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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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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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然而，由于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的变异，各个朝代的陵墓均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墓穴特点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长时期分裂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很多大墓被偷盗，帝王的陵墓也终难逃劫难。
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就在这一年，魏文帝在为他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原来，他是怕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时，自己的尸体陵寝也像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被人盗掘。
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其后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南朝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南北朝之南朝陵墓的特点
南朝是与北朝相对峙的一个政权，南朝的社会经济相对超过北朝。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有力地推动了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在陵寝建筑上表现为规模较大、布局规整、有较豪华的地宫。
南朝陵墓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并恢复了东汉谒陵的制度。因而地面上的建筑也相当宏伟，在陵前神道两侧建置成对的石兽、石柱和穹碑等。从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来看，总的来说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
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
二、陵寝建制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今存南朝陵园的方向无一定规律，而是视当地山水形式而定，这正是风水堪舆所致。
三、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这说明佛教艺术对南朝陵寝制度有较大的影响。
南朝陵墓之典范：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的修安陵，位于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岗上林木苍郁，岗前是一片开阔的山坡地，景色秀丽。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动势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充满了艺术魅力，是南宋石雕艺术的珍品。
南北朝之北朝陵墓的特点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制，带有残酷的掠夺性。他们入主中原，使中原社会经济的发展遭到破坏，更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替埋”办法，不起坟。
史载，后赵的石勒和其母都是采用这种葬制，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
公元三八六年，鲜卑拓拔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实行一系列改革，又以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从而加速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北魏陵园建制有以下特点：
一、逐渐恢复了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
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
三、北魏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
北朝皇陵的典范：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镇川公社附近的方山南部。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清澈的御河，沿方山侧蜿蜒而去。
永固陵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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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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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十七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
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在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永固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然说陵园制度局限于皇帝的特殊礼仪，不能尽显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但是它仍然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当时的人文、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进程，尤其是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南北朝陵墓的石雕艺术
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雕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南北朝时期的陵墓，整个墓址的布局中包括有神道碑和巨大的石兽（天禄、麒麟与辟邪），南朝的麒麟与辟邪的造型，就是汉代同类神话动物形象的发展，不仅体形更庞大，其勇猛的特点也刻划得更显着。在北方发现的小型辟邪具有同样的造型特点。
在南北朝陵墓前的石刻中，石兽和石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石兽又称辟邪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非常遗憾的是，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在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发现有精美浮雕作品，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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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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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唐代末、五代初
作案地点：唐十八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
作案人：五代节度使温韬
作案手段：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
作案后果：唐十九陵（除乾陵外）全部被盗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从三国时期的曹丕起，就主张薄葬，这个主张在唐朝也得到当权者的赞赏。唐高祖李渊曾经往华清池温汤沐浴，途经秦始皇陵，感叹道：“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内史侍郎封伦答道：“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姓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李渊赞赏他的见识，说道：“从今之后，自上导下，悉为薄葬。”
唐昭陵的修建
唐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今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昭陵与贞观10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23年李世民安葬于此，共营建了13年。它是唐太宗亲自选址并设计修建的，占地30万亩，比当时的长安城几乎大一倍。拥有陪葬墓193座，从碑志看，陪葬墓主都是初唐时的诸王公主和著名臣僚。墓群主要分布在九峻山陵寝东、西、南三面，呈扇形排开。陪葬墓中，以魏征墓、徐懋功墓较为有名。
昭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它集无数个“世界之最”和“中国第一”于一身，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九峻山“久峰俱峻”，“山峦起伏，气势雄伟”，为“关内道之名山”。该山颇为神奇，从其南面观之，形似圆锥；从西南面望之，形若覆斗，极像日本的富士山；从东面看之，形同笔架，当地人称之为“笔架山”。昭陵依九峻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
