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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50年

佚名(当代)
中情局50年
一系列秘密空战。仅 1945 年 4 月 2 日这一天,双方就发生了 6 次空战,在战 斗中有 1 架美国战斗机被击落。7 月,苏联空军在德国的克拉更击落两架英 国飞机??
脱胎换骨
  一战结束前的 1944 年年底,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议, 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美国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只对 总统负责,该机构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海军部长组成顾问委员会,共同 协作,实施和平时期的美同情报工作。胡佛搞到了这份建议的文本,于是, 他公然违反保密措施,将这一绝密文件泄露给激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 坛报》,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多诺万要在美国国内建立“警察制度”, 窥探和监视公民的私生活??舆论界大哗,胡佛则躲在暗处观看这场大战。 由于多诺万的提议包含脱离军方控制的意向,因此在政府中首先遭到参谋长 联席会议的反对,接着遭到整个军方、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预算局的强烈 反对,美国舆论界把多诺万所建议的中央情报机构称为“超级盖世太保”。 当然也有人赞同多诺万的主张。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 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溘然长逝。新任总统杜鲁门对多诺万的提议没有马上表态,但他 内心里并不信任战略情报局。在他看来,多诺万是个亲英派人物(还是个共 和党人);同时,战略情报局经费开支庞大,得不到国会的支持,而且其他 情报部门争风吃醋,竭力反对;还有人抱怨战略情报局已经彻底被英国情报 机关渗透了,加上又收到一份指责战略情报局腐败、专横跋扈、裙带风盛行 的控告信,因此杜鲁门总统下决心踢开多诺万,另辟蹊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时的情报机构至少在名义上
已不能存在,多诺万深知这一点,但他对白宫的影响已非昔日可比。于是他 发动新闻界连篇累牍地讴歌战略情报局在二战中的业绩,希望以此影响白宫 的决策,但他的打算最终还是落了空。
1945 年 9 月 13 日,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
分析处和行动处分别由国务院和陆军部管辖,战略情报局的资产和人员顷刻 之间一扫而光。
战略情报局的终结使美国情报机构和情报活动重新陷于分散和无序状
态。这当然不是杜鲁门的初衷。 1946 年 1 月 22 日,为统一和平时期的情 报系统,杜鲁门决定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SC),其成员由国务卿、陆军部 长、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美国对外情 报活动。该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CIG),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战略 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中央情报组还兼管情报的估计和分发工作,协调美
国 25 家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此时,原战略情报局的情报研究分析处从国务 院又划归中央情报组)。首任中央情报组组长由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索 尔斯担任并兼任第一任中央情报主任,他在事实上是担任该职最短的一位中 央情报组组长。索尔斯最初的家当是 3 间办公室和 8 名幕僚,他夹在那些有 权势的人当中干着综合各家观点的听差工作,处处仰人鼻息,“其地位不值 得羡慕”。 1946 年 1 月 25 日,索尔斯毕恭毕敬地找到国务卿、陆军部长 和海军部长,向他们各借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这就是索尔斯上任后的 第一件公务。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使中央情报组这个责重权小的 新机构逐渐成型,使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构想付诸实施,为战后美国情报系 统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他还主持创办了《每日情报摘要》和《每
周情报摘要》两份王牌情报刊物,迈出了战后新型情报体系发展的第一步。 当时的中情组人员编制限定为 100 人左右。
  1946 年 3 月,美国三军情报机构奉命与中情组一起对苏联军事力量进行 首次评估。这项工作很快暴露出情报界的严重隔阂。军方以保密为由,断然 拒绝向中情组这个非军方情报机构提供资料。此外,军方仅对该项工程中有 利于他们的情报感兴趣。譬如空军极力主张发展空中力量,以便“赶超”空 军大国,尽管事实上根本没有赶超的对象。空军情报机构自己知道,苏联在 空中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好多年。
  1946 年 6 月,中央情报组组长和中央情报主任的职务由空军中将霍伊 特范登堡继任。他本想以此作为日后晋升空军总参谋长的跳板。尽管如此, 他在近 1 年的任期内并非一事无成,他不仅利用自己和家族的影响为中央情 报组争得了更多的经费、更大的编制和更新的装备,而且还开创了情报组秘 密情报搜集和独立开展情报分析研究的先河。范登堡利用国务院软弱无力的 机会,抗击并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使其成 为足不出户,死守美国国内的看家狗。在他的领导下,情报组不再仅仅是个 协调机构,而且自身也开始生产情报,进而使其独立性得以加强。最令人刮 目相看的是,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范登堡领导的中央情报组写出了第一 份专题情报评估报告,内容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这份报告被视为情报 评估的样板,它为中央情报组赢得了白宫决策者们的赞许和重视。
1947 年 5 月,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柯特担任中央情报组组长兼中央情
报主任。正式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后,他由第三任组长摇身一变当上了首任 局长。此人精通 3 种外语,但被认为领导情报工作的能力不足,对情报活动 缺乏了解;在其任内,中情局在《国家安全法》内规行矩步,“缺乏魄力”, 所以在与情报界同行,主要是军事情报部门的竞争中,多次败北。但他也有 一定的贡献,例如,在仍有许多人反对这个新成立的情报部门的时候,“他 成功地把历史潮流引向支持中情局的轨道”。此外,他鼓吹精英主义,吸收 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进入中情局。 1947 年,中情局的秘密口号是:“到 1948 年要比国务院还大”。这一点它的确做到了。
在短短的 1 年多时间里,中央情报组由最初的 8 个人迅速扩大到 2000
多人。但这时的中央情报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 全凭国务院和陆军部的脸色赏钱,而且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此外, 由于隶属关系,它不能直接与美国总统通话。
1946 年到 1947 年间,在华盛顿的军政界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在冷战形
势下如何设置军事指挥系统的大辩论。一些人主张,各军种应保持分立(空 军也应独立出来),由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一个文官国防部长来协调它们; 另一些人鼓吹,陆海军应当合并,由一个国防部、一个参谋长和一个统一的 总参谋部指挥;还有一些人则兜售延袭旧体制的“优越性”??最后,人们 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拟议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组建独立的空军,成立国防部, 将陆、海、空各部置于它的统一领导之下的有关条款上,对于成立统一的中 央情报机构一事则不再去斤斤计较(尽管国务院与军方仍为由谁控制情报机 构问题争执不休)。通过军事体制的大辩论,美国完成了冷战时期组织机构 的调整和转变。实际上,中央情报局的诞生正是这一调整和转变的产物。
  1947 年 7 月 2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并于同年 9 月成 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职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
  
统顾问,统一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对总统提出建议,指 导各军种、政府各部门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进行有效合作。为进一步加强对 外情报工作,政府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 并由它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总统任命原中央情报组组长希 伦柯恃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此时,搁到陆军部的原战略情报局的行动 处也划归中央情报局管辖。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将中央情报组改名为中央情报局(CIA);它 是一个独立的文职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因此直接向总统负责), 而不是向国防部长负责。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1.向国家安全委员会 报告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情况;2.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关 于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建议;3.对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 进行综合分析和估价,并通过现有的机构将情报在政府内部作适当的分发。 中央情报局局长要负责保护情报来源和秘密获取情报的方法,防止权限以外 的暴露:4.为了各情报机构的利益,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规定的共同有关任 务,由中央情报局统一和有效地去实施;5.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的与国 家安全有关的任务。6.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定和总统批准的范围内,中央情 报局局长有权对各情报部门进行视察,并对这些部门所掌握的有关国家安全 的情报进行综合、估价和分析。但是,中央情报局如需要对联邦调查局进行 上述工作时,须事先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
第 5 项职能对于中情局在冷战时期起到的一个主要和争议颇大的作用方
面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一职能经过激烈辩论后故意含糊其辞,因为不论是政 府的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都不能由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提倡或批准中情局从 事秘密行动。而美国总统和中情局恰恰利用这一模棱两可的立法规定使秘密 行动合法化。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 1947 年 9 月 18 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式诞生了。
  中央情报局的局徽是——银盾: 16 个红色尖角镶成罗盘形状;银盾上 方的饰章:刻着银红两色花纹的花环,环上有一个美国秃鹰的头。盾牌下面 是一个金黄色的卷轴,上面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几个红字。围绕着盾牌和 鹰头的则是“中央情报局”几个白字。这一切都衬托在一个蓝色镶金边的圆 形底盘上。鹰是力量和机警的象征,而从四方向中心集中的形如罗盘的十几 条线条,则表示来自全世界的情报资料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实际上再现了多诺万两年前的构想。中情局的史学
家特罗伊曾经写道:“杜鲁门也许没有想到,这样一种情报体系或者更好一 些的情报体系本来可以早点建立起来,不必经过这样艰难曲折的过程。当然, 战略情报局本来应当经过稍许改造,作为新情报体系的核心继续保留下来。”
1943 年 6 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0 号附 2 号(NSC—
10/2)文件。根据“10/2”文件的命令,杜鲁门指定由中情局领导实施心理 战和准军事行动计划。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公开的外交活动必须由 秘密行动进行补充”。该文件中有 3 条规定对于战后美国秘密行动的发展至 关重要:1.建立了一个由总统指派、批准和执行秘密行动的机制,并使它对 总统负责;2.对秘密行动做了明确和广泛的定义;3.指定由中情局主要负责 这项任务。这一重要机制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美国法律,中央情报局是在多重的政府控制下工作的。该局首先向
总统负责,总统通过一个由研究国外情报活动的顾问委员会来监督中情局(据 说,自中情局成立后,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 其次,中央情报局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 中情局局长、正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国防动员署署长组成。 该委员会专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以监督中情局的工作。中情局根据总统和国 家安全委员会所发布的指令行事。同时,中情局还要向 4 个国会委员会(参 众两院的军事和拨款委员会)负责,这 4 个国会委员会都针对中情局设有小 组委员会。
  中央情报局不同于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它无需公开其预算、雇员人数或 工作情况。 1949 年,随着冷战格局的确定和激化,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 安全法》修正案,使中情局的权力进一步增加,该法案规定:
  1.凡进入美国永久居住的特定外国人员一经中央情报局局长、司法部长 以及移民局局长决定,并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或对执行国家情报任务起过 主要作用,则准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永久居住,无需考虑 该人是否符合准予入境之各项法令。但根据本款之规定进入美国之外国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之人数,在每财政年度内均不得超过 100 名。
  2.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款项时,无需考虑有关动用政府款项之各项法令; 凡为秘密、特殊或紧急事务之用领取款项时,只需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书面 证明,而局长出具之每一书面证明,均应视为所支款额之有效凭证。
由于拥有这些可以掩盖其活动、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更使中央情报局
成为一支公认的秘密力量。
二、首战欧洲
冷战基调
  一战结束后,昔日欧洲列强均已千疮百孔,疲惫不堪;通过对德作战, 苏联将东欧国家抓到手里,并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模式化。这样,横 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成为东半球占有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整个西欧加起来也 不足以与之抗衡。
  杜鲁门上台后,对斯大林“咄咄逼人、贪得无厌、出尔反尔”的对外扩 张政策开始逐步强硬起来,美苏关系逐步从盟友走向对手??
  1946 年 2 月 22 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 份长达 8500 字的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 两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苏联对美国将是一种长期的威胁, 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秘密行动,来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国务院 马上将电文送交总统杜鲁门及其内阁成员。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阅后,立即 将电文复印,分送给军界的高级官员。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在华盛顿引起 了轩然大波,白宫的高级官员们一致同意凯南对未来世界局势的估计。就这 样,一份普通外交官的密电,成了华盛顿最高当局制定冷战政策的蓝本,其 矛头直指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目的是“遏制共产党对外进行扩张”。实际上, 这份电报所阐述的观点并不新鲜,它只是将华盛顿军政界长期以来形成的见 解系统化和综合化罢了,因而产生了共鸣,凯南由此也身价百倍,成为美国 政界中一个重要的外交智囊人物。1947 年 4 月,马歇尔把凯南从莫斯科召回, 任命他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前,凯南悄悄地作为中央情报组组长长 范登堡将军的“特别顾问”在该机构工作了一个月??
1947 年 2 月 21 日,英国使馆紧急要求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
助。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当时东西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需略加解释: 希腊在德军退出之后存在着两支力量:一是希腊共产党和左派抵抗运动
组成的“民族解放阵线”,它拥有武装力量,称“人民民族解放军”,并占
领了相当的地盘;一是英国扶植的主要由右翼分子组成的政府,英国并在希 腊驻有军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实际上已把希腊划在它必争的势力范 围以外。希腊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拒绝吸收“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参加政 府,并进而企图把它们镇压下去。于是 1946 年 3 月重新爆发内战,希腊游击 队越战越强,对右翼政府形成很大威胁。如果没有外援,政府垮台、希共执 政是指日可待的。
  土耳其并没有内战形势,但是苏联一直对上耳其施加压力,要求缔结条 约,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俄所占的土耳其领土,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 土耳其在美、英支持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顶 住了苏联从各方面施加的压力。 土耳其的三军全靠英国的支援,所以英国担心一旦英国无力继续援助,土耳 其政府就可能向苏联屈服。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有连带关系,希腊如落入苏 联势力范围,土耳其也岌岌可危。在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与西方争夺的重点 显然是在巴尔干和中近东,因此,尽管在大英帝国的解体过程中英国势力已 从印度、缅甸、埃及、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地区撤退,希、土不过是这一过程 的继续,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都不同于其他地区,美国 决不能坐视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东欧连成一片。同时,到 1947 年初, 美国的外交总路线已基本确定,英国提出这一要求恰逢其时,美国决策者立
  
