值观念的评述，基于民族感情撰写的“史实”，往往令读史者无所适从。
无论其生前是非功过如何，国母明成皇后之死，成为朝鲜民族内心中最深沉的伤痛，至今仍然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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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院君的政治，参阅王玉洁论文《大院君三次摄政再探讨》，以及
[朝]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俄译本（三联书店）。
②[朝]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俄译本，三联书店。
③转引自《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西方列强入侵与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
④中、朝、日以及西方列强的国际关系，见诸《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西方列强入侵与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
⑤以上关于清朝对朝鲜宗藩关系的实质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及李德征 李劲军《1882—1884年袁世凯对朝交涉的得失与影响》（《韩国学论文集》2004第十二辑）中有详细的叙述。
⑥东学运动的内容，参考[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⑦见论文《大院君三次摄政再探讨》，王玉洁。事后，大院君沟通清军的行迹曝光、被日本强迫下野。
⑧据《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中、日在朝鲜的对抗，世界知识出版社。
⑨外国历史小丛书-日帝霸占朝鲜始末》，商务印书馆。
⑩乙未事变的情节，采用了[韩]柳烘钟《明成皇后》的描述，上海译文出版社。
十、夕照——大韩帝国
近代，日本以征服朝鲜为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面对清朝、沙俄等竞争者，日本采取逐步蚕食的方针。《江华条约》（1876）令朝鲜国门洞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4），朝鲜顿失国防依靠，沦为日俄两国争夺的对象；日俄战争（1904），日本击败沙俄，确立对朝鲜半岛的独占权；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出笼，朝鲜终于不免亡国惨祸。
列强火并厮杀，置身于台风眼的朝鲜度过一段短暂的和平时光，李朝君臣不甘国家沦丧，曾试图通过改革在列强的夹缝之间维持民族国家的存续。但作为大国利益与冲突的交汇点，朝鲜的命运不由朝鲜民族掌握，多灾多难的李朝终于在1910年走向终点。这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宿命。
使馆里的小朝廷
明成皇后殉难后，亲俄势力瓦解，李朝朝廷的亲日派立即卷土重来。在日本的操纵下，金弘集的亲日内阁得以复活，并急不及待地颁布新政。首先，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建立年号“建阳”；其二，在朝鲜全国推行“断发令”，命令士庶限期剪除发髻。改革政策一出，全国民情汹汹，尤其是断法令的颁布，被朝鲜人民视为对民族传统的背叛，广大民众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斥和斥倭”的口号奋起反抗，一时暴动起义遍及全国各地。以乙未之变与断法令为导火索，朝鲜各地的义兵运动风起云涌。义兵在名儒义庵柳麟锡的指挥下，以燎原之势蔓延三南地区（庆尚南道、忠清南道、全罗南道），忠清道的最高行政长官、观察使金奎轼被处决，局势异常动荡。
1896年春，义兵运动遍地开花，而截至入秋时分，却陷入低潮。虽然如此，义兵运动却为阵脚未稳的亲日朝廷增添混乱，亲俄派大臣趁此机会，日夜怂恿高宗逃离王宫进入俄国使馆。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向高宗传达入俄国使馆避难的劝告，同时，使馆的俄军数量增至200余人，日本对俄国的动向忧心忡忡，也相应加强景福宫守卫。然而，高宗还是带着世子等王室成员，成功逃离监守严密的宫阙，进入了俄国使馆，事件称为“俄馆播迁”。①
高宗甫入俄馆，立即对外传令逮捕以总理大臣金弘集为首的逆贼五大臣。敕令一下，国内局势立即失控，人民对亲日派的怨气瞬间爆发，结果，五大臣中的金弘集、郑秉夏、鱼允中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其余的狼狈鼠窜，甲午年以来的亲日势力就此消灭。俄国使馆代替朝鲜王宫，成为朝鲜的政治核心。在使馆中，高宗任命了以金炳始、李完用担纲的亲俄新内阁。作为酬庸，俄国取得鸭绿江森林开采权。
从1896年2月到1897年2月，高宗在俄国使馆中滞留了整整一年，期间，在俄国的蔽护下，高宗尽力挣脱日本的影响，他宣布停止强制性断法、撤回讨伐各地义军的部队，又废除内阁、恢复组织，更为明成皇后修葺陵墓。对日外交方面，仍保持不卑不亢的联系，宣示自主、对等的外交立场。
