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中国人名复杂，美国人要分清楚就得出一身汗，林语堂的发言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解了美国公众的疑惑。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情果真像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软禁了张学良，这位*倜傥的少帅自此深陷囹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空余怅恨！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新闻媒介大版面刊登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的是21位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知名作家，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7月，日军挑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身居美国的林语堂为远隔千里的故乡牵肠挂肚，他字字铿锵地撰写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的媒介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力度，有人听。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吾国与吾民》第13版重印，林语堂不分昼夜，赶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足有80页，补作书的第十章。他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国家！”
北京沦陷后，南京惨遭日军蹂躏，林语堂愤然写了《双城记》，血泪控诉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恶行！
他以明星般的号召力，呼吁美国民众对华政策倾斜。中国在美的新闻宣传者纷纷表示庆幸，他们东奔西走，才不过在报纸上争取到三五行的篇幅，而林语堂轻轻松松就发表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广告效应。
日本舆论界认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一面倒，部分就是因为中国有像林语堂这样极具海外知名度的作家大造舆论的结果。
不仅林语堂自己出马，林家可谓全体披挂上阵。一向不理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分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他坚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
而在数月前的世界笔会上，林语堂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作为特邀嘉宾发言。林语堂的演讲题目是《希特勒和魏忠贤》，他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暴君的惟一出路。”
《旅行家》 “他妈的”和“去他妈”(2)
一语成偈，5年后，妄图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饮弹自杀了。
1940年5月，林语堂回国了。
在香港避难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问：“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个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装备精良的日本军本想一个月内解决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却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民拖成了持久战，战争消耗太大，于是歇斯底里地轰炸大后方的重庆，企图逼民众就范。
刚下飞机，林语堂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豪情干云！
林语堂自觉胸中荡起一股持久不断的热浪，激动不已。
触目所及，都是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残存的房屋上贴满了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陪同的张先生指着一块空地说：“去年这里有500个人被炸弹炸死，现在是5月，‘轰炸季’刚刚开始。林先生，您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林语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语堂有意对此次回国低调处理，但是敏感的新闻界嗅出苗头，想方设法地安排了采访。
穿着最喜爱的淡灰色中式长衫，林语堂出席了记者会。
“林先生，听说你这次回国是为了‘做官’？”第一个问题刁钻狠劲。
林语堂气定神闲地吐出一口烟，缓缓道来：“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书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我没有官瘾！”
话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重庆陪都需要这样的新闻振奋人心，林语堂也乐于提供这样的消息。他兴奋地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
“那您觉得，美国人对汪伪政府怎么看？”在座的记者相互点点头，显然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林语堂愤怒地站起来，语调严厉，“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师果真名不虚传，记者们会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离重庆40里的北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凤如她们和衣而睡，以便随时逃跑。不久，一家人迁到了缙云山的一座寺庙里。而北碚的房子中了“头奖”，被炸成了两半。
