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中情局派遣特威腾来到埃及，任中东情报站站长，该站设在西班牙 大使馆的美国科里。特威腾的任务是竭尽全力设法打入埃及政府，打开中东 的局面。不久，他结识了萨达特最亲密的顾问阿什拉夫马尔万。此人对埃 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而且崇拜美国，同时他非常憎恨埃及的情 报机构头子萨米谢里夫。谢里夫是苏联在埃及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 圈内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利益的埃奸。经过一番努力，特威腾终于把马尔万 拉了过来。
1971 年 5 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总部发来的急电说，有 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计划。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得，因 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掌握在谢里夫手中。但把各方面的零星情报拼凑起来，中 情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手，企图发动一场政变，并
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最具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 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罗夫。他过去在埃 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萨哈罗夫在整个 60 年代里为中情局工作，最近他受 到克格勃同事的怀疑，因此他准备逃离。他汇报了有关在开罗进行政变的计 划；同时，中情局还在埃及收集到其他一些情报，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 录。所有情况表明，这场政变很可能成功。如果萨达特被推翻，这将意味着 埃及会成为苏联第 16 个加盟共和国，从而使苏联在纳赛尔时期一些庞大工程 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百倍的报偿。
特威腾立即行动。在第二天的早晨，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克格 勃布置盯梢的埃及特务甩掉。最后他终于见到马尔万，向他详细叙述了政变 计划的概要??几天之后，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将主要策划者全部 抓获。特威腾提供的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音。5 月 11 日早晨，马尔万 把这些录音带交给萨达特。录音带证实，特务头子谢里夫和副总统阿里萨 布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这一下，特威腾成了埃及不公开的英雄。对中情局来说，实在是极其重 大的胜利；对美国来说，利润更是美不胜收。挫败政变后，苏联人被赶出了 埃及，他们收买的间谍大都被捕入狱，苏联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 哈罗夫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 已经把原来的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随之而来的是，美国 对埃及的大量援助??
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之后，向美国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苏联的武器装
备，以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同的一种表示。例如，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 漠部队，就是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该营驻在加 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
美国与中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搞热了关系，对日后美国在中东问题
上发挥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厢情愿
萨达特是在 1970 年 9 月纳赛尔逝世后继任埃及总统的。他上任后便表示 愿意和以色列缔结和约，承认和尊重以色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 人利用埃及领土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活动等。此外，萨达特还多次提出重开苏 伊士运河的具体建议。实现这些和平主张和倡议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埃及关 于苏伊土运河的倡议并不意味着单独或部分解决办法，而只是同以色列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基础的广泛解决办法有机联系的程序性行动；以色列心 须承担撤退到 1967 年 6 月的边界的义务；埃及军队一定要越过运河，开到东 岸的西奈半岛去。以色列不愿全部接受这些条件，它认为，部分撤军可以考 虑，但不同意归还耶路撒冷和原约旦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
面对这一僵局，萨达特认为，只有战争才是收回西奈半岛的唯一希望， 只有战争才能打破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僵局。萨达特公开声明了自己的观 点，然而，在以色列和美国很少有人把萨达特的讲话认真看待。包括以色列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所有情报机关都认为，以色列军队的素质和装备远 在阿拉伯国家军队之上，历次中东战争特别是“六五”战争的胜利就是明 证；同时，经过美国 5 年的大规模援助，以色列的实力更加强大，所以，萨 达特如果想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现在萨达特发表战争讲话，其目的是为 了安抚国内军方的压力，也是为了向阿拉伯盟友乞讨更多的援助，说到底，
萨达特的讲话不过是危言耸听，虚张声势罢 1973 年 4 月 20 日，情况似乎有 了变化。中情局在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中谈到：萨达特开 始慎重考虑自己的讲话，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表明埃及正在准备一项特别的军 事行动计划。这份报告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萨达特继续通过外交和政治方式 谋求解决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一旦这种方法失败，他也有可能诉诸武力。
