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时期的理论家王洪文副主席。但邓小平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75 年4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时的情景显示
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动向。负责接待这次来自极其重要的兄弟国家的党和国家主席的竟是
邓小平。邓小平同金日成主席同乘敞蓬车，受到了几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强烈地感
到，他已成为仅次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实权者”。这次是我在北京呆的时间里，看到的最盛
大的一次欢迎场面。
回顾复出后邓小平所走的足迹，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职务的提升及他的活
跃越来越引人注目，到了1975 年的盛夏，已达到顶点，而那时我在北京的特派员任期已满，
于是回到了东京。
俗话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就在邓小平获得光辉业迹的同时，批邓的黑烟又冒了
起来。
7
“血红的夕阳”与“大庆油田”
去北京赴任快两年的1974 年夏天，驻北京的外国人特派员代表团有机会第一次去参观在
东北地区（即旧满州）发现的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自1964 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以来，正好是十周年。那时，由于第四次中
东战争的影响，日本正陷于“石油危机”。
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
大庆油田大量喷出原油是在1959 年。这一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据说是为了庆
祝十年大庆，才给油田取了“大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大庆”是“大大的庆贺”的意思。
在1959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苏联突然撤走了技术人员和专家。中国共产党内
部又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暗中斗争，大庆油田的开发就是在这种内外多难的时期进行的。
这也是按照毛主席发出的“走自己的路” 的最高指示所进行的。
“牛是一种付出得最多，但最不求享受的动物。让我毕生都做党和人民的牛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国家建设永远不变的方针”。
这是大庆油田的带头人、不幸死于癌症的“铁人”王进喜留下的豪言壮语。
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在1963 年就成为了石油自给的国家。后来陆续又开发了胜利
油田和大港油田，山东省的六·二三油田和湖北省五·七油田。再后来在四川省和甘肃省也
发现了新的油田。不少外国专家长年一直主张的“中国贫油国”被推翻，中国从此奠定了坚
强的工业近代化基础。
向石油危机中的日本出口石油
由于大庆油田是第一次向外国记者公开大部分驻京特派员都参加了这次采访旅行。这里
面还有两名苏联塔斯社的记者。这次公开可以被理解为向世人证明，尽管苏联全面撤走了技
术人员，中国仍有自信依靠“自力更生”取得成果。
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去东北地区。因此，我很高兴在视察大庆油田的同时，能亲
眼看到东北辽阔的大地。
在持续酷暑的7 月24 日的傍晚，我们坐上了由北京开往黑龙江省府所在地哈尔滨的特快
火车。第二天天亮时，火车到达了东北地区最大城市沈阳。
在那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满载着原油的油罐车。听说，这些原油是从大庆油田运往辽东
半岛尖端的旅大（旅顺和大连）的。其中大部分再从那儿出口到日本。后来，在去哈尔滨的
火车上，我好几次都看到由五十节到六十节车厢连在一起的石油油罐车。一派运送繁忙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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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前一年的10 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此为契机，阿拉伯诸国决定采取“石油战略”，
减少原油的供应量，一时石油价格暴涨。直接冲击了大部分石油一直依赖中东地区的日本。
同年11 月，日本陷入深刻的“石油危机”之中，出现了价格互涨的现象。当时日本妇女抢购
手纸的消息，在中国也成了热门话题。
从73 年末到74 年春天，日本要求中国能提供石油，不但石油界和财阀界的首脑，而且
政界代表团也频繁地访问中国。连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也来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一
个劲儿地“乞讨石油”。佐佐木曾说过“伙计，农村的温室保温也要烧油啊!”这句话给我的
印象很深。
车窗外的东北大地
从沈阳、长春到哈尔滨，这一段东北地区的大平原上，车厢两旁长势旺盛的小麦、大豆、
玉米等尽收眼底。就在这次来大庆前，西方一部分消息还报道说东北地区那年的夏季作物长
势不好。当然，东北地区辽阔宽广，但如果仅从这条横穿南北大铁道的车厢所看到的情况，
一点也没有长势不好的迹象。
晴空万里，沿途两旁到处能看到开放饱满、长得又圆又大又高的向日葵。葵花中心的茶
色与花边的黄色，交织相映，在阳光下，分外鲜艳。
从北京到哈尔滨全海一千三百八十八公里，特快走了十八个小时。我们在哈尔滨稍微休
息，又转乘了下午两点开往齐齐哈尔方面的火车。我们要去的是大庆油田基地车站之一的萨
尔图，此地位于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窗外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概走了快两个小时吧。这时草原慢慢取代了小麦和玉
米。列车再行驶一会儿后，便看到了草原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略带白色的土壤。不知谁说了
一句，“这是碱性土壤。”列车看来是朝着大庆油田的东端行驶着。
血红的夕阳述说今昔
不知什么时候，血红的夕阳已经在慢慢地接近前方遥远的地平线了。这夕阳是我至今为
止见到的最大的，也是最红的。我们乘坐的列车似乎是在追赶着那即将落下去的夕阳在飞奔
着。
突然，小时候学的一首“军歌”的一段歌词浮现在脑海里：
遥遥祖国几千里，
迢迢满州夕阳红。
荒草野地乱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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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光一片照我友。
我上中学二年级时正好赶上日本战败，属于没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但在上小学时，学会
了不少“军歌”。当时，不管是哪首“军歌”都有吹捧那场战争“勇猛”的句子和旋律，但这
首军歌是对战场上倒下的战友的思念，旋律也带着悲哀。现在生平第一次在东北看到了“血
红的夕阳”，不知为什么，却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伤感。
但正是在这支歌的背后，日本的侵略战争渐渐扩大，使得无数无辜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残
酷的无可挽回的牺牲。“满州事变”扩大为“支那事变”，进而变成了“大东亚战争”。
小时候，我们满脑子被灌输的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大
东亚共荣圈”的理念的基础上的。这使日本国民也深受其害。在把“新体制”作为理所当然
