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趋势这个时候已确定了.
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福田首相早日作出决断，欢迎园田外相访华”，可以说，他们也有一种决意，
那就是在不损日本面子的情况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使条约缔结成功。这样做的背景可以说是：①中国可以
把其“反对霸权”作为重点的外交向前推进一步；②要实现中国的主要任务 “四个现代化”，日本的协作
是不可缺少的。
果然，在8 月9 日的园田外相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中，中国虽然要求一开始就讨论“霸权问题”，但中
国方面的态度表现得很柔软，使缔结谈判急速开展。在事务级谈判中就第三国条项也采纳了日本觉得最理
想的一个方案。这就是把“反霸条项”的后一部分写在正文第二条里，前一段部分另列一条（第四条）即，
“本条约不影响缔结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10 日,邓小平与园田进行了会谈，12 日华国锋与园田又进行了会谈。就钓鱼岛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
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要搁置起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谈判终告结束。这时,从东京也传来了得到自
民党临时内阁会议承认的同意签署的政令。
“12 日下午7 点零2 分（日本时间8 点零2 分）掀开了日中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电视的灯光下，园
田外相和黄华外长签字。”
北京特派员以这样的开头给我们发来了人民大会堂这一热烈场面的消息。
日本和中国之间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条约终于缔结成了。双方表示要在此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
进行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中国方面马上表示要派500 人左右的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福田首相
对此表示了积极对应的态度。
在条约中还确认了两国间的一切争端，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如果从日本
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的亚洲国家带来过痛苦这一历史教训来看，这一确认在将来都有重要的意义。另
一方面，如果超过九亿人口的中国在将来做出对邻国日本构成威胁的事来，这一确认也可作为约束.
对日中双方来说，最重要及根本原则是条约中的第二条“反霸条款”。此条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谋求
霸权”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不单是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任何其它大小国家，可以说是相互共
存的一条大的准则。
两国就“反霸条款” 经过了漫长的意见对峙时期。中国方面通过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持反对超
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作为其首要立场。对此，日本方面顾及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加
上还有以前战争的悲痛体验和对其的反省，一直坚决主张要与任何国家友好、力求不树敌对的“全方位外
交”。
这不同的立场也反映了各自基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条约第四条的“本条约不影响缔约
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可以说体现了日中双方各自的基本外交政策。相互确认并找出双方共同点，
具有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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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英谈判时的香港体验
在日本和香港的体验
中国决别了文革路线而走上了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它与外面世界的关系开始从搞政治
的时代转变到搞经济的时代。中国开始重视与日本和欧美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的关系，以及与
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即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关系。封建时代的残渣余孽还根深蒂固的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肩负着经济建设这个重大使命，力求以各种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交流并学
习其经验。
在此，我想把自己在日本和香港体验到的留在记忆里的一些事情作个介绍。
人民日报采访团来日
1980 年春天，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代表中国舆论界的《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支大型采
访团来日。
这次访日是对前一年的秋天应人民日报社邀请朝日新闻访华团的回访。
当时日本的首相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作为外相辅佐田中角荣的大平正芳。大平首相