5 月 5 日，中情局局长施莱辛格当面送交即将担任国务卿的总统国家事 务助理基辛格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上说，萨达特已经命令埃及军队作好越过 苏伊士运河、开到东岸去，向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 然而，施莱辛格特地向基辛格补充到：“中央情报局并不相信这个军事计划 是为了达到萨达特总统提出的最终目标。它只是起到心理上的进攻作用，并 没有什么重大的实际意义。”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中 央情报局不相信预定在仲夏举行的联合国对中东问题的辩论前，中东会发生 敌对行动。5 月中旬，中情局在送来的一份报告中还声称，即使联合国的辩 论毫无结果，也不意味着敌对行动是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就在施莱辛格 与基辛格谈话后的第 10 天，施莱辛格又重申：“埃及的军事实力有限，它最 多只能对以色列发动突然的空袭。如果埃及军队真的跨越运河，即使让他们 占领一小块土地，他们也守不住一星期。”中情局情报专家的意见是：埃及 由于技术和装备上不如以色列，无论如何不敢首先发动进攻；萨达特现在只 是发动政治攻势，目的是想加速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盛顿只有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原中情局情报处
处长雷克莱因不同意中情局方面所作结论的后半部分。克莱因说：“如果 萨达特的外交努力落了空，他非冒诉诸武力的危险不可。今年秋季，中东将 再次发生敌对冲突决不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1973 年 9 月，种种迹象似乎已使包括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在内的所有美国
情报机构都相信，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气候并不象中东要发生一场大的战争， 阿拉伯国家也不像有这种打算。即使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阿拉伯国家肯定会 遭到比“六五”战争更惨重的失败。
这时，美国国家安全局拦截到成千上万份电讯，从这些电讯中发现，中
东有战争的迹象。国家安全局甚至拦截到一些有关军事行动计划的电讯材 料。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拦截到的电讯材料数量太多，鱼目混珠，造成一些 关键性的电讯材料来不及处理，只好搁置一边。再说，国家安全局为了不暴 露自己的监听渠道和破译密码的能力，他们把一些敏感的电讯材料扣压在自 己手里，没有拿出来让情报分析专家过目。另一方面，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秘 密工作方法使情报分析专家们没有机会直接与外国领导人对话，无法充分利 用一些高层的外交渠道，以致中情局在埃及的一个秘密关系确切报告了埃及 人在作战争准备时，竟无人相信。以色列摩萨德和军方人士此时也同样高枕 无忧，他们坚持认为，西线无战事。
尼克松对中情局与外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与英国、西德和以色列的情报 机构的密切关系很不满意，他认为中情局太依赖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了，缺 乏大国的风度。其实这是尼克松的短见，他不懂得，情报活动领域绝非一家 天下，各国情报机构各有短长。就拿以色列的摩萨德来说，在中东地区人力 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能力远远不及摩萨德，这是情报界一致公认的 事实。一位摩萨德官员曾说过：“中央情报局需要我们超过我们需要他们。” 尽管如此，摩萨德并非三头六臂，事事万能，它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1973
年爆发的第 4 次中东战争就是摩萨德最大的一次败绩，舔人余唾的中情局当 然更是下乘表现。
战争突降
1973 年 10 月 4 日黄昏，摩萨德总部接到埃、叙两国于 10 月 3 日最后确 定的向以色列发动全线进攻的“巴德尔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影印件上赫然 表明， 10 月 6 日 18 时进攻全面开始。然而，这一情报被以色列内阁否决。
10 月 6 日凌晨 4 点， 以色列军方特工十万火急地再次报警：埃及和叙 利亚定于当天下午 6 点同时在南北两线向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最糟糕的 是，身为国防部长的达扬此时仍拒绝实行军队总动员，拒绝动用后备队，他 坚持只为防御进行有限和局部的动员。由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力争，最后 由总理梅厄作出折衷决定，批准动员 10 万人，同时否定了埃拉扎尔关于实施 先发制人的打击，破坏敌方全面进攻的主张。此时，已是上午 11 点了。
1973 年 10 月 6 日 14 时，埃及和叙利亚提前 4 小时出动几十万大军、上 千辆坦克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全线进攻，灭顶之灾终于降临。埃及军队迅速 越过苏伊士运河，不到两天就摧毁了被以色列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 线，收复部分西奈领土，在西奈半岛控制了从苏伊士湾东岸的迈萨拉角到福 德港一片 200 公里长、12～17 公里宽的 3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叙利亚军队 也势如破竹，一度打到了太巴列湖。以色列军队除极少数地带由于在几天前 就严阵以待因此得以坚守外，整个战线几乎都被突破了。以军面对敌军 1：
20 甚至是 1：40 的悬殊优势拼命阻击，争取时间，等待国内援军。这时，以
色列的军政头目才如梦方醒。总理梅厄夫人向全国发出紧急总动员，她连连 疾呼：“现在是犹太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最危 急的日子里，梅厄夫人甚至一度准备动用原子弹，作为挽救局势的最后手段。 为此，以色列的特种空军飞机实行 24 小时整装待命??
以军先在北线反击叙利亚，保住以色列本土，从而改变了两面作战的被
动局面。在北线取胜后，以色列移兵南线，反攻埃及，双方 1800 多辆坦克在 运河东岸进行激战。
根据中情局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资料，以色列发现埃及两个军团之间的
结合部有一较大空隙。16 日，以色列装甲部队见缝插针，偷渡运河到达西岸， 迅速向北、向西扩展，一举切断西奈半岛与埃及的联系，将西奈半岛上的埃 及第三集团军和东岸的苏伊士城死死围困起来，形成就地全歼埃军主力的决 定性胜利态势。后来在美国“达到了撕破脸皮的愤怒程度”的压力下，以色 列被迫同意停火。
