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战的前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大战于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公社境），此战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在进攻抚顺城的前夕，就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中央政权宜战。萨尔浒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引起的。明廷对后金的征战也是从这里开始准备的。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针对明廷的备战，积极准备迎击。双方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的乌云越集越浓。
当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师的时候，万历皇帝嚇然震怒，决意所谓“大彰天讨”。群巨纷纷上奏讨伐建州的方案。最先提出具体进兵方案的是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他慷慨陈辞地说，，努尔哈赤不过是女直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已，同其弟舒尔哈齐占据宁古塔的哈喇赛（疑系赫图阿拉）地方，富庶而有计谋。努尔哈赤杀弟，并兼领其众，相继吞并猛骨孛罗。现在拥众五万，占地四千多里，一旦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各部勾结起来，全辽怎么又能为我们所有？当今之计，必须急速补充将领，拨发币金，筹集军饷，集结大兵，以大将统率，三路出击。一路从抚顺出发，从间道直走宁古塔，捣其老巢；一路从叆阳、清河进发，堵截于前；一路从辽阳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穆家卜）、蒲河或走懿路、武静营（今沈阳市西南大武镇营），以横遏其冲突。引列虎蹲大将军等火器在前攻击，配合神枪、短刀［1］。这位主事官杀气腾腾，大有一举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的气概。他的方案虽然没能全部卖施，但它反映出明廷主战气氛是很高的，对于敌我力量的估计，偏重于高估自己，低估了后金。这种思想在明朝这个“天朝大国”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主事官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吏、使臣，无一不是如此。对于明朝自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能动员多少人力和物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抚顺等城失守后，朝议纷纭，主战声浪压倒一切。明廷派往朝鲜李朝的官员，对于朝廷备战的估计更加乐观，对于胜利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富于激情而又不加掩饰的说：朝廷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必擒获元恶，枭首于藁街，献于九庙［2］。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结局必然与其外祖父王杲相同。明廷上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首，加紧备战，积极督师出关。
腐朽的明朝虽然积极主战，但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全部的备战过程几乎为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最初，他们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为兵铜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无法如期出师。在备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枢臣黄嘉善心急如焚，坐如针毡，急忙上奏万历皇帝，请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皇帝旨令：总兵官以下若有不从命的，可按军法从事，立即处斩。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克取清河城，全辽震动。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再次震怒，下旨严厉责备督臣说：清河被陷，敌势猖狂，各个总兵官仍然逗留在关内，都不肯先驱赴敌，所谓御敌之忠心究竟哪里去了？于是，准枢臣所请，赐给经略以尚方剑，并责令限期剿灭狂虏，严守封疆［3］。在努尔哈赤蚕食辽边，不断地向辽左腹地推进的牵动下，明廷将出师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间［4］。然而，待八月已经期满时，总兵官杜松仍然没有出关，出师的日期仍无消息。据八月份兵部报告：援辽兵马，只有宣大、山西已经起程，其他各路兵马都没有筹办。
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督臣宣布军纪、军令，要求各路官兵加强联系，以使彼此声悉相闻，脉络相通。进兵日期以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远近分别酌定。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论斩。官军临阵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立即处斩等，共申明军纪、军令一十四项［7］。为了杀一警百，以振军威，将抚顺失守时阵逃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8］。
明廷得到经略杨镐的奏报以后，知道征调的四路大军已经云集。朝廷文武各官以为方略已经决定，军中立功赏格已经宣布，恐怕拖延太久师老财匮。所以，大学士方从哲不断地移文辽东督促出师［9］。经略杨镐鉴于各路官兵已经誓师，都在整装待发，也觉得胜利在握，视后金兵不在话下。声言后金如要与官兵相抗，势必以卵击石。于是，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出师前夕，竟派遣女真人一名，前往后金去下战书。书中号称出动大军四十七万，三月十五日，将分路挺进，公然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10］。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老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他使用汉人进行侦查［11］，情报准确。明廷将近一年的军事调动，他几乎都有所闻，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以后，五月间努尔哈赤就知道将与“天兵”相战，这一认识与明廷最早的出师日期，即六月兴兵是完全一致的。足见，明军的战备情况，努尔哈赤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努尔哈赤的战备也与明廷的四路用兵相吻合。后金在明廷备战期间，积极地抓了军事实力、防守和侦察工作，进展很有成效。后金军攻克抚顺、清河以后，有大批的汉人进入后金，分统于额驸李永芳部下。当两军会战临近的时候，努尔哈赤挑选上千名汉人，剃成满族发式，身穿满族衣服，充实到八旗劲旅中。又有部分朝鲜人编作朝鲜营。同时，日被打造盔甲、器械，发给所谓乌龙江“精兵达子”，扩天了军事编制，加强了军事实力［12］。在明军将要进军的东路牛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大树，设置路障，量地势险易分别防守［13］。在明西路军所过的浑河要冲，努尔哈赤命令军卒在上游叠坝，堵塞浑河水流，积水设伏，诱敌深入［14］。其次，严密封锁消息，加强侦探活动，作到知己知彼。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严令国中，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或与外界人员擅自往来，不许泄漏消息，未经允许不准出入国界［15］。所以，明廷在四路出师以前，对于后金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相反，明军的部署，却为努尔哈赤一一知晓。因为，李永芳投降后金以后，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充分的信赖。通过李永芳的关系，英明汗努尔哈赤有计划地组织哨探（即明人所说的“奸细”）。从辽东各个城镇，到明京城内外，处处都有后金的侦探人员。辽东经略等官深知努尔哈赤的耳目，关内关外无所不有，弄得明军防不胜防。明廷的朝中大臣也承认，辽人久为努尔哈赤所用，凡是官军的一举一动，甚至辽兵、辽马、辽饷，努尔哈赤无不熟知［16］，结果，“我师未出，彼防己预”［17］。可以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前，对明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战备防守做到了有的放矢，行动上取得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又比如，后金攻克抚顺以后，努尔哈赤见明廷主战气氛很浓，便于闰四月，放回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以缓和明廷的备战和主战情绪。五月，努尔哈赤见明军集结动作迟缓，便率兵攻克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地。七月，攻破清河城。九月，大掠会安堡。十二月，掠夺北关叶赫部，时机都选得合适，真是来去自由，无所畏惧。在两国交兵之际，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行动自由，这就使人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它充分表明了努尔哈赤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不可忽视的是努尔哈赤在与明廷接战的前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朝鲜李朝和北关叶赫部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争取朝鲜王朝的同情和支持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大问题。明廷最初掀起“大行天讨”的声浪很高，朝鲜国王也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存在，对自己的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明廷出兵抱着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亲提三万大军合兵征剿［18］，也曾经派出使臣出使北关叶赫部，规劝锦台什、布扬古，要坚定信心，按期出师，不得有误［19］。但当朝鲜国王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力量，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以后，对于明廷的讨伐战能否必胜，十分怀疑。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明廷使臣到朝鲜王廷时，国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国与天朝义如君臣，况且有壬辰之变（即公元1592年，明廷出兵援朝抗倭战争），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天朝若是有什么事变，我国君臣当为前驱，万死不辞。然而，我国素来兵农不分，朝令夕聚，势所难为。今天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强，远非建州卫李满住时期可比。并建议说：我兵可以在边境上阵兵跃武，大张声势，作出虎豹在山之势，观察建州动静，相机而动。若是贸然深入，轻行进剿，恐非万全之策。朝鲜李朝君臣的看法，就军事实力说是比较客观的。经总兵官李如栢初定，朝鲜王国出火器手七千，驻在接近明朝边境的某地，声援明军进剿［20］。可是不久，经略杨镐又改变了初议时的出兵数目和任务。他从进军的需要出发，对于朝鲜国王退缩不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深为不满。六月份，杨镐召见朝鲜王国使臣吴业男的时候，指令说：北关叶赫还能出精兵万人协助天兵，你们难道只调七千之数？必须集兵一万待于境上。吴业男争辩说：李都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七千，老爷为什么又增加了三千？杨镐强令说：李都爷不知道彼此的情形，征讨时我当依据情况指挥。你急速返回去，师期将在八、九月间［21］，不得有误。这样，朝鲜李朝官兵的参战是很勉强的。
从明廷第一次调动朝鲜李朝官军参加战争的时候起，努尔哈赤就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明廷五月派遣使臣去朝鲜李朝求师，努尔哈赤几乎同时也派十二个人出使朝鲜国。后金的使臣向朝鲜国王表示：我国因为怀有“七大恨”才兴兵攻克抚顺等城的。我国将与夭兵相战，你朝鲜国不可不知。辽东派人来请兵，若是你朝鲜国出兵相助，我国将在会宁、三水、满蒲等地派一支兵马，并希望朝鲜王廷谨守封疆，不得出兵帮助明军［22］。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使朝鲜王廷中立，曾派得力的大臣再次出使朝鲜王国，以进献貂皮五百领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23］。
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外交对象是北关叶赫部。萨尔浒大战前夕，北关叶赫部已经被努尔哈赤包围和孤立起来了，对后金有畏惧之感，对于明廷与后金双方的战争，基本上抱着观望的态度［24］。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努尔哈赤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知道北关叶赫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便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北关叶赫部。这四个人原来是北关叶赫部人氏。他们回到叶赫部后，面见锦台什、布扬古，因为携带的书信丢了，就口诉说：我家祖父（系指努尔哈赤的父、祖）与你家祖父，都是官军害的，为什么你们不报仇雪恨，反而与官军一条心，和我家为难。今后，我们两家讲和，共同报仇雪恨，希望你们不要出兵帮助明军。因为锦台什、布扬古与努尔哈赤之间有杀兄杀父之仇和分尸之恨，便严辞拒绝说：我等世受国恩，若有他心，天地不容［25］。努尔哈赤遣使北关叶赫部，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尽管遭到了严辞拒绝，但在锦台什、布扬古两位首领的内心来说，也不能不深思，不能不顾及后果。因此，从这以后锦台什、布扬古更加顾虑重重，不敢把自己的军队编入明军，处于迟疑坐困的境地。在出兵数目、方式等方面与明廷计较再三。明廷原来想让叶赫部出精兵一万，合开原路马林军，统一指挥［26］。锦台什、布扬古提出叶赫部兵要自成一军，不愿意将自己的部下归汉官指挥。明廷没有办法，但又不肯放手，只好以南关哈达王台的遗裔王世忠（在明任指挥职务）执令旗，督促北关叶赫军队［27］。这就是萨尔浒大战的前夕，明廷与后金在外交方面的争夺情况。朝鲜王廷、北关叶赫部，在这次战争中的迟疑态度，是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所产生的良好后果和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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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神宗实录》卷569。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0。
［3］《明神宗实录》卷573。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卷129。
［5］《明神宗实录》卷577。
［6］《明神宗实录》卷57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载：明军四路“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宋幼清九翁集》卷1载：四路“号十二万．不满十万人”。杨镐：《恭报师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7］《明神宗实录》卷579。
［8］《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
［10］《满洲实录》卷5。
［11］杨镐：《先陈梗概疏》载：“……况贼中汉人极多，……更多值奸细，密贿西虏，每每入探师期”，参见《筹辽硕画》卷10。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3］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1。
［14］《明经世文编》卷502。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1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
［19］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高丽人以一人宣谕北关，必期坚心自强，协力助顺”，参见《筹辽硕画》卷19。
［20］《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27，卷1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22］［2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57。
［24］《熊经略集》卷1载：“锦台什、布扬古的中军说：“只缘奴诱占南关、灰叭诸部，又诱宰赛来抢，而乌龙江一带江夷，……又被奴以利诱去，唆令抢我，我四顾皆敌，不能不惧。”杨镐《速敕蓟兵出关疏》载：“今（金、白）或见我势弱，虑恐嫁祸，不免有迁延、观望之心”，参见《筹辽顿画》卷7。
［2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参见《筹辽硕团》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页5。
