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清太宗实录》卷1。
［22］《满洲实录》卷8。
［23］《武录》卷4。
［24］《武录》卷4。
［25］《满文老档·太祖》卷32。
［26］《满文老档·太祖》卷45。
［2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57。
［29］《满文老档·太祖》卷60载：给恩格德尔夫妇“女真庄二，汉人庄二，每庄各有七男。……应手役使的女真男女各五人，其下有伐木之男，运水之女各五对，共计男女四十对。”
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二、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朝巡抚王化贞舍弃广宁城，与经略熊廷弼相遇在闾阳驿后，共同率领士兵七、八万，难民几十万人，向山海关奔去，以致使关门四昼夜没能关闭。明逃军丢下的刀、枪、箭、戟等各种武器，堆积如山，其溃败之状相当狼狈。朝廷的大学士叶向高在奏文中说：辽人避难入关的先后多达两百万［1］。足见，明朝关外守军溃败的结果，使辽民的信心完全动摇了。
当明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向山海关奔逃的时候，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兵还徘徊在距离广宁一百五十多里的沙岭一带，因为敌情不明，未敢于轻易进兵。正在进退不定时，明广宁游击孙得功主动前来迎接金兵。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的引导下到达广宁城下，经过察看后，才放心进了广宁城，犒赏三军将士［2］。努尔哈赤在广宁休兵十夭，决定回师辽阳。因此，所谓广宁之战，实际上明与后金只经过西平堡、平洋桥东两次激战。广宁城不攻自陷，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如此的严重后果。
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呢？这是因为明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原籍去，听候处理［9］。这样，辽地的守军失去了指挥的能力，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关以后，认为过去清河、抚顺的失败在于守将轻敌，三路丧师在于统兵将帅轻进，广宁失守在于边将轻易出战。曾说：初坏（即抚顺、清河失守）辽东已经成了“危局”，再坏（即开原、铁岭失守）辽东已经成了“败局”，三坏（失掉沈阳、辽阳）辽地成了“残局”，四坏（失了广宁），全局都捐弃没了，没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辽地人民畏惧强敌，生来都习惯于散漫，不能吃苦耐劳。辽人若是当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山海关内外还有主客官兵六万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辽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南菊花岛）游击金冠还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寿统率的辽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晋仍然认为不能动，决定全年修理兵器、制造战具，等元气恢复了，兵力集中，粮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机会袭击广宁。在王在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关东边塞拥兵七万多人，竟没有派出一队兵卒到右屯卫去主动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行动，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晋用兵的原则是，没有恢复全辽的力量，不可去恢复广宁，没有具备消灭努尔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只有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12］。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后金已经进入辽沈一年多了，诸事都已经有了头绪，王在晋还象做梦似地议论说：辽阳不过是努尔哈赤的新居，是个“浮寓”（即临时住所）而已。东有毛文龙牵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头，努尔哈赤必然龟缩起来，以求得自己存身罢了。我军可以乘此机会，进行整顿，并认为明军出山海关三百里既没有谷物可吃，又没有田地可耕。后金军前进没有粮饷，后退没有米食，必然会抛弃广宁，只有明金双方据辽河而守，因此，王在晋在前屯、宁远一带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命令军士去收取遗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辽人逃跑时丢弃在各个村屯的窖藏，运到山海关前，再用布匹与蒙古各部交换［13］。宁远城中的卷案、册籍、铜斤、大炮都没有动，而王在晋既不敢派兵驻守，也不敢前去搬运，都是蒙古各部运送到关前，甚至连樵采、烧造砖瓦等杂役，也依赖蒙古各部［14］。王在晋死守关城、坐待时机，是明不派兵骚扰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三。
王在晋守辽三个月以后，感到坐在关上也不放心，长城不一定可靠，于是他又请求在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八里堡”）再筑一个城，宣称建这个城有十二便［15］。就这样，王在晋守辽近八个月，费金多达百万，恢复失地仅有八里，被当时的人当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时议起这件事来，无不“哄然”［16］，这是王在晋不派兵扰害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晋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他的功绩在于使用了旧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努尔哈赤没有能够得到西部蒙古的帮助，不敢轻易的举兵西进。但从王在晋守辽的全局来说，尽管皇帝认为他是“熟谙韬钤”的人物，实际上他拙于战守是一目了然的。时间过了不久，明廷的阁臣孙承宗巡边，到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认为宁远、觉华岛是天护重关，不能不守，他力劝王在晋发兵驻守宁远、前屯等地。王在晋执意不肯，孙承宗与王在晋谈了七昼夜，说得口千舌燥，王在晋仍无动于衷，龟缩不前。孙阁部毫无办法，只好把王在晋守边的情况向皇上报告。皇帝听了大吃一惊，便借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召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晋接到圣旨以后，竟说：臣见了圣旨，望西遥拜，喜出望外。自从有了辽事以来，守边的大将死的作了沙场的鬼，活着的逮捕成了“缧绁”之囚，我幸而安全得归啊！［17］。
王在晋守辽期间，正是努尔哈赤在西边忙于运粮，东边镇压暴乱，顾此失彼的时候，明廷竟任命王在晋这样经略，退守山海关，毫无东进、恢复失地之心，这对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帮助。正是在这期间，使后金能够把右屯卫的存粮基本运完，又从容地发兵镇压了镇江人民的反抗，攻占了锦义地区的戚家堡、十官儿屯、十三山等地占山反抗的辽民据点。
为了探清明军的虚实，求得内部整顿奏效，努尔哈赤曾经委托西部蒙古的根根儿向经略王在晋表示愿意与明廷讲和。王在晋听了以后，回答说：后金对于朝廷不是讲和的问题，应当是乞降。投降以后，将辽东各城归还朝廷，上地、人民、叛臣都要交清，否则，惟有进剿一途［18］。王在晋的口气虽然很硬，但却无意东进，努尔哈赤也无力西扰，双方弄成了各自为守的局面。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夭启五年十一月，由于边防重臣一再更易，皇帝恢复辽东的旨意毫无进展，加上明廷阉党当权，竟以宰臣驻守边关，命令阁臣孙承宗出关，镇守辽边［19］，这是破例的做法。
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在于造成了与后金较长时期对峙的局面，奠定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基础。孙承宗到了辽边以后，首先定出军制，明确各官的职守。他任命马世龙作为守辽的主将佩平辽将军的大印，特赐给尚方剑，王世钦、尤世禄作马世龙的副手，又任命马世龙为总兵官，派祖大寿驻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驻守前屯卫，卫前筑堡数十个。监军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等积极向阁臣请求驻守宁远城。孙承宗从长远考虑，决意修复宁远城，与部下同僚等议定以后，命令祖大寿率部先去兴工修筑。祖大寿最初认为，朝廷没有足够的力量远守，虽然孙承宗令他将宁远城加固修筑，但他只修筑了十分之一。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九月，孙承宗欲图大举收复失地，为此对宁远、觉华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视。他认为山海关以东的前屯卫、宁远城，可以屯聚重兵，积储粮草，尤其是宁远城，应当先以骁勇的大将统率水师驻扎。若是敌兵攻击宁远城，水师可以绕其背后进行攻击，宁远守军攻击敌人之首，汤泉、珑山、首山等宁远周围重要地方埋设伏兵，袭击敌人侧翼。如果敌人进攻关城，那么宁远居其后。前有坚城，后有劲兵，宁远、关城都可以守，阻敌人于二百里之外。这是宁远城的最初攻守布局［20］。
阁臣孙承宗为了守关，力图恢复失地，曾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守问题做过较详细的分析，从据守、款和、恢复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他说，以“守”来说：关城所聚集的都是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的兵，客兵为主。他们除了顾及吃粮以外，要使他们捐弃祖宗坟墓、妻室、子女，约边疆效死是很难的，况且粮草不济，就是粮草齐备，国家也难以长期坐养十万边兵，速战不能，久守坐困，师老财匮，必然发生兵变。以“款”来说，如果撤宁远，坐守关城，关外二百里之内，蒙古八部三十六家，部众二十多万，安插不易，不安插也必然发生变故，所以非据守宁前各地不可。以“恢复”来说，守住宁远，可以阻敌人于宁前以外，否则，后金占了宁远，关城更不易守了，恢复失地也难以做到。
在对待辽民的问题上，阁臣孙承宗的看法与王在晋相反，他认为议兵必须先考虑土著居民，主张安插辽人，在两卫（宁远、前屯）、三所、二十七堡中，屯田守边。这屯田守边叫做“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经过孙阁臣的苦心经营，使宁前、锦义的战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山海关上的守战器械从关城移入前屯、宁远。袁崇焕率领三位参将经营宁远城，与祖大寿等共同制定规划，决定命令诸将分段修筑，期限一年完成。由名将满桂（蒙古族）协助施工。宁远城修竣以后，袁崇焕就职守城，他誓与此城共存亡。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夏天，袁崇焕分派将士向锦州以东各地驻守。这样，据守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四十七座，即宁远、前屯、锦州、右屯等四百多里，招募辽兵三万，由马世龙等三位大将更番训练。辽兵分为十二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五营，都由马世龙统率。共训练出弓弩手五万名，火铳手六百名。打造兵船一千五百艘，兵车六万，马、牛、器械、盔甲、火器，总计资金达百余万。另外，安插辽民三十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部将统兵守城护堡，人民安心耕田，逃入关内的辽民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的多达十余万。从山海关到宁前各卫，车骑于途，城堡辐辏，颇有太平景象。军饷也大为节省，官军屯田得银两十五万，盐利银三万四千多两，军卒采集青草，节省马草、马料十八万两。孙承宗安插辽人用辽人之策，大得民心，成为努尔哈赤争取辽民的一大障碍，同时，宁远城、前屯卫一带日渐殷富，为宁远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具备这些条件后，阁臣孙承宗准备实现皇上的“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22］的训示。承宗上疏后，皇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供应阁臣提出的二十四万的兴师军饷。但朝中魏忠贤等阉党操持权柄，故意使兵、工二部文移往来，拖延时间，致使饷费久久不能到关，结果，承宗的兴师计划［23］，没能得到实现。
孙承宗身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守边请饷，皇上又有批复，魏忠贤怎么敢软磨硬抗，不拨饷到关，迟误军机呢？当时，皇帝昏聩，宠信阉党首领魏忠贤。魏忠贤为人忌贤妒能，趋炎附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初，魏忠贤见孙承宗守边三年，功高望众，便想拉拢他，但孙承宗见他不正派，不愿意与他交结，因此魏忠贤记恨在心。天启五年的下半年，孙承宗因为收复失地计划不能实现，想借西巡蓟辽，路过北京的机会，面见皇上，陈述边情。他原计划在十一月十四日人京，兼贺万寿节。这事被阉党魏广徵知道了，他急速把消息转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为惶恐，经过密谋后，诬蔑孙承宗“左袒东林”［24］，拥重兵过京师，欲“清君侧”［25］，指使御史李藩、崔呈秀等弹劾孙承宗此行是“挟兵震主”。魏忠贤亲自到皇上面前陷害孙承宗，皇帝不辨真假、听信诬告，慌忙下旨给孙承宗说：守边远离信守戍地，非祖宗之制，违犯者法不宽宥，并命令兵部发飞骑三次，阻止他人京。这时，孙承宗已经到了通州，闻命即刻败兴而归。他回到关上以后，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好屡屡上疏，请求罢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皇帝昏聩，使老臣不能效命疆场，误了边疆大事［26］。
孙承宗严守辽边近四年间，厚积储，时刻备战，却没有能够得到进展，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三年多时间没有再向辽西推进呢？一是明廷阁臣亲自守边，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二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城乡汉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饥荒严重，“盗贼”兴起。后金大规模地屠杀汉民，编立农奴制庄园，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阶级斗争也很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进军辽西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种形势，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后金的兵力有限，全部人马西向不可能，若不全部发兵，便办不成大事。若进兵辽西，内部不够安定，顾虑颇多。后金得了辽东，巩固内部，耕田播种，不得不用辽人，又不能不防辽人。蒙古游弋于西，需要时时设防。朝鲜王国威胁于东。西南临三岔河，南临沧海，有可能随时受到明军的袭击。北界又有蒙古，若是西进怎么能轻易得到千里土地呢？即使一切顺利，后金兵久战之后，也还要稍稍休息［27］，这个分析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自从占了辽沈，进军广宁以后，被国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内部汉民叛变，只东江明将毛文龙的骚扰，就弄得后金民不得安居，兵不得久住。天启三年刘爱塔等南四卫的守官相继叛变归明，明将张盘活动于金州、旅顺一带。在这期间，由于毛文龙及其部下向后金腹地进攻，努尔哈赤花了不少精力，派遣使臣送书给毛文龙，要求双方讲和。这些事使努尔哈赤无暇于对西方用兵，所以有所谓“鸷伏三年”不肯动兵的事。三是辽东旧督臣王象乾，善于抚慰蒙古各部，孙承宗又执行用辽人之议，安插辽民，改变了民心所向，这都不利于努尔哈赤举兵西进［28］。况且，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见机而行，见势不利，岂能贸然进兵。到了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底，阁臣孙承宗罢官已去，努尔哈赤对内已经编庄完毕，基本上将辽民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了。尽管国内仍然危机四伏，生产停滞，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时期，而恰在这个时候，辽西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后金的变化，因此，宁远之战的爆发便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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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明熹宗实录》卷14。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4］《明熹宗实录》卷12。