自从回国，不叫一日闲过的林语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他想，提着脑袋跑警报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国为抗日宣传，起的作用更大。
他写信给宋美龄，征求她的意见。标榜不左不右的林语堂明确表明了“亲蒋”的立场。
宋美龄完全同意。
林语堂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有传闻说，林语堂是拿了当局的钱，拿人手短，才替蒋介石说好话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严词反驳说，接受“顾问”身份，只为了拿“官员签证”，可以免去6个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的苦，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历史的真实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今天无从而知。但是，林语堂返美后，对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日的宣传还是正面而积极的。
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年的《论语》小青年，今日的“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就在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里，创作了被他戏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惊鸿一瞥的回国经历遭到了众多的责骂。舆论界议论纷纷，回国时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林语堂赚够洋财了！”赴美的时候他们又说：“林语堂拗不过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连大女儿林凤如都不理解父亲，在香港机场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身为林语堂的女儿，时时受到优待，她宁愿像个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医院里帮忙，抗战到底。
郁达夫实在看不过眼，说了公道话：“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国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旅行家》 “他妈的”和“去他妈”(3)
林语堂没有辜负郁达夫的信任。
《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他还以读者名义，投书《纽约时报》，直接指责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派手法。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迟早会自食其果。这篇专访发表的期间，日军连续疲劳轰炸重庆达7天，导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两万人丧生。
《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等杂志都刊发了林语堂的专稿，分别谈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地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马不停蹄地四处演讲，争取美人的实质性帮助。
1941年底，林语堂参加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家庭聚会。用甜点时，鲁斯夫人突然用汤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顿地说：“各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啼笑皆非》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啼笑皆非》，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归会失败。王国维、辜鸿铭就是明证。林语堂为腐朽的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终究无可奈何地湮灭了。
然而，他毕竟是中国人，有血气，遇上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稳脚跟。1959年，美国参议院荒唐地提出“*”的谬论。华人世界为之震动，林语堂牵头，带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当即签署了《康隆报告的分析：亚洲人所见的谬妄和矛盾》，反对美人分裂中国的险恶祸心。
他义愤填膺地说，美国*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美国人迫人太甚，必须有“他妈的”和“去他妈”的劲儿，才能打战！
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记下了林语堂说这话时的情形：
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没想到林氏是这样快人快语。可惜那一刹那没留下镜头，否则必是一副动人的身影。虽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景象。
生活的艺术 梦想主义者(1)
要谈到林语堂的梦想，还是得从林至诚说起。
1907年，因为坂仔新教堂事故，“极端前进派”的林至诚认识了西溪教区主事的范礼文博士，并成为莫逆之交。范礼文博士寄过来很多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书和小册子，还有著名传教士林乐知编写的周刊《通问报》。
《通问报》是油墨印的，纸张很粗糙，拿在手里就满手的黑印子，可胜在价格便宜，一年才一个银元，对于低收入的基层牧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开始接触“新学”。每日布完道，他拨亮床头的豆油灯，点一袋旱烟，从薄薄的散着油墨香的纸上，读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白皮肤的外国人在干什么。
小和乐和兄弟姐妹几个围成半圈伏在父亲膝头，贪婪地听父亲讲西洋的奇妙事物。
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时，林至诚头头是道地讲起飞机的制造原理、形状、飞行情况等，俨然是刚刚归国的洋博士。“我读了所有关于飞机的文章，但是我没有见过飞机，我不知道敢不敢相信！”他得意地吸口旱烟，对着几双渴求的眼睛说，“不过，你们将来会看到的。”