据说唐王朝依山为陵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但是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真正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检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以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凡到过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的人，都会发现遍及整个山坡上的厚厚的羊粪层，是别处甚为罕见的。传说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弄清羊粪层到底有多深，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太阳出一直挖到太阳落山还没有挖到底下的山石上。
九峻山上这么厚的羊粪到底是从那儿来的？说法甚多。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概是与当初修建昭陵墓有关。
十三年的营建陵墓工程中，昭陵不但墙垣四绕，城角四隅建有楼阁，还有四周各方修砌重重城门，规模十分浩大，需要的砖瓦什物数量尤其是巨大，这里所需用的一砖一瓦必须从陵下运到山顶上。在一千多年前，虽然属于盛唐时期，要把这些东西从山下一直运到海拔一千一百八十七点六米高度的人迹罕至的九峻山顶上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陵园的修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何能够很快地把堆积在山脚下的东西运到山顶上，难住了当时主管修建陵园的官员。
他们虽然也征调民夫，但是因为条件太过艰苦，所以工程的进展速度仍是相当慢的。虽然经过多人行走，已从荒山野岭中踩出一条羊肠小道，但是，道窄路险，人走都极不方便，运送物料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被征调的苦力民夫中有一个人，家就住在九峻山下，以放羊为生。忍受不了每日列队登山运输的辛苦，提出将每天分给他背运的砖瓦单另放出来，他自己想办法运完。领工的人见他家就住在附近，态度诚恳，谅他不会走脱，就照他的话办了。奇怪的是这一分开，他每天分下的砖瓦早早地就运完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放羊人想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把分给自己背运的砖瓦绑在一群羊身上，然后拿上放羊鞭一吆喝，羊群就漫山遍野地上山去了。虽然有些地方人不能去，可是羊群却登山攀险，能走近路，很快地就到了山顶。在山上卸下了羊身上的砖瓦，放羊人又赶羊下山，再运第二次。放羊人不但早运完了东西，羊儿还吃饱了肚子。
这一发现，使带工的人十分高兴。然后，就以皇家的名义，广征羊群，很短的时间，九峻山上下成了一个羊群的世界，很快地把山下的物资都运到了山顶上。大概此后十三年的营陵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利用了这个办法。
十三年后，昭陵完工了，九峻山上下就积下了一层厚厚的羊粪。每年发洪水时，总把羊粪冲下来，肥了附近山下的农家田园。但是，大概工程过于浩大，积下的羊粪过多吧，至今九峻山坡上的羊粪还是随处可见。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唐王陵上的羊粪，肥了南坡下的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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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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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韬盗唐诸陵的过程
唐末，西起干县、东到蒲城的崇山峻岭上，除昭宗李晔的“和陵”、哀帝李的“温陵”以外，有唐一代的其他19个皇帝的陵墓(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一陵)以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兀出在人们的眼前。这号称关中十八陵的昂昂丧葬气象，全浸着大唐劳苦百姓的血汗和智慧。令人痛惜的是，除了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以外，其他每一座皇陵都被一个人所盗，这个人趁五代天下大混乱之机，尽掘陵中的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给一部历史添加了一段黑色章节。
这，就是一生为匪为患，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温韬。
温韬，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当一代大唐王朝走向末日的时候，温韬出生了。据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殒落在嵯峨山。嵯峨山位于昭陵所在地九峻山之东，现泾阳县西北，其山和九峻山西边的五峰山，成斗拱之势将九峻山衬夹在中间，加上南面渭水如练，北面黄土高原苍莽无限，九峻山便具有了独特的磅礴气势。
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至。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成为千古大盗。
后梁王朝开平第二年(908年)，温韬便趁战乱聚敛财物，公然疯狂盗掘了北原上大唐所有的皇陵。对此，《新五代史·温韬传》有“（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这段话的意思是：
五代时，温韬在长安做了7年官，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唐陵都盗了。这其中，唐太宗的昭陵最为坚固。温韬从埏道进入地宫，看见地宫的规模、装饰和人间的没有什么差别。地宫的中部是寝宫，东西两边是石床，床上摆着石函，石函里面还有铁函，盛放着历代的典籍，以及钟繇、王氏父子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都保存得像新的一样。温韬把这些东西都搬了出来，流传人世。这些唐陵中，只有乾陵因为风雨大作才免于被盗。
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
当时参与温韬一同盗陵的还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史称其“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侯莫陈威的全部盗陵所得，因其被杀，被永平军(长安)节度使张筠攫取。温韬所盗的图书，在他及儿子们死后则归其外甥郑玄素所有。郑玄素，京兆人，荟萃有古书千卷，内有钟、王法帖，就是从他的舅舅温韬的遗留中得来的。
再说温韬所盗的大唐诸皇陵珍宝，去向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官保命，他在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一路施赂，打点各方于已有用的“神圣”，其绝大部分后来落入他人之手。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即选用青石石材雕刻的六匹战马。1300多年前，秦王李世民在战马上东闯西杀，南征北战创立李唐王朝万世基业的时候，这六匹战马立下了汗马功劳。社稷既定，挂甲卸鞍，以文治国，李世民不由地对自己骑过的战马，产生深深的敬意。
由于昔日长期征战，他养成了酷爱战马、善认骏马的习性，每当谈论自己的不凡战功时，每每提起陪自己战斗而死的六匹骏马，便禁不住感慨落泪。这六匹马分别为：
特勤骠
此马毛色黄里透白，故称“膘”，“特勤”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勤所赠。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
这匹纯紫色的战马在画面上前胸中箭。牵着战马正在拔箭的人叫丘行恭。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正酣战间，“飒露紫”胸前中箭，在这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飒露紫，一手持刀呼喊砍杀，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他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三川，威凌八阵”。
白蹄乌
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18年，唐军初占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相峙两月之后，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石刻“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青骓
是一匹苍白色战马，李世民与窦建德作战的坐骑。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一战役的关键性意义。
什伐赤
“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涧末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
拳毛
这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唐军先阻塞水（即漳河）上游，然后诱刘黑闼渡河决战，正当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唐军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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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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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故安排丧葬，最终确定营建昭陵时，李世民决意专辟场所雕刻战役中阵亡的战马加以纪念。他亲选了六次重大战役中阵亡的战马故事题材，亲撰赞诗，由整个昭陵的设计和营造者、著名建筑艺术家、工艺绘画家阎立德实施建造。
然而，这六匹为唐太宗所钟爱的战马雕刻，也随着昭陵的被盗而开始了它们充满坎坷的人世旅程。
1914年，美国文物走私商串通北京一个姓黄的古玩奸商，将昭陵六具石刻骏马中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弧切割打碎装箱，偷偷地运往美国。消息在西安百姓中传开后，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不管是有官位的爱国志士，还是普通黎民百姓，大家都切齿痛恨，深深地诅咒洋鬼子的可恶，也深深地咒骂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