很高兴地接见了采访团一行，并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友好会谈。
“贵国全力开始搞现代化，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日本有好的方面，但不好的一面
也不少。好坏两面都好好看看吧。还有，希望你们永远做日本的好朋友。”
整个会谈让人感到一种少有的虔诚的基督教质朴的诚意。采访团这次采访时间是从4 月
中旬至5 月上旬的三个星期。访问地点，从东京首都圈的神奈川、千叶与琦玉等县，到大阪、
京都、奈良及遭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再往北到北海道的函馆，根室和札幌。
朝日新闻社动员采访网给代表团一行作向导。采访首都圈几个县时，还用上了大型直升
飞机，另外还去了富士山一带。
去北海道时，从东京分乘两架小型喷气式飞机，到日本的最北端眺望了北方四岛。
采访的范围也很广，从首相会见到参观主要的有关经济的政府机关、炼铁厂、汽车制造
厂、电子企业、综合医院、大学和研究所、城市的居民小区、农村的家庭、超级市场、地下
街、旅游事业单位，及了解地方城市的开发情况等。
对日本的资本主义感兴趣
每到一处采访地点，都有前一年秋天参加了访华采访的老记者作陪同。我在那次访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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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曾担任了秘书长，所以我从头到尾全程陪同这次的访日代表团。
随着每天采访的进展，我和代表团成员之间的感情也很快得到交流。一天，代表团的一
位成员要求，“中国现在青少年犯罪现象日趋严重。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了解一下日本警察对
青少年的挽救情况及防犯对策”。 虽然那时正好是5 月初的大连休，但通过社会部的联系，
五位警视厅的负责干部带着厚厚的资料赶来，热心地作了介绍。
采访全日程完了后，代表团要准备回国了。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室里我向代表团询问了采
访的感想。
“你们觉得日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
听了我的提问，其中一位记者回答说：
“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值得学习的。”
“真的吗？”
我又问道。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然是真的。我们在马克思的书里读到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亲眼看到的日本的资本主义
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我非常高兴这次陪同如此有价值,于是接着说：
“在东方诞生的日本资本主义是‘修正资本主义’。所以请中国走‘修正社会主义’的道
路吧。只要不是‘修歪’了，就可以吧？”
当时在中国“修正”还是一个忌讳的字眼。大家一边苦笑着,一边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是真正的、确实可信的人之共感。
中英谈判的焦点：香港
1982 年春天，我作为特派员被派到香港。作为重要连接点的香港及香港周围的经济特区
正进行着连接中国大陆内部与外部世界“共存的摸索”。 香港短期访问我倒是去过几次，但
长期逗留还是在作为语言留学生被派往香港大学以来、二十年后的第一次。
自从中国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开展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以来，香港的地位越发受
到重视。
中国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80 年5 月决定把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
设立为经济特区。特别是与香港邻接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更是在加速进行。
正在这个时候，从1982 年夏天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谈判。
众所周知，香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鸦片战争后1842 年的南京条约，
香港岛（76 平方公里）割让给了英国。1860 年由于阿龙号事件而缔结的北京条约，又使九龙
半岛顶端的九龙地区（10 平方公里）成了英国领土。1889 年英国又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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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把九龙半岛剩余的全部土地即新界地区（959 平方公里）、235 个岛屿及附近的海域租借
到1997 年、即租借九十九年的条约。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的分离论
但是，围绕着“香港的前途”， 很明显,中英双方在基本原则上的见解是不同的。
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到新界地区的租借期限到期的1997 年6 月30 日止，英国对香
港全岛（即香港岛、九龙地区、新界）的殖民统治就应宣告结束。7 月1 日零时以后，中国将
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对此，英国方面的态度是，香港岛和九龙地区是清政府永久割让给英国的，即使是归还
了“主权”，但是还保留对此地区的“治权” (行政权)。
但是，中国方面认为，以前有关香港的条约是完全不平等的，一律要全部进行清算。对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论根本不予以理睬。
