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等。他们和鲁迅辩论过了一阵，但《新月》社本身，也受蒋政权的迫害，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至于受鲁迅所攻击的第三种人，
即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派（王礼锡所主持），和《现代杂志》派（施蛰存主
编），也只是和左联文人对辩，没有围攻鲁迅的作用的。
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
或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
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路线，
并非要鲁迅来领导。我们且看鲁迅和徐懋庸的往来信件，就可以明白鲁迅与
中共之间也不一定十分协调。不过，中共懂得争取群众，争取鲁迅这样一个
文化斗士 ，有时颇迁就他迎合他的意向的。
至于林语堂由《论语》而《人间世》而《宇宙风》时期，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文学，并不有意与鲁迅为敌，却也不曾尊崇鲁迅。他们所推尊的，乃是周氏另
一兄弟周作人。当林语堂抬出袁中郎的公安派文体时，鲁迅批评得很多，林
氏也很少还手的。其他如邹韬奋之主办《生活》、《新生》周刊，陈望道之主办《太白》半月刊，黎烈文之主编《自由谈》，谢六逸之主编《立报，言林》，也只是
和鲁迅相接近，并未奉鲁迅为盟主的。鲁迅一生，总是"荷戟独彷徨"的日子
为多，他是天空的飞鹫，并非蚁群的首领呢！
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上文笔者提到鲁迅到广州，原想找郭沫若及其他创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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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朋友谈合作的事。哪知他到了广州，成仿吾、郭沫若都已随军北伐了。等到鲁迅回到了上海，《太阳》社已开始围攻鲁迅，鲁迅又因所作《上海文艺界之一瞥》的讲演，刺痛了郭沫若那一群人。鲁迅和郭沫若便一生未见面，没有合作之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前后，当革命阵线破裂动乱之日，鲁迅是一个比较懂得世故
的文人，依旧想退出阵线，沉默下去，这也是可能的（他的确不想傻得像秋瑾一般，给一阵拍手鼓励得勇于上断头台，做烈士去的；)。他在广州时，宋云彬
就问过："鲁迅往哪里躲？"他说:"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 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的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①这话，也不一定完全豁了边。
后来，他到了上海，创造社后期那些年轻作家，向鲁迅挑战，如钱杏邨^阿英) 所说的："在这时，鲁迅是停滞在他原来的地方。他没有牢牢的抓住时代的轮
轴，随着它的进展而进一步去把握这个巳经展开了的新地，重行开始他的新
的反封建的创作。这样，显然在鲁迅作品中的世界被破坏了以后，他又进一
步的失却了强有力的创作的依据，他只有4吾将上下而求索'了。在什么都求
索不到的时候，他只有切断了他的创作的生命，写他的开始生长的悲观哲学，
和他的儿时的回忆了。鲁迅在这时又感到了失却了他自己的地球的悲哀。
钱杏邨那一群年轻人，对于时代的了解是不够的，而对于鲁迅的认识，尤其不
够。鲁迅的确在那时停住脚来，"上下而求索"，他却并未停滞在原来的地方，
他是面对着现实，睁着眼睛在看的。
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有过这样的批评："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一
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嫌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巳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
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
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①这是明明指着创造社那
些作家说的（鲁迅明明提出了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这些人来。当时的革
命文学家，如蒋光慈，的确把蒋介石、汪精卫的照片放在玻璃板下，称为中
国的列宁、托洛斯基的〉。
鲁迅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所作的演讲，论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念》，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
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②"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
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 0118 ？ 0118 ？ 0118，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4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
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灯的老调。"③在鲁迅看来，浪漫主义的作家，即算提倡革命文学，也还是浪漫主义的幻想的。
鲁迅的散文集，有一种称之为《三闲集》，那就是应着成仿吾批评他的话而命名的（成仿吾说"鲁迅所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花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这是一句刺痛了鲁迅的话）。鲁迅曾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民国十六年被血吓得目瞪
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4正人君子
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都升为作家或教授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73页。@ 同上书，第143页。@ 同上书，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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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评传
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 ^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
我的寓里的鏖君，也终于忿忿地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往
来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了。"①（他曾
幽默地说，要把那些攻击他的文字编成一册，名之《围剿集》的）
他是对创造社采取正面的攻击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说：
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
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
会相对立。……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而艺术的，是一面
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
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
面就是创造社……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蝴蝶派……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到了前年，'革命文学7这名目才旺盛起来了 ，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
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
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
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
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才有了强烈的活
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
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
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十流氓的毒。"②
这一演讲，也真刺痛了郭沫若的心，他特地写了《创造十年正续编》，来说明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页
同上书，第281—284页。