为争取俄国的保护，高宗派特使闵泳焕前往莫斯科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实质寻求俄国提供各种援助。身负高宗重托的闵泳焕，向俄国政府提出五项援助提案，并一再请求沙皇决不要与日本达成任何关于朝鲜的协议。对于朝鲜的求援，沙皇慷慨地表示：“放心吧。我们会帮助你们的。”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则对朝鲜朝廷的要求作出回应，承诺保障高宗的人身安全、派遣俄国顾问、提供贷款、连通俄朝电讯等等，以上仅为停留于口头的说辞，随后，俄方又以书信形式予以确认，应允“朝鲜若有不虞之事或他国妨碍自由之权，俄国将会提供支持与帮助”云云，以上种种，被视为“朝俄秘密协定”的内容。
沙俄是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遭遇的最强对手。沙俄在近东的争夺中失利，将目光转向远东，企图向东方拓展俄国的势力范围。沙俄在争夺中国北部与朝鲜半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势力相遇，两国的利害关系迅速升温。
面对俄国，日本在外交上尚未摆脱被动地位，而在俄国的立场，对朝鲜半岛又显得力不从心。两国在远东地区均有特殊利益，在争夺之余，双方又不得不暂时相互妥协，以共识约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于是，在儿戏的“朝俄秘密协定”背后，俄国频频与日本又达成《小村-韦贝备忘录》、《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森协定》三个旨在瓜分朝鲜的协定，承诺克制双方对朝鲜利权的攫取。②
有趣的是，《小村-韦贝备忘录》甚至秘密规定了俄、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大体为北部归俄国支配、南部由日本支配，只是心怀鬼胎的日俄双方，都拒绝明确将38线作为彼此的分界，而为日后争取剩下半壁留下灵活的回旋余地。由此似乎也可以窥见，日俄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矛盾终有激化的一日，届时将会是战争全面爆发之时。
建阳、光武、大韩
1897年2月，汉城庆运宫修缮完毕，高宗离开俄国使馆移驾庆运宫。此时，为争取与日俄对等的国际外交地位、振作王室的威权，高宗君臣为积极筹备组建“大韩帝国”。
在此之前，高宗使用“大君主陛下”的称号，建元“建阳”，既非以往的“国王”身份，又不具有更高一级的“皇帝“之尊，这中似是而非的朦胧状态延续了近两年，公元1897年8月15日，高宗发布诏书，改元“光武”，大有中兴王朝的雄心壮志。随后的10月12日，高宗在庆云宫内圜丘祭天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韩国的历史再次进入了“帝国时代”。③
大韩帝国的成立，意味着一场改革运动的开始。
摆在高宗君臣面前的第一要务，是保存朝鲜民族国家命脉、在日俄之间谋求生存，高宗认为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是君主权力的巩固。因此，在高宗登基称帝后，立即着手缔造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枢院、议政府俯首听命于皇帝，以此确立皇帝独掌行政、司法、立法大权唯我独尊的地位。
为拱卫君主[系统过滤]政体，高宗朝廷大力革新军事，创设近卫军以及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并加强国防武装力量。军事由皇帝总揽，高宗亲任海陆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副元帅。
在事观国计民生的经济方面，高宗朝廷除了土地人口政策外，更开始注意近代产业的开发，建立邮电、海运、铁路等产业主管部门，扶植本国资本殖产兴业、参加国际竞争，银行、工厂遍地而立。电灯、电车、电话、火车开始进入民众的视野。④
光武年间的改革实际上是甲午更张以来的延续，虽然不乏勃勃生机，但是弱势的本国资本始终遭受外国资本的压榨掠夺而举步为艰，日本资本不断膨胀，韩国的铁路筑路权、土地所有权被日资收购，韩国经济命脉为日本掌握，各种社会经济事业也就成为日本介入韩国内政的工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韩帝国”表象背后的实质内涵。
自百济、新罗以来，朝鲜半岛不断从中国大陆吸取文化，朱子学、华夷观也随之传入，对朝鲜政治精英的思想、世界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由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世界观逐渐为政界人物所接受，对本土的独立性强调逐渐减弱。大概因为这种“天无二日”的思想，朝鲜半岛称帝建元的历史十分短促，仅仅在高丽王朝初期存在过，自此之后，一直甘于处于四夷的位置，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而对本身周边的民族由怀有一种文明优越感，自诩为“小中华”。
华夷观理论在李朝发展至巅峰。大儒李栗谷为朝鲜王国作出精辟的地理与文化定位：“惟我东方，藐在海表，虽若别为一区，而九畴之教，礼乐之俗不让华夏，则终不可限以一带之水，而自为异域，故修贡于中国。”这种意识在士人当中普遍存在。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宿命——朝鲜半岛国土狭小，无山川之丽，不能诞生巨人，故而只能如老人一般背东向西，朝中国拱手作揖。
