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
明帝边臣，都督后裔
第一章　建州左卫小外郎［1］
　　［1］外郎，即舍人。凡是受明朝封敕的女真首领，其子孙未承袭父职的，都谓之舍人或外郎。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一、明帝边臣，都督后裔
　　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1］，出生在明代女真族的一个奴隶主的家庭。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东北地区，他曾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了满族杰出的领袖和民族英雄。数百年来，直至今日东北民间仍然流传着“老罕王”［2］的故事，人们热情而生动地传颂他一生的英雄业绩。
　　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始为肃慎，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直。到十一世纪时．女真的一去，即完颜部，曾经进入中原地区，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金朝（公元1127——1234年），统治北部中国达百余年。
　　十三世纪初，元朝取代金朝统治北部中国。在蒙古贵族的统治时期，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曾经居住在松花江的伊兰，即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地区。当时，其地称合兰府水达达路。水达达女直（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辽时改称女真为女直）没有城郭，以射猎为业。元朝政府在当地设立五个万户府，即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和勃苦江［3］。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任斡朵怜万户［4］。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在元明的交替时期，中国东北边境失去了控制，东海女真（明朝时称作野人女真）部不断地南扰。努尔哈赤先人的部落没有力量抵抗，被迫向南迁徒。其中火儿阿首领阿哈出（朝鲜史称于虚出）率领部落迁居到元代的开元路旧址凤州（或房州，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古城之地）。努尔哈赤的先人也率领所辖属的部众迁移到朝鲜的会宁（又称吾音会，或称作阿木河）和吉林珲春一带，也就是朝鲜的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地区定居［5］下来。
　　洪武初，明廷在忙于平定中原的同时，也着手管理东北地区，曾经派遣使臣诏谕元朝遣将归顺明廷［6］。于是，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应诏降附。明朝在接管辽东之后，相继设立辽东卫指挥使司（公元1371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7］和辽东二十五卫。其辖境东至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南达旅顺口，北抵开原。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派遣行人邢枢和知县张斌前往奴儿干、吉烈迷（系指黑龙江下游到库页岛等东海之滨的广大地区）诸部，宣布皇帝诏谕，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东海女真［8］各部首领，相继前来归附。不久，明朝又开设奴儿干都司［9］。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朝将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鄂嫩河、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有效管辖之下。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皆为明朝在地方设立的军政单位）进行管理的同时，对各部大小首领都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朝贡的使臣到北京时，朝廷都给以妥善的接待。凡是建州、海西各部都督朝贡来京，每次均允许带领十五人，以敕书（明朝政府发给女真首领的文凭）为凭证。建州、毛怜等卫给敕书五百道，海西各卫准给敕书一千道。每道敕书可以携带马一匹入京朝贡。朝贡时间，均在每年的十月，由边吏验放后进京［10］。为了妥善地接待边区少数民族的朝贡使臣，明廷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京城长安右门设立了“四夷馆”，共分作八馆，其中有“女直”馆，专门接待女真的人京入员。第二年，又设立了“会同馆”，专门用来宴、赏边区各族的贡使［11］。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贡使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是女真首领带领部众到北京朝贡，朝廷赏赐都很丰厚。在一般情况下，赏给每人彩缎一表里（一表里包含彩缎、绢若干匹），{丝宁}丝衣两件。如重要女真首领到北京时，还要加厚赏赐。赏赐类别各按官职高低，有所区别：都督给彩缎、绢六表里；都指挥、
　　镇抚等各五表里；舍人四表里。入京贡使每餐宴赏十分丰富，酒肉佳肴，尽情饮食。光禄寺专门派人料理此事。除了朝贡队外，还允许贡使在京城街市贸易五天，然后自行出京。并沿途买卖亦毫无限制。明朝初年，京官、边将都比较清廉，朝廷“厚往薄来”的政策贯彻得比较好。结果各部女真都争先朝贡［12］，谨守臣礼，相安无事。
　　建州女真与明廷的关系建立的比较早。洪武年间，在明军围剿女真首领西阳哈的军事行动中［13］，得到阿哈出和他的儿子释迦奴的积极支持。明廷因他们归附，赞助新朝，赐给阿哈出以名字，叫做李思诚，并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其后，释迦奴也赐给了名字，叫做李显忠，任命为都指挥佥事。阿哈出的另一个儿子猛哥不花，管领毛怜卫，屡次升官，直至中军都督同知。一个时期，阿哈出父子、兄弟都“光宠于朝”［14］。这是永乐帝为巩固东北边疆，笼络女真首领所采取的有远见的措施。
　　明成祖即位以后，女真首领阿哈出，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跋涉数千里，来京朝贡，受到永乐帝隆重接待。
　　永乐帝令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其他大小首领都分别授给千户、百户等官职。并各依官职，赐给诰印、冠带、袭衣和钞币［15］。又特设建州卫经历司，置经历一员。继设建州等卫以后，又陆续增设至一百八十四卫［16］，逐步完善对女真各部的统辖，建立了明中央政权对女真地区稳定的统属关系。
　　努尔哈赤的祖先，属女真斡朵里部，姓爱新觉罗氏。追溯爱新觉罗氏的来历，曾经有一段神话传说。据说在远古的时候，东北长白山有一潭（今称天池），潭水清澈照人，有三江自潭中倾泄而出，向南流的是鸭绿江，向北流的是松花江，向东流的是图们江［17］。三江自山巅咆哮奔流而下，分别注入于南海、北海和东海（今日本海）。
　　长白山地区山高地寒，悬崖峭壁，高峰林立，似剑插入云端。夏天，草木繁茂，杉松错处，林木苔藓，郁郁葱葱。环山兽居，百鸟歌唱，颇有生气。传说，当初有三个仙女自天上飘然而下，来到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泊中沐浴。大姐名叫恩古伦，二姐名叫正古伦，三妹名叫佛古伦。三女在泊中畅浴自得。浴后，姊妹三人登岸穿衣，突然有喜鹊口衔红果［18］，放在佛古伦的衣服上，果实色泽鲜艳，令人喜爱。佛古伦爱不释手，含在口中，因忙于穿衣，一时不慎，口中红果，吞入腹中，感而生孕，不能飞升。两姐安慰她后便离去了。佛古伦独自留居在长白山上。后来，她生下一个男孩，即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又作布库里英雄。
　　当时，长白山附近有座鄂谟辉鄂多理城（一说是今吉林敦化县，一说是三姓地方的斡朵里），内有三姓首领，相互残杀。天女佛古伦嘱咐儿子乘舟到那里去。三姓首领看见布库里雍顺相貌堂堂，就停兵止戈，推他做了三姓共主，还把部中百里的女儿嫁给他做了妻子。他就是传说中努尔哈赤的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数世以后，布库里雍顺的子孙由于不善于统领部众，在某一年的六月间，部众群起暴动，攻破了鄂朵里城，追杀布库里雍顺的全族子孙。惟有一个幼儿名叫范嗏的脱身逃了出去。当他逃到旷野时，追兵已经赶来。在危难之际，突然飞来只喜鹊落于范嗏的头上。追兵误认为喜鹊下是一棵枯树，便收兵回去了。从这以后，爱新觉罗氏就奉喜鹊为祖，从不加害。后来，范嗏的孙子猛特穆很有智谋，将杀害他全族的仇人子孙四十多人，斩于虎兰哈达山下［19］。这个猛特穆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
　　这段传说，虽然史学家的看法也不很一致。有的把它看作是“不足信”的“诞妄”之言，或是颇有因袭华夏先民元鸟生商和高句丽传说中的三仙女柳花生朱蒙之嫌［20］，但其中也不是全无所据的。崇拜鹊鸟，符合“曾与鱼鸟共生”［21］的沿海居民的原始图腾崇拜，符合满族立竿祭鹊、奉天的习惯。因此这传说反映了原始氏族时期的某些情景，表明满族先人也曾经走过人类发展的共同道路。
　　明代女真社会由于生产和交换方式比较落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处在较低级阶段。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女真社会仍然处在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国家组织出现。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建州女真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纽带已经松弛，逐渐向以地缘关系为主转变。猛哥帖木儿死后，弟弟凡察迁居婆猪江（今浑江）时，他的亲弟吾沙哈仍旧居住在原来的地方［22］，从这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紧密了。当时，在会宁附近居住的部落，如四里江内的吾音会部落是由马、童二姓，三个血族团体组成。会宁西指十三里江内的斡朵里部落，它是由童、高、李三姓、六个血族团体组成的［23］。童姓多而又分散的情况，说明血缘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联系纽带了。但它还在部落联盟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起着某种联结作用。到了十五世纪末年至十六世纪初，女真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显著的变化．寨中的族属各有族长，而族属强盛的族长则被推为首领。努尔哈赤四世祖时期，脱罗、卜花秃、完者秃，分别为建州左卫、右卫和中卫（即建州卫）共推的首领。这时，虽然首领是世袭的，但是，必须由部落成员共同推举。中卫完者秃（朝鲜史称为达罕）是大首领李满住的孙子，势力较强，是建州三卫为首的大首领。凡是“三卫”中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必须召集左右二卫的脱罗和卜花秃商议而定。除了世袭的首领以外，如有特殊才干的人，一个卫也可以推举首领二人。建州右卫卜花秃继承凡察孙子纳郎哈的官职，掌管卫事，另一名首领罗下，因为有军事才干，被推举为统军首领［24］。大首领之下，各个附属部落都各举小首领。以势分大小、等级，朝鲜人称为禅将、里将［25］。相当于明廷所封赐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
　　部落联盟内部大小家族的首领，每天早晨接受亲属和部众的求见，有事吩咐，无事散去。首领自己没有卫队，部落中也没有常备兵。首领对于属下更没有法律约束。若是首领对于属下过分斥责，还恐怕属下进行报复，危害自身，甚至，惶恐不可终日［26］。首领对于属下部众不能随意支配和役使，也不征收他们的生产物［27］。一般部下，如果生活有困难，也可以不告诉首领，自行离开部落，远走他乡，自谋生路。除了首领的近族亲属以外，都能来去自由，因此部众的流动性很大［28］。
　　明代女真社会已经使用奴隶（满语为aha，音译为阿哈）。一般首领和富有的家庭都有二、三个或五、七个阿哈。这些阿哈多半从事农业耕作、采捕或家庭杂役。他们多数是被从汉区和朝鲜边境掠来的，少数是女真各部之间相互掠夺来的［29］。女真奴隶主虽掠取的阿哈较多，但逃跑的也多，很不稳定［30］。这些阿哈都属于家内奴隶，平时与主人同室而居，同炕而寝，混杂相处［31］。
　　女真各部，凡是有军事活动或进行抢掠等重大事情，均由首领传箭或传貂皮作为信约，通知各部［32］。各部落成员在本部首领的召集下，随时集中组成武装队伍，有事则众首领联兵结队，成千上万，进行掠夺，以供衣食，习以为常［33］。各部强弱则以兵力大小来区别。凡是两部之间，或是兵戎相见，或是和平谈判，必须各自“陈兵相对”，以示兵威［34］。若是两个部落相互对抗，感到兵单力弱，可以向其他部落借兵。战后，以损失兵马数目按例—一赔偿。若是联军打了败仗一无所获，被借兵的部落有时就把借兵的部落中的弱小村寨掠夺而去［35］。在一般情况下，强盛的家族必有强兵，组成大部落。大部落常常迫使小部落顺从自己。小部落吃不住抢掠之害也主动投靠或依附于有势力的大部落。因此，在女真的社会上便结成以许多大部落为中心，又有不同数量的小部落相依附的松散的部落联盟，结果造成社会上大小首领数十，各拥大小部落数千的状况［36］。这就是明代女真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发展时期的状况。
　　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枯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枯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37］。
　　永乐二年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恰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38］。
　　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从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的又一个重要措施。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倍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幞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39］。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授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晋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浑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40］。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41］。约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42］。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43］。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跟驾，侍卫皇帝［44］。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金事，赐给冠带［45］。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46］。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过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47］。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脱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明廷张向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向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枯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48］。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次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49］，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50］。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戍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51］。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52］。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他敢作敢为，轰轰烈烈地度过了暂短的一生。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地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53］。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佥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54］。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取回来［55］。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56］。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枯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57］。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58］。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59］，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60］。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