而培养起来的日本年青人，被无情地送去当了“炮灰”。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来看，“圣战”实质就是企图“称霸东洋”。也正是由于
这种“霸权主义”导致了日本自身的灭亡。
浑身油渍的年青人
背朝着血红的夕阳，颜色漆黑的满载着石油的油罐车的专列与客车擦肩而过。大庆油田
的工人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不但为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在向面临石油危机的日本，拼
命地输送着石油。
日中关系的今昔，对比相照，使我心里有一种隐隐作痛之感。“一定要子子孙孙友好下去”
——快要下山的血红的夕阳好像在这么述说着。
这幅壮观的夕阳景色告近尾声时，列车也静静地驶进了萨尔图车站。
大庆油田夹着这个车站向东西南北无限地伸展开去，我们一行中一人问陪同油田到底有
多大的面积，但陪同只笑了笑，没作回答。
在参观中我们得知的是大庆油田一直不断地向北扩展着。因为我们看到有好几个钻探队
带着钻机在向北移动。每支队伍除了两、三位老练的负责人以外，大部分都是二十二、三岁
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服上沾满了油，脸上是油渍满面。此情景给我印象很深。
广阔的平原上，跑着中国造的卡车，还有些日本造的家在夹在其中。听说探油用的是日
本造的无缝钢管，这使人觉得日中关系的发展前途无量。
“向日本出口的石油不能迟延，一定要保证。周恩来总理曾直接给我们油田发出了这样
的最高指令。”
在欢迎我们一行的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向我透露了这一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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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革大转换后的中国
1976 年—大变幻之年
“也许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1976 年从年初开始就是黄沙袭人，有一种不祥之兆。”一
位关系亲密的中国记者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上，1976 年可以说是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历史性大变幻的一年。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相
继去世，对我这个一直把这两位的去留作为焦点来看“动乱的中国”的记者来说，真是晴天
霹雳。
周恩来去世与天安门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也明朗了，在此我只想以1976 年发生的一
些重大事件为中心，加上当时笔者的心情，尽可能地再现出来。
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享年78 岁。第二天9 日一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出了联合公告。从电视里看到吊唁的场面，不分男女
老少，领导人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代表们在告别周总理遗体时，泪流满面的情景和
那呜咽之声，鲜明地反映了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同月15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追悼会，邓小平第一副总理致悼词。根据周总理的遗言，骨灰撒向了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
国大地上。
2 月7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华国锋副总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副总理）就任“代总
理”。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同月3 日提议的。当时一般舆论推测“代总理”不是邓小平，就
是“上海帮”（后来的“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张春桥（当时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二副
总理）。但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暗示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从那以后，邓小平的消息也中
断了。
4 月5 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般称“四·五运动”）。同月4 日的“清明节”（祭奠祖
先的日子）的前几天开始，为悼念周总理的去世，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集会，4 日那天数十
万人的群众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周围，向周总理遗像献花圈，朗诵诗词。这些花圈在当天深夜
被当局撤走了。为此，激怒的群众在第二天的５日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双方出
现很多负伤者的惨事。
中央政治局断定这次骚动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幕后指挥。4 月
7 日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同时宣布了党中央的决议，任命华国锋
2
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兼总理。据说这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提议。
邓小平与江青的路线斗争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在欢迎以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为团长的
代表团访日的欢迎宴会上。我在北京当特派员时，曾亲眼目睹过邓小平的实力和工作迫力，
于是我把当时最大的口号“斗私批修”引作例证，对王会长说，文革急进派的“上海帮”（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各氏不也有必要要“斗私”一下吗？
那时，围绕着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三项指示”（简略地说是①阶级斗争；②安定团
结；③经济发展），从75 年后半期开始文革急进派的江青女士（毛泽东的夫人）与实务派最
高领导邓小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意见。邓小平认为，“这三项指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是我
们工作的纲领,哪一项都不能少。”江青一些人却谴责这是“业务的台风”，“经济的台风”，“资
本主义的复活”，并主张，“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领”。这个阶段，文革急进派已经占了优势。
对我这“不谨慎”的提问，王炳南尽管面部稳健沉着，但没作回答。中国大使馆的一位
高级官员见此状况，马上走近我，对我说：“吉田先生，不要忘记四个字。”我问他，“四个字
是什么？”他说：“中日友好。”我马上反驳道，“正因为想到日中友好才直率提问的。”这个
人当时在媒介关系方面，掌握着“生杀与夺之权”。从那件事以后，一直到“上海帮”即“四
人帮”被抓起来那段时间里，中国大使馆主办的招待会，我一次也没被邀请过。虽然这是一
件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但在“政治风云”里确实是太过敏和太残酷了。
毛泽东的去世与“四人帮”的逮捕
中国的灾难还在继续，而且在逐步升级。
7 月6 日：与毛主席一起缔结了人民解放军的元老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朱德去世。
