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臣决意火中取栗。
丁酉年九月十四日，海面波澜不兴，离潮水汹涌、月光明朗的十五夜尚有一日。当夜，朝鲜水军十二艘战船装载所有士兵出海，水营附近的百姓则被疏散到附近的山头上。日出时分，朝鲜水军的十二艘战船一字排开，其后只有一片无垠的大海。海水巨大的逆流随时会将船队阵营冲散，浪花拍打着船帆，划船的水手们随着战鼓节奏奋力划桨维持队形，好不容易才将单薄的横队驶入鸣梁海峡的西侧入口处。船队在来回翻腾的波涛中努力保持阵势，等待倭军舰队的出现。
倭军大型战船安宅船分为十列横队前进，顺着海潮于中午时分从东侧入口进入鸣梁海峡，华丽装饰的战船浩荡行进、挤满了狭窄的鸣梁海峡，相对于十二只朝鲜战船而言犹如泰山压顶。在山头上避难的朝鲜百姓，见状无不大惊失色，继而绝望痛哭。在战船上的朝鲜官兵新丧之余又临大敌、个个肝胆俱裂，朝鲜战船遥遥望见倭军的船阵，无法自已地连连后退。眼看溃堤之势即将发生，李舜臣仗剑砍杀一名胆怯后退的士兵，一举登上船头对各船将领大声喝斥：“你想违抗军令被杀吗？你以为后撤就有生路吗？”
持续后退的朝鲜水军终于止住了脚步，穷凶极恶的倭军战船蜂拥追击，很快就进入了鸣梁海峡的腹心地带。海峡全长不过两公里，朝鲜水军再无退路，面对顺流而下的倭军却毫无还击的力量，第一队列的倭军战船对朝鲜战船的横队穷追猛打。眼看横队即将退出海峡、进入广阔的洋面，海峡内的潮流突然扭转，原本顺流的倭军陷入逆水行舟的处境，原本逆流后退的朝鲜水军却乘着海浪反冲向倭军的阵营。逆转的海水将倭军庞大的战船编队向东冲走，措手不及的倭船已经开始自相撞击，为了抵挡逆潮，这时轮到倭军拼命划桨。朝鲜水军号角长鸣，火箭与炮弹乘风射向倭军的前列横队，突然的反击为倭军增加混乱，倭军的前锋战船顷刻烟火四起、撞击更加激烈。然而以单薄的火力攻击敌军前锋作用十分有限，李舜臣指挥将士射击倭军队列的后方，中间的战船不明就里，与从前方后撤的战船相互拥挤碰撞，后方的战船受到突袭也惊慌失措，原本雄赳赳的阵势登时大乱。倭军令人胆寒的船阵，便是这样磕磕碰碰的过程中自动消耗殆尽。李舜臣十二艘战船的横队，反而步步进逼、将乱作一团的倭军赶出鸣梁海峡，山头上的朝鲜百姓目睹奇迹，不禁欢呼雷动。
晚霞与硝烟满天之际，朝鲜水军乘着西北的涨潮凯旋回港。这一天的战斗，李舜臣以悬殊之兵力摧毁倭船三十三艘、收复了西海岸的制海权，创造了海战史上的传奇战例。
鸣梁之战配合了陆上明、朝联军的攻势，封锁了倭军北上进军的路线。而此期间，陆上明军与倭军战斗异常激烈。明军在蔚山之战得胜，但旋即被倭军反攻、大败退守汉城，经理军务的杨镐被革职。随后，刘綎、陈璘、麻贵、董一元所部四路明军全部败绩，损兵折将无数。邢玠临危受命经略军务，将陆上明军兵分三路，同时派遣水军提督陈璘南下，与李舜臣的朝鲜水军会合。明、鲜联军水陆并进的决战部署，至此已初步完成。⑨
最后的战役
公元159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死亡，倭军开始退却。明、鲜联军在水陆两路发动追歼，陆路明军进逼倭军的最后阵线岛山、泗川，水军则在海上予以截杀。为严密监视倭军的动向，李舜臣将水军阵营移动到古今岛上。十一月的隆冬季节，倭军纷纷登船大举逃窜回国，李舜臣与陈璘的联合舰队出海迎敌。
大战前夜，李舜臣在战船上指天为誓：今日固决死，愿天必歼此贼！
联军与倭军在露梁海上爆发激战。倭船倾巢而出，向东逃窜，途中遭遇李舜臣的截击。大战中，陈璘所部大发火器，深入倭船阵中来回冲杀，倭船被焚者数以百计，堕海者更是不计其数。陈璘的帅船遭到倭军围攻，形势非常危急。李舜臣见状立即擂鼓驰援，这时，一颗子弹射穿李舜臣胸部，一代名将留下“战方急，慎勿言我死”的遗言，言毕而逝。时值黎明将曙的清晨时分。露梁大战之后，海面上狼藉一片，诡异的空船与浮尸满布海上。战中倭军阵亡两万，七年倭乱至此终结。
陈璘得知李舜臣噩耗，悲痛欲绝、抚膺恸哭良久。史载，明朝水军将士皆不食肉以表哀悼，朝鲜士庶闻讯则奔走巷哭，纷纷制文以祭之。⑾
七年倭乱之后，李朝在长达三百年的和平时光中苟延残喘，朝鲜朝廷成为士大夫们明争暗斗的名利场。李朝江河日下，李舜臣已经无缘目睹王朝没落腐朽的光景，他以壮烈战死作为武将生涯的句点——波澜壮阔的大海，才应该是他最后的归宿。
李舜臣被追赠为“效忠仗义迪毅协力宣武功臣”、左议政、德丰府院君，奉祀于显忠祠。当代韩国每年一度表彰有功军人的显忠日，即是为缅怀李舜臣的忠烈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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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朝实录. 宣祖实录》卷三六中，有明朝户部主事杖杀朝鲜知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的记载，《纪年东史约》中，更有朝鲜大臣尹斗寿跪哭请求李如松坚守的纪录，李戏称之为“泣阁老”。
②以上沈、金两人的争执，可参阅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宣祖朝的各条记录。
③此段对话，摘自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七本朝纪，辛卯二十四年。
④事见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八。
⑤宣祖君臣希望入明避难的史实，见《李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六，“二十五年五月条”。转引自崔孝轼《明朝出兵参与平定壬辰倭乱缘起考》。
⑥李舜臣的种种生平事迹，参考奎章阁《李忠武公全书》卷之九附录一《行录》。
⑦见奎章阁《李忠武公全书》卷之九附录一《行录》。
⑧《李忠武公全书》卷之九附录一《行录》。
⑨鸣梁海战，参考：《外国历史小丛书：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商务印书馆；《李忠武公全书》卷之九附录一《行录》。陆战：《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四章《壬辰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⑩李舜臣战死前后，见《李忠武公全书》卷之九附录一《行录》。
七、胡 乱
明朝将山海关外的东北、朝鲜半岛视为自身的边境屏障，注重利用朝鲜王朝压制东北女真诸部的发展，以减轻本土边境所承受的国防压力。
七年倭乱，大大消耗明朝国力，明廷对关外的军事控制减弱，李朝在战后甚至没有可堪一战的军事力量，长久以来明朝、李朝强加于女真诸部的枷锁日渐松懈，这一切客观上为统一女真民族的诞生提供有利条件。女真统一、满洲（后金）崛起，整个东北亚的形势立即扭转，昔日欺凌驾驭女真的明朝、朝鲜面临着前所未有威胁。激烈的军事斗争导致明、鲜、金三方地位的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最终也因之而全面改观。
一依带血——朝鲜与女真
今天的朝鲜半岛是单一民族的国土，但在古代根本不是如此。朝鲜与女真，前者为温文尔雅的农耕文明，后者则是粗犷野蛮的游猎部族，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朝鲜半岛三千里的河山上生息繁衍。
长期以来，高丽、朝鲜势力强大，不断向北拓展边境，女真诸部相应地不断后撤，在鸭绿江、图们江两岸居无定所。另一方面，女真部落为了生存，也不时闯入朝鲜的郡县掠夺人畜财物，类似边境冲突摩擦，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之事。朝鲜以其文化优越感，蔑称女真为“野人”、“奴贼”，在朝鲜半岛统治者看来，向北扩张领土是理所当然，女真诸部本应臣服于朝鲜朝廷，因而北部的开拓成为与防倭并列的基本国防方针。
女真的入侵，也同样发生在明朝的边境辽东。在处理女真问题，明朝一面采取招抚羁縻政策，允许女真诸部分而治之，另外又默许朝鲜与女真进行各种交涉，以借助朝鲜之力牵制女真。在武力征伐的同时，朝鲜朝廷也不忘以官爵、财物、互市进行招抚。早在朝鲜的太宗朝，朝鲜就在汉城设置专门接待女真朝贡者的北平馆，并开放钟城、庆原两个边城互市。这种征服、招抚、羁縻的模式，俨然中国汉胡对峙的翻版。
明成祖朱棣登基时，朝鲜率先遣使朝贺，朝鲜朝廷受到朱棣的褒奖。随后，太宗李芳远上奏明廷，要求将图们江以南的建州、吾都里、毛怜、兀良哈、兀狄哈等女真地面划归朝鲜。不同于朱元璋对李成桂的偏见，与李芳远素有交谊的朱棣，以“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为由，准其所奏，朝鲜王国自此名正言顺地获得图们江以南的拓土权之后的世宗、世祖数代，频频出兵征伐女真，在边境设立城寨，从南部移民进行开发。几乎是与此同时，鸭绿江的开拓也在进行中，先后在南岸设置了江界、闾延两府，奠定了北方西段的国界。今日朝鲜半岛疆域的基本轮廓，是在这时候渐渐浮现成型的。
