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信中谈到俄罗斯，谈到曼德尔施塔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有着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我仰望俄罗斯，是想去俄罗斯寻找温暖。
一般人也许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冰天雪地的，那里怎么会温暖呢？要寻找温暖，理应去热带地区，去一年四季繁华似锦的东南亚。
然而，我指的温暖不是大自然的温度，而是心灵的温暖。俄罗斯有那么多高贵的、滚烫的心灵，多少年来，他们都像篝火一样温暖着我。
你看出了我们那一点小小的"心思"。是的，我们曾经渴慕俄罗斯的男性，因为在他们身边有那么多伟大的女性。现在，我不羡慕他们了，因为你来了，你就是从俄罗斯降临的小姑娘，你就是北野诗歌里的小姑娘。
萱，我想永远拥抱你，让我们互相温暖对方，让我们的肌肤像水草般互相湿润。除了小时候被父母和外公外婆抱以外，好多年了，我没有拥抱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拥抱过。我的身体、我的肌肤、我的灵魂一直处于饥渴和干涸的状态。直到遇到你，沙漠中终于涌出一眼泉水。
我想拥抱你，想拥抱天下所有的人，孤儿和寡母，乞丐和罪犯，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这种愿望我早就萌发过，直到与你相遇，它们才不可抑制地凸显了出来。我发现了我肌肤的饥渴。
有时，北京出现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当我行走在校园那金黄的银杏树下、小心翼翼地踩着厚厚的一层树叶的时候，所有烦恼与不满都神奇地烟消云散，心情好得仿佛是没有一丝阴影的湛蓝的天空。
这时，我感到好像步入某个爱情影片中的美好场景，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拥抱所有人、并让所有人拥抱在一起的冲动……当然，我不会"轻举妄动"，我会怀着一种悲凉的幸福感抑制住这种"超现实"的冲动，然后再继续平静地往前走。因为，即使在以狂放著称的北大校园里，这样的行为也是惊世骇俗的。也许会被别人容忍，但很难被别人理解--最多人们会以为是艺术家在做"行为艺术"。
在一个以"酷"为时尚的时代，以诗人奥登"爱就是天堂"的论调来作为生活与艺术的坐标，也许不合时宜。如果将这种"温情"的观念引入行为艺术的操作，更是一种接近迂腐的冒险。然而，我身边有两位年轻的艺术家就作了这样的冒险，他们策划了一个名为"拥抱日"的行为艺术--不，他们的做法已经超越了一件行为艺术。
我高兴参加他们的这个活动。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前卫艺术家高氏兄弟。
高氏兄弟认为，似乎人们已达成共识：行为艺术是以"酷"、"狠"乃至暴力方式为时尚趣味与竞技指标。诚然，残酷与暴力常常是有力量的，它产生刺激并可能会使我们感到震惊--而艺术恰恰是需要震撼力的。如果这种震惊效果不对他者的生命构成危害，他们愿意相信以残酷和暴力为手段的艺术是有理由的，他们甚至愿意作这样善意的理解：这是对现实中的残酷与暴力的反映与否定。但是，他们也认为，当行为者仅仅以残酷与暴力的方式哗众取宠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则必然是弱智的行为者对残酷与暴力本身的畸形迷恋和其才能的匮乏。
今天，艺术家们越来越刚硬、强悍和无情。这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高氏兄弟说："我们需要转身眺望。"
前两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上午九点钟。我们将近一百名"志愿者"，租乘三辆大巴前往川底下村，实施名为"拥抱二十分钟的乌托邦"的行为计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我也匆匆赶去了。我本来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但这不是"热闹"。
志愿者中有一些是老朋友，更多的是陌生的新朋友。第一次被邀请参与公共性的行为艺术，我不免心存疑问："拥抱"何以成为"艺术"？毕竟，在中国，人们没有拥抱的习惯。拥抱一般被视为西方人的礼仪或是恋人之间的私密化行为。
果然，到了预先选定的村头空旷的场地之后，人们依然显得心存疑虑、不知所措。人们各自站开，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高氏兄弟不得不对这个行为的意义进行一番苦口婆心的解释。他们两人当场做了一次拥抱"示范"，又分别拥抱了许多男女朋友。他们试图让大家明白：拥抱--无论与同性还是与异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令人难为情。实际上，既然我们都有爱与被爱的欲望，那么我们每个人心中肯定也都蕴藏着拥抱他人与被他人拥抱的欲望……渐渐地，大家进入了状态，按照自由组合的原则，大家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拥抱对象。
他们希望大家选择异性拥抱，但最终由于习俗的制约，许多人还是选择了同性。一百多人散落地站在一起，第一次以艺术的名义、更以爱的名义--爱是高于艺术的，先后分别在道路旁、在小河边上，有节奏、有秩序地拥抱在一起。先一对一对地同时拥抱十五分钟，然后是大家拥围在一起拥抱五分钟。
我很快进入情景之中。苍天在上，我们沐浴着阳光伫立在沉郁的大地上，浑黄的河水默默地从我们身边流向遥远的天际……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像兄弟、像姐妹、像情人一样--那一刻，我们是纯洁而美好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仿佛第一次显得如此和谐，如此地老天荒。
二十分钟沉寂的时刻，拥抱者们闭目倾听着彼此的心跳……一种超日常的复杂感受与体验，成为记忆永远的馈赠。
我们在村庄里住了三天，吃住都在村民的家里，他们只收取很少的费用。没有特别的招待，他们把我们当着家里人一样。
今天，我们驱车回到城市的中心。大家集合在停工的一处高层建筑之中，又一次感受了拥抱时彼此的心跳。从郊外到城市，场景的转换使拥抱的现场气氛由静穆、美好转而为哀婉与沉郁。
高氏兄弟告诉我，这是他们"拥抱行动"的第一次演练。他们希望这个行为将来能在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实施--在农村、工厂、学校、闹市、广场，甚或军队、监狱……他们说，无论男女老少尊贵卑微，也无论何种职业何种身份--让我们拥抱吧！让我们的生命在拥抱的瞬间摆脱权力与金钱的奴役，超越人与人的对立、竞争、怨恨以及一切施虐、受虐的权力关系。
这次活动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