“斋月战争” 爆发的消息传到白宫，从总统尼克松到中情局局长科尔比 都大吃一惊。尼克松进而更加认定中情局过分依赖外国情报机关，没有依靠 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情报判断，致使中情局又一次出现情报失误。尽管尼克松 指责中情局失职，华盛顿却到处流传着这样的小道消息：克莱因领导的国务 院情报研究司提出了萨达特准备发动战争的警告，后来中情局也作出了类似 的结论小道消息自然也传入以色列大使馆武官莫德切格的耳中，他向国内 军方领导人报告了此事。战后，在以色列全国掀起了追究初战失利的责任时， 军方将此事拿出来证明自己“尽职尽责”了。其实，直到萨达特发出进攻命 令的前一刻，以色列官方还坚持认为萨达特只想寻求外交上解决问题，不敢 轻举妄动，尽管他们在开战前曾收到约 400 份反映埃及和叙利亚备战的情 报，可是无人相信。
在施莱辛格担任局长的那段日子里，他有意识地尽量淡化这些危机性情 报，否则的话，将要迫使陷入“水门事件”的尼克松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中东 问题进行斡旋。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解决因“水门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国 内问题显得更为迫切，此时的尼克松不相信自己有政治资本去解决中东问 题。现在，中东战争打起来了，倒反而使尼克松减轻了负担。至于中情局局 长科尔比则认为，自己正式担任局长不过一个月，因此关于中东战争的情报 失误和自己无关。
正当大家责备中情局在中东战争前没有作出正确判断的时候，基辛格的 班子成员劳伦斯伊格尔伯作了如下评述：“我的看法是，我们存在的问题 并不是情报的质量，而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消化获取的情报。手头上的材料已 清楚地表明萨达特准备好发动 1973 年的战争，而这些材料却没有引起大家的 重视。十分有趣，亨利基辛格看到一些原始情报后，他比我们的情报界早 一步作出了萨达特打算发动一场战争的结论，却为时太晚了！
三十八、火烧中央情报局
局内矛盾
施莱辛格只担任了 4 个月的中情局局 长，随后便出任国防部长，接替施莱幸格职务的是老牌职业特工威廉科
尔比。科尔比身材不高，背有点驼。他在情报界人士的眼里是个政治上的流 浪汉，他是唯一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中情局局长。
在“水门事件”爆发的前后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参众两院相继补充了一 批新议员。这些新议员不拘泥于参众两院传统沿袭下来的小组委员会制度， 对许多事情都要追根刨底。尤其在揭出“水门事件”丑闻后，追究政府机构 不法行为及其责任者的浪潮日甚一日。面对这种形势，科尔比认为，中情局 已经无法再保住过去一直隐藏在秘密行动中的那些违法丑闻了，因此他对于 来自政界和报界的追问采取了“承认过去错误，现在已经改正，今后不会再 犯”的态度。中情局的人员发现，他们的新局长与从不把家丑外扬的前任局 长赫尔姆斯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非常不情愿但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科尔比 把一件又一件的中情局丑闻抖落出来。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安格尔顿 领导的反间谍处人员对科尔比更是反感，甚至有人怀疑科尔比是否就是他们 一直在寻找的克格勃打入中情局总部并窃取要职的间谍。当然，反情报处忌 恨科尔比还另有原因。
上届局长施莱辛格在中情局内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裁员。约占全局 7
％的人员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和退休，按照施莱辛格认为“死木头”大多在秘 密单位的想法，其中对行动部裁减的比例最大，当然这与副局长科尔比也有 密切的关系。科尔比曾经对施莱辛格说：“当心，将会给你带来最多麻烦的 是楼下那群干秘密勾当的家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和他们一起干出来的。 我了解他们，让我下去替你照料他们吧。”于是由科尔比分管了计划事务这 部分工作。在裁员过程中，他极力鼓动施莱辛格把长期担任反间谍处处长的 安格尔顿和他手下的几名高级官员赶走，但施莱辛格没有同意。后来，科尔 比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件事：“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一位高级官员逃 脱了这场清洗，他就是吉姆安格尔顿。我不想隐瞒我曾向施莱辛格反复重 申我早就形成的看法：安格尔顿的那种超绝密的行动作风至少在近几年来已 和我认定的基本原则毫不相容，我建议应该调走安格尔顿。但是施莱辛格却 犹豫不决。显然，他看中了安格尔顿那毫无疑问的才华，忍耐不住想搞清楚 他那套复杂的学问里究竟有何值得进一步利用的东西。也许，安格尔顿对苏 联所持的毫不妥协的冷战观点也迎合了施莱辛格本人强烈的反共意识。因 此，他不让我清洗安格尔顿，但同意让我在他的行动计划中作一些重大的改 动。”
现存，科尔比就任局长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了。 科尔比与安格尔顿的矛盾由来已久，但两人之间发生的第一个公开冲突
则是在邮检问题上。 邮检工作实际上一直由中情局安全室承担，反间谍处的工作只是负责对
邮检中发现的疑点进行分析处理，并与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系。邮检中心设在 纽约和旧金山。从 1952 年到 1973 年，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持续了 20 多年。当 时，安全室人员把一些来自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信件扣压下来，处理 方法有信封法和信囊法两种。前者是将信封拍照存档；后者是小心秘密地拆
开信的封口，检查并拍下其中的内容，然后将信重新封好。“还有几次曾短 期地检查过中国和古巴的邮件”，一旦发现与美国“安全利益”有关的信件， 便通报联邦调查局。
自从中情局的这件丑闻被披露出来以后，引起了施莱辛格和科尔比的重 视。科尔比提议立即终止这项工作，安格尔顿对科尔比的提议置之不理。相 反，他向施莱辛格抛出许多证据，证明中情局邮检工作的重要性。安格尔顿 还要求尼克松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最后，施莱辛格作出了一个 折衷的决定：邮检工作暂时停止。可他没有讲明，是永远终止这项工作，还 是暂时的停顿，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科尔比上任后，没有立即清除安格尔顿。他感到，由于施莱辛格采取的 裁员措施，现在的中情局尤其是行动处人心惶惶，内部很不稳定。“秘密工 作单位刚刚度过其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人事动乱，如果再采取不利于安格尔 顿的举动就会被认为是要有更大动乱的征兆。”科尔比着手更改了行动处的 工作范围，取消了安格尔顿的一些重要职责（例如“制乱行动”，与联邦调 查局的联系，与以色列的单线联系等），规定反间谍处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中 情局和美国政府不受外国间谍的侵害。安格尔顿很恼火。