［26］薛三才：《按征倭播事例酌议兵食疏》载：“督臣又谓，密谕北关报有精兵万人”，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董启祥：《恭陈征剿事机疏》载：“盖闻北关不欲汉官督阵，而欲独成一军，此断不可许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二、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明廷经过一年多的备战，讨伐大军已经部署就绪。上自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群僚，以武力解决边陲祸乱，已经毫无疑问了，皇帝下决心说：“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1］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明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军事赌注。
明军于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以后，决定二十一日开始，各路大军先后出边。不巧，十六日，天色突变，乌云密布，纷纷扬扬飘下漫天的鹅毛大雪，东北的大地上，一夜之间，换上了银装。白雪茫茫，银山起伏，寒风凛冽，按计划出师进剿，已有困难。经略杨镐不得不紧急请旨，将出师的日期后推到二十五日。明军出师的日期尽管一拖再延，而仍然是困难重重，军事准备工作一直拖着后腿。总兵官刘綎曾经在四川任事，很得川兵的信赖。他对川、贵士兵的战斗力颇有信心。因此，屡次申请征调川兵。然而，兵部殆不用心，不予急办，致使刘綎迟迟不能出关。刘将军说：要我出关，必须等待川兵，若是有川兵二、三万人，我可以独挡努尔哈赤的军队，不用其他路军助战。有如此信心百倍的将领和军士，又提出了合理易行的要求，遇有明君贤相，其何乐而不为？而枢臣方从哲、黄嘉善不懂得军事，不察实情，恐怕师老财匮，一味地催促进兵。经臣杨镐迫于“明旨之切责”，极力以红旗催战，不容刘綎等待川兵，强行督促出关进剿。四路出师的具体时间安排是，西路沈阳、开铁两路于三月二日到二道关［2］，合营后再分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四路大军务必在三月三日会师于赫图阿拉，率先到达战地的以炮声为号，传令各军，不得有误［3］。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部署，精心侦察，其中各路统帅、兵马数目都比较详尽的了解。他召集诸贝勒、大臣进行了多天的谋划，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明兵的一路，利用地形，分设少数兵力拖住其他各路，即奉行大额驸李永芳的主意，“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4］。
杜松军先在沈阳集中。二月二十八日，出师日期刚一到，他就急速挥军前进。第二天中午，全军到达抚顺城宿营。杜松为人耿直、勇敢、廉洁，身上刀痕箭瘢如疹，从不贪财惜命，颇有古代名将的风度［5］。由于他身不畏敌，心欲立功，求战心切。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将军又下令从抚顺起程，军士手持火把，星夜急促进军，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岸［6］。
杜松将军所以进军这样急，这其中还另有缘故。杜松本是一位耿直的武将，对于这次出兵所定的师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济，士卒之间互不熟习，将领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便于大举兴师。而经略杨镐轻率寡谋，面对枢臣催促进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诸事都谋于辽东总兵官李如栢，朝廷有人骂他“糊面丧气，甘为木偶”，以李如栢的是非为是非［7］。因此，他对于杜松将军的合理意见置若妄闻。杜将军无奈，秘密派人入关，以书上奏，乞请朝廷暂缓师期。杜将军的所作所为，被李如栢侦知，杜将军的送书人被截回来，重责十军棍，杜将军的建议不得实行。杜将军的合理意见不被采纳，又迫于军令不得不赴战。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的时候，李如栢在酒宴上佯敬杜将军酒一杯，口称：我把头等功让给你。杜松受他所激，矢心不疑，举杯一饮而尽，决心争立头功［8］。出师以后，李如栢又令人在杜松军中诈传：清河路已经进兵，努尔哈赤即刻将要被擒。杜松一听更急了，便驱兵速进［9］。当过五岭关的时候，遇到后金两个村寨，杜将军挥军向前，横扫以尽，活捉十四名女真人，缚往经略处报功［10］。然后，不顾疲劳，当夜三更，兵锋所至，已经到达浑河。
然而，杜松将军贪功气傲的劲头也相当严重，在浑河岸边，监军张铨劝阻杜将军说：今天夜幕当头，师期还没到，是否就地驻营，等到明天清晨再渡河东进不迟。张铨是个读书人，庄重多谋。他劝阻杜松，既是持重之言，可防止冒进赴险，同时，也反映他内心的想法。他对这次朝廷兴师动众，“大彰天讨”，能否如愿以偿，颇有疑惑。他认为后金精兵至少也有三、四万，其中人人能战。我兵能够同他们搏斗的，仅仅是各个将领部下的家丁。每个将领部下一般有家丁数百人，其他的兵卒都是“五合六聚之众”，加上野战是后金军的长处，官军的短处。官军以劳赴逸，以客挡主，很难取胜［11］。杜松对张铨的劝阻，置之一笑，轻蔑地说：我军义旗东指，谁敢抗颜，只有乘胜前进，有什么师期可谈。说罢，命令手下军卒探试浑河水势，选择渡河地点。不多时，探马前来报告：河水不深，仅及马腹，河中还有小船数十只。杜松听报大喜，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对众将说：这真是天人齐助啊！于是，他弃船不坐，身不披甲，策马大呼而进，急催军卒渡河。手下的将士见将军身上没有披甲，急请披甲再进。杜松大笑，并且骂道：身入阵战，披坚甲岂是大丈夫所为！老夫束发从军以来，不知甲重几何，今日你们众人想以甲苦累老夫不成。谈笑之间已经到了河中，进入水中的有杜松本部亲兵及右营游击刘遇节的五千骑兵，人、马、车营近万名。开始河水平稳，众军涉水渡河，入河的战车有五百多辆，杜松命令内丁在前开路。当渡河官军大部分行至河中时，未料后金军早已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壅沙于浑河上游，阻水作坝，蓄水高达数丈。后金军卒得知明军人、马、车已经拥入河中，便掘坝放水。突然大水咆哮而下，向杜松军猛扑过来。总兵官赵梦麟看见水势猛涨，感觉势头不对，极力向杜松谏言，要求停止过河，杜松不听。车营各官也来恳请回师，杜松更是不理。水位渐高，人人各自奔命，兵卒淹死在河中的近一千余人。后军的大炮等重火器都阻于河岸，一水相隔，分军为二。争渡过河的，又当傍晚，寒气逼人，军不成军，乱作一团［1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得知明经略杨镐已于十一日在辽阳誓师。杜松将军从抚顺路进军的消息亦被其探到，所以，在明军誓师后的第四天，即二月十五日，就派出一万五千步兵前往界藩山（今辽宁省抚顺西北铁背山上），名为筑城，实际是设伏防守，另有四百骑兵出没、游击于界藩山周围，时而入于山谷，时而出现在密林之中［13］。
当杜松过河军士正在夜幕中背水受寒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发起了冲击，浑河以东胡笳大作，自山谷间万余火炬，骤然出现，喊杀之声震撼山谷，一彪军向河岸冲来。这时，杜将军才如酣梦方醒，知道已经是背水陷伏，处于险地，若不当机立断，将背水而战，难于脱身。于是，身经百战的杜将军，便急中生智，下令全军集结迎战，他亲自率领内丁和渡河军卒及朝鲜李朝的近百名铳手，主动向后金军冲杀过去。
后金伏兵首战杜松的是大将哈都。两军相遇，杀声震天。杜松虽然年老，但英勇不减当年，他奋力厮杀，勇气倍增。他时而轮动手中的长枪，时而抽出腰间大刀，使后金军纷纷败阵。当杜将军杀出重围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哈都，两人大战数合，哈都败阵而走，杜松紧追于后，直至界藩山下。杜松终究是个老将，他紧紧地把握战机，下令军卒结阵不散，发挥仅有的火器威力，致使哈都军伤亡甚重。杜松乘机向吉林崖冲击，奋力争夺山头。与此同时，后金军的另一部分围攻明军右营刘遇节军［14］。
由于杜松率先冲阵、勇猛厮杀，全军士气很旺。哈都难于招架，不得不暂时后退。杜松部下的士卒，误认为胜局已定，目无军纪，不听号令，各自争功，无意力战，敌兵一人倒下，竟有十数个人下马争割首级，致使全军的战斗力大减［15］。
在这关键时刻，杜松率领亲兵和朝鲜李朝的火铳手冲到吉林崖下，向吉林崖上冲击。这时，哈都又率部重新围攻上来，在争夺吉林崖中，朝鲜的火铳手多数阵亡，明军阵亡数千，战斗力进一步减弱了。这时，后继兵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总兵官坐营中军王捷等败阵脱逃，使杜松军更孤立了［16］。未能渡河的明军移营于萨尔浒山上。正在两军都处在极其紧张的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前来增援。
杜松军二月二十九日，从抚顺启程的时候，火把、车队，浩浩荡荡，早为后金的哨探及时发觉了，消息很快地报告给众贝勒、大臣。三月一日清晨，众贝勒、一等大臣都集中在努尔哈赤的大衙门，将栋鄂路刘綎军，抚顺路杜松军前来的消息作了报告。栋鄂路的消息先于抚顺路到达。努尔哈赤依据情况作出断定，明军使我先见南路的兵，是诱我南去，而大军将从西路来攻。南路我有兵把守，今天应当集中城中的兵迎战西路［17］。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八旗兵高度机动性的作战能力，迎战明兵。这是萨尔浒大战前夕，努尔哈赤的重大决策。
抚顺路明军在二十九日晚上出发，道路通顺，军行无阻，本可以比其他各路先到，而杜松又争功心切，轻敌倨傲，日驰百里，疾趋而至，此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栋鄂路的消息虽然先到了，但努尔哈赤与众贝勒的心里明白，此路山险林密，设有三道大路障［18］，刘綎与朝鲜李朝合军在二十八日才过牛毛岭（今牛毛大山，在桓仁县西），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一百二十里，间有伏兵骚扰，二、三日内难于到达，是很显然的。明军虽然四路围攻，实际上，杜松一路为进军主力。杜松是明军中有名的将领，努尔哈赤素畏杜总兵，口称“太师”［19］。因此，努尔哈赤能在强敌四面临境时，作出果断决策，这是他客观分析，正确判断的结果。
攻战方向决定后，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众贝勒、大臣和城中兵西征。代善立刻整顿兵马，向西进发。尽管清河路李如栢军也启程前来，大贝勒深知那里也设有伏兵阻击，一日难于到达，所以，暂时置之不顾，径直率兵猛进，经扎喀关、向铁背山（今抚顺西北，近界藩城）、界藩城进军。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到达战地时，杜将军正在率兵争夺吉林崖界藩山城，欲控制制高点，战斗激烈，明兵死伤惨重，朝鲜李朝的百余名铳手几乎全部战死了。杜将军处于欲攻而不能得，想退又不可能的境地。四大贝勒商定先攻吉林崖，立刻派一千兵登山，协助山上守军向下冲击。又派右翼四旗兵配合山上兵夹攻杜松军，以左翼四旗兵监视萨尔浒军大营。正当部阵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军队赶到。努尔哈赤认为，众贝勒的用兵，不能一战动摇明军根本，乱其军心。决定改变攻击方向，令右翼二旗兵增援左翼四旗兵，先破萨尔浒大营，他断言说：此兵一败，界藩的兵自然丧胆。令右翼两白旗监视界藩山杜松所部，待吉林山上兵下冲的时候，协助夹击。努尔哈赤在这关键时刻，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加速了西部战场的作战进程，为全局的胜利争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时，努尔哈赤亲率不少于六旗的精锐士兵，约四万五千多人，而明军萨尔浒大营仅有一万五千左右的兵，集中二倍以上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攻［20］。加上八旗战士熟知地形，所以，接战不多时，萨尔浒大营明兵便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纷纷逃窜了［21］。
杜松所率领的军队，虽然暂时在吉林崖下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失去老营，军心动摇［22］。当萨尔浒大营一溃，吉林崖上八旗士卒下冲的时候，两白旗军又从山后压下来，杜松军立即被八旗士卒团团围住。杜将军再次抡动长枪迎战，天时已经是正午了。众贝勒已经发现难于抵挡的是杜松将军。于是，命令各旗士兵放弃杜军余部，向杜将军合围，重重围困，势如铁桶一般。杜松得知萨尔浒大营兵已经溃散，待援无望，便欲率军奋力杀出重围。然而，八旗兵已经集中全部兵力，团团围住，两军自午时一直杀到酉时，杜松率领少数亲兵砍杀数里，到达坎钦山（今抚顺营盘西）仍不得脱身。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又突然面中一矢，落马而死［23］。跟随的士兵，有的幸而得脱，有的投崖而死，还有的隐蔽在山石间或伏匿于死尸下，只有少数人投降。
杜松所部两万五千多人，其中有一万多人战死在疆场。副手王宣、赵梦麟等主要将领都阵亡了。逃回来的主要是萨尔浒大营和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所部的士兵。连总兵官的令箭也落入了八旗兵的手中。作战双方都损失惨重，疆场上的尸体、兵器漫山遍野，鲜血染红了浑河岸边的战场，染红了塞北白茫茫的雪原。
杜松将军所率领的抚顺路军，虽然名为两万五千多人，实际能战的只有近万人左右，而其中骨干力量是家丁，其余大部分兵卒都懦怯不堪［24］。据战后统计，抚顺路逃兵多达一万四千多人。由此可知，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军无斗志已经达到了何种状况。
开原、铁岭路军，最初由经略杨镐等确定，从三岔口（今铁岭东南三岔子）出边。三月初二日必须赶到二道关与杜松军会师，再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前进。总兵官马林对于出边的地点很有意见，坚持要从靖安堡（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出边。他舍近求远，绕北而行，这是马林退缩不前的表现。当时，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向经略杨镐建议说，他深知马林的为人，如以马林任开、铁路军主帅很不妥当，还表示他与庸懦无能的马林难于共事。要求经略更换开、铁路军主帅，应以马林为副手，作为后援。并严肃地指明了后果，即若不更易主帅，不但误了军机大事，我等也将自身难保［25］。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间题，经略杨镐竟置之不理。
二月二十八日，马林率领一万五千多士兵［26］出发了。由于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从靖安堡，而是从铁岭向三岔口出兵，所以马林一踏上征途，行军速度就十分缓慢。按师期规定三月二日，开、铁路军当与杜松军在二道关会师，可是，他已经出兵到第四天头上，即二日中午了，仍然驻营在三岔口外的稗子谷，不肯前进。当他听到杜总兵已经提前一天到达浑河，才整军向二道关方向赶去［27］，可是这时，杜松军已经全部被歼。
三月初二日夜间，马林统兵来到五岭关附近，得知杜松已经败亡。统兵主帅马林顿时不寒而栗，士卒也个个丧胆，全军异常震动。马林事先不设哨卒，对于后金八旗兵的情况，一概不知。三日清晨，他听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统率八旗兵向开铁路军攻来，惶恐万状，急忙避开敌锋，率领近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游击龚念燧、李希泌等率领少数兵力，集结在斡珲鄂谟瓦湖木（今辽宁省抚顺大伙房水库中）。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也率领几千人集结在距尚间崖三里远的斐芬山（在尚间崖东）。开铁路军虽然三分兵力，各自据守，似有互为特角之势，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军心不稳，主帅实际上已经摆出先逃的架势。
三月初三日拂晓，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把防守开铁路军的兵力与攻击杜松军的兵力会合一处，向马林军杀来。大贝勒代善率兵三百先到了尚间崖，以牵制并观察开铁路军阵势，又集结后继兵力与马林所部对阵。四贝勒皇太极先到了龚念燧营地斡珲鄂谟瓦湖木，造成了对明兵的分割局面，并向龚念燧军发起了攻击。由于龚念燧所部的兵力过弱，战不多时，全军战败。龚念燧与所属官兵都战死在疆场。这时，努尔哈赤泰然自若地观看四贝勒皇太极率兵追杀明军。忽然，探卒报告说，尚间崖的明兵大营，将有所动作。努尔哈赤便亲临尚间崖，只见明军已经在尚间崖挖了三道战壕，布列火器。努而哈赤对大贝勒代善说，派兵先占领山头，向下冲击，明军必然大败。大贝勒刚要下令，见明军壕内壕外已经合兵。努尔哈赤又及时传令：明军将要出战，可以停止登山，令士卒都下马步战。这时，明军前队已经逼近，大贝勒没有下马步战，就策马统兵冲入明阵，二贝勒、三贝勒及其所部军卒都合力冲杀，两军刀舞枪刺，棍战在一处。战不多时，明军前队溃散，纷纷后退。后金六旗兵乘势一直冲向尚间崖大营。明大营兵稍示抵抗就败下阵去了。只有副将麻岩、丁碧、郑国良等率领少数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后营兵的溃退，结果众寡不敌，诸将阵亡［28］。
总兵官马林坐镇尚间崖大营，当前锋营接战不久，稍一失利，他便率领后军先逃了，其后所部近万人狼狈相随，一直逃至张家楼子，才收住脚步［29］。
由于开铁路军统帅畏敌如鼠，在出边地点的选择上计较再三，迟疑坐困，贻误军机，使杜松军失援。听到杜松军覆灭，又军心动摇，后金八旗兵一冲即溃，结局果不出播宗颜所料。
开铁路军将领，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为人耿直，处事坦率。他早已料定马林为主帅，必误军误国。当他得知杜松全军覆没，又见马林慌忙退守尚间崖的时候，他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通判董尔砺等，决意血战到底。从军事角度看，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优势不在明军一边，却又三分兵力，自然兵单力弱。针对这种情况，后金久经战阵的统帅努尔哈赤如何布置兵力攻击明军却十分明确。他见开铁路军三分兵力，各自据守，就采取分割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术，即采取先攻击斡珲鄂谟，牵制尚间崖，死困斐芬山的战法，使明军三部分相互隔绝，彼此不能增援。
潘宗颜在斐芬山的战法是，将部分战车放在阵地前边，枪、炮布列左右，形成野战之城。努尔哈赤的攻击军是重甲兵在前，轻甲兵在后，另有轻骑兵在远处待战。这一天的辰时，后金八旗兵发起攻击，明军枪、炮齐发，双方相互对攻，矢飞如雨，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明军居高临下，主帅潘宗颜战杀在前，誓死如归，军士虽少，斗志颇旺，使后金八旗兵“死者枕籍”。潘宗颜等越战越勇，严重地破坏了八旗兵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后来，由于马林尚间崖大营兵溃散，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努尔哈赤与大贝勒等，在击溃马林大营兵以后，迅速地厚集兵力，将斐芬山重重地围困起来，造成潘宗颜一军四面受敌。虽然明军积极组织兵力拚命厮杀，但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战至午时，播宗颜由于精疲力竭，背中一箭，壮烈牺牲。窦永澄、江万春等也都战死疆场［30］。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兵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占了斐芬山，全歼了明军，横扫西部战场。