1982 年9 月,当时的英国首相萨切尔女士访问了中国，就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与中国的实权
者邓小平进行了会谈。
但是，邓小平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使得被称为“铁腕女人”的萨切尔首
相也毫无办法。
在中英谈判期间，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强烈希望，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
示反感，这段时间内港币和不动产的暴跌也火上加油，“香港的前途”成了一个不安的敏感的
问题。长住香港的日本人及其它外国人的心情也很复杂，大部分不是持悲观论就是持谨慎论。
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
笔者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却是个乐观主义者。其理由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历史上成为支撑香港安定和繁荣的“三大要素”（即香港人的勤劳、智慧、英国
建立的诸制度，与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今后一定会保持下去，对此我坚信不移。中国也希
望恢复主权后香港能继续安定和繁荣。即使是在动乱的文革时代，中国也没停止过给香港提
供粮食和水源。现在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第二，在我本人生活过的地方中——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
亚诸国，能作为连接中国大陆与外界关系重要据点的，可以说非香港莫属。
当时，我还引用了一句汉诗向友人们强调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无限风光的真面目只是呆在此山里的人
是无法都体会到的。也就是说，香港的真面目，只知道香港的人是看不全的。
第三是笔者积累了在香港的采访体会所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希望读者能把这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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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理学术语来理解，如果把中国大陆比作一个男性的驱体的话，香港则可以说是他的“金
玉”(“金玉”意即睾丸。译注)。如果把这一部分割掉，即所谓的分离、独立出去的话，那
男性就会失去本来的功能。相反，如果把这一部分吸进体内、即被中国大陆完全同化的话，
由于体温的关系，其功能也会失去。“金玉”就应该是处在即能一边接触外边的空气，又能一
边与体内保持有机的联系的位置才行。
“香港的前途，就在这种摄理中发展着。”我对此似乎有一种确信感。
参观中国经济特区──深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生活共同体”中，能融洽、共存到什么程度？这种意义
深远的尝试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接触点处正在进行。
作为中国现代化前沿基地于1980 年5 月在广东省南大门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
种尝试的地点之一。
当初这块杂草丛生的小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83 年夏
天去采访时，就已经是高楼耸立的城市规模了。还不止这些。这里有从大陆各地派来的各行
各业的专家、技术员和众多的工人，而且九龙—深圳之间完全实现了电气化,以前单程需要一
个小时现缩短为35 分钟，香港人的来往与日俱增。在深圳经济特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大陆中国人与自由开放的香港中国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在这儿，会出现
什么样的现象呢？
重新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在深圳工作跟内地完全不同。是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由三百人以上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江苏省第一基本建筑公司的杨少华副总经理在82
年9 月，对我这么说，而且还列举了“五个不同”。在深圳①高层楼房的建设占绝大部分；②
建设速度很快；③对楼房质量要求高，检查严格；④与内地的由上面指定的方法不同，这儿
采取的是投标方法，竞争很厉害，所以责任也重大；⑤与内地的计划经济为主导不同，这儿
是市场经济为主导。
该公司在大陆是一家一流建筑公司，在深圳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盖二十四层楼高的“湖心
花园大厦”。
该工程设计、工期、材料及费用全部由公司负责，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们争得了承包权，
并提出了在内地要用二十四个月完成的这项工程，能用十四个月完成的目标。最后，主体工
程完成后接受了检查，据说在质量、速度、效率、安全生产及施工管理方面全得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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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正在准备下一个工程的投标，工程师及设计人员都在拼命奋战，“就像大学考试前
那样紧张。不过，听说大家的工资也是内地人的一倍以上，年轻工作者也不例外。工作两三
个月换一批，为的是把新的经验带回内地。”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但是，建了高楼得有商店、企业、工厂利用才行。从全国各地开始来到深圳办各种各样
