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但这个大的框架被冲破,发生了大变化。这给长年培植起来的“社会主义联合”以决定性的打击。
为什么会再现这种局面？在此简单述说一下其轨迹.
中国和越南之间在漫长历史中的纠纷暂且不提，在七十年代初期越南战争正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美
中”却“接近”起来。为此，越南对中国无疑是抱有不信感。当时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越南说是“等
于给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了个救生圈。”对此，中国人反驳道，“我们紧勒腰带，省吃俭用，全力以赴支援
越南。你们这种态度是恩将仇报。”
这时，越南战争结束后（1975 年4 月），南北越南实现了统一（76 年6 月）。但在印度半岛从77 年7
月前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纠纷开始表面化。意在掌握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
导权的越南领导人与要求民族自决的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之间的对立抗争日趋厉害，在同年12 月
31 日，柬埔寨宣布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柬埔寨政权，遣责越南的作法是“地区性
的霸权主义”，中越关系从此出现裂痕。
柬埔寨与华侨问题
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使得中越两国间的对立更加激化。78 年3 月，越南宣布胡志明市内的商业流通
实现国有化，这对华侨的经济打击很大。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同年4 月30 日确认了由于
越南当局的强行要求很多华侨已回到了中国这一事实。接着，中国政府在5 月24 日发表了被越南驱逐回
中国的华侨达七万人以上，并对越南政府迫害华侨的政策进行了谴责。对此，越南外交部在同月27 日反
驳说，大量华侨回国是由于一部分“坏分子”的扇动，并在6 月5 日宣布接受返送华侨的中国船只。
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越南越来越倾向苏联一方。其明显的表示是，78 年6 月29 日，越南正式加盟
到以苏联及东欧圈为中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对此，中国政府在7 月3 日给越南政府发出了
备忘录，并通告停止对越南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撤回在越南的全部中国技术人员。这样一来一去，中
越间的对立，与中苏对立错综交织，已成明显的事实了.
2
苏越缔结友好协作条约
如果粗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历史的话，可以说，尽管中苏从60 年代初就开始对立，但到
越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在亚洲地区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政治关系上的质的变化。但自从美军从印業
支那半岛撤退以后，苏联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加强了对越南的支援，越南自身也慢慢地扩大了对包括老
挝、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力。
中国把这种动向看作是“前门的老虎”（指美国）一走，“后门的豺狼”（指苏联）就想在亚洲搞霸权
扩张，指责越南是“小霸权主义”，对苏联和越南的“勾结”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国在加强对争取民族
自决的柬埔寨支援的同时，还做出一些新的对应措置，如努力改善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各
国之间的关系，在促使泰国与柬埔寨正常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等等。
这个时期中国对日本和对美国的战略也不可忽视。78 年8 月12 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重点是在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上。但对中国来说，却包含着对抗苏联对亚洲的
过分介入的含义.
苏联也摆出了强硬的外交攻势。同年11 月3 日苏联与越南缔结了友好协作条约。当时，越南的正规
军已开始在柬埔寨活动，与中国支援的红色高棉派正进行激烈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苏越友好协作
条约，正如字面所示，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紧张气氛一触即发。
中越终于爆发军事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政府于同年12 月16 日宣布，从79 年1 月1 日起，美中建立外交关系。接着，
78 年12 月25 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的社论，遣责了
越南反对中国的行为，并指出国境纠纷的现象日趋严重。
对此，越南方面于同年12 月末，以苏越友好协作条约为后盾，开始大举侵犯柬埔寨，在第二年，即
79 年1 月7 日占领了首都金边。由越南支持诞生的反红色高棉势力的柬埔寨救国民族统一战线（韩桑林议
长）在第二天8 日宣布已控制了柬埔寨全部领土。
中国当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中国称对柬埔寨的进攻是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小霸权主义的行经。同年
2 月7 日，访美归途中路经日本的邓小平副总理（当时）对大平首相说，“越南的这种行为非得制裁一下不
可。”结果2 月17 日，近二十万的中国正规军队在国境全线打进了越南境内。
但是，中国当初预想的是一场限定的战争，而且只打算予以应有的“惩罚”后就把军队撤回境内。跟
越南军队相比，中国军队长时间已没参加实战了，越南军队的反击比预想要厉害得多，这样，在3 月5 日，
中国军队在没有得到越南的任何特别的承诺的情况下，就以“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为名，开始了单方面的
撤军.