和乐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他只见过船工们划的木制小舢板，父亲说的那个会飞的铁头大怪物，真是闻所未闻。
异域的奇闻轶事，林至诚更是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你们一定要到那里留学，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真的吗？留学，那是干什么？”和乐摇晃着小脑袋，抢着问到。
“别吵！听阿爸说！”美宫迫不及待地打断弟弟的话。
“留学啊，就是到国外学习。你们不是说飞机很稀罕吗？到了国外就可以看到！”林至诚呵呵地笑，两个眼睛闪闪发亮。
“那我要去！”“我也要去！”……
豆油灯的火花在跳跃，和乐们的脸上扬起兴奋雀跃的神情，父亲所描绘的未来迷人极了，他们都深深沉浸其中。林语堂自叙说：“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梦想，是林家上下共享的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但是林至诚每月只有20个光洋的收入（后来涨到24块），除去女孩，送5个儿子留学几近痴人说梦。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单纯地坚信，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成功。
好在有教会学校，林家孩子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学费和膳食全免，很大程度上省去了林至诚的压力。林语堂成年后致力于批判死板的基督教教育时仍客观地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林家长子林景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鼓浪屿的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次子玉霖的入学问题却成了林至诚的心病。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川资杂费高，况且大儿上学那阵，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望着眼巴巴的儿子，林至诚痛下狠心把祖屋卖了——他的父亲一去不回，祖屋就是惟一的联系和凭证，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房子不能卖，如今为了孩子，只能对不起先人了。按手印的时候，他咸湿的泪水滴落下来，弄花了契书。
凑凑合合地送走老三，轮到为和乐犯愁了。
玉霖毕业后留校任教，愿意资助弟弟在圣约翰的生活费，可到上海的交通费还是需要100个银元。林至诚叼着老烟袋，佝偻着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想不出半点法子。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卖的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可如何了得？牧师太太看丈夫愁白了好几根头发，犹犹豫豫地说：“要不去借吧！你那个学生陈子达……”
“瞎扯谈！怎么能向学生开口！”林至诚把手一背，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子达曾经是林至诚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有帽子戴，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说话就哆嗦，林至诚可怜他，就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陈子达感激涕零，发誓要报答老师的恩情。他常年戴着那顶帽子，即使破得不能再用了，也没有买过第二顶。他在漳州发了财，每次林至诚去漳州，总是住在他家里。
林至诚跑遍了亲戚好友，也没有结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子达。和乐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心疼得难受。老师向学生借钱本就难以启口，林至诚拉不下脸面，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匆匆搭船无功而返。不久，陈子达来到坂仔，送给林至诚一个蓝色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赫然是100个闪亮亮的光洋。他一把握住陈子达的手，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林语堂毕业后先到哈佛大学读硕士，再到德国念博士，在坂仔黄泥小屋的油灯下他和父亲无数次谈到、梦到过，但林至诚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就抱憾而终了。
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月收入只有20银元的乡村牧师，却拉扯着把所有的儿子都送入了大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若非有高远的胆识和过人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林至诚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影响了林家每一分子，尤其是小和乐，他遗传了父亲爱做梦的天性。
聪明顽皮的和乐做起白日梦来也和一般孩子不一样。
他梦想做走四方的江湖郎中，发明一种包治百病的灵药，悬壶济世。遇上狠毒的官老爷，再多的银子也不治；遇上穷苦的老百姓，就免费赠送。坂仔四面环山，遍地的药材，和乐偷偷地看了几本入门的医书，上山采了几回药，终于磨制了一种治疗外伤的白色药粉，取名“好四散”。美宫做饭时伤了手指，和乐跟前跟后地讨好二姐，极力推荐自己的新发明。可是美宫再心疼弟弟，也不能拿伤口开玩笑，一口回绝了。和乐瘪着小嘴，好几天不搭理二姐，委屈地说，他的“好四散”定是药到病除。
生活的艺术 梦想主义者(2)