他们的战斗历程，前面还有一篇《引子》，针对鲁迅的讲演，而有所驳正。他说: "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位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
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分子，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分
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
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的：'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与反革命的，都只
有我鲁迅一个人的！，"他们的争辩，都巳动了意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了。
作家联盟"及
迅在上海曾经参加过"三盟"："自由运动大同盟"、"左
民权保障同盟会"（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 ，从未参加政治组
么口 、
、》
九三^年春天，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指他是"自由运动大同盟
的主持人（若干鲁迅传记，都说浙江省党部所以要呈请通緝鲁迅，是因为省党部常委之一的许某，系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而鲁迅主编的《语丝》刊载过揭发复旦大学的黑幕，所以怀恨于心。这一说法，似乎太好笑一点。其实，上海
巿党部、江苏省党部、浙江省党部乃是0(3系的大本营，那些党老爷最爱干涉文人行动，所以有此决议，和许绍棣及复旦大学无关、据鲁迅说："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他发起，当初只是请他去演说。他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
一人，他记得是郁达夫，演说次序是他第一，郁第二 ，他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到了次日
报上发表，则变成鲁迅第一名了
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熟人，他们
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之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也用硬功对付， 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①(那时，朱家骅主浙政，系北京大学旧同事， 鲁迅往广东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也是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所聘请的，所以他说颇有我的熟人）
到了 一九三三年，民权保障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举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会长，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这是适应那法西斯统治的黑色恐怖而产生，他们都是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本着人道主义做救助的工作。那时，蒋介石正在敬慕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他的特务机构蓝衣社初露
十五
海十
年
间
锋芒，中共的文化人迭遭杀害，自由主义文化人如申报馆社长史量才，也被他
①转引自《回忆鲁迅资料辑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们所暗杀。他们仇视这一机构，
央研究院副院长，而死于执政的国民政府的特务之手〉。那时，谣言纷传，谓鲁迅也在黑名单之列。杨氏下殓之日，鲁迅亲往吊唁。是日大雨，他祭吊回
去，赋诗写怀，句云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
健儿
鲁迅是很理智很冷静，却又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所以并不感情冲突，也
不临难苟免的。
那一时期，笔者曾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写了一篇杂感：《杀错了人》， 说:"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
了 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
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中国每一回的革
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
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划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
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
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其恶势力一直贯注到现在。"便是指当时当局的恐
怖政府而言，接着，鲁迅也作进一步的推论："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 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的（我们不仅看错了袁世凯，也看错了蒋介石了）
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文人，对他的不断攻
鲁
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
不过，这
评传
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
共的文艺政策，有了 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翟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
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的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迅加入了"左联"，"左联"才显得有力量，而鲁迅的荷戟彷徨的孤立时期，由于
有了"左联"的卫护，也就过去了。
在"左联"未成立以前,鲁迅曾自述其处境。说："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
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把神话中的！^0！1161^03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而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措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4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左联"酝酿于一九二九年的冬间，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间。鲁迅曾于"左联成立大会"中发表意见，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
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髙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4右倾'。西洋的叫做531011的4沙龙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
言。……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
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革命
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
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
易失望。……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髙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①接着他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
？ II 41 V、
鲁迅评传
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
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第三，我们应
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 了。"①从那以后，他的路向就慢慢走稳了。
有一位和鲁迅在上海时间往还很密切的冯雪峰（他也是浙东人，和笔者
也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先后同学），他曾写了一本《回忆鲁迅》。
不过，雪峰对于鲁迅的看法，以及他所说的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却不是