从前，从前，有一个悲伤的天使，他悲伤是因为他只有一只翅膀，不能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和他一样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
因为了解彼此的寂寞，他们不禁拥抱在一起。他们的翅膀也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就在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飞了起来。
我们都是单翼的天使，唯有彼此拥抱，才能飞翔。
我对高氏兄弟的努力抱以深深的敬意。当爱的光辉一再被旧意识形态的伪善、痞子文化的调侃以及世人的谎言所亵渎、消解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唤起爱的意识与欲望，让我们在拥抱中学会爱--因为，我们应当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
宁萱，我的爱人，我们曾经拥抱过，我们还将长久地拥抱。
下次，有机会我让你见一见高氏兄弟，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
永远属于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八日
八、宁萱的信
我最亲爱的廷生：
真是遗憾，我没有能够参加你们的那次"拥抱行动"。
高氏兄弟决非那种哗众取宠的"艺人"，从你的描述之中，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有信仰的人。《神父们的伦理学》中这样说过："美好、力量、财富、荣誉、智慧、满足、孩子，属于那些懂得怎样正确生活的人们，属于这个世界。"拥抱和相爱，都是走向正确生活的道路。
既然我们的相识已经一周年了，那么这封信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为什么会相识的秘密。
我们的相识，没有父母的命令，也没有媒人的穿针引线--如果硬要找出一个媒人来的话，那就是你的处女作《火》。
我曾经隐隐约约地告诉你，那本书不是我去书店买的，而是通过别的渠道读到的。
其实，在去年六月份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就在大小书店里看到了《火》。但是，我一直没有拿起来翻看。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看书首先看封面，我要求书的封面应当精美细腻，或者素雅大方。而《火》的封面，不知什么原因，设计得花里胡哨的，我很不喜欢。再加上封面上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广告语，更让我反感--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书商的点子，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而，那时我并不知道幕后的情况。于是，便犯了"以貌取书"的错误。好几次，我都与《火》失之交臂。但是，该认识的朋友总会认识的，该喝到的甘泉即使在沙漠中也能喝到。有一种神奇的缘分，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牵着我们。当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以后的一切都已被安排好了。
那是去年六月二日的下午，我下班回到宿舍里，觉得很无聊。本来想找同屋的女孩一起去逛街，但她早已同男朋友一起出去了。
我便下楼随便逛逛。我们住在一个庞大的小区里。这个新型的居住小区，一切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几乎可以做到足迹不出小区，就能够满足生活中所有的需要。对我来说，却有一个需要满足不了--我是个书虫，我需要一家小小的书店。但是，小区里一直没有书店，也许这里都是来去匆匆的工作一族，他们哪里有时间买书和看书。
前几天，我突然发现对面一楼的角落上，辟出一间小屋，开张了一个小书店。蓝色的招牌，设计得很精美别致，上面用艺术字很醒目地写着"晓兰书屋"。这个名字却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名字。
那几天，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进去看看。今天，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便走进去，心里想：真好，就在身边开张了一家小书店，再也不用走很远的路去找书了。
果然，这是一间不错的小店，虽然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却一点也不显得拥挤。书架上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中央的架子上还放着磁带和CD。每一点空间都充分利用起来，却又错落有致。书架还安装着滑轮，可以轻轻地推动。从书店的装修中可以看出，主人一定是个有品位的年轻人。
店里一直播放着罗大佑当年的校园歌曲，音量很小，若有若无。除了歌声，店里一片宁静，三两个顾客各自在静静地看书。
我想，店主一定是一个罗大佑的歌迷。
左边的架子上，张贴着有小纸条标明，这是供出卖的书；右边的架子上的小纸条则标明，这是供出租的书。两边的书泾渭分明。这种租书与卖书、图书与音乐混合的小店，以前我真还没有见过。
那天，我不想买新书，只想租一本轻松的小说回去消磨时间。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租书看。那时，我一般去租连环画，如《铁臂阿童木》、《丁丁历险记》之类的。一拿回家，便跟弟弟抢着看。后来，在大学里，也偶然租几本爱情小说读，可是读了几本就厌倦了--一样生硬的故事情节、一样矫情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一般供出租的书，大多是言情和武侠的小说，这家书店也不例外。我对这两类书都缺乏兴趣，便东翻一下西翻一下，有点意兴阑珊的味道。
"同学，你想看什么书？我能帮你的忙吗？"忽然，有人在背后问我。是年轻男性的声音，嗓音很浑厚。
"同学"，这是一个久违的称呼，既亲切又有点陌生。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衣和牛仔短裤，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女生。
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他的皮肤有点苍白，脸上棱角分明，像是一个体育明星。
立刻，我就为我的这个比喻感到后悔了：他坐在轮椅上。现在虽然是六月的天气，他的腿上还搭着薄薄的毛毯。
他向我微微一笑，自我介绍说："我是这家书店的主人阿明。小店刚刚开张，还请多多关照。"
"我想找点有意思的书看看。"我告诉他，我不喜欢那些流行读物，希望能够找到一两本"与众不同"的好书。
"喏，这本，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阿明把轮椅向前摇了几步，手指在我右边的书架上的一格闪电般地一掠，立刻从中间准确地抽出一本封面花花绿绿的书。你猜猜，这是一本什么书？你能猜得到吗？
