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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容诗集

_16 席慕容(当代)
  而今夜,在灯下,听着姊姊那似熟悉又似陌生的歌声,当年在校园里,在金急雨的花树下,我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在姊姊的歌声里,仿佛一切的沧桑都获得了一种甜蜜而又美丽的补偿。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了,做为一个声乐家的妹妹,我也许终于能够知道一点了吧。
说 梦
  从小就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
  想不到,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竟然就真会遇到一些和梦中相同的境遇。
  有时候,在真实生活里的那种幸福甚至会远远超过了我梦中所能冀求,所能想像的。
  在那种时刻里,心中就会不自禁地悲喜交集,觉得苍天待我太厚。
  不过,当然,苍天也有待我太薄的时刻,也有我永远得不到的幸福,和永远要继续做下去的白日梦。
  不过,现在来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譬如我一直想要的那面锦旗。
  我一直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缀着光辉耀目的流苏,一面从运动场上得来的锦旗。
  我一直盼望着那样的一个时刻,在热闹和紧张的一天过去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聚集在司令台前,听着麦克风里传出来的一项一项的成绩报告:
  "四百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一千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女子标枪第一名……"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竟赛,不管是什么名次,只要是我竭尽全身的力气在运动场上拚斗来的,就值得有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上面写着一些使人意气风发的句子,缀着一些金黄或者金红色发亮的穗子和流苏。听到麦克风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在全班同学的欢呼与掌声之中跳上司令台,接受那一面锦旗,然后转身和另外两名选手会合,一起立正向台下的群众致意。
  总是黄昏的天色,碧蓝的天空上满是金红的彩霞,风从运动场上吹拂过来,把锦旗吹得啪啪作响,一波一波地打在身上。锦旗很大,双手举着,遮住了大半个仍在流汗的身子,遮住了一颗仍在雀跃的心,流苏随风起伏,不断地碰触着我裸露的双膝,又麻又痒,有一种如触电般的狂欢。
  那该是多么浪漫的少年时啊!
  我多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在跳下了司令台后,在同学问艳羡的眼色之中,可以故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把它交到体育股长的手里,然后,第二天,一走进教室后就可以看见,那一面鲜绿或者鲜蓝的锦旗,那一面用我全身气力拚斗得来的锦旗已经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了。从此以后,在两年或者三年里面,它都会占着那个位置,上课下课,走出走进的时候,它都会在那里,随着风微微地起伏着,流苏微微晃动,发出一种细致尖锐的光芒,不断地来提醒我,提醒我在那一场竞争里的浪漫与豪情,和那一整个下午的喧哗与快乐,所有的一切都记在那一面光辉耀目的的锦旗上了,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从小在体育课堂上连一个筋斗都翻不过去的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运动场上得到任何名次的,我永远只不过是一个在场边和在台下摇旗呐喊的观众罢了。
  而从来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心里,我曾经多么渴望能得到那样的一面锦旗。
  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把吉他,在点着烛光的窗前,一面弹、一面唱,拥有整个安静而又自足的世界。
  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还不错,可是,因为有一个专修声乐的姊姊,因为她有着一副珠圆玉润得天独厚的歌喉,所以,从小在家里,我们这些其他的儿女就都养成了小声唱歌的习惯,偶尔忘形了,大声地唱了几句,母亲就会从隔壁屋子里问过来:
  "怎么?又牙疼了吗?"我们就只好噤声了。
  终于,离开家到欧洲读书去了。一个人住在女生宿舍里,放假的日子,同学们都出去的时候,我在窗前对着后院里的花花草草,着实痛痛快快地唱过好几次,心里陶醉极了,那时候,就好想能有一把吉他。
  有一天,就真的发狠买了一把好漂亮的西班牙吉他!
  那是在一个白雪纷飞的午后买的。
  那天其实已经是四月底了,在布鲁塞尔已经到处都盛开着黄水仙和郁金香,春天的风已经很柔和很温暖了,却忽然下起雪来。
  我被绵绵密密的雪花挡在街头,站在人行道上,百无聊赖,只好转过身来测览身后的橱窗。
  我正好停在一家乐器店前,那一把吉他就挂在古雅洁净的橱窗里,浅棕色的木质细致而又光滑,映着玻璃窗外不断落下的雪花,好像在那几根透明的弦上,已经有人在铮铮琮琮地弹奏起来了。
  多么美丽的一把吉他啊!我在窗外都看呆了,我想,假如我能在晚春的窗前,抱着一把吉他,一面弹奏,一面唱些轻柔的歌,让雪花就那样地飘落下来,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我就真的推门进去买下了它,还向那个白发有礼的女店员买了几本初学者的乐谱。她帮我把吉他放进套子里,套子是我挑选出来的,有着细小的蓝色格子花样,正好配我身上穿的那件深蓝色的大衣。
  走出乐器店的门外,雪势已经稍稍和缓了,满天飞舞的雪花干爽而又轻柔,抱着吉他,我走在石砖铺砌的街道上,想着马上就要来临的美好时刻,不禁欢喜得一路微笑着走了回去。
  但是,我所能拥有的,也不过就只是这样小小的一场欢喜而已。
  吉他确实是好吉他,乐谱也确实是清楚明白的初学乐谱,晚春的窗前也确实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时刻,可是,我终于发现,我没有办法学会弹吉他。
  在现实生活里,我终于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笨得无可救药的女子,被判定要终身与这么一种美丽的乐器绝缘。
  而我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不甘心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我梦里的那一头长发。
  或者是乌黑光光亮如瀑布奔泻那样的长发,或者是卷曲蓬松如云雾般难在双肩上,一低头一转身就会轻柔地涌动起来的那种长发。
  我想,如果能拥有那样的一头长发,再平凡的女子,也会变得很不平凡,也会在顾盼之间让人目眩神迷起来的吧?
  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不平凡。没上学之前,总是被大人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平头,飞机头,穿着西装,穿着带有吊带的短裤。在儿时的相片簿里,我永远是家庭里那个假想的男孩,甚至在弟弟出生了以后,我也总是军服夹克什么的站在那里;旁边坐着三个穿着由很多花边缀成裙子的姊妹们,她们个个都有着一头卷曲蓬松如云雾般的披肩长发。
  上了小学三年级之后,才终于在老师的央求与命令之下恢复了我的女儿身。刚开始穿起姊姊的裙子时,还一直觉得不习惯,总觉得裙子太短、太轻、空荡荡的,心里总是很不安。
  头发也一直是短短的。初中、高中都这样过来了,到了大学也没怎么改变,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烫头发,惹得老师和助教都过来打听,问我是不是要订婚了?那一阵子好像很流行在毕业之前订个婚或者结个婚什么的,顶着一头新鲜卷发,我百口莫辨。
  出国之后,终于下决心留起长发来,可是,发质又细又软的我,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达到我梦里的要求,薄薄的一层头发挂在那里,自己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别扭。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它们一刀剪断,又恢复了我短发的模样。去了鲁汶大学的中国同学中心,所有见到我的人都夸我好看,连一向说话特别谨慎的大卫也说了一句:
  "你今天看起来很整齐。"
  于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到今天,我仍然是一头短发。
  只是,每次在街头看见长发的女子,尤其是拥有那种卷曲蓬松像云雾般的长发的女子,我就会呆呆地站住了。看她在回头顾盼,或者低首轻笑的时候,堆在她双肩上的长发就会向不同的方向轻柔地涌动着,像极了一层又一层变幻着的云霞,在那个时候,我总会目眩神迷,久久不舍得离去。
  心里羡慕得微微有点发疼,知道与其他的那些白日梦一样,今生是与这样一种自得的幸福无缘的了。所以,在我的素描里,才会反复出现一些又长又密又细柔的线条,像云雾又像河流,总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轻轻涌动着,在那些涌动着的线条里,有谁能够明白,在一个平凡女子的心中也会深藏着多少不平凡的渴望啊!
