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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盗墓

_4 华博(当代)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它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羊也是祭祀品)。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等级的不同。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北宋皇陵的典范:永昌陵
  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两宽约6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昌陵现存石雕像45件。神道石雕像东西向分列,对称布置,每列像(组)与像(组)间相隔6~7.1米。由于地貌的变化,位于神道北部的文武官、武士等下半身埋于地下,南门和东门石狮仅露一头部。大致有望柱2件,位于乳台基址以北8米。两望柱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差无几,如东列望柱,柱身棱面宽27~32厘米,通高540厘米。柱身与柱顶为一石,下置两层方形石座。土衬石的上面边部为斜面,上面中部凿有深l厘米的方形凹槽。象2件,驯象人1件,象做立状,长鼻着地,头系络头,身披鞯褥,背部雕有莲花座饰挡胸、后靴上系挂铃及缨穗。瑞禽石屏2件。石屏平顶,两边斜下,正面浮雕一只瑞禽,背景衬以山石,侧、背为素面。瑞禽似马头、禽身、风尾,面南立于山石上。在南下角雕有一只小兽,兽头向上探望,兽身龟缩于石洞内。角端2件,昂首,独角,长唇向上翻卷,兽身,两肋有翼,形体强健凶猛,似为雄性。马4件,控马官5件,马戴络头,口衔镳,颈系铃,背披鞍鞯,身置鞍靴,四腿遇空伫立,长尾及地。马的两侧各立有一个控马官,皆头戴头巾,身穿袍服,腰束革带,下穿紧腿裤,足着麻鞋,手握缰绳或执鞭。客使2件,容貌、服饰皆非汉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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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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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昌陵下宫位于上宫西北约350米,现地表仅存南门石狮一对。两狮东、西间距8.5米,合口,蹲姿。东狮身宽110厘米,高144厘米;西狮身宽115厘米,高146厘米。石狮以北的田地比较平整,仅在向北170米处有一道田埂。为确定下宫的具体范围,考古工作者在石狮之北的田间小路和田埂上进行了局部勘探。由勘探资料可知,下宫东边线在今两村镇附近,西边线在一条南北向田间小路东75米,北边线即为现田埂处。下宫范围南北长约165米,东西宽约135米。据《宋史》礼志二十六记述,永昌陵原有皇室陪葬墓15座。墓主人见于记载的有许王元僖及夫人李氏、魏王德昭及夫人王氏、楚王元佐夫人冯氏、将军惟正亡妻裴天等。
  北宋皇陵的内涵
  巩县的北宋陵园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丰业”和尊严。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养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宋陵的柏树已不复见。陵台经近千年的风雨剥蚀,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姿。
  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武士雕像以对出。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望柱南为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凡称别的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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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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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明万历年间
  作案地点:武昌
  受害人:境内诸墓主人
  作案人:陈奉及其党羽
  作案手段: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
  盗墓性质:官盗兼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衷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更有甚者,为了敛财,陈奉竟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真可谓丧尽天良。
  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他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耐何万历皇帝热衷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不仅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抗的百姓,甚至于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
  由于敛财有方,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他竟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陈奉的盗墓过程
  万历年间,皇帝对金钱极度贪婪,上行下效,他手下的亲信太监也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陈奉就是其中之一。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宦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级干部,可论权势却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招致民怨沸腾。有一次,陈奉从武昌抵达荆州,闻讯而来的群众数千人在途中鼓噪,争着抛掷瓦石击打陈奉等人。幸亏陈奉逃得快才得免祸。
  得罪了当地的面姓,陈奉的财路大大受阻。正在陈奉愁无财可觅的时候,在武昌境内发生了一起盗李林甫发妻杨氏墓的案件。兴国州奸邪之人漆有光,告发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并告密说,徐鼎从墓中得到黄金有万余两之多。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向陈奉汇报了此事,神宗命令陈奉将这些黄金收入内府。意外之财竟然全部落入国库,自己分文未得,陈奉因此毒刑撬打责令居民补偿黄金,但是他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名臣将相的随葬品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于是他就将州境内的坟墓全都挖掘。巡按御史玉立贤上言说所挖掘的坟墓乃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并非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奸邪之人告发的奏言,所说大都不能相信,并且让神宗皇帝下令命陈奉停止在各处的挖掘。奏疏送上,神宗不予理睬。
  陈奉这次的暴行引起武昌百姓激烈的抗议风潮。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民变。史料记载,当时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万历皇帝奏道:“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或者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之中。王生的女儿,沈生的妻子,都被他们逼辱。因而召致士民公愤,有万余人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才使他得以保全。但是巡抚支可大却歪曲事实为之蒙蔽朝廷。这样天下的祸乱,什么时候才将是个头!”大学士沈一贯也上言:“陈泰入楚,开始便有武昌一次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发生十起,几乎酿成大乱。请立即将陈奉撤回,以此收拢湖广百姓之心。”神宗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有了皇帝做靠山,陈奉更加有恃无恐,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物,陈奉是想尽办法,费尽心机,终于,他想出一记妙招。
  陈奉从爪牙处得知显陵就在枣阳矿山旁边,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陵的墓主朱佑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3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
  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47年,其围陵面积183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1.8米,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中宝物一定多得惊人。可是那毕竟是皇帝老子的老祖宗,明目张胆的掘墓那无异于自找死路。于是陈奉就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去获取其中的财物,怎么做呢?就是开采离其不远的枣阳矿山。