你一定猜不到--我定睛一看，正是那本好几次与我擦肩而过的《火》。
"这是一本好书，"阿明把书递给我说，"这本书我最喜欢看。你看，它都已经被翻破了。我这里，其他都是刚刚买回来的新书，言情啦，武侠啦什么的，只有这本是我自己收藏的旧书。本来我舍不得拿出来，但后来想，让更多的朋友读到它，才算是不辜负它呢。"
我把书接过来，仔细一看：果然，这本书都快要散架了。我犹豫了一下，不忍伤害阿明热情的眼光，便交了二十块钱的租金，让阿明登记好名字，便拿着回家了。
回到宿舍里，我泡上一杯浓浓的红茶，抱着姑且一读的态度，躺在床上读起来。这一下，就再也放不下了。这就是古人说的"手不释卷"。
整整一个通宵，我读完了你的这本《火》--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能够读到的，一个字不漏。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我统统不知道。我完全沉浸在这本书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世界当中。
晚上我甚至没有出去吃饭，只是简单地冲了一杯果珍，啃了一个面包。
这本书确实很旧了，许多地方都有折角的痕迹，中间的书脊还有松动，有几页早已不知所踪。还好，它不是一本小说，否则的话，中间丢失一部分情节，还不让读者牵肠挂肚？
我跟着书中的文字、跟着写这些文字的人，一起悲哀、愤怒、欣喜和微笑。一边读，我就一边想，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真是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吗？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本书的作者。
那时，我就决定要给你写信，一定要给你写信。
我读过的书，向来都是过目不忘。我很少保留读完的书，但是这本书我却想留下来。虽然是一本旧书，但我宁愿赔偿二十元的押金，相当于自己重新买了一本新书。我转念一想，阿明的那句话忽然浮上我的心头--要让更多的朋友读到它，才算是物尽其用。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把书给阿明还去，交了五毛钱的租金--五毛钱，比我想象的一元钱便宜一半。
廷生，你是我五毛钱就找来的爱人啊。别人要花几百元钱在报纸上登征婚广告，而我们的认识，居然只需要五毛钱。这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婚姻介绍"方式了。我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通过这样的方式相识、相知、相爱，那该有多好啊！
我还书的时候，阿明微笑着问我："我向你推荐到这本书怎么样？你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我也以微笑回答他："这确实是一本好书，谢谢你的推荐！"
我们聊起了这本书。阿明说，这是他一年多以前买的，在大学同学之间流传了很久，以至于收回来的时候，都"面目全非"了。他说，这本书里并不见得有多少新颖深刻的观点，最吸引他的是作者的真诚和坦率。真诚和坦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匮乏的品质。
而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显然有更多的感触。《火》击溃了多年以来我对自己心灵的"封锁"。趁着读完之后的激动，我给你写了第一封信--我最初的感想都在那封信中，你可以找来重新看看。
本来，我对收到回信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信封上写的是一个模糊的地址，更何况通常的情况下，读者给作者的信件都石沉大海。然而，奇迹发生了。不久，我收到了你的回信。然后，我再给你去信。紧接着，我们第一次见面。逐渐地，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开始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成了互相吸引的爱人。
我们的爱情居然是从一个小小的书店开始的，你相信吗？
此后的一两个月之间，我跟阿明也开始熟悉起来。我时不时地去他的小店租书或者买书，时不时地跟他聊上几句。他说，这个小店是他的一个理想，也是一个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事业。
他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音乐，小店的角落里，还放着一把老吉他。看得出来，那是一把属于那些校园歌手的、已经使用得伤痕累累的老吉他。那么，他也有过跟我相似的大学生活？
在我下班经过小店的时候，经常听见阿明在里面自弹自唱，他唱的是罗大佑的那些老歌。忧伤而怀旧。
不唱歌的时候，他就推着轮椅在店里来来去去，整理那些被顾客搞混乱的书籍，或者擦拭书架上薄薄的灰尘。他把书店打理得像一个温馨的驿站。他还告诉我，书店里的广告、招贴等等，全部都是由他亲手设计的，基本体现出他当初的想法。书籍和唱片的摆放，每一个小巧的标签，包括在书籍背后盖上的那个小纪念戳，都耗费了他无数的心血。
他是一个哀伤的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的哀伤不仅是因为自己残疾的身体，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但是，他从来都不跟我谈他个人的生活，他只谈论书籍和歌曲。他的额头，有被生活伤害过的痕迹，也有他与生活抗争的痕迹。他很少跟顾客说话，除了少数几个熟悉的人。他一般都在角落里沉默着，在一本笔记本上写着写什么。
有一天，我买了两本新书以后，交完款，随口问了他一句："你的书店为什么取名叫'晓兰书店'呢？这是一个太普通的名字。你应该取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啊。"
阿明听了我的话，眉毛突然一跳，好像被一根针刺了一下。他立刻又恢复了平静，淡淡地回答说："随便取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别的考虑。"
我敏锐地感觉到，我似乎说错了什么，我似乎在某处伤害了他。我只好又找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敷衍过去，然后匆匆离开。
几天以后，我再去书店的时候，阿明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跟我有说有笑，向我介绍几本新到的书。
那段日子里，我跟你的通信渐渐进入佳境。我也常常到阿明的书店去，每次顺便也看看书架上的那本《火》还在不在。多数的时候，它都不在架子上。我想，它也许被放在某一个慧心人的床头或者桌上呢。
三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我去书店，发现照看店里的不是阿明，换上了一个梳着麻花辫子的的小姑娘。我问小姑娘阿明到哪里去了。小姑娘说，阿明是她哥哥，他这两天生病了，她来帮助照看两天。