四年后的1918年夏天，贪婪成性的美国文物走私商，再次勾结民族败类，秘密进入昭陵，将另外四具骏马石雕也切割打碎装箱。他们知道自己的举动是在犯不可饶恕的罪恶，所以事前进行了严秘的计划，为了不使恶行暴露，这伙盗贼不敢走陆道，而选择走水道。他们选择渭河涨水的夏天雨季，将装着石雕骏马的木箱装船，沿水路而下，计划运至西安，再秘密辗转，偷运至美国。
然而，这一次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激愤已极的人民群众发现了他们的诡秘行踪。他们自发地跟踪贼船，拼死加以阻截。在咸阳桥边的码头上，围住了这伙盗贼。
经过一番波折，昭陵四骏终归没有落入美国人之手，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乾陵地宫之谜
唐十九陵中十八陵被盗，里面的宝物虽然不能全部悉知，但是比较有名的历史上仍有记载。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恐怕就是让温韬心生恐惧而中途罢手的乾陵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乾陵地宫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乾陵地宫仍然是不甚了解。毫无疑问，在进行科学发掘之前，要完全揭开乾陵地宫的神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记载中得知，乾陵外部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又叫“诞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隧道。这条隧道是由堑壕（露天）与石洞两部分构成的。两段交接处便是地宫宫门的所在。
通过隧道进入宫门。根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昭陵的石门达五吨之重。乾陵地官石门有多重，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一定是坚固可靠的。进入宫门便可以到达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根据“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推测，乾陵地宫墓室至少是前、中、后三室。
地宫里有些什么东西，这可能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从《唐六典？大唐元陵仪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棺床”、“棺床”上放着皇帝的“神宫”，即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硅、璋、璧、琥、璜等“六玉”。
此外，从武则天所撰写的《述圣纪碑》碑文中考证，地宫里还有不少珍贵书籍和名人字画。史载，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盗掘昭陵时，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由此可以推断，“待到幽宫重启”之日，人们所见应该又是一个“不异人间”的乾陵。
温韬盗墓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温韬盗发唐陵，曾经从唐太宗昭陵中得到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真迹。《新五代史》记载，昭陵多藏有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所谓前世图书“悉取之，遂传民间”这一文化过程，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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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洞天“太子墩”：南唐二陵的发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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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无确切记载
作案地点：南唐二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的牛首山下
受害人：南唐二帝
作案人：未知
作案手段：不详
作案后果：当年随葬的金银珠宝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只剩下男女陶俑和玉
制、石制的哀册。
盗墓性质：不详
引子
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大分裂的局面，这就是“五代十国”时代，南唐是其中之一。它是在原吴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小朝廷。
南唐是一个短命的年代，前后只经历了三个皇帝：烈祖李、中主李煜后主李煜。南唐二陵，就是南唐烈祖李和他的儿子李的钦陵和顺陵。
李，字正伦，徐州人。少年因战乱成孤儿，被时任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收养，后大将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吴天祚三年(937年)，他废吴王杨溥，自立皇帝，自称是唐宪宗李纯第八子李恪的玄孙，恢复原姓名李，改国号为大唐(为区别于唐、后唐，史称南唐)。南唐升元七年(943年)因信奉长生道术，死于丹石中毒。李，初名瑶，字伯玉，李的长子。28岁时即位，交泰四年(961年)他在“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中于洪州(今江西南昌)死去。
盗墓过程
民国时期，史学界和考古学家对南唐开国皇帝李和中主李的墓葬在何处，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在夫子庙市场上出现兜售出土文物的人，被当时警方查获。此事为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司令员所闻。刘司令员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与南博会同彻查。
原来这年春天，几个牧童在祖堂山南麓一个叫“太子墩”的地方放牛，他们发现大土墩被春雨冲出一个洞，几个胆大的放牛娃就好奇地探进去，从中摸出几个明器和陶俑，卖给了“挑高箩”(收旧货)的，后被南郊一个盗墓人探知，就盗取了墓中部分器物，结果在夫子庙交易时被抓了个现形。
很快，区文教股长亲自带人下乡来调查了。由于盗墓者光顾过不久，挖的盗洞还没有塌陷，股长亲自带人下洞进行了探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进幽暗深邃的墓穴，穴中不时响起叮咚的怪声，还散发出一阵阵悠悠的香气，沁人肺腑，好不令人惊恐。不出所料，墓已被盗墓贼破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宏伟的墓穴地宫还是让他们惊奇不已。出洞后他们迅速将情况上报给了南京市博物院。
警方将截获的出土文物送至南博鉴定。时任南博负责人曾昭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她对送来的文物逐件研究，看到一些出土的玉片上面刻着文字，字上曾涂以金粉，已剥落淡存；尚可看到“维保大元年”、“子嗣皇帝臣瑶”等字样，曾昭大为惊喜，她核查了“保大”年号是南唐中主李即位的年号，而“瑶”字正是李原来的名字。这些刻着文字的玉片，串起来称为“哀册”，是古代帝王死后，在下葬时为他写的祭文，一般刻在竹、木、石片上，放在死者棺中同葬，而南唐刻在玉片上，是为“玉哀册”，更为珍贵，这是墓葬人身份的最可靠证明。这些“玉哀册”的出土处就是南唐开国皇帝李的墓地。至此，揭开了南唐皇帝陵墓坐落何处的千古之谜。
不久，考古队赶到了现场，开始了发掘。他们并没有顺着盗洞进入墓室，而是按照正规的考古挖掘程序，先用“洛阳铲”进行勘探，找到墓门的所在。找到后就顺着墓门的方向开挖，挖了几天就挖出了墓门。考古队发现墓门外堆砌了许多大石板和大石块，墓门本身也用大砖封砌，推断是为了防盗墓而设。但是这套防护措施根本就挡不住盗墓贼，他们直接开天窗而入了，但是这给用科学手段进行发掘的考古队找了很多麻烦。颇费了一番周折，考古队才打开了墓门。
宏大的地下宫殿终于呈现在眼前了，大家穿过长19米、宽4米的圆拱形墓道，好像穿越了一条漫长的“时间隧道”，又回到了千年前的时代。这条墓道贯穿了前、中、后三间主墓室，在主墓室两侧，还有10间陈放随葬品的配室。这组布局严谨，设施齐全的地下砖石结构建筑群，完全仿造地面的建筑建造，并且在柱枋和斗拱的表面还绘有彩画。
至此，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南唐二陵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
南唐二陵的结构
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现圆形。二陵均系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及其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建于公元961年。当地百姓称钦陵和顺陵为“太子墩”。顺陵位于钦陵西北，相距五十余米，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着。二陵的陵园原地面建筑，今均已无存。
钦陵规模较大，是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地表上部为一圆形土墩，周长170米，高出地面12米。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间侧室，全长达21米余，宽10米余，高5米。前、中两室及其所附四间侧室是砖结构，后室及其所附六间侧室是石结构。墓门及前、中、后三个主室都仿照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木结构建筑式样，在壁面上用砖砌或石雕成梁、桥、柱子和斗拱，再用石青、石绿、储石和丹粉等矿物质颜料在其上绘以鲜艳的彩画，图案多作牡丹、莲花、宝相、海石榴和云气纹等。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附属在柱枋部分的彩画遗迹，在建筑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李陵的中室和后室之间有辅道，后室的进口处有石门一重，门楣上横列大型的双龙攫珠的石刻浮雕，下方的左右两侧各置一尊足踩祥云、披甲持剑的石刻浮雕武士像，原均敷金涂彩。后室的室顶为巨大青石条砌成的叠涩顶，上面绘有彩色的天象图，包括日月星辰一百余颗。后室地面的青石板上又雕刻着蜿蜒曲折的江河形状，象征着地理图。这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陵墓内部装饰，是秦始皇陵以来帝王陵寝的装饰传统。后室的中后部有石砌棺床，棺床的侧面有行龙浮雕，并用浅刻的卷草和海石榴花纹作为棺床平面的装饰。