虽然明廷应允将图们江南岸土地划归朝鲜，但大概基于“朝鲜是藩臣，女真是藩臣之臣亦即陪臣”这种认识，明朝继续与图们江南岸的女真部落保持从属关系，这与朝鲜与当地部落的贡赐关系产生矛盾。朝鲜朝廷无法容忍图们江南岸毛怜、建州等女真部落的两属状态，但又无法公然与明朝争夺，于是转而对女真人威逼利诱，赐予印信、粮食衣物，封以万户、千户官职，在该地建立城寨、郡县。时日推移，明廷察觉出朝鲜方面的小动作，责令朝鲜停止封赐女真的行为、放行女真酋长赴北京接受任命。如此，明朝反对朝鲜封赐女真，朝鲜则阳奉阴违、暗地里阻挠女真归附明朝，明朝的羁縻政策与李朝的拓土方针互相抵牾。
游猎于图们江两岸的建州女真，对朝鲜朝廷叛服无常，原因是女真地面条件恶劣，单靠朝鲜朝廷的惠赐难以生存，更无法满足女真内部奴隶社会阶段的发展需求。女真诸部因而在接受朝鲜官职的同时，仍不时纵兵入寇掳掠人畜。抢掠与反抢掠之间，朝鲜与女真仇杀日甚，最终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屠杀冲突。
明朝同样担忧女真的壮大，为去除各自边境上的威胁，明朝与李朝决心组织联军清剿建州女真（明成化三年，朝成宗十二年，1467）。朝鲜军大将康纯、南怡、鱼有沼率军一万，协同明军扫荡鸭绿江北岸的建州三卫（建州卫、左卫、右卫），斩杀建州卫首领李满住、建州左卫首领董山，经此一役，建州女真元气大伤。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明朝再次对建州女出兵，朝鲜军再次从征，射杀人畜、焚毁聚落之后方才撤兵。
毛怜卫女真地跨图们江两岸，依附于明朝，又经常向南袭击朝鲜，从而被朝鲜朝廷列入镇压的名单。朝鲜世祖年间，朝鲜谋杀毛怜卫首领郎卜儿罕及其子孙十六七口，此后又诱杀毛怜卫大小酋长近百人。朝鲜朝廷的行径激起女真诸部的公愤，各部遣使北京，联名向明廷告发朝鲜的恶行，并声言将组织联军合力复仇。
对此，明朝敷衍了事，传令双方不许再度仇杀。天子才发下圣谕，蓄谋已久的朝鲜又发兵扫荡女真诸部，再斩杀毛怜卫酋长九十余人。整个图们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在朝鲜军队的无情摧残下，纷纷逃过江界向北迁徙，无力避难的部落，就只好彻底臣服朝鲜以继续苟延残喘。
自此以后，朝鲜与女真陷入“厮杀——和好——再厮杀——再和好”这种永无休止的轮回，双方杀伤抢夺的记录，则是一笔连篇累牍的历史糊涂账。
朝鲜要求女真诸部对自己称臣纳贡，在经济上给予女真援助的同时，在军事、政治上压迫女真，限制女真发展的空间。长此以往，朝鲜和女真之间形成轻蔑与恐惧交织的隔阂。壬辰倭乱期间，倭军兵锋直抵鸭绿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出于防卫与善邻的目的，曾透露出向朝鲜兵援的意向，然而纵使身处生死存亡的时刻，朝鲜仍然不愿接受北方夷狄的援手，当即予以断然拒绝。朝鲜与女真之间这种畸形、不平等的关系，致使日后的朝鲜遭受统一女真的凌厉报复。①
萨尔浒
宣祖四十一年（1608）二月初一，宣祖大王逝世。这位生前饱受兵灾之苦的国王，临死前还为最近女真的入寇而忧心忡忡。宣祖生前并无正式册立的世子，在他死后，庶子光海君（李珲）当即在汉城贞陵洞行宫即位。
这位光海君以庶子的身份擅自继位，事前并未得到宗主国明朝的许可。事后，光海君以“朝鲜权署国事”的名义向明廷陈奏讣告，并声称兄长病废，自己被推戴为王。面对光海君先斩后奏的行为，明朝只能接受现实，勉强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显然，此时朝鲜朝廷与明廷的关系不很和谐。
光海君继位，面临异常艰困的时局。
首先是倭乱以来尚未恢复的国力。因为战祸，朝鲜农村荒废，荒芜的农地增加，造成国家财政的穷困。据统计，光海君时代全国耕地面积仅及倭乱前的三分之一。延续七年的战事，造成无数的人命伤亡，人口大幅度减少。 光海君即位不久，一位官员曾向他透露北部咸兴道边境的兵员数目：通计一万五千余名，其中诸如钟城等边城，仅有三四百名不到的后备兵源，而庆源、庆城中的户数仅有百余。②
不幸的是，当朝鲜国内人力与财力严重空缺时，相对地国外的敌对者却日益壮大。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了女真诸部，其疆域囊括黑龙江以南到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域，南部疆界直接与朝鲜接壤。
1616年，光海君在位的第八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自立为汗王。随后，即誓天伐明，要报明军杀害其祖、父两代的血海深仇。后金的行动势如破竹，接连攻破明朝的抚顺、广宁、清河，明廷深感事态严重，不得不认真调兵筹饷，准备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扑灭。
此时的女真尚未对世仇朝鲜发起报复，然而朝鲜却不可避免地遭战火殃及。明廷向朝鲜颁下旨令，命朝鲜君臣“简练兵马，听候调发”。只是，此时的朝鲜朝廷已经无法以成化年间的矫健姿态，毅然派兵协助明朝镇压女真。光海君接到调遣的命令，表面上称“今值王师大举，愿执殳前驱”，而实际上却极不情愿拿苦心经营的少数军队在异国的土地上放血。另一方面，敏锐的光海君不可能没有算计过后金崛起的可能性，灵活处理今后在后金与明朝之间的倾向，理应是影响出兵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过，现实却不容许光海君回绝明朝的要求。壬辰倭乱以来，明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支援行将灭亡的朝鲜王国，耗时七年终于光复国土。此后的朝鲜朝野上下，无不或多或少对明朝抱有好感：“我国的一草一木，生民的一毛一伐，无不仰赖大明皇帝之恩泽。”③尊王（明朝皇帝）攘夷（女真）的春秋大一统意识，在此时特别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试想如若光海君作出拒绝派军征伐夷狄的非正义决定，举国上下的舆情将会是如何激荡？
此刻的光海君应当知道，自己不单不能回绝明朝，甚至片刻的迟疑也会被认为是对正义的动摇。
1619年二月，明朝以杨镐为经略，以马林、杜松、李如柏、刘綎等大将兵分四路，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为十万）讨伐后金。朝鲜军以姜弘立为都元帅，率一万三千士兵被编入联军阵营参战。
据载，光海君在姜弘立出征前曾多次面授机宜。最为人瞩目的，是光海君颇为暧昧地要求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唯以自立于不败之地为务”④。类似性质的言论，一再出现在《光海君日记》的记载中，全然是一套畏畏缩缩、小肚鸡肠的口吻。更有甚者，光海君还要求姜弘立在明军征用火枪手时，刻意少报兵额示以弱小，但求减少乃至全数退还被征调的兵额。由于《光海君日记》中不光彩的记录，后世人质疑光海君出兵的真实动机，甚至怀疑这支远征部队根本无心战斗，一味保存实力随时准备与后金媾和。然而，考虑到《光海君日记》作为废王的实录，其可信性则大为可疑。
无论如何，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最终渡过鸭绿江与明军会合。三月一日，联军向后金发动攻势。意想不到的是，明军在三日内先后三次败绩，马林、杜松、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柏不战而逃。姜弘立部队的败报，也于不久后由平安道传入朝廷。
据报，参战的三营朝鲜军中只有左营奋力作战。左营将金应河在前方友军败退之际，从容布阵，立下拒马栏以火器还击。后金骑兵纷纷中弹堕地，双方一进一退相持不下，忽然西北风大起、火药纷飞，左营一时无法开火。后金军趁机掩杀，左营军士被斩杀殆尽，金应河仍然倚靠柳树执弓放箭，后金军无法靠近，从背后以长矛刺穿其胸部，他死时手中依然紧抓弓矢不放。后金士兵敬佩其忠勇，称之为“依柳将军”。
此外，右营面对敌军猝不及防，未及布阵便被击溃。
姜弘立亲率中军驻扎在高地，遭到后金军的包围。后金招呼朝鲜军中的女真语翻译，向姜弘立劝降，姜弘立至此降心已决，搜捕军中明军士兵交付后金，自己卸甲便服前往后金阵营投降。其余大小兵将，也纷纷释甲投戈。⑤
朝鲜军战败的各种具体情报，由败退的士兵传入国内，败军绘声绘色的战场亲历，使战乱的恐慌迅速漫延。姜弘立军中的降将，也携带着努尔哈赤的书信回到朝鲜。来信中，努尔哈赤对朝鲜出兵的苦衷表示谅解，鼓动朝鲜与后金联合攻击明朝。