结果，这次中国军队对越南的攻击，就支援柬埔寨红色高棉这个意思上，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有效的作
用，反而给长期以来建立的中越社会主义阵营以毁灭性打击。中苏关系已达极端的恶化，在中越纠纷后的
4 月3 日，中国提前通告，随着中苏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的期限到期（80 年4 月），中国将废除其条约。
3
邓小平提出“三大任务”
在柬埔寨国内，要求越南撤军的游击战一直在继续，但这时在亚洲却又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事态。
那就是在79 年12 月末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进攻。苏联想要打倒自己不满意的阿明政权，树立亲苏派的卡
尔马鲁政权。全世界都关注这个新的事态。80 年1 月11 日的《人民日报》指出，苏联的战略已开始从防
御转向进攻，表示要极力警戒苏联的南下扩张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已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简约
为：
① 搞“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
②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③ 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邓氏强调，其中“四个现代化”，特别是要把在工业、农业方面取得经济建设的成果作为最重要的课
题。在两个超级大国中，他着重严厉批判了苏联的霸权主义.
邓小平自77 年夏天复职掌握了国内的领导权以来，于78 年9 月首先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朝鲜）。接着，在10 月下旬对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的日本进行了视察，在79 年1 月下旬又访问了刚
刚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美国。
中国在国内对过分强调政治思想的文革路线进行纠正，对外与苏联和越南的对立日趋激烈。邓小平在
这种背景下的一系列的出访无疑是探寻中国今后建国道路的重要旅程。“三大任务”的提出，明显地显示
了其大方向。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记实
有些事儿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儿给记录下来，尽管时间得往回倒一点。那就是有关日本与中国之间缔结
的保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对日中两国来说，最大的悬案事项莫过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邦
交正常化时发出的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着要缔结这个条约，但到签署这个条约的1978 年8 月12 日为
止，实际上经过了近六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正式谈判开始后也花费了六年以上的时间。
围绕着“反对霸权”，日中双方意见存有分岐。与中国有着“水火不相容”关系的苏联施加重大的压
力，使得谈判中断。终于有点希望了又出现钓鱼岛事件。——谈判就是在接二连三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
情中，谈谈又停停的。其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中国方面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在1976 年相
继去世。而洛克希德案件把日本的田中首相也卷了进去，使得政局陷入混迷的状况。
但这段漫长的岁月，对日中双方进一步进行互相了解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既然是经过重重困难才缔
结的条约，从此就应该在双方相互的诚意、努力和忍耐下，把这种和友好世世代代保持下去。
怀着这样的愿望我想在这儿通过在北京和东京的采访经历，简单记一下花费了漫长时间的那次谈判的
轨迹和那个条约的意义。
4
从乐观气氛变为悲观气氛
“日本国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
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这是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第八项”。两国政府在“第九项”中还定下了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
等协定。这些方面包括曾一度进展困难的航空协定也都有了眉目，最终焦点就转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上
了。
1974 年（昭和49 年）11 月为签署海运协定来日的韩念龙副外长与东乡外务次官进行预备性谈判。第
二年的75 年1 月16 日，在东京,东乡外务次官与驻日大使陈楚开始了谈判。
在这第一次会谈中，双方就“尽早缔结”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在同月24 日，三木首相在施政演说中
也表明要在75 年“缔结”的决心。
周恩来总理在1 月对日中经济协定访华团（稻山嘉宽为团长）说他也希望“尽早缔结条约。如果快的
话，三个月就可以了吧。”
为此，当时驻北京的小川大使及日本大使馆的所有成员，还有我们这些常驻记者们大家都感到一种乐