  当然,我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我未免太贪心,太不知足了。
  不过,每个人总会有他自己的那个贪心的角落,有他自己的永远要做下去的白日梦,尽管明明知道这一生是无望的了,却忍不住想说出来,无论如何,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
  有谁规定过不准说梦的呢?
心灵的对白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出一个具体的形像?要怎么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
  窗外的槭树,叶子已变成一片璀灿的金红,又是一年将尽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不断地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
  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象隐隐然有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了。
  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
  "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要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了。"
  是的,在命运之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辨和可以控制的了。
  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是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确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成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疼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了。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语句来为它下一个定义的,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了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烦犹在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啊!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啊!
  原来,我如果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与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
  其实,你一直都是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的,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
  "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茁壮、去成熟,这世间就会添了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
  一位哲学家告诉过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种种的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发生错误,也因而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又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愿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不会察觉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
  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中间的那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
  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会产生了那么多又那么美丽的艺术作品。
  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然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成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又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管是我的坏或者我的好,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看得清清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去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明白。
  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找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能一样地看透进来呢?在你的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呢?
  "没有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日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的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啊!
  "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只是一种认真和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地为你一一理清、一一说出、一一记住的呢?
  没有,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在这世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把成长的历程中每一段细节、每一丝委婉的心事都镂刻起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和云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些,在有意或无意间再忘记了一些,然后,逐渐而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站在你眼前的我。如你所说的:一个单纯而又自然的我。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你的了解和珍惜。
  我们只能来这世上一次,只能有一个名字。我愿意用千言万语来描述这一种只有在人世间才能得到的温暖与朦胧的喜悦。我很高兴我能做中间的那一种人,我不羡慕上智,因为没有挫折的他们,不发生错误的他们,尽管不会流泪,可是却也失去了一种得到补救机会时的快乐与安慰。
  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
  无论如何,藉着我的画和我的诗,藉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能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我竟然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
  那么,我禁不住要问自己了:
  "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我的泪水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
范大哥
  范大哥是我们的老邻居,十多年前曾经比邻而居,十多年后又都在石门落户,所以每次在路上相遇,总觉得特别亲切。
  他有着一副东北男儿的高大身材,虽然有五十多岁了,平常仍然总是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的打扮,骑着脚踏车跑来跑去,晒得红红的脸庞上总带着朗爽的笑容。
  那天,和他在石门国小的门口碰见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给孩子送中饭来的,交换了一些照例的寒暄之后,他忽然告诉我:
  "我有了老家的消息了,我娘还在!还住在齐齐哈尔呢!"
  声音里有着一种渴望与人分享的兴奋和快乐。我赶快向他道贺,不是吗?这不是一件很值得道贺消息吗?
  然后,他就骑上车子走开了。我站在学校门口的夹竹桃下,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阳光里,他的头发原来已经花白了。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多好听的名字!是哪一省的省会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白山黑水呢?一个我只在初中地理课本上读过的名字,一个对我全然陌生的地方,却竟然可能是我朋友的故乡,在那里,住着他三十多年来没能再见过的亲娘。
  而对一位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儿子的老妇人来说:桃园,石门,这些好听的名字恐怕也只能给她一种模糊的概念了吧!一个少小时就离家的儿子,做母亲的每次想起他来,恐怕也仍然只能有一种模糊的思念和模糊的亲爱了吧。
  忽然觉得世间有些安排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浪费!我和范大哥虽然说是老邻居,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深交,这么多年了,每次相遇,也不过就是谈天气或者谈孩子那么几句话而已。可是,我却能看过他二十多岁的样子,又能再看到他五十多岁的样子;我能够看出岁月在他脸上所划下的细微的痕迹,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家、他的妻与子、他的事业,甚至还能了解到一些他的兴趣和嗜好。
  但是,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有一个老妇人却只能在梦里想象她儿子成长后的音容笑貌,再怎么样也无法为地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想着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一位年老的母亲,无论她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把我眼前的阳光、身边的夹竹桃,和那个高大的爱穿白衬衫牛仔裤男子的背影,还有充塞在这整个岛上的丰饶和富足带入她的梦里。
  想着她的徒劳的努力,我心里也有些什么开始疼痛起来。
两根扁担
  原来是一种嘻哈笑闹的气氛的。
  在芝加哥近郊一间小餐馆里,玫如和秀英请我吃牛排,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了,凑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开怀大笑的话题。
  当然,我们是尽量压低了嗓子来说话的,可是,遇到精彩处,实在是不能不笑出声来。三个穿戴整齐、看起来都很富泰的中年妇人,却像小女孩一样,在桌前拼命地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大概这本身就已经是一幅很可笑的画面,因而使得隔桌的客人不断地对我们注视,然后也感染了我们的快乐,开始朝我们微笑起来。
  玫如正在说她的先生,去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时的一段趣事:
  "他呀!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一个人旅行惯了,到哪儿去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潇洒劲儿,这次回去,可是把他给整惨了!
  他去浙江乡下看他的母亲,带了很多东西,下了飞机,他也像在美国的时候一样,把大小七、八件行车都往旁边一搁,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红帽子来。
  可是,等了好久好久,都没人过来,他只好自己到询问台去问,才知道,这个飞机场不单没有红帽子,也没有计程车。
  这下子,他可傻了眼了!行李虽然不是很重,可是大包小包的,两个手实在没办法一起拿。而他在要回去之前,只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在哪一天会到,住进哪一家旅馆,可就没说飞机的班次,也没叫他们任何人来接飞机。这下子,举目无亲的,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终于,一个热心的服务员很高兴地跑了过来,说:
  "行了!有解决的办法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服务员手上的那一根扁担,也不知道怎样费事才去替他找来的。于是,把七、八件行李分成两份,挂在肩担两头,于是,我们这位先生就扛起扁担开始他回家的第一段路:——从飞机场走到旅馆。
  唉哟!你们想一想,我家那个老爷,从生下来到现在,什么时候用过他的肩膀啊!"
  玫如一面说,一面笑。我和秀英都认得玫如的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只抽一种牌子的烟丝,化工博士出身的他,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平日讲话都是轻言细语的。想像着这样一棵临风的玉树挑起一根扁担,两边晃着七、八个大小不同的美同名牌皮箱的样子,我和秀英简直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别笑!别笑!后面还有!"
  "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旅馆,刚挨到服务台的前面,就听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站在柜台前向服务生打听他消息的那个人他完全不认识,样子很苍老,手上也拿着一根扁担。他只好把行李放下,走过去自我介绍。想不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是他的二弟,从老家坐火车到旅馆来接他,手中的空扁担就是为他的行李而准备的。"
  这个时候,有些什么感觉不大对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相见不相识的同胞兄弟,面对面地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这样的相遇,这样的重逢,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觉得可笑的了。
  我竭力忍着,可是泪水还是不听话地涌了出来,在打开皮包找到手帕之后,一抬头,正好遇到邻桌客人投过来的惊讶和迷惑的眼光。
老金
  老金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直住在国外,最近回来开会,在台湾的朋友合起来请他吃饭,来了十多个人,挺热闹的。
  这天晚上,大家兴致都很高,聚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聊,老金更是滔滔不绝,向我们报告这别后十年的一切概况:
  "你们知道吗?我前阵子回去过一次,跑了一大圈哩!"
  大家当然都明白他指的是哪里,这是一个最时髦的话题,于是,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准备听他的了。
  老金很知道他的优势,于是,面带得色地开始向我们这些人形容起他所见到的种种来了。他跑得可真远!去了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山那么多水,那些都一直是我梦里的山河啊!
  我要承认,在我心里,是有一点嫉妒他的,可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听他的描述。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命运,我就容忍一下他的优势又有何不可呢?
  可是,当他再说下去的时候,有些什么使我不安了,他说:
  "你们知道吗?我去过的好些地方,就是大陆上的朋友也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不是我的外国护照,如果不是我的特殊身份,普通老百姓是绝对进不去的呢!"