即抓住这一时机,把已经在意向上决定的外交政策付诸行动。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有名的、被称为“杜鲁 门主义”的演说。
  这篇演说开宗明义,先讲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严重局势,说明美国给予 援助与“监督”该援助的必要性,接着点出讲话的真正主题:
  “无论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 民都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
  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 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 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 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 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我认为,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 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
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时达到经济稳定和有
秩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需的”。 这篇讲话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之处:
1.明确指出援助希、土不是孤立的,而是国际战略的一部分,由此带来
严重后果在所不惜。
  2.明确提出两种制度之争,使美国外交从此与意识形态分不开,把已经 开始的“冷战”理论化、纲领化。
3.发明了一个“间接侵略”的概念,即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
与美国“安全”有关,只要美国认为危害其利益,不论此事有无苏联直接插 手,美国都得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
4.通篇讲话用语夸张,耸人听闻,以致有人听后感到似乎“第三次世界
大战即将来临”。据说这是杜鲁门采纳了范登堡的意见,故作惊人之语,为 的是“把全国吓得要死”,非此不足以动员舆论支持,特别是说服国会拨巨 款。这一做法果然成功,但是其后果超出了杜鲁门的预期,在全国造成了强 烈的反共气氛,为日后麦卡锡主义的出笼准备了条件,以致杜鲁门政府本身 也深受其害。
“杜鲁门主义”给战后美国奠定了以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
基调。
  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家在欧洲就展开了激烈角逐。苏联支持下的希腊 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武装暴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哥特瓦尔 德为首的捷共发动军事政变,总统贝奈斯被迫接受最后通牌,辞职交权;法 国和意大利也令美国担心,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议会中占 据了最多的席位。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扶持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实施了一项 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向西方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抵御苏联 的渗透。”同时,中情局积极展开针对苏联的隐蔽行动(即政治的、准军事 的秘密颠覆行动)。 1952 年,中情局仅在一个中欧国家里,就有 40 项不 同的秘密行动在进行之中??
希 腊
1946 年 3 月,希腊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开展游
击活动,随之迅速发展成为内战。中情局将老特工乌尔默派往希腊,任中情 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最终失败与他是分不开的。美国 不仅向希腊政府提供军事装备,而且以军事顾问团的名义直接参与了希腊政 府军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军事镇压(军事顾问团团长是范佛里特,后来他在朝 鲜战争中接替李奇微,指挥美国第 8 集团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建议, 希腊政府一方面以“民主政治”施行瓦解,收缴游击队武器,解散共产党武 装;另一方面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清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基地”。 战争持续了 3 年。后因斯大林欺压南斯拉夫,甚至进行颠覆活动,逼其就范, 造成共产党情报局内部分裂;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后,铁托关闭了南希 边境,而英美两国则源源不断地资助政府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终于失败。
1949 年 10 月 16 日,希腊内战结束。
意大利
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由地下转入公开的合法斗争。1944 年 4 月~1947
年 5 月,意共曾 7 次参加联合政府,以后一直作为在野党在政界发挥作用。 它在国内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1947 年 12 月,中央情报局开始在意大利进行一项秘密行动:支付贿赂 费用,资助基督教民主党的选举,制作和散发反共宣传品??以阻止共产党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当时驻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是安格尔顿。
1948 年 4 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大选中失败,未能进入政府。但它作
为头号在野党的政治地位,使华盛顿对此惊恐不安。中央情报局认为,仅仅 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去支持加斯贝利政府是不够的,“如 果要摧毁意大利共产党的野心,还得有比外交和政府职员更多的东西。需要 象苏联人帮助共产党人那样来帮助意大利民主党派和私人团体。此外还需要 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帮助抵抗运动发展的那种隐蔽政治宣传的 支援和行动。”经过研究,凯南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支持下,建议中情局新 建一个从事隐蔽行动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6 月 18 日,也就是莫斯科对柏林实行封锁的前 6 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 10/2 号指令,授权中情局进行秘密的政治和准军事行动(即隐蔽行动),为此在
1947 年末已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处,后改名为政策协调署,在国务卿、国防
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划归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辖)。政 策协调署由中情局的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政策协调 署主任。政策协调署的建立完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组建工作。此时的中情局包
括 3 大业务部门:情报分析、谍报活动、隐蔽行动。紧接着,国家安全委员
会 68 号文件赋予中情局在冷战中承担重要任务,包括进行心理战和隐蔽行 动。
  威斯纳曾在德国从事情报工作,这次挑选他来肩负此项特殊的使命,是 再合适不过的了。当时,威斯纳的一切行动直接对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他 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的 4 年里,他领导的政策协调署已在国外建立了 47 个秘密情报站,在编人员 2812 人,合同人员 3142 人,年预算为 8400 万美元。 “这里成为中央情报局干得最红火的地方。”
  政策协调署的工作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 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唯一的限制是,章程附则 中的否定权,即政策协调署的任何行动一旦被揭露,总统有权否认这些行动。 政策协调署是个畸形机构,它的人员挂在中情局的工资单上,中情局为
  
其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和掩护,而政策指导则由同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但实 际上,它的“政治行动”计划几乎完全由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室制定;政策 规划室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得力助手。
  威斯纳具体负责对意大利的秘密活动,从他上任伊始就作为重点工作展 开了。先后在意大利情报站工作的有麦康、科尔比、兰斯代尔、安格尔顿、 沃尔特斯等后来名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美国大使和罗马教 廷一道协调工作,扶植意大利国内非共党组织和团体,破坏意大利共产党的 声望,阻止它在下届大选中夺魁执政。为此,中情局秘密提供大量经费,重 点支持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收买报刊杂志和新闻宣传媒介。为掩人耳 目,中情局提供的经费都是通过“第三者”暗中支付的。
  中情局在意大利与“第三者”的联系完全以秘密方式进行:只用公共电 话与他们联系;使用化名;用密码和暗语安排约会;在秘密接头点与他们会 面,会面时双方到达和离开的时间至少错开 10 分钟,绝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中 情局人员与“第三者”在一起,有时,中情局特工与当地的情报人员同乘一 辆轿车,在车内交接钱款,传递情报??据科尔比回忆,他曾经多次开着装 满现钞的轿车,分别与多名“第三者”秘密交接钱款,“这项工作既紧张, 又累人??”
1990 年,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1953 年至 1957 年,我在意大利工作,同那里的共产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 搏斗,不是流血的搏斗,而是政治搏斗??我们支持了社会民主党、基督教 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而不是右翼。我们支持他们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假如左翼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就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假如他们出书, 我们也出书。假如他们建立青年组织,我们也建立青年组织??最后,我们 胜利了。”
从 1948 年起到 60 年代初为止,中情局在意大利投资几千万美元,先后
有几百名特工参与这项旨在对付意大利共产党“威胁”的隐蔽行动。这是中 情局在二战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投资款项最多的一项秘密政治行动。
此外,中情局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对共产党也进行了监视、渗透和颠覆
活动。
组建柏林谍报网
  二战结束后,德国问题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它为此煞费苦心,搞了不 少阴暗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是,苏联凭借自己的战胜国地位,强行将德国 的一块领土划给了波兰,又将波兰的一块领土划归了自己。这种制造他人矛 盾、拿他人充当自己的盾牌并从中渔利的行径遭到了世人的谴责。一位奥地 利记者愤怒地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德国问题”是政策协调署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围绕着“德国问题” 而引起的东西方纠纷日益剧烈,苏联人不愿放弃对德国的控制,而西方国家 则担心,德国一旦落入苏联手里,它不仅会成为苏联政治上的卫星国,而且 势必成为其军事上的卫星国。最使美国政府担忧的是,苏联人正在德国进行 着一系列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情报活动。根据 1945 年达成的“波茨坦协 议”,美、英、苏、法 4 国将共同控制德国的科技机构,共同派出科学家和 情报官员收集和分析德国战时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希特勒在战时 使用的秘密武器及武器装备改进的蓝本。这是一桩大有“油水”的买卖。4 国派出的代表在弹痕累累的城市里,挖掘深埋在废墟下的保险柜里的资料。
  
