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总长施肇基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从上面这张名单看来，是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却办不到。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本来向议员许了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未能兑现，议员们乃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2年和6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和吴禄贞同期，宣统三年任清军第廿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廿镇由东北调入关内，在滦州兵谏，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荐张以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民元出任山西督军，因与阎锡山意见不合而去职。5年担任陆军训练总监，1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张绍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历任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他和吴佩孚是亲家，因吴不支持他组阁，故倒向保定一方。张绍曾组阁后，显示吴佩孚被曹锟压得不敢讲话，于是津保派气焰薰天，因此“先选举总统”的主张获得胜利。曹派人物便积极布置一切。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2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们只有200元，待遇距离太大而吵闹不休。因此曹锟遂改派袁乃宽负责经手发放2月份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未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过年。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洋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权威，相反的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极不安定，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在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被匪掳去的外侨。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以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而张绍曾呢？他正兴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1月8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怕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孙中山。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孙主持全国铁路工作。黎元洪却主张就照孙于不久前发表的主张，请孙担任全国兵工督办。可是张的主张也好，黎的主张也好，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都表示反对，因此这个计划遂告落空。
对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张对此案很有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反对。鲍启元把这些情况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电报去了，就像石头沉入大海，什么答复也没有。
曹锟的左右发觉张绍曾果然不是听话的伙伴。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张绍曾先办统一后办选举的政策，完全和他们进行的背道而驰。因此这个出身津保派的国务总理一上台就使他们极不高兴。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和曹、吴背道而驰，因为曹、吴都主张武力统一。
1月8日张绍曾有电给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然而广东和福建所发生的事件，与张绍曾的愿望则是相反的。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2年1月7日，孙传芳部开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陈炯明在广东失败，李厚基也在这一天取道汕头出走，北京所派“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贼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辑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都是张绍曾为了实践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孙传芳，是为了要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如何去福建呢？他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到福建去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它不止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也不符合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对于福建问题却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吴佩孚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他已先后击败了民国初年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皖系和奉系。皖系经他击败后已无力重整旗鼓，奉系则已悄悄回到关外，不敢过问中原的大政了。吴佩孚认为皖系、奉系已没有再起的可能，剩下来只是西南问题，而他对西南也不断在培植他的军力，帮助他们去打击反吴的力量。他在洛阳练兵，虎视中原。
可是，对他最大的讽刺，是在他肘腋之下的河南，竟也土匪纵横，抢劫公行。早在11年6月间，洛阳就发生了一个大绑案，洛阳中学被匪掳去校长和学生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在洛阳城内却公然发现土匪的榜贴，土匪用惊人的语气宣称下一次一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
河南土匪分为两大股：一股匪的匪首绰号“老洋人”，他名叫张庆，其根据地在宝丰；一股匪首出身是个学生，名叫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鲁山。这两股匪军合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他们大多是前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留下来的残兵败将。
11年10月和11月间，这两股匪竟大举活动，接连攻陷了河南的十多县，出榜安民，政府军仅能保守交通线不使其中断。