观的气氛。从东京寄来的报纸上写的是拟在本届国会批准的方针等，看到这些“标题”，似乎条约马上就
快要缔结了似的。
但是，2 月5 日，莫斯科电台批判“日中条约是反苏的”，苏联对日牵制已表面化，一时间形势变得不
妙起来，在同月14 号的东乡—陈楚会谈中，中国主张“要把反对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但日本方面表示反
对。“把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写进条约会刺激苏联”。双方意见形成对峙状态。后来，围绕“反霸条款”
日中双方未达成谅解，东乡——陈楚会谈也只好以决裂而告终。
东京的这种紧张空气马上就吹到了我们所在的北京。
中国方面都问，“联合声明已明文记载的反霸权的条款，为什么就不能写进条约里去呢？”我和同事
们只好回答，“可能苏联在找碴儿吧。”在北京，对日本所追求‘等同距离外交’的是非也进行了激烈的的
争论。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外交部干部说，“即使是等同距离外交，没有一个衡量的原则，不是很怪吗？”
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尽管有点使人为难的感觉，但却是有其理由的。这一年的1 月9 日，中国在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宪法”。这个宪法与1954 年中苏亲密时期所发布的“旧
宪法”不同，在前文里加上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明文记载了“反对超级大国
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苏联的态度很明显。
这样，日中条约谈判的前景，也从当初乐观气氛变为了悲观气氛。
在北京体验到的苏联的攻势
归国后才听说，当时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大肆反对日中条约的缔结，
在北京也经常有苏联方面的人给我打电话。多的时候，一个星期三次左右，说“想见见面”。我的工作也
忙，也没有每次有叫必应，来三次电话去应付一次那种程度吧。那位也是新闻记者，在国际俱乐部还是乒
乓球的老对手。他性格也很开朗，不是那种阴阳怪气的。
“把反对霸权写日中条约，不是成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同盟了吧？”“联合声明和条约在性质上是不同
5
的”。——他的问题一般都是围绕着这样的话题。我直率地作了回答。“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
谈不上是什么军事同盟，一般的日本人谁都不会那么想的。”
我是这样叙述自己的想法的。
美苏两国在开发尖端核武器方面有压倒的军事优势，这一点是与世共知的。连毛主席都说，如果说美
苏的核武器有大姆指那么大，中国的核武器也就小姆指的指尖那么大。中国为防备万一，到处在“深挖洞”，
这也是事实。但日本方面等于是无防备状态。这样的两个国家，决心相互不称权称霸，而且只是表示反对
其他国家搞霸权主义，为什么就是军並同盟呢？现在中国领导人也说：“即使是中苏之间万一发生什么，
根本没想过要把日本卷进去。”
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日本人并没有敌视苏联。而倒是，苏联应该把北方四岛都还给我们，只要这点
能做到，大多数的日本人也许会认真地听他们的意见吧.
另外，关于“联合声明和条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一点，与苏联的关系有些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因为在历史上苏联曾单方面撕毁了“日苏互不可侵条约”。从日本民族的立场来看，苏联单方面撕毁条约
将怎么解释？如果说条约权利和义务制约的话，苏联方面是有权利的，但义务的制约不是被违背了吗？
我的那位乒乓球对手最后也不跟我讨论“霸权主义”了。也许他心想我是“上了中国的当的人”。但
是，他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打打乒乓球或台球什么的。
要补充一句的是，我决不是“敌视”苏联，只是希望与其保持正常的关系。
围绕霸权问题的见解
周恩来总理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行预备性谈判之前就反复说过，“反对霸权是美国先说出来的”，他
还列举了基辛格的名字，称其是“发起人”。
但是，当东乡—陈楚会谈在北京陷入僵局的时候，邓小平副总理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关于“霸权问题”
的见解。那是在75 年4 月16 日会见以池田大作会长为团长的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所披露的，在此把
当时采访的重点作一个介绍。
①“反霸条款”由“日中互不谋求霸权”和“反对任何国家及国家集团的霸权”这两部分组成。首先
是日中之间“不谋求霸权”。中国本身要负有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不称霸的义务。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这
倖地区所有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日本如果也能保证做到这一点，一定会促使日本在此地区
的形象得到改善和好转。
②听说要把“反霸条款”写进去的话，就会伤害某一个国家的感情。某一个国家大概是指苏联吧。但
是，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至少在归还日本北方领土及固定领土纠纷地区方面，能有效地限制苏联建
立“亚洲集团安保体制”的企图。在这点儿上如果还犹豫的话，就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助长和放纵.