明亡清兴，传统的华夷态势大变，朝鲜思想界深陷于迷思。有人提出北伐中原恢复明朝正统，或主张驱逐清朝之后入帝中原自为正统，也有人主张认清朝鲜本土的民族性、划清华夏东夷的种族界限。实质上，这是华夷春秋大一统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对立。这些争端延续至近代，在大韩帝国建立的前夕，仍然纠缠不清。
义兵首领柳麟锡曾大力反对高宗称帝，理由则是：朝鲜身为大明臣子，明朝虽已灭亡多时，而洪武、万历、崇祯的灵位却依然供奉在朝鲜的万东庙中，满清鞑虏固然不配称帝，朝鲜以东夷也不应为帝，只能恭谨地将万东庙里的亡灵侍奉为天下之主。
著名的大儒，激进的排外者崔益铉的说法更为激烈，他以类似理由反对高宗称帝，同时指出：若高宗执意称帝，则应北伐清朝，扫清胡虏之后继承明朝自为正统之君，否则只能流于有名无实而已。
后来，听闻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柳麟锡甚至一本正经地称 “中国乃天下中心，不可无帝”，以此为理由反对中国实行共和，要求维持东亚的华夷秩序体系。⑤
书生腐儒的陋见，无法阻止近代国家观念的萌芽破土而出.事实上，由朝鲜王国转变成大韩帝国，远远不止是名称的变更。
若从国族认同、国际环境等方面观察，则无论如何首先应当肯定“大韩帝国”的精神象征意义。以大韩帝国的建立为契机，朝鲜民族开始扬弃不合时宜的东亚华夷秩序概念，逐渐确定国家民族的最高存在价值、进而以健全主权国家之姿跻身国际社会。高宗在列强环伺下建元称帝的举动，可以视为近代朝鲜半岛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无法辨明大韩帝国的历史意义。
日俄的角逐
时代的步伐踏入20世纪，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的又一热潮。日俄在朝鲜半岛的矛盾已经濒临爆发的时刻，此时，日俄双方怀着各自的战略意图，始终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在俄国，不但要求保有中国境内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并且不愿退出朝鲜半岛；在日本，则要求日俄各自控制朝鲜、满洲，即希望俄国交出朝鲜半岛北半部，以换取日本对俄国控制满洲的认可。
日俄双方的意图毫无公约数可言，双边的交涉渐成南辕北辙之势，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战前的环境明显有利于日本。英日同盟早已缔结，西方各国在朝鲜半岛没有利益冲突，因此乐于在日俄争端中严守中立。更重要的是，大韩帝国政府内政治势力明显向亲日倾斜，这是日本长期扶植亲日派、打压亲俄派的结果。于是，具有亲日色彩的外部大臣李址榕对日订立《韩日密约》，将韩国作为日本的战争基地，协助日本对俄作战。⑥
1904年2月8日，日本挑起战争，联合舰队偷袭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俄国舰队猝不及防遭受重创，沙俄首战失利。在陆地上，日军十万集结在朝鲜半岛，以鸭绿江为界与俄军对峙。日俄战争在海陆两个战场激烈开打，日军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大陆，以东北为战场与俄军驳火，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歼灭远道而来的俄国海军，战争终于以日军胜利告终。至5月27日，日本海军在日本海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结束，美国出面调停，日俄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诸多特权，连带在中国的租借地也一并转让。自条约签署的这一刻起，日本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独霸朝鲜半岛的愿望终于得逞。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政府即急不及待地接收韩国。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和约上签字，墨迹未干即匆匆赶回日本，与已早一步回国的驻韩公使林权助会面，商议将韩国降为日本保护国之事宜。外相回国的翌日，保护条约已经在天皇御前会议中得到批准，韩国国内的韩奸也受命大放厥词，声称“韩国全体民众自愿接受日本保护”。期间，林权助回到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布置日军兵力，向韩国施加军事压力。
一切准备就绪。伊藤博文作为特使远赴韩国，他携带着日本明治天皇的亲笔书信，内中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称“朕为维护东洋和平，特派大使，望服从大使之指挥”。对此，高宗称病不出，拒绝接见伊藤博文。
1905年11月15日，伊藤博文第三次进宫。他屏退高宗左右侍从，摊开事先准备的《保护条约》全文，要求高宗在上签字。伊藤与高宗的对峙持续四、五个小时——
伊藤：“ 这是日本经过多方考虑最后的决定，丝毫也不可变更，若是拒绝，将发生大事。”