英、法、美 3 国专家密切配合,发现了不少极有价值的资料,他们慷慨地将 这些资料送给苏联同行们过目。而苏联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将自己在东德获 得的许多珍贵资料偷偷送往莫斯科,同时还把 200 名德国科技人员押往莫斯 科“监护”起来。柏林的原子弹研究机构、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试验站、图 林根的精密光学仪器工厂都为苏联未来的科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 联的秘密警察和军事情报人员还指使在西德的苏联考察小组收集情报。当欧 洲战场上的炮火刚刚平息下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立即飞往东柏林, 他在那里的卡尔斯霍斯特建立了一个情报指挥部,随后他又飞到奥地利的巴 登,建立了另一个情报收集中心。后来继任贝利亚职务的伊万谢洛夫将军 当时也在柏林负责招募外国情报人员,设法在西方国家建立克格勃秘密活动 的间谍网。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柏林的郊外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据点。 西德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海因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苏联人收买的。在柏林墙 筑起之前,苏联间谍在柏林街头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因此,在西方情报圈 里,柏林被称为“绑架之都”。
  政策协调署和中情局系统的特别行动处就在这“绑架之都”与苏联人进 行周旋,和苏联间谍相比毫不逊色。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怀揣伪造的证件, 通过柏林,出色地打入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中。
首任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指令政策协调署帮助莱因哈德盖伦将军建立
了西德联邦情报局。他特地挑选了在奥地利工作的老资格情报官员普莱茨到 法兰克福与盖伦协调工作。普莱茨和另一名高级官员克里奇菲尔德一起在盖 伦设在普拉赫的总部里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们两人充当了顾问的角色,极 力怂恿盖伦将军扩大间谍情报活动的范围。由于盖伦的对手、西德反间谍安 全局局长奥托约翰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支持,而军情六处雇佣了霍斯 特艾特纳(1961 年被揭露系苏联克格勃间谍)暗中了解盖伦情报组织详细 的活动情况以及盖伦的部下安插在东方国家的情报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促 使盖伦更加死心塌地去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普莱茨的指使下,盖伦派遣 特工赫尔曼克斯特纳去接近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最终,赫尔曼 得到了乌布利希的信任,成为东德的内阁官员。盖伦受到中情局青睐的另一 个原因是,1949 年春季,盖伦部下的一名情报人员窃得苏联米格—15 型喷气 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这对于处在冷战时期的中情局来说,无疑算 得上是一项辉煌的成果了。
“白银行动”
  正当美苏两国情报机构在柏林明争暗斗之际,维也纳隐蔽战线的角逐也 戏剧性地进入了高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局(即“秘密情报局”) 狼狈为奸,秘密截收和窃听苏联高层领导人的电话通讯,犹如一把匕首插入 莫斯科的心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 1955 年 5 月 19 日这段近 10 年的漫长岁月里, 中立国奥地利一直处在美、英、法、苏 4 个战时同盟国的共同控制之下。象 柏林一样,维也纳也成了东西方国家直接对峙的第二条战线。英美情报部门 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入苏联内部,获取其秘密行动计划的情报。
  苏联占领军的司令部设在帝国饭店,离奥匈帝国大厦不远。英美情报机 构觊觎的重要目标就是帝国饭店。 1951 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一 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联系的地下电缆网络图。情报人员如获至宝, 他们请来了华盛顿总部电讯室的卡尔纳尔森。这位老资格的电讯专家从维
  
也纳市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中发现了破绽,经过极其艰苦细致 的分析研究,终于将这份残缺不全的电缆网络图拼凑成完整的维也纳—莫斯 科通讯系统网络图。但是,纳尔森并不知道英国的军情六处在 1949 年就组织 了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其实,英国人已经成功地窃取了一条苏联人 的电话线。
  众所周知,行政集中是老牌欧洲帝国的一大特点。俄、德、法、奥匈帝 国等,各国的公路和电话线都汇集的各自的首都,这种状况一直延袭到 50 年代。假如从阿尔及尔挂长途电话到北非的突尼斯,非得经过巴黎中转后才 能接通。因此,要想窃听这一城市的电话,只需在巴黎做点手脚,便可大功 告成。军情六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他们在房子的附 近离地面 70 英尺的深处挖掘地道,然后从奥地利的电缆线上接出一头,引入 房子里地下室的专有线路和设备上,当电缆线上有苏联人通话讯号通过时, 录音机就把这些通话内容录制下来。就这样,军情六处的特工人员坐在地下 室里,安然无恙地监听了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的一切电话内容。为了 掩人耳目,军情六局将这栋房子伪装成专门出售哈里斯花达呢的小商店。当 时,哈里斯花达呢在维也纳十分畅销,不知其故的奥地利人光顾这家商店时, 没有人会想到在商店的地卜室里,英国人正在窃听苏联人的通讯电话。但是, 这一秘密监听点曾经差一点被暴露——军情六处雇佣了一名女学生传递情 报,她隔一段时间就到据点来取情报,然后在约定的时间里,把情报交给等 候在申博兰公园里的军情六局的人员。那天正巧有一名值勤的警察在公园里 溜达,他看到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人正与一位少女在树荫下讲话,警察怀疑 这位中年人对少女图谋不轨,于是,他就把这个情报人员抓了起来,费了好 些周折,总算没有闹出乱子来。尔后,军情六局的人员更加小心行事,他们 的“白银”行动一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不久,英国人得知中情局的 纳尔森来到了维也纳,准备利用已经掌握的维也纳—莫斯科通讯系统来窃听 苏联人的电话。不得已,军情六局只好向中情局吐露了“白银”行动的真情。 现在,纳尔森在维也纳的新发现则大大提高了:“银子”行动的效率。双方 特工达成协定,相互合作,共同监听苏联人的通讯联系。就这样,中情局不 仅掌握了奥地利占领区苏军活动的全部情况,而且也了解了苏联人在东西方 边界地区的政策。
纳尔森把军情六处监听点收集到的情报和中情局自己建立的 5 条窃听线
路收集到的通讯内容经过分析整理后,破译了大量的苏联通讯密码,从中获 得了许多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例如,当时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文部都为制订 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共产党,他与斯大 林分道扬镳的目的是想迷惑西方国家。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鄙夷地 咒骂铁托是“耍花招的流氓”。而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坚持说: “铁托与斯大林分裂是真实的事件”,他要求国务院和总统迅速制订倾向铁 托的外交政策。不久,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时,中情局已从维也纳情报站 预先得知:苏联人并不打算通过东欧卫星国向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扩张, 也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的铁托就范于苏联人的脚下。这一情报对当时的美 国政府决策部署在欧洲和远东的军事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参考作用,使其得 以从欧洲抽调兵力投放到朝鲜战场。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将军惊呼 “美国在欧洲的防御兵力已被抽空,仅仅成为象征性的摆设”。为了保密起 见,中情局始终没有把纳尔森的这一发明透露给英国人。
三、颠覆“铁幕国家”
第一次柏林危机
——战后期,盟军向德国进攻,苏联占领了德国的东部,约占领土的
1/3,西部成为美英法三国联合占领区。正如斯大林所说:“此次战争非同以 往。谁攻占一块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 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德国分裂 的命运从此注定。
  然而,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情况却是特殊的。根据雅尔塔协议和 战后的有关文件,柏林虽为英美法苏四国占领,但有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民 主政府,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过,任免市政府领导人需经盟国城防司令部 批准。
  1947~194S 年间,西方三国合并其占领区,成立联占区,并实行币制改 革,特别是西柏林市议会选举恩斯特罗伊特为市长(此人早年参加共产党, 后脱离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触犯了斯大林。苏联拒绝选举结果,并于 1948
年 6 月 24 日对西柏林实行全面封锁。柏林地处东德腹中,西柏林实际上就是 一块飞地。一时间,西柏林与苏占区的陆路、水路交通均被切断,三国驻军
和 200 多万居民被断绝了燃料和食品供应。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柏林危机。
斯大林真是大手笔,不做则已,一做惊人!
  6 月 26 日,西方三国, 主要是美国迅即建立“空中走廊”,日以继夜 地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
斯大林随即在东德集结兵力 40 个师施以威胁,盟国虽然在西德只有 8
个师驻军,美国针锋相对,将载有原子弹的三个战略轰炸机大队调到英国, 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反措施,西方三国同时也封锁了苏占区与 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并禁止进口东方集团的全部出口产品。
对峙了一年多,苏联最后同意解除封锁,四国军队各自撤回原地。
  在危机期间,西柏林完全靠美国人的飞机维持生存。从 1948 年 6 月 26 日至 1949 年 9 月 30 日,运送生活物资共计 2323738 吨,耗资 2. 24 亿美元,
55 名飞行员遇难,一百多架飞机坠毁。
就在封锁期间,柏林市议会换届选举(每年 12 月 5 日为选举日)。但早
在 11 月 30 日,东柏林先发制人,宣布成立“临时民主政府”。这样,市议 会换届选举只能在西柏林举行。义愤填膺的人们再次推选罗伊特任市长。
从此,柏林正式分裂为两部分,东部实行社会主义,西部选择了资本主
义。“一城两制”就这样诞生了。
  1949 年,联邦德国在西部占领区成立,民主德国在东部占领区成立。两 德都将柏林视为自己的首都。
第一次柏林危机正式拉开了东西方对峙的序幕。 就在危机期间,“欧洲的紧张局势使白宫下决心摸清斯大林的动向,以
便对预期的战争有备无患。”中情局与西方盟国情报机关联手对“铁幕国家” 展开了全面的隐蔽行动。
流亡者组织
  ——战结束后,斯大林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苏维埃帝国”。然 而,在这个帝国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中情局的威斯纳把斯大林统 治下的 130 多个少数民族视为“130 多个炸弹”,有朝一日将把苏维埃帝国
  