朝鲜国内舆论激愤，姜弘立等降将为千夫所指，降将的家眷被拘押。光海君回书努尔哈赤，称“明与我国有如父子”、“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但愿意与后金“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后金与朝鲜之间进行多次书信交涉，后金暂时无暇发动对朝鲜的攻势，大力笼络朝鲜使其中立，光海君则表面多次申明与明朝的宗藩之谊，实质按兵观望。朝鲜与后金的来往引起明廷的疑心，光海君则急忙派出使臣辩诬，驳倒明朝徐光启向朝鲜派遣监护的主张。光海君左右逢迎，使朝鲜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明、金相争的关头。
而卖国投敌的姜弘立，一直被指有接受光海君密令的嫌疑。《光海君日记》断定姜弘立投敌是得到光海君的默示，意图为日后可能投向后金而预设退路。按照此说，姜弘立一直作为光海君安插在后金的线眼，不断为后金、朝鲜的媾和创造条件。姜弘立本人遭受本国同胞的一致唾弃。萨尔浒之役的八年后，丁卯胡乱爆发（1627），他作为向导引后金兵侵入朝鲜，翌年即羞愧病亡。
仁祖反正
从朝鲜外部作宏观观察，可以发现光海君的外交策略颇合时宜。萨尔浒战役后不久，后金顺势占据明朝辽东的大片土地，朝鲜与明朝的陆路联系被彻底隔绝。公元1621年，后金军攻陷沈阳城，至此，辽东的辽阳、沈阳两大重镇全部沦陷，明朝在关外遂无有效的控制可言。
不过，光海君注定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务实稳健的立场，带来一连串的不良影响，对夷狄妥协的态度直接动摇了光海君政权的正统名分。与此同时，光海君在国内的种种政治，结果毁誉参半。
光海君即位，立即在京畿实施“大同法”。过去，朝鲜王朝以户数为征税依据，大同法实施后，改以土地面积征税，将收益与纳税直接结合。简而言之，豪族、官僚等大地主，负担的税额最高，而过去遭受两班官绅横征暴敛的小户农民，则因此而获得解救。大同法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纾解了民困，却打击了两班贵族的利益。虽然遭受官绅的大力抵制，光海君仍然坚持大同法，此后又经过整整100年的不懈努力，大同法才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而当年大同法的试验地是大地主集中的京畿，光海君所承受的压力自然不难想见。⑥
如果说大同法还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德政，则光海君即位后整肃政敌的行为，绝对为他在世人面前建立残暴的不良形象。
光海君刚刚上台，立即清洗曾经反对自己继位的“小北派”。
宣祖以来，士大夫党争愈演愈烈。最初是东西两党僵持不下，东人面对西人态度，产生了南人（稳健派，柳成龙为首）、北人（强硬派，李山海、郑仁弘为首）的分野。尔后，东人郑汝立被告谋逆，西人澈趁机大肆清剿北人、南人，大批南、北两系的官僚受到牵连而下野。适逢此时，壬辰倭乱爆发，柳成龙等南人才得以压倒东人，主导战时的政治。倭乱末期，柳成龙由于与明军将领不睦，转而倡导对日本议和，北人郑仁弘、李尔瞻、李山海趁机弹劾，柳成龙及其南人势力因而失势，北人取而代之。
北人上台，继续分裂。宣祖没有嫡子，而庶子光海君在倭乱中组织分朝，功勋卓著，因而被朝鲜国内私下册立王位的继承者。只是，这种私下的共识并未得到明朝的正式认可，存在合法性的缺失。宣祖晚年，正宫仁穆王后诞下永昌大君，宣祖的意志为之动摇，对光海君百般挑剔。一次，宣祖目睹光海君登上石阶时连跑带跳，借题发挥地说：“如此轻率，何足守大器？”朝臣窥见宣祖内心的苦闷，为宣祖继嗣问题而鼓噪不已，北人因之分为支持光海君的大北派，以及支持永昌大君的小北派。在继嗣问题上，党阀之争纯属赌命。光海君继位之后，柳永庆等一批小北人士即被赐死，大北独掌权柄。
光海君最为人所诟病的举措，是屠杀兄弟、幽禁庶母。
除却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光海君还有一位同母（恭嫔金氏）所出的兄长临海君，两人无一例外成为光海君的眼中钉。光海君即位未久，大北诸臣以谋逆罪名弹劾临海君，光海君迫不及待地将他放逐江华岛乔桐，不久派人将其谋杀。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就颇为棘手，光海君无法明目张胆处置先王的遗孀嫡子。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臣下纷纷上书指出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与外臣勾结图谋不轨，废黜仁穆王后的舆论日益高涨。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母子二人，深知事态不妙，两人相依为命，日夜相伴左右寸步不离。光海君设法分离她们母子二人，某日突然派宫女将年幼的永昌大君强行抱走。仁穆王后赤脚追出殿外，难抑生离死别的哀痛倒地昏厥。永昌大君重蹈临海君的老路，死于江华岛，仁穆王后则被长期幽禁于庆运宫。⑦
光海君共在位十五年。检视十五年里光海君的种种行状，可见他已经站立在溃台的边缘。以背叛上国、杀戮兄弟、幽禁母后等罪名，沉寂多时的西人竖起讨伐暴君的旗帜。李贵与崔鸣吉、金自点、李适等拥戴仁祖之孙绫阳君起兵，事件犹如燕山君故事的重演，大军扑向昌德宫。宫内侍卫、宫人闻声逃散，内应的将士在宫内燃起大火，绫阳君进入宫内。光海君闻变逾墙而逃，不久便被捉获，押送至庆运宫的仁穆王后面前谢罪。绫阳君亲临庆运宫，奉仁穆王后之命即位为王（仁祖）。王位的更替的全过程在深夜里完成。光海君被废为庶人，与其王子王妃一起被放逐江华岛。
光海君王妃柳氏与废世子随即被赐死，光海君后来被转移到济州岛，终日生活在昏天黑地的草庐中。他死于丙子胡乱之后，墙上留下“故国兴亡无处问”的诗句，闻者无不唏嘘。
丁卯胡乱
仁祖即位，杀李尔瞻、郑仁弘等大北大臣，西人人士中，参加反正的李贵、崔鸣吉、金自点、李适自立门户，称“勋西”，其他没有参加拥戴的西人，则为“清西”。
仁祖在位第二年，反正功臣之一的李适，不满自身二等功臣的待遇，又举兵杀向汉城。叛军一度控制汉城，李适拥立另一宗亲兴安君为王。叛乱在当年即被弭平，仁祖从江华岛还驾汉城。
在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同时，反正得位的仁祖君臣不得不面对当初的政治口号。为了反对光海君政权，仁祖与反正功臣们显摆崇明排金的大义立场。此后，陷入名分外交泥潭的新政权，不得不与后金为敌。
1627年（丁卯年），皇太极继努尔哈赤即汗位，立即确定了东征的策略。
皇太极在征战前夕，发布了诏谕：“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此行非专为伐朝鲜也，明毛文龙军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去之。”由此可见，皇太极的打击目标有二，一为威胁后金后方的明朝将领毛文龙，二是一直支援毛文龙的朝鲜。
丁卯年正月，后金军队三万大举进犯朝鲜，主力由大贝勒阿敏率领，由边境一路直取平壤，第二路则进攻毛文龙。不出所料，朝鲜的武装力量不堪一击，义州、宣州等边境大镇陷落，官军节节败退。正月未过，后金兵锋深入郭山、定州，北部国土大半落入敌手。开战十日左右，平壤就被后金占领，仁祖闻讯仓皇逃离汉城，避入江华岛。朝鲜的求和使臣，此时进入了阿敏的营帐。
阿敏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断绝与明朝关系；以王弟为人质；进贡大批财物。阿敏出言恐吓仁祖：“迟一日则汝民受一日之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
仁祖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三月，后金使者至江华岛。使者与朝鲜大臣屠白马乌牛，焚书盟誓，盟约三条：两国结为兄弟之邦；各守疆域永世相好；后金撤军，永不南下。史称“江都会盟”。盟约订立后，阿敏纵容士兵掳掠二日，之后才陆续北撤。
后金与朝鲜互为兄弟之邦，然而这对兄弟的关系不甚和睦。后金常常以兄长之国的身份，强行向朝鲜勒索财物，稍有迟缓，则斥之为轻慢无礼。根据后金的要求，朝鲜不但开启边市与后金进行不平等交易，每年还须按时进贡，计有黄金百两，白银千两，麻布千匹，细布万匹，绵绸千匹，其余大小礼物不计其数。显然，这并非贫弱的朝鲜所能负荷的。