北关叶赫兵，原定由开铁路总兵马林指挥，经略杨镐命令锦合什、布扬古出兵一万。锦台什、布扬古二人不愿意受汉官统辖，要求自成一军，辽边抚、镇大人只好听其所愿。由锦台什的妻侄，明朝指挥王世忠持红旗前丢督战。三月初三日，北关叶赫象征性的派出二千兵开赴三岔口以北，随从叶赫部的有明朝驻守北关的游击官马时楠等。明经略杨镐又派人持厚礼前去慰问。此军到达中固城时，明西路两军都已经败北。经略杨镐的退军令已经由安乐州（今辽宁省并原县北“老城镇”）备御送到军前，命令叶赫军速回本寨，加强防守［31］。
明军西部战场，沈阳路、开铁路两军，从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进兵，到三月三日中午斐芬山的潘宗颜战殁，在努尔哈赤巧妙的指挥下，速战速决，只经过两夭两夜的苦战，后金八旗兵便大获全胜。其后又急速挥军东进，迎击栋鄂路刘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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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州鹤：《大发币金佐军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2］《盛京通志》（上）卷16页1下载：“二道关即大民关，在赫图阿拉西十一里”，今新宾县境。
［3］《明神宗实录》卷580，《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7。
［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5］《宋幼清九籥集》卷1。
［6］《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7］傅宗□：《并采群言全辽安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8］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21。
［9］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
［10］《明神宗实录》卷580。
［11］张铨：《天人交警极图消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自将精锐三万人应杜，而使别将弱虏万余御刘（綎）”。三万系指精兵，以萨尔浒出师旗数计之，当有六万数为宜。
［12］《宋幼清九籥集》卷1，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不按队为营，临期每队挑选数人，以致队伍错乱”，参见《筹辽硕画》卷17。
［13］努尔哈赤派往界藩的一万五千人，《满洲实录》载称：“运石之夫”，似乎与战争无关．笔者认为，‘明二月十一日誓师，努尔哈赤十五日派人去界藩，实际是伏兵《满文老档·太祖》卷八载：派去的人是，“yafahan
Cooh“，汉译为“步兵”之意，确证努尔哈赤是有的放矢，设置了伏兵。
［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哈都亦即阿敦．
［1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当，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复”，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4。
［16］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载，“从杜松逃阵一次者非刘遇节乎？临阵背主先逃致社松呼恨切齿而死者非王捷乎？”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7］《满文老档·太祖》卷8。
［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9］《宋幼清九籥集》卷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8，《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率“精锐三万人应杜”或许六旗军不满额，但对明军亦占优势。
［21］吴伯与：《恭陈微悃疏》载：“而杜军一路败阵，而归者尚一万四千余”，足见，萨尔浒大营兵基本未战而溃，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2］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将兵不习，背水而战……轻骑而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参见《筹辽硕画》卷17。
［23］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44，《满文老档·太祖》卷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载：“松追（哈都）至山前复战，敌兵见之，不困杜师，独困杜松、哈都二人。杜师亦趋至，……杜跃马欲出，而西周如铁，遂殊死战，自午至酉师尽复”。王象恒：《极议安边固圉疏》载：“杜总兵砍杀数里，被达贼围住，杜总兵面中一箭，落马”，《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24］周希令：《疆场失陷庙算困循疏》载：“浑河之役，近万精锐杂之庸众之中”，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5］《明神宗实录》卷580。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28］《满文老档·太祖》卷8。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30］《明神宗实录》卷580，《满文老档·太祖》卷8。
［3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满洲实录》卷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北关初三日始以二千之众赴三岔之北，……到中固，有安乐州备御家吩咐我家兵马回寨防守”，参见《筹辽硕画》卷19。
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三、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统八旗主力，大败西路抚顺、开铁两路明军后，急令达尔汉侍卫统兵一千，迅速东去。继令二贝勒阿敏率兵两千启程。随后，他和众贝勒也收兵东来。开到界藩，按女真人风俗杀牛八只祭旗、告天，祝愿旗开得胜。
祭旗前，大贝勒代善请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我率领二十人扮作侦卒东去探听消息，汗父祭旗后可以从容东来。大贝勒走后，三贝勒莽古尔泰相继东去。转瞬间四贝勒皇太极驰马来到汗前。对汗父说，不出我的所料，大阿哥（兄长或皇子、太子之意）果然已经东去了。请允许我与大阿哥同往。努尔哈赤劝阻说，你大阿哥扮作侦卒前去打探消息，你可以随我同往，不必前去追赶。四贝勒急不可待地恳求说，大阿哥已经独自前去，我怎么能逗留在后？说罢也率兵疾驰东去［1］。
努尔哈赤祭旗后，下午申时从界藩起兵，五更与大贝勒相会。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进一步布置兵力。他在初战得胜后，头脑十分冷静，仍然不采取分兵对付两路的战法，还是集中主要兵力会战明军一路。这一方针已经构成萨尔浒大战中各个战场作战的特点，即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分别缓急，个个击破。努尔哈赤命令留下四千守城兵，以防明清河路进犯，其他八旗士卒全力东进，迎击刘綎军。
总兵官刘綎号称勇将，为明代西南地区的名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立有战功，在明军中享有盛名［2］。刘将军手持镔铁大刀，重达百二十斤，力大无穷，马上抡动大刀如飞，人都称他为刘大刀［3］。他曾在四川任事，手下有川、贵苗族精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战绩辉煌。
万历皇帝命令刘綎将军星夜赴京。刘将军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带领儿子刘结、刘佐及昔日随征有功员役刘招孙等，并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战马八百多匹及陆续集结的数百人，前后约有一千多人。又带佛郎机、百子排号、乌铳、火炮等器械，另有军船一艘。刘綎恳请待运船到后，川兵稍集便立刻出关［4］。
经略杨镐最初不想征调外省兵，对于刘将军迟迟不出关，请调川、贵兵，十分不快，拒绝督办。恰在这时，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七月，努尔哈赤亲自统领大军攻下了清河城，京师震动，辽左人心惶惶。明廷兵部也深感仅有辽兵难于支持，各个城镇征调的兵又一时不到，不得不考虑调用湖、广、川、浙的兵。这时，刘将军再次上书给兵部，指出调发川、贵兵的必要性。兵部事戎政尚书薛三才支持刘将军的请求，转述说：刘綎将军一禀揭至，谓川、贵兵出入崖峪埋伏、攻击是其长，马战也称便捷，况且鞍马、器械多其自备，只要召集不用一个月便可以到达数万，都是旧时部下的久经战阵的人，远非乌合之众可比［5］。万历皇帝准薛三才所请，下旨给兵部，速调川兵，刻期出关。尽管路途遥远，也必须速调，专备刘綎将军调用，不得再误事机［6］。
然而，王朝末年的腐败现象之一就是吏治败坏，官员不肯为国尽职。明廷兵部接旨后，办事迟缓，催兵不力，刘綎又等待数月，所调的兵数仍不满额。时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经常出兵蚕食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深感危急。经略杨镐素来与刘綎不睦，逼令刘将军出关戍守东部亮马甸子，以为叶赫部特角。亮马甸子地区，这时正是雪深数尺，马无食、人无粮的绝境。刘綎将军迫于军二令，只得遵命驻防，情绪十分沮丧［7］。
努尔哈赤在刘綎将要进兵的栋鄂路，砍断大树，设置三道大路障，分兵守险，布列有序，而刘綎出师前还是没能得到兵将相熟的川兵，只带家丁和已经到的川兵数千。这一些兵又分别由各将率领，所分配来的官军多数是浙江人。经略杨镐虽然说有明兵两万四千人，实际上各将所率领的官兵不过一万五千多人［8］，可谓兵力“极为单弱”［9］。
刘将军不只是对自己所率领的兵员和士兵素质不满，而且对于经略杨镐等人决定的师期也大有异议，他在进兵前就很气愤地对朝鲜李朝将领姜宏立说：兵家的胜算不过是得天时，得地利，以顺人心而已。现在的天气甚寒，此次出兵非得于天时啊！道路这样艰难，也非得于地利，并且感叹地说：我不得主兵权啊！［10］刘将军认为，出师的日期应当改在四、五月份为宜［11］。
刘綎的要求和意见触怒了经略杨镐，杨镐依仗手中的大权压制并强迫刘总兵出师。更令刘将军难忍的是，杨镐竟然派他的两名亲信，小小的守备官于承恩等，手持红旗到东路军去督战，又密令游击将军乔一奇说：若是刘綎逗留不进，你可以夺他的指挥大权，继续督率东路军前进。然而，乔一奇对各将和各将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会见朝鲜李朝的都元帅姜宏立的时候，将明廷将帅中的内幕全部暴露了出来，指出经臣杨镐与刘蜓之间素不相睦，又妄称：四路将军除杜松勇而无谋以外，其他的都是平庸之辈［12］。
总兵官刘綎鉴于经略与自己素来不和，求兵不调，强逼出师，十分不满。当都元帅姜宏立问及东路兵这样孤弱，为什么不多请兵的时候，刘将军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气愤地说：杨镐素来与我不相和好，这次必欲置我于死地。我受国家的厚恩多年，这次决定以死相许。现在担忧的是有两个儿子（即刘结、刘佐）没有食禄，都留在宽甸了［13］。刘将军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报效国家，所以没有带儿子上战场。
刘綎是一员忠良之将，他在出征前认为“主忧臣辱”，尽管他自己明知道是“老且多病，不堪重任”的身躯了，还是闻旨疾趋疆场，率领儿子前来为国家效力。他原想召集川、贵旧部，尽臣子之忠，并且还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弟弟，他说：我的弟弟刘相国，身躯魁梧，有谋略，弓马技艺娴熟，可以为国家献一臂之力［14］。由此足见，刘綎将军丹心为国，昭如日月，可惜朝廷腐败，战将多数不顾大局，各自持骄，相互斗气，竞致年迈的刘将军含愤率领弱卒，身入险境。
东路军的另一部分是朝鲜李朝的军队，由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共分三个营。出征前集结一万三千人，实际参加东部战场的有一万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有四百铳手临时调到西路明军中去了。朝鲜李朝出兵助战，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最初，明总兵李如栢只要求朝鲜出铳手七千，沿江防守、堵截，以防残敌逃走。以后，经略杨镐强令出兵一万，任务由防守、堵截，变成听他随意指挥了。朝鲜国王鉴于“壬辰之变”，情不可却，想以德报恩，被迫备兵助战。因此，统兵将领都没有参战之心。都元帅姜宏立在出师前向国王请辞都元帅职务，国王不允，只好免强带兵出征。
在情绪消沉和心情矛盾的情况下，二月二十五日，刘将军早于各路率领东路军由宽甸出师了，行军的路上是十分艰难的。朝鲜李朝的军队是六天以前启程的，由姜宏立率领三营兵从十九日自昌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渡江西进，明宽旬游击将军乔一奇随军行进［15］。二十一日到哵哵泊（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河），二十四日到莺儿沟（今宽旬至桓仁的路上），二十五日到亮马甸子，与明军会师。姜宏立的军队到亮马甸子时，已经跋涉了一百二十里。一路上大雪纷飞，路经莺儿沟时，风雪大作，三军不能睁眼，加上山谷昏暗，对面不能相辨。三营兵好不容易奔波到亮马甸子时，尽管万里晴空，然而寒气逼人，有的军卒竟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了［16］。
刘綎军与姜宏立军会合后，刘綎率军在前，姜宏立统军随后，继续向西挺进，一路上经过拜东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南与宽甸县交界处的坎川岭）、牛毛寨、马家寨（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深河（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中游华尖子附近）、富察（又称富车，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上游支流瓦尔喀什河中游一带地方）和家哈岭（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头道沟岭）等。行军的路上与抚顺路大不一样，从亮马甸子到牛毛寨都是高山大岭，道路险阻。过牛毛寨后，川涧错处，水深险恶，踏荆棘，履冰雪、攀岩石，钻树丛，艰苦万端［17］。
刘綎与姜宏立两军从二十五日相会，二十六日奔波一天，只走了十五里。过转头山、榛子头山时，姜宏立的三营军粮饷已经不足，后援不继。姜宏立向总兵刘綎请求驻军待粮。刘綎因为师期所迫，未允所请，只好督催饥卒过鸭儿河，河床既广又深，水黑石大，全军将卒只得全副武装涉水向前。行至河中，多数士卒已经精疲力竭。过河以后，又疾趋拜东葛岭。许多将士由于饥渴奔波，寒凤吹剥，腿脚肿裂流血［18］，步履艰难。明军统帅刘綎基于同经略不和，又有经略的亲信持旗督战，恐怕误了师期，另加罪名。尽管行军艰苦，仍然在二十八日从拜东葛岭启程，向牛毛寨进发，杨镐亲信，守备于承恩手持红旗，挥舞佩刀，催促后军。行军队伍前后拉得很长，刘綎军不能全力前进。姜宏立的三营饥卒行动十分缓慢，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十里，到达牛毛寨宿营。
东路军到达牛毛寨后，朝鲜李朝的户曹参判尹守谦，仍然无意督运军粮。在极其艰苦的行军路上，他只供给姜宏立三营军粮饷四十多石食用。二十九日，大军从牛毛寨启行时，姜宏立的士卒全部绝食了，只好从刘綎军中借米充饥［19］。
牛毛寨是努尔哈赤阻止东路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里古树参天，山岭险峻，道路曲折、狭隘。努尔哈赤派兵砍伐巨树为路障，加强防守，减慢东路军前进的速度［20］。同时，派小股部队，少的三十人一伙，多的三百人一队，骚扰东路军。牛毛寨下有三十多家，其房屋都被明军焚毁，粮食取作兵食，斩杀居民二十六人。当夜，有三十多名八旗士卒冲击明兵大营。这是东路军与后金守军的第一次冲突。
从牛毛寨启程的时候，刘将军命令乔一奇等率领本部兵马与姜宏立部下的四百士兵，先行进发。这时，都元帅姜宏立已经无意再督军前进了，他对刘将军说：再往前走道路险隘，敌中情形一无所知，不可轻进。今天，在建州的原来六镇“藩胡”，对我国十分敬慕和留恋，西路大军若是攻入，可以引诱他们作为内应。刘将军对于姜宏立的话信以为真，派手下的一名通事，伙同朝鲜李朝通事何瑞国、金颜春三人持书前往赫图阿拉，书中说：我军携有七种火器，你们无法抵挡，快快前来归降。
刘将军不解姜宏立所说的“不可轻进”的真实意义，误认为所谓六镇“藩胡”真的可以作为内应，而姜宏立在他给本国户曹参判尹守谦的书中才说出了真情。书中写道：现在我等已经悬军于三百余里，大军尚未遇见大敌，恐怕是诱我深入，抑或西路大军直捣敌穴，使其自顾不暇。但我军自从渡江以后，为天将逼迫，催促前进，急如星火。到目前为正才运数十石粮食来，三军已经多日无食了。自古以来，哪有驱迫饥卒，颠仆跋涉深入敌境的道理。姜宏立的书信，反映了不明敌情，军士无食，顾虑重重，不愿意再盲目前进的心情，同时，他派遣使者的原因，更是刘将军所不知道的。姜宏立以遣使为名，实是潜通努尔哈赤。使臣何瑞国、金颜春的任务是传送朝鲜国王的意思，即此次出兵是不得已的，言外之意，那就可想而知了［21］。
刘将军迫于军令和师期，对于姜宏立的所作所为，既没有多想，也无暇顾此，只是一味地督兵前进。打前站的游击乔一奇等，自牛毛寨出发，直奔马家寨，一路四十多里，所经过的部落一律焚毁，见人或杀或俘，疾驰向前。全军走到马家寨口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四起，向明军冲击，杀喊声震天。由于努尔哈赤的伏兵单弱，抵敌不过，有八十五人落马身亡，八十八人被俘［22］。三月一日，刘綎军进驻马家寨，这时杜松将军正在吉林崖至砍钦山之间与努尔哈赤的八旗主力军厮杀。
二日中午，东路军到达深河。深河是努尔哈赤的重点防守区。东路军刚到深河，努尔哈赤的伏兵就向明军发起了冲击。防军共分两部分，一部分占据制高点，从后边牵制明军，另一部分由牛录额真托保、额尔纳、额赫三人率领，从正面阻止明军继续向前推进。两军战斗开始了，托保等先行结阵。乔一奇率兵冲阵，包围了托保军。托保率部据险而战，矢发如雨，明军奋勇冲击，随同乔一奇的四百铳手间发火器，一直战到天晚。由于众寡悬殊，托保所部死伤惨重。托保率领余部突围逃走。托保军的任务是拖住明军。深河这一仗，使明军半天不能前进，有力地配合了西部战场，致使努尔哈赤能全力率部围攻马林军。后金俘虏兵供称，东路防军有数千人，深河之役死伤过半［23］。明军的损失也不小，勇将刘龙吉阵亡了。
三日，会师赫图阿拉城下的日期已经到了，刘将军想督师向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姜宏立的三营战士绝食，只好留住一天，等待军粮。这时，恰是尚间崖、斐芬山、斡珲鄂谟激战的一天。从时间上来推断，姜宏立的三营军因为粮饷等问题，先后拖住东路军两天的行军路程。深河距赫图阿拉六、七十里，若没有这个拖累，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不待西部战场结束，都城就有被困的危险。
三日这一天，姜宏立派三百人回师接运粮饷时，归路已经被后金兵堵住了。这三百人只有搜山，抢夺居民的耕牛、马匹来充饥。从东路努尔哈赤的守军，或据险而守，或游骑突袭，或前断、后截来看，努尔哈赤用兵的部署相当产密，深谋远虑，真非一般的将领所能与之相比的。