炸得支离破碎。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难民潮。
  20 世纪 10 年代末至 20 年代初,正值苏联内战时期,大批难民和流亡者 涌向西方国家,在那里定居,并成立了许多流亡者组织。
  4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二战结束苏联对新领土的进驻,生活在当地的少数 民族或者被驱赶到西方,或者被整体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 东欧平原大批的民众被迫向西逃亡,来到或经过德国以求避难。在这第二次 难民潮中,又有一些流亡者组织相继产生。
  这些流亡者团体有许多实际上就是反苏维埃政府的地下组织,他们大都 在苏联或东欧国家里有自己的内线网络,还有传递情报的地下渠道,这些流 亡者组织与中情局、英国的军情 6 处、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西德盖伦的情 报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情局与流亡者组织进行三方面的合作:1.挑选、招募和训练间谍:2. 开展对东方的宣传战、心理战,例如建立“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 向“铁幕”地区施放携有反共宣传品的气球,印刷和出版反共宣传品等等;
3.对苏维埃帝国开展秘密行动。 苏联被称为“铁幕”国家,因此中情局千方百计地向流亡者和其他了解
苏联的人搜集情报,当然,提供情报者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于是,跑情报
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不少“造纸厂”和“情报公司”(指那些专 门制造假情报的机构)。一位流亡者告诉盖伦的手下人,中情局所购买的情 报有十分之九是伪造的。但中情局别无它途,只能同流亡者打交道。“因此, 揭露和搞垮‘情报公司’、‘造纸车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旷日持久的 任务。”
在德国边境,中情局政策协调署在美国陆军的帮助下,对蜂拥而来的难
民和流亡者进行甄别审查,并从中招募特工人员。西德盖伦的情报机构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到难民营和已经定居的难民中筛选物色“合适 的材料”。
中情局和英、法、西德情报机构将招募的间谍,加以训练后遣返回国,
或参加当地的暴乱,或作为“早期战争警报站”潜伏下来。 然而,空投到敌区的谍报人员(一般都携带电台)几乎都被抓住了,克
格勃第二局往往让那些落网的谍报人员继续发报,充当“媒鸟”。而几乎所
有被捕的、并充当“媒鸟”的谍报人员都用控制信号将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 了中情局设在德国的基地。中情局“对克格勃的方针是,奉陪到底,尽最大 努力保证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
  通过水路或陆路进入“铁幕”的特工人员也很少有生还的。可以说,中 情局与西方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的颠覆活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
乌克兰
  在战后的几年里,乌克兰反对斯大林政权的抵抗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情局借此机会派人潜入乌克兰地区,煽动和支持那里的人们与政府对抗。 政策协调署主任威斯纳还成功地策划了一起鼓动大批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叛 逃西方的行动。
  1946 年 7 月,苏联最优秀的军事统帅朱可夫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一般 人认为,这是朱可夫“失宠被贬”的迹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1947 年美 国国务院情报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乌克兰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猖獗,人数众
  
多、规模很大;在 1946 年冬天的一次暴乱中他们甚至烧毁了敖德萨的共产党 总部; 1947 年 3 月,乌克兰游击队在战斗中还击毙了波兰国防部副部长; 朱可夫在乌克兰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展开军事行动,平息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 的激烈反抗。由此可见当时乌克兰的局势相当严峻。
  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苏维埃政府出动了整团、整师的公安部队进行 围剿,数万乌合之众土崩瓦解,到 1947 年 4 月,匪情就得到了基本控制。1952 年乌克兰叛匪遭到毁灭性打击。
  1953 年 11 月,“中情局训练的两名报务员与这些残存的抵抗部队坚持 到最后一刻。”
波兰
  在威斯纳的眼里,东欧集团国家稍微容易渗透一些。在史密斯—杜勒斯 掌管中情局的早期岁月里,中情局在波兰建立了庞大的地下间谍网。在波兰 的美国间谍使用秘密电台、隐显墨水和其他传统的谍报方式将报告发回在西 柏林的上司那里。那些波兰间谍不断要求增加谍报人员和更多的黄金,有时 还有一个间谍溜出来直接汇报工作情况,并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
  直到 1952 年底,中情局才发现,这完全是一个骗局。波兰的秘密警察几 乎从一开始就接收了整个情报网。中情局在波兰并没有真正的地下组织。波 兰人把这项活动搞下去是为了吸引反共的波兰流亡者回国。回国后,他们立 即被投入监狱或被控制使用。在波兰的秘密行动中,中情局被骗去了几百万 美元的黄金(折合现今币值 3 千多万美元)。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小国。在这里,“地理环境具有决 定性因素”:1.秘密基地距离很近,利于调动;2.阿尔巴尼亚仅与希腊和南 斯拉夫为邻,而它们都在 1949 年前与苏联反目,因此,阿尔巴尼亚与苏维埃 帝国是隔绝的;3.阿尔巴尼亚在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冻港战略地位重要,是控 制地中海中部的关键所在。
英国最先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秘密行动。英阿两国之间的芥蒂始于
1946 年,当时英舰遭到阿方炮击,后来又有两艘英国驱逐舰被阿方水雷击 沉。 1949 年 2 月,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个旨在将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 离出去的行动计划——‘宝贵的行动’。”
3 月,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中
情局积极予以响应。威纳斯指定他的副手 F林赛作为秘密行动的领导人。 他们招募了几百名阿尔巴尼亚反共流亡人员,在马尔他和塞浦路斯的营 地进行训练,然后将他们空投到阿尔巴尼亚山区,或用船将他们送往希腊科 孚岛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偏远的沿海地区。“宝贵的行动” 从 1949 年开始一 直持续到 1954 年,进行了将近 20 次秘密渗透活动,前后派遣近 500 名特工 人员。然而几乎每次入境的一队队人马都遭到预先埋伏好的公安部队围攻, 彻底覆灭;空降的特务一到地面,迎面而来的就是无数支枪口,在阿尔巴尼 亚特工部门的强迫下,这些报务员向基地发报要钱要物。当计谋被识破后, 这些“媒鸟”也就死到临头了:他们被游街示众,经过“暴风雨般的拳打脚
踢”以及漫天唾沫的洗礼后,终于在绞架下结束了多灾多难的生涯。 最惨重的损失是,中情局在 1953 年 5 月将英国秘密情报局一名“最出色
的特工”马加尼空投到阿尔巴尼亚去送死,此人曾经 15 次成功地潜入阿尔巴 尼亚执行秘密任务,第 16 次被霍查的秘密警察诱骗上钩。马加尼于 1954 年
4 月被处死,实际上宣告了秘密行动的终结。
  1954 年夏,中情局东南欧处处长 JH理查森奉命清理“宝贵的行动” 这一烂摊子。他飞抵罗马,正式通知中情局驻罗马站站氏 J莱布:“阿尔 巴尼亚的秘密行动即将结束。”
“那么,全完了?”莱布问。 “全完了。”
  “我不敢想象伦敦知道了会怎么说。”陪同理查森的一名助手注意到工 作过度的莱布脸上的胡茬挂着晶莹的泪珠??。
波罗的海沿岸
  ——战结束时,在德国劳工营和德军中幸存下来的立陶宛人有一半留在 西方,有 5000 人逃往西方成了难民,另外有 15 万人移居波兰。 1944~1945 年,被苏联处死的人数与逃亡的人数基本相等。斯大林将东普鲁士港口并入 立陶宛后,归并过来的德国人后裔使立陶宛人口有所增加,他们也像立陶宛 人一样敌视俄国人。
1946 年春,立陶宛的“联合民主抵抗运动”招募了 40000 多人武装与苏
联 80000 多人的秘密警察和正规军展开游击战。1947 年,立陶宛反政府武装 减少到 25000 人。 1948 年,苏联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反政府武装力量又 恢复到 30000 人。游击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缓了立陶宛集体化的速度, 只达到 62%,但它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 1950 年,反政府武装只剩
下 5000 余人。
  从 1948 年开始,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反共武 装。威斯纳的政策协调署主要依赖西德格伦的情报机构开展活动。
“从一开始,格伦的组织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格伦手下的特工人员替政
策协调署在难民营和定居德国的波罗的海难民中招募人员。代号为‘奥格’ 的小组负责筛选、甄别对象,并将他们推荐给美国人。”初级训练在德国完 成,被选中的新手还要到美国学习像跳伞、收发报等特别课程。
人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单是在西德,战后涌入的定居者就有 4000 多名
爱沙尼亚人、 11000 名拉脱维亚人和 5000 名立陶宛人。中情局还在旅居美 国的流亡者中直接招募特工。
在波罗的海一带实施的秘密行动,主要从海路进行渗透。中情局和英国
秘密情报局认为这种方式比空降更可取:空降噪音大,容易引起飞行沿线上 苏联人的注意;乘船登陆可以无声无息,有利于隐蔽。
英国有一支海上渗透力量,这就是由皇家海军组成的波罗的海渔业巡逻
队,其表面工作是保护当地渔民不受苏联军舰的干扰,同时搜寻和排除战争 期间遍布波罗的海的水雷。格伦的情报组织奉命组成秘密船队,使用英国人 提供的渔业巡逻队的“E 型”船只,并悬挂英国海军军旗,由中情局提供经 费。这些人为美国效劳,按合同规定在最初筛选阶段付给他们德国马克,在 美国受训的 3 个月中每周付 125 美元。其后,在“铁幕地区”内每呆一夭, 报酬为 100 美元;如果他们的行动成功,还有 1000 美元的奖金。据称,参加 秘密行动的人有半数左右保住了性命,但绝大部分行动都“遇到了这样或那 样的麻烦”。
  1951 年以来,中情局与数家西方情报机构合作,派遣特工人员在拉脱维 亚和爱沙尼亚的沿海地区登陆。然而,这里的反叛活动此时已近尾声。 1950
年 2 月,拉脱维亚游击队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损失殆尽,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
的残余武装;爱沙尼亚那一伙人则弹尽粮绝,虽然收到两箱武器和新派来的 几名特工人员,但解决不了给养困难;立陶宛的叛乱组织于 1952 年被迫解 散,有几支小队伍依靠中情局的援助继续与苏联人周旋,直到 1960 年还有关 于逮捕反动武装分子的报道,到 1964 年还有关于击毙残余匪帮的报道。
1955 年底,英国不再允许德国船只使用英国海军军旗,这样,船队就失 去了掩护。于是在 1956 年,中情局与格伦的情报机构停止了秘密行动。 在波罗的海诸国的叛乱行动中,双方总计损失了将近 10 万人。
消失了的伊凡
  在进入“铁幕”,国家的众多间谍中,伊凡是屈指可数的一个幸运儿。 他没有被抓住,却永远地消失了??
现在我们就来讲述伊凡的故事 伊凡彼得洛维奇是个来自乌克兰北部维切布斯克郊区附近一个拖拉机
站技师的儿子。他前些年住在奥尔沙,大约一年半以前逃到了德国美占区。 他对流亡营的生活已经厌倦,迫切希望进行一次冒险。中情局在俄罗斯难民 营中的监视人员选中了伊凡。
  经过对十来个招募对象进行考察和比较,伊凡被中情局带到难民营附近 的一处安全住所。这房子是专门用来对招募对象进行考察的。在这里,伊凡 经历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考察。其中包括全面体格检查、肌腱协调和心理稳 定试验、语言模仿能力和学习使用机械的能力测验等。医生和心理学家一直 把他折腾了 3 天。
中情局的一名俄罗斯顾问又进一步把伊凡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盘问了一
番。他居住的每一个地方、干过的每一件事、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及他回到苏 联后谁会认出他来等等,什么都问。还向他提出些怪问题,长时间地对他进 行毫不客气的询问,用测谎器测了他好几次。这一切不仅是为了考验他是否 忠诚老实,而且是为了试验他的应变能力,也是为了加深他对假经历的印象。 这些假造的经历在他执行使命时可能用得着。伊凡以最高分数通过了初步考 核。这时候,他才见到了那两个最后拍板定案的特工人员——
山姆是个美国人,曾经执行过一次集体使命。他的同伴叫弗雷德,战争
期间学会了俄语,完全可以冒充一名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人。那一天,他们 三人凑到一起,惬意地聊天。山姆和弗雷德为伊凡的精神和热情所感动,同 意让他跟他们一道执行奥尔沙使命。他们把他带到巴伐利亚南部一个湖泊岸 边的一所与外界隔绝的小木屋。
下面是伊凡在受训第 7 个月中一天的情况。
  早晨 6 点半,山姆将伊凡唤醒。然后,两人身穿部队工作服,从容地穿 过屋后的树林,悠然来到湖边,然后又折回小屋。他们不用厨师,烹调由弗 雷德负责,早餐很丰富,有咸肉、炒鸡蛋和炸土豆。吃完早饭,为时两个钟 头的“飞机标识”识别课就开始了。他们仍在进行观察与报告的训练。接连 三天,课程内容都是识别苏联飞机。苏制飞机的照片和轮廓影像在伊凡眼前 一闪而过;他随即说出该飞机的识别标记。伊凡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娴熟自如 了。第二课时用来讲评伊凡的报告。这报告是伊凡在半英里以外对附近的一 座美国的机场观察了 3 小时以后作出。他对机场跑道的长度、机场建筑物的 方位、飞机起降的频率等都作出了估计,并作了仔细的订正。
  教授每周来讲课一次,时间是上午 10 时。他是一位前红军上尉,当过中 学历史教员。他也是现代苏联国内问题专家。伊凡离开苏联已有两年之久,
  