  知县王之翰因其地靠近显陵,坚持不同意开矿。陈奉劾奏王之翰和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派绢骑将他们逮捕审讯,知事冯应京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冯应京一向于民有惠政,百姓号哭着相送。陈奉又张榜开列冯应京的罪状张贴于街上。百姓对此切齿痛恨,又相聚包围了陈奉的官署,发誓一定要杀死陈奉。陈奉逃避躲藏到楚王府,众人于是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维护陈奉,百姓们焚烧了巡抚的辕门。“事情报知朝廷后,神宗不予回答。”
  当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办湖口的船税,也上奏陈奉在水路上拦阻商舟船,在陆路上拦截商贩,征收三成只有一成解送上缴,祸国殃民。明神宗这时才开始召陈奉回京,又听沈一贯的奏请,革去支可大的职务。
  陈奉在湖广两年,残害毒祸商民无所不用其极。等到他离去时,搜刮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为了自己的财物万无一失,陈奉增派了护卫,浩浩荡荡地离开湖广,对于陈奉,湖广百姓无不恨之入骨,他们离开使得百姓们欢呼鼓舞。
  陈奉到达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竭力上言他的罪行。神宗很不高兴,将二人降为杂职。而因陈奉的诬陷入狱的冯应京是至万历三十二年才得以释放,同他一起入狱的王之翰则最终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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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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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宏道《竹枝词》之二云“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春风。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其十二云:“贾客相逢倍惘然,楠杞梓下四川。青天处处横虎,鬻女陪男偿税钱。”批判的锋芒直指陈奉及其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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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奉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无非是因为后面有个大靠山:皇帝老子。所谓上行下效,既然有如此之主子,就有如此之奴才。在《明史》的记载中,陈奉只是万历皇帝最专横拔扈的五个奴才之一。其它四个虽不像陈奉靠掘墓谋财,但其恶行并不比陈奉逊色。
  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陈增随后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只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私囊。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财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辽东人民如蹈汤火。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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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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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清乾隆年间
  作案地点:明十三陵中的永陵
  受害人:明世宗朱厚
  作案人:乾隆及其部下
  作案手段: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
   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
  作案后果:永陵享殿等处被拆卸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位于阳翠岭南麓。朱厚正德十六年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逝于干清宫,享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引子:永陵的修建
  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上皇位后的第十五个年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
  后来,世宗得知骆用卿精通风水方术,就派他为自己选陵址。据说骆用卿接到了世宗的命令后,时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一天骆用卿偶然来到天寿山后,外观山形,内察地脉,觉得是一块难得的吉壤,于是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地方。随后,世宗就带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到骆用卿为他选定的两处吉壤察看。看后觉得十八道岭风水最佳,决定在那里建陵。但还不放心,就又派人到江西一带找来著名风水师杨筠松、曾文迪、廖三传的后人再次察看。三人也一致认为十八道岭的确是一块吉壤。至此,世宗终于决定把十八道岭定为建陵地点。可是世宗嫌十八道岭山名不雅,下诏更名为“阳翠岭”。
  嘉靖十五年(1636)四月二十二申时,浩大的陵墓工程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联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
  永陵的确费了明世宗不少的心思,但是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永陵与他的先祖的其它七陵相比,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陵墓的规模宏大。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则。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其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另外,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还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要知道,长陵之所以成为明陵中首屈一指的典范之作,主要是因为恩殿的豪华气派,而他这个后辈子孙一心想要和他比高低,因此永陵的恩殿并不比长陵逊色。
  永陵的恩殿的方院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券门三道,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第二进院落前墙间设恩门,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设门三道,下承台基一层,周设石栏,前后踏道各三。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上刻龙凤戏珠及海水江牙、云纹、回纹及卷草纹饰,石质洁白,雕饰精美,充分显示出明中叶石雕艺术的特点。门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院内还建有左右配殿各九间和神帛炉两座。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恩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殿内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殿内设有后门。殿宇台基一层,有护栏,前面设踏道三道,两侧各设一道,后面亦设一道。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图案同恩门。殿左右两侧各设随墙式角门。殿后建有两柱牌楼门及石供案。两柱牌楼门的两石柱为方形柱,顶部雕两相对坐龙,柱间木构形制为单椽一间,黄琉璃瓦顶,三幅云形式的拱头和耍头。石供案为须弥座形制,其上放置石五供,炉一,烛台、花瓶各二。花瓶形制于前述诸陵稍有不同,瓶口无“回”纹雕饰,瓶腹两侧各雕兽头与衔环。
  另外,永陵的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以及宝城墙花斑石垒砌的城垛,恩殿、恩门“龙凤戏珠”图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没有的,这些后来为定陵所效法。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后世乾隆皇帝动了盗其陵殿中精美楠木的心思。
  永陵的建成,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陵区内新行宫和圣迹亭的兴工,以及皇宫内外工程,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但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修陵经费十分困难。为此,世宗只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用广纳事例银的办法,以济陵工。
  乾隆盗木过程
  自从雍正独自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清朝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不知何故乾隆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1742),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乾隆朝时得以回流,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