初四日早晨，游击乔一奇率领所部兵在前，刘将军统领明军大营居中，姜宏立率部继进。在姜宏立的三营中，都元帅统领中军居后，一军浩浩荡荡向富察前进。这段路程稍稍平坦，然而两侧山谷相连。刘綎恐怕努尔哈赤有伏兵，命令军中老弱，每人各持鹿角枝（又称马柞）前进。这是刘綎用兵的一个成招。若是遇见敌兵冲阵，将鹿角枝扎地绕成营城，如城池一样，使敌骑不能突入。本部兵马可以出营参战，也可以回营休息。鹿角营周布列火器。后金兵惧怕火器，又不能冲入营中，很难接近明军。刘綎就这样指挥骑兵，或出营杀敌，或归营休整，轮番出战，来去自如，以致士气大增。刘将军善于用火器，能杀敌制胜的奥妙就在这里［24］。
当努尔哈赤得知马家寨、深河八旗守兵战败的消息时，对于东路刘綎军更加重视了，加上努尔哈赤素来就知道刘蜓的威名，不得不全力东进。所以，明东路军正在谨慎地向前推进时，努尔哈赤所派遣的前哨队伍达尔汉侍卫所率领的精兵，已经埋伏在山谷间了。这时，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清河路李如栢军的观望和逗留了。它使刘綎军失去了牵制敌军和增援的可能［25］，也使努尔哈赤敢于留四千兵守城，余军全部压向东部战场的好机会，从而导致大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也相继进入东部战场，设伏于瓦尔喀什（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岔路子附近）密林。
为了诱使刘綎军深入重围，以挫伤明军斗志，进而歼灭之，努尔哈赤利用杜松军败没时，掠得的杜松令箭，从西路杜松的败兵中找出一名浙江兵，冒充杜将军的“材官”，到刘綎军前，假装告急地说：杜将军托刘将军的威名，十分幸运，已经深入敌境，抵达“奴酋”都城。现在是担忧将军东路大军不能同时并迸，故差卑职前来，敬请将军急速启营，以备共同夹攻破城。对此，刘蜓怀疑地反问说，我与你们杜总戍地位相当，怎么传令箭给我，以我是他的裨将不成？伪“材官”随机应变地说，令箭虽然是号令偏裨将领的，实际上也不常用，只是因为事急，以它取信罢了。刘綎未知深虑地说：出师的时候各路大军相约，以传炮为号，今日师抵城下，为什么没有听见炮声。伪“材官”这才知道，各路大军相互联络的暗号，便应付说，这里距离奴酋都城五十里，若三里传一炮，不如一骑疾驶为快。刘綎把伪“材官”的一片谎言误作真话，答应传炮进军。伪材官回来，向努尔哈赤报告说，刘将军待传炮声，才肯进军。于是，努尔哈赤下令急速传炮。
伪“材官”走后，刘綎没有听见炮声就动心了。他惟恐杜松将军独占军功，先命令军卒拔营火速前进。当大军接近富察之野的时候，果然听见炮响三声。刘将军坚信不疑了，敦促各营加速进军，又进二十里，炮声连连传来，一阵紧似一阵。刘将军这时心急如焚，命令军卒丢弃鹿角枝，向赫图阿拉猛进。部分官军焚掠沿途部落，一时烟尘滚滚。前锋军乔一奇等，先抵富察，猝然陷入重围，伏兵四起。
达尔汉率先统领一彪军猛扑过来，明军先锋营战不多时，便全部败没了。惟有乔一奇、守备于承恩仅以身免，逃了回来。
刘将军见乔一奇等前锋营败没，如梦方醒，知道已经中计了，立即下令全军集结，督兵缓缓进战。然而，东路军此时已经进入努尔哈赤八旗主力的伏击圈。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三万余骑，从瓦尔喀什密林中杀出。明军官兵见势急忙抢占阿布达哩岗（今辽宁省拉法河、加哈河分水岭老子沟岭）结阵。但立即遭到四贝勒和大贝勒率领的右翼和左翼两军从阿布达哩岗上下的夹攻。刘綎抡动大刀与两贝勒相战。从巳时战至酉时，未分胜负。四贝勒乘势佯败而逃，刘将军哪里肯放，随后紧追，奔驰了四里路，转至瓦尔喀什南谷，再转战于富察之野。最后，被大贝勒的军队重重包围。刘将军左臂中一矢，他忍痛拔箭再战，一手抡动大刀如飞。代善令军士放箭，矢飞如蝗，刘綎中矢，跌落马下。刘綎义子刘招孙急趋向前抢救，刘将军已经气绝身亡。刘招孙立起身来，手持单刀再战两贝勒，大战数合，力竭而死。刘綎所部顷刻大溃，后金铁骑乘胜左突右冲，蹂躏厮杀，明军士卒横尸蔽野［26］，余军奔散。
当两军混战的时候，杨镐的亲信督军守备于承恩，见全军将要覆灭，想和乔一奇一起逃走。乔一奇以身任督军职，不肯走。二人来到姜宏立的军前，通报了刘将军全军战殁的情况，乔一奇表示，自己有监军之责，不敢擅自离去。姜宏立给与弓矢、刀剑，约与共事。于承恩不知何时逃无踪影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消灭了明军以后，全力向姜宏立的三营兵冲击，八旗兵分作两翼，远远的环围而至。姜宏立的左营军先陷入危境，军官赵得廉驰马前来向都元帅告急。姜宏立以其孤危，命令右营军前去增援。两营军刚刚合营列阵，后金的铁骑便势如疾风骤雨似的袭来，瞬息间，两营兵覆没了。惟有左营宣川郡守金应河依树而战，击杀敌兵数人后战死。大贝勒代善率领所部，漫山遍野，向姜宏立的中军围过来。姜宏立不得不派遣旗官传令中军将士，鼓励士卒，死战求生。然而，士卒眼见两营惨败，个个胆寒，没有人敢于应战，甚至有的士卒抛下武器坐而不动。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本想自焚而死，恰遇左、右营逃脱出来的士卒投中营而来，传告后金军求见通事。姜宏立派通事黄连海出见，得知后金大贝勒代善约中营军官共立盟誓，以求和好。当日晚上，副元帅金景瑞单独赴后金军营会见代善。五日早晨双方共立盟誓。
都元帅姜宏立与后金大贝勒盟誓后，代善要求姜宏立全军开赴赫图阿拉，面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是，后金兵驱逼朝鲜王国士卒向都城开去。明督军游击乔一奇深感处境不妙，对朝鲜王国军官说：贵军与“贼”讲和，尚且逼迫至此，我虽同去也不免一死。于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自以弓弦系颈自绝。朝鲜王国军官急忙营救，乔一奇竟挺身跳崖自杀。
乔一奇在临终的时候，深深地认识到明朝末年朝廷文武臣僚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朝廷文臣武将都以社稷为儿戏，一味徇私贪贿，以致使友好邻邦丧师，上万的士卒，幸存的很少，所剩下的兵卒被围困在孤崖上，粮断水尽，人马朝不保夕。我不忍观此惨状，但又奉命监军，不敢擅离职守，谨于三月初四日叩谢皇恩，自裁于家哈岭上［27］。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所率领的中营军仅剩下三、四千人，为后金军逼迫开向赫图阿拉。战败的刘綎将军的余部数千人，集结在山上。初六日中午，姜宏立所部中军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驻扎在城外十里处。后金众贝勒带领姜宏立、金景瑞等与通事十多人入城，拜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只见大堂正中努尔哈赤挟持弓矢，端坐在炕上。堂下左右排列众多甲士。姜宏立等人见，登阶行揖而拜。努尔哈赤嗔怒，命令两帅行君臣大礼，两帅坚意不从。最后，令两帅在阶之东侧，红毡铺地，设交椅落坐。
清河路李如栢军，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三月三日，师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三、四两日，当东路刘綎军正浴血奋战之际，副将贺世贤建议李如栢说，我军可以偏师策应，增援东路，杀入重围。季如栢听而不行，仍然驻兵不进，致使刘綎孤军被困，全军覆没［28］。
三月二日中午，明左手两路杜松军战殁，马林军溃败，经略杨镐认为四路军败象已奢，急发令箭到清河、宽甸、叶赫部军［29］。清河路李如栢正不想进战，接到令箭后，急速回师，狼狈逃窜。因此，明四路大军合朝鲜李朝军和北关叶赫军，共十余万众征伐后金，竟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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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8。
［2］《宋幼清九籥集》卷1，吴亮嗣：《开铁深可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3］《明史》卷247。
［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5］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6］杨镐：《市口紧要将官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7］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蜓“气色先已暗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参见《筹辽硕画》卷8。
［8］［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0］同上．卷138。
［11］［1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3。
［1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7］［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1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20］《武录》、《满洲实录》皆载：东路守军五百。明人说有一万人。朝鲜文献载称：有数千人，从一路上骚扰情况看，数千或近万比较可信。
［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萨尔浒大战以前，明廷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经过十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这场剿杀战，梦想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后金奴隶主政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战。然而，战争是参战双方物力和智力的决斗，它常常不从人愿。萨尔浒之战，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綎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便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以时间而论胜负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强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黄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狼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不同了，士兵畏敌不畏将，将领一死如树倒猢狲散［23］。萨尔浒大战中，杜松军初战得胜，然后军纪涣散，抢割首级争功，使后金兵得到喘息机会。抚顺路出兵两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四千多人，占参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马林统兵一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多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刘綎的军队也不是全部战死的，而有相当数量是逃散后被杀的，如三月六日，距富察二十里有数千浙江兵就是逃散后集结在山上的。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率兵逃阵，李如栢、马林、刘遇节、王捷等都是公开避战或逃跑，连道臣康应乾见刘綎前军被困，有覆灭的危险，也不积极应援，反而更衣变民，隐避无踪了［24］。
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强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萨尔浒战后，在辽河东西，明与后金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后金东有朝鲜王朝，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战后，朝鲜王朝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明朝，而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明与后金中间，持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这样，努尔哈赤等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手脚就更便于施展了。尤其是经过实战较量，努尔哈赤摸清了明军的实力，内心无所畏惧，所以用兵频繁，出入无常［4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四万大军，从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上涨，行军十分不便。为了躲避雨淋，又不走漏消息，努尔哈赤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村民，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44］。这就给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努尔哈赤得知开原无雨，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总兵官马林为了守卫开原，从五月间就报告抚院大人，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二十四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象，又不听抚院大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作了完善而又周密的攻城准备。他外联宰、煖二十四营，还派人打入开原城内，以为内应。十五日，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围攻开原，宰、煖各部及时出兵，先抢占庆云堡（今辽宁省开原县西庆云堡），后围镇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从西部牵制明军，声援后金军［45］。混入城内的“奸细”，从内部响应，八旗兵从外边猛攻，顷刻间城门便被打开。城内居民早知城防不固，一些人事先缢死［46］。马林等刚刚出战，城池便被击破，结果战死城外，推官郑之范负伤，从西门逃走了［47］。全城十多万居民，仅有一千多人逃了出来。开原城破以前，总兵官李如桢先驻扎在沈阳，贺世贤驻扎在虎皮驿（今沈阳苏家屯区十里河）。当开原城危急，急需待援的时候，李如桢胆怯畏战，先是拥兵在团山（今辽宁省义县南团山子），又进到十方寺堡（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以天雨为借口，不肯增援［48］。这时，努尔哈赤率领兵卒在开原城内搜集钱财，饮酒欢宴，对明军是个攻击的良机。参将贺世贤急趋开原，他想率领士卒冲进城去，而部下士卒个个怯战，竟一哄而散［49］，致使开原城被努尔哈赤从容抢掠。
开原是东北地区的一座古城，人口众多，物资雄厚，财产、玉帛多达“数百万”。努尔哈赤为将这些财物运送回国，连运五、六天还运不完［50］。后金军驻扎三夭，从容分财、分俘，最后弃城而去［51］。
开原被攻克以后，辽地军民惮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兵威，沈阳、铁岭等地的居民纷纷逃跑，辽左众城危在旦夕。明经略杨镐令李如桢驻兵沈阳，南北策应。令贺世贤驻守虎皮驿，往来应援。沈阳距离铁岭一百二十里，虎皮驿距离铁岭一百八十里。明经、抚各官的军事意图十分明显，即准备增援铁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这一点也了如指掌。铁岭是明、金双方下一个争夺的目标。努尔哈赤与明经、抚各官对比都很清楚。辽东巡抚周永春在这关键的时刻，就曾再三叮嘱李如桢，注意防犯后金兵对铁岭攻击。
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他从开原得到的数百万财物中，分出十数万，送往蒙古宰、煖和炒花，引诱他们东攻辽沈，西扰广宁，以声援后金军进犯铁岭［52］。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进犯铁岭呢？因为从鸭绿江东南到西北一带诸城堡，抚顺、清河、永甸、新甸、长甸、大甸、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洒马吉（今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集）、散羊峪（今辽宁省抚顺东南山龙峪）、马根丹、东州、会安、白家冲（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三岔儿、抚安、柴河、松山（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松山堡）、靖安（今辽宁省北镇县八道壕公社苇城子）、威远（今辽宁省开原老城东威远堡）、镇北（今开原县莲花街西南镇北堡）等数十个城堡都被后金攻占了。开原是辽河以东的根本重地，开原一破，河东重镇仅仅剩下辽阳、沈阳、铁岭等孤悬在努尔哈赤的兵威之下了，而铁岭首当其冲［53］。
七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向铁岭进发，到三岔儿堡，入老边十四、五里时，明铁岭守将游击李克泰已经得到了消息，他将努尔哈赤兵指铁岭，飞报给沈阳总兵李如桢。李如桢得报后，缩首不前。本来用一昼夜的时间便可到达铁岭，然而，至到二十五日，他还徘徊在途中，不肯急速增援。恰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抓住有利的战机，挥军进逼铁岭。守城游击李克泰，把近城各个小堡的军民收入城中，没有入城的纷纷逃窜。努尔哈赤下令先攻城北，八旗战士竖云梯连续攻击。城上守兵以火炮、鸟枪还击，矢石齐发，拚死抵抗。然而，努尔哈赤的攻势凌厉，战斗自寅时开始，辰时铁岭北城便被攻克，八旗兵冲入城中。城内一时大乱，双方进行了激烈巷战。守城署事游击李克泰、缘事游击喻成名、新兵游击吴贡卿、海州参特丁碧、督防判官涂必达等，先后战死，惟有新任游击王文鼎等踰城逃跑了［54］。城内军丁战死的四千多人，居民男女被杀、被俘的近万人。
攻取铁岭是在努尔哈赤计划之内的。二十五日寅时，努尔哈赤已经到达铁岭城的东南岗，坐镇指挥。城陷以后，他乘马从容入城，住在城守道的大衙门。令八旗兵一部分守城，防止明军增援，一部分清理财物、俘虏。
开原失陷后，明廷主动激励蒙古宰赛贝勒抗金。铁岭陷落的消息传到宰赛部，他率领儿子色特希尔、喀什克图和扎鲁特部、科尔沁部贝勒巴克、巴雅尔图、色本等，统兵一万多人［55］。于铁岭陷落后的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清晨，赶到铁岭城外，伏兵于高粱地中。后金厮卒（满语Kutule，音译为库图勒，汉译为控马奴）出城放马，被杀了十多个人。守城兵报入，努尔哈赤急令整兵出城，遇见大贝勒问道：为什么不战？这是宰赛、巴克、色本的兵。大贝勒代善说，杀了恐怕后悔。努尔哈赤列举宰赛等人的罪状说，蒙古夺娶已经配给我的锦台什之女，袭击我乌扎鲁村，以铁锁逮系我使者和托，向明廷事乞赏，并发誓与明合兵，杀了他们有什么可悔的。于是，下令八旗兵急速进战。大贝勒代善率兵向蒙古兵冲去。宰赛等兵丁缺乏严格的训练，稍一接战就纷纷馈退了。八旗兵沿着辽河岸猛追，杀了很多人。宰赛贝勒和两个儿子，扎鲁特的巴克、色本兄弟，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阿尔塞，宰赛的妹丈岱葛尔塔布囊等共一百五十多人被俘［56］。