教授的人物是使伊凡能够适应显示。他向伊凡介绍无轨电车票价、面包价格、 有关寻找工作和变换职业的最新规定等等。他们谈论大城镇的黑市商品。他 们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证件和电台部件方面的事。他俩一道浏览《真理报》的 最新剪报,其中有关于乘坐火车在城市间旅行的规定以及对业余摄影的限 制。他们还相互交流一些俄国的时兴土语。
  午饭后的两个钟头用来学习无线电通讯。伊凡在附近一座空军基地听 课,每天在那儿练习,前后计一个月。然后就一直在家练习。他吃力地把庞 大的 RS—1 型收发报机提进起居室,放置在桌上,向基地发出呼叫,他已经 把关于美国机场的情报译成了密码。现正在把它发回基地。从基地发来了回 电。但是,伊凡老是打断对方说:“太快了,太快了,”他发报的速度极快,
而收报的速度却较慢。 最后,他终于取下耳机,将基地来电译了出来。此后的半小时,他用筒
式磁带录音机听一段电文录音,以训练自己的听力并提高收报速度。 训练结束之前,他要学会拆卸那台 Rs—1 型收发报机并自行小修。他是
一个天生的机械师。他那唯一的一架电台是用废旧电台上拆下来的零部件七 凑八拼,再加上个网状天线装配而成的。
  下一步是教授伊凡摄影术。他们一连好几天用一架伪装成打火机的米诺 克斯牌照相机在门外拍照。今天,他俩又漫步到湖边,照了几个远镜头:一 艘帆船、一座湖边小屋和一辆停着的奔驰牌小轿车。当晚,将由伊凡冲出底 片。
晚上的课程是轻松的,然而却是重要的。证件专家阿尔特是晚饭后到达
的。他比克格勃官员们更加了解苏联的各种证件。他知道各种不同的证件是 用什么纸张制作的,是用什么油墨印刷的。他掌握着几十个合法的证件填发 官员的亲笔签字。他了解各行各业的各种不同证件以及全国各区通行证的款 式。
阿尔特集中力量为伊凡即将在德国度过的两年杜撰出在苏联生活的详细
经历。他和弗雷德,再加上伊凡本人一道商量着既适合伊凡的年龄和能力而 又能搞出证明材料的职业的地址。他们初步决定,这两年是在乌克兰北部的 一座大坝建设工地上度过。
晚上 10 点半,一天的课程结束。第二天,伊凡将去附近一座军队大炮射
击场进行第三次飞机跳伞。
  经过 10 个月的精心培训,伊凡一切按时准备就绪,整装待发,执行空降 任务。他浑身上下都穿戴着苏联或东欧国家的产品,怀里揣着几块手表,以 备变卖或作贿赂。他还带着一些驻德苏军可能拥有的面值 5 元的美钞。一旦 进入苏联,除了手提箱里的电台外,伊凡是“一干二净”的。
  在 9 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 C 47 运输机把他空投到离一座村庄 3 英里的旷野里。这个村庄附近有个火车站。给他的指示是,一着陆就把降落 伞埋起来并在黎明之前到达火车站。火车将于清晨 7 点 20 分进站。伊凡在空 降后 36 小时内发来了电报,说他已安全到达。空投区没有发出防空警报。他 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维切布斯克郊外。电文中未见有威胁信号。
  在随后的 3 个月里,伊凡共拍来 5 封电报并向西德境内的地址发出 3 封 密写信件。他在一个修路队打了一段零工(谁都知道,重体力劳动的工头们 对身份证和劳动簿之类的玩意儿毫不在乎)。然后就在一家名叫“斯大林之 路”的罐头工厂找到了一个电气师的职位。他把电台藏在离飞机场两英里的
  
一个树林中,坚持每周散步一、两次经过机场旁边。他拍来 4 封电报,报告 在机场观察到的情况。但一年来,机场上未见什么异常活动。
  他在最后一封密写信中说,他在黑市上买了一套证件,从而获得了合法 身份。他感到,使用电台已日益危险;由于机场仍然渺无动静,他决定停止 发报。
  伊凡完成了他的主要使命:提前预报奥尔沙空军基地对西方国家进行的 战略打击。至于并没有什么早期警报可发,则是多年以后才弄清的。
* * *
  1953 年,中情局参加秘密行动的官员与杜勒斯谈到了几年来在东欧所遭 到的挫折时,这位局长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意味深长地叹息道:“我们至 少正在取得进行下次战争所需要的经验。”
  
四、朝鲜战争
美国人侵朝鲜
  1945 年 8 月,美、苏军队分别进入朝鲜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以 北纬 33 度线作为美国与苏联军事占领区的临时分界线。朝鲜由此开始分裂为 南北两部分。三八线对于美国来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阻止苏联借对日作战 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欧洲确定为战略重点,西欧成为遏制苏联 的最前沿。“欧洲第一”是美国的传统国策,是它全球战略的基石。
  在亚洲,美国注重中东、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和南朝鲜都被划在美国的 太平洋防线之外,但美国大大提高了它在朝鲜半岛存在的政治意义,正是出 于这种政治考虑,美国对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在全 球战略中,美国认为朝鲜半岛不很重要。
  1949 年 5 月和 6 月,美军分别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它标志着美国 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 1950 年 1 月, 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如果南朝鲜人遭到进攻,一是要依靠南 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战 时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已经转变成依靠“联合国行动”来保卫南 朝鲜抵御苏联的进攻。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它干涉朝鲜战争的 方式和规模。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朝鲜已进行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行动。“在高
峰期,这些行动涉及 2000 名武装特工渗入朝鲜共产党占领区。”
  1950 年初,中情局在一份汇报中说:“尽管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完全可 能发动大规模干涉,但现有事实表明,除非苏联决定打全球战争,这种干涉
在 1950 年不可能发生。”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们认为,“战争不可能
在亚洲爆发,只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发生在欧洲,而且任何战争必将涉及到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对抗;目前威胁美国远东利益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 颠覆活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可以说普遍的。直到 1950 年 6 月,中 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还一致认为,尽管南朝鲜只有 11 万民团、警察和 少量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拥有 180 架军用飞机,近 200 辆 T 34 坦克和 15 万 正规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进攻看来并非 迫在眉睫”。
  1950 年 6 月 25 日, 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于 27 日夜,攻陷汉城。
  6 月 26 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说:1.南 韩军队已无力防守汉城,溃在旦夕;2.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朝鲜。
  当晚,杜鲁门通过电传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 队支援南韩,攻击三八线以南的任何目标。6 月 27 日,美国空军战斗机从日 本基地起飞,击落 7 架朝鲜攻击机。同一天,白宫宣布,美国第 7 舰队进入 台湾海峡,防止海峡两岸动武,实际上是将我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 保护”下。此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美国持中立态度,无意干涉。
6 月 27 日夜,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
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为 美国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依据。而苏联,却别有用心地不参加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放弃使用对这一决议的否决权,使美国得以利用联合国 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6 月 30 日,杜鲁门下令:1.从日本派遣两个师赴朝参战;2.对朝鲜北部 实行海上封锁。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 比利时、荷兰、希腊、泰国、新西兰、菲律宾、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 比亚和南非 15 个国家出兵参战;美英等国的航空母舰和数百艘战舰封锁了朝 鲜半岛海面,对朝鲜人民军轰炸炮击,实施敌后遮断,并利用舰炮支援沿海 的美韩军队作战。
  美国驻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头衔,坐镇 东京遥控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是朝鲜战 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到了 8 月份,美韩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朝鲜人民军。但是,沃克将军 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防线处处吃紧,纷纷告急,手头的机动兵力早已告 罄。
为扭转被动局面,美军计划在朝鲜人民军进攻路线的侧后方——仁川实
施登陆。为此,中情局派遣特工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侦察,了解驻军部署、火 力配置以及仁川港的水文资料(那里的潮汐落差相当大)。9 月 15 日,麦克 阿瑟亲自指挥 25000 名美军在仁川登陆(登陆人数后来达到 5 万)。28 日, 登陆美军攻占汉城,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给养和北撤路线均被切 断,13 万人民军陷于合围之中。经过浴血奋战,仍有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官兵 冲破截堵,撤回“三八线”以北。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出
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 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 20 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 美国和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 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在 8 月 10 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
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 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 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中情局相信,到
1952 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 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对苏联军事实力 一直估计过高的倾向。
抗美援朝
  10 月 3 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捎话给美国 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 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 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则 认为“潘尼迦是共产党的走狗,他的话不可信。”实际上,华盛顿把中国这 一警告视为“虚张声势”。 美国和西方的报界则喧嚣:当初北朝鲜军队席卷 整个朝鲜半岛时,东方国家为何不谈停止战争,和平解决呢?10 月 5 日,中
  