［5］《满文老档·太祖》卷21。
［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
［7］《满文老档·太祖》卷3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载：“辽抚阎鸣泰报，据驻割前屯卫副总兵赵率教塘报，奴酋差八个王子，带领步夷八万，于十月内，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十囤，俱搬运牛庄、海州”，《满文老档·太祖》卷38。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茅元仪：《辽事砭吃》卷1。
［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
［13］［14］王在晋：《三朝辽事买录》卷9，卷8。
［15］王在晋：《三朝过事实录》卷9。
［16］茅元仪：《辽事砭呓》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卷1。
［18］茅元仪：《辽事砭吃》卷3。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孙文正公年谱》卷3。
［2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2］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谈迁：《国榷》卷86,《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ll3。
［24］东林，即东林党，起于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修东林书院，批评当时的政治，名声很盛，和当时巨奸魏忠贤对抗，叫做东林党。
［25］“清君侧”，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语本于《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新唐书·仇士良传》，皆有载，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页958。
［2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孙承宗过京师，“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五年（公元1625年）勒致仕归。”
［27］《明熹宗实录》卷39。
［28］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载：“巡抚袁崇焕上言，捐弃两河，未有胜着，惟旧督臣王象乾，经臣王在晋抚存西虏，奴穷于无所入，旧枢辅孙承宗决出关、用辽人之议，奴穷于无所遵，故静伏者三年。”
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三、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枢臣孙承宗乘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的机会，镇守辽边，严防紧守，安定辽边三年多。罢职以前，发生了柳河（在今辽宁省新民县境，源出敖汉旗，经彰武县入边）事件，使阉党有了可乘的机会，迫使孙承宗退职回籍。使高第出镇辽边，这就揭开了宁远之战的序幕。
柳河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九月，当时，努尔哈赤派遣大批的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人们难于忍受其苦，许多人寻找机会设法逃走了。努尔哈赤下令严加看管，盐工们生活更加艰苦。同年五月，有个名叫刘伯漒的汉人，带领几个逃民，来找马世龙求救。他说，后金四王子（即皇太极）驻在耀州城，统兵不满三百人，只要大军一过柳河，辽民即刻暴动响应，杀死四王子，歼灭后金兵卒，可以立个奇功。马世龙初想，阁臣孙承宗在离开关时有令，不许轻举妄动，所以没有进兵的意思。后来，哨将鲁之甲请求乘巡河的机会前去探看，马世龙也有贪功的念头，于是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左辅率领向柳河上游进发；一路由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锦州驻防前锋营参将李承先，水兵营游击金冠、姚与贤等，率领向柳河下游进发。以鲁之甲为前锋营，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右屯卫起程，会同李承先等人于二十二日率领舟船约会子二家沟，渡柳河，二十七日攻击耀州城，并寻找解救盐场汉民之机。然而，明官将之间互不协作。金冠的水营故意违背约期不到会师地点，鲁之甲统兵等候到二十五日，只有水师将领金启徐督率六、七个小舟到达，鲁之甲只好用小舟，每次渡七、八个人过河。先期过河的有千总马吉、周守祯等官兵二百五十名，张文举、郝自演等统兵四百五十多名，另有归乡的难民二百三十名过河，鲁、李也率领八百名枪炮手过河，结营于河东岸洲子鼎，想搭结苇桥。因为没有大船，待渡兵卒，喧嚣不已。
这时，耀州城守是后金的将领屯布鲁、阿尔岱、茂海等，他们把明军的情况早已侦察到了，事先设下伏兵，严加守备。明兵到耀州城下，见寂静无人，以为有机可乘。哪里料到，城头一声呐喊，伏兵四起。明兵见势不妙，仓惶溃逃，后金兵在后追杀，一直追到河边（即娘娘宫的渡口），而明后继军的苇桥尚没搭成，众兵将一见后金兵来到，慌忙发炮还击，李、鲁二将奋力抵抗。八旗兵以众击寡，逼迫明军背水相战。结果没有过河的明兵几乎全部被歼，死亡四百多人，李、鲁二将负伤后死在泥水中［1］。
马世龙在二十六日从右屯卫起行，二十七日到达柳河，派人渡河增援攻打耀州城，援军还没有到，败兵已经纷纷退了下来，他急忙下令退兵。后金军大获全胜，共得战马六百七十多匹，将缴获的各种兵器送往沈阳报捷，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屯布鲁等人，杀牛祭旗，赏赐兵将。
明哨卒虽然败在柳河下游，但左辅所率领的兵到了柳河上游，突然攻击船城（今辽宁省辽阳县西山川城），杀了后金固山一名，兵卒数十，活捉了五百多人，得胜而还。后金在船城没有防备，遭到很大的损失，颇为惶恐［2］。此次两军冲突，胜负相当。假若明军各部兵将稍能协调一致，金冠水师及时赶到，明军获得一次小胜还是有把握的。消息传到朝廷后，阉党认为有机可乘，他们用攻击马世龙败兵，来动摇孙承宗的地位。因此大肆宣传柳河之败，胡说什么柳河一战，“辽之精锐十万尽矣”，又造谣说，关门旦夕将要失守。于是，朝廷议论沸腾，阉党纷纷上奏，皇帝竟然附和他们，下旨责备孙承宗，令马世龙戴罪立功。孙承宗原不知柳河战争真相，见朝廷是非不分，只好再次上疏求退。同年十一月，承宗被退职回籍了。
柳河事件后，孙承宗罢归乡里。皇帝下旨，以高第代行辽东经略职务。高第素来胆小畏战，不懂得军事［3］，他原在兵部时就极力主张只守关门，不必远守。孙承宗为此曾上疏批评他，所以高第恼恨承宗。高第投靠阉党，当承宗退职回籍时，高第原想乘人之危下毒手，杀死孙承宗。魏党不敢答应此事，高第才住手。高第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刚到任，就因柳河新败，心怀畏惧，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马世龙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杏山”）、塔山（今辽宁省锦县南“塔山”）等城的兵马、器械撤下来。在撤退过程中，丢弃米粟十余万石，难民死于道路，哭声震野，致使军无战心，士气低落。当高第督促明军撤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坚守不撤，高第强逼他撤离。袁崇焕力争说，“兵法说，有进无退”，锦州、右屯若是动摇，宁远、前屯必然震动，关内也没有保障了。高第还是不答应，执意要撤离宁远、前屯二城。袁崇焕见他不听劝告，便愤怒地说：我是宁前道，官在这里就应当死在这里。高第见崇焕坚守宁远、前屯的志向不可夺，便将其他各城统统进行撤防，使宁远城变成一座孤城［4］。从这里不难看出，明朝末年，朝政腐败，阉党专权，用人不当，竟将高第这种保命害国的庸人，委以重任。其后果可想而知。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柳河战后，明阁臣孙承宗罢归，尤其是高第撤防，认为迸兵的时机到了。出兵之前，大额驸李永芳建议攻取宁远城。汉官张孝诚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他说：先得宁远，设兵置器，再诱攻山海，从一片石入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收掠通州的谷物，直到明帝京城。以把皇帝的财宝都得来。在上下纷议中，努尔哈赤也认为明兵软弱，宁远城抗不住八旗兵攻击［5］，明经略高第撤军入关，造成了后金上下的轻敌思想。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沈阳统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向西进发。十六日到达东昌堡，十七日渡过辽河，北越广宁大路，南达海岸，八旗兵分路挺进，行军到西平堡时，捕获几个明军哨卒，从供辞中知道，明军没有大部队防守，仅右屯卫守兵一千，大凌河城守兵五百，铞州守兵三于。后金大军一到，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锦州游击肖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和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各处军民便焚烧房屋、谷物，毫无抵抗，纷纷逃走。二十三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又越城五里，驻兵七大营［6］，横断通往山海关大路。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渡过辽河以前，袁崇焕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与总兵官满桂、同知程维楧等闭门待战，计算后金兵从三岔河到宁远的行程和日期，对于城内城外做了周密的部署。先贮备军粮，将城西龙宫寺的囤粮运入觉华岛。以参将姚抚民、胡一宁、金冠，游击季善、张国青、吴游击等率领水师四大营，战船二千多艘，兵将、商民近三万多人进行守卫。因为天寒封冻，命令兵卒凿冰十五里，以防后金兵履冰入岛［7］。其次，设牵制之兵。令修武营参将祖大寿统领营内健卒，汇合副将朱梅、游击马爌、邓茂林的士兵，出宁远西北兴水县瓦窖冲，以为宁远外援。以副将王承胤、肖升左领兵沿红罗山一带城堡随时策应。其他官员孟继孔、孙呈惠、王太运、周良驭、张存仁、余国凤、戴光祖、孙定辽、赵邦宁等领兵，或一、二百，或数千，各自为营，从宁远以北应援。水营游击姚禹贤、乔桓、季士登、都司王锡斧、守备王鳌、查应才等，选船上强健水卒从南面策应。中右所位居宁远之后，由城守刘永昌、尤岱死守。宁远西部由各堡主将窦成功等各率本部兵马应援。前屯卫由总兵赵率教守卫。又下令说，如果有一名溃卒逃至，必须立即逮捕，以贼论死。放一个兵卒过前屯卫，拿赵总兵论罪。山海关由总兵官杨麒固守，放一个兵卒入关，逮杨总兵问罪。同时，与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通了消息，约他们届时及时策应。
宁远城是袁崇焕亲自督修的，城脚以大石头砌成，城基入地深达五尺。袁崇焕、满桂、程维楧、何可刚，左辅等率领守城兵四、五万人，其中以广武营善于用火器的闽卒，架设新从葡萄牙输入的巨炮，与中左所都司陈兆兰、徐敷辏所率领的步兵共同坚守，命令总兵官标下的内丁助守四门。袁崇焕亲自督促内丁专在城内搜捕、拿获“奸细”。命令中军孙绍祖、何可刚、霍一厚、李国辅、黄惟正，彭簪古等人在四门督战［8］。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守城军民的信心，袁崇焕刺臂写血书、烹体肉，椎牛、杀马，大饷士卒，激励全体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9］。
正月二十四日午前，朝鲜王国的译官韩瑗，因为随从使臣去北京，路经宁远城，暂时住在城中，他正陪着袁崇焕与数名幕僚闲谈之间，探马官前来报告，说后金军已经到达。袁崇焕同译官乘轿到了指挥的战楼，与韩瑗并肩登楼，面无忧色，从容不迫，谈古论今。顷刻之间，炮声巨响，震动天地。崇焕见译官畏俱，便笑着说，敌兵已经到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从四面八方向宁远城进围，刹时间包围了宁远城。大额驸李永芳统兵攻打东门，余军四面逼攻，重点攻击城的东南角。前锋攻城兵身披铁铠二重，号为“铁头子”。以此军推双轮战车进战在前。战车以槐、榆二木重板做成，厚八寸，高八尺，形如轿，上覆生牛皮，内藏勇士数人，每战以此攻具紧靠城墙，上挡敌锋，勇士在内奋力凿城。城上明军见八旗兵攻城很猛，就以西洋大炮轰击，顿时炮火连天，后金兵许多人被炮火击中，尸积遍野，但城下铁头子兵，仍然不肯退缩，继续凿城不停。两军从白天战到黄昏，城上的火把通明。明军推出护城的木柜，半边卡在城堞之内，半边伸出墙外，柜中埋伏甲士多人，俯下射箭，如此数次，还是没有办法击中铁头子军，城墙的下半部已经有数十处，都被凿成了凹形，大有破城之势。合城百姓顿时慌乱，袁崇焕却镇静如故，命令以柴草浇上油，再加上火药，用铁绳子系到城下，或以柴、棉等物，搀硝磺、松脂焚烧。后金战车纷纷起火、炸毁，烧死了很多铁头子军，纷纷退下。这时明军乘机猛烈地发炮轰击，努尔哈赤正在奋力督战时，突然被炮火击中，受了重伤。因此八旗兵不得不全部退出战场，集结到龙宫寺。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身负重伤，各旗贝勒、大臣准备再战破城。这时，袁崇焕派人手持礼物下书激将，书中说：“老将横行天下，今日败在小子之手，岂非天数耶！”努尔哈赤对此异常镇定，以良马一匹作为回礼，送回使者，并回话：约期再战。袁崇焕乘后金军撤退的机会，派五十多名健卒缒下城去，用棉花、火药等，将后金兵丢下的战车，攻城的战具全部焚毁，拾回十多万枝箭镞，积极加强战备。
二十五日，后金八旗众贝勒、大臣决定再次攻城，以什乌里额驸佟养性攻夺东门，八旗兵分成百队，环城进攻。守城兵把火药放在芦花被褥中，卷起来，号称“万人敌”。当后金众贝勒督率八旗兵拥进外城，围困内城的时候，士兵见遍地都是被褥，不识其中的用意，各个争相夺取。城上守军把火箭、硝磺掷在被褥上，立即纷纷爆炸，八旗军死伤惨重。明宁远守城军卒士气大振，战斗情绪十分高昂。战士登陴而战，每射中一箭，伤一敌，都鼓掌互相鼓励。双方接战不久，八旗士卒的锐气大挫。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次退兵。袁崇焕见胜局已定，便派人到关上报捷［10］。
二十六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败兵之后，发现距离宁远城二十里海中的觉华岛是袁崇焕贮存粮食的地方，便急令武纳格等率领八旗蒙古，并增助八百多女真兵，向觉华岛冲击。觉华岛的守军在风雪严寒之中，穿冰不息，穿了又结，冰层不断地加厚，士卒辛苦万端，有的手指都被冻掉了。辰时，八旗蒙古分兵十二路，踏冰入岛。明觉华岛守卒身无盔甲，多数都是水手，不善于战阵，见敌军攻来纷纷溃败。八旗兵瞬息之间攻上了东山。巳时，又占领了西山。明四大营兵、商民全部被杀。午时，袁崇焕还坐镇城中享受胜利的喜悦，突然发现龙宫寺方向黄烟腾空，才觉悟到觉华岛的粮草被后金兵焚毁了。