  至于乾隆为何在西陵区选好陵地后又改变主意到东陵,在乾隆六十一年(1796)将皇位传于其子嘉庆时,乾隆曾做过解释。当时的乾隆认为,若从自己之后,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作出了这一抉择。为了避免出现东陵香火冷落的局面,乾隆还作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若在西陵,则子在东陵。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唯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别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又专门作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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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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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不但费心葬制,在修建自己陵寝的时候更是动心思。说来难以置信,乾隆的陵寝,其中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其实拆明陵的木料石材,并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早在清朝入关后,就曾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当然这也事出有因。原来明朝末年,在东北崛起的女真族后裔满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屡败明军。无能的明熹宗,不思追究忧患根源,不思探寻富国强军,积极应对,而是一味听信厌胜之术,将眼前的危机归咎于金陵“王气太盛”。于是天启年间,他曾两次派人大规模的毁坏山陵,金陵因此荡然无存了。更为荒唐的是,熹宗命人在云峰山主脉上掘深洞,填埋鹅卵石,为的是割断气脉,斩掉龙头,彻绝王气。
  不过,那时拆毁是发泄私愤,后来的拆毁则完全是为了借用其优质的木材和石料。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竟然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去拆永陵。他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众所周知,乾隆继位的时候,正是康熙、雍正王朝盛世的后半期,国力鼎盛,国库丰盈,因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其中仅木材一项就分别来自四川、两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又以珍贵的楠木最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硫璃厂运送;即使用量最大的土料,也是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方城、明楼、左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
  要知道,明十三陵中的永陵,那可是耗费明世宗十几年光景的心血结晶。尤其令历代皇帝羡慕的是永陵的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自己的裕陵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
  俗语说得好,上天不负有心人,乾隆皇帝苦苦思考之后,决定要借修葺十三陵的名义来取得永陵的金丝楠木。毫无疑问,修葺十三陵,永陵一定也会得到修整。当时永陵的恩门和恩殿虽然“头停椽望尽属破坏,柁、檩、枋、垫亦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大臣金简(工部尚书)、曹文埴(户部侍郎)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可是,因为这两个属下知道乾隆皇帝修整永陵的真实目的,因此就上奏说:鉴于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而其时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因此请皇帝准奏将永陵来个拆大改小的方案。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他们认为,“如此转移筹办,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并皆宏敞”。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文物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的,就是当时,这两个大臣也不是不明白这个方案着实不妥。可是要知道,乾隆皇帝修葺的真实目的就在于永陵那让他眼红的金丝楠木,因此这个投乾隆皇帝所好的奏请很快就被准奏了。永陵的恩门、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
  就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出去。皇帝毕竟是皇帝,自有应付万变的招数。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说法,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交待。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为乾隆皇帝平过反。其实只要稍有历史知识,我们就知道这个传闻并不可信。乾隆皇帝的裕陵修建于乾隆8年,也就是1743年,历时9年,也就是于1752年竣工。但是乾隆修葺十三陵是在乾隆33年,也就是1787年,那时候裕陵已经修建完35年了,又怎么可能把永陵的金丝楠木用于自己的裕陵呢?
  可是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就证明乾隆皇帝对于自己的身后是极其重视的。据说乾隆皇帝为能给自己死后的后花园选一个风水宝地,使其更加牢固、美观、气派的确是煞费苦心。老北京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乾隆皇帝当初在为自己的陵墓选址的时候,看中了的一块地方,乾隆皇帝觉得海淀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就想在这个地段造大园子。可是选来选去就定在了万寿山,美中不足的是选的地方竟然有一座前朝的坟墓,听说还是什么娘娘的坟,臣下就劝乾隆说:人家说这万寿山下的这个古墓,是明朝某个王妃的墓,动不得。一是由于祖宗入关后的遗训,说是前朝墓地的一草一木都应保护,不能妄加破坏。因为咱们旗人入关时,是从李自成手里得的天下,跟前朝没那么大的仇恨。二是听说这个妃子生前可不是什么善主,她的墓动不得!乾隆爷听了,说,怕什么,给我挖喽!我就不信她能有什么能耐。底下人哪敢不从,谁知一挖挖出了乱子。乾隆爷亲到现场一看墓的大石门已被挖开,可是门里面刻着八个大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乾隆皇帝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这下可吓坏了。赶忙命人把土都盖回去,并在万寿山上盖一大庙镇住这厉害的鬼魂,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佛香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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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烟落照身后事:万娘坟的劫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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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1944年
  作案地点:万娘坟,今位于北京昌平卫星城西北7公里,苏山东麓
  受害人:万贵妃
  作案人:程彦斌及其部众
  作案手段: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
  作案后果: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考
  历史上的万贵妃
  万氏,小名贞儿,四岁时被选入宫中,作为孙太后的宫女。万氏服侍的这个孙太后,幼有美色,可惜无子,于是偷偷把一个宫人的婴儿据为己有。这个婴儿便是日后的明英宗。孙氏于是由贵妃册为后。至于那个宫人,相信结果很可能是给谋害了。跟着这样一个阴毒的主子,聪明伶俐的万氏为了生存,难免日后不会依样画葫芦,甚至成为主子的帮凶,当一日坐大,自然更见青出于蓝。
  后来孙太后派她去服侍太子朱见深,她便趁这个机会使得年少的太子爱上自己。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姣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对此万氏并不满足,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皇帝生下皇长子。像宣宗时的孙贵妃一样,如果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就有可能成为皇后。因此万氏整天缠着宪宗,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成化二年正月,万氏为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欣喜若狂,于是万氏晋封为贵妃。贵妃距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自己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了。可惜,万氏的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万氏从此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万氏把满腔的怨恨撒向其他的嫔妃,但那时的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以后再生个一子半女的,好来圆她的皇后梦,因此她不许其它嫔妃比她早生下儿子。