担水浇菜园子是男孩子的任务，他年纪小，每次只担得半桶，走起路来左右晃荡，到了菜园子，桶里的水就所剩无几。这样子人力担水实在太落后，应该发明一种机器，能从屋后的水井吸水出来，直接流入菜园子，省事又省力，和乐如是想。他仔细翻看了历年来的《通问报》，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他仍不死心，有一回在寻源书院里偶然看到一张*引擎的图片，他猛地意识到，抽水机有望了！以后的闲暇时间，和乐常穿着漏脚趾的破鞋子去看汽笛鸣响的小货轮，研究那引擎到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他苦苦钻研了好几个月，画了上百幅草图，限于知识有限，做到中途就进行不下去了。他对机器的着迷却始终没有放弃，他一直梦想着做物理教员，也是为了喜爱机械的缘故。他说：“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如果等我到了50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令人扼腕的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机器梦想，年近半百的林语堂居然沦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因为喜欢英文，和乐还梦想着做英文教员。有梦想终会成真，在清华，在北大，在东吴大学，林语堂是最受欢迎的英文教授。
辩论是另一个七彩的梦。和乐打小就表现出超人一等的好口才，他觉得凡事应该有逻辑，事情总要个黑白分明，所以遇到问题常常和哥哥们辩论。哥哥们怕了他，说他是辩论大王、“论争顾客”。他由此说，长大后要开个辩论商店。辩论商店是漳州当地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行当，就像摆擂台似的，参加论战的一方，向对方挑战。辩题随意指定，像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者称一件黑东西为白，店主要么向人挑战，要么接受他人的挑战。和乐的口才在圣约翰发展成熟，他领导的辩论队过五关斩六将，在比赛中获得了银质奖章。
他还梦想着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和乐私底下对父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
8岁时，他编写了人生的第一本书。那是本风格独特的教科书，采用的是三字经的文言格式，开篇就是：
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
这是根据坂仔新教堂的建筑而写的，林语堂自负地回忆：“以所用的字汇论，写的算不坏。”课文的背面配有插图，和看图识字的幼儿教本很类似。
第二课是和乐自编的故事，写一只蜜蜂因为采蜜而招致杀身之祸。
和乐很细心地收好不使别人看到，却被大姐瑞珠发现了，他很难为情，羞红了脸。姐妹兄弟几个争着传阅，一看到和乐就大声地念：“人自高，终必败……”和乐臊得扑进了牧师娘的怀里。
40年后，《生活的艺术》出版，他写了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了，当年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妄语变成了现实。林语堂说：“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生活的艺术 金钱观(1)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对此有一番精彩的辩解：
向来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在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作“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我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以极，故其文亦算已工。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持，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懒”，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
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是名家名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北方文化圈集体南迁，更使竞争白热化。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吃。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机会不经意间终于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了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他找到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个书局接洽一番。孙伏园在新闻界人面很活，一口应承下来。
无巧不成书，开明书局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他起先找的是方光焘，可是方光焘社会事务太多，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商场打的是时间战，章锡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过洋面包的林语堂毛遂自荐，又有孙伏园当中间人，章锡琛求之不得。
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以后在版税里面扣。谈好合作细节，双方白纸黑字签定了和约。
林语堂深知胜败在此一举，投入了全副的精力。他有莱比锡语言学的专业底子，又肯下苦功夫，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
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旺起来，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其他书局见开明拔了头筹，也想在英文教科书市场分一瓢羹。与商务、中华三足鼎立的世界书局匆匆找来大学毕业不久的林汉达编写了一套《标准英语读本》，铺天盖地地大打广告，趁热发行了。
世界书局的宣传攻势极大地影响了《开明英文读本》的销路。林语堂自信酒好不怕巷子深，他仔细研究了林汉达的读本，居然发现有不少和自己的书雷同或相似之处。和章锡琛商量后，他当即以开明书局的名义致书世界书局，措辞严厉地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财雄势大，压根儿没把新近崛起的开明放在眼里，对抗议置若罔闻。倒是林汉达自知理亏，几次登门未遇，就留了便条致歉。
章锡琛是个老狐狸，知道与世界书局硬碰硬无疑是以卵击石，只能智取。他在林汉达的便条上大做文章，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为标题发表在报纸上。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出版界哗然一片。