情局获悉,有 3 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 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预测没有引起注 意。“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堪一击”,“当年日军一个连象驱赶羊 群一样打散一个师的中国军队,而美国打败了日本,”因此“中国远非美国 的对手。”10 月 3 日, 南韩军队沿东海岸进入北朝鲜。 10 月 9 日,美、 英和南韩军队从西路越过“三八线”。
  麦克阿瑟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北朝鲜:沃克的第 8 集团军从西线进攻,原 先登陆的美军第 10 军从三八线附近返回仁川,重新上船到北朝鲜东海岸的元 山港登陆,从东线向平壤展开侧翼进攻。这个计划遭到了战场指挥官们的反 对,他们指出,这是舍近求远,华而不实的计划。最现实、最简捷的方式是,
第 10 军直接越过三八线,沿中路和东路进攻,处在它后面的第 8 集团军随即 压上,沿西路进攻。然而,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由于他指挥仁川战役获 得成功,此时他的头顶仿佛高悬着灵光圈,他说的话就是真理,绝对正确。 白宫的决策者们谁都不愿出面否定他的主张,招惹麻烦。于是,第 10 军把原 先搬上岸的补给品重新搬回船上,忙碌了 1 周之后总算启程了。
  10 月上旬,第 10 军抵达元山港, 结果被水雷毁伤舰船十多艘,在港外 徘徊了 8 天才勉强登陆。此时,沿东海岸进攻的南韩军队已经徒步抵近平壤。 从军事角度来看,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纯属花架子,致使战役追击前后耽误 了整整 15 天的时间,而且导致兵力分散,事实证明他的计划造成了最大的军 事失误。但此入有个特点:虚荣心极强,死要面子,从不认错;功劳归自己, 错误属别人。他甚至狂妄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简直和尼采一样——“我就 是太阳!”
需要提及的是,为了保证第 10 军顺利登陆,麦克阿瑟秘密雇佣了日本海
军的 8 艘扫雷艇参加元山港的扫雷行动,这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
  1950 年 10 月 20 日,美国 5000 名伞兵在平壤以北着陆,完成了对平壤 的包围。23 日平壤失陷。联合国军以南北夹击之势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 路。
在仁川登陆后一个月内,联合国军手中的战俘数量达到 135000 人以上。
麦克阿瑟声称,“目前北朝鲜境内的敌方正规军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零星的 游击队,因此美军的任务是肃清残余武装,在整个朝鲜半岛恢复和平秩序。” 尽管中国方面多次向美国发出警告,而且美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捕获了一 些志愿军战俘,但是中情局、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对此不以 为然,认为中国是“说大话、吓唬人”,“中国军队不会正式介入”朝鲜战 争。此时的麦克阿瑟得意忘形,向美军官兵许愿说,再过两个月大家就可以
回国欢度圣诞节了。
  根据已掌握的情报,美国统治集团估计我参战有 3 种可能:1.为保护边 境和鸭绿江水电设施的安全;2.为从战略上钳制和削弱美国的军力,打一场 有限规模的消耗战;3.为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中情局和美国军方 认为第 1 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在它们看来,“中国军队在缺少空中和海上支 援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可能有效但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正在援助 越南, 10 月末进军西藏,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意图是在 朝鲜进行全面干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对与美国交战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害 怕;反共势力将得到加强,从而危及中共的存在;如果中共在未得到苏联海 上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参战,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另一方面,中国接受
  
了苏联的援助,会更加依赖苏联,这就会增加俄国人对满洲的控制;此外, 从军事角度看,最有利的干预时刻 7、8、9 月份已经过去(指美军退守釜山 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在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结论是:中国不会全面 介入朝鲜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
  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尚未从国内战争中恢复过来;广 大地区尚不稳定;军队装备低劣;大部分军队被极力叫嚷反攻大陆的台湾蒋 介石的军队所牵制,因此无力增援,即使调动增援部队,不可能不被发现”。 美国远东军司令部 10 月 14 日的报告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正式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至
11 月 25 日的 10 天内,痛击了分兵冒进的美韩军队,歼灭韩国第 6 师大部, 重创美军第 1 骑兵师,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感恩节”前后占领朝鲜北部的计 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整顿的时间,取得了入朝参 战后的第一次战役胜利。
  此时,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构对志愿军实力不知底细,他们根据对志愿 军战俘的调查,估计“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 3~5 万人”。中情局甚至将 几名战俘空运到汉城,使用测谎器审讯,后来得出“中国军队可能有 9 万人” 的结论,但对这一结论连自己都感到“惊人、难以置信”。同时,中情局为 “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而感到不安。
11 月 8 日,中情局奉命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
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 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它将追求更大的优 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果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地将美 军赶出朝鲜半岛。但这份基调谨慎的报告对中国干预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 一些决策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11 月 9 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
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计划。对于麦克阿瑟, “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他轰炸鸭绿江上所有在朝鲜一侧的 桥梁。而麦克阿瑟的胃口更大,妄图一口吃掉在朝鲜北部的中朝军队。
11 月 8 日, 东线之敌急进古土里、吉州,并企图迂回江界断我后路;
西线之敌沿清川江北进。我军以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并实施战役 迂回,对东线敌人的退路预先实施了多重截断。11 月 26 日,麦克阿瑟的亲 信、军事情报部长威洛比还颇为自信地说:“敌人仍然如此没有攻势,并实 施撤退,也许要到鸭绿江对岸避难去了。”然而他所不知的是,此时美军在 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只有 3 万多人(其余都在担负防守据点和交通线的任务), 他们面对的是“兵力占有空前压倒优势的对手”。
  11 月 25 日,志愿军发动进攻,激战至 12 月 24 日,歼灭韩国两个师的 大部,美陆战第 1 师虽突出重围,但伤亡惨重(伤 3504 人,亡 718 人,失踪
92 人)。西线之敌主动放弃了平壤等地,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东线美 军,除襄阳一地外,也全部被我赶到“三八线”以南或从海上撤退,第二次 战役遂告结束。此战迫使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彻底粉碎 了美国并吞朝鲜的野心,沉重打击了美韩军队的嚣张气焰。
  麦克阿瑟气急败坏地叫嚷“我们遭到了 15 万不宣而战的中国军队的突然 袭击”。第 3 天,他又声称遭到了 20 万中国军队的攻击。过了没几天,他在 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说他面临 30 万中国军队压倒优势的袭击,因而遭到严重损
  
失??并指责说:“11 月,我们这里的中央情报局说,他们觉得中国军队不 大可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干涉??现在你们必须知道,一个局限于小地域作 战的指挥官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即将发动战争的情报。这一情报本来是应该报 告给我的。”麦克阿瑟这番话显然有推诿责任的味道。
  事实上,关于中国是否出兵以及何时出兵的问题,中情局一直充当事后 诸葛亮。在回答记者有关这些问题的提问时,前局长希伦科特声称中情局事 先都知道。记者追问道:“既然中情局事先知道情况,为何没有警告白宫? 美军为何遭到突然伏击?”希伦科特结结巴巴答不上来。后来中情局在美国 国会调查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听证会上透露,提供有关中朝边界军事形势第一 手资料的关键人物是一名中情局特务,他是一名前国民党高级官员。 1950 年夏天,他被派往中国大陆,对中国北方的军事形势做出估计。他匆匆忙忙 与尚能找到的人进行联系。根据谈话和他自己的实地观察,他相当精确地计 算出驻扎在中朝边境沿线的中共军队的人数和驻地。他的详细报告,加上其 他国民党人士提供的消息,“足以警告联合国军,中国军队即将于 1950 年
11 月跨过鸭绿江”。杜鲁门总统在其公开声明中,毫不隐讳地说,他“曾看 到并读过一份这样的报告”,并以此指出麦克阿瑟对于美军遭到中国军队重 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中情局对我方动态决非 “事先都知道。”光是我方出兵的日期,就估计晚了一个多月。
不过,1951 年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报告倒颇有见地,报告
说:
  中国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压倒优势;中国 军队刚刚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一往无前的牺牲 精神,这支军队吃苦耐劳,擅长夜战和山地作战,其战斗力相当强大;中国 军队的弱点是,战术比较单调和死板,后勤供给和运输能力差,特别是在美 国空军的轰炸下,中国军队所得到的物资补给充其量不到其最低需求的 30
%;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陆战中缺少火炮和弹药,在火炮、坦克等方面
的火力远远不及美军。中情局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
有 30 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还有苏联在二战中淘汰下来的破烂货,不仅质 量差,而且数量不足;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支持“并 不是很大方的”,“远非尽心尽力”;苏联并非希望中国打赢,至少不希望 马上打赢,“苏联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苏联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两败俱伤。”
苏联出兵否?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出 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 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 20 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 美国和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 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在 8 月 10 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 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 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 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中情局相信,到
1952 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 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对苏联军事实力一直估计过高的倾向。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朝鲜人民军空军的空中战术力量主要由 2 个团约150
架攻击机和战斗机组成,飞机性能落后,飞行员也缺乏经验,因此其大部分 飞机很快就被美军歼灭。
  斯大林曾答应毛泽东全部由苏联航空兵进行空战。但到了 10 月 10 日, 斯大林违背诺言,只答应由苏联航空兵进行部分而不是全部空战,同时向中 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 战斗机,借以弥补空中力量的不足。
  经同苏联政府商定,自 1951 年 1 月 10 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 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以保证志愿军运输供应(1950 年
12 月 21 日,中国空军首批部队开始进入前方基地——朝鲜安东浪头机场, 在苏联航空兵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实战练习)。
  米格飞机的出现,对美国和联合国军空军都是一个威胁,因此它们活动 的区域尽管很小(约占朝鲜北部空域的二十分之一),却被冠以一个带有几 分敬意的绰号——“米格走廊”。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至少派出了 12 个飞行师和 7 万多人的国土防 空军到朝鲜轮流作战。其中国土防空军部队的大部分是地面防空部队。苏联 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实战搞热身训练,使部队获得战场经验。
1951 年初,美国在己方控制区域内发现被击落的米格—15 战斗机残骸以
及俄国飞行员的尸体。由此在美国军政界产生了苏联是否已经出动空军参战 的争论,其实质是苏联是否已经出兵参加了朝鲜战争。美国军方认为苏联出 动空军参战是确凿无疑的(麦克阿瑟和赴朝作战的美国将军们把这一观点作 为要求白宫向朝鲜增兵的根据之一);中情局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苏联 已经投入空军正式加入朝鲜战争;至于俄国飞行员尸体,则表明可能是个别 的俄国人在帮助北朝鲜空军作战,但这毕竟是个人行为,并不意味着苏军正 式参战。美国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中情局的看法。他们认定,苏联 目前极力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因此他们不会做出与目的相悖的事情,同时, 白宫认为,美国在朝鲜战场一直掌握着制空权,因此苏联飞行员是否参战就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一致认为,苏联不能而且不敢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正
面交锋这一点确实是说中了。 请看以下事实: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在战争之初,斯大林突然把在北朝鲜部队中的
苏联顾问全部召回。斯大林说:“那里太危险,不能让我们的顾问们驻在那 里,他们可能成为俘虏。我们不能留下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那是金日 成的事。”此举导致了北朝鲜军队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在朝鲜参战的所有苏军米格—15 战斗机一律涂上朝鲜人民军空军的标 志,苏军飞行员身着人民军军服,用朝鲜语进行无线电联络。为克服语言障 碍,每位飞行员都发有一本小册子,上面用俄文字母标出常用朝鲜话的发音。 为防止因被俘而暴露身份,苏军飞行员奉命只能在已方控制区域上空作战, 即使飞机受伤,也要尽力向北飞,不许当俘虏,否则他本人及其国内亲属将 面临严酷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一指令,一些苏军飞行员在飞机被击落、自 己降落到敌方区域后被迫开枪自杀。
  到了 1952 年,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开始变冷。此时,大多数空战任务 开始由中朝空军来完成。而且斯大林拒绝向朝鲜战场派遣性能更先进的米格
  