沈阳总兵官李如桢得到李克泰的情报时，若能及时增援，二十五日完全可以解铁岭之围，然而，铁岭辰时陷落，申时他才到达新兴铺（今沈阳市北“新城子”），坐待贺世贤从虎皮驿到来。努尔哈赤得知李总兵来援，整队准备迎击，李如桢却距城十五里以外扎营，不肯接近铁岭城。贺世贤建议向铁岭城冲击，李如侦不肯。这时已经是二十六日了，宰赛等蒙古兵败后，铁岭城内外伏尸蔽野。李如祯率领军卒割取首级一百七十多个后，慌忙地溜走了。李如桢的怯阵无能，在八旗兵中传为笑谈［57］。
努尔哈赤攻克铁岭后，明军在关外尽管还有七万多人，但对努尔哈赤的进攻阻挡不力。努尔哈赤统兵一出，沿边各城军民都望风奔溃，辽东一带城堡相次陷落。明臣王在晋说：明朝将官“怯而无勇，缓而寡谋，奴（系指努尔哈赤）直弄之于股掌之上，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58］。
明朝政府无法认识和改正腐败的现实，而只将丢城败阵的罪算在边将的头上。鉴于经略杨镐非旦不能立功自赎，反而使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弄得辽事愈加不可收拾，八月二日，明帝旨令熊廷弼出关代替杨镐经略辽东。八月十三日，逮捕杨镐入京问罪。明廷认为更换经略就可以扭转辽东局势，其实不然，萨尔浒战争所导致明金关系的转折是历史性的，开原、铁岭的再陷，不过是这种转折的继续和发展罢了。
努尔哈赤连下开、铁后，面临着统一辽河以东，进行辽沈决战的局面。他深知明廷要抵抗八旗兵向前推进，恢复开、铁，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目的的，为了巩固后方，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统一女真内部。因此，统一战争与对明开战是同时进行的，即当统一战争遇到明军干涉，不能继续进行时，就对明开战；打得明军无还手之力，暂时扫除了统一障碍，积聚了人力、财力后，再转手积极推进女真内部的统一战争。后金建国后，努尔哈赤对东海余部和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地区进行了统一工作。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七月十九日，派达尔汉侍卫、硕翁科罗等率兵二千，统一萨哈连部（今黑龙江中游南北，即精奇里江与黑龙江会合处以东地区）［59］和虎尔哈部（今黑龙江南岸呼玛尔河流域）。军行到乌尔简河（又称富尔涧河），造船二百艘，水陆并进。八月十九日，到达黑龙江地区，袭取萨哈连部江北毛孔大臣所在的十六乡，江南九乡和鲍吉里所在的虎尔哈部十一乡，共收服三十六乡。十月，回军时，顺路收服阴达浑塔库喇喇、诺罗、实喇忻三路［60］，共计四十路长归附，至十一月初七日，历时三个月，统一黑龙江至松花江一带一千多里的大片地区。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四百，略取东海岸边不肯归附的居民。三月，全部收服了东海诸岛，使鹿部全部归附，库页岛从此归入后金的版图。
这是努尔哈赤对明用兵前夕，进一步收编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以东诸岛的女真各部，目的是通过统一各部，加强经济实力，所以大军归来以后，曾派出或三十人或六十人的大型商队，到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61］。同时，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女真人，武装所谓“乌龙江达子”，扩大兵源，加强军事实力。
努尔哈赤对明开战后取得的胜利，推动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的完成。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十月，东海虎尔哈部（今松花江、黑龙江下游及苏联哈巴罗夫等滨海地区）的纳克达，率领一百多户前来投靠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以示欢迎。他把前来定居和持观望态度的人分作两队，以赐物多寡加以区别。对于来归的八大首领，每人各给阿哈十对，马十匹，耕牛十头。冬衣有豹皮镶边蟒缎皮裘、大褂、貂皮帽、皂靴、彤带。春秋衣有蟒缎无披肩朝衣、蟒袍小褂。四季穿用的衣服、布衫、裤子、被褥等。第二等人，各赐给阿哈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服各五套。第三等人，各赐给阿哈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服三套。最后一等人，各赐给阿哈一对，马一匹，牛一头，衣服一套。此外，还给予居宅、釜、席、缸、瓶、小磁瓶、碗、碟、匙、筷子、水桶、簸箕、槽、盆等家具，应有尽有。由于努尔哈赤慷慨赐予，虎尔哈部持观望态度的人深受感动，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表示愿意留下，还托咐归去的人带信给自家兄弟说：原来我等只想英明汗杀我们，夺我们的财产，没有料到是为了招来安集，以为羽翼。［62］
万厉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在积极备战，抗击明四路大军进攻的同时，命令大臣穆哈连统兵一千，招服了虎尔哈的残部。这样，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南北，西到嫩江，东至东海三部及松花江等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划入了后金的版图。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不仅加强了后金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去了后顾之忧，而且对于东北边疆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连下辽东数城以后，一时物力雄厚，兵食马料充足，便决意铲除最大的后顾之忧。八月十九日，他亲统数万［63］轻骑讨伐北关叶赫部。命令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兵攻打叶赫贝勒布扬古所驻的西城，自领一军攻打贝勒锦台什的东城。二十一日夜间，叶赫部东西二城已经得知努尔哈赤发兵来攻的消息。居民纷纷拥入城内，加强外城防守。二十二日清晨，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逼临城下。初战时，叶赫西城布扬古贝勒等，曾经统兵出城，与八旗兵对阵，大战于西山，双方杀伤相当，各有胜负。因为双方众寡悬殊，八旗兵斗志颇旺，难于长时间的对抗，布扬古等退兵固守城池。叶赫东西二城相继被包围。
在叶赫部的命运处在悠关的时刻，经略熊廷弼作了正确而又应时的部署，他命令李如桢、李光荣，贺世贤三位总兵各率本部人马向后金的新寨（今辽宁省抚顺县东部，旧边墙以东）进攻，耀兵于抚顺边外，以解北关叶赫之围。贺世贤奉命直奔新寨，然而，努尔哈赤用兵部署严密，沿途各个关口都设有精兵把守，贺世贤的军队与后金千余骑相遇，经过激战，没能深入其境。另外两位总兵都怯战不进，使北关叶赫部孤立无援［64］。
八旗兵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冒矢攻城，逼迫锦台什投降。锦台什宁死不屈，他说：我身为男子汉，非庸懦之辈可比，怎肯投降，只有同你们决一死战。因此，两军在城上城下展开了激战。城下八旗兵竖云梯登城，城上兵滚木雷石齐下。攻战多时后，东城的外城被毁，守军溃退。锦台什率领妻子登上城内高台对抗，八旗兵已全部攻入内城，高台被围。锦台什虽然以欲见亲外甥皇太极为借口，企图拖延时间等待明援兵，但当他得知无望时，便纵火自焚了。东城被占，西城知道东城失守后，便投降了。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将叶赫部所属的哈达、辉发、乌拉、蒙古科尔沁等共二十八部寨，十二个姓氏的各族人民全部收服。其中有一万多人被掠回后金本部，从中选出九千多名精壮，分编在八旗之下［65］。
此时，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辖领土，东自库页岛，西到辽边，北至蒙古嫩江、黑龙江，南至鸭绿江，凡是同属女真语音各部所在的地区都被收服了。
萨尔浒大战以后，明与后金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待努尔哈赤连下开原、铁岭，扫平北关叶赫部以后，已经不仅兵势甚盛，而且去掉了后顾之忧，奠定了进入辽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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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英宗实录》卷89，《满文老档·太祖》卷1。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2。
［3］《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4］幼庄：《皇朝开国方略》（跋）。《盛京通志》卷4载称：萨尔浒之战“实帝业之所由基也”。
［5］焦梦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竅要焉，惟在皇上临朝而已，……当此乏人乏饷之时，值此费财费力之事，皇上高坐深宫……（臣）不避斧钺，……恳求皇上出朝为破虏第一策”，参见《筹辽硕画》卷6。
［6］张鼐：《敬陈今日危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7］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7。
［8］官应震：《辽饷燃眉举朝袖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3。
［9］胡来朝：《目击时艰敬陈未议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龙遇奇：《辽饷搜括不敷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1，周炳谟：《谨陈旧事以备省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10］《冯高二公奏疏》卷1。
［1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12］《满文老档·太祖》卷4。
［13］乾隆：《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载：“尔时草刱开基，……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矢石。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勋，我大清万年丕基，实肇乎此。”参见《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
［14］《明神宗实录》卷339。
［1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40载：李恒福启曰：“臣久留经略门下（援朝抗倭时期），熟闻言语，兼察动静，南北诸将猜隙已成，号令每相反。窃闻中朝诸将中，勇敢善用兵推刘綎第一，而兵精不如吴惟忠，……提督依重刘綎。”祝耀祖《敬陈一得备安攘疏》载：“自镐用事以来，威令不行，赏罚不信，呢私交而轻南将，则豪杰灰心，怯任，罪而卹典，则英雄短气”，参见《筹辽硕画》卷18。
［16］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近东征失利，皆因大将不一，互相倾轧，平日不能和衷，临时安望协力”，参见《筹辽硕画》卷20。
［17］《明神宗实录》卷580，黄嘉善：《飞报万分紧急贼情疏》载：“三路败衂，…… 然颇闻平日以用气相凌厉，以分权相□龁。旧岁杜松与贺世贤不能相容”，参见《筹辽硕画》卷23。
［1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载云“……奴酋聚会诸将逐日谋议，极密之。”
［1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20］范济世：《严营操以资防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6。
［2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2，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虏马去如飘风，来如骤雨，……我枪炮手遇虏惶怖，未及点药，矢刃交加，往往以火器予敌”，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2］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努尔哈赤之军“不过训练久，人心齐……奴酋坚甲精兵，故称劲敌”，又称“奴酋威行东夷，虽子弟有犯必加诛灭，故人股慄，用兵之际，有进无退”，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3］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近来我兵失利，皆因大将奋勇当先，一被伤后，兵不战自溃”，“主将陨命，军士逃亡”，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4］晏文辉：《上下老狃因循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25］《明神宗实录》卷574。
［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7］《明神宗实录》卷583。
［2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明神宗实录》卷580，卷589。
［29］刘蔚：《边镇告急币藏空虚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3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载：“辽东一年需饷八百余万，而两次加编，每亩七厘不过四百万，……凡有调募俱云动地亩银……，总计前后通加九重”。
［31］《明神宗实录》卷580。
［32］矛瑞征：《东夷考略》页6（建州）载：“并夺我三军之胆，胆破而智勇并困。”
［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
［34］《满文老档·太祖》卷9。
［35］范济世：《严营操以资防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6。
［36］《宋幼清九籥集》卷1。
［37］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法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38］熊廷弼：《敕催原调新添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4。
［39］播汝祯：《募兵固守以图进剿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0］牟志夔：《辽左制胜有机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5。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1］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34。［43］谈迁：《国榷》卷83载：“前日之寇东有朝鲜，北有北关，西南有辽开，仅东北一道走路，四围逼束，……自大军三路败没，敌兵始出入无常，今开原一带尽失，朝鲜、北关皆阴阳之矣。”唐世济：《召募须求实用疏》载：“奴已有横行不可遏之势”，参见《筹辽硕画》卷24。
［4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奴攻开原，北关先期密报，推官郑之范不淮不信，且鞭笞之。”
［45］《熊经略集》卷1载：“……东贼攻开原而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皆为奴用命”，熊廷弼：《堵杀款虏认罪揭》，参见《筹辽硕画，卷36。
［4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开原城中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满文老档·太祖》卷1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8］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9］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
［50］《明神宗实录》卷58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1］张廷登：《再陷北关、辽阳益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2］《明神宗实录》卷583。
［53］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54］《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5］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载：明使“设词激怒”宰赛，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载：“因东夷陷铁岭”，宰赛“引兵愤争”。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拨兵防援疏》载：“铁岭之战，……宰赛领万余骑”，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者档·太祖》卷1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57］《满文老档·太祖》卷11，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9］《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三，五排二，曹廷杰：《西伯利东编辑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0］《满文老档·太祖》卷5，阴达浑塔库喇喇等三部，皆在三姓以东，乌苏里江西岸，参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1］《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一。
［62］《满文老档·太祖》卷7。
［63］《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64］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65］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老档·太祖》卷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第五章 辽沈决战的前夜