“老洋人”张庆不但胆敢向吴佩孚挑战，叫他缴出军饷100万元，否则亲自出马与他一决雌雄，而且还掳走英、法、意、瑞（瑞典）五国教士和男女商人20余名，引起了五国公使于11年11月16日的严重交涉。
吴佩孚从没有把河南境内的土匪放在眼里，可是由于“老洋人”捕去了真洋人，他可光火了，乃下令派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叫靳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土匪掳人勒赎的风气。不料靳云鹗不争气，连打了几场败仗。吴佩孚面对这些不堪一击的土匪，也只好改剿为抚，先后收编了张庆和李明盛两部。
11月，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掳案，青岛商会会长随石卿被匪掳去，直接向其家人勒赎，家人不敢倚赖官军，赶紧答应了绑匪的勒索，备款赎回，这使得威震华夏的吴大帅为之大失面子。
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这三省是直系的地盘，应该说是直系控制力最强的地区，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中，不止是穷乡僻壤，就是通都大邑都有土匪横行无忌，直系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点”和“线”，甚至线也不能完全控制，更不幸的，是到了12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新闻，提起临城劫车案，就会使人联想到孙美瑶，而当时中外各报，也的确无不载明孙美瑶是抱犊崮的首领。其实当时匪方的实际当家人，并不是孙美瑶，而是他的叔父孙桂枝，一般绿林好汉称为老当家的。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话虽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在他来说，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民11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当时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特别是番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
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煞车。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
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12年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究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2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顶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当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劝孙中山放弃恢复广东计划，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可是孙认为必需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讨贼军部队整编事宜，每军编四旅，三军共12旅。
这时，孙中山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筹组驻港办事处，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11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灭陈的目的。关于支用款项手续，由邓泽如负责把所有款项存于银行，支用时则须邓泽如、邹鲁共同签字。
可是邹鲁还在北京，孙中山电召邹来沪，邹抵沪晋见孙中山，表示赴港后将以一个月筹款，一个月进行安排其他，两个月可完成香港方面的讨陈工作。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集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范其务、萧冠英会议。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孙中山曾于10月23日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略云：
“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11月8日孙再函广西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是顾品珍的残部，从云南退出来，可是实力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著名将领有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各部。至于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11月8日邓交付黄实港币4.3万元，省行券1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陈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陈事宜，邹鲁并贻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东江，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当然时刻担心孙中山回粤讨伐。他的注意集中于福建方面，因为许崇智在福建整军，随时准备回师广东，从前陈炯明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所以于10月6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他的后面是广西，广西的滇桂军联合起来，在孙中山策划和指导下，由梧州东下。
陈炯明在广西也有安排，他利用桂军将领林虎。林虎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可是兵不易裁，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将来广西即可效法湖南制定省宪，这是一举而两得之策。可是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所以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野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
孙中山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孙中山于是秘密委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和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合而为三支讨陈炯明的主力。
同时孙中山派孙科到香港协助邓泽如筹款，加派卢师缔、邓泰中赴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杨蓁共同负责和滇军接洽。
一切讨陈的力量都组织了起来，就等发动了。
滇军既已决定进攻广州，可是在表面上则不露声色。陈炯明所希望的，是滇军能回云南，滇军乃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正是希望他们这样做以去腹心之患，所以派人送了一批饷械，表示送行之意。
12月6日杨希闵与范石生、张开儒、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在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讨陈，于12月10日发动，作战计划为：