—17 战斗机参战。此时,志愿军空军使用的米格—15 战斗机的性能已经不及 美国新装备的 F—86 型战斗机。
  1996 年初,美国新闻媒介报道,俄罗斯最近公布的一些朝鲜战争时期的 官方文件表明,斯大林起初没有料到美国会出兵朝鲜,后来他让中国出兵, 在中国出兵后,他又怕苏联与美国之间交战;他曾经考虑在盟国建立朝鲜流 亡政府(通知中国方面,“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在武器 援助方面,中朝两国向苏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俄罗斯公布的这些官方文件 对于人们了解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真实立场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隐蔽行动
  中情局是在战争爆发后进驻南朝鲜的。特别行动部(OSO)以日本的横须 贺为基地从事地方情报活动;政策协调署以东京的情报站作为办公地点,由 于当时它受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因此与特别行动处作为两个部门分 头工作。
  麦克阿瑟只对特别行动(包括准军事行动)饶有兴趣。他规定,中情局 在他的辖区内应当主要从事秘密战争方面的工作,而且指挥权和控制权都掌 握在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的手里。威洛比作为远东地区美军情报部主任,负 责秘密行动和有关情报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是作为 麦克阿瑟属下的一个部门进行工作的,因此,中情局与军方在指挥权限问题 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和复杂。 1952 年夏,中情局将政策协调署并入特别行动 部之后,中情局在朝鲜的秘密机构才逐步摆脱了军方的羁绊。
中情局在朝鲜半岛投入了最多的特工力量,其中政策协调署人员占 70
%。政策协调署在 50 年代初的主要使命“是在朝鲜、中国大陆和东欧实施隐 蔽行动,优先的是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场侦察、捕俘、破坏我方交 通线和军工设施,引导轰炸和炮击、空投特务,在南朝鲜配合军方围剿朝鲜 人民军的游击队,??搞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一套。
在朝鲜半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中情局实施了一项秘密的“野风信子作
战计划”。在这一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被送往北朝鲜防线后方, 并让他们想方设法跑回来。这样,就能够提供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从北 朝鲜返回的难民都受到详细盘问,要他们说出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中情局得 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为可靠——由此可见“风信子作战计划” 所得到的情报质量如何了。
中情局搜集朝鲜战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是审讯俘虏,分析战场缴获的
敌军文件,派遣特工人员进行侦察等等。 然而,“中央情报局所收集的情报很少有像样的东西,他们的报告经常
是前后矛盾”,美国军方对此甚至不屑一顾。 总的说来,“美国情报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的纪录很糟糕”,特别是中情
局在情报搜集方面并不成功,它的活动主要在军事方面。中情局驻朝鲜战时 情报站站长是艾伯特哈尼,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 行动”。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这时,在战略情报局昔日驻东亚 的特务头子汉斯托夫特的直接指挥下,政策协调署对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 开展了“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为被击落 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营救网络以及向朝鲜北部派遣 1200 人的游击队。”1952
年 11 月 29 日,中情局驻日本东京的教官唐奈和费克图以及 9 名台湾特工人
员从汉城乘飞机到我东北地区上空活动,目的是将这 9 名特工送到后,接回 另外几个“在其他地区工作结束的特工人员”。然而时乖命蹇,飞机被我击 落,台湾特务被全部处死,中情局这两名特工被判无期徒刑。 1972 年,出 于改善中美关系,我国政府释放了唐奈(此前,费克图在狱中自杀)。唐奈 回国后,中情局局长科尔比还装模作样地为他授勋。
  在“声东击西”行动中,“至少有 6 名间谍潜入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海军基地,在那里密切监视苏联可能参与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派人 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我驻东北部队用来与北京进行联络的。此 后,“中国人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这种联络受到美国陆军安全局的监听。” 托夫特最猖獗的行动是充当海盗。在一次代号为“斯托尔”的一次秘密 行动中,他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船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
3 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租用挪威货船运给中国志愿军伤病员 的。起初,托夫特试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 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台湾联系,出动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 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署的官员躲在甲板下面观察和指挥,由台湾国 民党特务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然后让空船继续按照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 上的人还以为遭到了中国海盗的抢劫。为了这一行动,中情局给托夫勒 100 万美元。
政策协调署的另一个秘密行动是在 1950 年后期开拍一部电影,它是以战
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一名日本大佐所保存的日记为蓝本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在日本的 20 家影院上映,在一次短短的商业性连映中上演了 700 多场。中情局一算,净赚 104000 美元,这是反共宣传行动所得的一份外快。 中情局在朝鲜从事秘密军事行动的特工人员约在 800 名左右。在这些人 当中,有不少后来在菲律宾、越南、老挝、中东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充
当教官,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
  1950 年 10 月,史密斯接管中情局。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即将政策协 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1951 年 1 月,连任几届中情局局长非官方 顾问的艾伦杜勒斯担任计划司副司长,由他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 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 年夏末,史密斯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处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
动部)。 威斯纳任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业 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 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 20 年之久的基本结 构和规模。10 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终于变成现实。
  反情报(即反间谍)机构在战略情报局时期名日“反情报活动组”,其 主要职能是进行颠覆和煽动、散布谣言等。50 年代初,它被纳入到中情局行 动处的范围。这些职能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行动”职能而不是“情报”职能。
  从 1947 年至 1953 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 8 倍,扩充的主要部 分是秘密行动部门。 1948 年,中情局只有 302 名工作人员,7 个海外工作 站,年预算 470 万美元。到 1952 年,它有 2812 名人员, 3143 名合同人员,
47 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 8400 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 2 亿美元。此时, 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 2/3 从事隐蔽行动,他们的经费占该局预算的
3/4,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所把持。
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应当叫做“中央行动局” 或“中央颠覆局”。 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中情局从 1950
年的 5000 人迅速扩充到 1955 年的 15000 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 间谍。
  70 年代,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大 大改变了政策协调署(计划部的前身)准军事活动的性质以及该组织总的规 模和能力。从 1950 年财政年度到 1951 年财政年度,政策协调署从 584 人猛 增到 1531 人。这种发展大部分是由于远东地区准军事活动的增长??朝鲜战 争确立了政策协调署和中情局在远东的管辖权,建立了中情局以后 20 年来一 直使用的准军事基本力量。到 1953 年,这种力量的各种组成部分均已就绪—
—飞机、两栖船只和一批有经验的人员。在随后的 25 年里,准军事活动一直 是中情局在远东进行的重大秘密活动”。
  朝鲜战争之后,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军事化、全球化成为它的一个突出特 点。对于中情局的这一倾向,甚至连一贯崇尚军事行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 颇感不安。他曾多次提醒和告诫继任局长杜勒斯,要求他“把更多的精力和 时间投入到搜集、分析和评估情报资料方面”,因为“这是中央情报局主要 和正常的工作业务”。然而,由史密斯、杜勒斯开始的“行动”势头并未被 制止,相反,愈演愈烈,直至 60 年代初期的猪湾事件达到顶峰。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中情局的“行动”势头符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需要,而且正是 艾森豪威尔本人把中情局作为执行隐蔽行动的工具运用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 务当中。实际上,文森豪威尔非常支持和赞同中情局从事隐蔽行动,他督促 的本意是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即不能只抓“行动”而忽视“情报”。
  