一、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到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在近四十年中，明代女真社会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空前变革。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集团，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统一战争、扩大领土、积聚社会财富、集中人口、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加剧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到辽沈大战的前夜，已经将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度推上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这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集团无比的贪婪和垂涎辽沈的欲望。
最初，以努尔哈赤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领有的地域极为狭小。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所占有的土地仅仅是建州左卫的一部分，加上右卫王杲的部分土地［1］。经过统一战争，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建州三卫基本上统一了，但建州三卫的土地面积也仍然有限，努尔哈赤自己也说：我的地方与明朝和蒙古相比，仅仅象一个小指头［2］。明朝官方人士也轻蔑地说：努尔哈赤所在的地区狭小，幅员不过三百里，没有中原地区的一个县大［3］，而且土地贫瘠，可耕的土地很少，多是山谷和草野地方［4］。在这仅有的土地上，努尔哈赤要求女真各部首领要充分地利用耕地，垦辟荒山，改作良田［5］。
随着女真内部统一战争的向前推进，耕地不断的扩大。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部以后，向柴河、松山、白家冲、抚安等堡拨上万的人，前去耕种［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灭亡辉发部以后，又分拨一干多户屯种其地［7］。统一东海、乌拉部以后，又派出大批的人口前去“作农留屯”［8］。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开始，努尔哈赤向汉区扩展地界，先后占种了宽甸、大甸、长甸、永旬、新甸、孤山等堡，地界扩展达八百多里。［9］还相继派人到汎河、孤山、仙人洞等地占种。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以后，努尔哈赤越过了抚顺地界，推向清河、开原、铁岭，耕种的地界也随着向西扩展。在抚顺一带，实行民耕军守［10］。因此，明朝官吏在叙述努尔哈赤扩展耕种地界的时候说，自从扑灭王兀堂的东建州，努尔哈赤吞并其地以后，与瑷阳、宽甸为邻，自从剿灭建州右卫阿台以后，努尔哈赤吞并其地，遂与抚顺、清河为邻，自从杀了锦台什、布扬古以后，吞并其地。这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诸城的居民逃跑一空，努尔哈赤的地界与辽沈为邻了［11］。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不断地展界扩耕，这对于满族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满族奴隶制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满族奴隶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后金奴隶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过程中，将建州所产的明珠、人参、黑狐、玄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物产，收归奴隶制国家所有［12］。消灭海西四部，统一东海三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又先后将黑龙江、松花江、东海各部的明珠、黑貂等名贵产品和运送这些产品的各路商道，以及抚顺、清河、瑷阳、宽甸等各个市场的贸易，都掌握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手中，他们的家中“悬珠屋角，罗列珍宝”［13］，使建州部一时成为东北地区的商埠，凡是北方的山珍、海物，汉区的绫罗绸缎、各种手工业品，都通过市易集中在少数奴隶主的手中，以致“财货堆积镏重如山”［14］。这就从根本方面改变了女真地区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它由过去的分散，走向今夭的集中；由多数奴隶主少许的“平均”占有，变成少数富有的大奴隶主财权的高度集中。
朝贡、互市也是这样，过去明廷给建州的敕书五百道，海西敕书一千道，分别授予女真各卫大小头目的名下。虽然朝贡、互市都有抚赏［15］，但赏赐的财物多数分散在各部，对于女真社会不发生明显的作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以后，先抓住了五百道敕书作为致富的重要财源之一［16］。吞并哈达部以后，他手握救书八百六十三道。辽东马价银每年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每年抚赏三万两，以敕书计算，努尔哈赤每年可以得到白银八、九万两，加上抚顺市每年“数十万两市赏”［17］、车价银“数万”两，合计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万两的收益。另外，努尔哈赤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明廷每年给“银八百两”。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边臣因为汉人暂耕建州土地，按种地人户摊派地亩银“三百八十两”，又有抚顺所的定额赏“一百二十两”，合计为五百两。这样计算起来，努尔哈赤只年例赏每年又得一千三百多两。这几十万两的大笔收益，使努尔哈赤等少数奴隶主富上加富，其富裕程度“倍于（王）杲”［18］。这在明代女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当时明朝的官员都知道，努尔哈赤的“富强为酋中雄，享受为酋中冠”［19］。为了保证奴隶主集团社会财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为了保证他们的享乐，努尔哈赤时期大筑城堡，居住楼台殿阁，高堂大厦。他的家族过着侈奢腐化的剥削阶级生活［20］。
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和标志之一。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女真社会的各种人，原有的旧关系都打破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迅速的组合起来。最富有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等众贝勒，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诸子分析家产时，先妻同母兄弟每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各八百，白银万两，敕书各八十道［21］。另外，在所谓“汗库”中还存有紬缎“各三柜”，以备再行分配［22］。这就逐渐形成了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八大家奴隶主所有［23］。凡是有出兵征战所得的一切贵重金、银、缎、帛，不许一般官民私有，必须都由八家诸贝勒分取［24］。因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汗与诸贝勒是后金奴隶制国家财富的主要占有者。
在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以下，是以五大臣为代表的各级官吏，他们都属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其中多数是女真社会原有的各部首领，如何和理、费英东等都是名酋大姓的后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军功卓著被升任为大臣的。最突出的人物是额亦都，他从十九岁随同努尔哈赤起事，每有战功都得到厚赏，如克取图伦城、巴尔达城，他都率先立功。努尔哈赤不惜财物，将城中的敕书、编户（归降的人民编为户口）、诸申（女真人民）等全部赏予他。当克取建州卫萨克寨、尼马兰城、章嘉城时，努尔哈赤又将城中的人、马、牛、阿哈等全部赏给他［25］。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大臣多半是由以上这两种情况形成的。到了后期，除了按功行赏［26］以外，又按官职大小赏赐，因此，官吏的等级逐渐明朗化，在社会上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八等大小官吏，即一等众额真、大臣，诸固山额真，诸大臣，诸牛录额真，护军旗主、牛录章京等［27］。他们构成了新的奴隶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近四十年的统一战争，加速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分化过程，是女真社会几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是女真社会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完全是以建州奴隶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的。这对于任何一个部落的居民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极为严肃的现实，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择，即主动归附，并有功绩的，不论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提升为新政权的官吏。凡是大兵所到之处，一般归顺的人民编为户口，坚决反抗的人被杀戮，被俘虏的人贬做阿哈。哪怕是同族同姓的人也以态度的不同，而各自决定他们新的社会地位。比如，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袭取虎尔哈部的扎库塔城［28］时，就杀了进行反抗的一千人，俘虏了二千人，编了五百户［29］。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这一仗共涉及到五千五百多人。以战争中态度的不同，抗拒被杀的约占百分之十八。被俘虏沦为阿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编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六。由此可见，仅仅在一次战争中，扎库塔一个城的军民竟有如此急剧的分化。推而广之，可以想象到努尔哈赤在四十多年的战争中，攻城略地何止千百次，女真社会居民的重新划分、重新组合必然是相当普遍的。此为这一时期女真奴隶制度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同时，也是把女真社会奴隶制度推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种急剧的变革中，将女真人中的一部分充实到了奴隶主阶级集团中，他们有的来自纳木都鲁路、方吉纳路、绥芬路、乌拉部、海兰路、萨齐库路、雅兰路、扎库塔路、尼马察路、虎尔哈路、瓦尔喀路、瓜尔察路等；有的充任为五大臣，有的充任为总兵官、副将、参将、守备、游击等［30］官。
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阶级关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真社会诸申在大批的转变为阿哈的同时，广大的社会诸申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曾经下令在全国调查贫困的人，结果贫穷没有财力聘娶妻室的人多达数千人。为了安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努尔哈赤不得不发“库中之财”，给贫穷的诸申，让他们娶妻成家［3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为诸申的贫困化很费思虑，他自我承认说：女真社会上贫穷的人占多数，家里有阿哈、耕牛、马匹、衣服、谷物的人是极少数［32］。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女真社会的诸申在阶级大分化的冲击下，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的身份是自由的。其后，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逐渐的丧失了已有的自由。过去女真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不向部落的首领缴纳生产品。如今就不同了，耕田纳赋，狩猎要上缴生产品，要承担国家的重赋［33］。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与首领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首领对于他们的属下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役使。后来，诸申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常常畏俱万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派出五百名诸申到汉区的刘家、孤山等地区耕田，另外又派出四十四个人到仙人洞等地区去耕种。明朝辽东官兵驱赶他们离开，他们不走，官军以杀死他们相威胁，他们说就是宁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官军感到莫名其妙，追问他们的理由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怕我都督”努尔哈赤［34］。
诸申在经济、政治方面丧失了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的享乐，先后建了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等重要城市，役使大批的诸申去破山、运石、搬木材……［35］。均按照牛录摊派服役。
努尔哈赤时代，打破了所谓“女真之俗，不相为奴”的旧例，除了战俘沦为阿哈以外，一般的诸申只要违背了努尔哈赤规定的法令，随时都可能降为阿哈，失去人身自由。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拜德牛录下的一名诸申，在战争中因为丢弃盔甲，败下阵去，事后被追查出来，迫令他作了固山额真家的阿哈［36］。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家大奴隶主，把诸申看作财产一样，随意赠送给人或夺取回来。努尔哈赤有个族弟，名叫旺善。当初，努尔哈赤赐给他许多阿哈和诸申。可是，旺善为人华而不实，经常以谎言骗取努尔哈赤的信赖，从来不肯努力作战。后来，努尔哈赤看透了他，亲自决定把从前赐给旺善的阿哈、诸申全部夺取回来［37］。
随着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演进，诸申又被置于奴隶主专政的严刑重法之下，他们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凡是诸申犯了法的，不是经济上的制裁，就是从事各种苦役，进行惩罚。比如，有的诸申为了谋生，越过了本国的边界，偷偷地进入朝鲜的国境，采取人参、木耳等，被抓住以后，按努尔哈赤的规定，罚耕牛一只。没有牛的罚银十八两。如果家境比较困难，没有力量承担经济上的惩处，就把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捉来，罚做苦役［38］。有的诸申违犯了法令，奴隶主们就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光着脊背，跪在地下受箭罚。即用一种“鸣镝箭”射击。罚射多少箭，按照罪过的轻重来定，其刑相当残酷。有的诸申犯了法，还诛连全家，把一家老小一律贬斥为阿哈［39］。有的诸申盗窃了别人的财物，受刑时，更惨不忍睹了，刺耳朵、刺鼻子、刺面部、刺腰或者乱刺全身，直到刺死为止。有时还牵连妻子，让犯者的妻子赤脚，踏上火红的炭，头上再戴上灼热的大锅，折磨致死了事［40］。诸申社会地位的卑下，具体地说明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奴隶制度，具有早期奴隶制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严格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了。
努尔哈赤在起兵的初期，女真社会每个奴隶主所属的阿哈不是很多的，这是个体生产、部落分散、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当时，出兵打仗，奴隶主也不得不自己亲手采薪、喂马［41］，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后来，努尔哈赤不断地把统一战争推向前进，阿哈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归纳起来，阿哈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建州本部落自由的社会诸申降为阿哈。他们或者因为越边、逃跑、不积极参战，或者与努尔哈赤的族人殴斗，都可以构成丧失自由的条件［42］。二是从女真其他部落中购买来的阿哈［43］。三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从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中或者从汉人中俘虏来的。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前后，努尔哈赤开始向东海进军，仅从东海各部中俘获的阿哈就多达数万。以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征额赫库伦一次出兵为例，就俘获一万名阿哈［44］，攻克抚顺等城的时候俘获人、畜达三十多万，其中汉人人数不少。抚顺一城被俘虏的就“不减数万”［45］，接着下开原、铁岭、北关、叶赫，加上零星掠来的，都使后金社会阿哈的数目急剧的增加，据统计，至少也有四、五十万［46］。
由于耕垦面积不断地扩大，阿哈数量不断地增加，为女真社会庄园经济大批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使女真社会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个体家庭、单人单户奴隶主使用少数阿哈耕作的规模。广阔的耕地与大批的阿哈相结合，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托克索（满语为tokso，汉译“庄园”少意）［47］。朝鲜人称为“农幕”［48］。努尔哈赤兄弟及其家族的大批托克索都在今辽宁省新宾旧门、旺清门、双砬子以东和今桓仁县境。在托克索中劳动的阿哈，平时不许自由出入托克索，一般多在内部生产、服役，有时也从事规模较大的集体生产劳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命令纳邻、音德率领八贝勒家托克索中的八百人到近边的浑河两岸打谷，这八百人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阿哈［49］。