的办事处，香港、海外华侨及外国企业也表现得积极活跃。日本以银行和大型商行为中心与
一些相关企业和制造商组成的深圳访问团体也多了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种新的动向曾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由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等六家
国营企业共同出资金合办的“三和有限公司”。据新成立的公司董事长陆润玲介绍,“三和”
是①国家资金、②集团及个人的资金、③华侨及外国资金这三种资金协调的意思。由这三种
渠道广泛募股，利用其资金来创建各种企业。
第一期的计划是从83 年9 月至84 年8 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建设冷冻厂、食品厂、饮食
店、超级市场和包装工厂。最近，该公司下决心发行二千五百万元（约三十一亿二千五百万
日元）的股票（一股一千元，共计二万五千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更有意思是农民来函的件数达一百多件。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特区的开发，深圳年收入达
一万元（约一百二十五万日元）的“万元户”农民占全体的百分之二十。另外，香港一家有
实力的企业“和记黄浦集团”曾希望购买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但是，一个集团要大量收购
如此膨大数目的股票，对此公司领导人正在讨论之中。
真有一种资本主义要诞生的趋势，但陆董事长认为公司原本国营企业,再说股票也并不打
算搞成象资本主义那样具有强烈的投机性质，而只是一种“限制转让的股份。”。现在看起来
这种现象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大胆的作法。
分居的家庭获团圆
“深圳尝试”不但影响着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
分居在中国大陆内部和外部的家庭可以在深圳得以同居一起，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只要在
深圳买了住房，就可以把内地的家属迁到一块儿来。这个措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住房
购买价格比香港要便宜得多；②可获得不带期限的永居权；③内地的家属可保证迁到一起。
我在采访特区内的一个高层楼房居民小区时，见到了广东省东莞出身的李翼中老人（当
时七十一岁）一家，他“买了三套公寓”。
李翼中老人年青的时候随祖父去了香港，他努力学习英语，当上了香港政府的一名官员，
负责医疗方面的工作。退休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家团圆”，但那正是文革时期，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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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愿望。当他得知有了新的政策后，就不惜拿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和退休金在深圳
买了公寓。把长期分居的夫人、大女儿和小女儿各一家从东莞县迁到自己一起,实现了自己的
宿愿。在公寓的一间房子里，李老把孙子们集中在一起，用一块小黑板在竭尽全力地给他们
教英语。在一旁陪着的大女儿和小女儿脸上露出的那种幸福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倍受欢迎的深圳渡假村
旅游观光事业也是特区建设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一般的香港居民也可以方便利用
渡假村，倍受人们欢迎。
位于特区西北部的景色秀丽的“西麓湖渡假村”就是其中之一。这儿除了游览设施以外，
还备有供住宿用的野营帐篷、成排的带阳台的房子、别墅等。渡假村一个人住一个晚上二十
港币（当时约折合七百日元），非常便宜，听说很受年轻人欢迎。
负责人高兴地说：“来这儿的人数在最初的1980 年是八千人，81 年是八万人，去年82 年
达到二十一万人。预计今年会达到四十万人，就像滚雪球似地增长。”
在香港被禁止的焰火在这儿是映红了夜空，大部分年轻人都在音乐会和迪斯科舞会玩到
深夜。
从广州来的一名很红的女歌手，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又唱起了曾获
“唱片奖”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这时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地掌声。
这首歌唱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是中国人”。这种场面使人们能够看到那种超
越不同制度的同一民族的共鸣。
消失了的“心理上隔阂”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 年11 月，第一次路过深圳的，那是去参加在北京召开的
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时候。从香港的罗湖出来，过一个短短铁桥踏上中国深圳时
的那种“从这儿开始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的紧张感，还很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但是，中国现在已告别了文革时代，开始走上了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
的道路，那种位于境界线处的“心理上的隔阂”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紧邻深圳车站的东侧，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综合型车站，里面还准备建设一个展览中国