一些勉强替鲁迅戴纸糊帽子的人所能了解的。冯氏说他自己在北京过流浪生活时期，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讲课，他得了一些印象，又从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些，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心里曾经这样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②凡是和鲁迅相接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鲁迅，是他自己那一环境所孕育成长的，我们不能忘记他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③的话，这是使他成为"冷得可怕"的主因，我们实在不必为之隐讳的(后来冯氏又否定他的看法了，也是政治观点在作祟：)。鲁迅曾经这么说过: "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将来， 我是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
①②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239—242页。
参阅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 — 25页。《鲁迅全集》第1卷，第270页。
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实行什么主义，是应该说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的。"①这些话，都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本意的。
我在上文，巳经说过"左联"在上海争取进步的文艺作家，那是有的，但"左联"并不曾处于领导地位。"左联"一直就争取"鲁迅"，但鲁迅也不是左联的领导者;这是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所不明白的。冯氏说:"左联和鲁迅先生是相互发挥的，如果左联不是有鲁迅参加发起，经过他的领导，那么左联是不会有像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成绩，也不会像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样子的。我们知道，左联有过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都不应由鲁迅来负责。那些更重要的错误，我觉得和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的4左'和4右'的错误倾向相联系着的，而那次要的错误，则我们简直是常常犯的了。""从左联这团体和
它的活动来说，这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就因为鲁迅在。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不倒，左联就不会倒。鲁迅的斗争的顽强和他的权威实在地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在左联被压迫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几次说,越困难，我们越要坚持"那神情简直天真到有如一个好斗的儿童，好像
对敌人说：4咱们试一试罢！'他的这种坚持的顽强态度，就给了大家以无限的力量和信心。"这是"左联"依靠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呢！
但鲁迅和"左联"也不一定十分和谐的，我们且看他写给徐懋庸的信，说到他和周起应〔周扬）见面那一幕（周起应也是中共派在上海执行文艺政策的），就可以明白了 （此是后话：)。
我们细看鲁迅《华盖集续编》，可以看到他和"正人君子"的《现代评论》派(也称吉祥胡同派），有过短兵相接的长时期论争;后来，他到了厦门、广州，也
和"系"》中，看得很明白）。、到了上海：这一份论争的气息，就从胡适所主编的《新月》上再展开来。鲁迅也就主编了在上海复刊的《语丝》周刊。
《新月》派文人，有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沈从文、罗隆基等（这些作家，都有他们的成就的，《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的公案，也一直是结而不解的、当年，陈西滢写信给徐志摩，曾经毒辣地讽刺了鲁迅一阵，说:"鲁迅先生一下
①转引自《冯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3^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
打一个赌。"自从这封毒辣的信刊出来以后，鲁迅就和他们明识暗讽对骂了一年半，而今又移到《新月》上来了。
《新月》的发刊词，便是一封挑战书，他们提出了"健康与尊严"原则说: "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一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比做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排满了招
牌，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 I 各有各的引诱(他们列举了十三种派别〉。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
！ 上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条件是（一）不妨害
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这段申明，可以说是很含混的，也可以
说是很鲜明的。接着便是梁实秋那篇《文学与革命》，他认为革命的文学这个
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说:伟大的文艺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绝无阶级的分别。鲁迅便起来
应战了 ，他说:"这样的山羊（指新月派的绅士）……脖子还挂着一个小铃铎， 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的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①
他批评梁实秋的论点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
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4束缚\实乃出于必传 然。自然4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澳恼，煤油大
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 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
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 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髙，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一一的文学，
或者除去4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
学。"①这一场争论，倒是不十分长久，便过去了 。
鲁迅初住上海那两年，曾经应李小峰之请，编过《语丝》周刊的（那时，李小峰已经把北新书局办起来了，那时的北新颇有朝气，和开明、生活书店鼎立为三），这份时代记程碑的刊物，到了上海，内伤外感，却也失去了初期的光芒了。鲁迅曾以沉痛的心怀写过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说到向来编法的"糟""乱"（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杈，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 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改，所以他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 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写北新书局，由那里运送印制局的，等到他看见时，巳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巳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他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
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4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
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但《语丝》本身，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者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
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 我不给编人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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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词不载的
事由单。"①在鲁迅看来，这又是《新青年》的旧戏重演了。他有几句沉痛的结