科尔比知道，反情报处在名义上从属于行动部，实际上是一个针插不进 的独立王国。虽然反情报处的规模小了，但它还在神出鬼没地进行着秘密行 动，谁也弄不清它究竟做什么。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把反间谍处称为安 格尔顿的“男爵领地”。
不久，有两个问题使科尔比转变了当初的想法，下定决心清除安格尔顿：
1.反间谍处坚持“对一个忠实而优秀的秘密行动官员的怀疑。尽管在几年前 已经彻底调查过了，证明其能力超群，工作很有效率，早已撤销了怀疑，但 反间谍处不接受这个结论。因此，使受怀疑的官员最后还是被派到一个边远 贫穷的岗位上工作了许多年。不仅如此，反间谍处未经允许还向外国情报机 构散布说这个人是苏联特务”。这个被怀疑的人叫加布勒（后面将介绍）。 后来加布勒被任命为驻外情报站站长，但那原来是安格尔顿设下的圈套。科 尔比知道此事后十分生气；2.安格尔顿是最先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打交 道的中情局官员之一，他和以色列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是中情局内著 名的亲以派（他当初的亲以观点被杜勒斯的中情局所接受，进而被美国国务 院接受，并且被历届美国总统奉为圭臬），对美以情报交换工作起到过重要 作用。但科尔比认为，当中东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后，美以情报机构 之间的联系依然凭借安格尔顿当中间人就不合适了，“由于安格尔顿的秘密 工作作风使得他在中东工作的官员和相当多的情报分析人员对中情局与以色 列的联系采取了人为的隔绝状态”，几乎被安格尔顿一人所垄断和控制。特 别是科尔比在中东之行中发现，中情局驻以色列的情报站不能与附近阿拉伯 国家的情报站进行联系，因为以色列只和反间谍处人员有来往。因此，科尔 比决心更换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把反间谍处在以色列的“户头”取消。
1974 年 12 月 17 日，科尔比把决定告诉了安格尔顿：或者留下来（但必 须调换职位当顾问），以便把自己的才智和经验留给中情局，或者在文官委 员会提出的公务员退休的最后期限之前完全退休。为此，科尔比给安格尔顿 几天考虑的时间。
安格尔顿辞职
1974 年 12 月 18 日，也就是科尔比与安格尔顿谈话的第二天，科尔比突
然接到赫什打来的电话。西摩赫什是《纽约时报》的调研记者，1969 年 11
月 16 日，赫什率先在报上披露了 1968 年 3 月 16 日发生在越南美莱的大屠杀 内幕。在这场大屠杀中威廉L卡利中尉指挥美国步兵开枪打死了 450 名赤 手空拳的越南平民。赫什的文章一发表，公众舆论哗然，同年 11 月 24 日， 卡利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赫什则荣获了普利策新闻奖和波克奖。此时，科 尔比的心里忐忑不安，赫什打电话给他总不会有什么好事。
赫什在电话里说，“比美莱大屠杀更耸人听闻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央情报 局里。我指的是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的非法活动。”科尔比愣了一下，觉 得事情不妙，但一时又想不出怎样回答对方。赫什继续讲道：“我这里掌握 了中央情报局代号为‘制乱行动’的详细情况。这个秘密行动的实质是中央 情报局利用窃听、邮件等非法手段监视国内一些反对越南战争的团体的活 动。”赫什把事情挑得相当明白：“你们的‘制乱行动’直接违反了中央情 报局的章程。”赫什不客气地将了科尔比一军。科尔比提出与赫什面晤再说， 赫什欣然同意。
12 月 20 日，科尔比在自己的办公室与赫什会面，他想澄清一下事实。 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调查反战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是否有外国人在幕后 操纵这个运动，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是合法的。当调查后没有发现外国人与这 个运动有牵连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便取消了。”关于邮检和窃听的问 题，科尔比解释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与调查反战运动没有关系。这是中 央情报局为防止情报和技术泄密而进行的一项正常工作。不过，”科尔比的 话这时显然软了下来，“中央情报局在过去的 28 年时间里确实发生过少数采 用技术侦查手段监视某些人的行动，这超越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范围。应该 强调的是，1973 年，中央情报局已经作了反省，并公布了一系列明文规定， 提出中央情报局今后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行事??”
不管科尔比讲话的艺术如何高明，他毕竟证实了赫什要揭露的事情不是
虚构捏造，承认了中情局有违反章程的行为。他承认，前任的一些局长，尤 其是赫尔姆斯主持中情局工作期间，对国内反战运动进行了监视，这显然是 超越了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的权限的非法行为。这一点，科尔比的前任局长 谁也没有承认过。赫什对于这次和科尔比见面感到十分满意，科尔比讲的一 席话等于为赫什即将刊登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作了权威性的肯定。赫什离开 后，科尔比便把负责“非法”监视活动的反情报处处长安格尔顿叫到自己的 办公室，通知他必须马上离开中情局。科尔比的态度很坚决，他告诉安格尔 顿：“报界将揭露你进行秘密邮检之事。”安格尔顿和他的几名高级助手则 认为，科尔比为了把他们撵出中央情报局，有意识地把邮检的秘密告诉了记 者。盛怒之下，他们提出了辞职。
轩然大波
1974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登出了横跨三栏的大标题： “据说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对反战力量和尼克松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大 规模的行动。”紧接着就是一段骇人听闻的导语：“根据重要的官方消息来 源，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央情报局直接践踏了它自己的法规，对美国国内 的反战运动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团体采取了大规模非法的侦查行动。”
一场新闻和政治的大火立即在全国熊熊燃烧开来。舆论纷纷攻讦中情局 在国内所从事的特务活动，指责它已变成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同时，清除 安格尔顿的举措更是火上浇油，舆论的抨击日益激烈??