　　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61］。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62］。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明廷同情和积极支持。敕令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说，若是董山等移徒辽东，你可以协助护送他的部落出境，并敕令董山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使［63］。后来，在分设左右卫的时候，董山被任为都督同知。董山独掌卫事以后，守职唯谨，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进京朝贡［64］。本卫有事、小首领们升职等，都及时上奏。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二月，在董山的乞奏下，明廷因猛哥帖木儿生前是右都督，同意董山承袭父职，为建州左卫右都督［65］。第二年，董山便以左都督的名义入朝进贡了［66］。
　　董山是一个有智谋、有才干而又年轻的大首领，他二十岁与叔父争掌卫事，任指挥使，二十三岁升任都督佥事，二十五岁晋为都督同知，四十岁升任右都督，四十一岁以左都督名义入朝。他不断地晋职加级，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董山在二十年中，使自己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除了借他父亲猛哥帖木儿的声望以外，主要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董山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争得了明廷允许，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在抚顺开设马市（地在抚顺城东三十里抚顺关）。抚顺马市的设立，缩短了建州与明朝通商的距离，加速了建州与中原地区货物的流通，加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过去在猛哥帖木儿时代，建州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只能到较远的开原或朝鲜会宁进行，如今在董山的努力下，开市于抚顺，更增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建州的发展与进步。
　　董山初来佟佳江、苏子河一带的时候，部落一无所有，他本人也衣衫褴褛。定居以后，他积极向明廷朝贡，通过抚顺马市购买牛只耕种［67］，加强互市贸易。这个时期，朝贡互市的人员远远超过以往规定的百人左右，而是建州加上海西各部女真合起来，动辄上千的人前来，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于途。董山把朝贡和互市两项兼顾起来，使部落的经济活跃，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68］。特别是董山死前的最后五年，抚顺马市的开设起了加速作用。这是董山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十七世纪满族崛起有重大历史意义。后世史学家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69］。
　　正统年间，明朝朝政日益腐败，边官贪贿，引起董山等严重不满，屡次扰害边境，结果祸及自身。原因是正统末年，蒙古瓦刺（蒙古封建主）兴起，瓦刺四路大军威逼明朝京都。明朝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海西女真重要的首领死亡殆尽。建州大首领李满住、董山等人都依附了也先，女真、蒙古东西呼应，大肆抄掠辽东，使辽边数年不得安宁［70］。也先之乱平息后，海西、建州等卫许多首领丧生，各部的敕书失落，入贡无凭证，不得不以舍人的身份前往，待遇大不如从前，赏赐大减，致使各部首领对明朝边官怀怨甚深［71］。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廷以海西、建州入贡人数过多，劳费太大，而限令建州、毛怜等卫，只许百人入贡。海西兀者等卫只许三、五十人入贡。经过边关验放以后，才允许人京［72］。明廷这种作法也使女真各部产生不满情绪。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明廷礼部对女真朝贡、互市提出苛刻要求，即凡是朝贡的女真人必须携带“膘壮”的马一匹，“纯黑”的貂皮三十张，否则，不许放入［73］。建州女真各部首领由董山频请升职，朝廷亦不允［74］。董山未经朝廷同意“私交”［75］朝鲜，接受朝鲜官职，拜为中枢密使，明廷认为这是边臣私自求见朝鲜，违犯国法［76］，诸事都集中发生在一起，弄得建州与明廷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董山就纠结建州、毛怜和海西等部统兵众达一万五千多人，几乎月月兴兵，一年之间竟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杀掠边民多达十余万［77］。明廷不断地派人向他索取被掠人口。结果李满住、董山等都畏罪不敢入朝进贡。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四月，明廷派遣都督佥事武忠（女真人）作为使臣，招抚建州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建州大小首领集会，告诫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朝廷的属卫，世世受朝廷的爵赏，允许在边方居住，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竟纵容部下侵犯边境，掠夺人、畜，背恩负义。依照祖宗的法度，本难容恕。然而，鉴于你们服罪来朝，我皇上体念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宽宥，命你们归还部落，务须各自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不许象以前那样为非作歹。所掠去的人口，尽快查出来送还，不许匿藏。若是不听劝诫，朝廷将发大军问罪。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建州大小首领，畏惧朝廷，叩头谢罪［78］。
　　董山却因皇上无意详察边吏鱼肉边民的过失和女真犯边的因由，心中很不服气。因此，举止傲慢，遇到高官也不为礼，很有抵触情绪。然而，朝廷重臣却不查实情，如朝中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人，看见董山等人的不满表现，认为是怀恶不肯悔改。于是，不顾董山等人服罪来朝，以善加诱导，竟决定只放董山所带来的家属十多人回卫，而将董山等押送广宁拘留。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大举讨伐建州。
　　七月二十七日，押解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由京师出发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城）府。人府以后，靖虏将军武靖伯总兵官赵辅命令通事向董山等人再次宣布皇上敕谕，以示告诫。当通事宣读“圣旨”的时候，董山等人已经气愤难奈，骂声脱口而出，短刀出袖，向通事直刺过去。其他诸人各出佩刀，参与厮杀。馆驿（广宁府馆和驿站）中一百多服役的女真人，也持刀乱砍馆伴、兵卒。刹时间形成了一场混战。总兵官赵辅早有准备，一见如此，急令甲士杀出。当场杀死二十六人，其余的人都被逮捕，董山等人被囚禁起来。同时，明军联合朝鲜军，对建州女真进行了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剿杀［79］。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提督辽东军务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总兵官赵辅、都督王英统兵，太监黄顺，少监张林监督军务。兵分左中右三路，共五哨（每哨万人）兵马向建州卫进发。左路右哨军出浑河、越石门、经土木河到分水岭（今新宾东南沿边墙向西河的发源处）。右路右哨军由鸦鹘关（今新宾县长春岭北三道关）经喜昌口、过凤凰城（今凤城县凤凰山中）、黑松林、摩天岭（在凤凰城西北）到婆猪江（今浑江）。中路军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今新宾县西境）、渡苏子河至古城（今新宾县西古城）。朝鲜王国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统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兵分两路，右路大将南恰，自满浦（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满浦）入攻婆猪江。左路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朝鲜慈江道高山镇）入攻兀弥府（与满浦镇相对的鸭绿江西岸，在今桓仁县五女山附近）。明与朝鲜王国两军约期于二十九日会师。但朝鲜王国军于二十六日就先期攻入兀弥府。建州女真各部分散，没有防备，大首领李满住及其长子李古纳哈等为朝鲜王国军擒斩。明军随后再入，杀掠更多。据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多口。明军的杀掠十分残酷，总兵官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80］。这一战严重地破坏和摧残了建州的社会生活，释放奴隶（即阿哈）一千多口，破寨多达四、五百座，牛、马、家畜荡然一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杀死，其弟及几百名壮勇，谪戍福建等南方省份，令他们永远身处异乡［81］。
　　继也先之乱和成化三年的讨伐，明朝政府与女真各部的关系步步恶化，明廷边政变坏，丧失民心，也从此始。因为董山是请罪入京被杀，朝廷又黩武弄兵，杀戮无辜，大为失信［82］。战后，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建州内地推进三百六十多里，迄至凤凰山。对此，女真各部深怀怨恨［83］。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女真各部纷纷扰边。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起点和标志。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夷狄相攻”，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深意”，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通事”，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朝贡、互市各有抚赏，赏金来自贸易货物抽分，市、贡两赏，每次均很丰厚［91］。仅对于建州、海西的抚赏，每年就多达万金［92］。各个马市、关市变成了货物“流通之府”。关市贸易虽然对汉区、女真地区各得实惠，而十分之七、八有利于女真各部［93］。尤其是各部的首领得利更多［94］。因此，明中叶以前，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关系也很融洽。
　　成化以后，朝贡、互市的某些规定逐渐废止。比如朝贡、人市都以敕书为准，持有敕书的由边官验放，允许入贡入市。敕书对于各部来说，是获惠的凭证。因此，女真各部首领千方百计地追求敕书，有的常以子代父，相互借用，甚至擅行洗改，致使面貌全非［95］。边官和京官为私利所驱使，盗卖库中废弃敕书，私相交易，非法货市［96］。敕书一乱，冒贡的人便放进来了，而真正朝贡的人却进不来，日积月累，各部女真怨恨的情绪逐渐增大［97］。
　　女真各部朝贡，抚赏各有等第，职位高的待遇好，赏赐多［98］。因此女真大小首领都争相晋升官职。但升官晋职原有规定，即各部首领所部人员二十五年没有犯边的，准升一级。从掌印都指挥到都督，当他的部下、子孙没有犯边的过错时，可以允许承袭父职。如果有善于管束部众，交还所掠夺去的人口，擒获犯边人员或追捕逃人有功的，可立刻升职［99］。所以，女真各部乞求升职的人纷纷到边。然而，朝廷的边吏殆不尽职，相互推倭，年久不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了，也是女真首领要求高位，而封给低职，致使各部首领十分不满［100］。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首领入京朝贡的时候，贡使进京，宴赏在会同馆。宴席丰洁，酒、肉等诸种宴品用之不尽，人人心情舒畅。赏赐按时，级别虽然不同，但都很优厚。明中叶以后，光禄寺官员作弊、贪贿，不肯用心尽职。女真贡使入京，往往酒饭菲薄，盘肉数两，骨多肉少，饭食生冷，酒中掺水，淡而无味。又不按日期颁赏，一拖再拖。等到不得不赏的时候，赏赉多为次等品［101］。所以，贡使心怀不平，怨声载道［102］。
　　脱罗以后，女真朝贡、互市和发展生产都困难重重，因为女真各部犯过事件日增，朝廷限制铁器、耕牛输边。过去，凡是女真贡使到京，朝贡以后，允许在街上买卖五天，沿途可以自由交易。现在，禁止街头买卖，只许在馆内，由行人（朝廷指定的交易人）持货到馆，与宛平、大兴二县选择的辅户（从地方选定的供货户）入馆交易。不允许辅户与女真人当面交易。人馆的货物常常不是女真人所需要的东西，致使他们失望而去［103］。
　　五天过后，京吏催促他们出京，兵部派人押送，通事跟从。不许沿途买卖。锅、铧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严加限制，五人或十人准许买铁锅一口，二、三年准买一次［104］，结果造成女真部男子没有铧、铲耕田，女人没有针剪使用［105］。女真各部互市、朝贡必须先经过边官验放，这时边吏廉勤的少，贪污的多，亏少马价、偷窃货物。事件时有发生，还以失物为由，诈取财物。通事常以升职进行引诱，千方百计索财或随意谩骂［106］，致使女真人失掉朝贡、互市的主动性，但这样做又缺乏衣食和必要的工业品的来源，于是就集结起来，兴兵抢掠边境。