语："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
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② 从那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气氛来说，鲁迅之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政权之下，
也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时代，并无不同，甚至更低沉得多。他之所以转向积极反抗的路，也还是这一种低沉的气压迫出来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4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有明白了这上当。"③
他说:"我只是弄弄文字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
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④他看见了新的
阿0时代，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五年间，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所谓"剿
共"以外的军阈战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苦迭打"，一直不曾停止过。其间有蒋汪合作时期，也有蒋胡合作时期，有改组派南走粤北走燕与地方军阀合
作反蒋的时期，也有西山会议派与地方军合作反蒋的时期。就为政局动荡不
①②③④
《鲁迅全集》第4卷，第176页。同上书，第179页。
转引自《冯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同上书，第149、150页。
、
定，所以控制文化的力量有强有弱，有紧有松。对于鲁迅大体是不利的，却也
没有什么大不利，因为他一直过着《且介亭》生活（鲁迅晚年的杂文，都以"且介亭"为名。"且介亭"即"租界"二字之半，意谓住在北四川路底，过着半租界
生活〉。上海以外，当然是国民党党老爷的天下，对于书报的检查，各行其是， 对于上海出版界是大不利的。
鲁迅曾在《二心集》的序言，说到一九三〇年间他自己的生活。他说：当
十九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曰加深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他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此外还有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替他记录，他说：当时讲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 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巳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三国时所谓"隐逸"的在那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角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 是一定的。
自从鲁迅加入了左联，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当时的大小报上纷纷宣传起来。他说:"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上海《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巳成了士君子的常
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唐有壬，汪精卫派要角之一）
一九三一年舂间，鲁迅曾经替美国《新群众》月刊写过一篇报道文字，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曾经说过："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
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 中国巳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①（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 俄国的作品，连契诃夫和安特莱夫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
他又说："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搾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
国的形象一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②他的话当然是带愤激之情说的，可是十分真实的。
《鲁迅全集》第4卷，第270页。
同上书，第274页。十六晚 年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去世，那时还只有五十六岁。他患肺结核
症，是一种可怕的病症。据肺病专家美国13医师的诊断，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关于这一点，鲁迅在他的《死》中，有一段最有趣的记叙："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0医
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
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0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①那是那年五月
间的事，再挨了四个月，他便去世了。
笔者就把一九三二年以后，鲁迅在上海这五年，属之于他的晚年。他晚年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淞沪战争爆发。原来，日本军阀的侵略东北，发动于先一年的九月十八日。那晚，日军攻陷了沈阳，便是有名的"九，一八"事件，那年冬天，整个东北都沦陷了 ，这一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晚间，日军突犯闸北，我驻防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迎战，也正是有名的"一 ^ 二八战役"（这一战役的经过，可参阅拙著《中国抗战画史》〉。那时，鲁迅的寓所正在火线中，他们一家的遭遇，见之他给许寿裳的信札中颇为详尽。
甲）二月二十二日信季芾兄：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
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
何处①。
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日方所提要求条件，我方已完全接受， 而曰军仍进攻闸北，故云"殊出意料之外"。
乙）三月二日信季芾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
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螓伏于书店
上，翼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
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诛法，实深感激。惟数
年以来，绝无成缋，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咯
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抆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 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
为幸②。
注）鲁迅原任囯民政府大学院〔后为教育部）著作员，到此被裁。
丙）三月十五日信
季芾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婪忽生疹子，因于前曰急迁
鲁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
迅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
评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
传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
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
《鲁迅全集》第12卷，第67页。
同上书，第69页。
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①。
注）三月二日，淞沪战线，我军后退，双方巳入半休战状态。