五、原子机密
原子弹并非美国的专利
1949 年 9 月 3 日,美国空军的一架 B—
  29 型飞机正在北太平洋上空 18000 英尺的高度飞行。突然,高空中出现 了放射性云层,飞行员把这一意外发现报告给地面指挥部,美国空军立即派 出载有各种监测仪器的侦察机对放射性云层进行跟踪。一周后,美国侦察机 随着放射性云层移动的轨迹,飞越加拿大和北大西洋,直至英伦三岛上空。 此时,英国皇家空军也监测到有放射性云层存在这一奇怪的现象。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上述发现向杜鲁门总统做了汇报。根据中情局、美国 空军、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联合研究,鉴定的结论是:8 月 26 日~29 日, 苏联在亚洲大陆某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1948 年,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在送 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曾经预测,“苏联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日期可 能是 1950 年年中,但最有可能是在 1953 年年中”。显然,这是中情局情报 工作的重大失误,它成为日后希伦科特辞职的重要原因。 1950 年 3 月,中 情局的情报估价室写出了第一份关于苏联拥有原子弹对美国安全影响的分析 报告。中情局认为:苏联人虽然有了原子弹,但他们不可能马上发动一场“热 战”;他们不会改变原来的目标和行动方式,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现在能 直接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目前,还难以精确估计出苏联拥有原子弹对战争 爆发可能性的影响;然而,苏联人一旦有了对美洲大陆直接威慑的能力,就 增加了苏联可能以诉诸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危险因素,美国应意识到
面临可能遭到苏联摧毁性打击的危险。
  早在 1945 年 7 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在一次谈话中佯装随意地说, 美国已研制成功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原子弹。而斯大林则做出一副漫不 经心的样子,礼节性地表示高兴,并希望“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在房间 另一端仔细观察斯大林表情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和杜鲁门这两个牌场老手 对此叹为观止(20 年后,苏联的一些回忆录提到,就在这次谈话后,斯大林 怒气冲冲地发出急电,命令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加 快搞出原子弹。斯大林回到苏联后,还多次召见军需品人民委员库尔恰托夫, “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给我们原子武器”)。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料。杜勒斯和他的顾问
们虽然认为苏联迟早要发展原子弹,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成功, 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没有美国那样的工业力量, 没有足够合格的科学家,没有必需的原料,最重要的是没有关键的技术知识, 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原子弹呢?美国政界、军界、情报界的惊愕 之情逐渐被恐惧和担忧所代替。他们揣测到,苏联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绝非 仅仅出于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反映了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取得了 惊人和意外的成功。3 年前,在莫斯科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待会结束时,苏联 外长莫洛托夫醉醺醺地站起身来祝酒说:“为原子弹干杯,我们已经搞到了 原子弹。”一个助手抓住他的肩膀,迅速将他扶出大厅。莫洛托夫的失言引 起中情局的高度重视。所有事态表明,苏联的原子弹绝非白手起家。由此, 一场秘密调查原子弹技术泄密事件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国务院里的“鼹鼠”
早在 1945 年 9 月, 加拿大总理麦肯奇金曾匆匆忙忙地访问了华盛顿。
在白宫,他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了密谈。麦肯奇告诉杜鲁门, 1945 年 9 月 5 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加拿大使馆的密码员古曾科投靠了加拿大。 他随身携带了 100 多份档案材料,并揭露了苏联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从 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苏联已经建立了一个窃取原子弹技术的间谍网,至少有 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被拉下水。“这并不奇怪,”杜鲁门对麦肯奇说:“既 然他们在加拿大和英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也必定要设法渗透到我们美国 来。”随后,杜鲁门总统责令联邦调查局调查此案。
  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哈维专门从事反苏联间谍工作。他体魄健壮,嗜 好酒色。他曾经对一个熟人讲,他从 12 岁开始,每天跟一个女人睡觉。哈维 以牛仔气息浓厚而闻名。他表面上粗鲁残暴,在审讯时经常拿枪吓唬人,但 头脑机智,聪敏过人,对间谍有着天生的灵敏嗅觉。哈维还有着惊人的记忆 力,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他被称为活着的传奇式人物。 哈维自尊心极强,不愿仰人鼻息,这使他与胡佛和不来,在联邦调查局这个 官僚机构中鹤立鸡群。哈维自幼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对老于世故 的华盛顿社交界,他总感到格格不入。但是,让他从事抓间谍的工作,那是 再合适不过了。他得知,有一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妇女向纽约联邦调查 局分局承认,她充当了苏联在美国和加拿大间谍网的信件传递者。哈维马上 飞抵纽约,参加了对本特利的审讯。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审讯,本特利提及到 苏联间谍网中的 100 多名人员。经过分析,其中有 51 名被联邦调查局内定需 要立案侦查。哈维在审讯后写了一份报告,内中说:“在应该立案侦查的 51 名对象中,有 27 名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包括一名叫阿尔杰希斯的国 务院官员。”联邦调查局总部也认为希斯是最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已经是第 二次被指控为间谍了。
早在 1939 年,苏联隐匿在美国的一个间谍集团的联络员惠特克钱伯斯
曾向国务卿助理阿道夫伯利揭发希斯和他的妻子普里西拉,以及他的兄弟 唐纳德都是苏联间谍。几乎就在同时,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也向希斯的上 级、国务院远东科科长霍恩贝克当面发出警告:希斯可能是苏联间谍。
希斯是哈佛大学历史专业第 2 届毕业生,曾在最高法院任过职。伯利认
为眼前这位循规蹈矩的国务院官员不可能同生活放荡不羁的钱伯斯同流合 污,所以忽视了对希斯间谍案的调查。希斯的兄弟唐纳德曾在艾奇逊的律师 事务所工作过,又是艾奇逊的得力助手,当然谁也不会相信他是苏联间谍。 伯利把钱伯斯对希斯的指控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他听后忍不住放声大笑,不 予理会。
  联邦调查局把古曾科和本特利的揭发材料重新整理后,又产生了新的想 法。尽管古曾科未提及希斯的名字,但他明确指出:“1945 年 5 月,这个钻 进国务院的间谍曾任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助手。”当向希斯调查此事时,他 则矢口否认。联邦调查局找不到可在法庭上对他提出起诉的确凿证据,希斯 本人也答应离开国务院。不久,他担任了纽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他的事情于是被搁置下来。
哈维立功
  哈维一直在冥思苦想:为什么苏联间谍集团的活动这样快就消声匿迹 了?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他们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数年后,他总 算找到了答案。原来,苏联方面得知古曾科和本特利叛变的消息后,认定事 情已经败露,立即终止了与此事有关的一切间谍人员的活动。
  
  1947 年 7 月,花费了两年多时间,但调查毫无结果的哈维,因嗜酒如命, 被胡佛开除公职。哈维立刻带着他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知识投奔到中情 局特别行动处。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付诸实践,他和安格尔顿一 起成为中情局反克格勃间谍的最有成效的干将。
  哈维到了中情局后,顿时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他把联邦调查局一整套反 间谍的侦查方法、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情况以及人员分布等全部兜底交给了中 情局。在最初的两年里,他帮助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反间谍情报处。当他得悉 苏联拥有原子弹制造技术的消息后,便以反间谍情报处的名义主动与联邦调 查局合作,对古曾科——本特利苏联间谍集团一案重新进行了侦查。
  哈维想,既然在 1945 年美国未能破获这个间谍集团,那么现在就应把这 张网撒得更远一些。他仔细翻阅旧档案和各种书籍,希望能从历史资料中找 到蛛丝马迹。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一步棋被哈维走对了。
  1944 年 11 月, 战略情报局特工从芬兰战场上得到一本苏联密码本的残 存部分。这个密码本虽然残缺不全,却有无线电通讯中一些最普通的指示字 组。杜诺万局长把这本密码本秘密地复制下来,保存至今。正是这意外的发 现为哈维的破案工作打开了缺口。
  也许是苏联人的疏忽,或是苏联人对于自己的密码体系过于自信,他们 将一批完全相同的加密“乱数”发给了好几个大使馆。所谓加密“乱数”是 指用书报杂志或任何公开刊物的行页作为参照码,选择出一个数,事先为使 用密码的双方知晓;这些数字被加到密码本上的底码里,便产生了外人不知 所云的密报。如果发报人和收报人采用“页式一次一密”的方法,这种密码 是根本无法破译的。不幸的是苏联人竟将一批完全相同的加密“乱数”发出, 使美国密码专家得以进行分析和比较,他们借助于这本残缺不全的密码本, 成功地破译了一些被搁置在冷落旮旯的苏联人的密码电报。其中一份是一个 在纽约的苏联间谍于 1945 年发向莫斯科的报告,内容是英国丘吉尔首相给杜 鲁门总统的私人电报。这说明,有一个受到重用并窃据高位的苏联间谍正窝 藏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里。在分析了其他几份密报后,又发现这个在英国大 使馆里的“鼹鼠”(“鼹鼠”,系指打入英国外交部的苏联间谍麦克莱恩, 正是他偷阅了丘吉尔和其它英国政要的电报)定期把英美之间的密件转告给 在纽约的间谍头子。密报中还表明,“曼哈顿工程”确实已被苏联人打入了。
一网打尽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这时才恍然大悟:他们目前所对付的不是 一个独立行事的间谍,而是一个组织严密,在加拿大、英国、美国遥相呼应 的间谍集团。 哈维断言,只要克格勃在英国和加拿大的间谍一露出尾巴,一 潭死水的美国破案工作必定会柳暗花明,出现转机。
  正当哈维和他的同时们为揭开原子弹间谍案陷入困境时,密码专家又破 译了两份密码电报,终于为他们拨开了笼罩在眼前的迷雾。两份密报都谈到 了同一个人。第一份密报谈到,提供情报的人有个姐姐在美国大学里工作。 第二份密报向莫斯科详细汇报了这个人所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原子弹技术研制的进展情况。经调查,在参与“曼哈顿工程”的人当中,有 一个名叫克劳斯富克斯的英国物理学家,他出生于德国,他的姐姐克里斯 特曾在斯沃思莫尔学院任职。这样,富克斯姐弟俩成为首先被怀疑的对象。 联邦调查局根据中情局提供的上述线索,对照古曾科当年揭发的材料, 终于明白了一切,并迅速通知了英国方面。 1950 年 2 月 2 日, 富克斯在
  
英国的哈威尔被捕,当时他正在英国的一个原子能研究机构任职。 富克斯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英国军情
六处(MI6,亦译军情六局,负责对内反间谍工作)对他进行审讯时,他毫无 顾忌地把自己的间谍活动和接触的秘密关系兜底全倒了出来。他承认,他曾 把所了解到的关于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秘密情报交给了苏联人(据近年来 俄罗斯披露的材料,富克斯提供的关键技术资料使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至少提前了 3 年的时间)。他还揭发了一名在苏联出生的 美国公民哈里戈尔德是他的情报关系人,此人现住在费城。军情五处把审 讯的结果转告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胡佛立即向总统杜鲁门作了汇报。
  早在 1945 年,根据古曾科和本特利揭露的情况,联邦调查局曾对美军机 械师戈尔德和另外一些人进行过侦查,由于没有发现确切的罪证,侦查工作 只好不了了之。现在根据富克斯的口供,联邦调查局正式逮捕了戈尔德。狡 猾的戈尔德矢口否认自己的的特务活动,他声辩:“我从未去过曼哈顿计划 发展中心洛斯阿拉莫斯”。经过搜查戈尔德的住处后,发现了一本非同寻常 的小册子,证明了戈尔德说的都是谎话。于是对戈尔德进行了深入的审讯, 在事实与压力面前,戈尔德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并向联邦调查局交 待了他所有的情报关系,其中包括他的姐夫罗森堡是该间谍网的领导人。
对于富克斯和戈尔德等人被捕一事以及富克斯在审讯中所做的交待,克
格勃都是一清二楚的,并迅速进行了“截断”工作(指情报机构为保护其间 谍网中未暴露的人员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为了避免暴露菲尔比的身份, 克格勃决定抛弃罗森堡夫妇,因此没有通知他们撤离美国。
联邦调查局在掌握了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斯的确切证据后,于 1950
年 7 月 17 日立即执行逮捕令。在法庭上,联邦调查局只提供了戈尔德的证词 和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没有出示密码电文。罗森堡夫妇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 控。尽管如此,法庭还是判处他俩死刑。与此同时,苏联在国际上发起了“援 救罗森堡夫妇”的舆论浪潮,从西欧到美国,请愿书和呼吁书铺天盖地的飞 来,就连罗马教皇保罗庇护十二世也致电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赦 免罗森堡夫妇。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和许多内阁成员建议他赦免他们,因为, 所有被捕的原子间谍甚至都未判处无期徒刑,而罗森堡夫妇有两个年幼的男 孩,在美国很难想象会处死养育年幼孩子的母亲。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两 次拒绝赦免罗森堡夫妇,他认为,该妇女既是首犯而且态度最顽固,不应赦 免。1953 年 6 月 2 联邦调查局监狱处处长贝内曾找过朱利斯罗森堡,保证 说,如果他们同意与警方通力合作,可以赦免。在行刑时,联邦调查局局长 曾下令让特工人员隐藏在电刑室里,观察他们夫妇无论是谁,在临刑时,只 要流露出有供认的意思,就立即停止行刑。6 月 19 日夜 23 时,埃塞尔罗 森堡先受电刑死去。轮到朱利斯了,他象妻子一样,临刑前再次申诉自己无 辜。电刑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通电人就死。受刑人通电后,要抽搐好 几秒钟后才死去,其情景煞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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