  从此以后,后宫中那些被宪宗临幸过并且因此而怀孕的嫔妃们都遭了殃,她们所怀的孩子都会被万氏强行打掉。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宪宗也听取了大臣的意见,但是仍不见有子嗣出生。
  一次,宪宗在宫里游玩,见宫女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了。宠冠后宫的万氏听闻这个消息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然而,并非人人都是万氏般的冷血之人。宫女见纪氏生性柔弱,心生恻隐,便谎报说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
  纪氏就是这样在万贵妃的阴影下,在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佑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曾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就这样朱佑樘一直被偷偷地养到六岁。
  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已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佑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官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即使这样,万氏仍不死心。有一次,万氏请太子去吃饭,周太后叮嘱道:“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因此太子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当宫人捧上汤羹时,年幼的太子说:“我怀疑此中有毒。”万氏听了这句话后十分气恼。嚷道:“这孩才几岁就如此,他日必加害于我!”此后,她一改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妃嫔们怀孕也能顺利出生,皇子渐渐多起来。万贵妃想以此要挟皇帝另立储君,废掉皇太子的地位。宪宗对万贵妃一向言听计从,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但是朝中众臣极力反对。而此时泰山一带突然出现地震,占卜者指地震的原因是上天警示如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动乱,宪宗心中恐惧,于是下令不准再议废太子之事。
  成化二十三年,已经五十八岁的万贵妃一次因小事怒打宫女,哪知因身体肥胖,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宪宗为此茶饭不思,辍朝七日。从此郁郁寡欢,经常长吁短叹:“万侍长去了,我还能呆多久呢?”没过几个月,宪宗在忧愁中随万贵妃逝去,终年四十岁。
  明宪宗为何独宠万贵妃
  明宪宗朱见深,原名朱见浚,英宗土木堡之变后,两岁的朱见浚就被孙太后立为太子。谁知命运与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叔叔景泰帝即位后,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就开始考虑如何废掉他,用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
  经过一番精心地谋划,朱见浚被废为沂王。但是上天好像只垂青于他,此后不久先是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然后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样不仅他的父亲夺回了皇位,他的太子之位也失而复得,他父亲改元天顺,也将他改名朱见深。但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漩涡中,朱见深精神压力非常大,留下了口吃的毛病。
  可能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宪宗生性懦弱,什么事都很依赖万氏。或许过早地经历政治上的险恶,给宪宗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宪宗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他觉得有锦衣卫、东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还不足够,又增设了西厂,来刺探情报。
  传说,万氏在宪宗身边,经常是戎装打扮,宪宗十分喜欢。众人推测,宪宗之所以喜欢戎装打扮的万氏,是因为这样的万氏会给宪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宪宗因为有点口吃,不喜欢见生人。但是皇帝要上“经筵”,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违反。每次上课,他坐在位子上,任凭翰林院的讲官怎么问难,他总是一言不发,似听非听。讲官对此毫无办法。下课之后,按例皇帝要留讲官们吃饭,以示尊师之意。这次皇帝总是要开口,宪宗就只讲一句:“先生吃酒饭!”宪宗的这些心理,从小照顾宪宗长大的万贵妃当然知道,这也是万氏以后虽年老色衰,但却始终受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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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烟落照身后事:万娘坟的劫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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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宗朱见深十八岁即位时,万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
  因为深得宪宗喜爱,宪宗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阻力很大,臣子一致认为,举国上下都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十八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因此,万氏到死也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皇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般无二的。宪宗待万贵妃也与别人不同,叫她“万侍长”。
  成化二十三年,59岁的万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万娘坟。
  盗墓过程
  万贵妃很幸运,死在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前面。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被朱见深安葬在十三陵陵区。
  在今天定陵西南约两公里处的苏山脚下,有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的陵园,即是万贵妃墓。墓碑雕云凤纹,中间一个“万”字符,且寄吉祥之意,真是宠尽于身后!明末的沈德符曾感叹地说:“妇人以纤柔为主,万氏身体肥胖,与纤弱相反,而获异眷,就像杨玉环得宠于唐明皇一般!”
  万娘坟坐西北朝东南,整体布局为前方后圆。方形院落面宽197.8米,进深138.5米。园寝围墙用绿色琉璃筒瓦,黄色琉璃滴水。
  园寝呈人头状靶形。前寝呈方形,后部两边内收呈半圆形,与东西二井略异。外墙、门楼保存基本完好,东西通长197.80米,南北宽138.50米。门三重,正门一道,上建有门楼,通高5.35米,宽3.23米,进深2.10米。两侧距正门6.15米处各设一掖门,门宽2.77米。前寝南北长138.50米,东西宽106.70米,园墙以大城砖砌成,顶部平砌四层出檐,檐外挂黄琉璃瓦滴水,墙高4.0米,厚1米。园墙围绕享殿及两庑建有内墙,长71.2米,宽47.58米,墙高2.35米,厚0.75米。前后设门。重门宽16米,进深3.60米(重门可能为三道)。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柱础石保存完好,两庞基石不存,已垦为农田。第三重门通园寝后半部,门一道,宽2.88米。园寝后部形如二井,宽89米,通长90.80米。距门6.35米处立照壁一座,宽5.1米,厚0.5米,高2.10米。下以绿琉璃砖砌作束腰形座,上部为琉璃砖砌出屋檐,中间以三层方砖嵌心。其后立无字碑一通,高2.2米,宽0.93米,厚0.27米,碑额雕出云凤纹。碑座束腰形,前后两面各雕二凤,中间为一断字云,束腰部分亦雕二凤,两侧各一云凤纹。其后置石供案,长2.23米,宽1.05米,大部分已陷入地内,五供已失。再后为坟堆,残高2.5米,直径约14米。后部园墙高3.50米,厚1米,下部两侧以大城砖垒砌,中间夹石块灰泥,高1至1.35米,上部用山石垒砌,顶部平砌三层砖出檐,脊中间立一横砖,两边填碎砖抹灰泥作成屋脊形。坟园内外墙墙皮均抹一厘米厚的灰泥,再刷以红粉。
  明代设官军守卫,有官员管理。清代改为坟户看守后,看坟人及家眷即住在园寝的第一进院落内,经世代繁衍,形成村落。后因院内狭小,清末民初就将民居扩建到园寝院外,形成现在的村落格局。
  然而,无论万贵妃生前有多么地受宠,身分地位又是如何的荣耀,可是她一定没有想到死后会落得被人挖坟暴尸的下场。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然而,侯现文的遭遇并没有吓退后来人的脚步,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