　　建州女真自从董山被杀以后，群情激愤，加上明廷在关市上的官员种种刁难，犯边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边吏、太监等不以国事为重，贪功循私，任意杀戮。成化二年十二日，建州女真指挥苦女屡次扰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清河城）、靉阳（今辽宁省凤城县靉阳）。明廷出兵，活捉了苦女等，处以磔刑［107］。时过不久，海西兀者前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中下游流域）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状告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验放官接受了他的珍珠、貂皮不给货钱。兵部责成都御史陈钺调查此事。陈钺招散赤哈赴广宁对证。散赤哈率领所部十多人，从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城）关入。正值开原管辖指挥官的同僚、参将周俊驻守抚顺关，因为官官相护，周俊怕散赤哈到了广宁对质，暴露真相，就借口海西人素来不从抚顺关进入，拒绝散赤哈入关。散赤哈大怒，便与建州女真联兵，纠集各部，多达数千人，大掠奉集堡（今沈阳东南奉集堡）。边警报到广宁，都御史陈钺，不察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竟将接近边境的耕户也僧格等十八户女真贡使拘留在沈阳，命令辽阳副总兵韩斌出兵，将十八户女真平民家属全部杀害［108］。从此，边境更无宁日了。
　　由于皇帝昏庸，太监当权，控制边关。脱罗等女真各部要求朝贡、互市更加困难了。如何对待扰边的女真首领，朝廷的争论极大，以兵部侍郎马文升和兵部尚书余子俊为代表的比较清廉的官员认为，边防重地，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轻易动兵。马文升指出：出现边关多事，是因朝贡的使者被边吏求索，致使某些首领心中怨恨所造成的。应该严惩边吏，宽待“诸夷”，不必兴师动众［109］。余子俊也极力主张以守为上策，对女真不宜“深治”，况且建州都指挥伏当加等，只是因为不得都督职务，才扰乱边境的，罪行还不重，如兴兵征讨，决非祖宗治夷的初衷。因此，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廷派遣马文升，大通事都指挥詹昇等前去招托建州、海西各部。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俄罗、卜花秃、完者秃等，都听抚入贡［110］，这样边患才平息下来。
　　然而，当朝太监汪直得宠于皇上，他求功心切，与都御史陈钺合谋，谎报边警。一边诬告马文升，一边请求皇帝，同意出师征剿。成化十五年，成化帝终于同意他们的请求。命令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兼总兵官，分兵五路，再次大规模地讨伐建州。女真各部知道大军将至，青壮年逃匿深山，老弱被明兵杀害的却多达六百九十多人，被俘四百八十多人，攻破四百五十多寨，掠获牛、马一千多匹。大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焚毁，人民逃散。官军不惜掘骷髅回师报功。在明廷军事压力下，伏当加等女真首领被迫叩关朝贡。
　　当朱永等出师途中，遇到了建州的贡使哈速、郎秃等七十多人前去广宁。汪直不分是非，一律诬为“窥伺”边境，将哈速等五人无辜杀害，其他的人捕送京师邀功。后来竟无理地把郎秃等七十四人远戍两广安置［111］。
　　因太监汪直的诬陷，马文升被撤职，辽边更混乱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建州女真为了报旧仇新怨，各部联兵结势，深入辽东，骚扰清河、靉阳等地，竟长驱四百多里。凡是掠到边境男女都将四肢分解、碓脊、火蒸以泄其忿，劫夺牛马，焚烧庐舍。这样由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了。
　　陈钺等惟恐失去所冒领的功劳，便坚守城池不出，并且隐瞒边情不报，使边关多事更胜于往时［112］。
　　在边官贪功妄杀，女真各部纷纷扰边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脱罗，仍然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反对扰乱边境。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当马文升招抚边境各部首领的时候，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脱罗等，都听抚前来朝贡。后来，在一次朝贡中，当伏当加为其兄保能请职升级时，脱罗挺身而出，在会同馆截获伏当加，指责他乱边多达七、八年，导致许多女真人死亡，今天又隐瞒真实情况，欺君入贡，依照国法应当诛灭。
　　脱罗的所做所为震动了朝廷，颇得朝廷大臣的关注，为了保证脱罗的安全，决定把伏当加贬戍广东安置，并以脱罗有功，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113］。
　　脱罗死后，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他的儿子脱原保承袭父职为都督。他继父、祖遗业，继续效忠于明廷，以时朝贡。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建州的一些部落侵扰辽阳，岁无虚月。镇巡官张贯等要集结兵力，进行讨伐，都督脱原保等知道后，率领一百多人，叩关调解，以通和好，安顿边境［114］，平息了朝廷再次出兵征伐，保护了建州的生产和安定。脱原保掌事十八年，直到明嘉靖初年，不知所终，才不见于史籍［115］。
　　努尔哈赤的世系出自脱罗三弟锡保齐篇古［116］。锡保齐篇古的儿子是都督福满，即为清代的兴祖。兴祖与脱原保是叔伯兄弟。所以，努尔哈赤的祖系不是大首领嫡系长子的后裔，史称是建州左卫“枝部所出”，就是这个原因［117］。都督脱原保、福满死后，建州左卫日益败落。嘉靖中叶以后，景祖觉常刚（又称觉昌安、叫场）、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郎阿、宝实兄弟六人，即所谓六祖。六祖都没有接受过明朝都督职衔，惟有景祖觉常刚的官职升到都指挥使［118］。觉常刚生有五子，依次为礼敦、额尔衮、界堪、塔克世、塔察篇古。其中第四子塔克世（又称他失、塔石）是努尔哈赤的父亲［119］。
　　都指挥觉常刚时期，建州左卫部落间势力分散，互不相属。觉常刚智勇兼备，长子礼敦勇力绝伦，父子团结族众，试图统一建州各部，他们率领族人战胜强族大部的扰害，一时统一了五岭以东（系指苏子河下游西南的五岭）、苏克苏浒河以西二百里区域，强盛起来，从此自称六贝勒［120］。六贝勒势力刚刚兴起，恰遇栋鄂部［121］势盛，两部相抗衡，关系日趋紧张。六贝勒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栋鄂部的挑战，不得不向海西哈达部（首城在今开原东“南城子”）王台借兵。哈达万汗王台与六贝勒联兵与栋鄂部开战，结果两败俱伤。栋鄂部损失惨重，六贝勒也势力大衰［12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农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3］。加上与汉区和朝鲜长期通商互市，在物质方面奠定了社会统一的初步基础。嘉靖晚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控制建州各部通往清河、抚顺各市的货源，贩卖貂皮、人参、松子，交易大兴，“结彀连骑，炫熿于道”，获取重利，大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俗称阿古都督［124］。建州左卫觉常刚及其子塔克世等全族归附了王杲，塔克世本人成了王杲的部将［125］。
　　这个时期，女真各部首领势力最大的是海西哈达部王台，他忠于明廷，士马精强。对各部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辖地达千里。王杲所属的建州三卫也听从他的约束。但各部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管辖，部落生产、经商各听其便。觉常刚经常率领部下几十人到辽东各个市场交易，以建州所产的粮食、麻布、马匹，交换汉区的猪、牛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明人称他是“市夷头目”［126］。觉常刚自领敕书三十道，授职为都指挥使［127］。与王台、王杲相比，地位较低。
　　隆庆和万历初年，王杲自以为能调动建州各部，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杲入关市时，大肆索赏。他自恃雄长各部，坐骂关市，还以箭刺人。又赶上抚赏的备御官贾汝翼在验马的时候，责备数十名女真人，引起一些首领的不满。边吏尤清在验马的时候贪得无厌，虽索取王杲的金、银，却借口把马匹退回去。王杲与众首领以此为由乘机煽惑，相互连结，要求明廷撤换备御，又联合速把亥、歹青、委正等“三卫”各部蒙古骚扰边境［128］。
　　另外，王杲部下有三十多人，不愿意留居在建州，要求寄居于汉区，为边吏收纳。王果不答应，多次向边吏索人，并无理掠缚明边“夜不收”（即夜哨）。同年七月，当王杲部下来力红向边吏索取人口的时候，抚顺游击裴承祖出来拒绝。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承祖乘胜率领三百骑兵追到来力红寨，被王杲、来力红率众团团围住，把总刘承奕听到消息，迅速前去迎救，也陷入重围。结果大部分官兵被歼，裴承祖、刘承奕及百户刘仲文等被俘。王杲以剑斩杀多人，剖胸剜心，残酷异常［129］。
　　巡抚张学颜鉴于双方关系恶化，急请朝廷速罢辽东市赏。同年十月，他协同总兵官李成梁誓师讨伐王杲。
　　努尔哈赤祖父觉常刚，父亲塔克世，作了这次进军的向导［130］。六万明军，浩浩荡荡，疾驰前往。王杲与蒙古“三卫”速把亥等率兵迎战，两军激战多时，王杲军抗不住明军的冲击，望风奔溃，退入寨中。李成梁挥军纵火，瞬间攻破城池。王杲乘乱逃脱，小首领来力红等送了命，其部众被杀了一千多人。王杲寨破兵溃，逃无踪迹，死活不明。边官扣押“市夷头目”觉常则作为人质，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归案［131］。同时，开原兵备道贺臻，宣谕海西王台逮送王杲。王杲虽然溃不成军，然而心中不服。他又纠集部分女真人，继续骚扰边境。后来，明参将曹簠得知王杲隐居在左卫阿哈纳（宝实之孙）寨中，立即亲自率领轻骑前去追捕。王杲一见势危，便把自己的蟒挂红甲披在阿哈纳身上，乘机携马、牛、羊、貂皮、杂帛等投奔速把亥而去［132］。不料，抚顺关追捕甚急。王杲因路途不便直走，就投奔了海西王台。王台一向忠顺于明廷，得到边关宣谕以后，与长子虎儿罕（又书扈尔汉）等，在七月四日捕得王杲及其家室二十七人，槛车送往边关［133］。
　　王杲的槛车转至北京，辽东守臣直接向朝廷献俘。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云楼，集结百官称赞［134］，将王杲枭首于槀街。
　　王杲死后，宁远伯李成梁将王杲的属地拨给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塔克世对明廷比较忠顺，为人很有胆略，以讨伐王杲有功，授职为建州左卫指挥［135］。后来，清朝惟有这一支成为六世祖、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和承袭者。因此，努尔哈赤便是都督的后裔。
________________
［1］努尔哈赤，按满文原音应为努尔哈齐（满语nurhaci），因为习用成俗，本书亦称努尔哈赤。
［2］罕，为满语han，汉译为“汗”。老罕王，也书老憨王，即指老汗王，均为努尔哈赤。
［3］《元史·地理志二》卷59。
［4］《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8。
［5］《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21。
［6］《明太祖实录》卷56。
［7］《明太祖实录》卷67。
［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海西女真，系指分布在开原以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卫、所，及其经由海西各部向明入贡的女真人，皆称作海西女真。海西地指今伊通河口至依兰的松花江中游地区。参见蒋秀松：《海西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建州之名，原属唐时渤海国率宾府，地在今绥芬河流域。元时移到松花江东岸，海兰河西北一带。明时，称以上诸地的女真部落为建州女真。后来，几经南迁，于正统初年移到今辽宁省新宾县境，是为“建州三卫”。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第36—37页。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系指建州、海西女真以东以北的各部女真，包括东海虎尔哈、窝集、瓦尔喀等部女真人。
［9］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62。
［1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6上，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魏焕：《皇明九边考》卷3。
［11］陈建：《皇明从信录》卷13，谈迁：《国榷》卷14。
［1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彭孙贻：《东人志·女真考》页3，《明英宗实录》卷237，《明经世文编》卷248。
［13］《明太祖实录》卷236，卷239。
［14］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明太宗实录》卷71，彭孙贻：《东人志·女直考》页3，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页2。
［15］《明太宗实录》卷24。
［16］陈仁锡：《潜确类书·东北夷》卷14。
［17］《满洲实录》卷1。
［18］李廷玉：《长白山江冈志略》载：“朱果（草木），每茎不蔓不枝，高三寸许，无花而果先青后朱。形同桑椹，味清香而甘酸……一名仙果，池左右颇多。”
［1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以下简称《武录》。
［2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1下，阿桂：《满洲源流考》卷1。
［21］《满文老档·太祖》卷70。
［2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8。
［23］《朝鲜李朝实录·端宗》卷13。
［24］《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8。
［25］［26］《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19。
［27］《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73。
［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0，《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17。
［29］《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回忆》卷28。
［30］《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56。
［31］李民{宝真}：《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2。
［3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1，《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66。
［33］《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0。
［3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95。
［35］《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7。
［36］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破》，参见《筹辽硕画》卷4。
［37］［38］《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9，卷10。
［39］《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1。
［40］《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3。
［41］《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42］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叙伦订补编》页2。
［4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4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1。