③“反霸条款”已在1972 年9 月就写进了日中联合声明里，都已经两年半过去了，苏联停止了与日
本的交往吗？根本就没有。反对霸权不是要干涉包括美苏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内政，遇是要干涉他们不正当
的“外政”。霸权主义对其它国家进行统治，侵略和压迫，对这样“外政”当然要进行干涉.
④（在回答假如日本坚持不把“反霸条款”写进去的话这个问题的提问后）那只好把谈判继续下去了。
中国一定要把原则坚持到底。因为我们是本着主导两国关系的日中联合声明这个大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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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关于联合声明和条约不同这一点）联合声明也是正式文献，日中两国都应该遵守，与条约在实质
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主张“反对霸权”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⑥（针对“反霸条款”不能写在和平条约前言里，一定要写入正文里吗？这个问题）条文怎样写那可
以有再商讨的余地。现在日本政府坚持“反霸条款”的前一部分可以，后一部分不行，那就难办了。“不
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是不可分割的。但条文的形式怎么样写那可以进行商讨。
以上是邓副总理有关“反霸条款”讲话的大概。在这儿可以看出，中国在当时这个阶段，还没有很明
确“坚持”把“反霸条款”写进“前言”还是“正文”。
“反对霸权”想法的根源
中国在提出“反霸条款”时，为什么认为“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 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呢？其
想法的根源在哪里呢？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少进步人士，历经千辛万苦到西方各国寻找真理。……
有关西方最新知识的书籍都通读了。派遣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之多，令人吃惊。国
内废除了科举制度，学校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自己年轻时代学的也都是这些东
西。
这是毛泽东在1949 年6 月30 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当时在中国人眼里，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才是进步的。日本向西方学习收到效果，所以中国人也决心向日本学习。其结果怎样了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美梦。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老师总是侵略学生。
中国人向西方学的东西不能通用，理想也一直没法实现。……国家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人们无法生存
下去。于是产生了疑问，而且疑问越来越大。”
这时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对中国人来说，真是惊喜万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了近八十年都没找到的“救国之路”，被在中国人眼里看作是
落后的俄罗斯人找到了。中国从那以后，经过了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1 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特别是漫长的抗日战争和前后三次与国民党的内战，证实了这条“新的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人经常用“反面教员”这个说法。西欧列强多次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
帝国主义”两位老师，使得中国反而变得坚强了。中国现在把“反面教员”这个词奉献给苏联领导人。因
为中国认为，它长期以来敬仰为真正老师的苏联领导人已经变成了派遣军队控制其它国家，在世界各地扩
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社会帝国主义”了。
中国在其近代史中，曾几次自问自答过：“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老师总是侵略学生?”正是这种
疑问和绝望感带来了、用现代话所说的“自己不谋求霸权，但却一直容忍了其他国家不合理霸权”的结果。
“反霸条款”是周总理的遗言
话题再回到条约谈判上来，自东乡—陈楚谈判在75 年4 月24 日就霸权问题在见解上有分岐而告决裂
以来，再也没举行过会谈。以后，日本方面表现出冷谈态度并主观上力求善意的“等同距离外交”，尽管
如此，还是遭到中苏双方强烈夹攻，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小派系的三木内阁也因此遭到党内的批评。
7
成为条约谈判焦点的“反霸条款”，三木内阁先是想“不写进去”，但到了4 月改变为“写进前言里”。
理由是，“如果写进正文的话就要受到权利和义务的约束，放在前言里，就可以免受这种约束。”到了5 月，
态度又变了。
6 月初从东京传来消息说日本政府首脑可能要中断谈判。在东京和北京的日本机关（日本政府首脑和
日本大使馆）也传出消息说中国对三木首相的新提案还没有答复。这个新提案有4 项，即①迟早缔结条约；
②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③坚持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原则；④谈判不能中断。据说在5 月23 日，
三木首相已通过小川大使向中国作了传达。
这个消息传开后的6 月12 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
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和同协会副会长川濑一贯一行。
会谈后，据藤山会长介绍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希望条约能早日缔结,根本没有中断谈判的意
思。”并且说，对三木首相转达的想法，已经由韩念龙副外长作了回答。周还表示因为三木首相的意思是
口头转来的，中国也就用口头回答，如果是亲笔写的东西，他也打算亲笔作回答.