  我还不能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开始生气,可是,我知道的是一定要转变话题才行。于是,我小声地央求他:
  "老金,讲别的好不好?好不好?"
  我不断地小声央求他,可是老金没注意到我,正讲到得意之处的他仍然滔滔不绝:
  "真的,在那种地方,不讲特权是行不通的呀!"
  终于,有些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轰然炸袭。我受不了了,不得不站起来,大声地对他说:
  "我不听得不得?不听行不行?"
  老金呆住了,朋友们也都呆住了,丈夫从桌子对面向找投来警告的眼光,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失常的行为,只好一转身跑了出去。
  外面是清凉的夜晚,敦化南路林荫茂密,我一个人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风吹过来,才发现泪已流满脸。
  怎么样才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呢?
  怎么样,才能把我纷乱的不安与愤怒理出个头绪来呢?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回去过的人都是怀着一种严肃的心情的。但是,假如有几个,只要有几个人像老金,假如他在台湾和在大陆都以特权自居并且还沾沾自喜,那么,要怎样才能弥补他所造成的错误呢?
  对我们来说,事情还很简单,今天晚上生了他的气,明天就可以不理他,实在忍不住了,还可以写封信或者写说文章来骂他,出气的方法总是有的。
  我听到丈夫从后面追过来的脚步声了,可是,在南国清凉美丽的夜晚里,我怎样也止不住那奔涌而出的惶急的热泪。
妇人之见

  每次,在车子开上高速公路,看到路旁的那些相思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快乐,觉得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悲观,那样的不可救药……
  不是吗?有些生命并不是那样脆弱和容易征服的,就像那些相思树。
  七八年之前,中址到台北那一段刚通车的时候路旁都是修得整整齐齐的土坡,像用刀削过似的,把很多座相思树林也硬生生地切成两半。在那一两年里面,所有的景色都像建筑模型所展示出来的样子,一切都规划得好好的,山归山、树归树、车归车、路归路,整齐得银色文明得很。
  过了两年,界限就没这么清楚了。在几个交流道的转角处,在好多片斜坡上.都开始出现了相思树的幼苗了,不知道是种子发的芽,还是当初堆土时带过来的,反正,它们开始生长了。很矮、很小,但是很坚持地站在那里,好像每经过一次,就觉得它们长高了一点,可是仔细看看,又好像没什么变化。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种"偷步"的游戏,一个人在前面的墙边蒙着眼睛数一二三,后面的那些人就要乘机抢前几步,等到在墙边的那个人猛一回头时,大家又站定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
  这些相思树就有点像在玩着"偷步"的孩子一样,不声不响,若无其事,但是暗地里却在拼命地长。才不过两三年的工夫,都长得很直很挺了。而现在,所有的枝干都恣意的伸展,细碎的叶子已成浓荫,替原来平坦的草坡增添了不少美丽的光影变化,每次开车经过,我都会在心里暗暗地为它们喝采,为它们高兴。
  大自然里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如果你不把它摧残得太厉害的话。所有的生物都该有一种复杂的本能和本领,如果你能给它时间,如果你没有赶尽杀绝,如果你能给它留一点余地。
  悲哀的是,人类对它们,常常是不留丝毫余地的。

  今天看到报纸,才知道李石樵老师正在为了要被强制搬迁出他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老屋而心烦,而我在仔细地看了几份报道之后,也不由得跟着心烦气躁起来。
  我们居住的环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了环境呢?
  大家都说:"艺术是精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食粮。"满街贴着标语:"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要建设成一个文化大国",可是,艺术在哪里呢?文化要从什么地方来复兴、来建设呢?
  我们可以盖很多"漂亮"的建筑,可以在很多大门上挂上牌子,叫这个做"文化中心",叫那个做"艺术中心",可是,有谁能够知道,真正的艺术中心在哪里呢?
  其实,真正的艺术中心就在台北新生南路二段的巷子里面,在一幢木造的破旧的房子和它的庭园之间,在新竹武昌街的养了兰花和盆景的古老院落里,在台中,在台南,在每一个孜孜不倦地画了五、六十年的老画家的画室里。在那里,艺术并不只是挂在墙上的作品而已,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色面与光影的组合。在老画家的古朴而陈旧的画室里,艺术是一种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可以学习、可以超越、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心胸与气质、可以崇敬可以感激并且可以轻声向他道谢的实体。在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之间,老艺术家向这个社会尽了他最大的贡献,他给了我们最美和最好的力量,依靠着这种力量,整个民族的文化才能延续下去。
  而我们给了他什么呢?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他知道,不努力就不能成功。在他们终于能够成功地在画面上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又要他明白,艺术家应该接受一种孤独的命运。而在他寂寞地在画了几十年的画室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叫他搬家,就是开一条又直又宽的马路,把他幽静的后院完全劈开,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努力了一生老画家的回报了。
  听说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活着的国宝,而我们的国宝却只是指那些放在故宫博物院玻璃橱柜里的没有生命的物件,这是一种多可笑与可怕的错误!
  然后,我们还一遍又一遍地对孩子们说:"我们是文化大国。"

  有很多事情只要知错,就可以改,可是,有很多事情错了就改不了了,只要错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在拓宽了的北部滨海公路上,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令人看了心疼的错误,那些变窄了的或者干脆填平了,因而终于消失掉了的美丽的沿海景观,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
  花了很多金钱、很多劳力,筑了一条又整齐又平坦的大路,让我们可以很快并且很安全地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块曾经很美丽而如今已面目全非的海滩。
  站在狭窄的海滩前,身后充满了车辆的噪音,我们该向谁去诉说我们的惊讶与愤怒呢?
  而在南部的海边,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在碧蓝的天空和海水之间,曾经开得那样鲜明和灿烂的夹竹桃都不见了,曲折的海岸公路也完全消失,不再有峰回路转的喜悦,只有一条平直的大路,带你走到终点。
  在终点,他们用水泥做的假山或者假竹栏杆来欢迎你,一条用光滑并且极为昂贵的大理石砖铺成的路可以使你在海岸的热带林之中悠闲地漫步,而鞋底连一粒海沙都不会沾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悲观,那样不可救药……
  并且,事实上大家也都没有恶意,每个人真的都是在尽力而为,大家都希望一切能更美更好。
  问题是,我们不太清楚更美更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很久以来,已经没有人教我们这些了。
  很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仔细地聆听风吹过树林时的声音,没有仔细观察过一朵小草花的生长,我们已逐渐习惯了小社会里的一切人为的安排,终于忘记了在大自然里原来该有的种种让人惊奇与羡慕的美好境界了。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在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池,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依照自然的安排来生长。在那些野生的森林里,密密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每一样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粗看好像杂乱无章,仔细再观察却会发现其中有令我们人类不得不叹服的秩序与安排,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真的有那样一块美丽的地方在等着他的长大和他的探访。
  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会感激我们的。

  我更希望,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向引导我们长大、带我们进人一种极美的精神境界,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创作的前辈艺术家表示出我们的感激之意。
  虽然,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并且几乎和那些野生的相思树一样,有着极强韧的生命力。可是,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有一部分和凡人相同,需要生活,需要一块能够安静地创作的小小空间,需要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持。
  他们也许并不在意于"国宝"的称呼或者待遇,可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瑰宝,失掉了任何一位,都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损失。
  难道真的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来后悔吗?难道我们真的是一个害羞与犹疑的民族,永远不能在适当的时候说出适当的话来吗?
  如果我们不能给孩子以一种良好的榜样,那么,孩子就有了很充足的可以让我们失望的藉口了。
  我想,今天来说、今天来做,应该是不算太迟,应该是可以来得及的。
  除了标语之外,让我们给孩子留下一些真实和美丽的宝物,让他们能在一个澄明而洁净的世界里成长,这该是所有的妇人的心愿了吧。
  现在说出来,应该不会太迟吧?