各地土特产及世界各地商品的大型展览馆。负责这项工程的总指挥是香港屈指可数的不动产
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胡应湘总经理。另外，他还计划修建一条连接香港—深圳—广州—
澳门的高速公路，并把此作为人生一大事业正在全力组织。
“香港的安定和繁荣离不开大陆这根纽带，建设连接这两者的深圳，无论如何一定要成
功。深圳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香港的繁荣及将来的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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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工地上，已进入壮年的胡总经理这么强调说。
“深圳的尝试”果真能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大陆的内部和外部，实现同一人类，同一
民族的融洽和共存，并成为活力的源泉吗？其明暗表里我打算今后一直关注下去。
目睹大转换时期香港的智慧
围绕着“香港前途”的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是从82 年初夏至84 年初秋的，我从82 年初
春正好在香港，所以基本上目睹了谈判的全过程。
在香港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见了各种人物和场面。前面谈到的“香港金玉论“就
是笔者面临大转换期在香港所悟出的。就让我一边追忆往事，一边在此把一些难以忘怀的相
遇记述下来。
意欲与中国大陆共存
八十年代初期成为香港岛话题的建筑物是位于繁华街湾仔的“合和中心”。这是比东京池
袋的“阳光六十”摩天大楼还要高的一座六十六层的圆形大楼。从最高层往北看，可以看到
对岸的九龙半岛的新界，还能眺望到远处中国大陆的一角。
这座大楼是当地屈指可数的不动产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壮年总经理胡应湘（83 年时
四十七岁）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在大楼顶层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他。他坐在一张
堆满设计图纸的巨大的桌子那边，这么说：
“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但我的祖籍是广东。与其在香港这块狭小的地方干事业，还
不如为祖国的现代化做点贡献。我坚信那样做更有积极的意义”。
胡总经理曾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专攻土木建筑学，自从1978 年中国告别文革路线以来，
在五年的时间里，他竟八十六次去中国,跑遍了大陆各地。现在同几位朋友合作在广州正在盖
一座十八层楼的饭店“广州大酒家”。另外中国的大门口、深圳经济特区的新火车站也正在施
工。他还准备修建一条连接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
“二十五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路过横滨和东京,那时一路上还处处可见空旷原野。但在那
十年后东京和横滨。香港和广州、广州和澳门之间如果修起大型主干道路，那么沿途一带就
能出现不少大大小小的产业城市。这一连起来，到下一代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城市圈。”
这是一幅理想的“世纪工程”，胡总经理正在这千里迢迢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迈着坚实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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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企业连接起来的大陆与台湾
“好的时候来，不好的时候就溜。人不能这样做。”
台湾屏东县出身的黄仁峰（当时五十岁）用小时候学会的日语这么说。他是位于香港新
界地区工厂街—荃湾一家生产蘑菇罐头食品公司的总经理。蘑菇从大陆进口，空罐头盒则从
台湾进口，在香港加工后，再通过日本的商社出售到欧美国家。在以前中国与台湾的对立很
紧张的时候，黄总经理就想出了把大陆的农业与台湾的技术结合起来的与众不同的做法。
黄总经理曾在基隆的水产专门学校学习食品加工技术，在台湾和东南亚都有他的工厂。
九年前他来到了香港。
在对原料、劳力及出口市场进行了周密调查后，他决定创办蘑菇罐头业。他从与中国大
陆有着业务往来的香港朋友及华侨的金融机关那儿得到帮助，而且从中国大量进口原料也得
到确保。
当初由于资金不足，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1982 年夏天经营开始走上轨道后，在由于
“香港前途”而人心惶惶的时候，黄总经理却特意在1997 年租借期限到期的新界地区，买下
了现在这个工厂。
那时地价曾一度下跌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现在的工厂离号称东洋第一的集装箱码
头非常近。
“香港的将来？没关系。一个劲儿的只担心，什么也不做，那才不行呢。一个人两手空
空来到这个世上，走时也一无所有，不是正好吗？”
到84 年5 月黄总经理已拥有六家公司了。其中的杰作是把亲缘关系繁多的福建省和台湾
连起来的“闽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的设立。闽指的是是福建。其公司是计划从福建省沿岸
进口鳗鱼、虾、虾虎鱼等鱼苗，经香港出口到台湾，待长大后再往日本出口。
“这种生意只有在香港才能做得起来。而且，对台湾，大陆才海外的华侨都好。”
黄总经理是一个有着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智慧和胸怀的人，而且他还是个亲日派。
自称为中间派的大人物
当时在香港的实业界，光大实业公司的王光英会长（84 年当时六十五岁）颇引人注目。
他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的哥哥，他的家庭很早以前就是民族资本家。