［45］《明宣宗实录》卷13。
［4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0。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因为部落扰朝鲜边境，关系不协，猛哥帖木儿率部迁居阿哈出旧地风州，现因蒙古东扰，猛哥帖木儿被迫迁回阿木河谷地。
［4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4，卷23。
［48］《明宣宗实录》卷99。
［49］据《龙飞御天歌》卷七载：古州距会宁八日程．在“速平江之傍”，即今绥芬河之滨。其人为嫌真兀狄哈，属窝集部人。
［50］《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2，卷82。
［51］《明神宗实录》卷444。
［52］《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32。
［5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4］《明宣宗实录》卷108。
［55］《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5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3。
［58］《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9］《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1。
［60］［61］《明英宗实录》卷73，卷82。
［62］《明英宗实录》卷89。
［63］［64］《明英宗实录》卷36，卷124。
［65］［66］《明英宗实录》卷287，卷304。
［67］《明英宗实录》卷300。
［68］《明宪宗实录》卷10。
［6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五章。
［7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彭孙贻：《东人志·女真考》页3下。
［71］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页2。
［72］《明宪宗实录》卷4。
［73］叶向高：《苍霞草》卷11，《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0。
［74］《明英宗实录》卷304。
［75］《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9。
［76］谈迁：《国榷》卷32。
［77］《明英宗实录》卷192，赵辅：《平夷赋有序》，参见《纪录汇编》卷39。
［78］《明宪宗实录》卷41。
［79］《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4，《明宪宗实录》卷47。
［80］赵辅：《平夷赋有序》见《纪录汇编》39卷，《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4。
［81］《明宪宗实录》卷25。
［82］谈迁：《国榷》卷38。
［83］《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载：“李满住子甫乙加大，聚兵千余，欲寇平安道、……满住党类欲谋报复，……今日啸聚同恶，诳诱火剌温、毛怜卫诸种众数千恣行凶犷……”
［84］《明宪宗实录》卷69。
［85］《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
［8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113，《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40。
［87］《明宪宗实录》卷74。
［88］《明宪宗实录》卷126。
［89］《皇朝经济文录》卷34。
［90］《明经世文编》卷61。
［91］毕恭：《辽东志》卷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9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6。
［93］《张心斋参奏》卷1。
［94］《明史》卷198。
［95］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96］《明宪宗实录》卷257，魏焕；《皇明九边考》卷2。
［97］《明世宗实录》卷123。
［98］毕恭：《辽东志》卷3，魏焕：《巡边总论》卷1。
［99］《明孝宗实录》卷75。
［100］《明世宗实录》卷12。《明孝宗实录》卷169。
［101］《明世宗实录》卷10。
［102］《马端肃公奏疏》卷1。
［103］《明孝宗实录》卷159，卷170。
［104］《明孝宗实录》卷194。
［105］《明宪宗实录》卷172。
［106］毕恭：《辽东志》卷3，魏焕：《巡边总论》卷1。
［107］田汝成：《辽纪》页9，谈迁；《国榷》卷35。
［10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109］叶向高：《苍霞草》卷11。
［110］《明宪宗实录》卷179。
［111］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1，谈迁：《国榷》卷83．叶向高：《苍霞草》卷11，田汝成：《辽纪》卷11，《明宪宗实录》卷97。
［112］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2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113］《明宪宗实录》卷260。
［114］《明武家实录》卷162。
［115］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6，《明武宗实录》卷12，《明世宗实录》卷28。
［116］《清史稿》太祖本纪1。
［117］茅瑞征：《夷考略·建州篇》页16。
［118］程令铭：《东夷努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19］《清史稿》太祖本纪1。
［120］《武录》卷1。
［121］栋鄂部地在今辽宁省桓仁县浑江流域及富尔江下游地区。西北界与努尔哈赤所部相邻，属城有齐吉答城、翁鄂洛城、栋鄂城、雅尔古寨等。
［122］《满洲实录》卷1。
［123］《万历武功录》卷11载：海西“颇有室屋耕田之业”，建州已有商品粮输出。参见《满族史资料选辑》页5。
［124］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5，《万历武功录》卷11。
［125］章炳麟：《孟特穆福满考》，参见《清建国别记》。
［126］参见辽宁档案馆藏，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清册》，《姚宫詹文集》卷1。
［127］茅瑞征：《东夷考略》、《山中闻见录》皆载，觉常刚“原领敕书二十道”，惟《武录》、《满洲实录》载“敕书三十道”。
［128］［129］《万历武功录》卷11。
［130］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6，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0。
［131］《姚宫詹文集》卷1。
［132］速把亥是泰宁卫虎喇赤的长男。
［133］《万历武功录》卷11。
［134］张鼐：《辽夷略》页19。
［135］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勤劳好学，心怀大志
二、勤劳好学，心怀大志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他的祖父觉常刚兄弟六人，那时势力衰落［1］。建州左卫四分五裂，先后称都督的就有章成、方巾、撒哈、松巾、斡黑纳、柳尚、古鲁哥、蟒子、松塔等近十人［2］。他们之间互不相属，不断地进行火并，均分别人京朝贡或互市。建州右卫王杲就乘这个机会强大起来，成为家资富庶的奴隶主，控制了建州三卫的五百道敕书，统领建州各部［3］。他初任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后约在隆庆末年升为都督，所以有“阿古都督”之称［4］。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六祖宝实等先后依附于王杲［5］。因此，努尔哈赤童年时期，在女真社会上尽管地位不显赫，但仍然是有一定声望的。
　　努尔哈赤的生母是王杲的长女，名字叫做额穆齐，姓喜塔喇氏，生努尔哈赤弟兄三人。努尔哈赤是长子，后称淑勒（满语为sure，汉译为“聪明”之意）贝勒，弟舒尔哈齐，后赐号为达尔汉（蒙古语“荣誉的”）巴图鲁（“勇敢”之意），三弟雅尔哈齐。另外有位后母，是海西哈达万汗王台所养的族女，名叫恳哲（又叫掯姐），姓纳喇氏，生一子，名字叫做巴雅喇，后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另一个异母弟叫做穆尔哈齐，后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塔克世就有这五个儿子［6］。
　　努尔哈赤尽管生在奴隶主的家庭，有权有势，然而，他童年时期由于女真社会生活普遍的比较艰苦，尤其在他刚刚十岁的时候，不幸生母额穆齐逝去了。家事由心地不善的异母纳喇氏主持。努尔哈赤兄弟从这时起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终日不得好气了［7］。父亲的家业尽管不大，财产也不很多，但毕竟是个奴隶主，一般说来，吃穿等事不至于过虑。可是，异母的寡恩，加上父亲惯听老婆话，自然对努尔哈赤兄弟冷似冰霜。因此，童年时代的努尔哈赤便不得不寻求独自谋生的道路。
　　在生活的逼迫下，努尔哈赤常常爬山越岭，出没在山林中，采集松子、人参、木耳、蘑菇和猎取野禽等，然后再随同祖父将这些山货送往抚顺、宽甸、靉阳、清河等各市出售，作为自己生活费用的部分来源［8］。
　　这一切使努尔哈赤在艰苦的磨练中较早的成熟起来。养成了勤奋、谨慎、机警、善于思考等优点。尤其是在抚顺等马市交易中，他接触到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汉人、蒙古人。他们有的从关内的山东、山西、河北、苏州、杭州、易州等地前来交易，所谓的八路商贾，都持货络绎地集聚在各个市场里，特别是抚顺城东的马市，更是生意兴隆［9］。
　　努尔哈赤与这些商人长期交往，交结面日益广泛，见识也日益增多，视野逐渐开阔。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文化生活等，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使努尔哈赤自觉地吸收汉族文化。
　　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等为广大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读、传播极广的书籍，更是他最“爱读”的书。书中的英雄人物、丰富的战例、用兵的神奇以及治国安邦的道理等等，都极大的吸引着童年时期的努尔哈赤，为他树立了楷模［10］。
　　生活的鞭子无情地鞭策着青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逼迫他走上艰苦的历程了。然而，他的奔波和辛劳，却没有换得异母丝毫的怜悯。十五岁左右，他便与十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开了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门下［11］。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前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曾经跟随王杲扰边作乱，明延边臣骂他是“贼首”。觉常刚深感长此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便背着王杲，较早地投靠了明辽东边将［12］，表示悔改。从这以后，觉常刚、塔克世父子便协助明朝将吏，多次暗引官军剿拿王杲。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李成梁出任险山堡（今凤城县东南“土城子”）参将以后，觉常刚父子与李成梁开始了较为密切的交往［13］，他们忠顺明廷，听从李成梁的调遣［14］。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当总兵李成梁等率领官兵攻破王杲累的时候，努尔哈赤兄弟正在王果家中，双双被俘。由于努尔哈赤机敏、聪明，在被俘以后，见机行事，立即跪在李成梁的马首，痛哭流涕，请求赐他一死。成梁见他乖敏可怜，就赦他不死，收在帐下，充作幼丁［15］。传说，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隶李成梁麾下的时候，每有征战，勇敢冲杀，捷足先登，屡屡荣立战功，颇受李成梁的赏识。从此努尔哈赤逐渐接近了李成梁［16］，作了随从和侍卫。他俩形影相随，出入京师也不离左右，关系很密切，有的史料说他们“谊同父子”［17］。
　　努尔哈赤既然得到李成梁特殊的宠爱和信任，又有着一般女真人所不曾有过的经历。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识和非凡的眼光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在李成梁的麾下，接触汉人的机会更多了，他熟习了汉语，能识汉字，特别是经过战斗实践，增长了更多的军事才能。所以，努尔哈赤对于行军作战的事，颇为自信，“自谓有谋略”［18］。
　　大约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前后，即努尔哈赤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兄弟二人离开了李成梁的标下，回到建州左卫。他刚一回来，父亲塔克世就听信纳喇氏的话，与儿子分家，让他另立门户，但分给他们的家产，无论是牲畜或是阿哈数量都很少。这时，努尔哈赤刚刚结婚，家庭的担子更重了。
　　面对这一切，他并没有气馁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了生活。
　　努尔哈赤为了自立谋生，曾经辗转各地，以佣工谋生。也时而听从明朝边官征调，从征参战。因此，努尔哈赤不仅熟悉本民族的语言、习俗，而且对于汉族、蒙古族的语言和习俗也无不通晓。他知晓中原形势，也了解关外各族的风土人情。既知道宫廷、官场，也深晓官军内部的事情。可以说，他视野宽广、阅历较深［19］。塔克世夫妇发现长子很有才干，又重新议定再分给努尔哈赤一部分财产。然而，努尔哈赤却分毫不肯接受［20］。
　　努尔哈赤的童年时期，建州社会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狩猎、军事活动和女真人的尚武风气都很浓厚，对他的影响相当深刻。这为努尔哈赤一生的军事活动创造了客观环境，对他以后进行战争具有启蒙作用。女真人在童年时期，作为生活的必备本领和引以自豪的就是长于骑射。凡是善于骑射，勇于征战和长于驱逐野兽的人，众人都誉为“巴图鲁”。女真子弟在幼年时期，父兄常常亲自教以习射，每个童子都手持“木弓柳箭”，进行初练。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再更换成年人使用的、拉力较大的“角弓羽箭”。在他们的一生中，这项技艺是不可缺少的依托。一般的女真人则人人能骑善射，而那些超群出众的人，无不以善于骑射技术获得最高的荣誉，常常以此夸耀于众，以致于成为一种民族的习俗和特征［21］。十七世纪初，朝鲜官员李民寏曾经到了建州，他看到那里十岁的儿童竟能骑马如飞，奔驰在草野之中。妇女同男子一样，执鞭跃马驰逐自若。
　　女真各家的主人，尤其是奴隶主，稍有闲暇时间，便率领妻、妾、子、女，游猎于草野和丛林之中，打围、逸乐［22］。
　　努尔哈赤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终年累月的熏陶和艰苦的磨练，使他成为卓越的骑射能手。他的射技之高超已非一般人可比。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四月的一天，努尔哈赤亲自迎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属于哲陈部，地近哈达部，位于苏子河北，浑河以东）。恰在这时，有一个乘马的人，携带弓箭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左右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著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钮翁锦邀至面前，称赞数语以后，便指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椎辞，从容下马，举弓搭话，连发五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见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从人见了，无不喝彩、敬服［23］。