一九三一年以后，鲁迅并不想住在上海，他的心意中还是怀念着北京，北京的文化空气比上海切实，但是，长城战役以及塘沽协定以后的华北，已经逐渐变色，文化人纷纷南下，他当然不能再北去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他尝试过厦门和广州，也是不适合他的久住的，结果，只能在上海住下去。他所住的北四川路底山阴路大陆新村，乃是半租界范围，属于日本军人的势力（日海军陆战队建造一所堡垒式的司令部，恰在北四川路底，山阴路一带都在机枪扫射中）。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空气中，他不能不在半租界地区苟安着，帮着他的忙，有一个久住上海经营书业的内山完造（他在北四川路底开了一家内山书店）。鲁迅和内山交游之密切，在一般朋友之上，我们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可以看见。鲁迅差不多在重大困难时，总能获得内山的帮助，而内山恰巧是一个曰本人;在那个中日仇恨益深的时期，这样的交谊，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且看内山回忆录中所说到的他们之间的谈论片断，其中有着最丰富的人情味。有一天，鲁迅对内山说:"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笑道："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听了 ，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了。他们接着又谈到时事上去，鲁迅问他："老板，你以为胡汉民到不到南京来？"内山说:"我不晓得，政治家的动向，对于我是没有兴趣
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哩！"鲁迅接着又说："胡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也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也笑道："那我们不能赌输赢啦！，，民族之间的情绪，紧张到那么程度，而私人的交谊，深切到如此地步，这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可是鲁迅之能在上海住下去，有赖于内山完造的支持,也是显然的（由此看来，内山也正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从"一 ，二八"到淞沪协定那半年间，政局相当混乱，其后，不久，蒋介石又从暂时退隐的溪口，回到南京，重复抓回政权，他很快又回到"安内"政
策上去。其间，除了打击十九路军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以外，依旧继
续他在江西的剿共军事行动（此外，和西南的粤桂军人，一直在对立着）。到了一九三三年冬间，中共的军队，从赤都瑞金撤出，开始向西北转进，即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随着他的追剿计划，不仅迫着中共远遁，而
且完成了对大西南的统一局面。这一来，他便开始他的追随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上海文化界，才受到了最冷酷的镇压，那是鲁迅处境最困苦的时期(；上面说到的蔡元培和孙夫人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会，便是那一时期成立的：)。那时期，南京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在上海检査尤为
严格。鲁迅的文章，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他时常更换笔名，有时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笔迹也换人抄过，仍被检查者抽去，或大遭删削（当然，也
有张冠李戴的，如唐歿另有其人，检查眼光不够，硬派定是鲁迅的文字呢〉。
鲁迅叹息道：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
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做官的，现在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许
寿裳曾说：鲁迅有时也感到.寂寞，对我诉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强，肯硬着头皮苦干。我便鼓励着说："这是无足怪的，你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成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了。"笔者那时期，开始和鲁迅有往还，虽不十分密切，却也了解他的心境，我知道他是孤独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成为青年的领
袖呢！
鲁迅在晚年所写的杂文，量既很多,质也很好，也可说是他的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那几年的散文集，有《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一、二、末编三集。他的杂文，以上海申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谈"时期。其他则散见于《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刊物。
鲁迅和《自由谈》的关系（那时，黎烈文主编，后来改由张梓生继任），他在
《伪自由书》前记中曾经提到过。他说："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
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
《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一九三一年、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
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 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①自由谈》原由周痩鸥主编，到了黎烈文接编，才成为新文艺副刊的。鲁迅所写的，可以说是《刊头文》，一个长方块，约一千三百字上下。那时，鲁迅写了三分之一，笔者也写了三分之一，其他朋友，也写了三分之一）"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给《自由谈》的投稿……第一篇是《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4何家干、有时也用4千'或'丁萌\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剌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往往也很
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7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
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痼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
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判你画者的死命了。"②自从鲁迅参加《自由谈》的短评，这一副刊，就生气勃勃，为国人所注意，尤其是青年读者。那一时期的《自由谈》，可以说是继当年的《学灯》、《觉悟》，成为领导思想动向的灯台了。鲁迅的稿子，既这么引起读者的注意，政府检查员那就格外注意他的文字了。如鲁迅所说的："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今年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査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③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编者，刊出了 "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 的启事，外间的压力便更强了。鲁迅曾在《准风月谈》的前记中说:"我的谈风
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4多谈
风月，，就是'莫谈国事7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彝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
他的幌子。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421页。@ 同上书，第422—423页。③同上书，第424页。
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鸣鸣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①这是他在写稿中的真实
遭遇。
鲁迅曾在一篇《从讽刺到幽默》中说:"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迎出来，又用了他们
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②他写杂文所碰到的敌人就是如此的。《自由谈》那么小小的副刊，在那时期却十分热闹，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且
看《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二书那两篇长长的后记，就可以了解他当时所处
的环境，以及他那些杂感文所激起的反应〈若不重看他的《后记》，几乎记不起当年文坛一些重大的事故了人
那是"法西斯狂"渗透到文艺界来的时期，蒋介石正在羡慕他的西方伙伴
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神武，他的党徒也开始要送他到高高在上的神龛去。所谓新生活运动，除了四维八德那些口号以外，加上了对"委员长"的肃然起敬， 只要有人说到"蒋委员长"，就得立正一下。也许被"棒喝"二字所鼓舞，他们也要表演恐怖统治的威力。《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杨杏佛，就在那一时期被暗杀的。牛兰夫妇、陈独秀、丁玲，都是那一时期被捕的（那时，外传丁玲巳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 一首悼丁君的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刊在《涛声》周刊上。其实丁玲并没有死，不久便出狱了：)。此外还有