  一天深夜,程老六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风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没收,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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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人世繁华:天人合一的明十三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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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封建皇帝的陵墓。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的燕山山麓。据京城约五十公里,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有人不禁要问,明朝一共有十六个皇帝,为什么叫十三陵呢?这我们还要从明朝的历史说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便葬于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但是朱允还没等把龙椅坐热,就因其叔父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去而不知所终。有人说朱允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所以没有陵墓。至于第七帝朱祁钰,因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宫中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继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承认朱祁钰是皇帝,因此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给捣毁了。最终以“王”的身分将朱祁钰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帝中有两位皇帝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山,所以称“明十三陵”。
  十三陵是一个具有天然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山脉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
  明十三陵的规模
  明十三陵规模宏伟壮丽。陵墓分布在盆地的东、北、西三面,南面两边有龙山、虎山把守陵门。十三座陵墓成扇形排列,各以一座山峰为背景,各由一组建筑组成,在绿树浓荫的自然风光衬托下,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陵区前矗立着晶莹光洁、典雅严谨的石牌坊。进入牌坊不远即陵园正门,称大宫门。附近有碑亭、华表。门后为一条长达7公里的神道,两旁有石兽、石人。石兽有24座,共12对。其中,狮子、狮豸、骆驼、象、麒麟、马六种,每种四只,各二坐二立,石人六对,分勋臣、文臣、武臣三种,都是立像。它们用整块白石雕成,神态逼真,雄壮生动。
  十三陵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嘉靖帝的永陵和万历帝的定陵是皇帝生前亲自经营三十多年的寿陵,所以规制恢宏豪华。其它九座陵墓: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穆宗昭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都是皇帝死后才动工兴建,修建时间不过半年,比之长陵、永陵、定陵的规模相差甚远。至于崇祯帝,因是亡国之君,没有正式建陵,而是利用其亡妃田氏的墓穴改建而成,规制卑隘,极为简率。即使如此,一陵之建也要役工数万,耗银一二百万两。
  总体来说,十三陵的形制基本上都是沿袭南京孝陵的模式,即除神道共享外,各陵都是前为祭享区,后为墓冢区。祭享区前有正门“恩门”,或在其前再加一道陵门,中为陵殿,称“恩殿”,殿前左右分列东西配殿和焚帛炉。恩门前左右分列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墓冢区在内红门以内,其布局为圆形、长圆形或长方形的坟丘,周围有城墙环绕,称为“宝山城”或“宝城”,宝城前设方城明楼,有甬道可通前后。有些陵仿孝陵之制在宝山与方城明楼之间设有小院,称为“哑巴院”,或更设一座琉璃照壁作为屏幕障(应是地下寝宫的屏障)。方城明楼之前多设有五供石桌及二柱门。二者都是南京孝陵所未有,是从明长陵开始设置的,目的在于增加地下寝宫前的屏障层次,这是北京明陵布局上的新发展。
  在每座陵墓的陵门前都有一座碑亭,碑文记载皇帝生前的业绩,应由嗣皇帝来撰写。但从明仁宗为其父朱棣写了一篇三千五百多字的纪功碑文后,再也没有嗣皇帝续写,所以现在除了长陵碑外,其余各陵都成了无字碑。
  明十三陵的特色
  比较中国历代皇帝陵墓,明十三陵具有三个明显特色。
  一、陵区建筑的整体性特别突出。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区域的设置,早在战国中期随着陵墓的建造就已出现,源于我国古代以宗族为单位,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礼制关系布葬的“公墓”制度。各个时代陵区规模的大小及建筑的设置各不相同。
  在唐代和北宋,每座陵园都有各自的门阙、神道和石刻群,均自成体系。它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建筑的设置上彼此不讲究统属和整体联系。
  明十三陵则不同,各陵虽各有自己的享殿、明楼、宝城,自成独立单位,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作为各陵共享的“总神道”出现,共享的石牌坊、石刻群,加上各陵尊卑有序的布葬方式,使陵区的建筑紧密相联,各陵总合形成了一个整体。
  二、陵寝建筑制度独具风貌。中国古代的帝陵从秦汉到唐宋,其地上陵寝建筑大都以覆斗形的陵台(陵冢)为中心,前设寝殿,周以方垣并四面设门,前开神道,构成大体均衡对称的方陵体制。至明太祖朱元璋建孝陵始变更古制,创新为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宝顶、明楼、享殿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崭新陵园布局方式,陵前的神道采用多次转折的曲路形制。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梢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棱恩门”三金字。“棱”字系后世修葺时误写。门下承以汉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海水江牙云腾浪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明十三陵的陵寝建筑布局基本继承了孝陵,但又有所改变。如:十三陵台陵明楼内圣号碑的设置,更突出了该建筑的标示作用;棂星、宝城马道之设较之孝陵更便于陵园的巡守;方城前石供案及棂星门的设置,则增加了陵寝的纪念气氛,也为空旷的方城前院补充了点缀物。
  三、自然环境幽雅壮观。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选址,大多受堪舆风水术的影响。明朝时皇家陵地卜选采用的是盛行于当时的江西之法,亦即形势宗风水术,注重龙、穴、砂、水的相配关系,而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吉地又是永乐年间江西著名的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所选,因而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四面青山环抱,中间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而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这一陵址位置的经营方式与建在平原之上的陵墓相比,其自然景观显得更为赏心悦目,丰富多彩,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的恢宏气势。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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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人世繁华:天人合一的明十三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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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皇陵的典范:长陵的陵宫建筑
  明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墓,也是明十三陵中最具代表性的皇陵。长陵的陵宫建筑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
  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其制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显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已拆除并封塞)。院内,明朝时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之前建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代中期,碑亭则保存至今。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棱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棱恩殿”,殿门名之为“棱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亲易佳名。其中“棱”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棱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1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檐下斗拱为单翘重昂七踩式,其平身科斗拱耍头的后尾作斜起的杆状,与宋清做法俱不相同。