周总理还说，他很理解日本方面的立场，在条约谈判中不打算翻什么战争赔偿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老帐。
但他指出：“邦交正常化时的日中联合声明里明文记载的‘第六项’（和平共处原则）及‘第七项’（反霸
条款）是很重要的”，并强调了要明文记载在条约正文里的重要性。
采访了会谈的内容以后，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周总理在医院里全力以赴要表现出的那种“以真诚对待真
诚”的精神。那时尽管已是深夜了，我们这些常驻记者团还是在采访完后去公馆见了小川大使，并追问道，
“说中国对三木首相的转达没作回答不是谎言吗？”现在想起来，说是周总理的诚意使得我们去大使公馆，
一点也不夸张.
当时，三木内阁在中苏的夹攻下的窘境从北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三木并不是一个坏人。但在“反霸
条款”上，三番五次地倒来倒去，给中国方面造成了“没有诚意”的印象。
那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正式会见日本人。从那以后，中国就把“反霸条款”一定要写进正文里作为一条
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周总理的“遗言”。
此后漫长的中断时期
75 年6 月21 日，三木首相就“反霸条款”的问题，第四次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前提条件是“反对霸
权主义与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的和平五项原则及禁止以武力解决纠纷的联合国宪章一样，应作为普遍及原
则考虑”，并决意把“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这也许是顾忌到中苏及党内的各种意见才提出的吧。但中国
这个时期，对三木首相这个谈判对手已完全失望了。围绕着“霸权问题”日中之间的交锋已来回多次，谈
判陷入了胶着状态。这年的盛夏，我结束了在北京近三年的工作，回到日本，从东京，名古屋、大阪、北
九州，然后到地方的一些城市和乡村转了转。有几次是就“霸权问题”，在中国的体验，及日本的现状谈
到深夜.
在日本国内围绕着把“反霸条款”写入正文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但总的来说，赞成意见好象
不是占上风。相反让人感到“日中条约是反苏的”那种苏联对日本牵制已浸透到了各个方面里去了。自民
党内部以主张“优先恢复日台航线”的“台湾派”为中心，开始提出日中条约谨慎论。在北京（5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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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田知己为团长的社会党访华团刚签署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联合声明，回国后也
遭到了包括来自党内的强烈责难。
“我们也是迫切希望日中友好的。但中国措词严厉，不是一种友好的态度，让人感到有一种被强迫之
感”。
“日本无论是能源还是粮食都不能自给。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在美苏这样大国的夹缝里生存得多么的
不容易。中国人对此具体能理解多少呢？”
在一般毫无恶意的人们之间，也表现了这种“难言之苦”。这让我确实感到，与邦交正常化一个月前
我去北京赴任时那种狂热的“日中、日中”的气氛比起来，经过两年十一个月，东京的气氛已变得冷淡多
了。
9 月24 日，日中外相（宫泽和乔冠华）在纽约进行了会谈。宫泽外相就“霸权问题”向中国提出了“不
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等，即“宫泽四个条件”。也有人称之为“宫泽四原则”。但中国方面以“日中联合声
明是一切的基础”进行了反对。从那以后，日中条约谈判实质上进入了漫长的中断时期。
谈判重开，妥协的方向
76 年对日中双方都是国内政治多难的一年。中国相继有：周恩来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总理
被撤职；华国锋就任总理；朱德委员长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在日本
有人在策划“让三木让位”，另外,田中首相等卷入了洛克希德案件给政界和财界的影响，使得政局陷入一
种混迷状态。
进入10 月后，中国的华国锋新体制出现，日本在12 月也诞生了福田新内阁。抓住这个良机，竹入公
明党委员长在77 年1 月访问了中国.