李陵前、中、后室所附的侧室内均有放置随葬品的砖台，原置的金、玉、铜、铁和陶瓷质的器物均被早年盗墓者所掠走或破坏。考古发掘所得的劫余器物以玉哀册和陶俑像较为重要，前者刻字填金，标明了该陵的陵名及下葬年代；后者有数以百计的男女宫中侍从俑和舞俑，以及各种动物俑，亦为南方唐宋墓中所罕见。由此可见，当年地宫建筑十分豪华。
顺陵在钦陵西侧，长宽与李陵相近，有前、中、后三间主室和八间侧室，比钦陵少了二个侧室，其规模也比钦陵略小，建造简陋，其墓内的结构装饰和绘画艺术已失去南唐初年雄伟富丽的气魄，反映了这位没落君主“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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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洞天“太子墩”：南唐二陵的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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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陵文物
哀册68片，其中钦陵出土28片玉哀册，顺陵出土40片石哀册。各种陶俑136件，其中有持物俑、拱立俑、舞姿俑、人首蛇身俑、人首鱼身俑和人首龙身俑等，这些陶俑形状在江南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此外，还有陶器200多件，以及铜、铁、漆、木、玉器多件，两墓共出土文物640件。
文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栩栩如生的人物陶俑。男俑中有峨冠博带的文臣，有缘领长衫的内侍，有披坚执锐的勇士，有表演献技的伶人；女俑中有高髻盛妆、身着披肩长袖的宫娥，有恭立持物的侍女，有翩翩起舞的舞娘。男俑衣冠整肃，女俑面施朱粉，衣着华丽，基本上是唐代人物的风貌。这是由于南唐距大唐帝国为时不远，而南唐又以大唐正统自居。
第二类是陶制动物。其中有怪诞的人首蛇身和人首鱼身俑，体现出古代神话和图腾的余绪。还有生动的马、狗、鸡、蛙等，尤其是骆驼和狮子，它们不产于江南，而大唐时代的对外交流中，来自西域的贡品中就有狮子和骆驼，它们的陶制品也被“请”进了南唐二陵。
第三类是陶瓷器。有厚胎无釉的灰色陶器，还有灰色厚胎加深茶褐色釉的陶器。瓷器中有粗瓷、细瓷。一般说来，五代出土的陶瓷不常见。而根据南唐二陵的陶瓷器，可以看出后来宋代陶瓷器的一些继承和发展的线索。
第四类是玉制的“哀册”，共有几十块玉片，呈绿色或白色，上面有填金的刻字，内容是墓主人的祭文。别处很少见到过玉哀册，所以尤其珍贵。南唐二陵主要就是根据玉哀册来鉴定的。
两陵墓内均有砖石雕刻，壁面、室顶及部分地面绘有彩画图案。但“顺陵”已不如“钦陵”的规模和富丽，可见南唐后期国势日渐衰败。但二陵的建筑、彩绘、雕刻艺术等遗迹，反映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小朝廷偏安江南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为人们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京现代考古
南京发现东晋名臣温峤墓，出土的青瓷器数量为历见六朝墓之最
据有关新闻报道：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市北郊郭家山发掘了一座六朝时期的古墓葬。据出土的墓志确认，该墓葬为东晋名臣温峤之墓。
墓葬位于南京市区北郊郭家山西端之南坡。墓室顶部距地表1.5米，墓葬坐北朝南，方向181度。全长7.49。其中甬道长3.53米，前进甬道长1.6。宽1.35。残高1.85米。后进甬道长1.4。宽1.12。高1.4米。墓室长3.96米。宽3.75米。顶部内高3.38米。
该墓葬为一附长甬道的单室砖砌墓。甬道分为前后二进。前进甬道为早期盗墓所破坏，券顶，壁部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砌六层后以平砖上砌起券。后进甬道保存完好，券顶，壁部亦以“三顺一丁”组砖砌成，三组后以三层平砖及楔形砖上砌起券。前进甬道铺斜“人”字形地砖，后进甬道错缝平铺地砖，前后进之间有木门一道。甬道前砌封门墙一道，弧形，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残高1.13米；墓室平面近正方形，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四壁部均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共四组后加三层平砖后开始起券，以相对斜砌砖从墓室之四角部向上起券，至墓室顶部时砌成正方形逐渐内收结顶。左、右、后三壁中部均砌置一只棂假窗，上置一“凸”字形灯龛。墓室底部铺斜“人”字形地砖，前部砌一长方形“祭台”。
该墓虽然早期遭盗，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共出土各类器物74件。分别为：青瓷器、陶器、石器、金器、铜器及其它质地的器物。其中青瓷器占绝大多数，仅青瓷盘口壶就出土了22件，创历史纪录。陶器仅见2件。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瓷盘口壶，腹径周长近1.2米，是已知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最大的。陶器有熏、小壶；石器有黛板、猪；金器有羊、珠、叶、小圆饼等；铜器有柄饰、叉形器、钱等；另出土有小琥珀兽等。这对研究当时的丧葬习俗、陶瓷烧制技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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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第一陵：唐陵的分布与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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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李渊建立唐王朝到灭亡，前后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包括武则天在内共有二十一个皇帝。这二十一个皇陵中有大部分都建造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黄土原和北山岭的顶部。这种依山背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原、并且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局，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尤其是那些倚山而建的帝王陵墓，气势更是雄壮异常。宏伟孤耸回绝的陵园主峰，广阔浩大的陵园区域，庞大的皇亲勋臣陪葬墓，威武雄壮的神道石刻，使唐代皇陵和大唐盛世一样，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称它为中国皇陵继秦汉以后的第二次发展。
唐陵的特色
唐代陵墓多依山为陵，除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唐敬宗李湛的庄陵、唐武宗李炎的端陵以及唐僖宗李儇的靖陵外，其余14座均依山为陵。所谓依山为陵，就是选择一山，在山的半山腰上深挖洞穴至山底，把棺椁葬入其中。李世民的昭陵是唐依山建陵的第一座陵墓。比之堆土为陵，气势更加雄伟，更能体现皇权至上的特点。选择堆土成陵的唐陵，除靖陵之外，其余均在三原县境内。堆士成陵，秦以来即有。这种陵墓的特点就是“高坟大冢”。
唐代陵墓，均以底下墓室为中心。在地面四周，围一四方形的柏城，柏城南门外设二道门阙。第一道门阙处的标志是石狮(献陵为石虎)，第二道门阙外有大量排列有序的石刻，为皇帝生前的仪仗设施，人称“山野小朝廷”。
唐代陵墓的典范：乾陵
乾陵是中国唐代高宗皇帝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之地，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夫妇皇帝合葬陵。陵地距中国中西部的古都西安80公里，坐落于梁山之上。乾陵以山为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有诗句描写乾陵“千山头角口，万木爪牙深”。
乾陵是唐代帝王在陕西关中地区“十八陵”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也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皇陵。墓穴在最高的北峰南麓穿山开凿而成，陵墓本来是一个圆锥形石灰质的山峰，蔚为壮观。三峰耸立，最高山峰为陵的主体，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乾陵的天然门户，气势雄伟。据说，晴朗的天气在此居高临下，能够望见当时的古都长安。
乾陵的设计布置是模拟长安城的布局，内城是陵寝所比拟皇宫内苑；献殿前留出广场，作为子孙后代、百官僚属祭祀活动的场地；从献殿前第一对石阙往南陈列石人马之处，比拟百官衙署，石人马象征着仪卫之制；第三对阙从位置上看已在陪葬区之南，如果有城墙的话，似可将全部陪葬区包括在内，那么，这个区域可比拟长安城的坊里。
乾陵神道
陵园周围约40公里，园内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宫城、皇城、外廓城井然有序。初建时，宫殿祠堂、楼阙亭观、遍布山陵，建筑恢宏，富丽壮观。陵园内现存有华表、翼马、驼鸟、无字牌、述圣记碑、石狮、六十一蕃臣像等大型石雕刻120多件，整齐有序地排列于朱雀门至奶头山遥遥两华里之余的司马道两侧，气势宏伟，雄浑庄严，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据历史文献记载，乾陵玄宫内涵十分丰富，随葬着大量的金银器、珠宝玉器、铜铁器、琉璃、陶瓷、丝绸织物、漆木器、石刻、食品、壁画及书画墨宝等稀世珍品。
历史评价乾陵利用自然山势修建，不同于明清陵墓向地下开凿地宫，而是依山打洞。据说梁山内共有39道石门将两位皇帝的墓穴紧紧封锁，所以唐乾陵是目前唐代18座帝王陵墓中唯一没被盗掘过的，保存最为完整，气势最雄伟，是世界上罕见的一座两个帝王的合葬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发掘了永泰、章怀、懿德等五座陪葬墓，出土珍贵文物4300多件。1万多幅绚丽多彩的墓室壁画，堪称唐代瑰丽的地下艺术画廊。如果发掘乾陵，将成为继秦陵兵马俑之后轰动世界的又一大奇观。
乾陵墓道
根据考古学家的勘察，乾陵墓道在陵墓的正南方，全部用石条填砌，层叠于墓道口到墓门。石条是交错砌压的，石条之间平面用铁栓板固定，又浇上铁汁。专家们初步鉴定，乾陵没有被盗贼偷窃发掘过。并且认为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发掘，困难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石条之间十分紧密牢固，必须利用机械和热能，先将铁卡、铁杆、铁汁软化，才能顺利地将长方形石条完整地取出。