（一）沈鸿英军以两旅担任攻击府河东一带；
（二）滇军全部担任由大河北岸经人和直攻梧州；
（三）刘震寰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广州。
白马军事会议决定作战计划后，各军即采取行动。刘震寰部于9日占领藤县，10日与滇军联络一致，宣布讨贼，誓师东下，11日各军攻克容潭。
12日，刘震寰、范石生亲率桂、滇军开抵梧州，梧州的粤军依照原来所约定，不战而降，一部分诈退。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乃派其为粤军第四师师长。
这时滇军、桂军都长驱直进，桂军刘玉山部受杨希闵指挥，所以杨被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粤军吕春荣、陈济棠等部受刘震寰指挥，所以刘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
同时，福建方面的东路讨贼军亦发动攻击，19日东路讨贼军与王永泉部、臧致平部三方会师，攻克泉州。改编陆清汝降部为一旅。委张毅为东路讨贼军第十三旅旅长。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梧州方面的警报后，即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12年1月2日陈部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陈炯明见自己所部士气不振，乃散布“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以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抗外军。
陈炯明寄望于湖南的赵恒惕出兵北江，云南的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广东的危机，可是赵和唐都没有答应。陈又撤回“援闽军”以自救，但为时已晚。
12年1月初滇桂军攻击肇庆，粤军作了内应，8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10日攻克三水，进逼广州。陈炯明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不守，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同时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
从13日到15日，三水等各地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15日陈炯明乃通电下野，16日仓皇出走惠州。
12年1月16日，陈炯明离开广州的当天，魏邦平由香港到了广州。
也就是这一天，滇桂军攻入广州，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总统。北江、南路各重镇次第为讨贼军所克复，黄明堂克复钦廉，陈继虞、王鸣亚克复琼崖。东路讨贼军许崇智、李福林两部回师潮梅。
1月1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寄寓杜应坤家。邹鲁则赴广州，在省长公署设立特派员办事公署。
20日孙中山自上海电委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伍学滉为盐运使，杨西岩为财政厅长。又另电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邓泽如是一位华侨，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达廿年，洞悉治理，深体商情，这次策划驱逐陈炯明，居功最大，故以广东省长相酬。邓泽如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声望亦不够，力辞省长，并请改委胡汉民，情词恳切，于是孙中山乃任命许崇智为粤军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21日胡汉民、李烈钧由香港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
孙中山在上海积极整理国民党本部，21日正式任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党务部部长陈树人、财务部部长林素民、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交际部部长张秋白。23日并委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传贤、陈独秀、张继、刘积学、谢持、王用宾、詹大悲、黄复生、朱之洪为参议。
陈炯明的失败在于低估滇军的攻击能力，同时全部注意力偏向于粤闽边境的许崇智部。而滇军在桂生计为艰，后无退路，大家都认为攻下广州，一切困难俱可解决。
11年，唐继尧曾派张瑞萱（山东人，国会议员，吴景濂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后参加非常国会，随林森到昆明，受唐继尧赏识，留任云南司法司长）为代表率随员窦子进至广东，12年1月上旬，见陈炯明于其总部，陈当时颇自信，对张、窦言，守广东绝无问题，把军队位置图示张、窦两人，且称自己有130余营兵力，许崇智部兵微将寡，以卵击石，毫不足虑。至于滇军才30余营，亦非敌手，同时最近已派人送了2万套军服，2万大洋给在桂滇军，其意表示滇军不会来攻。
陈炯明以为滇军有2万人，其实滇军当时的真实人数不足1.5万人，不过滇军攻击力量极强，又因后无退路，所以勇往直前，有进无退，一举而进入广州。
陈炯明自11年6月16日叛变，到12年1月被滇军驱逐，窃据广州，不过七个月。
驱陈战争获得迅速的大捷，实在是一个意外。
从1月中旬到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驻防潮梅的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都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复电叫他们带罪立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这时的广州，是滇桂军的天下，一切用人、行政、税收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为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和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东、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是广东，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是广东人，所以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沈这时的私心，就是想做第二个陈炯明。
广东人民曾经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没有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地方主义的排外性，滇桂军这次驱逐陈炯明后，竟以新的统治者自居，广州人为之侧目。同时陈炯明早就散布了种种流言，说是“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现在滇桂军所作所为正证明了陈炯明的话，因此广东军人就有“救省”的口号。
1月18日粤军第一第三两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19日魏邦平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御外，对抗客军的一次行动。