我挑完书，便与姑娘聊起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向她打听一点有关她哥哥的情况。
没有想到，小姑娘轻轻地叹了口气，给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她告诉我，她的哥哥阿明原来是体育学校的大学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田径运动员。在大学里，阿明有一个名叫晓兰的女友。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读书，一起唱歌，他们是学校里的金童玉女。他们准备毕业后马上结婚。
毕业前夕，他们一起去参加一次攀登雪山的活动。他们两人都是老登山队员，登山是家常便饭。而且，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一次艰难的攀登，他们以前攀登过更高、更危险的山峰。
那次活动，开始得非常顺利。然而，中途却出现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晓兰绳索上的铁环突然松动，而雪山上大风暴越来越猛烈。晓兰试图向阿明靠过去，就在她即将靠近阿明的时刻，突然摔下了几十米的山坡。
这是一瞬间发生的，包括阿明在内的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过来。生死就在这一线之间。
阿明为了抢救爱人，迅速向那边的山坡靠拢。要是在平时，这样的攀登并不太难，可阿明此刻太紧张、也太焦灼。正当他要靠近山坡的时候，他一下子失足了，像一只风筝一样摇摇晃晃地摔出去，摔到晓兰身边十多米远的地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们互相挣扎着向对方爬过去，虽然只有十多米远，却如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援救人员还没有靠近。这时，他们的手向对方伸过去。刚刚握住对方的手，他们都再次昏迷过去了。
当他们被抢救回大本营的时候，晓兰已经因为伤势过重而离开了人世，她还没有来得及跟爱人说最后的一句话。而阿明则摔断了双腿，下半身瘫痪，从此他将只能坐在轮椅上。
知道真相之后，阿明一度想自杀。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双腿，他几乎失去了生活全部的意义。这种灾难降临在任何人的头上，都将是一道难以闯过去的门槛。正如《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都变得黑暗了，因为一个男人的妻子死了。他步伐变缓，他的智慧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暗笼罩在他的头上，他看不见一丝光明。
然而，有一天，阿明看见床头放着一张晓兰的照片，那是晓兰的母亲特意放在那里的。照片上的晓兰，刚刚上大学，自信而自豪。她甜甜地笑着，似乎在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你悲伤，我也会悲伤；你快乐，我才会快乐！
那一瞬间，阿明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垮掉！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爱自己的人，而晓兰还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自己呢。他终于挺了过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鼓励下，阿明重新鼓起勇气，开始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于是，他开张了这家小书店。
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友，他用女友的名字"晓兰"作为书店的名字。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无法实现的爱情。
事故发生已经两年了。而最近这几个月来，自从书店开张以后，阿明的情绪明显好转，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家人和朋友们都为他的这一变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周末的清晨，没有一个顾客，小姑娘跟我一起坐在书架背后的小板凳上，我倾听完了整个故事。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小书店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
我这才明白，那天我说到书店的名字的时候，阿明为什么要眉毛一跳了。我也知道了他眼睛里那幽深的哀伤来自何方。
几天以后，阿明回到书店。书店里又响起了他单纯的歌声。我再见到阿明的时候，感觉到眼中的"阿明"，跟原来我所认识的"阿明"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变--因为我知道了他破碎的往事。
廷生，我的爱人，生活本身就比作家们笔下的小说更动人。
我读的那本破旧的《火》，只是从印刷厂里流淌出来的千百本中的一本，却是我们爱情的殿堂中的一块坚实的奠基石。
时刻爱着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十日
九、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没有想到那本《火》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我相信，文学对于独特而丰富的人生来说，总是苍白而单调的。生活本身的传奇性，是任何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望尘莫及的。
如果我到扬州来，一定要去那个小书店看看，一定要跟那个名叫阿明的男孩子好好聊聊。如果他能够喝酒的话，我将与他一起一醉方休。
不知道那本破旧的《火》还在不在阿明的"晓兰书屋"里？如果还在，我愿意拿一本崭新的去换回那本破旧的。那本书虽然破旧，却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它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我选择了文字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通过文字，我认识了近处或者远方无数的朋友，认识了阿明这样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更认识了你--我终身相伴的爱人。
我写作的时候，经常遇到"无言"--从现有的语言库中，寻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和说法来表达我想表达的感情、想法和意愿。