标 本

  看到别的孩子有捕蝶网,凯儿放学回来也央求他姊姊给他做一个。
  星期天的早上,慈儿用刚换下来的旧纱门上的纱网,加一些细铁丝,再去竹林里砍了一根细竹子,姊弟两个在车房里磨菇了整个上午,竟然给他们做成了。
  下午的时候,两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告诉我,要捕蝴蝶去了。我问他们要去哪一带?姊姊回答我:"去后面山上,听说那里蝴蝶比较多。"
  "妈妈,那里有你看都没看过的大凤蝶哩!要不要跟我们去?"凯儿仰着给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脸,也来邀我一起去。
  "算了罢!"在廊前的我微笑地回绝了他:"妈妈小时候看过的蝴蝶可比你们看过的漂亮多了!"
  姊弟两个同时用一种不以为然的神色注视着我,然后就转身往后山走去了,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妈妈又在吹牛了吧。
  站在廊前看他们小上的背影,忽然发现,我意然无法向自己的孩子提出在任何证明来,无法向他们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爱扫兴和爱吹牛的母亲,我真的曾经有过一段丰富的童年,我真的曾经看过成群的美丽蝴蝶!
  其实,不过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而已,这个岛上曾经有过多少对在阳光里飞舞着的翅膀啊!
  刚从香港迁来台湾的时候,在厦门街店的巷子里,在靠近水源路的堤防下,长满了青草和野花。我常带着妹妹和弟弟,沿着这一条长长的土坡边缘一路奔跑过去,阳光下,蝴蝶也成群地在我们身旁跟着我们上下飞舞,有白的、黄的、紫的、花的,还有极大的黑色凤蝶,和那种小小的灰色蝴蝶。
  我们不能捕蝶网,只需要把两双小手合起来,慢慢地朝草坡走过去,然后,在一个敏捷的扑倒动作之后,手掌心里总会有一两对轻软的翅膀在里面急急地掮动,小心地打开来看,通常都是那种灰色的小蝴蝶,所以,我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他们"笨笨蝶",派人了以后,才知道这种蝴蝶的学名应该是"台湾小灰蝶",遗憾的进,在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后,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迹了。
  住在石门乡间很多年了,每到春天来时,一直都在留心蝴蝶的消息,可是,尽管园里栽了不少的花树,却只有偶而飞来的一双两双的蝶儿,在花丛里飞舞的时候,只觉得他们的孤单,怎样也视不出那种热闹与兴奋的气氛来了,而那种气氛在我心里曾经是多么鲜明和美丽的记忆啊!
  孩子们从后山上回来的时候是空着手的,弟弟说蝴蝶都太聪明了,怎样也抓不到。姊姊却还记得我在他们出发之前所说的话,盯着问我以前都看过些什么样的蝴蝶?
  其实,我的书箱里面有一本"台湾百种蝴蝶"的标本,我本来想找出来给他们看的,可是,犹疑了一下,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藉口要去厨房看着晚上吃什么菜,就把她的问题给岔过去了。
  因为,我犹疑的是:假如在我把这些标本拿给他们看了以后,孩子如果问我,为什么现在都看不到这些蝴蝶了的时候,我要拿什么话来回答他们呢?
  我能拿什么话来回答我的孩子呢?

  十八岁那年夏天,第一次认识太鲁阁。
  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了,画了那么久的国画,临过那么多张画稿,才算第一次面对着真实的"山水"。
  同行的都是同班同学,二十多个人坐在救国团借给我们的军用卡车上,从车子进入峡谷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惊呼起来:
  "看啊!我的天!快看啊!"
  是啊!大家快看啊!这迎面逼人而来的千如峭壁有着怎样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势,而往下看去,立雾溪又以怎样曲折湍急的流势在深深的谷底冲刷着,在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之前,我们年轻的心胸整个沸腾了起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大地山川",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有限和无限"。
  长大了以后,每次想向别人形容那一种感动,每次都找不到恰当的形容词,挣扎了半天之后,最后总是那同样的一句话:
  "你一定要自己去一次,你去了以后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世间,有很多知识是可以靠课本和老师来传授的,有很多事件可以不必亲身参与,有很多名胜可以卧游;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承认:对待太鲁阁是不可以这样的,你如果没有去过太鲁阁,你就没办法认识太鲁阁。
  在那里,天和地是一体的,山和水是一体的,风声和鸟鸣是一体的,云雾和星辰是一体的,而当你置身其中,你才会发现,原来人和大自然也应该是一体的。
  在那里,山上巨石之间,常有骤雨之后留下的潭水,我们走倦了,就和衣进入山泉里游泳,女孩子的黑色圆裙在碧绿的水面上飘浮起来,温柔的笑靥如一朵洁净的睡莲。在那里,我们可以在夜色里横过涧谷,去探亲那白天曾遥遥注视过的开满了野百合的山坡,月光下,立雾溪不断地从谷底呼唤我们。在那里,年轻的心胸接受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最壮严的洗礼,从山中出来之后,生命和青春似乎有了一层更深和更澄澈的意义。
  那个夏天以后,我又陆续去了几次,虽说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路边添了太多不必要的建筑,每个停留的站上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喧哗;但是,只要山和水仍在,那第一次的感动仍然会回来。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从我身旁惊呼着走过去,我心里就会很感激,感激这大地山川给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教育。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到太鲁阁的上游去盖个不一定需要的发电厂呢?
  把立雾溪拦起来,让太鲁阁成为一个干涸的标本,让原来无法形容和无法替代的瑰宝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这一代里消失,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他们抱持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就算有一天他们开始认错了,也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当太鲁阁一旦成为一个干涸的标本之后,就算穷千万人之力,穷千百年之功,也没有办法来弥补这种错误了。
  到那个时候,将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啊!可以还我一个原来的太鲁阁!
荷兰印象
  我们出去旅行时,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入境问俗",这一句话里,其实是有满深的意思的。
  人有很多种类,不过,在说出这一句话时,有时候,可以显示两种不同的心思:一种是想知道别人有些什么和我们不同的缺点,我们可以加以讪笑;一种是想知道别人有些什么和我们不同的弱点,我们可以不去碰触。前者是恶意的,后者是善意的。当然,也有一种心思是纯粹只为了惊叹与欣赏,但是,无可否认,或多或少,潜意认里总会含有一些要和自己的环境比较一下的心思。
  刚到欧洲时,常听到朋友们说起荷兰人的爱干净,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总是要用一种有惊叹号的句子来加强语气:
  "在荷兰街上走一天,鞋于上也不会有一点灰沙!"
  "荷兰主妇每天都在洗刷!"
  "你走到街上一看,每一扇窗户后,都有一个荷兰主妇在擦玻璃!"
  事实也好像确是如此,我去过荷兰几次,都是在春天,郁金香开得最高兴的时候,而在每一条街上,总有几个长得很壮的妇人在一遍又一遍地,擦着那扇迎街的大大的玻琉窗。
  刚开始时,我确实产生了一种自愧不如的心思,我觉得她们每一家都窗明几净,实在不是我们中国人能比得上的,能活在那样一个清洁美丽的环境里,实在是一种幸福。
  一直到有一次,经过他们的一个住宅区,我忽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样是一栋双并式的公寓,可是在中国只需要盖一道公用的楼梯,就可以使二楼并邻的两家得以出入使用;但是,在荷兰的那个住宅区里,二楼的住户却是每家都各自有一道出入的楼梯,房子盖得并不宽大,因而,在比例上看来,这两道分开盖的供二楼住户出入的楼梯就显得格外狭小了。我的朋友告诉我:
  "这样,荷兰主妇才能心甘情愿地擦着只属于她自己那一家的楼梯。"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我忽然开始有了一种别样的体认:这样的一种干净美丽,是不是只是一种锱铢必较的民族性的反映而已呢?是不是除了是一种优点以外,也可能是一种弱点呢?