此外，围绕对明朝的立场，后金与朝鲜均无意遵守各自的承诺。后金要求朝鲜以派兵或实物协助攻打明朝，而朝鲜则坚持臣事明朝，暗中收容明朝难民和兵将，拒绝一切不利于明朝的要求。在回复后金质问的国书中，仁祖理直气壮地声称：“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明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不悖。”甚至言辞激烈的指出自己的底线：“弊邦虽弱小，所秉者义也，所守者约誓也，所恃者皇天后土也！”摆出一幅义理所在，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
在疲于应付后金的同时，毛文龙的无度索求也是朝鲜的沉重负担。丁卯战争之后，毛文龙依旧安然盘踞在椴岛，麾下众多兵马的钱粮依赖朝鲜的供给。公元1629年，毛文龙遭袁崇焕诱杀。毛文龙死后，椴岛守军再也不足为恃。后金长年如芒刺背的威胁终于解除，而失去了翼护的朝鲜，处境更加岌岌可危。⑧
丙子胡乱
公元1635年，皇太极建号“满洲”，翌年称帝建元，定国号为“清”，宣布与明朝平起平坐。
当时，出使沈阳的两位朝鲜使臣，恰逢皇太极称帝之日，清朝官吏强迫二人加入朝贺的行列。岂料二人誓死不从，遭受清朝官吏殴打，衣服被扯至破碎，始终不肯屈服。旁观的汉人目睹这般情景，不禁垂泪哭泣。
皇太极称帝，昔日与朝鲜的“兄弟之盟”显然不合时宜。事实上，早在数年前，皇太极就不曾间断要求改“兄弟之盟”为“君臣之约”，遭受朝鲜的坚决拒绝。皇太极称帝的诏使到达朝鲜，朝鲜朝野愤慨不已，纷纷要求斩杀来使焚烧国书。清使见朝鲜人反清情绪高涨，不敢长期逗留，慌忙逃离汉城，途中更遭到百姓投石袭击。清使大怒，不顾朝鲜官吏再三挽留，亦不接受礼物，径自动身回国。⑨
至此，江都会盟十年以来朝鲜蒙受的屈辱，终于借此机会无所忌惮地爆发。仁祖下教八道，宣布斥决对清和议，匆匆整军筑城加紧备战。除此之外，朝鲜君臣别无克敌制胜之策，唯一能做的只有一再重申空洞的义理，激励军民奋发而已。
早有东征预谋的清朝，很快作出了反应。同年的十一月，皇太极祭天祝文，历数朝鲜君臣“招降纳叛”、“拒绝军援”、“反抗大清”等诸般行径，随即发动满蒙汉八旗军十万征伐朝鲜。清军渡江后，一路占领郭山、定州、平壤，仅用十天时间就直抵汉城城下。逃往江华岛的道路已被清军拦截，仁祖走避不及，不得已返回汉城。
仁祖茫然询问对策，左右大臣无言以对。出人意表的是，在危难关头，一向力主和议的吏曹判书崔鸣吉主动献策：“臣请以单骑驰入敌阵延缓敌军，即使计策不成也不过死于敌军马蹄之下。若有幸计策成功，主上可以进入南汉山城静观其变。”这时已经无计可施，冒险的计策总胜于君臣坐以待毙，仁祖同意了崔鸣吉的主张。
崔鸣吉等官僚与随从出城，遭遇驻扎在城外的清军，崔鸣吉故意拖延时间与敌周旋。趁清军注意力分散之机，仁祖由小路逃出城外，半夜才到达南汉山城，清点扈从官僚将士，仅剩数十人而已。
清军随后进占汉城，之后继续南下，顷刻包围了仁祖的驻跸地南汉山城。南汉山被清军层层包围，城中有军兵不及两万，储粮一万石，仅可供应军用两个月。崔鸣吉九死一生回到仁祖面前，他传达了清军索要人质、讲和罢兵的信息。全国各地的勤王兵马相继向京畿集结解围，但是在清军攻击下纷纷挫败，南汉山城内兵将偶或出城接战，也是连连败绩。时值隆冬，雨雪大作，南汉山城内一片愁云惨雾。各地的勤王军，慑于清军的阵势，开始在中途踌躇停留。
莫可奈何的仁祖见大势已去，只能日夜与臣子们嗟叹痛哭而已。思忆攘夷十四年，最终不得不归于犬羊禽兽，仁祖君臣慨叹不已：“三百年血诚事大，一朝沦为夷狄臣妾！”
南汉山城内外的官方抵抗力量，此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除夕前夜，皇太极亲率各路大军二十万抵达南汉山城下。
在围城中，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金尚宪为代表的斥和派终日争执不已。斥和派无法提出有效的退敌方案，却一味高谈义理，在国书字眼上极尽咬文嚼字之能事，大力反对使用“清”、“陛下”之类的称谓。崔鸣吉主张对清朝恭顺，国书大多经过他润色修改，他指斥金尚宪徒好高名、不恤国事。金尚宪则高唱反调不遗余力，激动之下，甚至撕毁清军回书。
严峻现实迫使困守孤城的朝廷持续软化。1636年正月，仁祖向清军递交措辞谦卑的书信，内称“小邦已知罪矣”，乞求皇太极宽恕。占尽主动的皇太极拒不接受朝鲜的乞和信，反而继续发兵攻占各地城镇，江华岛被一举攻破，王室嫔妃及王子大臣沦为俘虏，清军在南汉山下树立招降大旗，山上的守军士气低落，已经到了无法再战的地步。
仁祖朝廷已被牢牢制服。皇太极致书仁祖，令其必于二十日内出降，否则将杀伤军中人质。山上朝廷闻讯，陷入极度的不安，一切抵抗的意志即时崩溃，仁祖最终决定投降，坚守两个多月的南汉山城终于打开了城门。
正月三十，仁祖穿戴朝服，与文武官吏出城，前往三田渡的受降坛。城内军民目睹仁祖出城，不禁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受降坛上，仁祖强忍着屈辱的泪水，在皇太极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献上明朝下赐的敕印。从这一刻起，朝鲜所坚持的对明事大关系告终，仁祖无条件臣服于清朝皇帝脚下。仁祖忍痛将昭显世子与凤林大君作为人质送交清军，并且奉送大批岁币礼物。据载，仁祖屈膝投降的消息传出，“闾巷愚民莫不愤惋，为天朝堕泪”，连月以来军民守节不屈的故事，读来让人心折。二月二日，清军照例大肆掳掠一番，劫走朝鲜士民数十万之后引兵北归。送走清军，仁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久别的汉城。
清军撤走，不忘令战败国撰刻一块“大清皇帝功德碑”，记录双方和战的情形。其上文字，至今仍清晰看见：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宽温仁圣皇帝以败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栖於南汉，凛凛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东南诸道兵相继奔溃，西北帅逗挠峡内，不能进一步，城中食且尽。当此之时，以大兵薄城，如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而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谕之曰:来，朕全尔。否，屠之。有若英、马诸大将，承皇命相属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诸臣谓曰，‘予托和好於大邦，十年於兹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犹不忍屠戮，谕之如此，予何敢不钦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灵乎？’大臣协赞之，遂从数十骑，诣军前请罪，皇帝乃优之以礼，拊之以恩，一见而推心腹，锡赉之恩，遍及从臣。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劝农，远近之雉举鸟散者，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兵败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数人，馀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歳，今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葢交迹。不幸浮议煽动，搆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覆，不翅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羣臣之罪，益无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眷属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沛恩典，小邦君臣及被获眷属复归於旧，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於生成之泽，此实古昔简策所希觏也。於戏！盛哉，汉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驻跸之所也，坛塲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与造化而同流也。岂特我小邦世世永赖，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无远不服者，未始不基於兹也。顾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以彷佛於万一，谨载其大畧。⑩