高宗：“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且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
伊藤质问：“贵国不实行宪法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
高宗最后摊牌：“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朕宁可殉社稷，也不承认。”
高宗不肯就范，伊藤愤愤而退。（引自《外国历史小丛书》）
其后，伊藤召见韩国内阁诸位大臣，耳提面命地要求大臣们同意《保护条约》，同月17日下午，再次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高宗始终不肯露面。这时，伊藤博文凶相毕露，调动全副武装的日军部队包围皇宫，甚至在皇城街头架起机枪野炮，纵然如此，内阁众大臣始终不肯屈服，包括已经转而亲日的学部大臣李完用，此时也不敢轻易表态。
御前会议僵持入夜，伊藤博文亲自带兵闯入宫禁，象审问犯人一样，逐一要求众大臣表明立场。当问及总理大臣韩圭卨时，韩坚决反对，他表示“此身可杀，此心不可屈”，当场被日军拘捕。法政大臣李夏荣、度部大臣闵泳绮坚持立场毫不屈服，学部大臣李完用趁机表示赞成，在他之后，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榕、外务大臣朴齐纯、农商工大臣权重显也怯生生地表示同意。⑦
1905年11月18日，韩国外务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条约》上签字。该条约之露骨程度，在古今中外难觅出其右者。条约规定：今后韩国外交事务均受日本外务省指导；未经日本同意，韩国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结条约；日本政府在韩国设置统监，管理外交事务；统监有权进见韩皇。韩国的内政外交的种种利权，遂如此这般转让与日本。伊藤博文，作为吞并韩国的元凶首恶，被任命为首任朝鲜统监。
恶魔一般的统监政治降临，韩国陷入有邻国而不能自交、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监的绝境。奄奄一息的“大韩帝国”，实质上是一个无国、无君的空壳而已。
反日的怒涛
统监政治激起韩国人民的义愤，各地殉节、起义、罢市的抗争不绝。军部大臣闵泳焕以韩国已沦为日本之附庸，愤而举刀自戕，就义前留下《告二千万同胞书》，激励全国人民对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几乎与此同时，一位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在的得知韩国沦亡的消息后，在仁川蹈海自尽，他生前也留下遗书一封，内称：“韩中两国，唇齿相承。韩之亡，其中国将亡之先声呼？吾国人懵然不之觉，吾将以死警之！”
一度沉寂的义兵，在名士儒生的指挥下转战各地。崔益铉于全罗道起兵、闵宗植活动于忠清道一带，在国难当头之际，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抛弃阶级之分，投身到抗击日军的行列。
身处深宫的高宗注视着动荡的局势。在被迫接受《日韩保护条约》之后，高宗秘密发信给美俄德法等国首脑，宣布不承认保护条约的效力。1907年，高宗以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为密使，出席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和平会议。三位密使携带高宗致俄国沙皇的书信以及密使的委任状，希望在海牙的会议上为韩国讨回公道。然而，寄望于列强施以援手，无异于与虎谋皮，海牙的悲剧正步步逼近。
同年6月，三位密使抱着必死的决心抵达海牙，并随即会见会议的主席俄国代表，请求大会给予韩国代表出席会议的资格。所谓的世界和平会议，实际上就是列强俱乐部，碍于日本的压力，列强代表对韩国代表的要求互相推诿，最后不得已由主办国荷兰政府出面：“《日韩保护条约》已为各国承认，韩国不能行使独立外交权。”以此为理由拒绝韩国代表出席会议。
密使无法参加和平会议，只好争取同期举行的国际协会上发表演说，向与会的记者以及各国人士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布《日韩保护条约》无效。密使的演说深深感动了列席人员，人们纷纷提案通过一项同情韩国的决议、在道义上予以支持，然而如此微不足道的愿望也遭受列强的无情践踏，日本代表与英国代表坑瀣一气、狼狈为奸，两国联手一致反对决议。至此，密使李儁悲愤难当，在会场上举起刀子剖腹自尽，海牙密使遂如此悲惨收场。
海牙密使事件令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陷入难堪的境地。统监伊藤博文声称事件是敌视日本的行为，日本将为此对韩国宣战，扬言要高宗向日本请罪、然后逊位。在日本的多方压力下，高宗不得已于1907年7月18日将国政委任皇太子，然而日本方面始终不依不饶，强令高宗退位，7月20日，在日军大炮与士兵的包围下，高宗在汉城庆运宫举行禅位仪式，太子李坧（纯宗）被迫登上了皇位。
此后，日本吞并韩国的步伐骤然加速。高宗退位、纯宗登基不过一周，伊藤博文相继出台了《丁未七款协约》、《新闻法》、《保安法》，褫夺韩国政府处理内政的自主权以及韩国民众法律上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紧接着，在8月1日着手解散汉城的韩国军队。