　　努尔哈赤自幼箭法出众，在女真人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万历初年，又在李成梁麾下服役近三年，不仅进一步增长了军事才干，而且武艺也大为长进，腰刀、弓、箭能够相互间用，十分精熟。每与敌人对阵，常使对方迎接不暇，往往瞬间便被斩于马下［24］。
　　努尔哈赤经历了童年、青年时期不平凡而又艰苦的生活磨练，勤奋的学习，视野广阔，逐渐使他增长了政治抱负。他与总兵官李成梁，虽然“谊同父子”，对李态度“甚恭”，尽心服侍。但努尔哈赤却是足智多谋，早有了自己的打算。特别是他亲眼看见外祖父被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原来，王杲被杀了，努尔哈赤从此怀恨在心［25］。然而，在李成梁部下的时候，由于惧怕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轻动，可是雄心勃勃之态，已经跃然可见了［26］。不久，他终于从李成梁的标下逃走了。
　　努尔哈赤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做了准备，比如他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很会团结人。在他起兵的前后，交了许多好朋友。如一次，他到苏克苏护河部的嘉木胡地（今辽宁省抚顺营盘以东），遇到了年轻的额亦都，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攀谈，终于结成密友。额亦都世居长白山脚下，幼年时期家里遭到不幸，父母双双遇害，他自身也险些被杀，多亏邻人相救，才得幸免于难。
　　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不忘双亲的血仇，亲手杀了仇人之后，投奔到嘉木胡的姑母家。额亦都见到努尔哈赤以后，坚信跟随他可以有出头之日，便力请姑母应允他前去辅佐努尔哈赤［27］。安费扬古，世居瑚济寨。他的父亲与努尔哈赤结交的时候，有尼麻喇人引诱他背叛努尔哈赤，他坚决不从。尼麻喇人又劫掠他的儿子进行威胁，他也终无二志［28］。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正因为结交了他们和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理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才使他的势力逐渐增大。后来，他们都列入五大臣或授以其他要职。努尔哈赤除了结交本民族的朋友以外，也注意结识汉族朋友。有个中原人名叫洛翰的，为人勤俭，十分勇敢，曾经作过努尔哈赤的随身侍卫。努尔哈赤把他依为左右手。有一天深夜，刺客对努尔哈赤行刺，被洛翰察觉了。他勇敢的扑上前去，赤手迎敌，四指都被削掉了，仍然搏战不息，为此深受努尔哈赤的敬重。这些良朋益友，都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尽心竭力，建立了巨大的功绩［29］。
________________
［1］《武录》卷1。
［2］《明世宗实录》卷84，卷98，卷387，卷412。
［3］《万历武功录》载：王杲能“九合诸酋”。
［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页10，《满洲实录》卷1。
［5］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1上，页33上。
［6］《武录》卷1。
［7］《满洲实录》卷1载：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妒之。”
［8］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载：“太祖幼时，…亲上山采人参、松子之类，持往抚顺市卖之。”
［9］《满文老档·太祖》卷6载：“明国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路商人，俱在抚顺城。”《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又载：“自直隶、山东而外，且有扬子江以南之商人，往来通商。”
［10］《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载：努尔哈赤“对于汉人之情形，多自抚顺市上得之，……因是而闻见益广，交结四方。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中说：“研究努尔哈赤的言行，最好以水浒传为样本”。
［11］《明神宗实录》卷580载：“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亦载：“奴人哈赤王杲之奴”。可见，努尔哈赤曾居住在王杲家。他是以外甥的身份，还是因为觉常刚亲明，屡引官军剿杀王杲之故，而质于杲家，尚难断定。从在王杲家为奴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12］侯汝谅在《东夷悔过入贡疏》中载称：“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其部落王胡子、李麻子等四名到关”。孟森先生认为此是“潜行通款于明之事”。参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页165。
［13］《明神宗实录》卷580载：“二姓之好既联，养虎自贻”，李成梁“与他失通好者两世矣。”
［14］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中载：“先年叫场、他失皆忠顺。”
［1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7，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中载：“奴与速同为俘虏”。《姚宫詹文集》卷1载：“努儿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神庙留中奏流汇要》卷3又载：“自奴酋以孤俘纵为龙虎将军。”足证，努尔哈赤兄弟是被俘入李成梁中军的。《姚宫詹文集》卷1，《三朝辽事实录·总略》中又载：“奴方十五、六岁，请死，成梁哀之”。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五岁时，恰是万历二年。因此，可以断定，他们兄弟被俘是在讨伐王杲之战而不是在万历十一年讨伐阿台之战。另外，讨伐阿台时，努尔哈赤已经二十五岁了，舒尔哈齐已经二十岁了，与史载，他们兄弟“俱幼”不符。参见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
［17］《姚宫詹文集》卷1载：成梁对努尔哈赤“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明神宗实录》卷462，亦有同载。
［18］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页220载：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
［19］《明神宗实录》卷580，张懋中：《略举建夷今昔状况疏》载：努尔哈赤曾“佣工禁内”。江可受：《酌调蓟保援兵疏》载：“臣自束发登仕路即闻人言，建州奴儿哈赤者匿迹佣工于辽，熟我内地情形”，参见《筹辽硕画》卷3。王象恒《用虏机会可乘疏》载：虎墩兔（即察哈尔林丹汗）曰：“奴酋原是我家人，今背了我，反来借我兵”，参见《筹辽硕画》卷20。以上各条．虽载于史册，但多是当时人的传闻，无从对证，特附注于此。
［20］《武录》卷1。
［2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29
［22］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4。
［23］《武录》卷1。
［24］《满文老档·太祖》卷4。
［25］张殿中：《略举建夷今昔状况疏》载：“杲成擒日，奴所目睹”，参见《筹辽硕画》卷5。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载：“在昔杲悬藁街时，奴怀忿恚”，参见《筹辽硕画》卷17。
［26］《建州私志》卷上，参见《清初史料四种》，《清外史》页7，《清史稿》太祖本纪1。
［27］［28］《满洲名臣传》卷1，参见《额亦都传》、《安费杨古传》
［29］昭梿：《啸亭续录》卷2。
父祖被杀，险境环生
三、父祖被杀，险境环生
　　努尔哈赤的祖、父都死在明边关讨伐军的手里。当时，明廷是全国政治格局的主体，但是继王杲、王台死后，东北地区出现了官军、北关叶赫部，南关哈达部［1］王台的子孙，建州王杲的儿子阿台、阿海以及西部蒙古各部等相互交错的复杂政治关系，这种局面提供了努尔哈赤发展自己的时机和显露头角的条件。此时，海西王台年迈力弱，无法制止部下贪贿和掠夺各部，致使原有辖城二十多座，渐渐丧失得只剩下五城了。北关叶赫的逞加奴（又写作清佳努）、仰加奴（又写作杨吉努）乘机与王台的长子虎儿罕仇杀，以报父仇［2］。王杲的儿子阿台（又写作阿太）、阿海（又写作阿亥）也是为报父仇而向南关寻衅。
　　西部蒙古部黄台吉也素有并夺南关的野心。于是，从三面包围了南关哈达部。这对明廷的边区安定是个极大的威胁。正在诸部逼迫的情况下，王台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七月，“忧愤”而死［3］，于是，辽东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明廷的方针是坚持扶立王台的后人虎儿罕做南关的主持人，目的是继续分隔东部女真与西部蒙古联系，不使建州阿台与北关叶赫部、蒙古合兵。具体策略是暂挫北关叶赫部的锐气、阻止西部蒙古部东进，以集中兵力打击王杲的儿子阿台，清除“祸本”。这就是努尔哈赤父、祖被杀前辽东的政治形势。
　　开始的时候，边官谕令北关逞加奴、仰加奴和南关虎儿罕缚献阿台、阿海兄弟，将打击的重点放在建州。但阿台负险自固，拥兵设防。南北两关由于苦斗多年，都不具有当初王台的势力，想让其缚送阿台兄弟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选择只有官方出兵剿杀阿台一条途径了［4］。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正月，王杲之子阿台结连西部蒙古部瓜儿兔、黄台吉，预谋掠夺广宁、开原以及辽河一带。
　　明辽东巡按等官也最怕东西两部合兵。阿台的行为正与边关的意向相抵牾，总督周泳、巡抚李松、宁远伯李成梁等，鉴于这种局势，决意出兵讨伐阿台。
　　同年二月，建州图伦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汤图境内）主尼堪外兰向边关密报情况，引导官军进攻阿台驻守的城塞。李成梁统率广宁、辽阳官兵，分两路挺进。一路由他亲自统领，从抚顺王刚台出兵，奔驰百里，直捣阿台所踞的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公社古楼村西北山上）；另一路由秦得倚统率，直趋阿海所踞守的沙济城（亦书夏古城，属苏克苏护河部）。官军突然来到，阿海无备，来不及设防，部下半数入城，半数逃走了。官军乘乱破城，阿海被杀，秦得倚大获全胜。李成梁所部官军同时也围困了古勒城，因为此城依山据险，阿台固守甚严。李成梁亲临督战，战斗十分激烈。官军连续攻城两昼夜，仍未攻下。面对这种情况，宁远伯李成梁大为恼火。在这进退维谷时，李成梁责怪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乱进“谗言”，引导官军攻城，以致劳兵损名。尼堪外兰受重责后，便伙同官军欺骗守城军民说：太师（系指李成梁）有令，杀死城主归降的，任命他作本城城主。在这以前，城中的人心早已动摇了，听了尼堪外兰的话，便深信不疑，纷纷倒戈，杀死城主阿台，开门迎降。然而，李成梁在破城后，自食其言，竟纵兵大肆屠杀城中老幼，结果被杀的无辜军民多达二千二百多人［5］。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在王杲死后，因为有引导官军剿王杲功劳，被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6］。父亲塔克世晋升为指挥使［7］。觉常刚从抚顺所放回来以后，去古勒城的时候，被阿台拘留寨中，劝他归顺，共同扰边。觉常则坚决不从。阿台拘禁不放［8］。当官军于万历十一年二月，讨伐阿台、阿海的时候，塔克世为了营救父亲也先于官军入城，以致父子都困在古勒城中。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乘这个机会，投到明边关将下，深得宠信。官军城破以后，觉常刚死于火焚，塔克世被官军误杀，结果父子都死于这次战祸。
　　努尔哈赤父祖死后，他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处于舍人或外郎的地位。所以，努尔哈赤是以建州左卫一个小外郎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努尔哈赤的眼中进谗言的尼堪外兰，也就成为杀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和首先应讨伐的目标。
　　阿台、阿海势力削弱了，建州有名的首领都死得差不多了。这对于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的角逐是十分有利的。另外更有利于努尔哈赤势力迅速发展的因素，是明廷边官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海西各部，减少了对努尔哈赤活动的干涉机会。加上海西南北两关争斗及明廷的参战，严重地削弱了海西势力，又为努尔哈赤成就自己的事业减少了相当的阻力。因为这时，王台有二子一孙，二子是康古陆、猛骨孛罗，一孙是歹商。三人争继父祖遗业，相互残杀。叶赫部的逞加奴、仰加奴与王台的旧部白虎赤相勾结，借“三卫”蒙古的兵力，攻击猛骨孛罗和歹商，海西陷于战乱之中。
　　明廷总兵侍郎周泳鉴于歹商力弱，猛骨孛罗初立，众心还没有归附，请求朝廷给哈达部敕书，以便“弹压”各部。但逞加奴、仰加奴仍不示弱，纠结蒙古部，再次兴兵攻击猛骨孛罗，夺去把吉（原属叶赫部，后为王台占领）等寨。明廷欲立南关，逞加奴、仰加奴要削弱南关，斗争的实质已经不是南北两关的矛盾，而是北关与明廷的矛盾了。于是，辽东边官决意铲除逞加奴、仰加奴［9］。
　　同年十二月初一日，逞加奴、仰加奴纠结泰宁卫骑兵，借与猛骨孛罗仇杀为名，预谋抢掠开原、辽沈各地，强行向明廷索取敕书，想称雄于女真各部。辽东巡抚都御史李松再三派人宣谕利害，二人都不肯听从。于是李松与李成梁密谋：以发给敕书为名，引诱逞加奴、仰加奴及其子兀孙孛罗、哈儿哈麻和白虎赤等，前往关王庙，设伏兵进行杀害。逞加奴、仰加奴不识其计，结果逞加奴等人及另外三百一十多名随从几乎全被杀死在关王庙。幸而逃出者又被李成梁的中固城（今开原县中固）伏兵掩袭，前后共被斩杀一千二百五十多人［10］。
　　逞加奴、仰加效死后，其子卜寨、那林孛罗承袭父业，继续与南关歹商、猛骨孛罗互相攻杀，以图报父祖之仇。然而，这时海西各部势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这就为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在女真社会内部减少了阻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建州、海西有威望的首领相继死去，女真各部失去了约束力，混乱异常，围绕在建州周围作乱的就有许多部落，其中有苏克苏护河部［11］、浑河部、完颜部（又称王家部、王甲部）、栋鄂部（又称董鄂部、东果部）、哲陈部；长白山有纳殷部（又称内阴、内音部）、珠舍里部、鸭绿江部［12］。另外，东海有窝集部、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海西四部又称扈伦四部，即哈达部、叶赫部（朝鲜史称汝许部）、乌拉部（又书兀喇部、忽位温部）、辉发部（朝鲜史拉回波部）。各部之内都有大小首领，各占据一城。大首领足有数百，小首领也有数千［13］。各部蜂起，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者凌弱，众者暴寡，混乱异常［14］。
　　建州有名的首领死后，争夺左卫掌印都督的职务，已经为大家所瞩目。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自以为引导官军杀死阿台有功，日益亲近边吏。当努尔哈赤追究父祖死难的原因时，明边关将吏曾威胁他说，你不听话，官军将援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今抚顺市东大甲邦），作为建州之主。建州部众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归附尼堪外兰［15］。当时，努尔哈赤因为父祖死于无辜，要求边将交还尸体，边将照办了，并把塔克世的遗地转给努尔哈赤，另给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又给予都督敕书，及各家敕书。大约也是在这前后，明廷晋升努尔哈赤为都指挥使［16］。这时，由谁来掌管卫事，已经摆在面前，换一句话说，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争夺建州领导地位的斗争已经狭路相逢，不可避免了。