世界书局怕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重金礼聘了名噪一时的女律师郑毓秀，速战速决。郑毓秀后台很硬，号称“包打必胜”。她一纸诉讼，反而把开明书局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公开诽谤。法官的明显偏袒让开明书局很被动，一审下来，败诉几成定局。
章锡琛骑虎难下，按照法庭的赔偿额，开明书局非关门大吉不可。
林语堂在过去的6个月可是外交部的秘书长，官场上的那一套，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学了一两招。他趁着南京教育局编审林汉达读本的当儿，直接上书，并把两书对照的可疑之处一一列出，证据充分，情辞恳切。教育局主事人是北大旧时的教务长蒋梦麟，下令严审此案。经过专家的多方取证和讨论，表决得出林语堂指控成立。*发了通告，明令禁止《标准英语读本》发行。
然而，上海地方法院在世界书局的压力下坚持原判决不变。
林语堂把*批文做成大幅广告，连夜送往各大报社，抢先一步和公众见面，制造舆论压力。次日开庭前，部批文件已是街知巷闻，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法院尴尬不已，硬着头皮判开明书局犯有诋毁罪，却只是象征性地缴罚30元了事。
林语堂尝到了媒体宣传的甜头，乘胜追击，以部批文件为要，亲自撰写了标题为《〈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妄》的长篇广告软文，既宣传了自家书的好，又公布了世界书局的无耻勾当。
生活的艺术 金钱观(2)
世界书局胜是胜了，可教科书被禁，经济损失不可估量，而且因为涉嫌“抄袭”、“冒妄”等敏感性话题，在道义上、舆论上都失了立场，声誉大跌，最后灰头土脸地请出*次长刘大白调停，单方面赔偿开明的全部损失，并答应销毁《标准英语读本》。
这场轰动一时的版税官司，以林语堂和开明书局的全胜而告终。
由于这场诉讼案牵涉甚广，峰回路转，再加上媒体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在沪上一枝独秀，销售量飙升，连商务、中华这样的书馆都自叹不如。有好事之徒称，《开明英文读本》就是靠官司的免费宣传才打开销路的。
林语堂趁热打铁，一连推出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等系列教科书。为了更好地刺激销量，他还请著名画家丰子恺配漫画插图。他的书生动活泼，课文和文法结合得很紧，颇受中小学校青睐。
据林太乙回忆，林语堂每年可从开明得版税6000个银元，按中国银行目前的比价，一个银元约莫等于20块人民币，也就是12万，这还不包括他办杂志、编辞典和各种类型的股份所得的收益。
林语堂初次下海，就打了个漂亮仗，而且实惠多多。源源不断的版税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二的富人作家，比起鲁迅等文化巨擘不遑多让。欣赏的人赞他是“教科书大王”，不客气的人则说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林语堂离开《论语》，也是因为经济纠葛。
《论语》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一时玩笑而创办的，有点玩票的性质。创刊期间，不管是主编林语堂，还是撰稿人，都抱着一个信念：杂志是大家说话的地方，能生存就不错了，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
谁知《论语》出埠随即大卖，劭洵美所辖的时代书店狠狠赚了一笔。出到第10期，林语堂找到劭洵美，直言不讳：“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
这本无可厚非，劭洵美爽快地说：“玉堂，你知道我是不管实际工作的，你去找章克标，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定个价！”劭洵美出身官宦世家，自打娶了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孙女后，家底益发的殷实，阔少爷习气十足，不愿在钱财上斤斤计较。他所经营的文化出版业常年赔钱，便请了数学系出身的章克标出任总经理。
章克标对林语堂的越级传话大为恼火，但不能拂了老板的面子，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以时价来看算不得高。
《论语》发行量越来越大，杂七杂八的交际事务日益繁重。林语堂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还得兼任主笔，忙得焦头烂额，人手不够用，就自作主张聘请了陶亢德和兄长林憾庐。林语堂说这是内举不避亲，但在章克标看来，却有发展私人派系之嫌，心里有了芥蒂，磨擦也多了起来。
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林语堂自认是合情合理，章克标却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劭洵美抱怨：“玉堂这么搞，分明把《论语》当成了自家的菜园子，太重利轻义了，是个门槛精！”他站在书店立场分析：“要是每个编辑都这么称大，书店还怎么管理？”劭洵美不愿插手，可他毕竟是书店的老板，胳膊肘不能往外弯：“你看着办吧！”
章克标拿这话当尚方宝剑，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林语堂最受不得闲气，想自己一手打响了《论语》的招牌，却落得里外不是人，言词上颇多不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语同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刚巧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盯上了林语堂，开出了编辑费每月500元，并提供专业办公室一间的优厚条件。林语堂忍无可忍，一气之下脱离了《论语》。
关于这件事，现存的资料不多，仅余章克标的一家之言。但就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人以自由撰稿人居多，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而书店盘剥的现象很突出，所以编辑和书店老板经济龌龊时有发生，鲁迅和北新书店的版税官司就是最著名的一桩。章克标以“门槛精”责骂林语堂，有些言过其实了。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