乾陵地面上依山的形势，对称排列着精美的石刻群。其中就有武则天为自己立的“无字碑”。有人说，这是她表示自己“功高德天”，难以用文字表示。也有人说，武则天遗言，已之功过，由后人评说，因而一字不刻。然而，当初的无字碑变成了有字碑。可惜，刻满字的碑，竟因千年的风霜雪雨的侵蚀，字迹已难辨认。唯有金代天会年间，“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纪”，是用女真文刻的，旁边附有汉字译文，尚可以辨认。女真文现在已绝迹，这些文字是研究女真文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真可叹，“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
总之，乾陵无论是地面上的建筑石刻，还是地下墓穴的施工，以及整个陵园的规划设想，都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雕刻艺术的精湛技巧，代表了唐代高度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水平。墓室内的文物珍宝肯定异常丰富，一旦发掘出来，必将大开人们的眼界。
乾陵之名在营建初期就已确定。称其“干”的原因有二：其一，陵在长安的西北方向，而西北方位在八卦的“干”位上；其二，《易经·说卦传》称，“干，天也，……，为君，为父也。”唐高宗生前尊号为“天皇大圣皇帝”，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基于这两点，专家们认定乾陵之名是武则天亲定的。
乾陵所开创的中国第一
乾陵又称姑婆陵，这是干县百姓因尊敬武则天而起的一个别称。“姑婆”是当地人对德高望重的老年妇女的尊称。这一称谓至少在清朝时就已开始流传，即所渭“帝后威严从昔显，姑婆名号至今传”。就是这座看似并不是很特别的夫妻合葬墓，却开创了我国陵墓史上的许多第一。
首先，它是中国帝陵中惟一的一座既是一对夫妻，又是两个皇帝的合葬墓。以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封武则天为昭仪算起，两人的浪漫故事成了世人传诵的佳话。他们生活上恩恩爱爱，事业上更是珠联璧合。从显庆元年至永淳二年(656-683年)，两人联手管理天下，史称“二圣时代”。
永淳二年(683年)，高宗病逝。7年之后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自封“圣神皇帝”，开始独步天下，因此她成了中国5000年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神龙二年(706年)，她临终前下诏，删除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与初恋情人永久地长眠于地宫之中。“则天”之名，也因之而来。
其次，乾陵开创了陵前树碑的先例。乾陵司马道上有两通分别纪念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功德碑，一为《述圣纪碑》，一为《无字碑》。此后历代诸王陵前均设此类型的功德碑。
第三，乾陵是中国帝陵中惟一有《无字碑》的陵墓。
第四，它开创了帝王陵前司马道石刻组合制度，并为后世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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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第一陵：唐陵的分布与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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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陵园四门列置石狮，起于乾陵，后世将它制度化。
第六，它是中国帝陵中蕃王像最多的一座帝陵，共有蕃王像61尊，是“盛唐气象”的具体表现。
总之，乾陵规模宏大，建筑辉煌，唐以后的帝陵大都沿用乾陵的建制，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正象郭沫若《咏乾陵》诗说：“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唐代的陵寝制度
唐代葬制不像汉代，皇后不单独起陵，而是与皇帝共葬一个墓穴当中。而帝陵以皇室成员、功臣等人的墓陪葬。唐陵还有一个与汉代皇陵不同之处在于，唐陵的起陵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继承秦汉以来封土为陵的形式，在坟丘上覆盖大量的黄土，形成一定规模的人造山，以标明此为某位皇帝的陵园。唐代的皇陵采用这种形式的有：高祖的献陵、德完的祟陵、武宗的端陵。另一种则是沿用魏晋南北朝以来，穿凿山峰，在山的中部开辟墓室，以山为陵的形式。唐陵采用这种方式的有：太宗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中宗的定陵，睿宗的桥陵、玄宗的泰陵、肃宗的建陵、代宗的元陵、顺宗的丰陵、宪宗的景陵、穆宗的光陵、敬宗的庄陵，文宗的章陵、宣宗的贞陵、懿宗的简陵、僖宗的靖陵。
唐代的陵寝制度，陵园分上宫和下宫，上宫为献殿，建筑在陵园围墙南门以内，正对山陵，是上陵和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下宫为寝宫，为供奉墓主灵魂起居的地方，位置在距陵2.5公里南偏西处。山陵的墓室，坐南向北，墓道通向墓室正中。地面建筑有内城和外城。内城是帝王的陵墓围墙，也叫神墙，四角各开一角楼，开四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四门各有石狮一对。朱雀门是陵园的正门．有神道直达三公果以外，两边排列高大的石翁仲（就是石人）十对(东文西武)，石马五对，米雀—对，飞马一对，华表一对(以上部分组成了俗称的石像生）。在玄武门北有立马六对，号曰“六龙”，象征帝王的的内厩。
唐陵石雕
唐陵的两大特点是依山为陵和石刻丰富多彩，唐18陵石刻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其题材和雕刻手法均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陵墓石刻，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献、昭二陵为唐初所建，制度未定，石刻题材与乾陵以后的16陵迥然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一对石虎，内城南门之南有石犀和石华表各一对。昭陵由于山南地形险阻，石刻群均集中在陵北山后的司马门内，有唐高宗永徽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在东西两庑还有唐太宗生前所乘的6匹战马的浮雕：昭陵六骏。自乾陵以后，石刻群的组合基本固定，按性质不同，可分狮子，石人石马和马夫，翼兽和北门六马，“蕃酋”像，华表，碑石、无字碑和述圣记碑六大类。各陵所存碑石约51通，是研究唐代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唐朝陵墓石刻一改过去朝代以大型石制石兽铺垫神道的先例，大规模的修建小型的石刻，注重其雕琢技法和神态，挖掘其内部的感情和机理，以细腻和高水平的雕琢代替前朝夸张和粗糟的石刻，因此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唐十八陵中，要属于桥陵的石雕最为引人注目了。
历史上的唐睿宗是一个公认的无能皇帝，但是其陵墓桥陵却是近年来唐朝陵墓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桥陵的石刻。
桥陵有一尊宫女石刻，别的陵墓没有。这尊宫女像体态略显臃肿，面目表情妩媚动人，服饰珠光宝气，发饰刻工细致传神，宫女的器官特点鲜明，眼眶略粗，鼻子略显扁塌，眼睛不是很大，这个女子被当时公认为美女，由此可以看出，唐朝人的审美标准与当代大相径庭。桥陵石狮不如昭陵的精细传神，但也是魁梧凶猛，桥陵的鸵鸟也极具韵味，眼睛小而有神，翅膀长而无力，脖子粗而强健，爪子尖而有齿，羽毛丰满，形容乖巧，欲跑之状，着实可爱，桥陵的另一尊比较有特色的石刻是一尊佛像，与前朝佛像的庄严肃穆、气定神闲不同，这尊佛像坦胸露背，卧姿奇巧，面做狂喜状，这充分体现了唐朝以道教为国教，自由洒脱的民风特点。桥陵的石人数目更多，品种更加丰富，在昭陵的基础上刻工更加精细传神，不拘于泥，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神态更加似真。最令人感兴趣的，还要算桥陵石雕中六大待解之迷。
一、奇特的鸵鸟眼睛。桥陵南门神道东西两侧的石刻群中，有一对石鸵鸟，相向而立，刻于高、宽均约两米的石屏上。若站在一侧鸵鸟跟前看对面的鸵鸟，就会发现唯有鸵鸟眼睛呈白色，乒乓球大小。而走近再看，鸵鸟的眼睛与身体各部位同为一块石料，一样的颜色，无特别之处。
二、击敲石马传钟声。在桥陵陵区，有5对石马，若对其中东边第一匹和西边第三匹击敲拍打，会听到一种钟鸣声。而且不论在石马哪个部位拍击，钟鸣声都聚集在马嘴边，细听时会感觉到马的身体似乎是空的。然而从有关桥陵的资料以及现存的石刻来看，桥陵石刻皆是用一整块石头雕成，绝无空心的雕刻。
三、绵绒绒的鸵鸟颈。细观石鸵鸟的雕刻，脖子下的绒毛竟也刻得清清楚楚，丝丝分明。当把手放在鸵鸟脖子下时，则有毛绒绒、绵乎乎的感觉。
四、同一獬豸头，远观近看竟不同。獬豸又叫独角兽，是在唐十八陵中桥陵所独有的一种异兽雕塑，在桥陵石刻中东西两边各有一尊。它身高约3米，体形硕大。近看为石獬豸，怒目露齿，面容凶恶，而从对面远看，石獬豸则似一位慈祥老人，低眉含笑。
五、美女石雕竟何为？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桥陵石刻中，有10尊美女石雕像，皆为手托盘状。在唐18座陵墓中的石刻，有美女石像的唯桥陵一处。据史书记载，唐十八陵墓的布局大致相似，陵前石刻设置也基本相同，但唯在桥陵前有美女石像。这又是为什么？
六、唐陵神道石雕中一般都是按左文右武排列，而在桥陵，则全部是武将而没有文官。
威武森严的石狮，栩栩如生的番像，高大英武的骏马，惟妙惟肖的鸵鸟，真所谓石雕无数，唐陵为先，与少人问津、守望麦田的宋陵石雕不同，唐陵石雕少了几分冷冷清清，消了几分平平淡淡，多了些须问津与感叹，以高山为天，以绿水为地，以历史遗迹为偶，唐陵石雕总是那么高大风光，千百年来，这里都是一道让世人驻足的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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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的范例：刘豫盗巩义北宋八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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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南宋初年
作案地点：北宋皇陵，今河南巩义市境内
受害人：北宋诸帝
作案人：粘罕军队及其傀儡刘豫政权