福田首相在竹入委员长出发前会见了他，并托他转达“希望进一步进行条约谈判”的想法。当时的官
房长园田在1 月19 日发表了“福田内阁将不拘泥于官泽四个条件”的见解。同月22 日，华国锋主席会见
了竹入委员长，强调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立场不变，“反霸条款的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决不能让步”。
并表示“欢迎福田首相转来的要忠实遵循联合声明的见解”。但是，他也直率地表明“我想福田首相还没
有作最终的决断吧。”
日中之间的谈判开始重开的契机是在邦交正常化五周年（77 年9 月）前后，其中，政府首脑也有这样
的发言“只要有一定的制约，反霸条款不一定要写进正文里。”确实，漫长的谈判中断时期给日中双方提
供了互相重新认识的机会。中国方面的态度尽管原则没有变，但有了灵活性和柔软性。
比如说，恢复了职务的邓小平副总理在9 月15 日，会见了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
华团，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已不存在，并指出，中国将来即使是要求两百海里的经济水域，但还
是会尊重渔业的实际情况的。李先念副总理在9 月29 日会见藤山爱一郎，黑田寿男、西园寺公一等人时
也指出“苏联反对中国，但它没有理由反对中国缔结决心不称霸的日中之间的条约”。10 日上旬，邦交正
常化时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众议员访问中国，同邓副总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还有一些对日政策
要人，如张香山、孙平化、王晓云等进行了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12 月2 日的《朝日新闻》（晨报）上，就日中关系的有关消息，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
9
的报道。据报道说，围绕着把反对霸权写进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里，日中双方的对应方针已明显化：①日
本方面对开头部分作了修改，定为“此条约不是针对第三国的”；②中国方面在开头部分写进“日中两国
的友好和亲善不针对第三国。”报道还介绍说，作为妥协的可能，可以用“基于这个条约上的日中两国的
友好和亲善是不针对第三国的”这种表现就可以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最大的焦点“反霸条款”的处理方
式，如果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话，1 月谈判重开，3 月缔结，就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财界首脑抢先控制了局势
但被认为是“1 月重开”的条约缔结谈判却让人扑了个空.这是因为福田首相在78 年1 月21 日的施政
演说中，只认为“谈判的动机正在一步步成熟……”,在后来的代表质问中，只说了“日中条约缔结步骤
还没最终作出结论，”并没表示谈判重开的具体意思。
在这种政界不透明的情况下，出现了促使日中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划时代的动向。这就是2 月16
日在北京举行的“日中长期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为此，日本方面组成了以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为团长，
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为最高顾问的财界首脑一行二十七人的大型访华团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表示了热烈欢
迎。在协议生效的1978 年至1985 年的八年间，双方的进出口总额将分别为一百亿美元左右（总额达200
亿美元）。78 年至82 年的五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出口约七十－八十亿美元，建筑材料、
机械出口约二十至三十亿美元，同时，日本将从中国进口原油七百一十万吨，原料煤炭五百一十五－五百
三十万吨，一般煤炭330－390 万吨.另外，83 年至85 年的三年之间，至于日本方面进口的商品及数量，
将在81 年由双方商议再行决定.
在把这个决定具体化的过程中，还需克服许多如金融措施及日元汇率高等问题。但从大局来看，这个
协议的签署，一方面使得日本在资源供给方面得到了多样化和安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
“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中国方面能保证其基础工业即钢铁工业的现代化和大
型化。也可以说，日中两国的经济基础部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日中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飞跃的时代。
协议签署的当天即2 月16 日，李先念副总理与财界访华团进行了会谈，并向在座的驻华大使佐藤提
出了“希望能为早晩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努力”的要求。稻山会长在归国后的会见时说，“长期协
议要永远地继续下去”，并指出，“龙已经画了，只等点睛了”。不用说“龙”指的是“日中长期贸易协议”，
“睛”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了。
2 月26 日，华国锋主席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谈到日中关
系的时候，肯定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
和平友好条约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表示了中国方面对谈判重开的积极态度.