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都被权力和金钱所污染了。它们所受的还不仅仅是轻度污染，在我看来，是重度污染。这种污染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受到治理，而且依然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
比如，"爱"这个词语，我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别扭的感觉--因为"爱"已经被附加上许多本来不属于它的成分。一看到"爱"字，我们反而联想起与之相反的东西来。
又比如，"忏悔"这个词语，你以前在信中也谈到，在国人眼中，它由救命的良药变成了致命的毒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开创出令国人的心灵豁然开朗的忏悔境界呢？
在以前的信中，我曾经跟你谈到当代诗歌的状况。我曾经说过，首先必须恢复当代汉语的纯粹性和自由度，才有可能用它来写诗。其实，何止是诗歌，写作其他的文体，也需要这样一个前提。
现在，最让人恶心的不是官僚的讲话，而是孩子的作文。孩子们从刚刚识字起，就开始学习在日记和作文中编造谎言，以求获得老师的奖赏与青睐。在孩子们的笔下，他们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都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雷锋叔叔。他们没有童心，没有童趣，过早地被成人世界俘虏。可怜的孩子，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撒旦向上帝讨价还价时候的人质。
诗人北野写过一篇名叫《孩子们的作文》的文章。有一次，正在念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中秋赏月》。
孩子写先后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流水账，记述了晚自习以后他们吃月饼，吃完了又喝水，喝过水后老师带他们到操场上去赏月。月亮又大又圆，像个盘子。老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还让他们找月亮中的桂花树。他们没有找到，只看到有两个小黑点。然后他们开始玩一种名叫贴石饼的游戏。还唱歌。还互相打闹。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回宿舍洗脸刷牙睡觉了。
第二篇风格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写他们玩耍、唱歌和打闹的事，而是重点描写他们在赏月过程中突然想起了洪水中的解放军战士。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他们为了灾区人民，与洪水战斗，牺牲了回家团圆，他们的奉献精神多么可贵呀！解放军叔叔永远是最可爱的人！我长大了以后也要……"
北野很了解十一岁的儿子的心态，他根本不相信儿子会在月光下"突然想起"洪水和解放军之类的国家大事。第一篇草稿倒是符合儿子的形象。
这时，儿子问当作家的父亲，应该把哪篇文章正式誊写在作文本上。儿子说，老师告诉他应该选第二篇，因为这篇"立意高"。
北野问儿子："那天晚上你到底是在玩耍还是在想解放军？两篇作文，究竟哪一篇写的是你的真实情况？"
"第一篇。"孩子回答说。
"那么你第二篇作文是怎么回事？"
"我写完以后老师说不好，让我重写。老师给我们念了一篇写得最好的一位同学的作文，让我们学习。那个同学就是写想起解放军的。我就这样写了。"
北野陷入了沉思之中：自己该给孩子怎样的指导呢？是鼓励孩子坚持真实，还是让孩子适应虚伪？是让孩子在真实中面对坎坷，还是让孩子子虚伪中获得荣誉？
最后，父亲对孩子说："我认为你的第一篇作文比第二篇好。因为它真实、生动，一看就知道你们在学校是怎么过中秋节的。至于第二篇，也不错，想起解放军，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很好，可惜那是你摹仿别人的，因而是假的，假是最坏的东西。当一个人小小年纪就学着编造漂亮的谎言以赢得别人的赞赏，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将是很危险的……"
父亲没有明确表示该把哪篇作文誊抄上作文本，但他相信孩子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后来，北野把这个小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这位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朋友立刻批评他说："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孩子已经上到小学四年级了，连个小小的谎话都不能说或不会说，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和出人头地？难道你想用你那一套东西毁了孩子的前程？"
然而，我要为北野这样的父亲喝彩。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这样敢于拒绝谎言、并让孩子也拒绝谎言的父亲真是太少了。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在说假话、写假话，最后进入到一种"不自觉"的、"条件反射"的状态。
对母语的污染是从孩子开始的，就如同对一条大河的污染是从源头开始的。
当孩子们都在比大人还娴熟地说假话的时候，这种文明也就只剩下一副没有任何有机成分的空壳了。
汉语的问题，岂止在汉语本身？
救救汉语，就是救救孩子、救救父母和老师。
救救汉语，就是让已经盐碱化的心灵重新变成让百花齐放的沃土；救救汉语，就是让已经断流的大河重新汇集起缕缕的甘泉。
对汉语的拯救，实质上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大换血。
我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同时，其实我们是在被这种语言所使用。我们以为我们在真实地表达，其实我们的表达是在事实的真相上面再次掩盖上一层尘土。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陷入一种参与犯罪的耻辱感之中。每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陕西的武芳，那个因为坚持要说出真相而被地方恶霸毁容的乡村女子；另一个是山西的李绿松，那个因为决心要揭露罪恶而被公安干警割去舌头的青年男子。
他们为了完整地表达人间正道，不惜付出被毁容、被割舌的惨痛代价。在与撒旦的搏斗中，他们的肉体残缺了，他们的精神却深华了。
假如所有人都有他们的勇敢，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撒旦横行的机会呢？