作案手段：他们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
石，缒绳而下。
作案后果：每座陵墓都多次遭受洗劫，陵区内什物狼籍，撒骨扬尘，烟火弥漫，一
片混乱。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北宋皇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旧巩县）西南部，东距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约122公里，西距北宋西京（今洛阳市）约55公里，是宋代两京往来必经之地。巩义地处河南省中部，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属于浅山丘陵区。南部嵩山绵延，北部邙山横贯，伊洛水蜿蜒奔流其间，由西向东注入黄河。北宋诸陵就建在南依嵩山北麓、北傍洛水河岸的黄土岗地上，自然地势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状。
宋陵因何选址于巩义？
《史记·封禅书》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后，以“嵩为中央，左岱（泰山）右华（华山）”，称“中岳嵩山”为“天地之中”。日月为明，山高为嵩。古人说“嵩山如卧”，到了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嵩山像一条很清瘦的卧龙，他画龙点睛般地道出了嵩山独具的山体特征。《诗经·大雅》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主峰峻极峰由此而得名。“不来峻极游，何以小天下？”这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登峻极峰后留下的感叹。
长眠于巩义市宋陵的宋代帝王，脚蹬眼望的就是嵩山，就是嵩山的太室山主峰峻极峰及少室山主峰连天峰。贵为皇帝者也不敢正南正北安葬，宋陵各陵均呈东南—西北方向，所以看上去它们与峻极峰、连天峰并不在同一条线上。连天峰下是名刹少林寺，峻极峰下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峻极峰的东侧是万岁峰，西侧是卧龙峰，万岁峰与卧龙峰犹如宋陵的两个高耸云霄的门阙。
站在峻极峰上北望，但见黄河如带，邙山横亘，东眺是虎牢关，西瞰是黑石关与洛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洛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河，邙山是阴宅宝地，向有“生在苏杭，死在北邙”的说法，加之雄关漫漫，这里的风景之美不得不让人佩服当初赵匡胤的眼光。
更重要的是，巩义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宋代流行“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东南多山，峻极峰海拔1440米低垂，邙山海拔272米，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按堪舆学说法，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公元963年，赵匡胤命“司天监赵修己、内客省使王仁赡等改卜安陵于西京（洛阳）巩县之邓封乡”。
赵匡胤把他老爸赵弘殷安葬在巩义，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准备。
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深知洛阳和开封作为首都的优劣：开封无险可守，洛阳固若金汤。但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时，却遭到了臣下的反对。迁与不迁的理由都很充分。反对迁都者认为“汴京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赵匡胤则认为，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
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赵匡胤迁都的决心，可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说得妙：“在德不在险，何必一定要耗费民力迁都呢？”一句“在德不在险”让宋太祖哑口无言，他只好长叹：“不出百年，中原人民叹也。”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只好豢养一支庞大的禁卫军来保卫开封，于是乎“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
无计可施的赵匡胤只好把洛阳作为陪都，他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能迁都洛阳。正是从迁都洛阳出发，他决定将皇陵建在离洛阳很近的巩义。
北宋皇陵的修建
皇家无小事，事死如事生。
穷一国之财力、物力，集中天下能工巧匠所营建的帝陵，并没有尽归于土。开封地上的砖木皇宫早就灰飞烟灭了，巩义的皇堂还安睡于地下。
巩义诸陵的皇堂，无论从建设难度、用工数量、耗费钱财等方面来看，都不会逊色于开封的皇宫。据史料记载，皇堂高20多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一个皇堂至少像现在的3幢7层高、3个单元的居民楼加在一起那样大！巩义市的地下埋葬着8个这样的庞然大物。皇后、亲王、大臣的地宫规模稍小一些，但数量极大，有1000多座。
北宋的陵寝建造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皇帝一即位就建陵的做法。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7个月内完成。由于时间紧张，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即便如此，皇室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仅取石材一项就动用工匠4600人，石27600块。又动用士兵9744人、民夫500人，把这些石头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偃师粟子山（这儿的石头“岩棱温润，罕与为比”，虽日光长久照射也不容易风化）运到陵区。
公元1100年，哲宗患病，“不数日死去”。农历二月初十，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工地。为了“七月而葬”，五月十一必须完成采石工作。工程大、工期紧，山陵使等官员督工急如星火。因为劳动条件差，又无饮用水，于是，在风餐露宿的工地上陆续病倒了1700多人，死者日日不断。这些死者多被弃尸于荒野乱石之中。据《采石场碑记》载：“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鬼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修建永定陵时，雕刻侍从人物及象、马等动物的石头用了62块，门石用了14块，皇堂券石用了27377块。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调集全国能工巧匠、民夫无数，仅调集修陵的士兵就多达46700人，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可以想见，斥举国一半之资修筑的陵墓该是多么富丽堂皇。送葬的队伍，从当时的首都汴京到巩义，约需10天才能到达，其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车马浩荡，绵延数十里。今天，站在重新修复的永昭陵大门，看遥远天际，仿佛可见当年浩荡的送葬队伍正缓缓走来，那声声哀乐依稀又穿越时空，向世人宣示着大宋王朝的皇家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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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的范例：刘豫盗巩义北宋八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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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生前所享有的东西，死后也要在皇陵建筑中体现出来。皇帝生前有皇宫，死后有陵宫，建筑结构如同皇宫一样，四周有护神墙，神墙四隅有角阙，四面正中开门，门两侧设有阙台。进入皇宫有三道城门把守，而进入皇陵也同样有鹊台（也称鹊门）、乳台（也称乳门）、山门（也称神门）三道关口。
皇帝活着时进皇宫所走的路称御道，皇帝死后要进入皇帝寝陵的路叫神道。在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着象征皇帝死后还要统治万事万物的石刻造像。当年在这几万亩的肥沃土地上，建设的殿宇栉邻次比，陵园墓冢星罗棋布，石刻林立，寺观遍地，松柏如织，既庄严肃穆，又阴森可畏。可以说，北宋皇陵是我国现存规模庞大的著名陵墓群，可与北京十三陵、陕西兵马俑相媲美的大型文物景观。
宋陵被盗劫过程
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帅粘罕率军自孟津渡过黄河。十七日，抢掠、焚烧了会圣宫（宋仁宗天圣八年建，内供奉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御容”。旧址在今偃师市山化乡寺沟村）。永安、巩县守军闻风投降。二十七日，金兵帅府进驻永安县城，粘罕旋即带领将士察看永安诸陵。他们看到上宫建筑金碧辉煌，下宫祭器耀眼夺目，便产生了抢掠的念头。但粘罕却假惺惺地下令，禁止诸军抢掠陵庙器物，还备置大礼，派人祭吊永定陵和永昭陵，以掩众人耳目。
同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金兵胜局已定，也就开始了对永安诸陵的抢掠。他们首先哄抢下宫、献殿及各禅院的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衣服什物等；继而又挖坟掘墓。
陵墓中的珍宝使金国兵将红了眼，于是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盗掘活动。他们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缒绳而下。每座陵墓都多次遭受洗劫，陵区内什物狼籍，撒骨扬尘，烟火弥漫，一片混乱。
南宋统治者听到消息后，便派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到巩县谒陵。他见八陵全被金兵盗掘。宋哲宗的尸骨被挖出，撒在地上，很是痛心。回到朝中，声泪俱下地向高宗讲了所见惨状。高宗敕命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将官，带兵到永安赶走金兵，并派专人修葺陵寝。但因河南是金国占领区，每次战争必带来金兵的报复，所以，永安、巩县成了宋金拉锯战的战场，宋军撤退，金兵复来，挖掘更凶，而且还烧房扒屋，砍树伐木。于是，松柏茂密的陵地，很快就变成了荒原。