  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中国有些脏乱现象是可以原谅或者可以加以赞美,我仍然认为,一个家一个国都能干净美丽,实在是值得羡慕与仿效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上的那一种宽厚的态度,也是别的民族所绝对无法做到,绝对无法比拟的,因而,在面对指那样一种"逼人的洁净"时,我也就不会太自卑了。
  其实,世间的每一件十不都是可以有着两面的解释吗?长久的战乱与长久受"列强"欺凌的结果,我们中国人的自卑感确实很重了,因而,在有时并不需要太自卑的则候,仍然无法释怀。
  我们的环境是不够干净,我们出上旅行的时候是太噪杂,我们有很多举止行为是没有公德,我认为,我们是该好好地改进;然而这种改进与向上的心,是应该在一个"为下一代的幸福"的前提之下,才是正确的,而不是,绝对不是:仅仅只为了"怕别人耻笑"。
  常看到一些这样的词句:"有碍国际观瞻"、"让观光客以为……",或者:"不要让外国人看了……"等等的语句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和报章杂志上,总会给我一种错觉,让我以为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维持一个表面的尊严而已,很多话的真正含意好像是在说:假如别人没有看到或者不会看到的话,就没有关系,也就没有改进或努力的必要了。
  事情难道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难道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一点除了是为了有客人要来以外,不也应该是为了我们孩子的舒服吗?我们的公德心,除了是为了让别人不耻笑以外,不也是为了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生活的好榜样吗?所有的改进与努力,应该主要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如何,应该反而是次要的事情才对啊!
  我又激动起来了,把一篇原该是报导欧洲各国风俗与民情的文章写成这样,我实在是"心不由己"啊!
  我又激动起来了,把一篇原该是报导欧洲各国风俗与民情的文章写成这样,我实在是"心不由己"啊!
玛利亚
  ——而艺术家自己的那颗心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恋恋不舍的东西呢?是他的童年、他的故园、还是他念念于怀的那个古老安静的中国呢?
玛利亚
  在布鲁塞尔学画的时候,早上都是人体写生的课,画室里经常有两、三个模特儿摆姿势给我们画。
  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流动性却不太大,就是说:间或有一两个人做不长久,但是大多数的模特都有了好几年的经验,也都是敬业。每天准时来,准时走,休息的时候尽管也会和我们谈天说笑,但是,只要一到上课时间,一走上他的位置,一脱下罩袍,一摆好姿势,他就不再说话也不再动作,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安静沉稳得如一具雕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受那个叫做玛利亚的模特儿的原因了。
  因为她不但常常迟到,常常籍故早退,并且,摆姿势的时候,从来不能让我们满意。
  如果是坐着的姿势的话,还勉强对付。可是,因为她有着一副长而瘦削的身材,所以教授常常要求她摆出站立的姿势。这样的话,在她正面的同学,可以画她瘦削的脸,瘦削的身材,再配上她的很大很黑的眼睛,画面自然就会出现一种美而忧郁的气氛,而在她背面或者侧面的同学,就可以仔细观察她微驼的脊椎,在画布上勾出一条很优雅的微微弯曲的线条。
  因此,多半的时间,她都是站着的。在开始的五分到十分钟里面,她还算合作,还能努力地保持直立的姿势,努力地睁大她那很黑很深的眼睛,但是,只要时间稍微久一点,她就开始摇晃了,眼睛也时开时闭,有时候还会自说自话起来。
  在那个时候,同学们就开始低声埋怨,我也会一阵一阵地觉得烦躁。在画布前面站着的我,和平常时候的我是不一样的,平常的我可以开玩笑,可以敷衍,可以容忍一切的散漫和疏忽;但是,站在画布前的我,尤其是那个二十二、三岁时的我,那个年轻气盛有着无限的野心,并且因而对自己非常严厉的我,是绝对不能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的。
  当然,在起初时候,我还是尽量容忍,可是,到那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那天,上课的时候,爱玛带了几个桔子来,那是个教授不在的上午,画室里自然就比较活泼了一点。爱玛剥桔子给我们吃,画室里充满了一种桔子皮的香气。
  这个时候,玛利亚忽然说话了,就在画室的中央,在木制的高高的写生台上,她向爱玛说:
  "请你给我一点桔子皮吃好吗?"
  大家都有点吃惊,很少有正在工作中的模特儿会开口说话,并且开口要东西吃的,而且要的是桔子的皮!
  爱玛有点不好意思,赶快递给她几瓣桔子,但是,玛利亚不要,她只要桔子皮,她说:
  "我喜欢吃桔于皮,可以提神。"
  全班都哄笑了起来,助教也在旁边微笑,真的啊!这个老爱打瞌睡的玛利亚实在是需要提提神的啊!
  而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整个早上,对画室里的嘈杂,对玛利亚的不合作,对正在画的那张画的毫无进展,对这所有一切的不满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出来。我把笔摔进画箱里,把画箱用力地大声地关上,然后拿着画布气冲冲地走出画室,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本来可以用功的早上是完全浪费,完全空过了。
  到了晚上,在宿舍里,在灯下,我又把那张面再拿出来端详,想看一看还有些什么可以努力或者补救的办法。
  画布上的玛利亚面对着我,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瘦削和无神的话,她的轮廓应该可以算是很美丽的。
  隔壁房间的阿丽丝跑过来找我聊天,她是一间公立医院的护士,比我大上五、六岁,快要结婚了,常常拿些壁纸或者窗帘的样本要我来帮她挑选,给她的新家提意见。
  那天晚上,她一看那张画就叫了起来:
  "我的天!你把她画得真像!"
  我很奇怪,怎么,她认识玛利亚吗?
  "怎么不认识,在中学里,她高我几班,长得漂亮,一毕业就结婚了。可是,生了四个孩子以后,有一天,她丈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隔了很久才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寄了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来,说对不起她,劝她把四个孩子送到育幼院,你看!有这样荒唐的事!"
  阿丽丝说着说着竟然笑了起来,是啊!她的未婚夫每天下班以后都会来找她,两个人甜甜蜜蜜地说上好多话,她怎么能够忍受玛利亚这样荒唐的婚姻呢!我只好要求她再说下去。
  "去年、我在街上碰到她,如果不叫我,我还真不敢认她哩!她说,她拚命也要保住这四个孩子,绝不让他们遭到分离的命运。她已经学会了开电车,所以,你别小看她,她白天去你们学校做模特儿,晚上可就是夜班电车的女司机哩!"
  一个非常瘦削的女人穿着暗色的制服,在驾驶台后面强撑着她的深深黑黑的眼睛,从薄暮一直到午夜,开着一列古老又笨重的电车,在布鲁塞尔狭窄的街道上反覆地行走着。然后,在第二天的早上,再匆匆地赶到艺术学院明亮的画室里,在一群骄傲的、残忍的,要求很严格的年轻人前面,脱下她所有的衣服,脱下她所有的曾经有过的理想和美梦。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四个幼小的孩子,在失去了父亲之后,不再失去母亲,失去他们的家,他们那惟一的卑微的依凭。
  从那天以后,我一直不太敢正视玛利亚,在她的面前,我一直不太敢抬起头来。
老伊凡
  到今天还能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坐在巴塞隆纳港的山坡上,面对着辉煌的落日时,曾经有过一颗多么踌躇志满的心。
  那一年,我离家到欧洲去读书,船行了一个月,终于来到欧洲大陆。巴塞隆纳之后,就是马赛。我要在马赛上岸,然后坐火车去比利时,如果可以通过入学考试的话,我就可以正式进入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上课了。
  多好听的名字!多美丽的命运!从十四岁就开始学画的我,从艺术科、艺术系一路学上来的我,终于可以进入欧洲一所古老的艺术学院了。美梦终于成真!而我还那样年轻,眼前有着无限的可能,只要我肯努力,只要我肯拼,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
  那天天气特别的好,坐在山坡上,看夕阳冉冉落下,我心中却有个辉煌的美梦正在逐渐升起。
  所以,在见到老伊凡的那天,我就非常非常看不起他的。
  老伊凡是莉莉安的朋友,莉莉安是我的室友,也是艺术学院的同学。祖籍波兰的她,虽然从上一代起就定居在比利时,但是,只要谈起话来,还是什么都是波兰老家的好。
  听她说来,老伊凡是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家,终于在为着一个理想而努力:想找一个美丽的模特儿,雕出一座最美丽的木雕女像。年轻时为这个原因走过了很多的路,十年前终于定居下来,开始雕他的女像了。
  当然,他是波兰人,就住在布鲁塞尔的近郊,莉莉安一直认为,我应该去拜访他。
  我们去的那个晚上,布鲁塞尔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路上积雪很厚,每走一步都会陷下去,我的薄靴子都湿透了,裹在脚上好冷,可是想着是要去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里就有种沸腾的感觉了。
  而老伊凡却让我那样失望!