当天下午，后金众贝勒、大臣考虑到三岔河以东的安危和见到明朝援军四面逼来，不能久留，就抬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迅速东撤。一路上，士卒痛哭不止。后金军撤到距离宁远城三十里外兴水县的白塔峪（今兴城县西北“白塔峪”）堡扎营。这时，努尔哈赤十分懊悔，他责备李永芳说：你说此城易破，为什么这样难攻？二十七日，大军经过右屯卫。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城［11］。
宁远之战是明军的一次胜利的保卫战。当袁崇焕的特使缒城到了北京报捷的时候，皇帝闻报大感欣慰，表示“朕心嘉悦”，特命户、兵二部发币金十万两，犒赏宁远城将士。又奖赏道臣袁崇焕白银一千两，升职为右佥都御史，仍旧镇守宁远城。满桂、赵率教升授总兵官，加都督同知职衔［12］。明廷上下文武各官都盛赞袁崇焕的功绩。
宁远之战的结局，后金官方承认战死游击两员，备御官两员，兵卒五百。明朝官方宣布，后金伤亡数千，或一万多人，内中有头目数人，努尔哈赤的儿子一人。朝鲜王国的译官韩瑗目睹实战，认为后金士卒战死的有数万，内中有努尔哈赤的孙子，称王者一人。按死伤人数和物资损失来说，明朝的损失较大，只觉华岛就死伤三万多人，被焚战船两千艘，粮饷无数。后金的损失，除了人员以外，主要是锐气大挫，军威扫地，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败受伤，郁闷成疾，导致身亡［13］。
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寡抵众，努尔哈赤以众击寡，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结局呢，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后金方面来说，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过于轻敌。努尔哈赤身经百战，拚杀了一生，敢于迎战其锋的人，实在不多，而且他一向是以用兵多谋著称，宁远之战他为什么如此轻敌？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看法，明朝官员中以前经臣王在晋等人为代表认为，最初明朝以阁臣孙承宗守边，努尔哈赤多有畏惧的心理，又不了解明朝边备的虚实，所以三年多没有敢向辽西进兵。这个看法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王在晋等人的着眼点是认为，不幸有柳河之战，明军的一部败北，使努尔哈赤开始感到明朝边防军不堪一击，产生了轻敌思想，造成了所谓的“狂悖深入”［14］。以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及其同僚茅元仪等人为代表的认为，努尔哈赤深入宁远腹地，是由于高第上任以后，下令撤了锦州、右屯、宁远、前屯的设防，抛弃了关外四百里所造成的，如果不撤兵，敌人不会轻视我军，毅然而来［15］。实际上，这两种因素都有，比较起来，后一种意见更正确一些。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用兵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阁臣孙承宗去职。天启元年三月，大英明汗看准了有才干的熊廷弼去职的机会，直取辽沈，大获全胜。宁远的攻城战是想利用明朝阁臣孙承宗去职的机会，用“靴尖踢倒”宁远城，直取山海关。实在是没有把宁远城看在眼里，可以说轻敌到了极点［16］。当努尔哈赤渡过辽河的时候，见右屯、锦州、大凌河的明军纷纷败退，没有看清这是袁崇焕等人设下的诱敌深入之计，因此更加轻视明军，甚至无所顾及，率领八旗士卒直抵宁远城下。同时，又以袁崇焕“偃旗息鼓”的迷惑战术，为无人守城，轻进战地。交战以后，才醒悟过来，为时已晚。明军城上的炮火极猛，使后金兵东西南北四面受敌，措手不及，以致士卒损伤惨重，努尔哈赤自己也身负重伤［17］，由于轻敌而不审战机，不择天时，以致不顾寒天地冻攻城，增加了失败的因素［18］，八旗士卒自从得了广宁以来，近三年没有经过大战，各级额真久不临战，十分怠惰，不肯用心练兵，各种兵器都很陈旧，即兵无战心，以钝兵遇到了坚城，首战即败，再战而阵容大乱［19］；努尔哈赤出兵的时候四面受敌，东有朝鲜王国和毛文龙的兵，北面、西面有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兵的威胁，不能全力赴战［20］。
这就是努尔哈赤败在宁远城下的原因。
宁远之战，明军取得胜利的原因，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是明朝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卓著。就派人守宁远城，和宁、前、锦、右四卫的积储充实来说，首功应当归于孙承宗。没有孙承宗，宁远不能修筑坚城；没有孙承宗，不能大建觉华岛的水师，策应宁远，通登莱，使往朝鲜王国，以富宁远、前屯两卫，没有孙承宗“以辽土养辽人”，安插辽民就农，就不能使宁远、前屯等卫“殷富”，更不能安定辽民之心。因此，孙承宗守辽，奠定了宁远之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安定民心的精神条件［21］。二是宁远城的守将心同志坚，士卒协力奋战。道臣袁崇焕、总兵满桂、同知程维楧、何可刚、左辅等众将领，战前共同下定决心，固守城池，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发挥了共同的智慧和坚定了共同的决心。三是袁崇焕守辽的心矢志坚，他顶住了经臣高第的逃跑主义命令，死不肯离开宁远城。同时，他又善于抚慰士卒，鼓舞士气，使明军将士的战斗情绪高昂，人人奋勇参战。他部署战阵有方，调度得法。宁远战前，袁崇焕除了设置守城兵以外，在宁远城周围设兵七路，四面牵制，还调察哈尔林丹汗的兵到宁远近地，连营二、三十里，使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敢久困宁远城，顾虑重重［22］。四是肃清内奸。袁崇焕成功的做法是在战前亲自在城内查奸。过去明廷先后失去了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其中努尔哈赤使用“奸细”来破城，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朝的各城守将都不知道查奸，惟有袁崇焕的头脑清醒，不肯重蹈覆辙，使宁远没有吃内部破城的亏［23］，借助于大炮的力量。宁远之战，明金双方武器的差距极大。明军依靠杀伤力很大的葡萄牙大炮。这种新输入的火器，由会运用这种武器的闽卒使用，使后金的八旗士卒伤亡惨重，士气低落［24］。
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和后金军的失败而告终了。这一仗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局影响极大。在后金、明廷、蒙古、朝鲜王国各个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宁远之战对于后金的打击相当沉重，伤亡了许多士卒，主帅身负重伤，严重地挫伤了八旗士卒的锐气，从心理和精神上对于八旗兵的打击很重。从此，八旗士卒对于明军，常怀畏惧的心理，怯于攻城［25］。后金的国内也出现了不景气的情况，大有败落的趋势［26］。从此，后金的用兵方向改变了，从先攻取明辽河东西各城，后取朝鲜王国的方针，改变为先攻朝鲜王国，去后顾之忧，回过头来再攻取明朝关外各城的方针［27］。足见，宁远之战对于后金的影响是很大的。
宁远战后，明廷上下都很振奋，认为经过七、八年的战争，这是绝无仅有的胜利，人人扬眉吐气，皇帝也兴奋异常，认为这是“深慰朕怀”的胜仗，特发币银十万两，犒赏三军，鼓舞士气，以备再战。在明朝的军队中，也打破了后金军不可战胜的心理和改变了每战必先思逃的局面，增强了抗战的信念［2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军败北，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各部误认为努尔哈赤的全军败没，从此坚定地站在明廷一边，截杀后金使臣的事件层出不穷。察哈尔林丹汗也以这一仗为统一蒙古的良机，发兵向分散的蒙古各部进军，加快了统一步伐［29］。当然，由于林丹汗统一战争的方法、政策有不妥之处，宁远之战也成了他败落的转折点。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败于宁远城下的消息传到朝鲜王国，朝鲜国王十分高兴，协助明廷，抗击后金的决心更大了。从此由表面上坐观两端的态度，改变为公开支援明军，接济毛文龙的军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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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4．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前书载柳河事件发生在八月，后书载发生在九月，本书取后者。
［2］《满文老档·太祖》卷6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蔡鼐撰：《孙高阳前后督师略跋》，周文郁：《柳河巡哨纪事》，参见《边事小纪》卷4，《马世龙传》参见《明史》卷251。
［4］《御批历代通奚畴览》：第八函卷11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孙文正公年谱》卷5。
［5］《孙文正公年谱》卷5载：“柳河之役，我损失不过三百人，而中朝自欲张大其事耳，而敌实以船城之失过于是，且逼于沈阳，而心怀忧悸，如不撤兵，敌必不敢轻我而来。”《满文老档·太祖》卷71，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6］《武录》卷4。
［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武录》卷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何将军小传》参见《边事小纪》卷4。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李光涛：《清入关前求款之始末》，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明熹宗实录》卷62。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
［12］《明熹宗实录》卷62。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明熹宗实录》卷62,《徐文定公集》卷5，《武录》卷4。
［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柳河之役，贼窥关外无备，故辄敢狂悖深入”．“无端有柳河之败……奴固有轻我，遂思以图我。”
［15］《孙文正公年谱》卷五。
［1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载：“金国前者利用熊廷弼之去而略取辽河以东，今又利用孙承宗之去，直思取山海关，彼视宁远之守备以为不值铠袖之一触”，参见《边事小纪》卷4。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上言：“……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先行撤入，而谓我畏先逃，故一往无复顾忌，直抵宁远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彼愈易而并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备而奋击之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败走。”
［18］《满文老档·太宗》卷3载：“我因出师以攻宁远，时适严寒，兵士劳苦，用即班师”，“毋以前宁远城冻，次之未堕，自以为得志！”
［19］《满文老档·太祖》卷71载：“……汗自得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不战，兵主怠惰，兵无战心，又车、梯、楯脆弱，器械不锐，汗轻视宁远，天累汗也。”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三岔河以东，奴畏捣巢，不敢倾国而来，……虎酋（察哈尔林丹汗）……已抵于近边，离宁远七十里，……”。
［21］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2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圣谕……袁崇焕血书示众，将士协心筹运，师中调度有法，满桂等捍御孤城，矢心奋勇。”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揭称：“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
［2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载：“崇焕此时守城，其确以为可恃者，葡国新输入之多数巨炮及善于施放火器之闽卒。”
［25］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载：“十一月壬午，谕曰，我军年来皆怯于攻城，同书天聪六年又载：“自征明国以来……然我常有惧心，盖彼战阵时晓习法律故……”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载：“太祖之宁远败绩，已有末路之势。”
［2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4载：“奴酋死后，第四子……分咐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优，后犯山海关、宁远等城云。”
［28］《明熹宗实录》卷62，卷6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将逃局打破”，“……中外倚之……倘肯左提右携，奇正互用，何难制奴之死命。”
［29］《清太宗实录》卷2载：“去岁我由宁远旋师。喀尔喀妄料我军尽殁，专意助明，移师相逼。我遣科尔沁之使臣，复屡被截劫。”
［30］《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奴贼逆天犯关，大败而走，……小邦闻来，不胜喜幸。”同书卷12载：毛都督“既以领兵出边为言，则在我之道不可坐观而已，臣请（张晚）进住黄平之间，随事接应，令副使尹暄箭往安定等地，以便指挥诸将接济粮饷。”
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四、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身负重伤，败阵而归，内心实在难于平静，养伤三十多天，真是烦恼极了。他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也大生怀疑，深深地陷于自我反省之中。他时而想治国是否有误，体察民情是否有失，用人是否得当。时而又考虑诸子哪个可以继嗣，周围各国的情形。诸种问题一时都拥上了心头，使他终日心神不宁。又过了三十多天，努尔哈赤决定先发兵讨伐蒙古，以振军威，然后再安置继嗣，料理身后的事。
蒙古是后金征伐明王朝的身后之患。努尔哈赤决定先打击喀尔喀各部，以除后顾之忧。在喀尔喀各部中，抗金态度最坚决的是巴林部的囊奴克。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在伤势稍好之后，便亲自统率诸贝勒、大臣出征蒙古。初五日，大兵到了十方寺，渡过辽河安营扎寨。初七日，分兵八路向囊奴克驻牧的地方扑去。
皇太极、阿敏、阿济格、硕托等贝勒，率领前锋部队，猝然到了囊奴克寨。囊奴克事先不知道消息，没有准备，临时匆忙率领少数亲兵逃走。后金兵随后猛追。囊奴克竭力打马奔驰，还是摆脱不掉追兵，他只好且战且走。不意皇太极率领本部兵绕道转到囊奴克的身后，突然放箭，囊奴克中箭落马。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大军包围了囊奴克寨，将牲畜、财物全部夺来。
本月初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和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萨哈廉等，率领精骑兵一万，向西喇木伦河一带进军，把所遇到的各部蒙古的人、畜、财物全部掠来。同时，努尔哈赤还命令莽古尔泰与八旗诸将统率两千轻骑随后增援，也到了西喇木伦河，将掠到的牲畜都驱赶回努尔哈赤的大营。
努尔哈赤统率大军，经过半个多月的征讨，胜利回师了。在后金的兵威之下，五月初，原古尔布什的属下，喀尔喀巴林部的首领拉班塔布囊和他的弟弟得尔格，率领一百多户前来投靠后金。
这次后金出兵，共得蒙古的牲畜、人口五万六千五百多，其他财物分别等级，分赏给诸位将领和兵士。努尔哈赤这次出兵蒙古，既挽回了宁远败兵的名声，重振了军威，也补充了财力方面的亏空，把喀尔喀部基本上收服了，除掉了对明战争的部分牵制。