解散当日，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汉城侍卫队的大队长们突然接获紧急命令：除留用一个大队的兵力保护皇室之外，其余部队一律解散。接着，军方讹称进行徒手训练，将士兵们骗至训练院进行解散仪式。士兵们在日本军队机枪的包围下，纷纷卸下军装、领取遣散的“恩谢金”，部分士兵难抑内心悲愤、当场撕碎纸币呼天抢地。
在解散过程中，汉城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发生哗变。大队长朴性焕在得到解散命令后，命令士兵集中操练，而自己则走进大队长办公室，含泪留下遗书之后开枪自杀。大队长之死唤起士兵的斗志，士兵们不顾一切砸开武器库群起暴动，打死日本教官、与日军激战。受到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感染，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也继之奋起反抗。后来，日军以死伤上百为代价，镇压了汉城的军队哗变。
汉城的暴动引起连锁效应，义兵运动蔓延全国十三道，义兵将领李麟荣被推为首领，在最高峰时段，义兵总数达六万九千之多，在1907到1908年之间与日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日本统监府调集大量军队全力围剿义兵，义兵的活动范围日趋萎缩，到了1910年左右，只剩下零星的小股部队坚持抵抗。⑧
日韩合并
大韩帝国的最后岁月，韩国政府被日本严密控制，各部次官由日本人充任，而最高法院的院长甚至直接由日本人担当，军队解散后，韩国的行政、司法、国防等国家基本权力一并被日本褫夺，此时离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为期不远。
1909年6月，伊藤博文辞去朝鲜统监，原副统监曾弥荒助继任。伊藤博文在辞职前夕，已将最终吞并韩国的一切事务准备就绪，他的离去，实际上标志着朝鲜统监时代的结束、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来临。同年10月，伊藤悠哉游哉地动身前往中国的哈尔滨，准备与沙俄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进行密谈，实为争取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的谅解。
26日上午9时，伊藤抵达哈尔滨，在科科夫策夫的陪同下检阅俄国军队，并与各国使节握手致意。车站中俄国军警以及各国人士数千罗列路旁，军乐声与花炮声齐响。当伊藤准备前往检阅俄国仪仗队时，韩国青年安重根在不远处举起手枪，对准伊藤开火连开连开三枪，伊藤博文应声倒下，安重根喜出望外，掏出太极旗当场高呼“大韩独立万岁！”，泰然接受逮捕。⑨
伊藤博文重伤不治。安重根于翌年3月26日被处以死刑。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就此青史留名。
伊藤博文刺杀事件之后，是日韩最终合并的契机，日本国内的别有用心人士，借此鼓动吞并韩国的情绪。1910年初，日本第二十六届议会中，在野议员推波助澜，要求从速将韩国纳入日本的直接统治之下。
韩奸宋秉畯与日本里应外合，在国内操纵亲日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韩合并大张旗鼓，不久，会长李容九即炮制了数份“日韩合邦”的请愿书、建议书，分别递交韩皇朝廷与日本统监府，鼓吹“废止韩国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此言一出，立即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反对合邦的运动迅速兴起，多个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演说，揭露一进会卖国媚外的罪行。然而，统监府垄断了韩国的治安机构、传播媒体，禁制、收买、舆论攻势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反对的声浪被镇压覆盖，赞成合邦的言论反而大行其道。
时机日渐成熟，合并的计划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本陆军大将寺内正毅被委任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统监，出发前，这位统监先在日本远程调兵遣将，直到韩国境内各处的日本军队、宪兵、警察一一布置完毕，寺内才动身前往赴任，随同新统监到来的还有数十艘军舰，在韩国各处港口游弋示威。
1910年8月16日，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李完用，以慰问日本水灾为名秘密拜会寺内正毅。令朝鲜民族痛心疾首的《日韩合并条约》，就在这时经寺内与李完用策划成型。
李完用与寺内的交涉与幕后交易，前后仅仅进行五、六日便拍板成交，21日晚，李完用入宫觐见纯宗，算是对这位傀儡皇帝作最后交代。纯宗深知大势已定，无可挽回，强忍着悲痛首肯应承，当李完用退出之后，纯宗当即掩面而泣。接着，李完用又赶往德寿宫拜谒高宗太皇帝，又重来一次纯宗面前的说辞，高宗异常平静，说：“我是一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可否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各大臣决定吧。”手续已毕，李完用欣喜若狂，而高宗则仰天长啸、泣不成声。