打开谈判之道的矢野访华
紧接着“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的访华也起到了促进政府重开条约谈判的媒介作
用。
3 月8 日，福田首相与园田外相一起会见了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和即将访华的矢野书记长,请矢野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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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立场,①有决心促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早日缔结;②只要中国对日本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基
本外交立场表示理解的话,日方希望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同月14 晩,就转来的福田首相的立场,向访华的矢野表示了中国政府正式
见解。一共有四条,主要内容是:
① 根据联合声明的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想法没有变;
② 两国的和平友好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家的。两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及国家集团谋求霸
权。对谋求霸权者坚决反对。一面说反对霸权,一面说“没有针对对象”则不和道理。
③ 两国的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联合行动。两国各有独自的外交政策。双方均不干涉内政;
④ 希望福田首相立场早作出决断,欢迎园田外相访华。
在此之后,邓小平副主席兼副总理与矢野氏等进行了会谈。矢野团长问道:“我们向首相报告说中国
方面对福田首相立场的第二点表示了理解,可以吗?”对此邓副总理作了这样的说明,
① 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是可以理解的;
② 反霸条款本身并没有阻止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思;
③ 如果苏联强性谋求霸权,就不能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
④ (反霸条款)只要写进条约就行;
⑤ (就福田首相曾与中国关系不太好这一点上)请转告福田首相,让他对此别介意。
通过矢野所进行的这次日中两国首脑的对话,让我们充分看到了,漫长的谈判中断时期反而成了日中
双方重新认识对方立场的一个好机会。
日本方面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基本外交立场表示理解的话,愿
意把反霸条款写进正文里。中国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只有把反霸条款明记在条约的正文里,才可以说是不意
味着联合行动。中国还提出了日中的各有独自的外交政策,对日本的愿与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立场表
示了理解。
钓鱼岛事件的背景
3 月26 晩,邓副总理对继公明党访华团后来访华的社会党飞鸟田委员长一行说: 如果华国锋主席没有
时间,我可以去日本访问,并表示希望早日缔结条约。对中国方面领导人的这一连的发言,福田首相及日本
政府的领导人也表示了好感。在自民党内部开始了谨慎而重要的调整工作.
但在4 月12 晩早上,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的报道使日本国内一时骚然。中国方面采取行动侵犯领
海──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就重开条约谈判的自民党内部的调整工作即刻停止,中日条
约反对派势力抬头。一位为谈判重开费尽心血的外务省领导对此无不感到遗憾,说“只要再等两天,党内协
调工作就有了头绪,唉.”
对钓鱼岛问题日中双方一直主张各有主权。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把其视为自己的领土,只是
没有把它当做问题来议论。根据当时与谈判有关的政府官员的话,这个问题并不是提出来了而又搁置起来,
而是双方心照不宣地没有触及。也许是考虑到，如果从正面把钓鱼岛问题提出来，不但会刺激国民感情，
而且也会使具有历史意义的邦交正常化这件大事难以成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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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日本一直在有实效地控制着钓鱼岛,但始终没作为政治问题来看。
笔者曾在邦交正常化时在北京采访过,深知日本方面制造这次事件背景的间接原因。在３月下旬开始
的自民党内部围绕着重开谈判的调整阶段,反对派及谨慎派中间有人提出应该解决钓鱼岛的所有权 ,而且
自民党鹰派的国会议员三十三人借蒋介石逝世三周年之际访问了台湾,以表示反对缔结日中条约 ,使得谈
判重开的协调工作复杂化.
同时也让人痛感到,日中之间还有很多没有相互勾通的地方。其一是,中国很清楚日本一直在有实效地
控制着钓鱼岛,而且也没有为此发生冲突 ,为什么一部分人偏要故意提出这个问题呢?其二是,日本与中国
不同,有各种各样的人 ,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时争论还会达到白热化。但是,在争论期间,中国人
即使是想表示自己的意思,却为什么要付诸行动呢?还有一点是,日中双方大部分人尽管希望维持友好关系,
但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 ,国民就会群情激愤 ,很难做出理智的行为。这一点不但对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可
以这么说.
追寻正常化原点的教训
幸运的是,事件发生后,日中双方的领导人表现表现了冷静的态度,使这个事件以外交的手段结束了。
特别是中国方面表示了①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让渔船撤走;②不再靠近钓鱼岛附近.这使得事态有了好转。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接受,“日中双方均不触及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已趋明显化.
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想在这儿说明一下儿.中国领导人把事件说成是“偶然的”,能看出来是考虑为
了缓和国内的“国民感情”.同日本一样,中国也有郁积的国民感情.
中国方面对自民党自３月下旬起开始进行内部调整时提出的钓鱼钓所属权问题很重视.但日本国内的
这些动向及后来的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的事件,在中国没作公开报道.可以想像,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如果
把这些公布于众的话 ,必然会使九亿五千万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反日情绪.