天启六年，科尔沁诸贝勒的大首领鄂巴台吉，乘后金出兵囊奴克牧地，兵踏西喇禾伦，大获全胜的机会，于五月十六日，前来朝拜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后金对他前来朝拜十分重视，派遣和硕贝勒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远迎至中固城，设大宴款待。一路上双方共设大宴三次。二十一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沈阳城十里，设立大帐，盛情亲迎。鄂巴入帐叩拜努尔哈赤，互相赠送礼物后，被迎入沈阳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每日宴请鄂巴，并以图伦的女儿敦哲配给鄂巴为妻，招为额驸。努尔哈赤与鄂巴各自对天盟誓，表示永敦和好。六月初七日，努尔哈赤赐给鄂巴以汗号，名为土谢图汗。鄂巴的哥哥图梅为岱达尔汗，弟弟布尔塔齐为扎萨克图都棱，和尔和岱为青卓礼克图。又各赐予盔甲、衣服、银器、雕鞍、缎、帛等。初十日，鄂巴起程回科尔沁，努尔哈赤长途相送，直到沈阳东北近四十里的蒲河。又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等远送至铁岭城［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晚年，根据蒙古各部对后金的不同态度，采取“一打一和”，进一步奠定了后金政权对蒙古上层的基本政策。
六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谕令诸子要相互和睦。坚持实行八分，任何人不得擅自私取。一人有了过错，他人要直谏，不得迁就姑息，八人要同心协力，勤理国政。并且又讲古论今，引经据典地教诲诸子，要艰苦创业。明确指示：要以通达国事，洞悉民隐，知道德政的人作为君王。若能领会我的训诫，承继我的基业，笃行不苟，国将受其福。最后，努尔哈赤以金世宗的话，教导八大贝勒要努力治国，严格遵守和执行已经制定的成法，坚持信赏必罚的政策。同时，他也以不安的心情，幻想有那么一天，不用自己亲自管理国事，坐观众贝勒治理国政，以享晚年之乐［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众子的训谕，表露了其晚年不顺心的悲苦，但又留恋尘世，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虽然他在对蒙古问题上的处置有一定的进展，但宁远惨败一直冲击着他的心房，使他心神不宁，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3］。加上宁远之战以后，后金社会没有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而是粮饷缺乏，人参、貂皮没有地方出售，日用品严重的不足，民心涣散，民族关系紧张。面对此情此景，努尔哈赤怎么能心情舒畅呢？六月份，努尔哈赤训诫诸子是个先兆，事隔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病势加重，不得不到清河温泉去疗养。努尔哈赤到清河后的八月一日，派遣侄儿阿敏贝勒持书祭拜堂子，乞求天神、祖宗保佑。祭文说：天父，你的儿子汗病了，我将给你立像祭祀，请求你千万保佑我的病快点好。我康复以后，将在每个月的初一，祭祀你一次，月月不断绝。阿敏念完祭文之后，杀牛，烧纸，祭祀神祇［4］。
四天以后，努尔哈赤逐渐感到周身舒展，误认为病体果真的康复了，便急着要回沈阳去。他乘船由太子河顺流而下，并传谕大福金阿巴亥前来迎接，会于浑河。八月十一日，当走到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时，背疽（皮肤上的毒疮）突然发作，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多妻多子女，他先后娶了元妃佟佳氏，庶妃钮祐禄氏、兆佳氏，继妃富察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中宫叶赫纳喇氏、侧妃哈达纳喇氏、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西林觉罗氏、侧妃叶赫纳喇氏、侧妃博尔济锦氏、寿康妃博尔济锦氏。此外，还有外宫小福金泰恩察、金泰、纳扎等。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长子褚英，号洪巴图鲁，又称阿尔哈图土门、次子代善，号古英巴图鲁、三子阿拜、四子汤古岱、五子莽古尔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八子皇太极、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袞、十五子多铎、十六子费扬古。此外努尔哈赤还有女儿八人［6］。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生前首立褚英为嗣，次命代善执政，都有始无终。最后，他确定八贝勒共治国政。努尔哈赤死后，争嗣的事重起。当年九月，在八贝勒推举时，因皇太极“深契先帝圣心”，终为人心所归，在岳托、萨哈廉兄弟推动下，大贝勒代善出面推举，以“才德冠世”的皇太极乃继承大位。于是，皇太极做了新汗，史称清太宗。定年号为“天聪”，以第二年（公元1627年）改元为天聪元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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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65，《满洲实录》卷8。
［2］《满洲实录》卷8。
［3］《明熹宗实录》卷71载：“辽抚袁崇焕复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
［4］《满文老档·太祖》卷72。
［5］《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6］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4。
［7］《武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清太宗买录》卷1。
结语
结语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一生，奋斗不息，创建了后金国。
努尔哈赤是在明代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出现的。从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五世祖董山相继南迁到朝鲜王国和汉区附近，吸收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民族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果说，猛哥帖木儿的历史功绩在于率领部落南迁，使女真社会由狩猎、牧放和采捕生产向农业生产过渡，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的话，那么，董山的历史功绩则在于他继承了父志，曾力尽明朝臣子之责，架起了汉区和女真地区经济交往的桥梁，进一步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关系，完成了女真社会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过渡。脱罗，脱原保及其以后的各代，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开创的事业，奠定了明代女真社会统一的物质墓础。到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时期，女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努尔哈赤在这个基础上，代表女真社会新兴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中，将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分布在这个广阔地面上的女真各部，多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他们或在奴隶主，或在封建主辖域之内，比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努尔哈赤除了在军事征服中，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佟佳江、苏子河、浑河流域一带以外，把原有的各部部长、塞本、都分别任作各级额真。一般的人都以战功大小得任各级官吏，按八旗牛录制度重新组织起来，又吸收了汉族和蒙古族的官民，把过去各部、各族在服饰、居地、法制、生产、习俗、语言、婚姻等不同，都划一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加速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努尔哈赤征服了东北海滨和库页岛以后，连下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明代东北疆界基本上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当沙俄侵华的魔爪伸向黑龙江地区的前夕，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的统一事业已经基本上定局了，他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立下了丰功伟绩。
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居民集中起来，统一了女真地区的民族经济，集中了女真地区的社会财富，推动了女真社会阶级的分化，使女真社会存在几百年的奴隶制因素，得以迅速地增加。他建立了奴隶制的农庄，奠定了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社会基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社会过程中，使女真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以旗制为国体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后金国，终于把明代女真社会推进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
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在强大的封建生产方式影响和汉族人民反抗、暴动等特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下，推动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改革旧制，重立新章，使满族从奴隶制迅速地向封建制度转变。努尔哈赤以他的远见卓识，适应女真社会厉史车轮的转动，不断地将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
努尔哈赤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和成就他一生的大业，还在于他以广阔的胸襟，依靠、团结女真、蒙古上层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官绅。坚持实行严肃法纪、礼尊谋士、广集将勇、优待功臣、奖罚分明、厚养士卒的政策。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努尔哈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政治家。
努尔哈赤四十年如一日，奋战一生。他既精通本民族的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毫不畏惧。他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深晓兵书战策，凡是攻城野战，满族八旗兵都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以此为指导建立，并武装了一支组织严密、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威震古老的东方。明朝人徐光启评论说：努尔哈赤“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1］。由此不难看出，努尔哈赤也不愧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努尔哈赤在几十年间，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陶醉了。没有想到辽沈人民的抗金浪潮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当人民的力量充分地显示出来的时候，所谓“恩养”辽民，顿时化作血和剑。暴露了大奴隶主、农奴主阶级俱怕与仇视人民的真面目。努尔哈赤从夺取抚顺城以后，对抗拒的人采取杀戮政策，以致全辽每年被杀的人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的大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的社会生产力，犯了杀人过多，失掉人心的错误［2］。
努尔哈赤的晚年，尽管做了一些坏事、蠢事，但他的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是满族的英雄，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大清王朝创基立业的开山祖，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君主之一。他的历史功绩留在历史上，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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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文定公集》卷1。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载：努尔哈赤“得辽人十有其八，杀辽人十有其七”。此话虽有过之，但说明杀了不少。
努尔哈赤年表
康熙（罗仑）
康熙
罗仑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一 登上历史舞台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出现了象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这样名著一时的君主之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举世瞩目的统治者，此人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公元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春，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其生母是孝康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出生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有些什么特点呢？
太家都知道，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此后，西方殖民者在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伸向了中国。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我国澳门；公元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我国台湾的鹿耳门；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沙俄殖民者侵入了我国黑龙江地区。而公元一**○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康熙帝出生前发生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这次革命特别引起了西欧各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世界处于历史巨变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自身发展的晚期阶段。正是在这时，国内发生了明、清两朝更替的重大历史事件。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康熙帝出生时，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的动荡历史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康熙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春，顺治帝福临去世，由玄烨继承了清帝国的皇位。次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改年号为“康熙”，这一年，康熙帝年方九岁。