  不过是一间简陋的公寓,不过是一个高大笨拙的老头子,不过是一大块竖立着的粗糙的木材,在那上面,隐约可以看出一座女体的轮廓,但是刀法之拙劣,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业余者之手,从来没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在我这个行家的眼里,整件作品因而显得非常的幼稚和可笑。
  当然,我并没有显露出我的失望,可是我也不甘心像莉莉安那样盲目地称赞他,我只是安静有礼地坐在那里,微笑地随便说几句好话而已。
  老伊凡却感动得不得了,认真地向我讨教起东方的木雕艺术来了。他大概有六十好几了,是那种可以做我爷爷的年纪,但是,也许是整个东方的文化在我身后做背景的缘故,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恭敬,而我和他聊着竟然也自觉得权威起来了。
  在拿过咖啡拿过酒来招待我们之后,他兴致很高,又拿出一本相簿来给我们看,说这是他年轻时旅行各地的纪念册,是他最珍爱的东西。我心想能够看一些各地的风光也不错,有些美丽的相片看看,也勉强可算不虚此行了吧。
  但是,他又让我失望了一次。打开相簿,并没有一张相片,只有一些乱七八糟贴着的东西,有车票、有树叶、有收据、还有一些怎么样也叫不出名字来的物件。
  而老伊凡开始一件一件地为我们解说了,声音很兴奋。他说这张是他在旅程上买的第一张车票,那张是他住进一间忘不了的旅馆后的一张房租收据,因为在那一间旅馆里同时住着一个很美丽却很忧伤的单身妇人,而他一直鼓不起勇气去和她说话。这几片叶子是他在阿尔卑斯山上采的,那天他看见满山野花盛开,但是他实在下不了手去采摘其中任何的一朵,只好采了几片叶子来做纪念。这一小块碎布又是……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老伊凡却仍然不肯停止,我偷偷抬眼看他,忽然发现,有些什么不大一样了。好象在所有的记忆重新回来之后,他整个人变得年轻柔和起来了,原来苍老失神的面孔在诉说时竟然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采来。
  在那刹那之间,我的心里也好像有些什么不大一样了。虽然我说不上来到底是些什么,可是,起码在和他握手道别的时候,年轻的我是很认真向他道谢的,谢谢他给了我一个可贵的夜晚。
  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他,常常会突然地想起他来。而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确定,到底谁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我?还是他呢?
  表面上看,好像应该是我。受过那么多年的训练,画过那么多张画,开过那么多次画展,专业方面的知识我大概都懂一点,一切成为一个艺术家该有的条件我都具备了,不是我,又该是谁呢?
  可是,如果好听的学历只会使我变得骄傲起来,如果长期的训练只会使我变得过分自信,不肯再虚心地去观察这个世界;如果我逐渐沉溺于名利的追逐而无法自拔,终日患得患失,那么,那种当初刚刚开始学画时的单纯的快乐将会离我越来越远,再也不可复得了。
  真的,我越来越无法确定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呢?表面上的一切好像我都有了,可是,那最需要的一点呢?那在最深最深的心里,对这个世界的诚挚的热爱、强烈的感动和谦卑的描摹,在一个艺术家最要要具备的那些真诚的条件上,我哪一样能够及得上老伊凡呢?
  我又有哪一点能够及得上他呢?
阿克赛
  阿克赛先生原来有个很长的名字,可是,那种东欧人的长名字实在很难发音,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时,我"斯夫斯基"地拼了半天也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来,人可是已经咬牙切齿地把脸都憋红了。
  阿克赛先生看到我的窘态,当时就呵呵笑了起来,把我一把搂住,频频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
  "好了!好了!你已经通过测验,不要再努力了。我的朋友干脆给我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这样,你也和他们一样,只要叫我'阿克赛'就好了!"
  就这样,我也变成他的朋友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事。那年夏天,我在瑞士温特吐城开放汤河大赛先生是当地的艺术家,来看了我的作品,回去之后,写了一篇画评,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那天早上,在画廊里,朋友替我们相互介绍,五十多岁的他和二十多岁的我就因为这一篇画评成为忘年之交。
  阿克赛先生和池的太太都是南斯拉夫人,二十年前来到瑞士,就在温情吐城定居下来、他们有三个孩子。那天,在画廊里他就一再邀请我,要我有空去他家作客,看看他的家人,当然,还要看看他的雕刻作品。
  我去了,同行的还有邀我来开画展的瑞士朋友,我们两人到了阿克赛先生家里的时候,全家大小都已经热烈地等待着了。
  房子在市郊,很小却干净明亮,院子里有一棵大苹果树,太太是那种很安静而且有丰怕羞的内向的妇人,孩子们却一个个都很开朗和有礼。
  他们实在是一个很幸福很欢喜的家庭。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谁说艺术家就不能养活妻小呢?谁说做一个艺术家就一定要把全家都陷进绝境里呢?一个虽小却温暖的家应该也是艺术家可以达到的理想吧,像阿克赛先生这样不就很好吗?
  参观了阿克赛先生的工作室以后,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真的,他的工作室虽然很简陋,可是里面的作品却一样比一样精彩。他的雕刻方法是一种金属的焊接,我最喜欢的是那座叫做"小丑的梦"的雕像,一个与人等高的小丑单脚骑在独轮车上,另外一支脚向后微微仰起,为了保持平衡,上身与双手都向前倾斜着,头却又做向后仰,整座雕像有一种不断在行进的感觉,银白的金属打磨得很光亮,发出一种轻柔的光芒,小丑似乎在梦中不断地踩着滑轮,向前滑行飞翔,闭着眼睛的脸上有着一种幻梦般欢喜而又平和的神采。
  我在这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阿克赛先生一直沉默地站在我旁边,最后,他轻轻问我:
  "喜欢吗?"
  "好喜欢!"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就开始微笑了,用手抚摸着光滑的雕像,他又问我:
  "你不觉得我们有时候和这个小丑也没什么分别吗?"
  这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工作室里,其他的人都没有进来,大概,工作中的艺术家也总有一些禁忌的吧,就算是亲如家人,也不一定能分享他工作中种种情绪的变化。此刻的阿克赛先生已经不是刚才在客厅里和在苹果树下的那个快乐慈详的父亲了,在他的眼神里有着一些我不大能了解却又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好像有点自嘲,却又有点忧伤。
  年轻的我,虽然不大能明白,却直觉地开始想安慰他,于是,我把我刚才的感觉说了出来。我说了一个艺术家能以自己的作品换来全家的幸福快乐,实在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我急着想向他表示出我的羡慕和钦佩,还有我的同情和安慰。
  X克赛先生唇边的笑意更浓,眼里的忧伤也更深了。他牵着我的不,带我来到工作室的一角,那里有个很大的平台,用灰色的帆布复盖着,他把布打开一角,给我看布下的东西,那是一块扁平而略呈长方形的岩石,他对我说:
  "我的雕刻作品并不足以养活全家,我真正赖以为生的工作还是为人雕刻墓碑。"
  说完了,大概是怕吓着了我,所以他很快地又把帆布放了下来。
  可是,我已经忍不住了,眼泪霎时扑籁数地落了下来,落在还留有石粉的地上,一滴一滴的印子变得好清楚。这个时候,阿克赛先生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你为什么要哭呢?能够以雕刻墓碑的工作让一家人得以温饱,让我可以放心地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是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又有多委屈呢!