  第三进院落,前设红券门制如陵门,为陵寝第三重门。院内沿中轴线方向建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
  长陵的著名,不仅在于这三层院落,使长陵如此受重视的另一层原因是长陵的棱恩殿。
  长陵的这座棱恩殿,是明代帝陵中唯一保存至今的陵殿,堪称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珍贵遗物,其珍贵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模大,等级高。此殿制仿明代皇宫金銮殿(明代又称奉天殿、皇极殿)修建,面阔9间(6.56米),进深5间,殿顶为古建中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式,覆以黄色琉璃瓦饰。正脊至台基地面高25.1米。上檐饰重翘重昂九踩斗拱,下檐饰单翘重昂七踩鎏金斗拱。六排柱前后廊式的柱网排列方式规整大方。殿内“金砖”铺地,殿下有3层汉白玉石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和一层小台基,总高3.215米。台基前出三层月台。每层月台前各设三出踏跺,古称“三出陛”。
  二、用材考究。此殿梁、柱、枋、檩、鎏金斗拱等大小木构件,均为名贵的优质楠木加工而成。各构件在殿内部分(除天花外)无油漆彩画,显得质朴无华。支撑殿宇的60根楠木大柱,用材粗壮,是世上不可多得的奇材佳木。特别是林立殿内的32根重檐金柱,高12.58米,底径均在一米上下。
  三、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我国的古建技术,宋代有《营造法式》,清代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官修的建筑工程用书。但处于宋、清两代之间的元、明两代却都没有官修建筑用书。因此,元明二代遗留下来的古建,就成为建筑史学界研究元明建筑法式、特点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像长陵棱恩殿这样的高等级的明代官式建筑,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这座大殿从结构上看,属叠梁式构架体系,不推山。宋元时期的叉手、托脚等构件已不采用,襻间斗拱也按照“檩、垫、彷”的组合方式由垫板代替。整体结构更趋简化,节点更趋牢固。
  陵园祭祀是我国古代陵园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汉时陵中设有寝殿和便殿,陵旁设庙。时有“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之说。唐宋二代,陵园设有上下二宫。上宫设寝殿(又称献殿),用于举行隆重祭献仪式。下宫,即寝宫,是供奉墓主灵魂日常饮食起居的场所。明朝从孝陵以后,陵寝祭殿有享殿、陵殿、献殿、寝殿、香殿等不同称呼。殿内日常陈设有神榻(灵座、龛帐)、帝后神牌、册宝、衣冠、御座、香案以及各种乐器。朝廷遣官致祭时,殿内再增置陈设祭品用的正案、从案、三牲案匣等。这些陈设说明,明朝陵殿具有供上陵朝拜举行大规模祭献活动,和平时司香火、四时供献、朔望朝陵等日常祭祀的双重功能。它兼有西汉陵寝寝殿、便殿或唐宋陵寝上下二宫祭祀用殿的功用。
  总之,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从而高度赞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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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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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1928年7月10日夜
  作案地点:清东陵
  受害人:清东陵各个王公大臣
  作案人:孙殿英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闯进陵内,在明楼、宝顶各处掀砖挖洞,都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是在
   古洞门内、迎面有一座砖墙的下面,用炸药炸开了地宫的进口。在硝
   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向北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的金刚墙,从墙中间
   拆下几块石头,就顺着这个石洞口爬进了地宫。
  作案后果:两墓皆被盗掘一空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考
  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按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顺治在亲政的那年,开始派人寻找“万年吉壤”,但天不遂人愿。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顺治皇帝一次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他看中了一块宝地。
  那一天,当顺治帝和一大群的大臣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登上了一处高坡,举目四望,只见高山连绵,岗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腾涌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央,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项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跳下坐骑,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随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全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足有一尺深,振振有声,“箭落穴定”。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黄天厚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当一切准备事宜完成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顺治帝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确是一块连后人都赞叹不已的风水宝地。
  引子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
  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占地78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中,长眠着161位帝、后、妃及皇子公主们。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让人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孙殿英盗墓过程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做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但是盗墓过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开赴东陵是孙殿英的心腹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他们奉命首先开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十分着急,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可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孙殿英的折磨,就说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张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个张石匠又是怎么逃离虎口,独自生存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
  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当时这个张石匠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张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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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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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殿英从老旗人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便迫不及待地去找张石匠。深更半夜,张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张石匠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张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张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张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但是老奸巨猾的孙殿英立刻就想出了一个对付张石匠的办法,只见他大手一挥,说:“你不说,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去,把他儿子给我抓来,今天我就是当着他的面扒了他宝贝儿子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张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于是孙殿英下令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逃跑就打死谁。