康熙帝的一生，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那足智多谋、当机立断的政治家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智擒鳌拜这件事谈起。
原来玄烨登位时，因为年纪尚小，因此秉承父亲的遗命，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的辅助下执政。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已老迈，遏必隆是个软弱无用的人，而稍具棱角的苏克萨哈根本不是鳌拜的对手，因此，鳌拜很快就独揽了大权。此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平时不仅凌驾于其他三位辅政大巨之上，甚至连政府官员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他也经常先带回家去同其私党商议，根本不把年少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其实康熙帝这时年纪虽小，但由于他在宫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赋极高，智力过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当时清帝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年少的康熙帝与独揽大权的鳌拜，在许多军国大事上发生着矛盾：
在大政方针上，康熙帝主张通过改革使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而鳌拜则坚持“率祖制，复旧章”，事事按太祖太宗的老规矩办事。这是革新和保守的矛盾。
在具体问题上，康熙主张抑制“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鳌拜则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采取纵恿态度。康熙主张统一台湾；鳌拜则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下来。康熙主张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予以必要的关注；而鳌拜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康熙主张优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鳌拜则在公元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借口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追查迫害与明史案有牵连的人。康熙主张停止“圈地”，而鳌拜则继续推行着自顺治初年开始实行的这一虐民政策。不仅如此，鳌拜还在公元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为了他所属的镶黄旗的集团利益，一手制造了强行与正白旗更换旗地的严重事件。他硬说清初多尔哀摄政时，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附近永平府一带，而将他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一带，是偏袒了正白旗，并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秩”的原则，坚持要和正白旗调换旗地，声称如果土地不够，则“别圈民地补之”。鳌拜这一图谋，是想在“互换”中加强镶黄旗的势力，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并再次掀起圈地新高潮，但是，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例如：户部尚书苏纳海就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但一意孤行的鳌拜，还是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督办圈换旗地的有关事宜。后来，当他们了解到实施鳌拜的主张将造成“旗民交困”的恶果，因而上疏反对圈换旗地时，鳌拜在大发雷霆之后，竟不顾康熙帝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反对，假传圣旨，将苏、朱、王三人处死。在这次强行更换旗地的过程中，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共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垧，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年少的康熙帝这时已认识到，让鳌拜继续专权，给清帝国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于是康熙帝就在鳌拜一手制造更换旗地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便毅然开始亲理政事。这一年，康熙帝方才十四岁。
当时，辅政大臣中的苏克萨哈看到康熙帝既然已经亲政，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交出权力。诡计多端的鳌拜不愿仿效苏克萨哈交出权力，便罗织罪名，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当时，由于鳌拜还把持着很大的权力，致使刚刚开始亲政的康熙帝无法更改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还是被判处了绞刑，含冤死去。在苏克萨哈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鳌拜的权势更加膨胀。与此同时，康熙帝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
到了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康熙帝在政治上已逐渐成熟，终于与鳌拜进行了摊牌斗争。
年轻的康熙帝首先以下棋为掩护，将亲信大臣索额图等召进宫来定下计谋，然后突然召见鳌拜入宫。当鳌拜和往常一样有恃无恐只身走进宫时，康熙帝出其不意历数了他的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罪行，并喝令左右将他拿下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十几名精于摔跤的布库少年，一拥而上，将鳌拜捆翻在地。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鳌拜所犯罪行有三十条之多，最初被判处死刑。据说不久他请求晋谒康熙帝。当康熙帝降恩召见时，他请年轻的皇上看了他为搭救清太宗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因此康熙帝赦免了他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来，鳌拜在服刑中结束了一生。
康熙智擒鳌拜，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冤案，举行“经筵”讲座，颁布“圣谕十六条”，复改内三院为内阁。为了避免鳌拜专权的历史事件重演，不断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使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到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又设立了南书房以压抑内阁权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总之，在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开始处于强者的地位。正如康熙帝自己表述的那样：“今天下大小事务，皆联一人亲理”。从此，清代的历史，在康熙帝的统治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平定三藩
在智擒鳌拜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终于爆发了“三藩”武装叛乱事件。这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的治国才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里所说的“三藩”，是指因带领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起家，被清初统治者封为平西王并留镇云南的吴三桂；因较早降清并镇压农民起义，被封为平南王而留镇广东的尚可喜；以及明朝降清将领的后裔——承袭了祖父耿仲明和父亲耿继茂靖南王爵位并留镇福建的耿精忠。
这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在军事上各拥重兵。其中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超过耿、尚兵力的总和。在政治上，他大搞独立王国，结党营私，例如在云贵地区收揽党羽，树立山头，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为私人服务。在这个地区里，凡他任命的官吏将佐，不受中央吏部和兵部的控制。在经济上，他垄断了地方财权。例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还“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财政收支户部不得过问。同时，他还大肆兼并土地，不仅将云南明代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还将已归农民耕种的明代卫所军田占为己有。而分别留镇福建和广东的耿精忠和尚可喜，在各自的控制地区里，也有类似的劣迹。如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尚可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在广东大发横财，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早在鳌拜专权时期，康熙帝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更是把这种危及国家安定的割据分裂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到了一六七三年，一个撤藩的有利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尚可喜因年事已高，便上疏要求回辽东养老，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爵位，仍留镇广东。年青的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只同意尚可喜回辽东养老，不同意尚之信留镇广东而决定撤藩。康熙帝决定撤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云南和福建。吴三桂和耿精忠为了试探康熙帝的真意，先后都耍了表面上打报告请求撤藩，而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叛乱的花招。当康熙帝收到他们要求撤藩的报告后，群臣议论哗然，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惹出大祸。康熙帝则断然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了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于是下令同意吴三佳、耿精忠同时撤藩。吴三桂在摸清了康熙帝的真正意图后，便在一六七三年十一月率先举行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杀了清朝派驻云南的重要官员。一六七四年三月，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起兵叛乱。一六七六年二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叛乱。再加上其他与吴三桂素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也纷纷叛乱。一时之间，战火几乎燃遍了半个中国。
当吴三桂在云南昆明发动军事叛乱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之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其中，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平叛，而大多数人或主张“以德服人”，不要动武，或主张恢复三藩的权力，杀掉同意撤藩的官员，向吴三桂让步。更有甚者，如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竟向康熙帝提出了“裂土罢兵”，承认分裂割据的合法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帝力排异议，断然决心武力平叛。尽管在“三藩”叛乱的战幕刚刚揭开之时，吴三桂依仗其雄厚的兵力东进贵州、湖南，北攻四川、陕西，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优势。但是，康熙帝在平叛战斗中，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一是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具体措施是处决吴三桂留在北京的长子和孙子，以表示平叛的决心，同时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二是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具体措施是选定山东的兖州和山西的太原作为集结兵力的进击基地，妥善处理北京的奴仆起义，不使矛盾激化。三是阻止吴三桂的军队渡江，具休措施是调遣八旗劲旅守住湖北荆州。四是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军事联系，具体措施是派兵进入江西，预防吴、耿两军在江西会师。五是千方百计稳定西北局势，具体措施是先以优势兵力击败陕西的王辅臣，然后恢复他的官爵，授予他靖寇将军的荣衔，仍让他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地区。尽管王辅臣其人一再叛附不定，但最后还是将他争取了过来，从而消除了“三边动摇，势难猝定”的后顾之优。因此，当战争进行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年终时，康熙帝便扭转了战机，稳定住西北局势，粉碎了吴三桂的湖南防线，并取得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清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吴三桂陷入了军事上的孤立。到了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每况愈下的吴三桂孤注一掷，在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称帝，几个月后死去。不久，他留下的部队便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败退到昆明。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进入云南并包围了昆明。吴三桂的孩子吴世璠进行顽抗，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底，清军将领赵良辅率部攻下了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这一年，康熙帝方才二十八岁。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描写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的劳累情景时说：“他为掌握叛乱的全部情况，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发布谕令。”并说：“康熙皇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处理政务，发布了一系列卓越的诏令”。