林家出国前一年，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由于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恶性倒闭。讨债者查封了廖家产业。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二十多口人都没有工作，靠着廖悦发早年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语堂津贴。
1938年，林语堂的总收入达36000美元，开支12000美元。翌年年初，他把剩余的款子买了10万银元，存入中国银行。稍后又用2300美元兑了13万银元，分七年、十年、十四年定期存款，这样三个女儿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每人本息可得10万银元。旁人很不理解，把钱存在美国银行不是更保险吗？林语堂笃定地回应：“我对中国货币有信心！”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之多，林语堂的存款连本带息取出来，成了废纸一堆。
生活的艺术 金钱观(3)
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消，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
他还雇人为老家坂仔村民修学堂，买低洼田地挖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的署名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两面金钱观其实很简单。
生活的艺术 明快打字机(1)
追寻梦想没有失败者。
林语堂说：“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的痴性，在于发明中文打字机。
商务印书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中文打字机，以康熙字典检字法分类排列，机上有2500个印刷铅字的常用字盘，遇上冷僻字，得从备用的3040个字盘里找出来，再安在机器预留的空白处。打字员要学习三四个月，才能熟练地打字。
这样的打字机太笨拙了，林语堂坚信他一定能发明人人可用、不学而能的打字机。
20世纪30年代初，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参加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顺道到英国和工程师研制了打字机的模型。廖翠凤带着孩子在娘家住了大半年，面上无光，满心以为丈夫会从国外带点礼物封住亲戚们的嘴，结果林语堂口袋里只剩下三毛钱和一台不完整的模型。
1946年，林语堂五十有一。最近这几年，他顺风顺水，大走文运，书是一本接一本地畅销，又接连被美国好几所知名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哲学家”、“作家”、“才子”、“爱国者”、“世界文士”等赞誉不绝于耳。最关键的是，他已经聚集了十几万美元的家产，有了发明打字机的财力——他是现实主义的梦想家。
年过半百的林语堂被这个念头折磨得日夜难眠，仿佛回到青春年少的激昂岁月，为了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忘我地往前冲啊，冲啊。以他当时的名望，要申请某个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他想自己来，一则，“自小一见机器便非常喜欢，似被迷惑”，二则，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权不能落入外国人之手。他找出在英国制造打字机的设计图，着了魔似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坐在书房的大皮椅上，排字、拆字、画图，把汉字排列了再排列，键盘改了又改。
人人可用的打字机首先要有一个人人可用的键盘。中国汉字复杂多变，想在方寸之间通过组合搭配表示出来，是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对康熙检字法作出了改良，林语堂在上海10年，陆续提出了“汉字索引制”、“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等革新方案。他把所有资料汇总更新，根据方块字的特殊性，发明了崭新的“上下字形检字法”，取字左边最高笔形和右边最低笔形为原则，放弃笔顺，只看几何学的高低。他进一步想出了用窗格来显示部首末笔的办法，在电脑问世之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明。
林语堂没有受过专业的机械训练，便亲自到唐人街找人排字做模，然后请一家小型机器工厂制造打字机的零件。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意大利的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难题。美国的人工之贵，难以想象，而且打字机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做得好，新问题不断冒出来，拆了做，做了拆，林语堂耗尽了所有的时间、精力，那十几万美元的存款也一声不响地化成了泡影。
高额的费用难以为继，可打字机已经初具雏形，况且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任谁也不愿放弃。林语堂不得不向富裕的老朋友赛珍珠夫妇借钱，要求预支数万元版税。他是华尔希庄台公司最大的摇钱树，从私人关系而言，双方也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平时你来我往，处得和一家人一般。林语堂以为问题不大，华尔希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林语堂这才领教到美国式的人情冷暖。他向银行贷款，又向多年的挚友、古董商卢芹斋先生借了一笔钱，难产的打字机总算诞生了。
1947年5月22日早上11点，林语堂小心翼翼地把“明快打字机”从工厂抱回了家，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64个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字只需打三个键，一分钟可打50个字。
林语堂上下摩挲着这个可爱的玩意，就像他新出生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孩子，花了他12万美元，半生的积蓄，外债累累，可这是他的梦，一个美丽的梦，现在实现了，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玉如，你来试试！”
林太乙紧张得手心发汗，任意挑了几个字，就像英文打字机广告所谓的“寻到键钮就打”。“嗒”、“嗒”、“嗒”，字清楚准确地在那一头显示出来，一个，两个，真正是不用学就人人可用的中文打字机！
“阿爸，你终于成功了！”太乙兴奋地一把抱住父亲。