他们是我的同胞，他们的表达比我真诚、比我坚韧。
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的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吻你的手指头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十五日
第九章 蜂蜜
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一、宁萱的信
在我们通信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心里有了一个爱人，眼里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即使我在写一份无聊的商务报告，也像是在写一首诗歌。
这些天里，我像生活在一个做不完的梦中，又像生活在一种源源不断的激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乐浸透了。
我换回了那本破旧的《火》。我拿着你送给我的那本崭新的书，到阿明的书店里去交换。
我一直没有告诉阿明，一年之前我通过他的小书店认识了你，一年后我与你就已经成为无法分开的爱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书店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
阿明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换旧书。
"两本书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以新换旧呢？"阿明迷惑不解地问我。
"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我将来会告诉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卖个关子。
我想，不妨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有一天，你到扬州来的时候，我带你到他的书店里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绍你，再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那时候，他将是怎样地惊讶啊。
阿明同意了我这个"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经跟我说起起过，两年前，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你的这本《火》，顿时像遭到电击一样。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条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阿明立刻把这本书推荐给室友看，大家都被迷住了。
后来，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寻找并看望《火》的作者。国庆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俩人一起背上旅行包来到火车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们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因为钱包被偷走，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行。此后，由于学习越来越忙，北上的计划一再推延，直到毕业都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了阿明的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他身体残疾了，更不方便出门。
阿明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差不多在一边"偷着乐"。我想，不久的将来，我把你直接带到阿明的这个小书店里，给你们制造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见面。
这也算是对阿明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两"牵线"的一种报答吧。
这本《火》已经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时候更加破旧了。
自从我读完之后，它又在许许多多人的手中流传。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人读过它呢？其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记薄上大概有详细的登记。不过，我没有请求他给我翻看--他会对我的举动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的。
回到家里，我用透明的胶纸粘好书脊，并且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它经过我的修补和包装，旧貌换新颜，又像是一本新书了。
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它，把它作为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这个礼物比钻石和黄金更加珍贵。
这本书虽然是你的处女作，但它比你以后写的所有的书都更重要。你以后的书，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将超越这本书。但是，它们再也没有可能像《火》这样彻底地改变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读完你读来信，产生了很多感想。我认为，汉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汉语的枯竭，是因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汉语，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复汉语的活力、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我们爱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复兴。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爱拯救了印度，赋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赋予每一个印度人以生命的觉醒。甘地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伊斯沃兰指出："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本世纪看作甘地的时代，而非原子时代。"我相信伊斯沃兰的这一结论，它将在未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中国的出现，将意味着希望和转折的出现。