石碑位于汉城市内汉江岸边，现今被列为史迹。文中胜利者姿态耀武扬威的面目，读来尤觉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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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朝与女真的关系，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五章，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刁书仁论文《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
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七，二八八三页。
③[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胡乱“与“北伐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④《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己未十一年丁巳，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三〇一八页。
⑤萨尔浒之战朝鲜军队的表现，见《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己未十一年乙未，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三〇二五页。
⑥[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大同法和农民生活，北京东方出版社。
⑦宣祖继嗣之争，见《纪年东史约》卷之十九本朝纪，戊申四十一年；光海君杀害庶弟、幽禁庶母，见朝鲜李益源《纪年东史约》卷之二十本朝纪，癸丑五年。
⑧丁卯胡乱，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五章，世界知识出版社。
⑨皇太极称帝，朝鲜人极度抵触，参阅《纪年东史约》卷之二十一本朝纪，丙子十四年。
⑩丙子胡乱的内容，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纪年东史约》、《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等书中关于丙子年的记载。清军掳掠的朝鲜人口，日后或被清廷以高价威胁朝鲜政府赎还，或在沈阳的奴隶市场出售。类似史实，可以参阅全信子论文《丙子胡乱”与朝鲜“还乡女》、中国学者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等文献。
八、隐士之国
倭乱、胡乱相继爆发，朝鲜王国连续战败，虽然幸而摆脱了灭亡的危机，然而两班统治权威大为削弱。战后，两班士大夫未能作出深刻反省，而习惯于维持过去的思维方式，整个朝鲜王朝了无生气，进入一个停滞的时代。
同时，西方文明由中国大陆陆续传入，朝鲜半岛也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线。这个地处远东一角神秘而安谧的国度，被西方人想象为“隐士之国”。而实际上，“隐士”表象的背后，却是一个完全沉浸于自我、近乎自恋的封闭式文明。
“反清复明”
公元1*年，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北京屡次易手。当年的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投缳自尽，作为一统朝代的明朝不复存在。四月，吴三桂引清军进入山海关，李自成一战大败，清摄政王多尔衮接踵进入北京。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
消息传入朝鲜，朝野为之震骇。史载，仁祖君臣如丧考妣，亲临西郊号哭，直至回宫时仍然抽泣不止。①
清朝节节胜利在感情上刺痛了朝鲜人的伤口。朝鲜国内的反清情绪陡然升温。仁祖一度起用李明汉、李敬舆、李景奭等反清大臣。青原府院君沈器远谋反不遂，也以反清为口号。然而清军入关客观上有利于朝鲜朝廷。由于明朝偏安江南，朝鲜对清朝的潜在威胁大大降低。已经君临中原的清廷，为显示抚育藩属的宽仁，对朝鲜的压迫有所放松。长期被羁留沈阳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被释放回国。
昭显世子自丙子胡乱被掳，滞留清国八年，身负国恨家仇，他的思想逐渐产生多端变化。
在沈阳期间，昭显世子曾以《思古剑客》为题赋诗。一位侍从提醒说：“望邸下韬光养晦，时下清虏强盛，不是仗剑之士横行天下的时候。”昭显世子深以为然，接受了这位侍从的建议。世子的思想随着八年人生阅历而不断成长，他从激进的反清分子，转变为务实冷静的思考者。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尽力不显山露水地为朝鲜谋取实利。同时，他在沈阳广泛接触西方传入的文化、技术，试图从中吸取振兴朝鲜的养分。昭显世子因此而深孚人望，每逢他省清回国，举国百姓都自发夹道迎候，沿途甚至有人瞻拜落泪。
可是，踌躇满志的昭显世子，在回归祖国两个月后即离奇暴毙。当时人们认为昭显世子死因不明，慑于清廷的干涉，朝廷内外讳深如莫。
《李朝实录》中对昭显世子作如是评价：“世子既久居沈阳，一听清人所为……专废讲学，惟事货利，且以土木之役、狗马之玩为事，贻讥敌国，大失人望。”在似是而非的评论背后，断定其死因为身染疾病，外加“医官等妄施鍼药”。
官方对事件的暧昧态度，似乎是意图曲折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建立一个观念：昭显世子之死，完全在于他对待清朝的态度。
讽刺的是，昭显世子的世子嫔姜氏及其亲族，在世子死后即被清算，而力主其事的却是具有浓厚亲清色彩的领议政金自点。从事件足可窥见，灭亡的明朝与新起的清朝，时刻左右着人心的准绳，成为这一时代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思维定势。②
如果说反清思潮在仁祖时代尚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在继之而来的孝宗时代则迎来新的高潮。
孝宗大王，也就是昭显世子的弟弟凤林大君，曾长期留质沈阳，自认对清朝事务了如指掌。由于异域人质生涯的刻骨耻辱，孝宗对清朝抱有强烈敌意，他上台之后立即着手清除朝廷中的亲清势力，曾经只手遮天的金自点被流放，诸如金尚宪、李敬舆之类的反清人士则被延入朝廷。孝宗的大胆举措引起清朝的不满，受到谕旨的诘责（顺治七年，1650，六使诘责事件），迫于清朝的干涉，李敬舆等人不久便被免去职位。③可是，亲清派也未能幸免，孝宗二年（1651），金自点父子被控谋逆问斩。
自此，亲清势力一扫而空，孝宗朝廷兴起武力反清的舆论。孝宗对于近乎以卵击石的武装反清计划满怀信心，他曾说过类似内容的话：“我天赋不薄，早年历尽艰辛磨炼，熟习弓马战阵，并且久居清国，熟知彼国山川地形。因而与清人交战，未必毫无胜算。”孝宗更进一步声言：武装反清，为的是申明大义于天下，即使最终结局是兵败覆亡，也死而无憾。
北伐的说法并非流于形式的空言，孝宗君臣居然真的为理想而付诸行动。孝宗再次不顾清朝的监视，建立御营厅，任命李浣为大将，恢复各道的军队建制，增加骑兵与火器兵种的数量，并暗中修缮各地要塞。孝宗致力于强化军事力量，一向重文轻武的朝鲜王朝，难得地兴起一阵练兵讲武的尚武之风。孝宗本人甚至亲自穿上戎服远赴露梁阅兵，亲自将弓矢下赐武将，将武人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孝宗意图精练骑兵炮手十万，时机成熟即提兵入辽、直捣中原。
孝宗的努力无法改变现实中清、鲜两国悬殊的实力对比。随着时间流逝，孝宗痛感自己一事无成，内心不时有“日暮途远”的感叹。孝宗九年（1658），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死亡，视之为毕生宿敌的孝宗喜出望外，以为清朝再也不足为惧。他决心加快武装反清的步伐，对臣下表明心迹：“寡人时日无多，急欲渡海直向燕京，即便一战而败埋骨燕山，此生也就了无遗憾。”