　　努尔哈赤认为尼堪外兰是杀害他父祖的仇人。到边关强烈地要求边将处死尼堪外兰。然而，边将认为努尔哈赤的父祖是官兵“误杀”，不接受他的要求，责令他回家。努尔哈赤忍气吞声地回来时，又遇到尼堪外兰通令他投顺，使他更加气愤。努尔哈赤指责尼堪外兰说，你本来是我父亲的部下，反而令我归顺于你？于是，他决心与尼堪外兰决一雌雄。
　　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与尼堪外兰开战。然而，这时努尔哈赤已经得到了父祖的遗产，并王杲的全部敕书。对此，建州有许多人不服气。努尔哈赤在各部中相当孤立，连六祖的子孙，即一些爱新觉罗氏人也阴谋反对他，甚至暗中聚在一起，对神发誓杀掉努尔哈赤［17］。
　　努尔哈赤初起兵的时候，曾经与苏克苏护河部的萨尔浒城首领瓜喇约定，共同起兵。瓜喇最初曾经归附了尼堪外兰，后来，尼堪外兰揭发他，把他缚到抚顺所，受到边吏的处责。对此，瓜喇深为不满，与弟弟诺密纳，串通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等四人，决意与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联合。
　　努尔哈赤与四位部长集会，杀牛祭天，共立盟誓。但四位部长对努尔哈赤尚有顾虑，一起向努尔哈赤申诉说，我们比其他各部先前来参加盟誓，非同一般诸申（自由人）可比。希望你能待我们象骨肉一样亲，彼此应视同手足。努尔哈赤为了报父祖之伊，增加实力，接受他们要求，诚心与诺密纳兄弟倾心交结，共同前去攻打尼堪外兰。
　　这时，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对努尔哈赤的行动大为不满，出来破坏。他暗中挑唆诺密纳的弟弟鼎喀达说：夭朝（系指明朝）尚且欲立尼堪外兰掌管卫事，筑城嘉班，你们何必与努尔哈赤盟誓？鼎喀达听了以后，把这番话传给兄长诺密纳。于是，诺密纳不顾盟言，除背叛成约，按兵不动外，还与尼堪外兰通款和好了。
　　同年八月，当努尔哈赤再次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时候，诺密纳兄弟首先得到消息，暗中通告给尼堪外兰，使他提前逃脱，努尔哈赤又白白地兴师动众了。
　　以龙敦为代表的五祖子孙，这时都竭力反对努尔哈赤掌管卫事，他们处处刁难，千方百计地谋害努尔哈赤。一天，六祖宝实的儿子康嘉、绰奇塔、觉善等共同谋划，由族人兆佳城主李岱作向导，邀请哈达部兵，将努尔哈赤的瑚齐寨抢劫一空［18］。
　　同时，长祖德世库、二祖留阐、六祖宝实的子孙等在庙堂，一起发誓继续设法杀害努尔哈赤。
　　六月的一天夜里，一伙人乘努尔哈赤休息的机会，爬梯登栅，向努尔哈赤院内逼近。这时，努尔哈赤深知自己处于四面皆敌的险境，倍加提防。他常常心神不宁，夜不成寐。于是，他翻身下炕，持刀出门，登高向四外瞭望。恰在这时，凶徒刚逾栅翻墙，当他们看见努尔哈赤站在那里的时候，便心惊胆颤地纷纷坠地，悄悄地溜走了。
　　谋杀者首次谋害未成，不肯罢休，又在九月份，再下毒手。一夭，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行刺者拔掉了努尔哈赤的栅杖，悄悄地溜进院内，逼近住房。这时，努尔哈赤的家犬汤古哈惊叫起来。努尔哈赤得到警报，机敏地把三个孩子隐蔽起来，手持利剑，大呼：哪里贼人，胆敢来犯，体要逃走！边喊边以刀背敲击窗棂当当作响，做出踹开窗户冲出的架势，然后他蓦然地一转身，从门急速闪出来。刺客未及提防，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锐不可挡，便惊恐万状，四处奔逃。结果，只有睡在窗子下边的家人卧海，被刺死了［19］。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谋杀者龙敦深知努尔哈赤智勇过人，要杀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便设法削弱努尔哈赤的势力，除掉他的帮手，先将努尔哈赤的妹丈噶哈善杀掉，用以威胁、孤立和打击努尔哈赤。有一天，龙敦遇见了努尔哈赤的庶母弟萨木占，挑唆说：你妹妹（亦是努尔哈赤之妹，噶哈善之妻）现在正在我家，你我共同前去杀了噶哈善。萨木占曾参与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对于龙敦的话听信不疑。于是，率领手下部众匿伏在路边。噶哈善毫无戒备，走入伏击圈，萨木占等突然冲出，蜂拥而上。噶哈善没有来得及还手，就被刺死了。努尔哈赤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召集族众，想去收尸。然而，族兄弟多数与龙敦同谋。努尔哈赤只好带领亲族兄弟、好友数人［20］前去寻尸。这时族叔尼马兰城主稜敦，好心地制止他说：你最好不要前去了，此行我看凶多吉少，恐怕为他人所害。努尔哈赤本来就已经气愤难忍，听了族叔的话，更加怒火满腔。于是，他披甲跃马向城南山岗奔驰而去，举弓搭箭，跃武盘旋。
　　又返身疾驰入城，大呼；有要杀我的快快出来，莫要退缩！族人见他如此英武，个个恐惧，不故应战。努尔哈赤终于从容地收回了噶哈善的尸体，厚加安葬。
　　龙敦、萨木占等人杀害努尔哈赤的妹夫，以为流血可以吓住努尔哈赤，万没想到他竟单骑跃武，收尸厚葬。从其事而论，努尔哈赤并不是一时的鲁莽，而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人，他既能以武力服众，也能以智慧斗敌。因此，在如此危难之中，他不仅对于谋杀者提高警惕，积极防范，而且对于所抓到的刺客在处置上也颇有远见。有一次，刺客乘夜间在努尔哈赤的家宅附近窥伺，寻找下子的机会。努尔哈赤听见窗户外边有脚步声，就身佩短刀，手持弓箭，告诉妻子说：你假装去厕所。他隐随妻子身后，到烟筒边埋伏下来。那一天，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摹然，电光闪耀，刺客已经接近了烟筒。
　　努尔哈赤手疾眼快，以刀背猛击过去，对方还未察觉，就仆伏在地了。努尔哈赤命令老家人上前捆绑。老家人说，何必捆绑，应该杀了他。努尔哈赤暗想：这刺客，非同一般，后边必有其主，杀了他易于反手，但必然会给人以借口。如果他的主人乘机加兵于我怎么办？自料目前兵少，难于抵御。于是，努尔哈赤决意不杀，就佯装不知刺客的来意，指其面说：你必是来偷牛的吧！刺客听了这话，大为宽心，立即回答说：偷牛是真的，并没有其他的意思。老家人不理解努尔哈赤的想法，争辩而又指着刺客说：你明明是来杀害我主人的，还谎说是偷牛的，杀了你可以警告他人。努尔哈赤故意解释说：他确实是偷牛的，谅他也不会有别的意思，放他走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努尔哈赤深明此理。他初起兵的时候，力弱兵单，不能处处死打硬拚，为了保存力量，以图发展壮大，忍耐一时是十分必要的。又有一夫深夜，努尔哈赤夜不成寐，他见侍婢在灶下拨灯，灯火若明若暗，他心绪烦乱极了。只好穿上短甲、罩衣，内带弓刀，到院中的隐僻处查看，只见栅墙空处，隐约似有人影。因为夜幕沉沉，形影难辨。忽然电闪雷鸣，一道光束划破夜空，人形显露出来。努尔哈赤借着闪光一箭射去，正中那刺客的肩头。刺客见势不妙，惊恐欲逃。努尔哈赤哪里肯放，接着又是一箭，射穿刺客两足，随后努尔哈赤一跃而起，飞身一刀，刺客应声仆地。族众和兄弟们闻讯纷纷赶来。见刺客屡屡加害，个个气愤异常，有的举手便打，有的持刀要杀，众人议论纷纷，莫能一致。努尔哈赤把族众招到一边，劝导说，杀一个刺客极为容易，可是他的主人若是借口发兵，掠走我们的粮食，部众没有口粮，必然会离散。
　　部众一散，我们不是孤立了吗？况且，目前弓、箭皆少，武器不足，怎么能抵抗呢？另外，别人也会说我们杀人起衅，声誉也不好，不如忍耐一时，放这刺客走吧！众人听了，顿开茅塞，欣然同意了努尔哈赤的意见，答应把刺客放走［21］。
　　努尔哈赤自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讨伐尼堪外兰，受到内外各种压力和逼迫，时刻生活在谋杀者的预谋和刺客的刀光剑影之中。但他把一生死置之度外，历尽艰辛，勇敢、机智地进行顽强的奋斗，从不气馁，不断地击败各种阴谋诡计，不知疲倦地奋勇向前。由此可见，青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尽管是一个小外郎，却很有英雄气概，心胸宽广，既能远谋大局，也能理智地处理具体事情，初步显露了他的不平凡的领导才能。
________________
［1］叶赫位于吉林省梨树县叶赫公社，贸易在开原县东北“莲花”，俗称北关叶赫，或简称北关。哈达部位于开原东“南城子”，贸易在今开原县东貂皮屯，俗称南关哈达，简称南关。
［2］仰加奴之父祝孔革，死于王台叔父王忠之手。参见《东夷考略·女真篇》页4下。
［3］彭孙贻：《东人志、海西篇》页2下，《万历武功录》卷11。
［4］《明神宗实录》卷131。
［5］彭孙贻：《东人志·建州》页41，《武录》卷1。
［6］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1载：“教场官建州左都督佥事”。《武录》卷1载：努尔哈赤“坐受左都督敕书”，此事明史不载，恐为边官所议，而未正式授职。
［7］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
［8］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页2—3，阿台是觉常刚的孙婿，礼敦的女婿。
［9］《明神宗实录》卷14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8。
［10］《明神宗实录》卷144。
［11］苏克苏护河部，在苏子河下游，今辽宁省新宾县木奇以西，营盘以东各地。西南接浑河部，北连哲陈部，东与努尔哈赤本部相接。属城有图伦城、萨尔浒城、界藩城、马尔敦城、安图瓜尔佳城、兆佳城、扎喀城、赫济格城、古勒城、沙济城、嘉木湖寨、沾河寨等。
［12］浑河部，在今抚顺县东北部，新宾汤图以南各地。即在浑河与苏子河会流以西，东临苏克苏护河部，北接哈达部，西与西南接江东边墙。属城有贝珲城、鹅尔浑城、甲板城、扎库木城、栋佳城、杭佳城等。完颜部，首城在通化县城（快犬茂子）西南的王家大堡附近。该部位置在浑江上游北岸，正南是新宾县城，西南是兴京，东邻鸭绿江部，北近辉发部。哲陈部，位置在新宾县南杂木，抚顺县营盘东北，清原县西南部。西界浑河部，东南为苏克苏护河部，西南为五岭即苏子河下游地区。属城有托漠河城、巴尔达城、洞城等。长白山部，东接朝鲜，西界辉发、完颜部，北连乌拉部，南至宽甸堡。
［13］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
［14］《武录》卷1。
［15］女真各部都督，一般是先由本部推举，后为“中朝所命”。明廷的任命，在女真人中间有传统的影响。
［16］《满洲实录》卷二，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郑天挺：《明清史资料》页31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5上。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页14，昭梿：《啸亭续录》卷2。
［18］《武录》卷1。
［19］《武录》卷1。家人，满语为booi niyalma，又书为hooiaha，亦即家奴之意。
［20］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页348载：努尔哈赤初起事时，有“同辈三十七人，并魁伟绝伦”。
［21］《武录》卷1。
誓报父祖仇，自称淑勒贝勒
第二章　女真国聪睿恭敬汗
一、誓报父祖仇，自称淑勒贝勒
　　建州著名的首领王杲、王兀堂、阿台等先后为明辽东官兵所杀害，海西王台、逞加奴、仰加奴等也相续死去。海西部只剩下逞加奴、仰加奴的儿子卜寨、那林李罗。南关哈达部只剩下歹商、猛哥孛罗。南北两关的势力大为削弱。在明朝边臣还没有提防和注意的时候，努尔哈赤逐渐地显露了头角。
　　努尔哈赤是在讨伐尼堪外兰和统一建州各部的斗争中逐渐崛起的。在这个期间，他尝过了战争胜利的喜悦，也经受了失败、流血的痛苦。这段时间尽管是暂短的，但在他的一生中却是不平凡的，这是对他的智慧、毅力、品德和才干全面的考验。
　　万历十一年二月，在官军与阿台军的古勒之战中，努尔哈赤的父祖都死在兵火当中了。五月间，努尔哈赤为了报父祖之仇，率众起兵，他攻击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尼堪外兰。
　　尼堪外兰居住在苏克苏护河部的图伦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汤图附近）。努尔哈赤感到力弱兵单，便联合萨尔浒城（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古公社哈塘村北）主诺密纳等四位首领共同起兵。
　　由于族人龙敦的破坏，四位首领中只有常书、杨书等率部从征。这时，努尔哈赤兵不满百，披甲的人仅有三十名，由部将额亦都统领先行，向图伦城发起猛攻。额亦都是一员猛将，发动的攻势相当凌厉，没等努尔哈赤亲临城下，图伦城已经被攻陷。不料城主尼堪外兰早已丢下城池、军民，带领妻子和奴仆逃到浑河部的嘉班城去了。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又整顿兵马，前去进攻嘉班城。因为军情被诺密纳探去，通告了尼堪外兰，使他再次弃城逃走。努尔哈赤随后率军追击，直到抚顺城南的河口台地方。守台官军看出尼堪外兰不会有什么作为，不愿意接纳他，见他来了，就派兵前去阻止他入台。努尔哈赤不知道内情，疑为官军是出来助战的，就没敢上前对垒，命令士卒退到远处，扎下营寨。这天夜里，尼堪外兰的部下，见尼堪外兰势穷力竭，走投无路，便前来投奔努尔哈赤，透露了官兵出台的真情。尼堪外兰不能在边台避难，又逃往鹅尔珲城去了（鹅尔珲城在今抚顺河口台东北，嘉班城西南）［1］。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再次发兵，向尼堪外兰的居城鹅尔珲城进军。尼堪外兰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向抚顺关逃去，幻想寻求边吏的保护。边吏见他如此狼狈，一逃再逃，无处存身，早就改变了主意，不再给予支持，将他拒之边台以外。又暗中通告努尔哈赤说，你可以派人前来捉拿。努尔哈赤派手下将领戒沙带领四十名甲士，到抚顺关下。尼堪外兰不知其中的底细，见追兵将到，极力请求进入边台躲避，哪知边台的梯子已经撤去。他躲避不及，被戒沙等人砍死在边台之下。至此，努尔哈赤终于杀了仇人，为父祖报了仇［2］。
　　在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的时候，建州许多强族大部都各行其是，使努尔哈赤陷于复杂的环境中。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为此采取的措施，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才干，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深知，军事上的智取，常常胜于强攻。万历十一年五月和八月，努尔哈赤两次发兵猛攻和追捕尼堪外兰，都没能得手，他内心十分恼恨诺密纳兄弟。若是强行攻取诺密纳兄弟的萨尔浒城，恐怕难于取胜。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诺密纳派来使臣，对努尔哈赤威胁说：浑河部的杭嘉、扎库木两处，不许你军侵犯。栋嘉、巴尔达二城（两城相近，皆在今吉林省通化县王家堡子附近）是我的仇敌，你取此二城给我则可，否则，不许你的兵马经过我的边境。努尔哈赤听了使者的传言，愈加气愤。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听了诺密纳的话，也恨怨他们兄弟二人霸道无理，便主动为努尔哈赤出谋说：若不先破诺密纳，我等必然迫于他的势力，前去归附。可见那时，诺密纳已经成为努尔哈赤复仇和统一建州的障碍了。不除掉诺密纳，既难越过他的境界擒斩尼堪外兰，报父祖之仇，也难以号令周围各部。然而，努尔哈赤的力量却弱于诺密纳，如以力强取，势有不济。因此努尔哈赤与噶哈善、常书、杨书三位首领取得一致意见，即表面上迎合诺密纳的心意，建议合兵前去攻打巴尔达城。诺密纳以能联合攻打自己的仇敌，极为高兴。当两军集结以后，努尔哈赤就以诺密纳的甲、仗等军器较多为理由，让诺密纳的士兵先攻。诺密纳害怕先行进战吃亏，死不肯同意。
　　努尔哈赤又进一步提出条件说：你的兵既然不肯先攻，可以把你的盔甲、兵器借给我军，这样此城一定能攻破。诺密纳不识其计，只想贪便宜，就将全军的盔甲、器械统统交出来了。努尔哈赤急令军士披甲戴盔，手持武器，全部武装起来。接着努尔哈赤一声令下，便将诺密纳等杀死，命令大将安费扬古率军回师，夺取诺密纳的本部萨尔浒城。顿时，全城陷落。努尔哈赤立刻入城，安顿军民，对于降民不加杀害，夫妻离散的使其团聚，仍令居住在萨尔浒城。智取诺密纳的萨尔浒城壮大和武装了努尔哈赤的军队，为他进一步统一建州各部，追杀尼堪外兰，采取更大的行动扫清了障碍［3］。