  士兵们胆战心惊地进入地宫,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生了。
  进入了地宫,西太后慈禧的棺椁就摆在面前。“给我开!”一声令下,阴冷死寂的地宫中,顿时响起镐头利斧的撞击和刺刀的沙沙声响。
  要知道,清代棺木有两层,外层称椁,里面那层才称棺。这外椁是用一种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木料产自川、广、云、贵的原始密林,不仅质地细腻、花纹秀美,还散发着一股浸人肺腑的清香。外椁金丝楠木外面,还漆有四十九道漆。最外层金漆涂刷完后,再由喇嘛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于上,用以佑护亡灵。可惜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竞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现出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就在这时,突然,木棺中传出“喀嘣”声巨大响动,整个棺盖“哗”地蹦起一尺多高,紧接着,一阵凄冷冰凉的阴风黑雾“呼”地一声窜出棺外,直向兵士们的面部扑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被重重地击了一把石灰,痛疼难耐又涕泪俱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一阵晕眩。就在这个瞬间,众人抽刀弃斧向后滚爬而去,蹦起的棺盖又“咣”地一声回到了原位。
  但是谭温江手下有两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一个是颛孙子瑜,另一个是一个姓刘的副官。突然发生这种事,连孙殿英都有些害怕,可是颛孙子瑜和刘副官却没有丝毫惊慌,他们各自端着大张机头的手枪,站在地宫出口,命令所有持枪的士兵都将枪口对准眼前的木棺,呈扇形慢慢包抄过来。同时严厉规定,一旦出现慈禧炸尸伤人的不测之象,先以刺刀相拼,奋力搏击。万一慈禧尸身刀枪不入,刺刀拼杀无效,当开枪射击,若射击无效,则且战且退,直至退出地宫,由机枪封锁地宫出口。
  兵士们端枪围将上来,木棺复成死寂之状。刘副官来到兵士们的身后朝木棺详细观察了半天,觉得就此开棺仍不踏实,便派人到地宫外调来两挺机枪架在地宫后室的出口处,枪口对准木棺中心部位,并告诉机枪手,只要兵士们一退却,两挺机枪同时开火,予以射杀。在感到万无一失后,方命兵士重新开棺。棺盖很快被刺刀和利斧撬开,慢慢移于地下。由于刚才的气体基本跑净,棺中再无阴风黑雾冲出,只有一股浓重的霉臭气味散发开来。棺中的尸骨和珍宝被一层薄薄的梓木“七星板”覆盖,上面用金线金箔勾勒成一行行的经文、墓志及菩萨真身相。掀开“七星板”,下面露出了一层柔和光亮的网珠被,当兵士用刺刀挑出网珠被时,棺内唰地射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宝蓝、微紫、嫣红、嫩绿等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如同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整个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只见一个形同鲜活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上顶着一株翡翠青梗金肋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二尺的玉枕放着绿色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四两有余的宝珠,金光闪烁,流耀含英。整个棺内如同旭日初照中的大海,碧波荡漾,碎光叠起。那个女人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青丝如墨,颧额隆茸,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如同花间仙子蓬莱俏女般美丽动人。但这种神奇的美貌转瞬即逝,随着外部空气的突然进入,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如同冷水泼于沙滩一样,“唰”地一声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额骨突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有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鳌然露出……
  “炸尸啦!”
  一个兵士在神经极度紧张下,恍乎觉得慈禧已蹦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掐住了他的脖颈。他在情不自禁地大喊之后,一蹦老高猛地向后一仰,整个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它兵士闻听这突然的一声叫喊,一股冷气自下而上窜入头顶,头发炸竖而起,“哗”地一下向地宫出口窜蹦而去。极大的紧张使所有的人忘记了用刺刀拼杀,忘记了开枪射击,只顾呼呼啦啦向外奔逃。原本就离地宫出口最近的刘副官,看到前边乱了起来,顾不得下令阻止,自己先从两名机枪手的头上一跃而过,率先逃窜。两名机枪手见众兵士叫喊着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究竟,在惊恐混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快压棺镇邪!快架大枪!”颛孙子瑜不愧号称“天不怕”,他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嘴里不住地叫喊。
  几个逃在最后的兵士听到叫喊,突然想起了刘副官先前的命令,停住脚步,端平大枪,向棺木望去。
  “快,冲过去,用刺刀给我抵住!”颛孙子瑜挥动手枪,仍叫喊不止。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随着“哪僻啪啪”的一阵响动,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架在棺木之上,随后,又是十几支枪杆刺刀叠压过来。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耀,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
  灯光集中照射过来,只见慈禧面目狰狞地侧躺在一块樟木板上,身边一位兵士半趴着,双手抓着慈禧尸体的胳膊,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声音,在地上来回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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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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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孙殿英不解地问。“开棺时被吓昏了,醒来后就一直这样,看来脑子出了事,中风了。”刘副官回答。
  “没出息的东西!”孙殿英恨恨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走上前来抬起高筒马靴,重重地向地上的兵士踢去。只听“扑”地一声响动,那半趴在地上蠕动着的兵士,猛地扑到了慈禧的尸体之上。随着那木头一样硬梆梆的尸骨被翻动,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慈禧的嘴里疾射而出,从西北角一直射到东南角的墙上,约三十步之外几个士兵的头发,皆被这亮光映照得一清二楚。这道蓝色光芒的突然喷射,惊得所有的人都打了个激灵,向后连退数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孙殿英望着慈禧那张开的嘴和从嘴里射出的蓝光,极为恐惧与迷惑地问道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刘副官和李德禄悄悄走上前来,大瞪着眼睛冲慈禧张开的嘴巴望了片刻。“是一颗夜明珠!”刘副官率先大呼起来。
  “夜明珠?!”众人一听,纷纷围了上来。只见一颗硕大的圆珠在慈禧口中若隐若现,“我曾听说世上有一圆珠形的宝物,能生寒防暑。若让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可使尸体永不腐烂,千年鲜活如新,这大概就是世间流传的那个东西,实乃旷世之宝物啊!”一个士兵站在一旁嚅嚅地说。
  “这样好的东西怎能让老妖婆占用,刘副官,给我将这个珠子抠出来。”谭温江下着命令。
  于是刘副官来到尸体的头前,蹲下身,伸出手指插入慈禧的嘴中。刘副官本想这夜明珠会一抠即出,谁知这珠子光滑异常,像舍不得离开伴了二十多年的主人,“滋”地一声钻进了慈禧的咽喉,刘副官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未能抠将出来。这时,围观的众人急了,刘副官更急了,他抬头瞪着腥红的眼睛,让身边的士兵去给他取一把刀来。
  一把明亮的刺刀很快递了过来,刘副官握刀在手,将刀尖捅人慈禧的嘴中,然后分别向左、向右狠劲地切割。很快,慈禧嘴角两边被割开了两道伸到脖根的大口子。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刘副官又令身边的亲兵将慈禧尸体的上都抱起来,安放到一直躺在地下哼哼卿卿的显然是神经高度错乱的兵士背上。慈禧的身子半趴着,头低垂,脸朝侧下,刘副官左手踩住慈禧的头发,右手猛力在她的脖颈处捶击了几下,只听“咕碌”一声响动,鸡蛋大的夜明珠滚动而出,蓝绿色的光唰地映亮了每一个围观者的脸,地宫顿时明亮了许多。包括慈禧那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十八颗珍珠手串和含在慈禧口中的一枚鸡蛋大的夜明珠在内的大宗珍宝被尽数劫掠。