光大实业公司于83 年夏天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企业在香港开业。在开业典礼上，当时的
赵紫阳总理、邓颖超女士（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万里副总理等送了花篮，使人们吃惊不
小。
一时议论纷纷称王会长是中国打出来的“红色资本家”，他的大刀阔斧的做法引人注目。
——他从南美的智利购买了一千五百台奔驰的卡车；在香港的商业街及住宅区购入地皮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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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签署跟美国公司合作在中国和香港修建电脑工厂的合同。同时，也开始流传起一些反面
的传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在考虑些什么？我为此采访了他，并坦率地问了一些问题。
——有人说您购买的那些奔驰卡车是旧车，而且在寒冷地带无法行驶。
“说是旧车，但也只开了三百公里。我们是在驾驶训练的范围,而且在零下三十度都能行
驶，用不着担心。后来我们还追加了七百台呢。”
——真是资金雄厚。
“哪里，现在银行资金有余，你要借多少都可以。”
──香港人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呢。
“这种心情我也能理解。过去有过这样的事情。最近我在国内农村看到年轻人在庙里敬
香时，问他们在祈求什么，他们祈求两点。一是邓小平能长寿，另一个就是希望现在的改革、
开放政策能长期继续下去。这样祈求的人还真不少。”
——香港的将来你怎么看？
“像香港这样勤劳而富有智慧的地方很少。中国政府已向国内外表示香港的资本主义要
持续很长时间。这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大陆、台湾、日本及其他国家都是很有好处的。”
——听说您兄弟很多。
“兄弟姐妹一共十一个。我上面全是男的，下面全是女的，我是老六，正好在当中，所
以属于中间派啦，哈哈哈。”
这位“红色资本家”还是一位极其幽默的“大人物”。
狗身与狗尾的关系
在年轻力壮的三十多岁的人群里也有不少前途有为的人。在一家日本企业工作的谭兆璋
（当时三十五岁）就是其中一个。
小谭曾在香港大学专攻生物化学，毕业后在一家美国办的银行里从事经济分析和市场调
查。后来调换搞电脑方面的工作，并担当日本企业的中国问题顾问。为促进香港与中国大陆，
特别是与深圳经济特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作出阻很大贡献。他还热心投入到了普及普通
话运动中。他本人是生在、长在说广东话的香港，但他还是利用自己晚上的业余时间给年青
人教普通话，而且坚持了五年多。
——有不少人用一刀切的方法说，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
“我本人以前也这么认为。但如果考虑香港的前途，那无论如何也得考虑与中国大陆之
间的关系。我教普通话也就是出于这点。”
——但是，不少有钱人和专家确实在考虑移居国外。
“我相反。如果考虑一下孩子的将来就不能移居。在这儿没有钱也比到异国他乡过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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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不熟的那种可怜的生活要强。”
——你本人对香港怎么看？
“香港存在着‘三民主义’，即移民、难民、殖民。另外还可以加上‘乞丐主义’。粮食
和水依赖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依赖英国。遗憾得很，香港本身什么也没有。
但是，香港人有自由的思考能力，临机应变能力，有高技术和高效率。这些都是香港在过去
几次战胜危机和考验的原动力。”
——看起来你现在似乎是全力以赴搞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流。
“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就像一条狗与其尾巴的关系。尾巴是无法左右狗的身体的。但是如
果狗本身有活力的话，尾巴也就能活动自如了；相反如果没有活力的话，尾巴就会萎缩下去。
我们当然希望前一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希望大陆的人们能为自己的安定和繁
荣作出更大的努力。”
寄望于香港前途的人们
除了中国以外，我在香港还接触了不少其他难以忘怀的人物。在此，我想举出四个人，
他们都是在中英谈判前途不明朗，而且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有着动摇的时候，还寄望于“香
港前途”的“少数派”人物。
“半个中国人”的政务长官
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到最后都以统治者自居的人；另一种
是对香港不抱希望而迁居他国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对香港的安定和繁荣抱有希望并打算尽职
的人。
这当中最引起我注意的一位英国人是香港政府的政务长官英卡·琼斯（84 年当时五十七
岁）。他肩负着管辖香港全域十八个地方行政区的要职，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僚。
这个人跟他的上司有三点不同之处。第一是他在香港任职达二十五年之久；第二是，他
在任职期间一直是负责占香港面积百分之九十二的新界地区和离岛的开发工作，这使得他能
跟支撑着香港繁荣的最基层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第三是汉语。他擅长南方代表性方言广
东话，普通话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也说得非常不错。
当地的人都说，“他的话我们听。”五十五岁退休后，由于周围人的强烈要求他又重新出