  "怎么会呢?在我决心要做一个艺术家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长路,一切的辛苦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我今天只是想把人生的真相告诉你,你这样年轻,对艺术又这样热情,充满了憧憬,我很怕你在受到挫折之后就会马上放弃了一条原来应该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也许是明白了,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我也许终于开始明白,一个艺术家可以同时面对的两种世界了。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
樊笼
  好怀念刚来台湾时那些竹篱编成的围墙。
  那个时候,我们与所有的邻居之间,都只隔了一道稀疏的竹篱,在院子里的一切活动,大家都能看得到孩子的粉红衣裙,笑声或者哭声也都变得非常的亲切熟悉。
  可是、今天的我们,因为大家都如此,都要住在厚厚的砖墙里,都要在玻璃窗外加上了粗糙的铁窗;所以,在城市里的居民,也不得不把自己紧紧地锁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邻居"已经跟着变成了一种冷硬的名词,不再能给我们以任何与阳光、花香、孩子的笑声有关联的印象了。
  不少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地把自己封锁起来,无论是无可奈何或者心甘情愿,有形或无形的樊笼永远存在在我们周遭。在生活里,人类还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条件来划分界限,条件相差得越多,那界限便画得越深,无形的墙也筑得越厚。终于形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艺术家敏锐的心灵首先对这种现象起了反应,在很多现代绘画与雕刻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人与樊笼之间的挣扎。
  沙金(ZADKINE)在一九四三年作成一件题名为"女囚"的雕塑。女囚们的双手伸出在坚硬冰冷的铁槛之外,脚也正尝试着迈出来;但是,这个雕像给人的最初的感觉,却好像女囚的身体与铁槛已经合而为一了。两个女囚的面部表情各异,但是都充盈着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只是,樊笼与赤裸的身体互相纠缠,暗示着这是一种自我的禁锢。
  在沙金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挣扎与渴望的痕迹,而在玻维赫里(PEVE-RELLI)的,"自闭的人"里,人与铁槛完全溶合,在这张画里,给人一种静止,退缩的感觉,樊笼已经不是从身外加入,而是从身体内部向外筑成的了。
  这张画使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美丽安静的爱尔兰女孩,在夏日阿尔卑斯山仍有积雪的山谷里,向我说的那一段话:
  "你知道,我有时候真想把自己封闭起来,能够离人多远就多远,能够藏入多深就多深。不思不想,只求别人能够把我忘记。"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她是一个好像很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女子,功课很好,能力很强,在大学里一面做助教,一面修数学博士的学分,除了稍嫌安静之外,并没有任何异常的现象。事实上也是,放眼我们周遭,很难看得出来哪些人是真正适合这个社会,而哪些人并不是。或者,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努力扮演着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
  在我们在周遭,有着无数的樊笼、无数的规则像森林一般竖立着,无数的界限像无数的门,人生永远在等待与渴望之中,可是,开启了一扇门之后,另外一扇门又呈现了出来。廖修平在他的版画里,曾有过一段时间,反复表现"门"这一个主题,想必是有他的深意吧。
  这个世界对廿世纪的人来说,似乎充满了门与樊笼,艺术家因些也无法不反映出这一种苦闷。
呐喊·不安
  再安静的湖水,也有汹涌不安的时刻;再安静的丛林,也有呼啸怒吼的时刻。安静而绝望的人类,在遇到外来的强烈刺激,或内心情绪达到饱和时,也会忍受不住而发出来自心深处的呐喊。
  在孟克(MUNCH)的作品里,常常利用一些战栗不安的线条,来加强画面的不稳定与狂热的气氛。在他那张"呐喊"里,这种线条特别强烈,身后跟随着两个魅影似的陌生人,在桥上夕照的光辉中,画中的主角双手高举,不得不大声呼叫起来。画家将他安排在右下角,面对着他再无空隙,再无去路,而暮霭沉沉,他将何以自处?
  在培根(BACON)的作品里,也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的人像虽然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人脸总在动态之中,模糊不清,使人觉得画面上的主角总是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窥视,不停的动,停不住的不安。
  培根酷爱在黑色背景上刷下青灰色的铁槛,在槛内的人张着嘴,似乎在发出无声的呐喊。
  叔本华在他的生存空虚说中这样表示:"我们在生存,除了'现在'渐渐消失外,再也没有可供立脚的任何基础;所以,生存的本质是以不断的运动作为其形式。我们经常追求的'安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生存,像走下陡坡的人一样,一停下来就非倒下不可,只有继续前进,以维持不坠。它又像放在指头上取得均衡的木棒一般,也如同运行不绝的游星,游星如停止运行,便立刻坠落在太空之中。——所以生存的形式是'不安'。"
  每次看到一些西方现代绘画,我就常常很庆幸、我幸好是个东方人。
  真的,在东方的思想体系里,"安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就算是在运转的宇宙里,人类也应该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们中国的先哲给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成功的试探,不是东方人是不容易领会其中精髓的。可惜的是,中国的现代画家却无法很成功地把这种安静的感觉表达出来。
  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了。
              孤独
  佛洛伊德认为:"我们内心的活动,常与出于想像的作品,有不谋而合之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在观赏艺术作品时,能感动我们的,通常也就是早已埋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些感情,我们所观赏的,并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作品,而是艺术家把我们内心的活动重新在画面上安排出来,再等待我们去认同罢了。
  其实,人心原是相通的,我们本来可以和人人坦诚相见,一起分享欢乐与悲哀,生活会容易得多。但是,这种理想并不容易达到,人类天性多疑,一般人都以透露私已的感情为耻,一旦失常透露了一点,也会马上感到悔恨,会千方百计想法子去弥补。童年的天真逐渐被冷酷的人世所污染,赤子之心逐渐消失,日甚一日,终于使我们变成一个又一个孤独的个体。
  在德尔浮(DELVAUX)的画中,便常有这种感觉出现,在他一九四二年画成的油画"美人鱼的村落"里,描绘出一条长巷,八个面目相似.衣着相似的长发女郎,面对面坐在门前。阳光普照,远处海滩上美人鱼群正在戏水,近处这些女子却安静地端坐,双眼空茫地向前瞪视,不向任何人显展出友谊的表示。整张画面虽然安排得很拥挤,但是中间的一条空巷却因而有了一种极度的孤寂。
  好几年前我也画过一张题名为"晨愁"的油画,整个画面是一种灰蓝与灰黑,只有中间人物透明的身影上有一块晴朗的天空,天空下有一棵孤独的树。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处不敢向别人展示的园林,而对艺术家来说,这处园林就有如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一个亟待挖掘的无画宝藏。
  孤独的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思想,却不知在每个角落和每个时间里,都有其他的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和他同样的孤单。有一天,终于有一个艺术家唱出了一首寂寞的悲歌,这一首歌在开始时也许带点犹疑,声音很轻,但是唱到中途,就会有了新的声音加入,有了新的朋友,歌声越来越大,终于四谷回响,变成了一首热情的咏歌。
  就这样,透过一个艺术家的彩笔,使人类发现,自己一直隐瞒着的,并且还会引以为病的思想,竟然有了同伴,竟然有了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解释;因此,在艺术品之前,孤独者找到了心灵上的契友,世界也就会比较美丽了。
乡愁
  我们一般人解释乡愁,总是把它固定为对故乡的思念,我却比较喜欢法文里对乡愁的另外几种解释——一种对已逝的美好事物的眷恋,或者,一种远古的乡愁。
  我喜欢问我的学生:
  "每当夕阳西沉,大地昏暗的时候,如果你正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里纵然周围有人群、有房屋、有灯光,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惶惶然不安的感觉呢?"