同月28 日：以河北省唐山地区为中心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万两千多人，负伤
人数达十六万四千多人。
9 月9 日：毛泽东主席去世。自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位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
命史上集荣誉与矛盾为一身的巨人，走完了他83 年的生涯。党中央宣布“服丧一个月”以此
来悼念毛主席。“伟大舵手”的去世，不但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阶层，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都
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密切注视着这颗巨星陨落后的中国的去向。
10 月6 日：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突然被逮捕了。其理
由是他们动员了一部分军队企图发动夺取政权的军事政变。第二天，10 月7 日宣布了政治局
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并准备提交到党中央全体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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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认。
“在这接二连三的大变幻中，就是‘四人帮’被抓起来这件事是一件大喜事，心里憋闷
的东西总算给抖出来了。”——这是在本章开始提到的那位中国记者的感想。那时，我在东京
做编辑工作。记得当时我很冷静，觉得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上方宝剑”在手的华国锋政权
周总理去世后，华国锋在二月份就越过邓小平及“四人帮”成员，从第六副总理一跃提
拔为“代总理”。在4 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又升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及总理，一下子就登上了
“二号人物”的位子。“四人帮”被逮捕的第二天，又被任命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委主席。
在不到一年的大变幻中，成为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为一身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是文革派，但他逮捕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一致的“四人帮”，在当时，有不少人感
到意外。其实，华国锋与“四人帮”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他出身于山西省，很早就在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工作。文革当初，他克服了尖锐复杂的
路线斗争，在湖南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功劳和手腕得到了高度评价，被上调到中央，
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在73 年第十次党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75 年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
促使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是与已故周恩来总理有着亲密关系的叶剑英、李先念、聂
荣臻等中央领导人。他们听从毛主席，但与“四人帮”是划清界线的。加上毛泽东警卫班的
班长汪东兴和被称为军队内文革拥护派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合作，使得逮捕成功。
大转换时期的缓冲材料
回顾一下1976 年，有4 点记忆犹新。
① 两位顶梁柱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去世；
② 邓小平再次被批判为“最大的走资派”，虽然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其“党籍”
被保留；
③ 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就被逮捕；
④ 华国锋在毛主席的“上方宝剑”之下一跃升至顶峰。
这4 点中①和③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了，剩下②和④，而且结果是②恢复后超越了④。其
原因是，华国锋依靠晚年毛泽东的权威和“上方宝剑”，并把其作为“金科玉条”来掌握政权；
而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是靠自己的才能，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 的原则，两
人之间存在着“实力之差”。
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华国锋的存在是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时代到来之前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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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里，不可缺少的“缓冲材料”。这和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过渡到赫鲁晓夫时代期间曾诞生过
年轻的马连科夫政权的情景很相似。
历史上的现象说明，这情景是带来时代大转换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它，新时代的到
来就难以顺利地得以实现。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
有关中国的事情想写下来的太多了。在这儿，只就1966 年中期开始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这一点，简单地谈一下。这是我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
感觉。也是作为那期间曾对其作过有关报道的一名记者的反省和辩解。
文革当初即吃惊又感动
说句真话，对站在巨大中国的顶峰上的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记者即吃
惊万分又感动不已，笔者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听说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中曾生死与共的毛泽东（党中央主席）和刘少奇（党中
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两人之间出现很大的分岐时，确实对中国将走向何处有过一种恐
惧感。但我更觉得，在中苏严峻的对立中，中国如果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支撑
着这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这些人民群众就一定要成为主人公才行。
看到“红卫兵”大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挺身而起，自己也觉得中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
质，要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除官僚主义的弊害，由下至上给政府施加