甘地终身信仰爱、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热分子所暗杀。
在一个晚霞艳丽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样双手合什祝福他的人民。这时，一个青年男子冲到他的面前，向他开枪，用暴力刺杀了这位"非暴力之父"。
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
年轻的甘地在南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他饱受屈辱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甘地还是一个律师，他到南非去办理一件诉讼案。上司为他订好的头等车票。他充满了希望，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在自己的国家没能建立起来的事业。
火车抵达马瑞兹堡时，有几个欧洲人走进车厢包房，这几个白人一看到有色人种，立即就召来列车服务员。其中一人直截了当地叫甘地离开，到三等车厢去。
甘地反抗说："我有这个车厢的车票。"
"这没有用。你必须离开。要不然，我叫警察赶你走。"
甘地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赶我走，但我有权呆在这里。我决不自动出去。"
结果，甘地被警察赶下了火车，在荒凉漆黑的火车站呆了一夜。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务员拿走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区的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却不敢把它取回，因为我不愿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着，屋里没有一丝灯光。"
他独自一个人坐着，在黑暗中颤抖，充满愤怒的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以折磨他人为快乐。让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而是人对同类的残忍。这种残忍存在几乎于所有人之间--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也存在着。
凌晨时分，甘地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他决不回头，决不当懦夫。"我是就这样屈服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还是为了改变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命运而做点什么呢？"这个曾经在法庭上讲不出话来的人，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讲话、写作和组织。
很久以后，有人问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时，他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那时，由于天生的肤色，他不得不经受磨难、遭受侮辱甚至袭击。但在内陀群山中漫长的一夜，使他决心永不向暴力低头，也绝对不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上，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马瑞兹堡之夜"。可惜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却在黑暗中坚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温暖，走向幸福和爱。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与甘地一起战栗，我如饥似渴地分享着他的耻辱和喜悦。我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个中途被赶下车的年轻旅人，在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饥寒交迫。
是报复，还是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到并做出选择。亲爱的廷生，有一天，我们也将遭遇到我们的"马瑞兹堡之夜"，我们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们民族最匮乏的精神质素。这一百年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太多的屠杀。血泊不仅没有让我们清醒过来，反而让仇恨更加泛滥。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中国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意味着爱与怜悯。非暴力是柔弱的刚强，是眼泪中的盐分。甘地认为："真理停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得在心里寻找它，并且受它指引。但无人有权强迫别人照他对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坚信用"爱和尊敬之法"能够使得印度获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对甘地说："您可能了解《圣经》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说，"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他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在个人生活的领域里，甘地同样是一个伟人。
他承认，正是妻子喀丝特拜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按照印度的传统，甘地结婚很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妻子。
在青年时代，妻子是甘地的榜样，她让他看到了如何根除正在侵蚀着他们婚姻的愤怒与竞争--她不是打击报复或火上浇油，而是在甘地爆发和犯错误时不断地支持和宽恕他，总是看到他的优点并默默地激励他活得更好，不负她的尊敬。