　　众人皆知，坚定的意志对于成就事业的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战争的指导者没有非凡的意志力，便不能指挥胜利的战争。努尔哈赤起兵的初期，在艰苦、严峻的战争中，就充分地表现了他那种非凡的意志力。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知道叔辈李岱要引哈达兵前来侵犯，就统兵前去攻击李岱所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营子赵家村附近），一路上，大雪纷飞，山势险峻，道路极为难行。士卒艰辛地跋涉到噶哈岭（在兆佳城东），全军将卒都有畏难情绪，士气十分低落。随军出征的诸叔辈、兄长都前来劝阻努尔哈赤，极力主张退兵，待天气稍好再来。努尔哈赤见难不退，鼓动族人说：兆佳城主李岱，是我的同姓，竟勾引他人来谋害我，袭击我的城寨。这次出兵难道我们自暴自弃？我们如此虎将猛士，怎么能就此回军，不敢迎战呢？众人听了，深受鼓舞，军心始定，士气高昂。努尔哈赤率先凿山为磴，全军鱼贯而上。每匹战马，都用绳子前拉后推地拽上岭，就这样翻过了噶哈岭，围困了兆佳城。这时，族人龙敦已经将消息通告了李岱。李岱早已聚兵登城，张扬旗帜，固守待战。努尔哈赤的军车看见城中有了准备，颇有顾虑。族叔等又劝努尔哈赤回兵，指望改日乘敌无备时，奇袭破城。努尔哈赤在众人畏难的时候，却格外坚定不移。他果断地回答：我明知城中有备才来的，畏者不来，来者不畏，不夺下此城，誓不撤兵。于是，下令全军整顿待命，努尔哈赤立刻挥军攻城，顿时喊杀声震天动地。大将额亦都一马当先，飞身上城，后兵继进。刹时，城周烟火大作。李岱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力不能支，士兵涣散，全线崩溃，结果李岱城破被俘。努尔哈赤看在同族的面上，赦他不死。李岱的同僚李吉里、扎寨等，虽然当时逃脱了，但在安费扬古的招抚下，也都归降了。这就是有名的雪夜伐李岱的一次战斗［4］。
　　同年六月，努尔哈赤为妹丈噶哈善报仇，亲自统兵四百，攻打纳木占、萨木占、讷申和完济汉的守城—马尔敦山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公社马尔敦村附近）。此城依山建筑，三面陡峭，坚固险峻，难于攻取。在发起攻城时，努尔哈赤下令，以战车三辆开路，齐头并进，步兵随后。因为通往城下道路渐至狭窄，只能一车独进，二车随后。接近城墙时，上边滚木雷石如暴雨般地抛下，结果二车被毁，众军不得不躲避车后，不敢攻城。一看全军受挫，努尔哈赤奋勇当先，飞身跃至城下，隐避在一个枯木桩子之后，拉弓待敌，寻求战机。忽然，讷申站在城上指挥守军，努尔哈赤一箭出手，只听“嗖”的一声，穿透了讷申的耳朵，直刺其面。又连发四矢，射倒四人，守兵慌慌张张。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后撤，改近攻为远围，断绝城中水道。这样连续围困，到了第四天的深夜，乘城中缺水慌乱，守备松弛的机会，努尔哈赤急令攻城，士气大振，各个争先恐后，赤足登城。大将安费扬古率领一支队伍从间道攀崖而上，一举拿下了城池。讷申、完济汉弃城逃人界藩城。沙木占等没有来得及逃脱，被努尔哈赤杀死。这就是所说的马尔敦城大战。
　　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建州女真是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最后时期，作为一个弱小部落的首领，要在部落林立之中发展起来，需要有机敏、勇于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那时，部落首领还没有足够的权力驱使部下，只有退却在后，冲锋在前，才能够为他人所敬服。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如果个人不具备上述的优点和高超的武艺，也不可能团结他人，进行战争。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率领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五个人披甲，前去抢夺界藩城（今辽宁省抚顺县东铁背山），不料界藩城主事先有了准备。努尔哈赤放弃攻城就回来了。不料界藩、萨尔浒、栋嘉和巴尔达四城的首领统率四百兵追到界藩城南的太兰岗（今辽宁省抚顺县营盘公社八宝沟附近），前锋是讷申和巴穆尼二人。努尔哈赤见是玛尔敦城的败将讷申，就单骑拨马相迎。讷申想以刀砍断努尔哈赤的鞭，两人只交手一个照面，努尔哈赤手疾眼快，鞭闪刀来，讷申不及防备，从肩背处便被砍成两段。巴穆尼刚一跃马挺枪入阵，努尔哈赤便将战马一转身，一箭飞出，巴穆尼应弦落马，死于马下。军士见主将身亡，敌手武艺超群，各个心寒胆怯，莫敢上前交锋。努尔哈赤尽管镇住了眼前的四百兵，但自料兵单力弱，马不堪战，便设计脱身。他令部下佯以弓拂雪，作寻镞之态，缓缓撤去，而他自己却站在讷申尸体旁。讷申部下不懂他掩护士兵退却的真意，便高声喊道：人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不退去，莫非要吃他肉不成？努尔哈赤回答说：讷申是我的仇敌，他的肉也可以吃。然后，率领随从七人退到一个隐避的地方，露缨亮盔。讷申部众深知努尔哈赤一向用兵多诈，误认为前边真有伏兵，哪敢轻动，一直到努尔哈赤退得无影无踪，才敢给讷申收尸。
　　努尔哈赤不仅退兵殿后，而且攻战居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当努尔哈赤统率大兵攻打栋鄂部齐吉达城（今浑江流域，拉法河北岸）主阿海巴颜退兵的时候，完颜部首领逊扎秦光袞前来会见，诉说他曾经被翁鄂洛（今浑江流域）人欺辱，恳求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助一旅之师，以雪昔日的耻辱。努尔哈赤暗自思量：兵马既然到了这里，当乘机戡定一方才是。所以，决定星夜率兵前去攻打翁鄂洛城。光袞的侄儿岱度密与他叔叔的意见不合，得到消息以后，急忙跑到翁鄂洛城，报告了消息。翁鄂洛城主得知大兵将至，即立整顿兵马登城。当努尔哈赤兵临城下的时候，城上已经严阵以待了。于是努尔哈赤挥军攻城，刹时燃起大火，城上悬楼，城周房屋，倾刻变成了一片火海。努尔哈赤乘机登房跨脊，率先进战，居高临下，连毙城内好几个人。这时，努尔哈赤被城中勇士、神箭手鄂尔果尼发现，他暗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头部，箭穿破了头盔，又破肉入骨。
　　在万分危机之际，努尔哈赤见一人奔走于烟筒僻处，他一咬牙忍痛拔出箭，搭弓便射，恰巧中了那个人的腿部，立即应弦倒地。努尔哈赤因为箭伤流血不止，血染衫襟。然而，两军混战正酣，烟尘滚滚，城中另一名勇士、善射者洛科，又朝努尔哈赤放了一箭，射中了颈部。因箭镞带钩，努尔哈赤使劲一拔，血肉齐下。众军士遥见努尔哈赤受伤了，人人欲前去救护。努尔哈赤唯恐敌人知道他负伤，气焰嚣张，便拒绝士卒救护。他依弓为杖，自己走下房来。由于流血过多，脚刚落地便昏厥过去。众将放弃了攻城，吹螺收兵。努尔哈赤伤势颇重，直到第二天才转危为安。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颇有古帝王作风，十分爱惜人才，见了有才能的人，不记旧仇，设法招至门下，给财赐爵，毫不吝惜。翁鄂洛城下战败以后，努尔哈赤不肯罢休，伤口刚愈合，又率领大军攻打翁鄂洛城。因为敌方已经领教了努尔哈赤的厉害，很是畏惧，所以接战不久，守城士兵便溃逃了。城破以后，勇士鄂尔果尼、洛科二人双双被俘。众将领见了他们，都气愤难捺，主张杀了报仇，以解心头之恨。努尔哈赤听了微微一笑，劝阻众将说：这两个人射我致伤，是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啊！两军相战，哪个不想夺魁？上次争战，他们是为主尽忠，理应如此。今天，我不但不杀他们，还要重用。改日两军相战，他们必然成为我的战将。这样的勇士，死于疆场之上犹为可惜，怎么肯以伤了我就杀害他们呢？于是，各赐给牛录官爵，厚加赡养。
　　青年时代的努尔哈赤，艺高胆大，不畏强敌。起兵初期，他常以惊人的勇敢率领父子兵，冲锋陷阵，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万历十三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马、步兵五百，前去讨伐哲陈部，因为洪水泛滥，不便行军，努尔哈赤命令大部分兵车回了寨子，只带绵甲兵五十人，铁甲兵三十人，顺路收刮财物。正在这时，嘉哈地方有个首领苏枯赖虎密令手下的人，把努尔哈赤的行踪和兵力情况，报告给托木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个城主。五城主得到消息以后，合兵一处，共计八百多人。努尔哈赤行军前留下后哨章京能古德，在后边探听消息，因此未加防备，而能古德发现了追兵，向努尔哈赤飞报敌情，因为走错了路，没有找到努尔哈赤的军营。结果敌兵猝然而至，陈于界藩、浑河直到南山一带，兵势很盛，颇有阵容。大敌当前，努尔哈赤的族弟扎亲、桑古里二人（皆为六祖宝实之孙），看见敌兵众多，吓得惊慌失措，忙着解脱甲胄，欲临阵脱逃其他的军卒也畏敌不前。努尔哈赤十分气愤，责备扎亲、桑古里说：你们平日在家，每每称雄于乡里，今天遇见敌人为什么解甲？扎亲兄弟低头不语。努尔哈赤说罢，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然而敌多势众，难以攻阵。努尔哈赤驱马回营，率领二弟穆尔哈齐及两名包衣杨布禄、鹅凌刚，共计四个人，奋勇向敌，飞矢齐发，射入敌阵，当即二十多人被射死。因为敌兵统帅不一，各个城主都自相保守，不肯向前，又见努尔哈赤来势勇猛，箭不虚发，难于抵挡，刹时阵容大乱，纷纷争渡浑河逃命。努尔哈赤乘势竭力追击，杀死敌兵很多。众兵见敌兵败溃，也奋力追杀上来。待努尔哈赤喘息稍定，敌军大部分已经渡过了浑河。努尔哈赤重整盔甲，又追杀四十五人，与弟穆尔哈齐到了界藩山的吉林崖。这一仗，努尔哈赤创四人战败敌兵八百的少有战例。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击并收服了哲陈部所属的托漠河城以后，兵势渐盛，便挥军讨伐鹅尔浑城。在行军的沿途之上，困难重重，处处都是仇敌，不得不晓宿夜行。有一天，他统率大兵猝然向鹅尔浑城发起攻击的时候。城外居民有四十多人没来得及入城慌忙奔走，努尔哈赤遥见为首的人身穿青绵甲，头戴毡绒帽，误认是尼堪外兰。俗语说，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努尔哈赤拍马舞刀，单枪匹马，直冲而去。逃人见有一骑猛追过来，回首开弓放箭。努尔哈赤被箭射中肩膀，穿肩透镞，三十多处受伤。但他全然不顾，英勇非常，砍死一人，射死八人。其他的人如羊群遇见猛虎一般四散而逃。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经过近五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杀死仇人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三卫，初步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进一步招服各部女真人民，他在呼兰哈达（即呼兰山）下的东南嘉哈河与硕里加河之间一块平坦的地方，筑城三层。满语为佛阿拉城（即旧老城，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河子村东南的山坡上），启建楼台、殿阁。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定国政，申令诸部：凡是有作乱、盗窃、欺诈等行为的，严行禁止［5］。从此，在女真各部中始有法制条令，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淑勒贝勒［6］。
　　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尽管是个政权的雏形，但在以建州女真为代表的明代女真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这以前，明代女真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各部之间分散无统，没有法律约束。生产没有统一的管理，人们维持水平较低的社会生活。当生产、交换不足以自给的时候，或兴兵掠夺，或颠沛流离。努尔哈赤所定的几条“国政”，是建州等女真新兴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确保迄令为止建州女真现存的经济关系的第一部口头法。它确立了国家的大政方针，用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使整个社会都确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财产占有关系和保护私有财产及其不可侵犯的性质。它宣告作乱、窃盗、欺诈等损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它宣告了明代女真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初步诞生，使明代这一部分女真人渡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历史行程，跨入了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分。从此，明代女真社会便进入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时期，即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新时代，也是建州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因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新兴代表者和奴隶主专政的第一位君主。
　　这时，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已经进入了尾声。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七年中，努尔哈赤先后收服了哲陈部托木河山城首领阿尔泰，长白山部中的鸭绿江、讷殷、珠舍里三部。
　　万历十五年八月，努尔哈赤令额亦都率兵攻取巴尔达城，额亦都统兵至浑河，正值河水猛涨，士兵不能涉渡。
　　额亦都下令以绳索联结众兵浮过浑河，夜袭巴尔达城。城中发现敌兵猝然攻城，军民惊起，持械披甲登城拒战，两军相搏，飞石雨下。额亦都乘势先登，受伤五十多处，仍然奋战不已，毫不怯战，终于攻克了巴尔达城。
　　为此，回军的时候，淑勒贝勒迎至郊外，设宴慰劳全军，授给额亦都巴图鲁称号［7］。
　　努尔哈赤势力迅速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三位大首领的归附。因为随着建州统一战争的日益发展和地域的不断扩大，淑勒贝勒的声誉威震女真各部，诸部相继归附。苏完部部长索尔果，率领军民五百户来投，他的儿子费英东勇敢善战，努尔哈赤命他作了五大臣［8］。栋鄂部部长克撤的孙子何和理，继其父额勒吉为部落首领。何和理平素与淑勒贝勒颇为友好，努尔哈赤迎娶哈达万汗女为妃时，何和理亲自率领甲士三十人护从。回来以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设宴热情款待，赠送厚礼，表以深情，劝他合兵一处。何和理毅然率领本部军民来会。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以长女配给他为妻，招为额驸（即姑爷、驸马），并授以五大臣职务［9］。雅尔古部长扈拉瑚率领儿子扈尔汉，杀了反对自己的族众、兄弟等，前来投靠努尔哈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以其心诚志坚，收扈尔汉作了养子，赐姓为觉罗，也授为一等大臣［10］。
　　三位大首领归顺以后，建州兵势大振。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一举扫平了完颜城［11］，至此，建州本部的统一事业大体完成了。
________________
［1］［2］《武录》卷二。
［3］《武录》卷1，《满洲名臣传》卷1载：“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民，世居瑚济寨，后隶满洲镶蓝旗，父完布禄。……自少从太祖”。
［4］《武录》卷1，《满洲名臣传》卷1。
［5］《武录》卷1。
［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载为“女真国”，有时书为“建州国”。贝勒是女真社会的尊称，汉译为“王”之意。
［7］《满洲名臣传》卷1（额亦都传）。
［8］《满洲名臣传》卷1（费英东传）。
［9］《满洲名臣传》卷1（何和理传）。昭梿：《啸亭杂录》卷5载：“董鄂温顺公讳何和理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款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之力”。
［10］《满洲名臣传》卷1（扈尔汉传）。
［11］《武录》卷1。
败九部联军，众部誉为王子
二、败九部联军，众部誉为王子
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过程中，除领域逐渐扩大以外，在政治上仍然坚持借助明廷的声威，以此号召女真各部、壮大自己势力的方针。这是努尔哈赤能够较快的团结女真各部的重要原因之一。伴随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财权逐渐的集中，军事实力日益壮大。努尔哈赤与女真各部，尤其是与海西四部、蒙古、锡伯、卦勒察等部的矛盾日趋激化。