中情局官员戴维菲利普斯说：“一夜之间，中央情报局在人们的心目 中成了一个阴暗卑鄙的机构，其人员的秘密活动像幽灵般地威胁着美国社 会。圣诞节后，我回到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时，我觉得赫什的文章使一个 曾经坚如磐石的情报机构出现了一道道大裂缝。”
中情局的“制乱行动”是从 1967 年开始的。当时，根据约翰逊总统的命 令，中情局去调查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是否受到外国的操纵和资 助。这样，便由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负责这项调查工作。“制乱行动”起初 由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起来搞，这就使中情局的“制乱行动”挂上了合 法的招牌（因为美国的安全法规定，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范围是管内不管外）。 随着“制乱行动”的深入，中情局整理汇编了数千份在美国国内生活和工作 的美国人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 以及像简方达那样的著名艺术家。调查后，中情局认为反战运动与外国没 有联系。可是，约翰逊总统始终不同意这一调查结论。因此，到了尼克松坐 镇白宫的年代，“制乱行动”仍神出鬼没地进行着。1971 年，中情局人员设 法打入国内各个反战团体内部，想从中取得伪造的身份作掩护，伺机在今后 打入国外的反战团体和组织。1972 年，赫尔姆斯下令：“中央情报局的‘制 乱行动’从对国内反战运动的调查转向调查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这样便使“制乱行动”合法化了。可是，安全室负责的与“制乱行动”
有联系的“抵抗计划”却继续监视着美国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 1973
年 6 月才终止了安全室的“抵抗计划”。整个“制乱计划” 是在 1974 年 1 月才终止的。
在中情局内，除科尔比外，还有不少了解“制乱行动”内情的年轻一些
的官员，他们在当初就对中情局违反章程的行动表示担忧和关切。 1972 年 秋季，中情局督察长威廉布罗在一份报告中表达了大家的忧虑：“尽管普 遍认为，中情局的插手是为了对付外国人操纵和利用美国公民，可是大家对 中情局监视那些没有间谍活动嫌疑的美国人的行动仍表示十分不安。有时， 总部要求中情局的国外情报站收集一些美国著名人士在国外的一言一行。其 实，这些人的行踪去向都有公开的报导，不像存在颠覆的阴谋。这些情况使 大家对‘制乱行动’的性质与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质疑。”
科尔比根据了解到的中情局国内丑闻整理成一份 693 页、内容包括近700
项“可能破坏中央情报局立法特权的或至少是有疑问的”活动的《项目单》， 准备交给正在科罗拉多州度圣诞节的福特总统，想通过白宫将这份《项目单》 向报界透露。当时，科尔比认为，解决中情局眼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向美国 公众如实交待事实真相。然而，多数人不赞成科尔比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该 把所有底细都公布于众，否则事情会弄得一团糟。科尔比先把《项目单》和 一些涉及秘密行动的丑闻告诉了国务卿基辛格，请他转告福特总统。基辛格 起初也不同意科尔比将全部丑闻抖落出来，但看过《项目单》有关暗杀行动 方面的内容之后，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基辛格对科尔比说：“哎！比尔， 我曾认为在最初赫什与你谈那件事时，你应该断然否定它。现在我终于明白 了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原因。”
正在这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科 尔比把呈送白宫的那份材料复印一份交给了这两个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小组 委员会看完材料后得出结论：报告中的内容并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因此， 在未征得白宫同意的情况下，它擅自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科尔比也坚持己
见：“水门事件”的风暴正在中情局上空翻腾，挽救中情局的唯一办法就是 如实说明真相，保证今后不再重蹈覆辙。科尔比的态度引起了各方的争论。 福特总统当然不愿承担公开泄露美国情报机密的责任，也不想指责前任 总统利用中情局从事不轨勾当。而中情局内的人员担心泄密后，自己会被舆 论说成是践踏法律章程而声名狼籍，而且这是要追究责任的。国会方面则认 为，中情局和白宫在有意隐瞒重大丑闻的真相，因此只有公布中情局昔日的
秘密，才能使它在今后依法办事。
圣诞节后的第 5 天，科尔比在中情局总部的大礼堂召开高级官员大会。 他再三向各级官员声称，自己要保护中情局不受伤害。科尔比向到会者介绍 了中情局一些不能外扬的丑事。他指出，赫什的文章有很多夸大和失实，并 告慰大家，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中情局就能顶得住外来的批评和攻击。 科尔比说：“我相信，没有一位公正的审判官会对中央情报局人员在今天完 全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下所做的事定罪。”
福特的心事
由于“水门事件”的原因，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9 日被迫辞去美国总统 的职务，由副总统福特出任美国第 38 届总统。1973 年 10 月 10 日，原副总 统阿格纽因贪污被揭露后，身败名裂地辞了职，尼克松毫不犹豫地启用了在 政治上“走温和的中间道路”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有让福特担任副总统，才不至于在国会中引起什么大的争议。不过，谁也 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尼克松的辞职，福特又轻而易举地登上 了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的宝座。福特保留了白宫的原班人马，继续推行前任 总统的对外政策。
与尼克松相比，福特更接近“普通”的美国人。和美国大众一样，他对
中情局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中情局副局长沃尔特斯将军曾用这样的话来描 述：“当人们感受到有外来威胁时，希望中央情报局搞到尽可能多的情报， 当处在太平盛世时，却又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是不道德的。”从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福特一直是众议院里非正式监督中情局活动的 12 名议员 中的一个。尽管他口头上声称坚决支持国会提出的要对中情局实行监督的原 则，实际上福特希望中情局只要把他必须知道的事告诉他就行了。也许就是 这个缘故，福特直到自己担任了美国总统后，才第一次得知中情局还有那么 一些不能外扬的丑闻。最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正 是发生在 60 年代，他作为国会议员监督中情局的时候。
1974 年的圣诞节，福特收到了科尔比让基辛格转来的有关中情局丑闻的
报告。阅毕，福特通知科尔比于 1975 年 1 月 3 日来白宫面谈。那天，科尔比 把中情局所有的非法活动和骇人听闻的丑事和盘托出，福特这才恍然大悟， 他感到自己的政治处境相当危险，决心尽早摆脱。当务之急是必须解除施莱 辛格的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施莱辛格是尼克松的忠实 “奴仆”。