大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为容纳更多的耕田阿哈提供了场所。使女真奴隶制的在发展和繁荣奠定在更新的基础之上。有权势的大奴隶主，通过占有托克索的办法，拥有大批的阿哈。有的人占有托克索竟达五十多所［50］。一个托克索少则三丁、四丁，多则七丁、九丁，所以一个大奴隶主常常拥有阿哈多达数百丁。因此，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就大不同于从前了，而是以大批奴隶制托克索生产为基础，使奴隶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阿哈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人员。这一切都是女真社会奴隶主贵族占有制关系最后确立、奴隶制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可见，“奴婢耕作以输其主”［51］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女真社会空前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因此，阿哈与奴隶主的关系是社会上既对立又统一的阶级关系。奴隶主的享用完全建筑在阿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以致形成“奴尽则主何以存”的社会现实［52］。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家奴隶主是后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一切重大的事件都由努尔哈赤及八和硕贝勒［53］决断。他们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组成［54］。他们都围绕在努尔哈赤的周围，组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最高奴隶主集团。这个集团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大权，所以后金的政权是具有家族统治性质的政权，而努尔哈赤又是这个政权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一切社会财富，在没有得到努尔哈赤允许以前，八贝勒也没有权力支配［55］，一切经济、政治、军事等大权都完全操在努尔哈赤一个人的手中［56］。因此可以说，后金奴隶主政权又具有家长专断的性质，是奴隶制度下的君主专政。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在军事征战中，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最后确立了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少数奴隶主富裕起来，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集团成员，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奴隶主集团十分贪婪，他们连一貂、一雉、一兔、一珠、一参也不肯轻易的放过，不论财物好坏，均不许任何人擅自触动，否则就必然惹来杀身大祸［57］。而那些在奴隶制度下生活的广大诸申，却陷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阿哈。
奴隶主阶级的贪婪、人民的贫困，极需要改善社会的生产和供求关系，可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时，努尔哈赤又断绝了对明廷的互市贸易，使社会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努尔哈赤想尽各种办法，积极发展本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银、革、木、铁各种工匠，加紧制造产品，麻布、锦绣匠人奋力督织［58］，尽管努尔哈赤连续攻克抚、清、开、铁、北关叶赫等处，拚命抢掠，以充实社会上的需求，然而，手工业产品仍然供应失调，出现了“银贱而诸物腾贵”的现象。蟒缎一匹由战前四、五两，上涨至二百两，贵达四、五十倍。人参、貂皮等无处销售，变成了无用之物［59］，社会的供求关系被引到了严重失调的深渊。奴隶主没有缎、帛可衣，贫民、阿哈没有布匹可穿［60］。战前的粮食供应，不足的部分多半靠清河、抚顺的市籴。战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供不应求，不断地攻夺辽沈城堡，虽把野谷窖藏，抢掠一空，还是仍深感不足。因此，如果不进军辽沈，后金奴隶主政权就难于长久的维持下去［61］。这是满族奴隶制繁荣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也是满族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弱点，所以进军辽沈到了势所必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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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2］《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4］《明神宗实录》卷519，卷517。
［5］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3。
［6］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7］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圆初集》卷4。
［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
［9］《明神宗实录》，卷455。
［1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园初集》卷4。
［11］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2］《武录》卷1。
［13］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4-35。
［14］牛维曜〈摘目前急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15］毕恭：《辽东志〉卷3。
［16］《熊经略集》卷1。
［17］张鼐：《辽夷略》（叙言）页1。
［1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9］张涛：《竟陈辽左遇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酋是指建州各个部落的酋长。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3载：努尔哈赤对蒙古莽古尔岱说：我等之子不似汝等生于野，吾子住于楼阁之上，得作则著，得献则食而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10-111载：“达子所住皆高堂大厦，所衣被皆装花锦绣，且日逐男女二班扮戏。”
［21］《满文老档·太祖》卷3。
［22］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页4下。
［2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参见《史料丛刊初编》。
［24］《满文老档·太祖》卷10。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26］《满文老档·太祖》卷16载：“有大功者多赏，小功者少赏。”
［2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第一等众额真、大臣等各赏银二百两、金各五两。第二等诸固山额真，各赏银一百两，金各二两。第三等诸大臣各赏银三十两。第四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五两。第五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两。第六等诸大臣各赏银五两。第七等诸牛录额真，各赏银三两。第八等护军旗主、牛录章京，各赏银二两。
［28］《吉林纪事诗》卷1载：“珲春延吉府有呼尔哈部扎库塔城”，在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参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舆图》二排三。
［29］《满文老档·太祖》卷2。
［30］《满文老档·太祖》卷67，卷70。
［31］《满文老档·太祖》卷4。
［32］《满文老档·太祖》卷4。
［33］《满文老档·太祖》卷3，载：“谷课于部众，则苦之，故一牛录出十男四牛，始于空地耕田。自是，勿课于部众，部众亦莫苦。”说明1613年以前，努尔哈赤管事不久，已经向诸申征收赋税了。《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4］《明神宗实录》卷519。
［35］《武录》卷1载，派夫“筑城运石”，《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5载：“……皆言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自前撤移之胡，非徒怀其故土，厌其役苦，多有叛心云。”
［36］［37］《满文老档·太祖》卷17。
［38］［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卷71。
［40］《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35。
［41］《清太宗实录》拳30载：皇太极说，“……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拆薪自焚，如此艰辛，……”。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8，《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33。
［4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0载：“老酋与忽酋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云。”
［44］《满文老档·太祖》卷4。
［45］陈王庭：《恭陈军前紧要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46］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2。
［47］羽田亨：《满和辞典》页427。
［48］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6载：“小酋农幕”，页87载：“奴酋农幕”、“阿斗农幕”。
［49］《满文老档·太祖》卷7载beisei tokso booi jaku tanggu
niyalmade”即“诸贝勒庄家里的八百人”，这八百人是“weilere aha”即“耕奴”。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
［53］和硕贝勒（hosoi beile）即为“一方之贝勒”，就是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参见周远廉著：《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5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载：1619年，八将有努尔哈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济尔哈朗、阿敦。《武录》卷3载：1621年，八家有：努尔哈赤以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记。
［55］《满文老档·太祖》卷11载：“亲生执政诸贝勒，亦不得以公众俘虏、财物私与他人。”
［5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载：“予夺厚簿之权实操于一己。”
［57］张涛：《属夷家事互构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5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9］《清太宗实录》卷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110页。
［6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文中载称：“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6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47，文中载称：“闻近日将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奴酋之每聚会将卒也，戒之曰：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
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二、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毫无顾虑的向辽沈进军，必须使朝鲜李朝和蒙古各部不致于抄自己的后路，不致于成为明军的友军。所以，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直注意抓紧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
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李朝迫于明朝的压力，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统率一万三千将士参战，结果同明军一样遭到了惨败。最后，姜宏立、金景瑞率领中营兵与大贝勒代善盟誓议和。从此，开始了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后对朝鲜李朝的外交联系。
从努尔哈赤、诸贝勒、大臣的主观愿望来说，为了有效地对明军作战，愿意与朝鲜王廷议和，以防腹背受敌。在萨尔浒大战中，俘虏了朝鲜王朝的重要将领和几千名军卒，是对朝鲜王廷展开和平外交的有利条件，也是握在手中的一个重要王牌。后金奴隶主集团视姜宏立等朝鲜王朝的将士为“奇货”，认为从此有了交换条件，并且掌握了外交主动权。与此同时，风传明军与朝鲜王国将要出两路大军，再次讨伐后金。努尔哈赤得知相当着急，立刻决定放回朝鲜王朝的通事官何瑞国，并派自己的近臣，所谓“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浦镇去，探听虚实。
何瑞国在离开后金，启程的时候，姜宏立、金景瑞等嘱咐他说：这里的人们（系指后金），不分大小，都指望和事能成［1］。
同年十二月初二日，小农耳从朝鲜回来，报告说辽东再次两路出兵的话是虚言，朝鲜国王对后金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使双方和平相处有所希望。对此，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由衷的高兴［2］。努尔哈赤愿意与朝鲜王廷讲和，主要是因后金在政治和军事上受明军、蒙古军、朝鲜王国军三个方面的压力，尤其腹背受敌，难于承受，所以急切地希望与朝鲜王廷缓和关系。同时，也指望能得到朝鲜王国经济上的支援。因此，萨尔浒大战后不久，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十月，努尔哈赤就试探着派遣商队去满浦镇进行贸易，从朝鲜王国输入工业品［3］，以满足国内的供应。
后金采取主动积极的外交攻势，向朝鲜王廷发了第一道书文，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努尔哈赤的要求和愿望，没有被朝鲜王廷所接受。朝鲜国王仍然按照旧习，尊奉明廷为“父母”之邦，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的一个首领。因此，对努尔哈赤的来帖顾虑重重，来帖上有三个问题使朝鲜国王大为不快，也是不能接受的。一是努尔哈赤在书中自尊为“朕”；二是要求朝鲜王朝归顺后金，三是来帖中书写“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4］，而且帖后盖有“后金国天命皇帝”七个满文字大印。朝鲜国君臣在回书时怎么称呼的问题上，十分犯难，商议七、八天，拿不出个好主意来，最后决定采取不加理睬和抱着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努尔哈赤既然以姜宏立等为人质，逼迫朝鲜王廷接受来帖的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朝鲜必然沦为后金的附庸，那就不如不予理睬更好一些。因此，回帖时，不以国王的身份与努尔哈赤平列，而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回书，以求得与努尔哈赤身份对等。书中称“建州玛法足下”［5］，否定努尔哈赤的“朕”和“天命皇帝”的称呼。回书结尾以平安监司大印代替来帖后面的大印，以不解其文加以回避［6］。不久，努尔哈赤在第二次给朝鲜国王的书中，指责国王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国王是在明廷与后金两国的向题上“静坐两间”，采取“看变”的态度。同时，明确地提出要与国王订立誓言，歃血为盟。这一下又将了朝鲜王廷一军。国王认为，既不能得罪明廷，参加会盟，与努尔哈赤“同恶”，又不能因为答复来书，招来大祸［7］，弄得进退维谷，十分棘手。朝鲜国主不肯唯命是从的态度，引起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诸贝、大臣极大的不快，因此，后金内部在对朝鲜王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政，一方面表现在对以姜宏立为代表的朝鲜将卒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对朝鲜王国的国家问题上。
姜宏立所率领的中营官将、士兵，在议和时有三、四千人［8］，其中有一部分，被分派到后金各个部落作农。剩下一些人，有的是朝鲜王国的边防士卒，有的是王京卫队，努尔哈赤怕他们作乱，加上对朝鲜国王的态度不满，先后杀了近千人［9］。
对于杀害朝鲜王国的官兵一事，大贝勒代善坚决反对。他说：我已经与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在阵上讲和了，又举行了盟誓，怎么可以欺天杀人呢！竭力与诸贝勒争执。大臣达尔汉支持他的意见，主张把朝鲜王国的兵、将全部放回去。皇太极坚持说，放不放朝鲜王国的官、兵，要看朝鲜国王的态度，只要国王不肯回书，他们的主要将领仍然不能放回去［10］。