　　努尔哈赤继承父祖遗业，最初对明中央政府惟命是从，积极靠拢。万历十五、六年，他统一建州各部的活动，已经引起明廷的重视。明廷千方百计的要扶持王台的孙子歹商主持女真各部事务，企图借以隔断东方建州与西方蒙古喀尔喀相互结势，稳住边防大局。而北关的那林孛罗日夜想报父仇，联合蒙古宰赛贝勒等，屡次侵犯歹商。明廷为使歹商站住脚跟，曾经设计让歹商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连姻结势，以对抗北关那林李罗势力南侵。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从明朝命令，借机与歹商约婚，以便窥视南关［1］。从这以后，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所送还本部所掠夺的人口，表示忠于明廷。不久，住牧在扎木河部落的女真首领克五十，屡次侵犯柴河堡（今辽宁省铁岭县城东六十里的柴河堡），射杀官兵，并且杀死了指挥官刘斧。克五十知道闯下祸事恐明廷追捕他，就奔入了建州。恰巧在这个时候，明廷边官追捕克五十的命令送到了建州卫。努尔哈赤立即杀了克五十，到边关报告，并且派遣部下大臣马三非，到明廷进贡，表示忠顺，并以杀贼功，力求升赏。马三非在乞求升赏的时候，代表努尔哈赤，既叙述了自祖宗以来忠顺朝廷，守边效劳的种种事实，同时夸耀了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目前地位的重要。即努尔哈赤的父、祖在征王杲、阿台的时候，“有殉国忠”，今天又杀了克五十，更立新功。目前统率三十二位首领，保守边塞，管束建州、毛怜等卫，携马启贡，不误时期，功绩卓著，特请升职，以便掌管东方［2］。这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事情。
　　这时，明朝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共同计议，并考查了努尔哈赤父祖的情况，认定他的祖父原领敕书二十道，曾经任都指挥职务，征剿王杲时任过向导，征代阿台时，父祖同死于兵火中。近年以来，努尔哈赤屡次归还边境被掠夺的人口，并有斩克五十的功绩，同意晋职为都督，管柬东方诸部［3］。于是，万历十七年九月，始命努尔哈赤由都指挥晋升为都督佥事［4］。明廷边将也对努尔哈赤赞口不绝，说他忠顺朝廷，颇有海西王台之风（系忠顺于朝廷）。努尔哈赤更借都督地位，打着明廷的旗号，大肆炫耀于东方女真各部。从此，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快地壮大起来，声名传播得更广了，在女真各部中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努尔哈赤是名实相符的实力人物。他在十多年中，除了在经济上让各部经营农业生产以外，还控制了两大财源。一个是向明廷领取贡赏，一个是女真社会貂、参等物资财源。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当努尔哈赤向明延边臣诉说父祖被杀，请还尸首的时候，明廷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又给都督敕书［5］，万历十四年七月，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明廷为了抚慰他，以便了结此事，决定从那个时候起，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6］，作为年例赏。这些计算起来就是所谓“领年例赏物”，外加掌管建州五百道敕书，独占了贡赏；另一个是随着建州内部的统一，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控制了建州原来各部的狩猎、牧放和采捕经济货源。在对明的关市贸易中，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少数有地位的奴隶主，开始控扼互市交易。当时建州各部的互市中心有抚顺、清河、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城）、靉阳四个地点。在互市交易中，只抚顺市，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每年的交易中，获得貂、参利益就不下数万［7］，加上其他市赏、贡赏、车价等，合计起来多达十几万。因此，在短短的几年中，建州就初步出现了民殷国富的大好形势。
　　建州的迅速统一和强大，震动了东方各部，首先是海西四部。自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七月，哈达万汗王台死后，经过十多年的南北两关争斗的结果，南关王台之子虎儿罕、康古陆和温姐（叶赫女，王台妾）、歹商等先后死去，虽有猛骨孛罗，亦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北关卜寨、那林孛罗的力量虽然已经大为削弱，但还可以称强，又与乌拉部、辉发部关系密切，所以从女真社会的力量对比来看，形势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大为不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8］。
　　努尔哈赤在政治方面所具有的声威和经济上所握有的实力，是导致九部联军进攻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胜利地击溃九部联军的物质力量。那么，为什么九部能够组成联军、团结一致进攻建州呢？考究原因虽有政治方面的，但主要是经济方面引起的。战争的导火线首先是在建州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与北关那林孛罗、卜寨之间引出的。
　　最初，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势力还不怎么强大的时候，那林李罗的父亲仰加奴，对努尔哈赤颇有好感，曾以最小的女儿许了婚。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九月，那林孛罗送妹妹孟古格格（即姐姐之意）到建州，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成婚，这就是儿子皇太极的生母［9］。这时，两部的关系很好，努尔哈赤也借着与北关大首领联姻的机会，壮大自己的声威。第二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佥事，海西各部首领都很不快［10］。北关叶赫的那林孛罗本想称雄于女真各部，深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是个威胁和障碍，千方百计地想使努尔哈赤听从北关的驱使，因此，公开地向建州提出领域要求，以施加压力。
　　有一天，那林孛罗派遣使臣伊勒当、阿拜斯汉二人来到佛阿拉，拜会建州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提出要求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今吉林省辉南县辉发城）、建州，都是一个国家，哪有五主分治的道理呢？你的部下人多，我的部下人少，请你把你部的额勒敏、扎库木两处地方选一处给我们，不知贝勒意下如何？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了大怒，断然拒绝说；我部是建州，你部是扈伦［11］，你的地域虽然大，我不能夺取，我部虽然广，你也不能夺取，况且土地非牲畜可比，哪有分给他人的道理！你们二人都是叶赫部的管事大臣，为何不尽臣子职责，对主子办不尽情理的事，应当劝谏，反而厚着脸皮前来诉说．叶赫部的领土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两部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大有恶化的势头。叶赫的那林孛罗、卜寨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的劝告很不在意，对建州再次进行威逼。有一天，那林孛罗召集有哈达、辉发使者参加的三部会议，决议实行以多压少，共同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施加政治压力。
　　叶赫部那林孛罗派遣使臣尼喀里、图尔德。哈达部猛骨孛罗派遣使臣岱穆布。辉发部拜音达里派遣使臣阿拉敏比，共四位使臣，一同到建州的都城佛阿拉会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建州以礼迎接，努尔哈赤热情款待。
　　席间，叶赫部使臣图尔德首先向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提出问题。他说：临来的时候我家主人有话让我来说。我唯恐说出来触怒于贝勒，而受责备，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卑不亢地笑道：你的主人有话要说，与你有何相干，我怎么能责怪于你呢？你家主人有恶言相告，我自有恶语相答，礼上往来罢了。图尔德放开胆子说：我主上说，不久以前，我部向你索地你不给，令你归顺你不从，两家若是成了仇敌，只有我们的兵进入你的地界，谅你们的兵未必敢于踏上我的领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了大怒，他一闪身“唰”地一声，抽出了雪亮的大刀，只见寒光一闪“咔嚓”地一声，眼前的桌子劈成了两半。霎时，众人目瞪口呆，努尔哈赤斥责说：你的主子兄弟二人，什么时候曾经亲自统兵与强敌交马接刃，碎烂过盔甲，经过一战？！过去哈达部猛骨孛罗、歹商叔侄相扰为乱，就象两个童子玩嘎拉哈［12］一样，你的主人乘乱图利，难道视我如他们那样容易对付吗？你们部的四周真有边墙阻挡我的兵马吗？我白天不能前往，夜间也能去，你的主人能把我怎么样？你的主子只知道口出大话，那无济于事。岂不知过去我父祖被官军误杀了，朝廷给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还送回灵枢，授我都督敕书，又封作都督佥事，给年例赏银八百两，赏给蟒缎十五匹。你主人的父亲也被官军杀了，至今尸骨又在哪里？……。三部使臣面无人色，呆呆听着，不敢答话。努尔哈赤说罢，令人作书，派遣手下人阿林察持书前往叶赫部，并旨令阿林察说：你到叶赫部，当着那林孛罗兄弟的面念诵此书，如果害怕不敢念诵的话，那就不必回来见我。阿林察领命走了。
　　四方会议的情况，卜寨贝勒很快地就知道了，阿林察当面诵书的意思，他也深有所悟。听阿林察念完后，卜寨劝解说：这事我已经都知道了，何必再念给我弟弟呢？阿林察坚持说：我家贝勒令我面对两贝勒念诵，若不见到那林孛罗贝勒的面，难以回复。卜寨贝勒再三劝解说：我弟弟言出不逊，你的主人恨他。你的话诚然有理，但是恐怕我弟弟听了此书有伤于你。说罢，收书在案，命阿林察返回了建州［13］。
　　两部矛盾的发展使建州与海西的关系日益紧张，通好之路已经堵死，战争的阴影出现了。有一天，建州长白山部的珠舍哩、讷殷［14］二路与叶赫部相结，偷袭建州东界叶臣所居住的屯寨。事情发生以后，诸将前来报告。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追击也来不及了，便稳坐在楼上说：任他劫去吧！哪有水能透山，火能逾河的道理？珠舍哩、讷殷是我的属部，敢于远结他部前来劫我屯寨，真是自不量力。如水必下流一样，两部终将归我。
　　那林孛罗等人的政治攻势、领土要求和劫掠村寨的种种活动加剧了他们与建州部的紧张关系。为了一举歼灭新兴的建州势力，他们积极联合女真各部，其中主要的一支是乌拉部的满泰（又称晚太）、布占泰兄弟。乌拉部平素与建州部、叶赫部都有贸易关系，友好相处。但是两者比较起来，对叶赫部更亲密一些，因为那林孛罗、卜寨与乌拉满泰兄弟为“四寸兄弟，最为亲厚”［15］，这是乌拉部能参与对建州部作战的原因之一。
　　在女真人中间，部落首领的世袭制，远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的六世祖都督猛哥帖木儿时代，就已经成为社会的习俗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是来自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而是建州左卫的“枝部”所出［16］。他的祖父觉常刚职位稍高，授明朝的都指挥职务，父亲塔克世死前仅仅位居指挥使。因为父祖并死，所以塔克世没有承袭父职。指挥使在明代初年，还是比较重要的职务，到了明代晚期，由于都督林立，指挥使在人们眼目中，自然视作“常胡”［17］了。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没有显著的地位。叶赫部的那林孛罗、卜寨，乌拉部的满泰、布占泰都认为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过是个无名的“常胡之子”，却崛起为建州的大首领，晋升为都督。而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世代有名的大首领，父子相传，各出名门。如果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并肩为伍，岂不是个羞辱［18］。于是，决心一举荡平新兴的女真国。这是海西对建州发动战争的又一个原因，也是各部联合出兵的共同原因。
　　这些政治上的原因，故然可以引起战争，但能够引起叶赫、乌拉、辉发、哈达、蒙古、锡伯等九部团结一致共同讨伐建州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经济引起的。因为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便开始向海西四部伸手了。这是由明代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建州的地理位置等特殊性决定的。
　　女真社会除了农业生产以外，马匹、东珠、貂皮、鼠皮、参、松、榛、蘑等，在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最著名的黑貂产在黑龙江南北和东北虎尔哈部［19］，对于这些贵重的物产，女真各部首领都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这些物产在明代的关东贸易中，都以开原为贸易地。比如开原东路，经松花江、图们江、珲春、延吉直到朝鲜后门北青等地；开原西路，经庆云、康平、彰武、阜新、蛟河、敦化、东宁，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开原北路，经昌图、梨树、农安、松花江、肇州；由开原北至松花江进人原海西之地，又分东西两路。西路经洮儿河、扎赉特、海拉尔。海西东路过双城、阿城、木兰、依兰、佳木斯，直抵黑龙江省的富锦等地。各路都有“水陆城站”［20］，保持其通畅无阻。蒙古科尔沁、扎鲁特，海西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各部物产，通过各路源源地流入开原。同时，关内各省的手工业产品也通过开原再输往东北各地。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东海部，即长白山麓以东、图们江、乌苏里江沿岸、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松花江下游等地的瓦尔喀、虎尔哈、窝集部距开原较远，松花江以北至黑龙江、科尔沁、扎鲁特等部路途也相当遥远。在货物中转期间，乌拉、辉发等部因为居于各路的沿途，可从中取利［21］，尤其是叶赫、哈达两部稳享开原贸易利益［22］。科尔沁蒙古驻牧于嫩江流域，即明初兀良哈之地，凡是贸易往来也经过开原北路，扎鲁特部与科尔沁相邻，更借此路通于开原贸易。和平时期，他们或直接持货到开原市场，或通过叶赫等部“转市”于开原南北两关。锡伯（今绰尔河东南嫩江左岸一带）、卦勒察等各部无不如此。万历初年，海西南北两关战乱，市路不通，两关各部都很困窘。努尔哈赤起兵以后，逐渐地把手伸向了海西。他一方面利用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关系和联姻途径，使乌拉部貂、参等货物，不通过开原大市，同时又收买明朝官吏，使其卡断开原与北方各部的通道，使货物直接通过清河市，造成开原南北两关生计“贫落”，经济萧条［23］，叶赫、哈达两部无利可取，大为不满。同时，努尔哈赤在抚顺市压价收购北来货物，抬价后再输入清河、辽阳各市，大获其利，使乌拉、辉发、锡伯、科尔沁、扎鲁特，以至于东海各部的货物，不仅得不到原来的平价，而且也不能及时得到乌拉的布匹，因此，他们一致怨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24］。海西、东海女真和科尔沁、扎鲁特等蒙古各部与建州的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建州与九部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序幕发生在六月的一天。那一天，那林孛罗、猛骨孛罗、满泰、拜音达哩四部联兵，首先突袭了建州的湖卜察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闻讯，亲自统兵前去追击，一直追到哈达部地界，攻破了哈达部的富尔佳寨。当努尔哈赤回兵时，哈达兵随后追来。淑勒贝勒独自殿后。猛骨孛罗等四人见他一个人在后，便猛追过来，其中一个人冲在最前边。努尔哈赤见来人将到近前，回身便是一箭，正中那个人的战马，马中箭后一跃而起，骑者翻身落马。接着猛骨孛罗等三个人也杀过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回身又是一箭，射中了猛骨孛罗的战马，立即失蹄仆地，猛骨孛罗也滚下马来。他的家仆泰穆布见势危急，扶持主人换上自己的战马，逃命去了。这一战，建州以十五人杀敌十二人，得甲六副，战马十八匹，胜利而归［25］。
　　海西四部偷袭建州失败，更加恼怒，于是纷纷联兵。至九月份，联兵多达九部，有叶赫部的卜赛、那林孛罗；乌拉部的布占泰；辉发部的拜音达哩；科尔沁部的翁阿岱、莽古斯、明安贝勒；珠舍里路的裕楞额；讷殷路的搜稳、塞克什；锡伯部、卦勒察部等，兵分三路进犯建州。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