更精新的"全武行"，艺华影片公司的沪西摄影场，曾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暴徒"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并散发纸印刷小传单和一种油印宣言，其他"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也被恫吓，如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
烈手段应付。同时他们警告各电影院，拒演田汉、沈端先（夏衍：)、卜万苍所编导之影片，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及光华书局也先后被捣毁被恫吓，他们还捣毁了《中国论坛报》的印刷所。他们警告各书局，不得刊行、登载、发行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看起来颇像棒喝团起义的镜头了。实际上，乃是政府当局所指使，由张道藩主其事，王平陵为官方发言
人。我们把这一线索看明白了，就可以体会到那一时期鲁迅杂感文所批评的对象，以及骨子里的含义了 。
当时，有一批从共方"感化"过来，成为政府的特务文人的，他们办了一种《社会新闻》，不时有惊人的"异闻"。有时说鲁迅、茅盾是《自由谈》的台柱；有时说黎烈文拉曹某入"左联";有时又说《自由谈》态度转变，左翼作家纷纷离沪；说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往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这些消息，后来看看十分可笑，但他们却以为是文化战斗的好手笔。鲁迅呢，他也幽默得很，就把这些材料，以类相从，整理成为一篇《后记》，使那些攻击的人哭笑不得。他曾经有过一段极诙谐的话："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巳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 一条尾巴'。"①《准风月谈》的"内容也还和先前的一样，批评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始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易，，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的《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
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 这案件可就闹大了。"②那一时期，他所讽刺的，已经不是梁实秋、陈西滢，而是曾今可、王平陵、杨邨人、施蛰存了。
有人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领导工作（他自己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左联"也不让他去领导，直到他死后才奉他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以为他对于"第三种人"的攻击，也是一场重要的争辩。鲁迅的文艺观， 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及演讲中看到。他认为"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
圍、.卜、、國國國國國國|國國：1-|國1， ^國、圍圍.」、.」I 、 I國.」、卜，圍..1. .111.1 ^^國
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①"文学和革命是有大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
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②所以，他说"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③。从这些话看来，他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却也反对为政治而艺术（他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
不过，那时期的政治环境，在国共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当中，迫着他非接近了被压迫的一面，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也是他的倔强个性使然〉。依我的看法，他还是孤军作战的，并不受中共的领导（我和冯雪峰的看法相反〉。
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胡秋原首先在《文化评论》上提出"自由人"的口号，这是罗曼，罗兰写给蒿普特曼信中的话，他说:"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 才有万华缭乱之趣；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与希腊时代，而
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
执笔而已。"他的说法，和鲁迅的说法，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差别。
所不同者，鲁迅认识社会文化在独裁政治下被迫害，有不能袖手旁观作
①②③
第三种人之势，所以他支持维护正义拔刀相助，以抗在上的黑暗政治的（他认为在这时期袖手旁观，便等于帮助了恶势力）。笔者也了解自称"第三种人" 的苏汶（戴杜衡），他所说的，也代表着若干在国共斗争夹缝中的文人的意见。他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斗争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香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1页。《鲁迅全集》第3卷，第403页。《鲁迅全集》第7卷，第475页。
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说他们舍得放手吗？他们还在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参加这一论争的作者很多，鲁迅的说法是这样："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4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①这是向两方面说的，一方面不要关门，一方面也
要放弃旁观的态度。
他又说:"他(：苏汶）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4资产阶级的
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
狗，的可能，号称4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7又要作而不敢，
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
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4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
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被骂的预感。我
相信这种预感也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
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巳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
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②"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
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
将来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
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 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③他那时的观点，便是
如此。
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那正是淞沪协定订立以后，国难日趋严重之时。林语堂和鲁迅本来是朋友，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教
书，也是林语堂所推荐的。林氏本来是《语丝》社的基本社友之一，他的主张， 本来和《语丝》那一群人一样积极的。他曾说过："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
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骂人。骂人正是保持学者自身的尊严，不骂人
《鲁迅全集》第5卷，第35页。
同上书，第34页。@ 同上书，第36页。