于是，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相持状态。有人把这种情况向上海的孙中山报告，孙针对这种情况，打算第一步把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湘军是指驻扎西江的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湘籍将领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两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和流露出强烈的排外性，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1月22日沈鸿英部的李易松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当然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互相敌视的情形更为严重。
沈鸿英有督理广东的野心，而传闻北京也有要发表沈为广东督理之命，所以沈部一入广州即盘据官署，占取税收，图谋不轨。同时向滇军煽惑，宣称魏邦平联合粤军，不日即将解散滇桂军，所以滇桂军必需要联合一致对付粤军，诱擒魏邦平。
滇军初抵广州，一切生疏，遂中了沈鸿英之计。
沈鸿英向杨希闵游说，杨竟被说动，于是用杨希闵、刘震寰的名义，于1月26日在江防司令部杨如轩的旅部，邀请在广州各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地方善后及分配防务问题。参加的人有省长胡汉民、特派员邹鲁，还有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等。李烈钧洞烛机先，仅派代表参加，一面于江防屠布防，预为防范。杨希闵称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沈鸿英和他的部将李易标、刘达庆、黄鸿猷、陈天太等都携带枪械和卫队，在江防司令部四周密布步哨。开会时，刘震寰任主席。李易标诘问魏邦平：“陈炯明已走，为什么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部之设立？是不是以滇桂军为贼？”魏邦平解释说不是，可是不能令滇桂军将领满意。魏邦平这时想把题目转换一下，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腾让出来。于是李易标忿然说：“我们是为了维持军队伙食，才抽收赌捐的。”接着他痛骂魏邦平是个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小人，广东每次政变他都东倒西倒，指责魏没有发言资格，李的话才说完，沈鸿英就把枪拿出来，搁在会议桌上，大声说：“今天的会议，有不接受我意见的，我就请他尝试这家伙。”接着麦胜广和刘达庆跃起而擒魏邦平，从后握其两手，陈天太和沈部卫队即发枪示威，分向胡汉民、刘震寰、邹鲁猛击，一时秩序大乱。胡汉民在混乱中从楼梯上跳下，胡的两名卫士为流弹击毙，邹鲁避入杨如轩旅长的卧室，杨如轩正伏地避弹，刘震寰逃入后座，陈策则跳楼受伤。
滇军将领这时才知上了沈鸿英的当，原来沈想一网打尽，杀害胡、邹、刘、陈等人，不是当初所说只除魏邦平一人，于是杨希闵乃命杨如轩和夏声出而保护，亲送胡、邹等出险，魏邦平则留在杨希闵军中。
沈鸿英一计不逞，再施二计。他预料胡当晚必回大沙头寓所，乃密令旧官纸局所驻部队，预备机枪准备截杀，晚8时有一辆旁立卫队的汽车从东堤驶来，沈部即开枪轰击，结果却杀错了人，原来是沈部的军长刘达庆和参谋长黄鸿猷被误杀，胡汉民车在后，闻警乃驶回沙面，寄寓日本领事馆。
由于江防之变，广州陷入暴乱，胡汉民等无法执行权力，遂于1月27日乘卢山丸往香港，邓泽如、邹鲁、林直勉同行。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易标则派兵收缴警察枪械。
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罪状，指魏勾结陈炯明，要魏的第三师缴械解散作为释放魏的条件，魏亲笔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是魏仍未获释。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不过他的主张比张绍曾的有内容，而且实际。孙于12年1月26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裁兵救国，这个通电发出后，立刻得到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
孙本拟于1月27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因于26日晚获悉江防事变，乃临时中止启程。
江防事变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还在滇、桂军控制之下，可是杨希闵的态度已逐渐和沈鸿英分离。因此，从2月4日起，沈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郑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务，部队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纷纷退职。这才使广州情势逐渐恢复正常。
2月6日，英、美、日三国领事联袂赴农林试验场把魏邦平接了出来，魏已在那儿住了十天。魏恢复自由后，于8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则于9日由香港回到广州。
胡汉民抵广州的第二天，向上海孙中山处电告军情，略谓：
“据确报，陈逆在港会议：一、预计兵力，洪兆麟廿营在潮、汕，钟景棠十二营在梅县，陈炯光十四营在五华、兴宁，林虎五千人在兴宁，黄凤纶三营在蕉岭，翁式亮九营由揭阳开往梅县，杨坤如一千五百人在老隆，除某部外，均归林虎指挥。二、饷项由洪筹措，不足由林逆补之，闻潮、汕开赌，每日可得万余元。三、许军迫，则健部退入江西。四、与沈决裂时反攻省城。五、陈逆现在陈席儒家。七日蔡成勋有代表二人到，商对付闽粤办法。六、马育航在南京来电云得齐燮元助款云云，以上须注意，已电闽。”
沈鸿英派郑士瞻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服从命令，孙中山复书谕以大义，略云：
“国家之事须正当办法，乃能得正当解决。绝非挟私任术，好逞阴谋，与民治之道背驰者所能胜。中间或能侥幸，得一二胜利，结果亦终归于败，可以断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具在，可资考证者也。”
孙这时在上海强化国民党党本部，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并组织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以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中正、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吴忠信、熊秉坤为军事委员。
12年2月15日孙中山偕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由上海动身，17日抵香港即下榻杨西岩寓。
18日孙在香港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来粤，电云：
“介石兄鉴：顷阅兄与沧白、湘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现时均有重要职务，须暂留沪及赴浙、奉，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
20日孙中山在杨西岩宅对香港的工商领袖演讲“裁兵筑路”，略云：为实践裁兵宣言起见，当从广东裁兵始，或谓广东若裁兵，他省来攻奈何？则应之以兵不贵多而贵精，苟广东有10万兵，将其裁去一半，余一半之精兵，当能卫省及保护地方有余。至所裁之兵用以筑路，则全省道路自通，地方自然发展，则兵之工价虽厚于兵饷亦无妨，而兵亦甘于筑路而不愿当兵也。
21日，孙由香港抵广州，先至省长公署，接见各界欢迎代表后，即找邓泽如来，询问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现在何处？邓答林树巍和陆志云在高州，林直勉已往香港，孙即嘱拍电，叫他们即日返穗。原来这三人是在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蒙难的侍从人员。