1910年，大韩帝国隆熙四年8月22日下午，皇城汉城的街头上日本军警全员出动，自城门到城内的大街小巷，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森严的戒备下，大韩帝国政府在昌德宫兴福轩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末代纯宗皇帝听取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政界元老的陈词后，表示接受日本帝国提出的《日韩合邦条约》，李完用、寺内正毅分别在条约上签字，为李朝500年的历史画上令人唏嘘的句点。⑩
尾声
昙花一现的大韩帝国，瞬间成为历史陈迹。大韩纯宗皇帝，将朝鲜半岛让与日本天皇，被降封为昌德宫李王，位列日本皇族。而他的父亲高宗太皇帝，则得到德寿宫李王的封号，遭受长期的软禁。
失国去位之后，高宗一直沉湎在惆怅苦闷当中。他彷徨无助，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隔绝。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
1919年1月20日深夜，高宗最终结束了苦难的一生。当天深夜，无法入眠的高宗像往常一样在德寿宫的寝殿内来回踱步，中途突然倒地。当惊恐万状的宫人们打开殿门时，僵卧在地的高宗已经不省人事。最后，高宗好不容易恢复了意识，他迷朦地张开眼睛，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言毕呼吸突然急促、痛苦地断气死亡。日本医疗人员的诊断结论，指高宗死于脑溢血。有部分目击者指称，高宗死时全身出现各种中毒症状。多数韩国人倾向相信，高宗之死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毒杀。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朝鲜遗民无法抑制内心中的悲痛，纷纷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德寿宫大汉门前，捶胸顿足地放声恸哭。全国上下沉浸在如丧考妣的哀痛中，各地都可以见到面向汉城方向哭泣的人们。
高宗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大汉门直冲云霄的号哭，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导火索。国葬期间，商人纷纷罢市，学生们也投身罢课的抗争中，愤怒的洪流最终酿成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潮水般涌上汉城街头，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民众群情激昂，怒吼震天，高呼着驱逐日本统治者的口号，争取恢复国家民族的独立。从汉城到全国各地，反日运动如火如荼，浪潮一度席卷了整个半岛。
七年后，饱受凌辱的末代皇帝纯宗也凄然逝去。这次，为安抚民心，日本特意为纯宗举行隆重的国葬，然而这种举措适得其反、再度刺痛了朝鲜遗民内心的伤痛。纯宗的死亡意味着韩国国家象征的彻底毁灭，反日独立意识在纯宗死后终于失控。从此时开始，朝鲜半岛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抗日独立的斗争中，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半岛恢复独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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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阳以来的局势，见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俄馆播迁，参阅[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二章，北京东方出版社。
②福田忠之《1896年闵泳焕使俄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③[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二章，北京东方出版社。
④光武改革的内容，参考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
⑤两人的论调，摘自王元周《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⑥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⑦《外国历史小丛书-日帝霸占朝鲜始末》，商务印书馆。
⑧义兵抵抗运动，同上书。
⑨安重根，参阅石源华《论韩国义士安重根与中国关系》，《韩国学论文集》2004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⑩日韩合并，《外国历史小丛书--日帝霸占朝鲜始末》，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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