直至孝宗在位的第十年，北伐清朝的计划仍无实质性进展，但是孝宗依然日夜与知己宋时烈密谈反清方略。此时的孝宗仍对北伐抱有希望，他曾对宋时烈透露：“十年内成败将见分晓。寡人戒酒远色，多活十年应无大碍。”岂料，此话说罢不久，在位仅十年的孝宗就以四十一岁的壮年抱憾而殁。遥不可及的北伐梦，遂成为孝宗与宋时烈内心深处的千古遗恨。
北伐的议论，完全是孝宗的私仇与激进儒士尊王攘夷思想结合的产物，当北伐的核心人物孝宗逝世之后，武装反清的实质内容就再也无人愿意提及。有鉴于此，恐怕只有宋时烈等少数几人会为孝宗之死感到切肤之痛，而其他的衮衮诸公恐怕只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吧。④
孝宗崩逝之后，北伐的讨论暂时平息。十多年后，三藩之乱爆发（1673），尘封多时的北伐论再一次被提上议程。
由于陆路的阻隔以及清廷的信息封锁，朝鲜朝廷获知三藩作乱的时候已是事变之后的第二年。朝鲜人见吴三桂割据南方，郑经、尚之信、耿精忠响应于东南，北面蒙古虎视眈眈，以为清朝已经危在旦夕，于是朝野跃跃欲试，纷纷上书朝廷强烈要求征伐清朝，趁机一雪仁祖以来的奇耻大辱。
以尹镌为首的主战派上书国王显宗，洋洋万字，内中力陈大义名分，主张联合台湾郑经，断绝与清廷的关系、立即宣布北伐。尹镌的轻率在于过度高估朝鲜的作战能力，他曾经口出狂言：“我国有精兵十万，粮饷充足，不出十日必然占据沈阳，沈阳既入我手，关内也是唾手可得。”
相对而言，当时的领议政许积颇能审时度势，他在疏奏上谈到：“吴三桂拥立明朝后裔再造大明（实质是吴三桂的谎言），以大义而言我国没有不出兵伐清之理。即使以利害关系而言，一旦大明得以复兴，我国就无法为袖手旁观的行为辩解。”
许积以政治家的视觉，指出北伐在名分义理上并无任何不妥，从而避免与声势浩大的主战派正面对立。
他继而指出北伐论与现实的矛盾：“但是清国虽然疲于应付蜂起的叛军，但是以军事制服我国还是绰绰有余。一旦对方以数万兵马入侵我国，届时将如何对付？”
儒生掀起北伐的舆论浪潮，当时全国的士子多倾向于北伐论，朝野被书生意气冲昏头脑。而许积的主张，得到新君肃宗的肯定，肃宗禁止关于北伐的上书，转而积极筹措本国的防御，以防清国的战火蔓延到境内。对于这个收缩的决策，肃宗曾自辩说：“我非无雪耻之心，奈何国小力弱，有心无力！”⑤
灾难再一次与朝鲜擦肩而过。
肃宗朝以后，朝鲜逐渐从北伐的狂想中解脱。但是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北伐，朝鲜的政治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标榜北伐的精神意义。
肃宗三十年（1704），崇祯皇帝殉国一甲（60年）之际，朝鲜王室设置“大报坛”祭祀洪武、万历、崇祯三帝，纪念明朝再造江山的大恩。此外，还有一个珍藏明朝遗物的“敬奉阁”，更晚的十八世纪中叶，英祖大王曾打开珍藏的木柜玩赏柜中文物，之后无不感慨地说：“此柜敬以妆之，宝以藏之，此皆敬摄中眷眷皇朝之盛意。”——可见，崇明排清本身就是朝鲜宫廷悠久的传统，这就无怪乎朝鲜人在晚清时还有“崇祯后几年”的纪年方式了。
遭遇多次外敌入侵之后，朝鲜朝廷面临严峻的正统性危机。为维持政权存续，朝廷不断抛出北伐论，带动全民崇奉忠孝节义的典范，借这种纸上谈兵、梦中斗法的方式，强调本身存在的正统名分。然而此举带来了不良后果。基于北伐论的认识，朝鲜人长期以来不肯正面评价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几乎全面排斥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朝鲜王国往后闭门造车的历史，此时已经显露出端倪。
百年四色党争
提起朝鲜李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党争。在不少史书中，将热衷于党争形容为朝鲜士大夫的普遍习性，这种恶性竞争，进而导致纲纪的废弛和国力的衰颓。
那么，党争缘何而起？恐怕连韩国本土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总结出令所有人信服的理由。有人指出，党争的产生与东亚地域的文化、人种性格有关；有人将原因归于朝鲜王朝的官吏制度，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体制无法避免党争；甚至有人把朝鲜王朝后期长期的和平视为原因。
事实上，如果从社会经济利益上着眼，或许能更清楚地解释党争的问题。以这个角度看来，党争的诱因有两个，一是朝鲜王朝两班贵族制度，二是朝鲜半岛的经济地理。
朝鲜两班制度自诞生之日，就隐含着死亡的基因。在高丽时代，各级官员分为文班(文官)﹑武班(武人)，统称“两班”。朝鲜王朝开国之后，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形成了新兴的文班与武班，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朝鲜时代的两班从建国初期就一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特权。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功臣们从高丽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之后，由朝廷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功臣田)，加上两班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两班财富日积月累，而相对地政府的税源却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直接造成了国家的贫弱。
王室、两班作为社会的寄生阶级，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活动，而人口却以高于劳动阶级的速率上升。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珍贵财富，并且在技术条件限制下，土地滋生的产品几乎不会年年递增。如此一来，不断增加的贵族人口与有限的财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类似问题，在国土狭窄的朝鲜半岛尤为明显。为了限制贵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自太宗时代起﹐国法出现了“庶孽禁锢”的规定，这是一种极富朝鲜特色的嫡庶差别待遇。根据国法，两班家庭中只有正室夫人的后代可以继承贵族身份，妾侍的子女一般只能沦为两班与良民之间的中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地位更为低下的贱民。而中人只能充任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吏，不能享受两班的特权。
单凭两班内部的自我淘汰，还是无法维持稳定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尤其在倭乱、胡乱之后，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八道土地，绝对值进一步缩减。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中期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发生，结果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兴功臣，两班内部僧多粥少的情形日趋严重。朝鲜是文官社会，仕途与财富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利益的刺激下，统治体制内部的官位争夺战十分自然地发展为集团之间对抗的党争，集团内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党争的表面是理念、政见的争议，然而究其实质不外是俗不可耐的权、利之争。
宣祖时代，新进儒林与朝中的元老儒林对立，出现了东西两党的分立，李朝党争的历史由此而起。此后近半个世纪，虽然又出现了南人、北人等诸多名目，但是总体而言是东人背景出身者执政的时代。
东人的时代延续至“仁祖反正”，仁祖上台之后一直到显宗时代，这50年又轮到西人担纲执政。在这50年间，西人同样分为勋西、清西两派，后来才被宋时烈重新统合。西人掌权，在野的南人屡屡挑战西人的执政地位，此后，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整个朝廷仿佛因为党争才得以存在。