渐渐地，甘地开始认识到妻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论上的理想。甘地效法妻子，结果两人互为师表。甘地从妻子身上学到了耐心，作为回报，妻子也从甘地身上火一样的热情中受到启迪。
甘地经常说，这项长久、磨难、严峻的磨练需要精卫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过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障碍时，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更爱对方，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更加热爱和耐心。甘地学会将这种爱延及仇敌身上，即使他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也不怨恨那些来抓捕他的人。
喀丝特拜一生都与丈夫共患难。甘地没有积攒一点财富，但有人说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丝特拜支持丈夫的这一说法。有记者问她，他们夫妇有几个孩子，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甘地老爹养了四亿个(印度当时有四亿人口)。"
连甘地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可见，对于优秀的男性来说，优秀的女性是他们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甘地教导同胞们说："从身边做起吧，如果你还无法接受殖民地总督或温斯顿·丘吉尔，就先爱你的妻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让你的爱从这里向外扩展。只要你竭尽全力你就不可能会失败。"甘地自己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和挫折。他一直没有放弃。甘地的精神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深层的需求--那就是对爱永无休止的需求。在《圣经》中，劝诫人们信、望、爱，而爱始终是第一位的。
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没有成为甘地的妻子的"野心"，却有向她学习的愿望。她是女性的楷模。
记得从念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残酷的内战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血流成河、伏尸百万。血性和暴戾之气充斥着《二十六史》的每一页、每一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国人充满着战争的狂热，时不时地叫嚣"打到彼岸去"。这让我怀疑：我们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甘地式的人物，我们的文化中也一直没有诞生对暴力深刻的、本质性的反思。每当听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战争的言论，我就无比厌恶--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卷进战争的绞肉机去的是他的亲人，鼓吹者还能够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吗？
一位诗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每一颗子弹射向的都是一位母亲的胸膛"，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战争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刻的控诉。只有那些从石头蹦出来的家伙，才会对这样的诗句无动于衷。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们哪里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们哪里去了？
花朵们被姑娘们采去了。
姑娘们哪里去了？
姑娘寻找她们的丈夫去了。
丈夫们哪里去了？
丈夫们当兵去上前线去了。
士兵们哪里去了？
士兵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爱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爱中生活。
有了你的爱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爱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日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裸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日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色。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抽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胸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压制农民，其实是在压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耻。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贱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小姐"--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
春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干部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交昂贵的交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干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干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春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