为了接待孙中山，滇军让出农林试验场为大元师府，孙自己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
孙中山这次回粤，不再提护法二字，同时把所有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一大转变。由于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唱出了恢复法统，同时恢复旧国会，实际上参加这个旧国会的议员都是热中名利投机钻营的政客。所谓的国会已经成为军阀的工具和摇旗呐喊的应声虫，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此刻的目标应该是针对阻碍民国进步的南北各省军阀。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同时宣布进入讨贼时期，这所谓的“贼”，就是反对民主、自私自利的各省军阀。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而讨贼的意义更广泛，对象更实际，同时也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愿望。
大元帅府设立后，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与孙洪伊、汪兆铭、徐谦驻上海，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朱培德为参军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徐绍桢为广东省长。
12年2月23日大元帅命令：
“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门、东莞、虎门各地；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石春荣所部移驻罗定等地，此外各部队，就现在地点驻扎，自经此规定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
李烈钧于1月奉命自港回粤后，即转赴潮汕等地收抚陈炯明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诸悍将，打通了闽粤交通。同时收编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五师以待命。
李在汕头有电给孙中山云：
“此间情况日来甚有进步，以师长尹骥、赖世璜为主干，极便运用联络。现计划将全力离开潮梅，而凶寇方面进行详情，确定续报。需用开动作战费数十万元，恳电港沪筹助。”
孙批示云：“筹款不易，港商亦必畏缩，然当尽力去做。沪上潮商或有望，着潮汕各官联名发电来潮州会馆，请各潮商协力。”
3月17日任命李烈钧为闽赣边防督办，令与许崇智调防。李奉到命令即率部赴闽，以潮梅交许崇智接防。这时厦门闽军总司令臧致平颇持两端，李烈钧晓以大义，片言折服，臧遂以礼相待，并时加接济。
大本营成立后，孙中山首先致力于裁兵工作。先调查各军实数，限于3月20日前，将该军营数和驻扎地点，造具军官姓名、履历及兵士名册，呈报大元帅府，由大元帅派员分赴各军驻在地，逐一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而老弱无枪支者，则一律裁汰。
3月20日孙中山发表“裁兵之重要与处置方法。”
孙此番回粤，对内布置情形已如前述，对外方面则力求西南各省步调一致，几经磋商，乃与唐继尧、刘成勋、熊成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西南领袖联名通电，宣告对西南时局之意见，内称：
“我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分灾恤患，载之简书，外间内谗，一切勿受。兵为防守，不为争夺，虽折冲疆场，为义兴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躏，颇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
3月22日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长。26日派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28日沈鸿英电称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29日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
4月3日把陆海军大元帅府由农林试验场迁至水泥厂。
蒋中正被任为大本营参谋长，时在上海，曾电许崇智，主张先破沈鸿英以防其引北军入粤。果然沈鸿英以移防西江为名，将所部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欲与北京勾结，遂其督粤迷梦。
二○四、南北之间
孙中山主张先裁兵再谋全国统一的计划，曾获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不过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所以他仍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本来打算派代表到上海与孙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不料12年1月26日广州发生了沈鸿英的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已没有实力，已经无足轻重，因此所派代表临时中止出发。
同一时间，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本来很瞧不起沈鸿英，认为沈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是陈炯明垮台后，吴觉得沈鸿英还可利用，所以要他督粤。张绍曾本来反对这两道任命，曾以去就力争，拒绝发表。江防事变后，张认为沈在广州得势，所以也打算同意沈的新命，不过在北京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却大为反对，因此张于1月30日改下命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在广东的主客两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些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因为孙中山最痛恨的，是陈炯明犯上作乱，现在陈被逐下台，北京政府竟嘉奖陈炯明，不说他是被逐而说他是下野，这简直给孙和国民党极大难堪。同时国民党认为发表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极不友好的行为。
直系方面则大力向内阁施以压力，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方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来到北京，方案内容包括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高级的失业军人，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并设立元老院以安置高级的政客，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前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等，由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争取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等共同签字，然后正式向南方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愿意签名，其实完全是买空卖空。首先曹、吴两人就反对设立元帅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