对科尔比来说，1 月 3 日和福特总统的会谈非常重要。当他离开白宫时， 自认为对自己领导的中情局下一步该怎么走，心里终于有了底。此前，报界 对中情局面临的危机和福特总统将要采取的对策有着种种猜测。为此，科尔 比一直惴惴不安。他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我一直担心白宫要远远 地避开中央情报局和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就和‘水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情 报局想要避开白宫一样。我害怕白宫拉着马车到处跑，却偏偏把我抛在车外，
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现在，福特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一定要开诚 布公地对待中情局。他说：“我认为，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不必要的揭露会影 响他们的土气，损害中央情报局有效的工作，并导致外国政府不敢和我们交 换情报。如果我让国会单独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的话，难免会出现上述情 况。”福特还告诉科尔比，他准备委任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中情局的国内活动， 以回答《纽约时报》的指责，并希望由此平息国内舆论。
1 月 6 日，白宫调查中央情报局国内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 福特强调说：“这样做，既能维护我们的安全利益，又能避免损害我们的民 主和自由的传统。今后任何情报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目的进行。”在福 特的讲话里没有提及，也没有暗示中情局必须按总统的命令行事。他似乎想 让美国人理解，中情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必须按照自己的工作需要从事 情报活动。不过，在福特总统的这些话中，多少有这样的含义：中情局确有 不轨行为。
福特接任总统后，就着手为卜届总统竞选作准备。他仔细斟酌要做的每 一件事，他要维护美国总统的威信，为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些 考虑，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所犯的、可能犯的或参与的一切罪行”。他 的理由是：“审讯一名美国前总统的后果将会无可挽回地失去国家业已恢复 的平静。”现在，福特处理中情局的问题当然也是从政治利益来考虑，他提 出要调查中情局的违法行为，但决不想深入搞下去。
福特任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调查中情局活动的特别委员会主
席，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商业部长约翰T康纳、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 前司法部副部长欧文N格里斯沃尔德、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L兰 尼兹尔、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等人。该特别委员会也称洛克菲 勒委员会。按照福特的命令，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将 调查材料直接向总统汇报。
科尔比认为，福特总统走出的这步棋，正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既想满
足美国公众提出的调查中情局非法活动的要求，又不想把中情局策划暗杀阴 谋这类事情暴露出来；因为福特心里十分清楚，公开揭露这些丑闻不仅会损 害中情局的利益，而且会败坏美国现政府的形象。科尔比断定，中情局只有 立即主动地把一切非法活动公布于众，才能使中情局真正摆脱困境。可是白 宫不喜欢科尔比的这种坦率态度。
科尔比到洛克菲勒委员会第三次作证之后，洛克菲勒副总统悄悄把科尔
比召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和颜悦色地问科尔比：“比尔，你真的认为应该把 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吗？我们认为，你们中央情报局总该有些事情需要保密 吧！如果有些问题你觉得难以回答的话，你可以不予以回答，这里没有人会 因此而责怪你的。”科尔比立刻明白了副总统的弦外之音。显然，副总统不 赞成科尔比用这种方法来摆脱困境，而是希望他采取中情局传统的方法，以 国家安全利益为借口，回避和阻止别人对中情局的深入调查。但科尔比不愿 按照他们指定的调门去应付调查，他简单地向洛克菲勒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尔后，他继续如实地回答洛克菲勒委员会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而且他还详 细地把所有阴谋勾当都说了出来。但他又一再强调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中央情报局已变得更聪明了。”科尔比希望人们能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情 局的“陈年旧账”。
1975 年 6 月 6 日， 洛克菲勒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
主要针对赫什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指控中情局侵犯人权、在国内从事非 法活动的文章作出回答。报告中这样写道：“特别委员会详细分析了许多事 实后确信，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从事的绝大部分活动符合其章程规定。在过去
的 28 年中，中央情报局确实也做了一些应当受到指责的事情，从法律规定和 公众利益出发，绝不允许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中央情报局在过去 所做的该受指责的事情中，责任并非全在中央情报局的身上，有些是在美国 总统直接或间接授意下进行的，有些是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后，中央 情报局在行使职权时分不清合法与非法之间界线的情况下造成的，但有些则 完全是中央情报局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行动。而在 1973 年和 1974 年这两年中， 中央情报局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非法行动。”
在谈到中情局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时，报告是这样陈述的：“特别委 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开始调查后不久，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某 些外国领导人，这件事引起了特别委员会的重视。尽管特别委员会对是否有 权调查暗杀事件并不明确，但仍询问过这件事，总统也同意我们的这种做法。 鉴于时间紧迫，特别委员会无法对这件事作全面的调查。总统要求特别委员 会把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他，现在已经照办了。”