自从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第二次书信以后，国王一直没有复书。后金奴隶主集团内部在先进取辽东，还是先进军朝鲜王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铁岭被后金夺取，蒙古宰赛贝勒被擒，叶赫部被扫平以后，诸贝勒中以皇太极和莽古尔泰为代表的是对朝鲜王国的主战派，要求在进军辽沈以前，应当先进军朝鲜王国［11］。皇太极尤其表现积极，他常劝努尔哈赤作出决断，发兵进攻朝鲜王国［12］。由于后金主战派的积极推动，先后在东部地区牛毛寨、万遮岭（今吉林省集安县西老冷山脉大板岭）一带大搞备战，以大兵威胁满浦等地。朝鲜王廷深感局势严重，曾经先后六、七次派人向辽东求援，要求熊廷弼能够派兵加强东部兵力，给予支援［13］。后金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完全赞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的先取朝鲜王国，后攻辽东的意见。大贝勒代善持相反意见，他说：我国现在四面受敌，到处结仇，再攻朝鲜王国，非为自保之策。因此，代善极力主张对朝鲜王国讲和［14］。
在战和两种意见各不相让的情况下，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额驸李永芳则主张先攻辽沈，后取朝鲜王国。其理由是，辽东刚刚更易经略，熊廷弼到辽不久，如坐等他从容经营，则防守必然严密。应当乘目前这个时机，全力大举进军，决一胜负。同时，为了保证出兵时后方的安全，决定把朝鲜王国的副元帅金景瑞等全部杀掉，以去后顾之忧［15］。因此，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直到辽沈大战爆发以前，采取和谈或施以军事压力的办法，迫使朝鲜主国归顺后金。朝鲜王国在强邻的逼迫下，没有力量抵抗，又不肯改变与明廷的旧关系，承认后金的新现状，基本上采取两面应付，坐待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是有利的。这说明了努尔哈赤的外交攻势是很有成效的。
辽沈大战的前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以联合为主，争取蒙古各部给予军事支持，减轻后顾之忧。
因此，在蒙古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时，在明廷与后金的争夺中，蒙古各部都处于激烈的分化阶段。按照态度的不同，大体可以把蒙古各部分作三部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察哈尔蒙古，在努尔哈赤进军辽东以前的一段时期，为了向明廷讨赏，有时与努尔哈赤互通使臣，威胁明廷边境的安全。当努尔哈赤联合科尔沁蒙古，又向开原、铁岭推进的时候，林丹汗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在努尔哈赤兵锋指向辽沈的时候，他以蒙古四十万英主青吉思汗（仍元始祖故称）的身份，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警告，他声言：广宁是我林丹汗亲自招服的城市，每年在这里收取贡赋，若是你的兵来夺取广宁，我在这将对你是很不利的。又说，以前我们两家的使者常相往来，相互友好。后来你的使者当你说了我的坏话，骂我“骄慢”，两家才断了关系。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看了来书后，都很气愤。
两个月以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给林丹汗的复书中，指责他贪取明朝的赏物，受明廷的利诱［16］。并施以外交手段说，朝鲜王国与明国语言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蒙古与女真的语言虽然不同，但衣着，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言外之意是说，蒙古应当与女真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明廷［17］。林丹汗看了复书以后大怒，将努尔哈赤的使臣武巴什扣押起来。为了报复，后金先后扣押了察哈尔蒙古五名使者。察哈尔蒙古扣押后金两名使者［18］。从此，察哈尔林丹汗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林丹汗之所以能够成为蒙古抗金的核心势力，是因为林丹汗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19］。在蒙古各部中势力最强，蒙古各部视他如皇帝一般［20］，地位居于蒙古各部之上。自从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从林丹汗的管辖下分离出去，引起林丹汗极大的不满。随着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不断地向西推进，致使林丹汗每年从明廷取得价值百余万两的赏物［21］，化作乌有。明廷沿边各处贸易关市将陆续关闭，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上层贵族的正常经济生活。如果努尔哈赤要向辽沈、广宁推进，在经济上将断绝蒙古日常工业品的来源。这就造成了蒙古与后金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22］。
蒙古的另一部是科尔沁蒙古，由于经济上的切身利益，鄂巴、莽古思、明安、孔果尔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成为后金势力的一部分。因此，林丹汗的察哈尔蒙古与科尔沁蒙古，成为这个时期蒙古各部分化的两个极端。
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努尔哈赤重点争夺的对象是喀尔喀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克什克腾等部。努尔哈赤深知，要占辽沈必须借助于蒙古的力量［23］。于是，他或以金帛或以联姻的办法争取蒙古［24］，而明廷利用蒙古经济上缺少工业品，必须与明边关交易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弱点，通过赏赐、关市贸易等，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利诱和控制。因此，辽沈大战的前夕，明金双方争夺喀尔喀蒙古的斗争十分激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对明廷开战。为了牵制明军，战前努尔哈赤派人多带银两等物，送往蒙古各部，要求蒙古各部或统兵助战，同抗明军，或分兵几路进犯明边，以牵制明兵，配合后金军进攻辽东各城。蒙古有些部落答应出兵相助。因此，当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时，乃蛮、炒花等部出兵进犯长永堡（今沈阳城西南）。宰赛、煖兔等统兵至辽河岸下营，向明廷讨赏，起到了配合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牵制明军的作用［25］。
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清河以后，全辽震动，万历皇帝大怒，积极调兵遣将，同时向沿边各部公布赏格。规定有能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26］。在明廷悬赏的引诱下，乃蛮、炒花各部转到明廷一边，愿意“纳款”，听从朝廷旨令［27］。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败北后，后金的兵威大震，蒙古各部又有所反复。察哈尔林丹汗竟出十万大军，大扰广宁东西及山海关迤西各地。致使辽河东西一时出现了所谓“夷虏交讧”的严重局面［28］。宰赛、煖兔的二十四营蒙古也转向后金国一边去了。因此，同年四月到六月，他们“哄骗”开原总兵官马林，以助兵共守开原城为名，使马林弛于防守，配合努尔哈赤夺取了开原。在努尔哈赤兵临开原城下的时候，宰赛、煖兔侄叔率领三千骑兵抢了明边的庆云堡，又派三万骑兵围攻镇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炒花部二十营出兵五千到广宁挟赏，严重的牵制了明军。后金兵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将开原的余财“十数万”分给宰赛、煖兔和炒花各部，以满足蒙古各部的贪取财货欲望［29］。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大量的物质引诱，使蒙古各部多次从明廷一边转向后金，可以说，在铁岭之战以前，努尔哈赤实施对蒙古的外交方针得益匪浅。但是，后金奴隶主集团无限制的贪欲，不间断地向西推进的政策，与蒙古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廷在辽阳的长勇堡开设木市，沿边西自广宁东到辽阳，所有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部落，都“以木市为命”。泰宁卫伯耍儿部大小头目六十多人，都驻牧在辽沈、开铁正北，贡市、赏赐都在新安关（今辽宁省开原县庆云堡西北十里）［30］，努尔哈赤再越过铁岭向西推进，明廷势必罢市、停赏，将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丧失数十万两市赏之利，将使蒙古的马、牛、毡、革等土产，断绝关市贸易［31］，从而得不到来自汉区的日常所需要的布、帛、锅等日用工业品。总的说来，喀尔喀各部的部众“资以为生料”的经济命脉将被割断。因此，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在经济领域的矛盾日趋激化，为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争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也是蒙古各部在辽沈、广宁战后大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占领开原以后，明廷认为，辽河以东若是彻底丧失，辽河东西的女真与蒙古之间将再也没有阻隔了。蒙古、女真若是联合起来，全辽的边防将要崩溃。于是，便积极地对蒙古各部展开了外交活动，以大量的白银抚赏北关叶赫部和蒙古，同时对于宰赛、煖兔等蒙古头领讲明努尔哈赤西进对蒙古各部的利害关系，“设词激怒”了宰赛贝勒［32］。所以，当努尔哈赤统兵占据铁岭的时候，宰赛贝勒父子联合扎鲁特的色本、巴克、巴雅尔图、岱青、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葛尔寨等，统率一万多蒙古骑兵，增援铁岭，结果全军败北。宰赛父子、巴克、色本等贝勒及一百五十多人被擒［33］。同时，蒙古各部也都与后金发生了经济冲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蒙古成了努尔哈赤最伤脑筋的问题。努尔哈赤在向辽东各城进军的时候，八旗兵在前边攻城略地，蒙古各部乘机在后边夺取牲畜和粮食。比如在攻取开原、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几次战斗中，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在后面抢夺谷物、牛、马和人口［34］。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叶赫部时，从叶赫部赶出来三百牧群，路经科尔沁部时，都被明安贝勒的三个儿子夺走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十分恼火，三次派遣使臣前去索取，科尔沁部仅仅返还一百六十牧群。其他蒙古各部乘机先后夺取谷物多达一千多石。努尔哈赤愿以一千只羊，一百头牛做代价，要求蒙古退还，而最终都没能如愿［35］。
铁岭战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获得了暂时的主动权。因为宰赛贝勒是喀尔喀各部中颇有威望的首领，在各部中居于首位［36］。宰赛无论对明或后金要想讲和，各部不敢主战，宰赛要想主战，各部不敢讲和［37］。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抓住宰赛贝勒后，喀尔喀各部一时没了主心骨。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喀尔喀部的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经过三个月的筹议，会合五部喀尔喀的贝勒，向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云，宰赛救援铁岭是“启衅”、“有罪”，并且表示今后一定以明廷为“敌国”，愿意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同心协力，借以取得努尔哈赤的谅解。千一月，喀尔喀部众贝勒与后金执政十贝勒的代表，杀白马、乌牛对天地盟誓。誓辞的中心大意是说，两国立盟发誓，共同讨伐有仇的明国。无论什么时候，若是与明国讲和，则需要共同协商，一致行动。若是违背了盟言，私自与明国议和，或五部喀尔喀，或后金执政十贝勒，都将损寿而死。盟誓以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放向宰赛的一个儿子及被俘的一百人和扎鲁特的色本贝勒。宰赛被俘时，有两个儿子也同时被俘了，努尔哈赤决定将其中的一子喀什克图先放回去，在释放的那一天，大英明汗赐给他貂皮缎子皮袄，猞猁狲皮罩，暖帽、腰带、靴子、布衫、裤子，马鞍子等，热情相送。努尔哈赤说，我考虑，我们两国已议定共同讨伐明国，待得了广宁时，将把宰赛贝勒放回去。在得广宁以前，宰赛贝勒的二子可以交替来此侍候他的父亲，使其有一个人能管理牧群［38］。
蒙古五部喀尔喀众贝勒，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与后金执政十贝勒共立盟誓，然而，主动权却掌握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手中。努尔哈赤千方百计的争取蒙古众贝勒携手合作。这是因为努尔哈赤具有政治家的敏感。他认识到蒙古族，在其事业中，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它的顺逆直接关系到努尔哈赤大业的成败。这也诚如明廷枢臣孙承宗后来所说的，“此为清朝与蒙古及明兴亡一大关键”。［39］因此，努尔哈赤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建立与蒙古各部的友好关系，致使蒙古喀尔喀贝勒不得不暂时听从他的指挥，采取实际行动，反对明廷。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前1620年，天命五年）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大扰明边，兵锋所向直指辽南，目的是企图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喀尔喀各部数十营蒙古兵都不敢有所动作［40］。后来，他们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出兵进犯广宁城，企图从西部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以便困死辽沈军民［41］。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夷南合谋共侵”明边，后金与喀尔喀蒙古都在“一处往来”的现象。
比如，四月二十九日，喀尔喀蒙古军一千多人由辽东边墙的平虏堡（今沈阳市西北平罗堡）抢到郭三屯。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苇子峪）人犯叆阳。十八日，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骑兵，再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城（今辽宁省抚顺县境）。同时，蒙古炒花部派出一万骑兵，入明边大肆杀掠，毁坏明边墩台四座［42］。后金与蒙古东西呼应，使明边左右受敌。这是大英明汗努方哈赤借西部蒙古的力量，对抗明廷最顺手的时期。它不但表示了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夺得了主动权，而且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夭命五年）的下半年，后金与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关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努尔哈赤说是由于“陷溺于明国之教唆”。［43］因为明朝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鉴于东部女真、西部蒙古频繁地扰乱边境、挟赏，就采取了所谓的“羁縻之法”，派遣辽东副总兵姜弼到蒙古各部去，以访问北关锦台什、布扬古的后人为名，找到锦台什的长孙女速不地，即蒙古脑毛大的孙媳，赏给她白银一千两。锦台什的次孙女仲根儿，是察哈尔林丹汗的贵妇人，赏给她白银三千两。表而上是说朝廷对于守边有功的人，始终不会忘记，实际上是给蒙古各首领看的，目的是了争取蒙古首领们转变悉度。姜弼代表明廷谕令脑毛大，传谕炒花各部，不要听努尔哈赤的“哄骗”，并约定将共同出兵夹攻后金兵。又再次向蒙古各部宣布明廷的“赏格”，收买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首级。同年九月，明廷又加赏给察哈尔林丹汗白银四万两［44］。
在明廷的重赏之下，除宰赛本部以外，喀尔喀各部几乎都转向了明廷。其中扎鲁特的钟嫩、昂阿、彻特扣肯等贝勒首先行动，他们将后金派往扎鲁特达雅部使臣和他携带的马、牛、羊、衣物都劫了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再三派遣使臣求问原因，喀尔喀各部贝勒既不派遣使臣前来答复，又把后金的使臣拒之门外，不予接见。喀尔喀蒙古的都棱洪巴图鲁派人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明真情，并陈述说；我的子孙都变心了，没有办法管制。尤其是钟嫩等贝勒更甚。钟嫩先后将努尔哈赤派往各部的使臣锡喇纳、硕洛辉、伊沙穆等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马、牛、羊全部劫走，并且率领骑兵掠夺与后金保持友好关系的扎鲁特色本贝勒的马、牛、羊等。因此，努尔哈赤十分气愤，下令将察哈尔林丹汗的两位使臣，立即斩首，以示愤怒［45］。
在后金进军辽沈以前，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施以争取、团结的外交方针，或兼以金钱和物质利诱、武力威胁等手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助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讨伐明朝的战争。但是，蒙古各部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今日助明，明日附金，临到辽沈大战的前夕，更多的部落都稳定到明廷一边去了。这不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方针、政策造成的，而是明朝的传统影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导致的结果，是蒙古各部无论在粮食供应，还是在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只有依靠明朝的关市贸易、贡赏、市赏才能满足，而后金国大英明汗只能依靠抢一城，富一时来供给蒙古各部一些财帛。比较起来，既不稳定，也非长久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辽沈、广宁之战，将是使蒙古各部态度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