公元1130年，金人在大名府封宋朝的投降官员刘豫为大齐皇帝。公元1132年，“大齐”傀儡政权迁都开封。
金兵撤后，伪齐刘豫又派军队到永安盗掘陵墓，而且比他的主子更毒狠，更疯狂。绍兴二年的一天，西京奉先指挥兵士李英拿着从宋陵内盗来的玉注碗，在开封拍卖，被刘豫部下抓获。刘豫见此物晶莹质美，料非民间之物，便对李英严刑拷问；当李英供出是从巩县北宋皇陵中挖来的时，刘豫又详细询问了金兵盗墓的情况，于是顿生盗墓之心。
为了掠夺墓中的财宝，刘豫专门任命谷俊为淬京陶沙官，负责盗掘汴京附近坟墓；刘从善为河南陶沙官，负责盗掘洛阳、巩县一带山陵及坟墓。刘从善领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奔巩县、洛阳，同当时永安县伪守窦玖勾结起来，以没有被金兵盗过的墓为主要目标，对已盗过的也要再次挖掘，就连老百姓的小坟小墓也不放过。一时间，巩县北宋陵区内外，到处是盗墓的士兵，被抛弃的白骨比比皆是。他们抢劫之后，为了消除罪证，窦价放了一把火，将陵上建筑及园林尽行烧毁。
刘豫的毁灭性盗掘，使那些赖此生活的僧尼、柏子户等无存身之处，只好流落他乡。从此，北宋皇陵无专人管理，民盗相继兴起，西京一带盗墓贼也趁火打劫。
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那时河南（洛阳）有一伙盗墓贼，为首者姓朱。他们在盗宋太祖永昌陵时，撬开棺木，盗走棺内宝物后，见太祖腰束一玉带，想取下来。因太祖尸体重，取玉带很困难，朱某就用绳子绑住太祖的肩膀，然后与太祖面对面，再将绳子的另一端结环套在自己脖子上，用力抬头将尸体撑起，解下玉带。不料这腐坏的尸体由于受到挤压而从口中喷出黑水，结果喷了朱某一脸，洗也洗不掉了。
后来，这伙盗墓贼被官府捉去杀了头，但盗墓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此后，元兵也曾进行抢掠；清末和民国初年，文物古董商又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收买、掠夺出土的文物。
于是，洛阳盗墓贼勾结本地流痞，竟搭起帐篷，公开挖掘，使北宋皇陵再次遭受洗劫。著名的包公墓就是这时被盗的。1931年，巩义的贺某盗掘包公墓，并将墓志抬走。包大人顶着“包青天”的赫赫威名，竟也未能幸免于盗墓之难！
包拯墓位于巩义城南4公里的艺田镇后泉沟村岭上。这里东有青龙山，西有庙洛水，南望嵩高，北与寇准墓遥遥相望，墓在永定陵区域范围内，东南一公里即为永定陵，南去半公里便是真宗杨、刘二后妃陵。
包拯墓坐北向南，墓象呈圆形，高5米，周长20米，墓前竖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一通，高2.67米，中书大字“宋丞相孝肃包公墓”。碑阴刻有“宋丞相包文公墓碑记”，因风雨剥落，大都不可辨认。
皇陵分布区域
北宋皇陵分为四个区：
赵弘殷的永安陵在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以北开陵后，赵匡胤的永昌陵在永安陵的西北400米处设陵，赵光义的永熙陵在永昌陵西北1000多米处设陵，是谓西村陵区；宋真宗的永定陵在西村陵区的正北再开新陵区，是谓蔡庄陵区；宋仁宗的永昭陵在蔡庄陵区正北再开新陵区，宋英宗的永厚陵设在永昭陵西北200米处，是谓孝义陵区；至此，帝陵区已延伸到洛河之滨，宋神宗的永裕陵只好“迎头赶上”，在西村陵区以西3公里处开辟新的陵区，宋哲宗的永泰陵设在永裕陵西北600米处，是谓八陵陵区。
西村区有永安陵、永昌陵和永熙陵，葬有宋宣祖、太祖、太宗，附葬皇后陵10座和宗室子孙墓140多座。永安陵系赵匡胤之父宣祖赵宏殷和其母杜氏合葬墓。另有太祖贺后陵、王后陵和太宗符后陵。永昌陵是太祖赵匡胤墓。永熙陵是太宗赵光义墓，附葬有太宗两个李后和真宗郭后陵。
蔡庄陵区有永定陵。在八陵村南，是真宗赵恒墓，附葬有真宗的李后、刘后和杨后陵。另有高怀德、蔡京、寇准、包拯墓。
孝义陵区有永昭陵、永厚陵。永昭陵是仁宗赵祯墓，永厚陵是英宗赵曙墓。
八陵陵区有永裕陵、永泰陵。永裕陵是神宗赵顼墓，附葬向后、朱后、陈后和徽宗王后4座皇后墓。永泰陵是哲宗赵熙墓，附葬刘后陵。
北宋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上宫、下宫和皇后陵及附葬王室子孙墓组成。上宫是陵园的主体部分，从南至北依次建有鹊台、乳台、神道和陵台。陵台就是墓冢，位于宫城的中部，陵台分三层呈覆斗梯形，上边种植郁郁葱葱的翠柏，四季常青。陵台下称地宫，是埋葬皇帝尸骨的地方。地宫规模甚为宏大，一般深达30米，由青砖砌成，仿照地面宫殿建筑结构，墙壁上还绘有大型彩色壁画。下宫也叫陵寝，位于上宫的西北部，是停放皇帝棺木和送葬官员居住的地方。围绕上宫和下宫，筑有十多米高的神墙，称宫城。宫城一般占地一百多亩，四面开有神门，神门外各有石狮一对，防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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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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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琏真珈盗南宋诸陵
作案时间：公元1278年
作案地点：宋六陵，绍兴城东南18公里皋埠镇攒宫村
受害人：宋六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
作案人：杨琏真珈及宗允、宗恺泰宁寺僧侣
作案手段：祥兴元年，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珈真，怙恩横肆，帅徒役顿萧山，发
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此肉）弃骨草莽间……”
作案后果：宋六陵经过此次洗劫，地下的珍宝，墓中的尸骨均荡然无存。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作为江南唯一的一座皇家陵园，宋六陵，埋葬着南宋9个皇帝中的6个，他们连续在位的时间长达148年，而整个南宋历时也不过153年。一部南宋王朝的兴衰史几乎就是宋六陵主人的生活史。它的被盗，不但是南宋的损失，更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历史的一个损失。但是从历史来看，每个朝代在它风雨飘摇的时候，也就是盗墓者最狂妄猖獗的时候，宋六陵也没有走出这个宿命。
南宋诸陵的修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这种情况也适合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的。这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
1131年，宋高宗赵构24岁，在皇帝的宝座上才坐了4年，他的祖母隆佑太后病死，兴建皇陵就作为国家大事摆到皇族的议程上。也许有人要问：“南宋皇陵为什么设在绍兴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昏庸无能的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1129年，金兵再度进犯，赵构又从杭州经绍兴、宁波，一直退到东海，第二年才回到绍兴，并在这里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皇帝。同年4月，随高宗南渡的北宋哲宗皇后孟氏死了。
当时北宋的皇陵已经沦为金国的国土，赵构就派一个叫杨华的吏部侍郎在江南勘察新的陵址。浙江本是个多山的省份，适宜建皇陵的风水宝地比比皆是，杨华偏偏看中了浙江省绍兴市东南17公里的一条山沟，山沟里有座泰宁寺，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先陆佃的功德院。
杨华在泰宁寺住了一晚，对那里的山水感觉很好，回京向赵构写了个调查报告说：“泰宁寺四面环山，雄壮峻秀，东是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靠五峰山，北倚连雾山，是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建皇陵，有层层山峰相拱，青龙白虎保卫，不仅适宜埋藏先帝的弓箭，而且预示皇朝万载的兴隆。”赵构同意杨华的报告，下昭在那里建皇陵。
孟皇后的去世，时距朝廷上次营建山陵，也就是营建钦圣宪肃皇后山陵已30年，中间局势动荡，“图籍无存”，而朝中大臣多是新进的，也很少有人能详细地知道以前皇家的陵寝制度，所以所制攒宫比北宋陵寝“少异也”。宝庆《会稽续志》卷三《陵寝》引王明清《挥尘录》说：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曾纡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厅辩用元符末京西漕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纡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附矣，亦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
皇陵是国家的重点工程，皇帝亲自指挥，动用全国财力，征调全国的能工巧匠，往往要费时十年八载才能完工。有的皇帝刚刚登位，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直到临死前才完工，因此皇陵大都建得气象万千，壮丽辉煌。
宋六陵区占地2.24平方公里，远处东傍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依五虎岭，北靠雾连山，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景观，好像四大方，保卫着眼前的皇陵。同时地势东南略低，西北稍高，清澈的溪发源于东南的大仁龙山，沿皇陵向西婉蜒而过。整个陵区山水交融，风景如画。南宋王朝的这种独特的陵园选址方法，是我国古代风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六陵虽然属于临时安置性质，但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墓葬，各陵仍有一定的规模。据文献记载，地下均有长达数十丈的石砌甬道和墓室，又有精致的墓阙；地面上建有献殿、享殿、宰牲房等大批建筑。可惜沧桑巨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些陵园建筑了。只有那一个个微微鼓起的土墩上的八丛参天古松，依然挺立在青山环抱之中，它们少则七八棵，多则数十棵，棵棵粗可合抱，顶挑青枝，如伞如盖。相传，每丛松树的下面，就是一座皇帝的陵墓。
南宋的国力虽然有限，但皇陵建得一丝不苟，估计和北宋的差不多，有长长的神道，文武百官和飞禽走兽的雕像，高耸雄峻的祭殿，坚固而深邃的墓道以及数不清的殉葬品，一切和地面宫殿相仿。
宋六陵里一共埋了七个宋朝皇帝。第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个是宋高宗赵构，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个是宋孝宗赵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个是宋光宗赵，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个是宋宁宗赵扩，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个是宋理宗赵昀，其陵墓叫永穆陵；第七个是宋度宗赵，其陵墓叫永韶陵。南宋还有三个小皇帝，死后一个葬在广东新会崖山，一个葬在深圳蛇口，另一个葬处不详，无从考究。