从这份调查报告中不难看出，白宫一方面想把中情局暗杀外国领导人之 事掩盖起来，另一方面，惟恐美国在国内外舆论面前招致更大的被动不得不 逢场作戏地指责一番。
科尔比看过这份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不管怎么说，报告毕竟证实了科
尔比在赫什的文章发表后与福特总统讲的话都是实话——在他担任中情局局 长的日子里，中情局没有再发生过赫什所揭露的那类非法勾当。
国会调查，报界讨伐
就在白宫宣告成立由洛克菲勒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后不久，1975 年 1 月 21 日，参议院成立了一个调查中情局活动的委员会，由参议员丘奇任主席，也 称丘奇委员会。一个月后，众议院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由 众议员派克任主席，也称派克委员会。
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死死咬住“水门事件”以及
中情局在国外进行暗杀颠覆活动、在国内从事侵犯人权的邮检、窃听等违法 活动的问题，在国会和新闻媒介中大张旗鼓地抨击中情局“卑鄙无耻的行 径”。在一片叫骂声中，科尔比焦头烂额，中情局更是声名狼籍。尤其是丘 奇委员会一马当先，不留情面，大揭中情局之短，大摆中情局内幕，他们甚 至把中情局对苏联进行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绝密内容也端出来示众。丘奇参 议员本人毫不掩饰自己准备竞选 1976 年或 198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野 心，他把国会对中情局的调查看作是自己参加总统竞选的跳板，想从美国公 众和政界对中情局丑闻的震惊和愤怒中沽名钓誉；派克众议员也把这次调查 看作是自己向上爬的千逢难载之机，拼命聒噪，生怕少捞政治油水。正因为 如此，参众两院的调查委员会要求中情局向他们公开一切事情。当洛克菲勒 委员会发表了调查报告后，这两个委员会竞相争夺中情局在国外从事暗杀活 动的材料，而洛克菲勒委员会已把这方面材料交给了福特总统，由他亲自保 管。可是，掌握这些材料的福特总统在白宫为《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高级 编辑举行的一次午宴上说漏了嘴，提到有关中情局暗杀活动一事，声称这是 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利益，应当保守秘密。然而，事与愿违，消息迅速传播出 去，风起云涌，推波助澜，国会和报界的调门就更高了，追究暗杀活动的呼
声一浪高过一浪。 尽管洛克菲勒委员会在报告中苦心积虑地使用各种巧妙语言，但毕竟承
认了中情局确实从事过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这件 事。 1975 年 6 月 5 日，就在洛克菲勒公布报告的前一天，《纽约时报》抢 先刊登了有关中情局从事暗杀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其中的一些素材取自一年 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向国会负责监督中情局活动的小组委员会披露的内幕情 况。参议员丘奇和众议员派克对此事紧追不舍，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 两人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各自拼命寻找耸人听闻的东西，力求“轰动效应”， 其中任何一方若占据了报刊的头版头条位置都必然招致另一方的眼红。此时 的科尔比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三天两头地跑到调查委员会那里去作证，人家 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主动合作，“态度诚恳，光明磊落，决不保留”。基 辛格有一次当面讥讽科尔比说：“你现在哪里是去国会作证，分明是去‘忏 悔’！”
“水门事件”后，国会成功地迫使尼克松总统在民众的唾骂声中下了台，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现在还保持着当时“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情。面临这种 形势，福特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已经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择了，只有开诚布 公地对待公众所怀疑的任何事情。6 月 10 日，福特被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我将把洛克菲勒特别委员会交来的材料连同其他有关材料向参众两 院的调查委员会提供方便??所以不可能存在捂盖子的事情。”福特嘴上是 这么说的，可实际上他对派克委员会提出看文件审材料的要求并非有求必 应。他始终持谨慎态度。他曾多次征求司法部长的意见，只要司法部长认为 不必满足派克的要求，福特便断然拒绝派克方面的要求。后来，派克委员会 内部产生矛盾，因此闹翻了，从而成全了白宫和中情局，科尔比总算从大审 判中逃了出来。
根据 1975 年调查报告显示，从 1961 年起，中情局在世界各地进行了约
900 次大的破坏行动，几千次规模不等的破坏活动；在 150 个国家和地区从 事间谍活动。虽然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1975 年春，负责科学和技术事务的中情局副局长卡尔杜凯勒告诉科尔
比，在他管辖的很少使用的地下仓库里发现了几瓶足以致人于死命的东西—
—11 克水生贝类动物毒素和少许眼镜蛇毒素，还有用以注射这些毒素的有关 器材，包括一支发射毒针的枪和其他器械，“保留这些东西无疑是不合适的”。
1970 年，尼克松为履行一项条约的规定，曾下令销毁所有这类毒物，只保留
一定的数量供研究使用。杜凯特提到的那些毒物足以杀死成千的人，显然超 过了研究用量。经查明，原来是一个中级官员当初出于好奇心，认为这些毒 物的潜在价值很大，而且制造成本极高，因此没有销毁，就地保存起来。后 来那个官员退休了，他的后任以为这些毒物是经过上级批准的，也没有理会。 由于科尔比再三要求局内各部门彻底检查和报告有问题的事物，因此才发现 了这些东西。科尔比立即主动向白宫和国会调查小组作了报告，以表明自己 和中情局“襟怀坦白”。
然而，丘奇委员会马上抓住这个绝好机会，于 9 月 6 日举行了首次公开 听证会，将科尔比召来，让他在众多的电视摄像机前讲述来龙去脉。前来猎 奇的议员和记者们根本不听科尔比的解释，蜂拥而上，争着摆弄那支注射枪， 拍一张手拿杀人工具的照片。其中有人把注射枪摔到科尔比面前的桌上，准 备拍下科尔比手拿注射枪的镜头，这时中情局的罗戈文冲上前来，一把夺下
注射枪，并用身体挡住科尔比，总算为他解了围。此时会场上乱作一团，简 直闹翻了天??从那天以后，报纸纷纷报道说，科尔比在中情局的日子已经 屈指可数了。科尔比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年来，他遭到白宫的多次 申斥：没有在当初就明确否认赫什的失实之词：把有关赫尔姆斯的材料交给 了司法部；对洛克菲勒委员会过分热心帮忙；没有抵制每一次的国会调查； 特别是国会要注射枪就积极送过去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房顶差点都揭了 盖。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一声势，在街头上到处张贴着这样的漫画：扑克牌的 黑桃 A 中挂着科尔比的头像，旁边写着：越战杀人犯。