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说《语丝》社是土匪，《猛进》社尽是傻子，这也是极可相贺的事体。"可以说是赞成鲁迅的讽刺文体的。他把"幽默"译介过来，也是《语丝》时期的事,直到《论语》出版,才大吹大擂捧上幽默来。《论语》也可以说是《语丝》的一支，但和鲁迅的路向有了距离了。那时，鲁迅就对于林氏所提倡的"幽默"，提出忠告式的异议。他说:"老实说罢， 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4幽默'。我不爱4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
名的金圣叹，4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
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
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①〔当时的《论语》，林语堂所写的半月《论
语》，也还是带着刺的，所以即算是提倡幽默，也还是到处碰壁的）《论语》在当
时那么流行，鲁迅的批判是这样："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
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
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笑的幌子，哈哈的吐
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
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的自然不少。，，②
到了 一九三三年，林语堂主编了提倡闲适小品的《人间世》半月刊出来， 主张："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在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另|】，西方文学所谓个人单调是也。""今之所谓小品文，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入我范围矣。"的确有些钻牛角尖，引起了鲁迅的批判，他指出小品文之危机，说: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
因为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缤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
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7以至于'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和
那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些'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①鲁迅对林语
堂的忠告是恳切的，在上海时期，他们也时常往还的，可是到了 一九三三年以后，就彼此疏远了。笔者觉得十分怅然的，他们最后会面，还是那年秋天，在
我家中那一席晚饭呢！
鲁迅对林语堂的正面批评，曾见于其寄许寿裳的信中，说道："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浅陋矣！"他回我的信也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 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更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②
笔者回想到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们刚筹办《太白》半月刊的时候〈那时， 《涛声》周刊已经停刊，《芒种》半月刊刚出版。《太白》半月刊系生活书店的刊物，陈望道主编，和傅东华主编的《文学》、艾寒松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称为生活三大刊物）。陈望道综其成，在文化运动上有所施为，总可以获得鲁迅的支持。我们商谈讨论，鲁迅很少在座，但他的步调，每每和我们相一致。有些史家，把《芒种》、《太白》代表小品文的另一面，和提倡闲适情调的《人间世》相对立，鲁迅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他说："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场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
《鲁迅全集》第5卷，第172页。②《鲁迅全集》第12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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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
设，。"①这是正对着林语堂所提倡的奉袁中郎为宗师，以李笠翁一家言为经典的语录体，加以秤击。他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②我们在《芒种》、《太白》所提倡的杂文，正是这一面的文字,也可以说是接着《语丝》的本来路向走的。
《太白》包含三种意思〃一）比"白话文"更接近大众的口头语，（二）《太白》代表黎明气象，（三〉革命的旗帜。〉
那年夏天，我们（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徐懋庸、金仲华、陈子展、乐嗣炳和我，一共八个人）提倡大众语，一面反对汪懋祖的复兴文言，也反对林语堂的语录体，在《申报，自由谈》〔那时巳由张梓生主编、《文学》和《社会日报》〈陈灵犀主编)各报刊上展开论战。发动之初，我们讨论了好几回，提出了几个要点，分别写文章，引起普遍注意。他们要我征求鲁迅的意见，他就回我那封信。提出几个具体主张："（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③这封信许多人称引过，但大众语运动的主要主张，还在其他各人的
文章中，鲁迅也只是一种意见而巳（王士菁的《鲁迅传》和王瑶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稿》，所记载的，与事实全不相合，我相信鲁迅也并不要戴这样一顶虛妄的纸糊帽子〉。
当时，鲁迅应了我的请求，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一面是尝试他所说的"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面也对大众语
作建设性的支持。他说:"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
①②③
《鲁迅全集》第5卷，第171页。
同上书，第173页。
《鲁迅全集》第6卷，第80页。
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
人的古文。"①"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
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
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②所以，鲁迅是并不赞成停止大众语阶段，而主张普遍采用新文字的。
谈大众语运动的，都看重鲁迅回复我那封信中的几个具体的建议。我却颇注意他开头所说那几句话："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4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③大众语运动，结果只是纸面上热闹了一阵，没有多大的成就。连那纸面上的热闹，也只支持了两个多月，到了后来，还是吴稚晖的回信，投下了 一块巨石似的，激起了一阵浪花,依旧如鲁迅所说的"问题却依然如故"。
鲁迅自己，在这一方面，倒切实去推动了一下，那便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方块字存在的话，大众语便无法产生。他说:"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到现在，到处还是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④他指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劳乃宣、王照，都曾推行过他们的拼音简字，吴稚晖、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都曾提倡过注音字母拼音，推行罗马拼音字，教会中尤其热心去推行。
《鲁迅全集》第6卷，第96页。
同上书，第97页。
同上书，第78页。
同上书，第99一 101页。
我们就在苗族地区看见过拼音苗文《圣经》。鲁迅所提倡时，便是比教育部所颁布的国语罗马字稍为简单化的拉丁化新文字。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他说，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的人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流
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
它合于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懶虫和低能外，就都能够写得
出，看得懂了。
他也主张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人普通的语法和语汇了。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人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此后当然