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国内对钓鱼岛的争论已在干部内部发行的报纸“参考消息”上报道过.据说“参
考消息”的发行量为八百万份,关于领土问题只作为“小道消息”在群众中传开过,但围绕这些问题在中国
内部也一定有过激烈的争论.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点,那就是中国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写的起诉书曾传到了日本.那份起诉书是
代表了群众的感情,还是有意图谋的,那可以讨论.但起诉书里,不但主张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而且还提出
了保留要求日本战争赔款的权利.
起诉书的日期是４月１０月这点不能忽视.如果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是同
月１２日 ,这些争议都是在自民党内把钓鱼岛问题作为话题以后才发生的.
由此可以看出,领土问题会刺激当事国的“国民情感”.如果控制得不恰当,就会影响到国家关系的根
本大事,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记.
起诉书中提出的“要求赔偿”是不太容易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了灾难.六
年前的邦交正常化给这个不幸画上了句号,开辟了日中之间的新时代.中国方面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让过去
付之于水,没有要求半分钱的赔偿.日中两国决心在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亚洲.日
中恢复邦交,也是日本国内得到国民的绝对支持后才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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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给推翻掉,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认真吸取钓鱼岛事件带来的教训,冷静地再一次回顾一下日中两国建交的起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随着
事态的发展，我一直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福田首相征求卡特总统的意见
真正重开谈判是在5 月初的日美首脑会议之后。5 月5 日福田首相在归国途中在檀香山向记者团表示
了“不管怎样，希望能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卡特表示赞成缔结日中和
平友好条约，并一再说“祝愿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那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驻华大使佐藤和韩念龙副外长多次会谈，双方确认：①在日中联合声明的
基础上缔结条约；②钓鱼岛问题还是遵循邦交正常化时的“双方都不提”的方针。5 月22 日，福田首相与
园田外相、安倍官房长官进行了协议，确认了“在日中双方满意的情况下早日重开谈判”的基本方针，并
向政府、自民党五老会议作了汇报，要求加紧党内的调整工作。
5 月26 日政府及自民党内的手续完结后，佐藤大使于同月31 日向韩念龙副外长提出了“6 月后期在
北京重开”的意愿。后来就谈判日程两国间有不同意见，最后在6 月31 日决定“7 月21 日重开”。
福田首相老早就一直在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美国会怎么看”。其实美国早就表示了“欢迎”
的意思，只是过于谨小慎微的福田首相不直接询问一下卡特总统的意见就不放心罢了。不管怎么说，日美
会谈后，重开谈判的节奏同以前不一样，步调加快了，这一点很引人注目。
但是，苏联一直强烈非难日中条约是带有“反苏性质”的，从谈判重开的日程快要定下来那时起，责
难反对之势愈发升级。波亮斯基驻日大使在6 月19 日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向日方提出暗示修改对日政策
的政府声明，对日方多次提出了警告.
日中关系新的一页
7 月21 日重新开始的事务级谈判是在双方的首席代表佐藤大使和韩念龙副外长之间进行的。双方次席
代表有自航空协定的预备性谈判以来就打交道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和中国亚洲司副司长王
晓云。谈判一开始就围绕着“反霸条款”双方提出了直率的意见，议论进入正题。
中国方面首先提出“反对霸权”，特别重申了要坚决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对此，日本方面强调要与
一切国家保持友好的“全方位外交”，要求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造成针对第三国、特别是针对苏联的印
象。日本方面同意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但提出要同时写进“本条约不是针对某特定第三国的”
所谓第三国条项。中国方面以矢野访华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四条项目”中的第二条来进行反对，日本方面
最初提出的方案没获得通过。
双方这种直率的意见交换一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据出席了当时会谈的日本方面的代表回忆，
“中国方面尽管主张自己的意见，但没有那种强迫日本方面的感觉。让人感到他们是很希望这个条约缔结
成功的”。结果，经过十一次谈判交涉后，亚洲局局长中江临时回国，在8 月6 日的以福田首相为中心的
“箱根会谈”上，决定了园田外相“8 月8 日访华”。
在日中双方谈判的阶段，日本国内曾流传着“对缔结条约还没有确切的信心”。但是在决定派园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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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访华后的7 日这天，福田首相表示“大的方向已基本确定”。据日方代表的一位负责人回忆，“我们准备
了几个方案。我们想到了最好的和最坏的，哪一个方案通过都不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可以说，谈判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