点压力，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当时掌握党中央实务，负责组织运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刘少奇。
党的机构从上到下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文革发动后大约过了一年,即67 年6 月,文革执行机构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如下发
言,使我的这个看法更加深了一层。
“文化大革命有思想斗争、夺权斗争、培养革命接班人三个目的,还要依靠绝大多数的人
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及大多数的干部。连接这三个目的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接着说，“建国十七年以
来,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掌握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得到了改善，但头脑中的旧思
想还存在。如果不加以改造，政权也好、经济基础也好，都有变质的危险。”
阴暗面的报道
但正如盾有两面一样，文革也有不少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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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是，根据出身不同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指的是工人、
农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文革中起推进作用的“红卫兵”的大部分都是从这些
人的后代中选拔出来的。而被扣上“黑五类” 帽子的人则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
分子及右派分子，这些人总是批判肃清的对象，而且还要牵连到他们的后代及“同族同党”。
给最底层的“红五类”增大发言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出身不好牵连到子子孙孙不
能说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做法，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天命观”的表现。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弊害不断增大。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就是把民主派人士及知识分子，甚至
自己阵营里的人也当作敌人，如剥竹笋皮似的，周围有才能的人都纷纷逃得远远的。
“四人帮”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挤进了权力的中枢机构，他们擅长搞政治宣传，但没有
把此用于现实中去的能力。他们尽搞形而上学的理论，脱离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为了强行推
之其理论，搞独裁政治。他们的主张是一味搞阶级斗争，实际上生产处于瘫痪状态。连在过
去任何一次大动乱中都指挥缩小打击面打开难局的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四人帮”
控制的能力。对这些内情，我们是否进行了准确充分的报道呢？扪心自问,苦言难衷。
“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有句古语叫“穷则变，变则通”。1976 年可以说是文革路线走到了“穷途末路”的一
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去世，和不久的“四人帮”的下台。
毛泽东留下的“你办事，我就放心”的遗言，使得华国锋成了其接班人。华国锋下决心
逮捕了“四人帮”，但同时又尽力宣扬自己是毛泽东忠实的接班人。他继续提倡在“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的理念，即“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一定要坚决执行;凡
是毛泽东指示的一定要坚决照办。”华国锋以此作为领导纲领，说明了他能力的有限。
时代要求变化，使得曾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而只保留了“党籍”的邓小平得以复活，
这就是“变则通”。这给新时代的到来打开了通道。在1978 年12 月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共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决定性的措施，对“天安门事件重新进行评价”，使得文革路
线得到纠正。在那次全会上，还作出了把今后的最大任务放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
国防、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决定，从此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政治思想放在首位的文革时代
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我们潜在的意识中已强烈感到，狂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结束了。文革时的那
种“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扩大生产力”的想法应该改变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进的生
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高生产力应该是最优先的课题。
从反省到搞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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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迫使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被林彪和“四人帮”吹捧为神的毛泽东进行重新评
价。在中国内部也有人指出，文革时代应看作是“十年灾害时期”，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领
导上的错误是,①采取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政策；②把自己凌架于党之上，助长了“个人崇拜”
之风，等等。新的领导班子吸取了这沉痛的教训，所以要求不搞阶级斗争，要政治上安定团
结，特别是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
当时的实情是，中国人年均所得只有两百美元前后，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把
经济翻一番作为最大课题。经济措施方面提出了在农村允许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贸易，在全国
范围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经营管理，与国外搞合资企业，等等。不但如
此，还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控制政策及提倡晚婚的婚姻法。这一切都显示出
十亿中国人的现代化摸索已真正地开始了。
要多方面看问题
但在新的领导班子面前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自身内部