经过这场历时八年的斗争考验，康熙帝的治国才能震惊了中外。
三 统一台湾
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当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年轻的康熙帝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康熙帝极其重视统一台湾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他所面临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的时代。在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也就是在康熙帝出生前的三十年，荷兰殖民者率先在台湾建立了赤嵌城作为侵略据点。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两年，台湾人民在郭怀一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给盘踞在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康熙帝登位的那一年，抗清将领郑成功从金门料罗湾誓师东渡，进军台湾。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接受了荷兰殖民者揆一献上的投降书，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因病去世，台湾便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二是因为康熙帝从史官那里了解到：三国时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率兵到达过台湾，隋炀帝时为了慰问当地的居民，也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台湾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元时在澎湖列岛设立了巡检司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明朝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为密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康熙帝智擒鳌拜之前，由于鳌拜压制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因而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了下来。等到康熙帝清除鳌拜真正掌握实权后，又很快便爆发了三藩之乱。为了集中力量平定三藩之乱，因此在公元一六八一年以前，康熙帝收复台湾的策略是以招抚为主。他把具体执行招抚工作的任务，非公开地交给姚启圣去做。后来在漳州特设“修来馆”，凡是从海峡那边来的郑氏集团的军政人员，一律厚礼款待、授予官职，正如史籍上所说：“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继之；林翰、许毅等均被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已经胜利在望，康熙帝认为统一台湾的条件业已成熟，加上恰好郑经在这一年死去，由其子郑克塽继立，政治愈加腐败。于是康熙及时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他一方面下令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员，打造船只；一方面将赞成统一台湾的姚启圣和施琅分别任命为福建总督和福建水师提督，把筹划进取台湾的任务交给了他们。施琅为了作好充分准备，调整了兵力，并制定了先取澎湖，后取台湾的详细作战方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朝廷内外杂言纷起，有的反对重用施琅，有的主张“征台湾宜缓”，有的风言风语地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与此同时，合湾新上台的郑克塽也仿效其父郑经，致书清政府“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批准了施琅的作战计划。就在这年夏历六月十六日，施琅率领战船三百艘和经过多次水战演习的二万名士兵，从福州出发，兵锋直指台湾的门户——澎湖。台湾的郑氏集团也早有准备，派刘国轩预先在澎湖的战略要地建立了一条长约二十余里的海岸防线，因此这场攻打澎湖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由于清军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经过七昼夜的海上鏖战，终于在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攻占澎湖。刘国轩狼狈地乘了一只小船逃回台湾。这样，通向台湾的门户便被打开了。
自清军一举攻占澎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大为震骇，乱作一团。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向清军投降。这样，清军就在当年夏历八月，在施琅的率领下胜利进驻台湾。
在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康熙帝立即拟定了对郑克塽及郑氏政权的军政人员实行宽大政策的诏令，妥善处理了郑氏集团的降清人员。
就在这时，清政府内部在对台湾的善后措施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甚至有个别人还想把它送给荷兰；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台湾设置府县，加强管理。曾为统一台湾立下战功的施琅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
他慷慨陈词地指出：台湾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东南数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放弃台湾，必将被垂涎三尺的西方殖民者重新占领。到那时，中国沿海诸省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后果将不可设想。康熙皇帝支持了施琅的意见，并严肃地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这样，清政府便在统一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加强了对台湾、澎湖的管理，正式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康熙帝在收复台湾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巩固了我国东南海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 抗击沙俄侵略
在统一台湾并加强了东南海疆防卫力量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三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决心对沙俄殖民者长期骚扰、入据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行径，实行反击。这年的二月，康熙帝下达了进攻雅克萨城的命令。四月，清军在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人的率领下出发。六月，兵临雅克萨城下。当清军向侵占该城的俄军头目图尔布青发出的要求退还侵占地区，停止侵略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遂于六月二十五日晚全线出击，开始攻城。经过彻夜激战，清军胜利攻克该城，俄军被迫投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帝决心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并非偶然。
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直至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八世纪时的唐朝、十一世纪时的辽朝、十二世纪时的金朝以及十三世纪时的元朝，都曾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到了明代，又在这个地区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的指挥机构就设在离黑龙江入海口处不远的特林地方。明朝中央政府曾派亦失哈等先后十次视察了这个地区，并在永宁寺竖立了永乐、宣德的两座石碑，记载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有效行使管辖权的实况。清太祖奴尔哈赤称帝以前，作为女真族的首领，他曾经是受明朝政府委任管理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方官员。自从奴尔哈赤称帝后，接管了明朝的疆土，统一了整个黑龙江地区。清太宗继位后，达斡尔族的首领巴尔达齐，成为清政府管理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员。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公元一**三年（天聪八年），沙皇政府利用明、清两朝正在交替无暇北顾的时机，首次派遣了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殖民军，侵入了黑龙江下游，并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公元一六五○年（顺治七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四年，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的第二批沙俄殖民军，又侵入了我国黑龙江流域。他们占据中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在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先后南侵黑龙江的同时，沙俄还派遣军事人员越过贝加尔湖向东侵犯，并在中国蒙古族茂明安部的驻地尼布楚，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的军事基地。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也就是“三藩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沙皇政府竟妄图乘清朝内乱，出兵中国，征服长城以北地区，其侵略气焰达到了极点。
对于沙俄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虽然清政府和当地居民也曾给予不同程度的回击，例如：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展了反击波雅科夫侵略军的斗争；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清政府曾派遣部队讨伐过哈巴罗夫，并在乌扎拉村进行激战，公元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派兵进行了围剿沙俄入侵者的呼玛尔之战；公元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清政府还指令驻宁古塔的都统沙尔虎达率领战舰四十七艘，在松花江口附近进行了全歼斯捷播诺夫部的松花江之战。但是，总的说来，在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五年）以前，清政府与沙俄之间的斗争，在策略上还是以外交抗议为主。从公元一六七七年起，康熙帝越来越认识到，要想使东北边疆得到安宁，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还必须选择时机，在军事上进行反击。
公元一六八五年进行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就是康熙帝在经过了多年准备之后，并选择了三藩已经平定、台湾业已统一的有利时机，对沙俄侵略者实施反击，并一举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康熙帝所以要对沙俄侵略者断然采取这次决定性的自卫斗争，是因为他深深认识到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对清帝国的安危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在一六八五年七月第一次雅克萨之役取胜后给大臣们下达的诏书中看得一清二楚。康熙帝对他们说：“即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联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在这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康熙帝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俄军采取了听其去留的宽大政策，一方面则指示有关人员说：“雅克萨城虽克取，防御决不可疏”。果然沙俄侵略者乘公元一六八五年八月清军主动撤回之际，再次闯进雅克萨城，并修筑城墙，构筑工事，企图再次长期盘踞。于是在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雅克萨城之战。这年春天，康熙帝指令萨布素等将领统帅清军向雅克萨进军。同年七月至十月清军在雅克萨城与沙俄侵略军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击毙了俄军头目图尔布青，给了沙俄侵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俄军不得不被迫放下武器，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著名的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康熙帝派出了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朝代表团与以果罗文为首的沙俄代表团进行谈判。早在这次谈判的前一年，康熙帝就严正指出，中俄冲突是由于沙俄侵略中国边境造成的。他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玛尔诸江，据我所属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耳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岁刹之原委也”。同时康熙帝还向清朝使团交待了与俄方谈判的基本原则。康熙帝指示说：“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当谈判正式开始后，果罗文企图强迫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要求。索额图在发言中重申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指出沙俄入侵者必须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必须归还中国。由于沙俄使团顽固坚持侵略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后来为了及早达成协议，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噶尔丹叛乱的问题，索额图便根据康熙帝的另一指示——即“彼使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指示，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尼布楚可以让给俄国。但俄方谈判代表仍不满足，迫使谈判中断。后来，俄方代表团看到中国使团加强了戒备，加上尼布楚一带的我国少数民族又掀起了抗俄斗争，俄方的态度才稍有收敛，不再坚持占据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北岸。接着，经过多次频繁的交涉，双方终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六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该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毕齐河和领尔古纳河为界。该约以法律条文规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在康熙执政时期，中国便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遏制了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五 亲征噶尔丹