宋陵被盗过程
宋六陵之所以取名为“攒宫”，是因为南宋的君主们原先并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的永久安息在江南，本打算浮土浅藏，暂时的将梓宫攒集一处，有朝一日收复中原后再一并归葬巩县的北宋祖陵。但苟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以国破山河碎的结局而告终。诸帝遗骨非但未能如愿返归祖茔，反而在亡国后不久就遭到了强人的浩劫凌辱，陵园毁于一旦。
1278年，南宋刚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开始大规模的挖墓盗宝活动。宋六陵埋得较浅，挖墓并不困难。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首先被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挖开浮土后就见到长长的用青砖砌成的地宫，撬开宫门后就是墓道，墓道两侧摆满了祭品和殉葬品。杨琏真伽撬开宋理宗的棺椁，据一些史料记载，棺椁被撬开时，里面射出一道白光，直冲云天，原来棺内堆满了金银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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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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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理宗才死4年，遗体的面目还栩栩如生，只见他头枕七宝伏虎枕，脚抵一柄杨贵妃用过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竟是用金丝编的凉席。杨琏真伽把陪葬的稀世珍宝盗窃一空后，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蜂拥而上，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见到宋理宗的脑袋特别硕大，竟把脑袋拧断，顺手带走，刮去腐肉，变成光滑滑的头颅，以颅壳盛酒，作战利品炫耀。
杨琏真伽前后挖开100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和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几乎全部挖开，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为了达到分裂民族的罪恶目的，杨琏真伽还打算将六陵遗骸埋到杭州南宋皇宫内，并在上面建造镇南塔，表示宋人永世不得翻身，
宋六陵被盗发以后，宋代遗民，绍兴人唐珏闻知帝陵被毁，龙体遭劫，忧心如焚。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君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有一人问道：“山上将官把手，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运筹，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呢？”大家应诺。唐珏拿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种上冬青树，以为标志。
其后世人有感于唐珏的行为，作诗曰：“马棰问形，南面欲起语，野尚纯束，何物敢盗取。余花拾飘荡，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龙挂茅宇。老天监区区，千载护风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复有梦中诗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龙睡，轩敝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山风雨鬼神惊。”“一自筑珠丘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斑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节，天家一骑捧香来。”
清人袁宏道也曾在《游六陵记》写道：“六陵萧骚岑寂，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聊鞭叠骑，而时闻伥啼鬼哭之声。读唐义士诗，痛楚入骨，为之沥泣。自古亡国败家虽多，未有若斯之惨酷者也。诗一首：冬青树，在何许，人不知，鬼应语。杜鹃花，哪忍折，魂虽去，终啼血。神灵死，天地暗，伤心事，戍儿年。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离去。纵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无避处。”
时光流逝，可是宋六陵并获得平静，在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至此几不复存在。
正史、野史都记载了宋六陵在元初遭杨琏真珈等人盗掘。但是，这些记载相互之间都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其实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不少矛盾之说。元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不仅记录了几种不同的说法，还对杨琏真珈的盗墓时间，高宗、孝宗尸骨移葬东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不少文献资料都说：南宋王朝辟宋六陵为皇家的临时陵园，以后收复中原，这些皇帝的灵柩都要移葬到河南巩县的宋陵。但是，文献资料也都证明南宋皇帝偏安江南，并无收复中原的雄心和计划。也就是说，“收复中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那么，宋六陵难道就真的只是皇家的临时陵园？诸如此类种种疑问，相信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日益进步，总有一天会给所有关心它的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宋六陵出土的文物
据史料记载，盗贼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后代又陆续从宋六陵的遗物中发现铜凉拔锈管、真珠戏马鞍、锡器、端砚、玉瓶炉、古铜、精美的龙泉窑青瓷，这对研究当时的手工技术和社会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朱元璋重修宋六陵
杨琏真珈盗掘宋六陵一事，曾震动朝野，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叫其以理宗顶骨来献。次年六月令浙江行省进《宋六陵图》，于是命启瘗南归，藏诸旧陵。护葬者礼部尚书崔亮，绍兴知府张士敏勒碑记年月。其余陵墓，也从天章寺前迁遗骨回攒宫。陵上封以松树。“陵前丰碑重立，上刻诸帝陵名”。至此，南宋皇帝理宗赵昀的颅骨，被劫取在外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本想暂时存放梓宫的绍兴陵园。后来，清人王居琼感赋《穆陵行》诗，足以发人深思：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竟逐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支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明清对宋六陵的维护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其图以进”，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历经近百年，宋六陵“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余仅存封树。”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传制。遣道士斋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登极则遣官祭告”。此时的宋六陵布局，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其右为义士祠。
宋六陵虽规模宏大，“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政府也下令派人看守，但“岁久为居民所侵”。正统间赵伯泰奏复，弘治元年复帖。县典史张弘捡勘具册以覆。其后或以山无守者，虽朝廷屡屡下令严禁侵盗，“无几时乃割禁山之半佃为民，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之禁，守卫之夫亦以疏矣。”
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来，宋六陵园渐渐荒废。建国以后，宋六陵所在地攒宫茶场在进行机械化改造时，在距地表仅40—50厘米处发现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沟和铺设整齐的石板小道，并有成堆的条石出土，绍兴县文保部门在现场勘查后，确认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后，垦为茶园，诸陵地面建筑尽圯，仅存苍松8丛。”如今，历经沧桑、屡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不过地面尚存二百余棵作为封树的古松，作为皇陵所在的标志，使整个陵区虽已无地上建筑，但仍松柏森森，气氛肃穆，环境幽静，保留着皇家陵园的气派。
相关文字描述
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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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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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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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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