  就在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由于丁庭部在挖掘康熙帝的景陵时发现积水,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几经周折,终于打开了地宫,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大宗的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古董、名帖字画、古书纸扇……均被抢的抢、扔的扔。尤其可叹的是,乾隆这位活了89岁的皇帝倾其一生搜集而来的一卷卷旷世罕见的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当作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国,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被盗东陵地宫宝物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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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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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陵宝物今何在?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中的大部分下落不明。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孙殿英其人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它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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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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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1927年到1928年之间
  作案地点: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
  受害人:周、秦两代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党玉琨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党玉琨及其手下将附近村镇的农民集聚起来,对古墓进行逐个挖掘。
  作案后果:戴家沟周围最少50座古墓被破坏,损失严重。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发“死人财”。在这些不肖之徒的盘算下,历朝历代颇有声望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经常成为被盗掘的对象。而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众多的皇帝陵寝,尤其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重点盗掘对象。
  民国年间,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整天绞尽脑汁、一心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军阀,的确为数不少。在这些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应当算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了。该案刚一发生,即迅速震惊朝野,轰动中外,引起各方人士的齐声谴责和一致声讨。
  东陵盗宝案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民国军阀盗墓史上,他并不是惟一人,更不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引子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
  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做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的最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党玉琨也从与他来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众多,几乎到处都有宝。
  党玉琨盗宝过程
  党玉琨听了属下的报告,决定先到戴家湾村亲自考察一下,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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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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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500件文物中,有饪食器70余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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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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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玉琨其人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他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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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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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1937年
  作案地点:清西陵之崇陵
  受害人:光绪帝及其妃子
  作案人:鄂士臣、关有仁、李汉光等八人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作案后果:珍妃墓陪葬全部被洗劫一空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祟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11月16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
  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城里。
  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做守卫工作了,整个西陵的戒护,一时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据当时住在西陵附近的老人们说:1938年秋,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日本军已占领了易县城。西陵作为皇陵,已没有了过去那威严的八旗护陵兵,成立了皇室后裔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备大队,名义上是护陵,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办事,专与共产党作对。
  当时西陵附近有一位青年人,抱定抗日救国心,但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不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投奔国民党,自己找了邻村几个亲戚朋友,准备成立一支队伍打日本,但手中又没有枪支,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盗掘珍妃墓。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传奇
  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珍妃进宫时才十三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关于珍妃被害经过,有一篇清末太监写的回忆文章《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作了详细的现场描述:八国联军打近了北京,西太后站不住脚,逃往西安,临走的时候,把珍妃害了。庚子年七月二十日,宫里乱七八糟的,西太后和皇上都改变了装束,就要逃出宫了。就在这个当儿,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到了宁寿宫,把珍妃从三所里提出来。珍妃在冷宫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战战兢兢,一副憔悴的模样。西太后对她说,现在太后和皇上就要离京了,本来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让她赶快自尽。珍妃对西太后说,皇上应该留在北京。但是不等珍妃说明道理,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抢白她说:“你死在眼前,还胡主张什么!”珍妃跪在西太后面前,哀求留她一条活命,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为所动,仍命崔玉贵走上前去,把珍妃扯过来,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井里了。
  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对珍妃之死发出深深的感慨:“金井一叫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赋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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