！ 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彩了 。"①（他回答新文字研究会的话，意思也和《门外文谈》中所说的大致相同）不过，拉丁化拼音新文字，在推行上所碰到的艰苦，比预想大得多；虽说注音字可是政府所公布的，罗马国音字，也是政府所"欽定"为第二种国音字母的，但政府当局却把拉丁化新文字看得和洪水猛兽那么危险，好似文字仍是中共的宣传工具，由于这一类印刷品而无辜
入狱的青年，各地都有。所以鲁迅当时就叹息道:"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
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②（中共执政以后，拉丁化新文字仍在研究阶段，并未普遍推行，目前所做的，依旧是普及注音字母，简体字及普及北京话，那都是我们当时所提倡的几种语文工作）也确有想象不到的艰苦，他有一段鼓励我们的话："我也同
鲁 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
迅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
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又看提倡的白话文的当时。"③从这一观点，他也支持
连环图画";那时，有人嘲笑这一种艺术品的庸俗;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为大
①《鲁迅全集》第6卷，第106页。@同上书，第162页。③同上书，第110页。
众着想的。他说:"连环图画便时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 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①他对于一切文化运动，都是这么积极在呐喊的。
许寿裳毕竟是鲁迅的知己朋友，他懂得鲁迅的远大的一面。他说到鲁迅
的为将来，可以拿他的儿童教育问题为代表。"救救孩子"这句话是他一生的狮子吼，自从他的《狂人日记》的末句起，中间像《野草》的《风筝》，说儿童的精神虐杀，直到临死前，愤于《申报》儿童专刊的谬说，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他的事业目标都注于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说: "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就是为的儿童的读物。在他的《我们现在
怎样做父亲》中有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
阔的光明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②因之对于儿童读物，费了
不少心血，他的创作不待言，他的译品就有了多篇是童话，例如《表》的译本， 真是又新鲜，又有益。"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
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
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
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不仅此也，鲁迅对于儿童看的画本,也有严
正的指示。他说:"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顽冥的气味，甚而至于流
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
相所谓4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
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罢，英国沉着，德
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
观民众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
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
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4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
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0〔许氏也说到鲁迅的北京西三条胡同住屋，不但
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他说过，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
那时，鲁迅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生产了一个男孩，那便是"海婴"。许寿裳氏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海嬰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洶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4无情未必真豪杰，怜
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②我们且看鲁迅另外一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意义更是深长。他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做'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1 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箅已经颇能说些话，发； 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4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巳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箅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健康，活泼,顽皮， 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③他把自己的孩子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照过一张相，满脸顽鲁 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迅 而面貌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他乃慨然道："驯良之类并不^ 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
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
《鲁迅全集》第5卷,第161页。
《鲁迅全集》第7卷，第868页。
《鲁迅全集》第6卷，第82页。
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有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
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①
鲁迅和左联的关系，究竟和谐到什么程度？我以为并不是找不到的答案，不过有人要强调鲁迅怎样怎样支持中共的文艺政策，所以要把这一类答案掩盖着。就在鲁迅临死那八个月，鲁迅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徐懋庸闹得破脸那一回事，该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懋庸和我住在一起，而且是无话不
谈的（当然，他对于党的机密是不谈的〉，但，朋友们问我："他们两人之间，究竟为什么要破坏？"我是无从作答的。依我的看法，鲁迅一向富于正义感，那时对于当局所压迫的在野党，如中共救国会的言行，他是拔刀相助的；可是并不一定完全左袒执行政策的人士。我们且看他们往来信中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离开鲁迅的死，只有两个月了），开头就说:"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
常觉怆然！"(那半年中，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书信往来，我是知道的。因为，鲁
迅复徐氏的信，常是由我转的，忽然，信中不再提到徐氏，我知道此中必有变
化)接着，他对鲁迅的朋友们批评得十分露骨，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
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
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
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
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
出。……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
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我很知道先生
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
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这可真把鲁迅激怒了，他的回信，那么破口大骂的神情，也是鲁迅以往论战文字所不曾有过的（这封信，正面所攻击的，不仅是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