以孝宗之死为契机，南人掀起党争的风暴。看似荒谬绝伦，争端的重点，竟然是王室成员的服丧礼仪。
孝宗壮年而逝，其母后赵大妃仍然在世。宫中礼法对嫡庶服丧有着严格规定，作为长辈，对嫡系和庶系所遵循的丧服制度存在很大差别。孝宗是仁祖的嫡次子，嫡长子昭显世子早年暴死。如此一来，孝宗算是“嫡”还是归入“庶”？赵大妃应当以嫡长之礼服丧三年，还是以诸子例服丧一年？礼法文献并无类似特殊情形的解释。
围绕着这个话题，南人与西人争得不可开交。
当时，宋时烈认为孝宗是“次嫡”，主张期（一）年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因为在注重尊卑纲常的朝鲜，称别人为“庶”、“次”，无异于对人格的侮辱，何况是对一国至尊的君主？南人大臣尹镌不失时机地上书，言辞激烈地指责宋时烈“不谙礼法，目无君上，乱统坏法”云云。他引用《仪礼》，指出嫡长子早死，第二嫡子继位也视为嫡长子，主张大妃服丧三年。
宋时烈是当世名儒，对典籍的钻研炉火纯青，他迅速旁征博引，从《仪礼》中挑出“嫡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一句，同时以《大明律》和《国朝五礼仪》（朝鲜礼书）等礼书为依据进行反驳：无论长子、嫡子，母亲都只能为之服期（一）年之丧。尹镌一时哑口无言。于是一锤定音，争论尘埃落定。
宋时烈雄辩得胜，保证西人稳如泰山的立场，可是，他大概错将党争手段当作学术辩论，在争辩中对言论掌握欠缺分寸，这些在日后成为政敌的把柄。
又过了十四年。孝宗的遗孀仁宣王后张氏逝世。赵大妃依然健在，如何服丧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根据服丧孝宗时的结论，孝宗并非嫡长，那么张氏自然也不是嫡媳妇。根据《国朝五礼仪》，既然不是嫡长之妇，那么赵大妃就只能穿“大功服”服丧九个月。
这时又有人提出令人为难的质疑：“仁宣王后不是嫡长之妇，难道显宗大王是庶妇所生之子？！”——赵大妃披上大功服，显宗的身份就显得无比低贱，其正统地位何在？
显宗对此无法充耳不闻，他责令负责礼仪解释的大臣作出合理解释。领议政金寿兴翻遍礼书，仍然无法得出自圆其说的结论，结果只能被扣上藐视君上的罪名革职放逐。⑥
同年间，显宗逝世，肃宗继位。处心积虑的南人企图借礼仪议论的余波，将宋时烈等西人逼入绝境，他们以“乖礼”、“乱统”为罪名弹劾宋时烈。肃宗居然回应说：“时烈罪大恶极，应当正以国法以雪孝庙之耻，此乃寡人日夜切齿的怨恨。”⑦——一国之君所日思夜想的事情，居然是借故除去不合己意的三朝老臣，肃宗思想格局之偏碍可见一斑。
宋时烈被流放海岛，南人重新登场。执政之后的南人，高唱北伐论。以准备北伐为理由，南人设置都体察使府，大肆招兵买马，掌握了除禁旅之外的全国军权。西人被迫将控下的守御、摠绒两营军兵交出。不仅如此，南人还意图将肃宗的训练都监、御营厅两处兵力纳入伞下。肃宗无比恐慌，转而重用宠臣兵曹判书金锡胄。
肃宗六年（1680），金锡胄揭发南人的谋反计划。南人巨头许积之子许坚，涉嫌参与宗室福善君、福昌君、福平君的篡位活动，史称“三福之变”。东窗事发，包括许积在内的南人巨头被牵连问斩，南人党人不是死便是贬，南人势力烟消云散（庚申大黜陟）。
“庚申大黜陟”导致西人内部的再次分裂。宋时烈主张严厉整肃南人，称为“老论”派；其余主张终止整肃的西人，称为“少论”派。所谓的“四色党争”，指的就是南人北人、老论少论，四种党色至此全部粉墨登场。
西人与南人冤冤相报，在仇恨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誓与对方不共戴天。
肃宗十五年（1689），后宫风波又起。肃宗正宫仁显王后闵氏无子，禧嫔张氏却为肃宗诞下第一个男丁（后来的景宗）。肃宗大喜过望，执意要将张禧嫔的儿子册封为世子。这时，宋时烈援引宋哲宗由藩王而进位太子的故事，上疏劝谏肃宗顾及闵氏的处境、不要急于册封世子。
宋时烈不合时宜的奏疏，触怒了沉浸于喜悦的肃宗。宋时烈被政敌竞相弹劾，礼仪之争的陈年旧事再次被提起，宋时烈被控藐视王室遭到流放，这一次，肃宗必欲将他置诸死地，流放济州岛的翌年，肃宗命宋时烈饮鸠自尽。事后，肃宗以善妒的罪名将闵氏废黜、赶回娘家。
闵氏与张禧嫔的纷争本来只是肃宗的家事，但是由于肃宗感情用事、处理不当，事件引起朝廷政治版图的改写，西人失势、南人崛起，是为“己巳换局”。
西人老论派的主张被否决，同时还失去了领袖人物，哪里肯善罢甘休，他们不断致力于闵氏复位。不久，肃宗又为老论提供了复出的机会。
闵氏被废，张禧嫔由嫔妃一跃而成正宫王妃。可是没过几年，肃宗又开始反悔，将闵氏接回宫中，恢复她正宫的位置，而张禧嫔被降为嫔，少论派南九万出任领议政，西人势力开始抬头。张禧嫔降位导致朝中大批官员的失脚，南人政丞权大运、睦来善以及手下一大批附和张禧嫔的官员被革退。张禧嫔本人也最终于1700年被赐死。南人从此一蹶不振，西人又上台了。
老论、少论成为以后党争的两大主角。
继肃宗之后，张禧嫔的儿子景宗继位。景宗生性仁柔，体弱多病，膝下没有子嗣。景宗不得不采纳老论派四大臣（金昌集、李颐命、李健命、赵泰采）的建议，立异母弟延礽君为世弟。少论派坚决反对，指责四大臣为“四凶”，诬告老论企图谋逆。四大臣被处以极刑，老论派被一网打尽。事件称为“辛壬士祸”（1721）。
景宗在位仅四年，世弟继位，是为英祖。英祖处决诬告老论的少论人士，重新起用闵镇远等老论派。英祖厚此薄彼，引起少论派的不满，英祖四年（1728），少论李麟佐在南方起兵，叛军同时在北部、京城响应，准备一举推翻英祖朝廷。英祖派兵讨伐，一战大败李麟佐，少论派的叛乱被平定。⑧
英祖致力于消弭党争，他力图劝和老论与少论的领袖闵镇远和李光佐，一视同仁地任用南、北、老、少党色的人士，决心实施“荡平策”。
思悼世子
英祖雄心勃勃推行荡平政策，然而根深蒂固的党争传统，并非一纸谕令就能制止，老论少论的争斗仍然持续。
英祖后期，英祖继妃金氏（贞纯王后）之父金汉耉与思悼世子的岳父洪凤汉对立，此时的党争已经忽略东西老少的党色界限，金汉耉与洪凤汉同属老论中人。
金、洪两家外戚的斗争纯属老论内部的权力角逐，二人相争的结果，导致了朝鲜王室历史上耸人听闻的悲剧。
思悼世子自幼聪明灵俐，深得英祖钟爱，英祖二十五年（1749），思悼世子开始代理国政。世子处理政务，洪凤汉也因之得势，一度晋位领议政。可是，英祖与思悼世子父子之间的关系，随着政治趋向的不同而恶化。世子虽然代行行使王权，却不是名正言顺的君主，尤其是贞纯王后的外戚金氏一族，对世子一直虎视眈眈。世子党与父亲英祖、继母金氏一族剑拔弩张的矛盾，令思悼世子的处境十分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英祖三十八年（1762）终于发生了思悼世子虐杀事件。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刑曹参议李重海的诬告。李重海将东宫官吏的密函呈递英祖，声称思悼世子企图叛逆，长期为谗言蒙蔽的英祖信以为真，震怒之下传召世子入见。史载，思悼世子连夜进见，但是申辩无门、光景愁惨，宫人见状无不饮泣。
不久，英祖命令世子前往昌德宫觐见，当世子进入宫内，宫外号角频传，突然而至的大军将宫城团团包围。宝座上的英祖手持佩剑，杀气腾腾的持械军士环列四周，世子一人站立在庭下，上方传来英祖严厉的声音：“汝有死罪宜速死！”
满朝文武闻声愕然，世子则一直俯伏在原地。群臣苦苦泣谏，英祖却越发歇斯底里，命令卫士驱逐大臣，然后声色俱厉地催促世子立即自尽。
俯伏多时的世子明白父亲的决心不可动摇，于是解下袍服悬梁自尽，但在即将气绝之际，就被侍从救下，如此重复多次，仍未能结果自己的性命。英祖见世子未死，更加怒不可遏，亲自传令抬来装米的木柜，硬是将世子推入柜中。两名侍从紧抓世子衣袖不放，几经拉扯，卫士才将世子推进柜内，英祖亲自上前为木柜上锁，严令卫士仔细看守。
世子被困在柜内，靠官员偷偷灌入的汤水活命，时间一长，世子本能地在柜内挣扎，英祖听见响声，居然命令再在柜上加厚木板、打上铁钉，如此仍嫌不足，再系以绳索、加压巨石，英祖泯灭天性的行径令臣下无比寒心。木柜在盛夏的烈日下曝晒达七日之久，柜内的喘息声日渐微弱，到了第八日，柜内已经一片死寂。⑨
世子的遗体被取出安葬，英祖赐谥号“思悼”。思悼世子的死亡令老论走向公开分裂。世子的岳父洪凤汉同情思悼世子之死，弹劾英祖听信谗言铸成大错，称为“时派”（也称为北党）；而英祖继妃金氏的外戚金汉耉及其子金龟柱，则支持英祖继续执政，称为“僻派”（又称为南党）。
时、僻两派在政坛此消彼长，英祖末年僻派大行其道，当思悼世子之子正祖即位后，时派又取得主导地位。士大夫不再以党色为标准党同伐异，他们反而乐于与有着共同利益的伙伴结成联盟，在政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英祖时代的党争别于以往的鲜明特色。