出现的新特权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在批判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和封建的官僚主义后，在领导
班子内部仍然有人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亲戚等。在升学、就职及
国外留学等方面尤为突出，不少人呼吁“应该平等地给每个人机会。”
另外有报道说，高级干部子弟犯了罪竟有斟酌处理的现象。不得不承认，“有权就有一切”
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延留到文革时代，即使是在搞“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还大有人在。
不管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但它能动员起那么多的年青人，其背后不是有一种对中国
那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的批判吗？如果对官僚主义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只强调搞经济现代化，
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再现不正的差别结构现象。
在一直注视动荡的中国的动向时，我不断反思觉得，不能忘了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来观
察这一点，也许这种说法有点陈腐。当然，对于邻国的苦恼和努力，我们一是要应该“热心”
地去看待，二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开始“自问自答”的中国
中国纠正了文革路线，走上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成为这划时代出发点的是1978 年12
月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大约一年
后的79 年的秋天，我有机会又对中国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那是在建国三十周年后不久，
对我来说是继文革初期、文革后半期的两次访华的第三次访问中国。
7
与实力派邓小平会见
那是朝日新闻社在接受了代表中国的报纸《人民日报》的邀请，在文革后派遣的第一个
采访代表团。当时的渡边诚毅社长任代表团团长，由政治、经济、国外报道、社会科学、摄
影等各部门的九名记者组成，由于笔者曾以特派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三年，故被任命为代表
团的秘书长。
到北京不久的10 月18 日，实力派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接见中，他就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另外
朝日新闻社社长与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胡绩伟总编辑的交膝对谈也可以说是日中舆论界的最高
层会谈。
访问地点，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我们还到了浙江、广东、湖南、广西、陕西及四川等
省，其报道在《朝日新闻》上分三十次作了连载，由于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候作
的采访，所以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每个记者又增写了一些新的东西，并进行了修
改润色，以《十亿人的现代化》为名整理出版为一本书。
追忆往事，笔者只想把看到的和留在记忆里的一些有关中国变化的片断在此作个介绍。
书店里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变化
人们说，书店能敏感的反映社会现象。这次访问，使我对此深有感触。
我看了一下北京王府井那家有名的新华书店，感到很吃惊，因为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书籍。也许是“四个现代化”这个文革后最大课题的反映吧，有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
还有语言方面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历史书及长篇小说之类的。另外，像巴赫、莫扎特、贝多
芬、李斯特等这些在“四人帮”时代被“禁止”的西洋古典音乐大师的乐谱也摆了一大排。
很多人进进出出，但在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人著作的柜台前，
看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以前两个情景。一是1966 年秋天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
年时，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书店的情况。当时，不管是哪个书店摆的都是清一色的红塑料封
面的《毛主席语录》。
二是我在北京当特派员时（1972 年～75 年）所看到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再次开始把目
光转向国外，但同时“四人帮”又操纵着文艺界，尽管书的种类比文革初期增多了，但还是
很单调。要说能象征这个时期的书籍，也就是有关批判孔子的“儒法斗争史”之类的书。跟
文革时代相比，第三次访华，简直给人一种隔世之感。
漫画“讽刺与幽默”
8
人民日报出版的漫画增刊号《讽刺与幽默》令人耳目一新。从那年的春天开始发行，每
月一期，四页彩色画面。发行部数听说有五十万部，但每期只要一出来就一抢而空。那上面
把中国人自身的缺点，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活龙活现的表现了出来。“铁饭碗”就是杰作之一。
“铁饭碗，金不换，一旦到手不愁吃和穿”。
“铁饭碗”是指掉到地上也砸不烂的碗，意思是不会失业。按照日本的说法就是 “太师
爷加太阳旗”，指的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
题为“春风帆影”的那副漫画，画的是用公款出差的国家干部在游山逛水时的情景。中
央用于农业的投资，一经省、地、县、人民公社等各级干部挪用后，轮到最后落到农民手里
的只剩“麻雀的眼泪”（少得可怜）那么多。“看风使舵” 则把人比作升了帆的船，东风来了
也赞成、西风来了也可以，讽刺那种“风派”人物。
“顽症七例”也极幽默。此漫画列举了对上级溜须拍马、不可救药的“七种症状”。其中
有鞠躬鞠弯了腰的“虾型症”的人，也有眼睛只朝上看的“朝天眼”症的人。另外还有描写
只听一方意见而不听其它意见，以至于导致一只耳朵极其的肥大，而另一只耳朵则萎缩下去
的漫画。
漫画增刊号里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干部一旦坐上了权力的宝座，就很容易搞官僚化，
堕进特权阶层。这跟我所到之处听到的“中国的癌症是封建官僚主义”是一致的。
注重明治维新要人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出发点。”“也许你会见笑，但明治天皇的‘五条誓言’
确实令人有一种新鲜感。”——在这次采访中几次都碰到对明治维新这么评价的中国人。那时
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选集》里“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那篇文章。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有不少进步人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西方各国寻求真理。”
在这样开头的那段文章里，例举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的名字，并简单
介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近八十年中学习资本主义诸国的历史。要通读西方最新知识的书籍，
要大量派遣留学生，要废除科举制度，要设立西方的学校。——总之，“救国只有搞维新，维