11 月 2 日，福特正式通知科尔比辞职。科尔比回绝了福特提供的充当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的安慰性职务，准备在第二天离开中情局。副局长沃 尔特斯从中进行斡旋，请求白宫继续让科尔比留任 3 个月。因为当时的接任 者，美国驻中国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正在北京为福特访华作准备，并在其访 华期间充当福特总统的陪同；此外，在布什宣誓就任中情局局长之前的这段 时间里，国会的调查进入了最高潮，中情局必须要有首脑出面。于是，福特 总统又面请科尔比留任，并应科尔比的要求向报界声明，在过渡时期，科尔 比拥有中情局局长的“全部和充分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科尔比对国会的调查很合作，但他并非毫无保留。 作为统管美国各情报部门的中央情报主任，他特别小心地保护国家安全局， 使调查只能局限于询问其表面上的工作，而不触及它的实质业务。正如科尔 比所说，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产品是“美国的秘中之秘”。它所破译的密码和 截取的通讯情报，数量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象。
1976 年 1 月，派克委员会那份由于内讧而尚未完成的调查报告被泄露给
报界。白宫方面勃然大怒，福特、基辛格和科尔比向派克和众议院强调，这 一泄密事件直接损害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前不久，中情局驻雅典情报站 站长里查德韦尔奇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被 3 个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就是因为 被那些反中情局的人公开点明了特工身份而招致的后果。 1976 年 1 月 29 日，国会终于同意，未经白宫方面审核，任何人不得公布派克委员会的调查 报告。这样一来，福特就转向了主动。2 月 17 日，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重 申：“必须停止对我们情报活动的不负责任的揭露，公开性是我们民主社会 的标志，但不应危害国家的安全利益。正如美国公民不希望把国防部的秘密 作战计划公布于众一样，我认为他们也不希望让真正的情报秘密被人揭露出 来。”喧嚣一时的调查风波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不久，国会通过一项特工身份保护法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政府部门
的现职或退休人员未经批准而公布特工的身份，将判处 10 年监禁和 5 万美元 罚款；记者和其他人员则判 3 年监禁和 1.5 万美元的罚款；即便这些被披露 的身份出现在公众也能得到的情报资料中。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的一 种新闻检查。
死猪不怕开水烫
就在美国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活动历时一年的时间里，有一个人是最吃 苦的，他就是前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因为国会所调查的有关中情局的大 部分非法行动和丑闻都发生在他当局长的任期内。科尔比向司法部和国会交 出的材料，实际上就等于把赫尔姆斯交待出去了。这倒不是科尔比有意出卖 赫尔姆斯，对于科尔比来说，赫尔姆斯是他的恩师，他之所以当上副局长， 尔后又晋升局长，实在是有仗赫尔姆斯的提拔。凭心而论，造成如此轩然大
波，这是科尔比当初始料未及的。但是，面对国会和司法部的追问和调查， 赫尔姆斯与科尔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尔姆斯只是谈及一些已经由科尔比 交待出去并且被国会公布于众的事情，再深入追问，他就缄默不语了，特别 是涉及到秘密行动中参加者的具体人名，他是一问三摇头，“守口如瓶”。 作为驻伊朗大使的赫尔姆斯，三天两头坐飞机回美国接受调查，至少作证 13 次，“屁股都快磨破了”。赫尔姆斯和科尔比成了国会调查的两名重点对象， 今天你来，明天我到，这出二人转足足唱了大半年。
赫尔姆斯这种豁出去的态度终于激怒了国会和司法部的调查大员们，由 此触发了对于赫尔姆斯犯有伪证罪的调查。1977 年，在美国政府对赫尔姆斯 提起公诉的第 77～650 号刑事诉讼案中，他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罪名是没 有“完全和充分地”提供证词。丘奇委员会那时正在对尼克松当政时期中情 局在智利的秘密活动进行调查，对此，赫尔姆斯没有要求申辩，最后的判决 是罚款 2000 美元，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并接受法官的训示。那位法官指责他 在公开审理时有“不名誉”的行为。赫尔姆斯的辩护律师则声称“我的委托 人会把这种判决当做荣誉的象征，如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赫尔姆斯昂 头挺胸刚要表现一下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但律师悄悄告诫他：“息事宁人， 见好就收！”于是，赫尔姆斯低头躬腰，接受了判决。
有许多人认为这种判决不尽公平：赫尔姆斯是在保守机密，不 让总统
授权执行的秘密行动传到没必要知道的人那里。散发机密情报，有一条基本 准则，那就是看接受机密的人从工作出发是否 真的有必要了解它。有无必要 知道，是绝对的衡量尺度。从总统到历任中情局局长常常没必要了解到细致 入微的地步，没有必要知道情报来源是准，也没有必要知道所采用的是什么 技术，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
判决结果一公布，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肯伍德乡间俱乐部里， 400
名退伍情报军官全体起立，对到来的赫尔姆斯表示欢迎。两个纸篓里塞满了 现钞和支票，准备替他交纳 2000 美元的罚金。这一下又成了轰动一时的新 闻，弄得司法部好不尴尬。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
1983 年 10 月，里根总统授予赫尔姆斯国家安全奖章，以此为他恢复名
誉。
其实，中央情报局从事的所有不法勾当都是奉旨行事，都是总统的意思， 明知违法也得干。赫尔姆斯在“猪湾事件”期间，从肯尼迪家族那里学到了 不少的东西。肯尼迪家族要的是最后结果，不问手段和途径。他们想要卡斯 特罗消失——见上帝，可他们嘴上从来不直接说这样的话。如果当时身为行 动副局长的赫尔姆斯说办不到，那他就下台吧！不过，每当隐蔽行动遭到失 败或被揭露的时候，中情局毋庸置疑要成为替罪羊。其缘由并不难找：进行 隐蔽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官方承担责任。因而，一旦计划败露，白宫就 装聋作哑或百般抵赖。 50 年来，美国总统亲自为隐蔽活动承担责任的事例 只有一、两起。为总统当好替罪羊，这是中情局局长的本份。说到底，在丑 闻和非法活动的责任上，局长比起总统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米粒对西瓜。
70 年代美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对中情局的秘密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50 年代～60 年代，隐蔽行动在中央情报局占了 54％的预算；到科尔比下台时， 预算下降到 4％左右。直到 80 年代初，这种趋势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三十九、“肃鼠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