在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次年，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北出长城，在距离北京七百多华里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的头目噶尔丹进行了第一次激战。
这次战争的起因，要从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叛乱谈起。
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中的准噶尔部的头目。
明末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已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漠北蒙古各部，清初以后也相继向清朝政府称臣纳贡，至于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都先后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当时，沙皇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奉行着一条对外扩张的政策。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便成为他侵略扩张的对象。十七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曾多次派遣使者潜入厄鲁特蒙古地区，诱使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归顺俄国未能得逞。公元一六五三年（顺治三年）巴图尔浑台吉死去，由其子僧格嗣位。在僧格（噶尔丹之兄）统治时期，沙俄政府又不断派遣使者企图使僧格屈服于沙皇，遭到僧格的拒绝，也未能得逞。不久，由于发生了内讧，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由西藏赶回，并于公元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夺取了统治权。自从噶尔丹上台后，他一方面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它三部，用武力攻占了青海地区和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另方面，为了实现吞并喀尔喀蒙古并进一步发动叛乱的野心，他从公元一六七四年（康熙十三年）至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派人到俄国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到了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他终于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噶尔丹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又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噶尔丹率领叛军二万从呼伦池一带南下，攻入内蒙古地区，由于清军初战失利，其前锋一直打到距北京只有九百华里的乌珠穆沁。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康熙帝认为：只有“捣其巢穴”，“方为万年之计”。于是他否决了主张妥协退让的一些大臣们的意见，决心亲征。在出发前，康熙帝对正在北京的沙俄使节警告说：如果沙俄出兵帮助噶尔丹，就是撕毁《尼布楚条约》，就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这年八月，康熙帝率领的军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清军立即投入了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击破了噶尔丹设下的“驼城阵”，大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噶尔丹本人好容易才逃出了重围，幸免被擒。逃出重围的噶尔丹为了避免被追击，便向康熙帝修书乞降。但是噶尔丹的乞降只是一个烟幕，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一直贼心不死，干了许多坏事。例如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他就曾经率领三万骑兵进占巴颜乌兰，再次点燃了叛乱的战火。因此到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三岁的康熙帝决定举行第二次亲征。这次亲征噶尔丹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一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防范东翼；一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军西进，切断噶尔丹的归路；而康熙帝本人则亲率中路大军迎击噶尔丹主力。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经过长途行军，康熙帝所率领的中路大军终于在克鲁伦河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战斗刚一打响，叛军即夺路仓惶而逃，康熙帝率军穷追五日，噶尔丹尽弃辎重向西狂逃，可是当噶尔丹逃到昭莫多时，遭到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的堵截，经过一场激烈敌斗，噶尔丹叛军的主力几乎被歼灭殆尽。噶尔丹仅领数骑逃去，从此一蹶不振。
在昭莫多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为了抓住战机不让噶尔丹喘息，康熙帝又在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举行了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所控制的残部仅有五、六百人，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叛军纷纷投降，噶尔丹本人也一病死去。至此，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这一场分裂祖国的叛乱终于被康熙帝平定下去。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扶植下起兵叛乱，并于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窜入西藏，康熙帝立即派他的第十四子允禵前往平叛。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政府军击败了叛军，进入西藏，平定了叛乱。康熙对进一步稳固我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六 反对罗马教皇干涉内政
在康熙帝的政治生涯中，对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类的事，他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与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原来在公元一五八五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外国教会势力也逐渐在中国各地活动起来。康熙帝登上帝位后，他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宗教活动，一直抱有戒心。当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他虽然出于学习西方科学的需要，任用了南怀仁，恢复了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但是对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一事还是禁止的。大约过了二十多年，也就是直到公元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才放宽了限制，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来自欧洲许多不同的国家，其所属的教会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以属于耶稣会、圣方济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为多。其中的耶稣会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起，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便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并认为敬“天”与敬“上帝”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可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华传教士之间为了这件事，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所谓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是由属于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士首先发难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认为耶稣会允许中国传教士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违背了天主教的原则。属于耶稣会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人为了争取康熙的支持，便把与多明我会发生争论的情况告诉了康熙。康熙认为耶稣会的见解适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给予了肯定。由于多明我会教士的看法没有得到康熙的支持，他们便多次写信到罗马教庭进行申诉，从而扩大了事态。公元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庭稽查异端部站在多明我会一边，声称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是一种异端行为，必须予以禁止。接着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竞派铎罗为宗教特使，跑到中国任意张贴所谓禁正异端的教皇“谕旨”，下令所有的中国教徒必须放弃对祖先、上夫和孔子的崇拜。康熙帝认为罗马教皇公然出面把中国的习俗视为异端加以禁止，乃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康熙帝断然采取了如下的措施：他一面下令将铎罗驱逐到澳门，一面颁布上谕严正指出：“近日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唯恐后来惹出是非”。并严格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以来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之自由，并经内务府同意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对于那些“近年来明年去的人”，则认为他们“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凡属这类人，则不准他们在中国传教。后来，康熙又多次申，明：“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当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再次派使臣来中国坚持无理要求时，康熙再次下令将使臣嘉乐驱逐出境，表明了反对外国干涉中国一内政的立场。
七 振兴社会经济
从明朝崇祯到清朝顺治（公元一六二八年～一六六一年）在中国内部先是发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冲击明王朝的极端腐败的统治。清军入关后，明末农民战争的余波未息，接着又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因此，直到康熙上台的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人逃田荒”、“所在萧条”的社会不景气状况。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康熙在采取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一、废除圈地令。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康熙帝鉴于清初入关后推行的圈地令，维护了象鳌拜一类守旧派的利益，加剧了阶级矛盾，不利于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因此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到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时，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
二、实行更名田。也是在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康熙帝还指示户部停止将明朝废藩的荒熟田地“酌量变价”而“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这部分原属明朝藩王的田地，分布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八个省，面积有十六万六千八百多顷，超过了八旗圈占北京周围的土地面积并且多是肥沃的土地。