新只有向外国学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收到了效果，我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文章这样
论述着。但近八十年的努力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因为一直被中国敬称为“老师”的资本主义
诸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学生”地位的中国的侵略。后来，中国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启发，
经过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寻求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来把
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拯救出来的道路.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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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日渐增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也
慢慢地转为接近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国又开始向先进的资本主义诸国学习了。
一位中国的要人这么说，“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已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他
还低声吟诵了“五条誓文”中的几句，像“应广开会议以论万机”，“应打破旧来的陋习立足
于天地的公道”等。这位老前辈曾在日本的最高学府里学过法律，在“民主与法制”这个中
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上，他研究起日本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来了。
重新开始向资本主义学习
回国后，我翻看了一下教科书，得知日本小学六年级“社会”课里，就开始学习“明治
天皇新的政治”了。教科书里把用文言写的“五条誓文”意译成口语体。
1. 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后，才作决定。
2. 身分高的人，身份低的人，都要齐心协力努力工作。
3. 要搞使全体国民感到满意的政治。
4. 不拘泥于旧的习俗，按照正确的道理来行动。
5. 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点，加强国家基本建设。
写的都是些理所当然的内容，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日本，要与过去的封建时
代决别，开始走近代化道路的政治上及思想上的出发点.
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把数千年来的封建的传统和文化一直流传到自己的最深部。
尽管说是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的残渣。
对这个巨大的邻国的人们来说，“五条誓文”的内容也许是值得引起某种新鲜感的东西。
中国选择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道路——可以说，这是纵观资本主义诸国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事实时，无可避免的一种选
择。
但是，无法否认，中国曾拒绝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能强有力地生存下来，而且在许多方
面还优越于社会主义。严峻的竞争原理、技术革新、制度管理、个人能力的发挥、以及各种
手续及法律的健全，等等，这些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财产”的东西都包含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
从这里，我觉得能找到中国重新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螺旋式的回归”的真
意。
华南“经济特区”的出现
“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这种精神也贯彻到了地方上。特别是在访问与香港和台湾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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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很近，很多与海外华侨频繁往来的华南地区的广州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在广东省革命
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主持宴会的那天晚上，同省的副省长兼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和
同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定石说，“广东省接受了建设现代化的特别任务。”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
“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
要推进现代化，有必要改变一切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的那种状况，扩大地方自主权，引
进市场经济。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对外经济方面比其它地区具有有利条件的广东和与台湾隔
海相望的福建两省被批准可以进行特别经济活动。
与香港接邻的广东省深圳被定为“经济特区”，除了欢迎华侨投资以外，还欢迎日本及欧
美各国到此投资，还可以建合资企业。利润的运用也给予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实现现代化的
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曾主任跟我们讲了这些后，又强调说，当前最主要的课题是对外经济活动怎样才能扎实
地走上轨道。同时，如果与香港、台湾及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得顺利进行的话，他还
希望，以此能为将来祖国的统一作贡献。
总之,这第三次访华让人看到中国正在开始尝试着与文革时期完全不同的理念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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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全貌
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70 年代末期到80 年代初期，世界的政治地图，尤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了很大
的改观，一方面，日中关系及美中关系被打开并有了好转，但围绕着柬埔寨问题，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即
中越关系）急速地恶化，导致了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越关系却日趋紧密，中苏对立的范围在进一
步扩大。
“美中接近”与中越分裂
以美苏两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是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