廖翠凤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又欠下许多债，她焦虑得晚晚偷着哭，恨丈夫孩子气的固执，可眼见语堂这般的高兴，她又恨不起来。
林语堂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专利书长达8万多字，蓝图39幅，林语堂戴着老花镜，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历时六年半，这项专利才被批准。
不久之后，雷明顿公司来信说对打字机有兴趣。林语堂心花怒放，赶紧叫二女儿当帮手去示范表演。当天下着倾盆大雨，他把宝贝打字机放在木箱里，再用油纸仔细包好，一路紧紧抱在怀里。
长方形的会客厅里坐了十几个高级职员，角落里有个小桌子，太乙把打字机放好，立在一旁。林语堂先简单说明了汉字打字机的广阔市场及其优点，然后指示女儿开始打字。
生活的艺术 明快打字机(2)
会议室里安静无比，十几个美国人张大了眼睛，想看看以文才著称的林博士有怎样奇妙的发明。
太乙拧开电钮，按了一键，打字机没有反应。她再按了一键，还是没有反应。太乙慌乱地看了父亲一眼，接连按了几个键，打字机半点动静都没有。
林语堂几步并作一步赶到太乙身边试打，还是同样的情况。他心里翻江倒海，紧张得略微颤栗，噼里啪啦地试按不同的键。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只听见打字机键盘“嗒嗒”的声音，美国人开始不耐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试了几分钟，林语堂毅然停下来，半鞠躬地致歉。他默默地抱起打字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太乙小跑着跟上父亲。外面还下着雨，汽车驶过，溅起大片的污水。太乙想帮年迈的父亲抱那不争气的笨东西，林语堂不肯，执意地往前走。太乙分明看到，父亲的腿在发抖。
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回了家。卸下湿漉漉的油纸，林语堂点了一袋烟，吸得很凶。“怎么回事？昨天在家里还好好的！”太乙没话找话。她知道父亲的落寞和受伤。她本来想问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林语堂吸完烟，长嘘了一口气，镇定地拨电话给工厂的机械工程师。那人来了以后，用螺丝刀动了几下子，打字机就运作如常了。林语堂阴沉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翌日，记者会正常举行。林语堂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纽约各大报章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林语堂发明打字机的消息。林家对外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试验了中文打字机后，致函林语堂说：“明快打字机是第一部无需记得字位或字码，甚至无需看键盘即可打字的打字机。这特色仅仅是该打字机许多明显的特色之一，但只凭这个键盘，明快打字机已经比其他所有中文打字机高明。本人诚挚向所有汉字书写的人推荐。”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来信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8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具价值的发明。”
很多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商人、唐人街的华侨等纷纷赶到林府，拿着字片对着林太乙喊：“林小姐，林小姐，打这个！”
鲜花、贺电纷至沓来，把个林府装点得热闹非凡。林语堂心满意足，得意洋洋。
那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看见“明快打字机”轰动纽约，以为有利可图，来了一封加急挂号信，说打字机是他发明的，要是林语堂不承认，就法庭上见！林语堂哭笑不得，这位工程师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还要来争夺发明权，真是荒谬！林语堂只得请律师来对付他。
“明快打字机”虽然赞誉连连，其实只是叫好不叫座。国内战乱频仍，美国的公司没有一个肯投产。林语堂那12万美元等于是打了水漂。
一天，语堂和太乙坐在计程车里，他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得意地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推销了吗？”太乙大惊，战战兢兢地接着问，“当时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
林语堂看了太乙一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的打字。”他顿了顿，“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明快打字机”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内，又有人编造谣言，说林语堂大发横财。这回是胡适出面辟谣，他说：“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林语堂为了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了。”
4年后，林语堂把打字机的发明权连同艰难诞生的“明快打字机”卖给了默根索拉公司，仅得25000美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说，“我的发明有用了！有用了！”由于造价太高，默根索拉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林太乙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有一次到美国旅行，想把“明快打字机”的原型找回来。几经波折，她联系到当时参与研究的一个工程师。
“啊呀，你来迟了3个月！”工程师叫起来，遗憾地说，“那部打字机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放了19年。3个月前，我们公司从布克林区搬到长岛，我的办公室堆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把许多东西，连你父亲发明的打字机在内，丢出去了。”
“丢到哪里去了？”太乙急切地问到。
“丢到垃圾站。”
“会不会有人捡去了呢？会不会有人看中那漂亮的木箱，捡去了？”
“可能性不大。”
“我可否在贵公司的告示板贴个广告，悬赏若干元，以求追回那部打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