由于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承认了农民对藩庄土地占有的合法化，使原来耕种藩地的大批佃农转化成自耕农，因此对恢复清初的农业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奖励垦荒。这是康熙恢复清初农业经济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早在公元一**九年（顺治六年）也就是康熙出生前五年，清初统治者为了使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就宣布过新垦土地六年以内可以不向国家交税的规定。到了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吴三桂开始叛乱的那一年，年轻的康熙帝进一步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业主可以耕种十年后再向国家交税。当时政府鼓励垦荒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用授给官职的办法，刺激有钱的地主们积极垦荒，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者，以百总用。
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另一种是用放宽起科年限的办法鼓励垦荒。由于采取了上述奖励垦荒的措施，因此当时曾出现过湖广人民前往四川开垦以及河南、山东、直隶人民前往东北开垦的热潮。这说明康熙帝推行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难怪到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时年近花甲的康熙帝曾沾沾自喜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四、镯免钱粮。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康熙还推行了蠲免地丁钱粮的政策。大致说来，这一政策是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便大力推行起来。他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己责镯租”。因此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他一次就“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当户部有人觉得数字太大时，康熙却表示“六百余万未足为多也。”此后，各省钱粮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蠲免。到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时，康熙鉴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于是他发布谕旨说：“朕欲将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蠲免”。有人曾对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的蠲免钱粮数作过统计，说这期间康熙帝“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如果再把公元一七○八年（康熙四十七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统计在内，数字确实是很可观的。当然，这种蠲免政策的实质，正如康熙帝本人所坦率承认的那样：“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然而这一政策的施行，对挽救小农经济的全面破产和复兴农业还是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的。
五、兴修水利。在康熙帝执政期间，对兴修水利——特别是修治黄河、淮河和运河——十分重视。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 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个提议是合理的，决定按他的意见办事。南怀仁安放好日晷后，计算其投影，准确地标出第二天正午日晷投影将要达到的位置。结果和实际现象完全一致。而杨光先却不能计算出投影的位置，无法在康熙帝面前拿出证据。这样康熙帝便断然废除了大统历和回历，重新宣布在全国推行《时宪历》，同时一方面将无知的扬光先撤职，一方面让具有科学头脑的南怀仁重新返回钦天监任职。
通过这场斗争，少年皇帝康熙开始对夭文历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智擒鳌拜后，十六岁的康熙便把南怀仁召至内廷，向他学习天文历算，这就是康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开始。后来康熙为了扩大学习领域，又陆续聘用了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闵明我等外国传教士，为他讲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向传教士学习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哲学、音乐、绘画等，他都涉猎过，其中他最精通的要算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
在学习天文学的过程中，南怀仁给康熙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的用法和天文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特地编写了教材。康熙帝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实践。他经常到观象台亲自观察天象，并能准确地计算出某日某时日晷表上所显示的阴影位置，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他曾对大臣们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这是符合事实的。白晋在其所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这样记载说：“最近两三年来，特别频繁地看到皇上在北京皇城和那两三个离宫，或是巡幸鞑靼及其他地区时，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环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时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者是感到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皇上还常常通过计算，求出白天正午日晷投影的高度”，可见他对天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
与此同时康熙还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数学的研究。在南怀仁、张诚和白晋等人的指导下，他先后学习了欧几里得初等几何、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以及代数、三角、对数等多种数学科目。当时代数又名作“阿尔热巴拉”，他多次与大臣们谈到“阿尔热巴拉”，并亲自将它传授给当时的青年数学家梅珏成和明安图等人。公元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他还组织全国科技人才编纂了一套名叫《律历渊源》的大型丛书，其中的第二部——《数理精蕴》，就是在康熙帝的直接指导下编成的。
康熙帝也曾向传教士学习过地理学，他在巡游或作战过程中，每到一处除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外还经常勘察地理形势。即便是“边徼遐荒”，也要“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例如，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就记录了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
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春，也是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他记录了在宁夏的测量情况。他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
同年春，康熙帝出独石口行经沙摸地带时，发现沙漠里有些螺蚌甲壳。他就得出了沙漠之中的某些地区曾是泽国的科学论断。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他对地理学也是颇为精通的。
此外对西方医学，康熙帝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他曾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等部份，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
康熙帝对欧洲音乐也很感兴趣。公元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当康熙帝从南怀仁处得悉徐日升不仅精通天文数学，还擅长音乐，于是把徐日升从外地召到北京，一方面让他参加钦天监的工作；另方面让他在御前讲授欧洲音乐。在白晋所撰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记述了康熙帝学习西洋音乐的情况，他说：康熙帝“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
在康熙的爱好中还包括欧洲的艺术。在《康熙帝传》一书中，作者白晋曾回忆道：“大约五年前，康熙皇帝以法国科学院为楷模，在皇宫里建立了以画家、版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及制造天文仪器的其他匠人为会员的科学院。为激励会员的上进心，展览了西洋的尤其是巴黎的美术品，作为学习的榜样。康熙帝的兴趣高雅，善于识别各种优秀作品的风格。因此皇上旨谕，每天都在规定时间把新建的科学院会员们的作品呈送御前。”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帝不仅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清代帝王中系统学习过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第一人。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所受到的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动。致于他所学得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影响却十分有限。他仍然是、也只能是一个曾向西方学习的封建帝王。然而，就康熙帝个人来说，在清代满族贵族统治阶级中，他毕竟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九 殚心竭力六十一年
康熙帝八岁继承皇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清除鳌拜，集权力于一身，总共在位达六十一年之久，终于成为一位对清代前期历史作出贡献的杰出政治家。晚年，他曾对自己一生的治绩作过评论。他说：“历观史册……，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联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在论及其武功时，他说：“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从康熙帝的以上自述中，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颇有一些自负。
公元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结束了勤奋治国的一生。
综观康熙帝清除鳌拜亲自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和亲征噶尔丹的行动中，坚决反对分裂、力主维护国家统一；在抗击沙俄侵略和反对罗马教皇无理要求的行动中，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力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广大版图的边疆地区，在清代前期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自《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前的封建王朝，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广阔版图内实现有效的统一，这都是和康熙帝在政治上坚持上述方针政策分不开的。从这方面看，康熙帝不愧是中国历史上取得卓著成绩的政治家。
如果拿康熙帝在国内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其政治上取得的上述成就相比，不免为之逊色。因为从他在经济上所推行的废除圈地令、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蠲免钱粮、兴修水利、调整工商业政策、废止禁海令和改革赋役制度等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来看，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路子往前走的。他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犷就世界历史潮流来看，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母体内已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不难看出康熙帝推行的上述旨在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经济政策，虽然与鳌拜推行的主张维持“圈地令”和一切照太祖、太宗老皇历办事的更为守旧的政策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政策。然而，若与明太祖朱元璋所推行的“安养生息”政策相比，基本上还是一个类型的政策，没有多少新意。如果说其中的废止禁海令还有一点新意的话，那么，正是康熙帝自己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重新颁布了“禁海令”，从而否定了这一政策。只要把康熙帝推行的经济政策，放在当时一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尽管在康熙帝的统治下，清前期的封建经济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是这种恢复和发展，只能说明原先较为落后的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统治实践之后，终于被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所融合。
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既要引导满族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又要培养一批新的地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推行一套旨在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这是横在康熙帝面前不能克服也不可能克服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虽然就康熙帝这个人来说，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并不保守，而是比较开明的。例如，他对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并不盲目排斥，而是以充沛的好学精神去了解它和钻研它。然而，康熙帝对外来先进科学文化的潜心研究，并没有象彼得大帝在俄国那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作出贡献。因此，康熙帝统治六十一年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仍然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