  每次,大约总有一半的学生和我有同感,那是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夕阳将落未落,暮霭苍茫,心中会有一种不安与疼痛的感觉。走在路上,只觉得故国河山如云雾般从脑海中升起,而对母亲的渴念,对童年的追忆,也如丝如缕般来到心中,平日梦中求之不来,今日眼前挥之不去,乡愁与夕阳之间竟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吗?
  有美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心中有一些情绪源自古远的遗传,就是所谓集体的潜意识,是由遗传的力量所形成的心灵倾向。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承认尾椎骨是一种早期演化中还留在我们身上的一些遗迹,那么,在心灵的深处,应该也同样还保留了一些线索,是我们还不大能确定的一些感情与思想,来自古远的初民。
  而乡愁,一定也是这样发生的吧。现代人的心灵之中,一定还有些和古远的先民相通的东西,于是,在日暮昏黄时,和古老穴居时代的人一样,我们对家的眷恋与对黑暗的恐惧同时出现,想到家,因为它是个安全的象征,而母亲的怀抱,就是我们所有哺乳类生物最原始的一种安慰了。
  因此,尽管我们是处身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或者是在笑语喧哗的室内,仍然会在夕暮时袭来一股乡愁,那份忧郁的感觉渊源于上古时代,却因文明的发展、世局的动荡而显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了。
  每个时代都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偏见和心中的弱点。在马格里特(MAGRITTE)一张题名为"日日"的油画里,有一种很清新的意味,在一层又一层深蓝浅蓝的山峦前面,是一片长着荒草的坡地。假如没有那一张透明的面孔出现的话,整张画面也不过只是一幅安静美丽而又单纯的风景画而已;但是,画家一添上了那一张没有外轮廓的面孔,整个画面就充满了一种追忆的感觉,山峦与烟云都因此有了更丰富的生命,变成了每一个现代人都失落了的梦中家园。
  又像夏卡儿(CHAGALL)的作品,在特别甜蜜的色彩里,描绘出他对老俄罗斯的怀念。几十年的流浪生涯虽然使他的笔触带有一种淡淡的酸楚,但是透过画笔,童年真纯美丽的时光仍能倒流,带给爱好他作品的观众以无限的低徊与欣喜。
  又好像抗战时的那一首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尽管很多人的故乡并不在长城之外,但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使得歌曲里的乡愁变成了众人的乡愁;于是,歌声就成了一种象征,歌声一起时,那梦里的故乡就让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了。
战争
  一九四○年的夏末,在法国一个叫做拉斯格(LASCAUX)的小地方,四个从十一岁到十七岁的男孩子奔跑在丘陵起伏的田野上,到处搜寻他们走失了的小狗。其中有个小男孩忽发奇想,要钻到岩石中的一个隙洞里去看看。他们滑下一个深有六、七公尺的狭窄通道,进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果然,小狗在里面,又叫又跳地迎接它的主人,孩子们都很高兴,其中有一个,一面笑、一面划火柴准备找出路。
  他划的火柴带我们所有的现代人回到了一万五千年以前的世界!
  火柴的微光闪起时,一万五牛年以前初民的艺术作品就在岩洞的四壁甚至洞顶上俯视着他们,在火光的照耀下,色彩鲜艳,所画的兽类栩栩如生。
  其实,在那样原始的世界里,就已经满布着战争的阴影了。人要与天争,要与兽争,最后,也要与人争。墙上的绘画,有人说是狩猎之前他们总要聚在一起祈祷,然后由祭司把预定猎物画在墙上,视民深信这样能控制野兽,在猎人与猎物相峙之时,能产生出勇气,加强了征服对方的可能性。
  这些壁画给我们一种证明,远自穴居时代,绘画就能带给人类以安慰和希望。
  不是吗?一万五千年以来,在这地球上何时没有战争呢?不管用的是很简单的或者极复杂的武器,不管是因为任何的藉口,这么多年来,战争何尝有一日止息过?人类何曾度过一天绝对平静的日子呢?
  对现代人来说,面对死亡的威协,也许不会像如民那样频繁和直接,文化也因此才能逐渐变得繁富与精致。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是两次浩劫,浩劫过后,人类才忽然发现,原来生命可以变得这样荒谬与脆弱,廿世纪的人因此而失掉了对人类价值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曾是十九世纪的人类所引以为荣的一切的基础。
  在这个时候,不甘心的,仍然是那一群心灵特别敏锐的艺术家们,他们在战火的废墟里翻寻着,渴望能找出一种让人类重新生活下去的安慰与希望,渴望能重新找回人类的尊严,重新找回对生命的信仰。
  这样的一种努力有时候在外表并不容易被别人察觉,甚至常常会因为夸张和非理性的举动使大众产生了误解,就像那些从一开始就以叛徒姿态出现的达达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达达派,就像一群走在绝路上的青年,面对着传统的高墙,奋不顾身地撞上去,虽然撞不出一条生路,但是,却让后来的人认识了那面墙,看清了那面墙的阻碍,从而设法走出另外一条新的路来。所以,达达派的嘲讽,以及他们的荒唐行径,也有内在严肃的一面,足可发人深思。
  但是,艺术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现代人的生活从艺术作品里的反映到底有几分真确性?这些都是需要有几十年的时间距离才能仔细观察上来的,我们此刻正处在一个漩涡里,所有的答案,所有的流派,都混合纠缠在一起,一时之间是无法理出一条脉络来的。
  战争给人类的影同既深天远,除了那如恶梦般的几年使你无法喘息之外,等到战争过去了,在你心里,在你周遭,那些不能看见,不能捉摸的阴影还不知道有多少!
  在达利(DALI)的画中,我们常见到这种阴影。粘湿,不快的东西,紧紧贴在你的肌肤上,面向着沙漠的背影总是残缺的,支撑着拐杖。而在荒漠无人的广大空间里,有无邪的少女正揭起一块如水般透明的帘幕。
  另外,沙金(ZADKINE)一九五四年的作品:"一个被摧毁的城市的纪念碑",也给战争下了一个注释。有一年春天,刚从姹紫嫣红的郁金香花展里畅游出来,来到鹿特丹的港区里,我看到了这一座深色的雕塑。一个高举双手仰天呼号的巨人,从心到腹却是被劈开的分裂着,她挣扎着的躯体好像在抗拒这残忍无情的浩劫,衬着后面的蓝天白云,给人一种庄严而又悲哀的感觉。
  站在雕像前,我热泪盈眶,怀中原来缤纷的郁金香花束也在霎时失去了所有的颜色。
  战争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
席德进
  最早看到席德进的画,大概是我中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在杂志封底的,好像是油画的相片,海景型长长的尺寸,格子地面,在画的右前下方一对男女用舞蹈的姿态相拥在一起,男与女都有着一双又浓又黑的眼睛。为什么曾注意到,是因为画家姓席,名字里又有个德字,和我姊姊席慕德的名字竟然有两个字相同,觉得很巧、很有意思。
  看他的画展大概是大学了,黄主任带我们去南海路的美国新闻处,那年我好像不是大一就是大二,所以黄主任并不认识我,可是因为我刚好走过他身边,他就叫住我,要我仔细欣赏眼前的那一张作品。
  "仔细看看!多有力的线条!"
  那是一张蜜黄色的少女像,黑色的轮廓线很强烈,黄主任微侧着头、眯着眼,一直在称赞着那张画。
  那次大概是席德进很成功的一次个展,在当时,他已是个锐不可当的青年画家了,会场里人很多,有人叫着说:"画家来了。"于是很多人就挤过去,那时候还很怕羞的我不敢和人家挤,于是,始终没看到画家是个什么样子。
  大四时,开毕业美展,我初中时的一位张老师来看我的作品,我陪着他整个会场走了一遭,送走了他以后,几个同学跑过来说:
  "怎么?席德进来看你的画展啦?"
  "谁说的?"
  "别班同学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席德进。"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久以来,我总会遭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总有人问我:席德进是不是我的父亲?是不是我的哥哥?和我有什么关系等等,开始我还会耐心地回答,问着问着,我就有点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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