无论出于什么初衷，英祖杀害思悼世子的事件标志着“荡平策”的完全失败，国王全然成为臣下任意摆弄的玩物。这可以说是朝鲜王室最大的悲哀吧。
势道政治
英祖逝世，由摄政的世孙正祖继成王位。正祖即位后，大力起用保护他父亲思悼世子的时派人士，与时派重要人物蔡济恭一起，排挤残害思悼世子的僻派大臣，谋求王权的复兴。正祖被誉为继世宗之后的又一明君，他容许学术自由，提倡科学技术，试图吸收一切有益因素改善朝鲜的政治面貌。
正祖改善国计民生的宏愿，与当时的实学学者的济世思想不谋而合。诸如朴趾源、朴齐家、丁若镛等提倡实学思想的在野名士，受到正祖的破格擢用，虽然这些人屈居卑官散职，但是实学思想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正祖的政治路线。
为了将进步学者纳入朝廷，正祖设置了学术机构奎章阁，奎章阁名义上是为王家保管历代文献的机构，而实际上则是一个不分党派背景收容人才的地方，这里就如同世宗时代的集贤殿。
奎章阁是反对保守势力的阵地，朴趾源、朴齐家等人先后进入奎章阁任职，他们主张打破“北伐论”全面否定中国现状的思想，转而提倡“北学”，主动吸收清朝文化以及清朝国内的西方文明。
“北学”意味着向北方的清朝学习，典出孟子中陈良者北学中国之句。自胡乱以来，朝鲜朝野将清朝视为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国，一直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不断居高临下地蔑视这个现实中的上国。实学者朴齐家曾作为使臣三次远赴燕京，在数千里的使行路上亲眼目睹所谓“夷狄之国”的殷富强盛，对比起朝鲜国内贫困破败的现状，内心感受到莫大的震动——当年的清朝尚且被视为先进，可见自诩文明之邦的朝鲜是落后到什么程度。朴齐家将“向清朝学习”的思想撰写成《北学议》，大声疾呼抛弃陈腐的“华夷观”，学习清朝的农业、畜牧、营造、水利等科技，后来，他将这本利用厚生的著作呈献正祖。朴趾源也有类似的著作《热河日记》，在当时掀起一翻北[系统过滤]。
另一位著名实学者丁若镛，则已经预感到“西势东渐”，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西方学问上，他与西方教会过从甚密，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西洋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科学技术。丁若镛也受到正祖的登用，历任弘文馆修撰、暗行御史、兵曹参议等职务，丁若镛因思想前卫而受到僻派大臣的攻击，正祖时时加以庇护。
正祖推行实学，有着剪除僻派保守势力的动机，这固然有正祖个人感情好恶的成分，但也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正祖时代修筑的水原华城，就是两种成分结合的结晶。正祖表面理由是修筑行宫以便时时参拜思悼世子的陵墓，事实上却是借修筑新都挣脱僻派垄断的朝政，并趁机建立诸如壮勇营这种直属国王的军事力量。当时三十一岁的丁若镛接受了正祖的命令，开始设计了城池修筑的图纸以及使用机械的草图，工程中使用了起重机、滑车等机械，迅速完成了工程，并且节省四万两银的费用，深得正祖嘉奖。
1799年，领议政蔡济恭死亡，翌年，正祖也紧接着逝世，倾尽正祖一生心血的新政随之人亡政息。此后，正祖的幼子纯祖继位，支持僻派的贞纯大妃金氏垂帘听政。正祖临终前，任命金祖醇以及纯祖的外公朴准源为顾命大臣，丁若镛等一大批人被指宣扬西洋邪道遭到清洗，朝鲜国内的天主教遭受严厉禁绝，这就是“辛酉教狱”（纯祖元年，1801）。极端保守、反动的“势道政治”抬头。
势道，又称“世道”，本意为“治世之道”，亦即杰出的政界精英辅佐国王的情形。但是，随着朝鲜政治的腐化，势道的原意被扭曲，渐渐蜕变为权臣垄断国政的寡头政治。一般认为，“势道”始于正祖的外戚洪国荣。正祖在父亲思悼世子死后，一直身处险境，英祖时的僻派权臣洪麟汉、郑厚谦成为正祖的最大威胁。在正祖杀机四伏的世孙时代，洪国荣作为正祖的外援，帮助正祖顺利继承英祖的王位。因为此功，洪国荣在正祖继位后出任禁卫大将、以妹妹填入正祖后宫，以外戚、权臣的双重身份掌握朝政。当时，虽然就位阶而言洪国荣称不上位极人臣，但是由于他受正祖信任、受托国政，因而举凡军国要务及百官上书，均由洪国荣过目之后再后奏于正祖。这种程度的垄断局面，由洪国荣首创。不过洪国荣的势道并不稳固，正祖即位第四年便以贪赃枉法的罪名将其流放。
正祖死后大概60年的时间，是为“安东金氏势道时代”。
正祖托孤金祖淳的翌年，金祖淳将女儿嫁与纯祖为王妃，开辟了外戚安东金氏之势道。在势道政治时代，国王被架空，一元多极的权门家族垄断朝政，政权的核心转移到“备边司”。备边司的长官为“都提调”，由三议政充任，而各曹的判书、四都留守、各营大将甚至政界元老都被招揽入备边司成为“提调”，备边司由此掌握了政权，原议政府下的机构只能执行备边司的决定。
简而言之，朝鲜的备边司，犹如幕府之于日本。
备边司有“堂上官”（三品以上）官位300个，由以安东金氏为首，大邱徐氏、丰壤赵氏、延安李氏、丰山洪氏、潘南朴氏等六大权门占据，权门之间通过互通婚姻形成血缘纽带，整个政府实际上成为权门攫取私利的私家组织。
继纯祖之后的是宪宗，此时，由于身为宪宗母亲赵大妃的外家，丰壤赵氏接近权柄，赵万永的势道一度取代安东金氏。哲宗继位，安东金氏首长金汶根之女与哲宗联姻，安东金氏又再度取得权力宝座，此后，安东金氏一族的金兴根、金左根、金洙根、金泳根垄断三公之位，金炳冀、金炳学、金炳国、金炳翊、金炳弼等一族宗亲则把持六卿与大将之职，这种金氏一族盘踞朝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大院君势道掌权为止。
势道，是吸食国家膏血的毒蛇。势道政治下的朝廷，已俨权门家族安插自家子弟的私家机构，官僚体制与政治纲纪荡然无存，科举制度毫无公平性可言。势道政治的盘剥掠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辛酉教狱”事件中被流放外乡的丁若镛曾指出：一结土地的收成，丰年800斗，平年600斗，歉收年400斗，其中300斗为豪门地主的田租，还要缴纳80斗朝廷的各种捐税，除却正常纳税，农民还得负担“军布”附加税，甚至受到官府藉借贷谷物为名的“高利贷”——当中朝廷、势道、百姓三方的关系，从简单的数目中便可一目了然。
势道的掠夺造成税收的混乱，称为“三政紊乱”。
部分民众不甘受到势道的盘剥，组织秘密结社奋起反抗暴政。零星的袭击、请愿、暴动不断发生，甚至有农民捣毁官府、将官员弃置荒岛的事件。系列反抗运动中，最为显著的是“洪景来之乱”，又称“两西大乱”、“关西农民战争”。
洪景来是北部平安道的没落两班，他率领禹君则、李嬉著等一帮不得志的豪杰，在纯祖十一年（1811）以“平西大元帅”之名起义，周边农民仇恨长久朝廷对当地的差别待遇，于是纷纷加入洪景来的行列，农民军得以长驱直入占领定州、嘉山两城，十日之内，郭山等七座城邑也几乎不战而下。官军开始集结反击，农民军退入定州城死守，官军屡攻不下、死伤惨重，最后官军在城墙下埋放炸药，炸塌城墙之后才攻陷城池。洪景来战死沙场。
往后，洪景来的后来者不断出现，在天灾、人祸交相来袭的纯祖、宪宗、哲宗数代，密谋起事的暗涌有增无减，济州岛的居民还一度有过处死官员、据岛独立的计划。
后期的武装暴动，形式大体相似，几乎都是地方官贪赃不法，百姓揭竿而起包围衙门声讨其罪行。1862年，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乱，最初的民乱爆发于鱼米之乡的晋州，随即形成风潮席卷全国名城大邑。晋州农民不满兵使与州牧压榨百姓、亏空公款的行径，纷纷头缠白布、手持棍棒，四出袭击地主宅邸，最后一举包围衙门大肆破坏，发泄心中怨愤之后自行解散。对于类似事件，朝廷无力镇压，往往在事后派使者揪出几个发动者处决、象征性惩罚官吏之后便不了了之。这一年各地爆发的民乱，统称为“壬戌民乱”。⑩
壬戌民乱之后的翌年，哲宗去世，高宗以旁支入继王位，大院君以王父身份摄政。大院君排挤打压安东金氏的势道，建立起自己的势道政治。大院君执政之初，锐意革新弊政，纠正“三政”的紊乱，试图调整无比破败的农村经济，稳固政权的根基。
大院君继承了安东金氏势道的排外政策，坚持“斥邪卫正”的立场。最早在纯祖年间，就有英国商船来访的记录，英国通商的要求被朝鲜严词拒绝。大院君上台后，再次严厉镇压天主教，捕杀９名法国教士，制造了“丙寅邪狱”（1866）。丙寅邪狱导致法国的报复，三艘法国军舰于同年闯入朝鲜海域，与朝鲜军队交火。最后法军焚烧江华岛的行宫民居之后撤离。（丙寅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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