来担任了现在的职务。重新工作后，他特别对当地土地开发和新城市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二十年前、不，十年前还是一片田野的新界地区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工业地带和大型住宅区。
琼斯是带头人，赢得了市民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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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几次采访琼斯，而且还去他家采访过。
“能干到这一步，都是香港人的热心支持和协作的结果。我在这儿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已经熟悉了这儿人们的心理并完全习惯了这儿。我已经成了‘半个中国人’啦！”
那时候，正开始传说中国方面就香港的将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中国大陆继续
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在恢复主权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但不少香港的资本家和专家对实现这个构想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就这一点，我请问了琼斯
长官，他冷静地回答说。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大家献计献策，值得挑战一下。绝大部分
香港人还是要在这儿生存下去的。”
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他表示，“我相信中英谈判一定会以香港人能接受的形式
达成一致的。”
有一次我问他，“您本人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
“我在这儿买了房子。能工作就工作，退休后打算跟夫人一直住在香港。”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在交通事故中去世，女儿已经结婚了。工作之余他到新界地区的山
里散散步，画画风景画儿什么的，听说他还准备在百年之后，把骨灰也埋在这儿。真是一位
心胸宽阔的人.
“去神”与“来神”
围绕着香港将来的中英谈判曾几度触礁搁浅，而且还出现长时间停止谈判的局面。在这
种情况下，相继出现了不少由于对前途不安而弃此而去的“去神”。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英
国最大商社“加典·玛色逊”。此商社以香港为中心，是一家已经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名门。翻
翻老底，这是从“鸦片战争”（1840 年—1842 年）前后发展起来的、与英国殖民地经济史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大型企业。
“由于要在其他地域发展事业及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本商社从此将长期在英国的法律体
系下继续业务。”
这是此商社的会长赛蒙·克滋维克在1984 年3 月下旬透露的，而且他还决定了把注册上
的中心移到位于西大西洋的英属自治的巴妙达群岛。可以说这个判断显示该商社对中国将在
1997 年恢复香港主权后的不安。
与此相反，有的企业却作出了积极的判断，认为从此以后香港会继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
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国际都市。1983 年11 月开始进驻香港的
世界著名的美国波·外斯法律事务所就是这样的企业之一。
“把现代化放在首位，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时，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开放政策。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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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如何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惯例和国际法律体系采取互相尊重的立场，进而使其成为双边
法律。”
发表这种见解的是一直活跃在美国哈佛大学及司法界，这次作为波尔·外斯香港事务
所的负责人上任的简罗姆·A·柯思教授（当时五十三岁）。他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在国际上
也是知名的。
——为什么您离开讲台来到香港？
“因为这儿有值得干的工作，所以我就把生活的中心移到这儿来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正在从政治的时代向经济的时代转换。合资、投资及技术转换等是现在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通过丰富的实例来了解生意场的实态，然后使之法律化，这工作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在香港可以学到活生生的东西。”
——但这工作实际上很复杂而且难度大吧？
“那当然，理念上和口号上很容易，但具体做起来就得付出时间和努力。华南经济圈、
南海油田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等，实际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前途是乐观的。”
教授接着用汉语巧妙地说了一句“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显示了他不谈空理论，要做实
际工作的热情。
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
正值中英谈判遇香港经济趋于低迷倾向的时候，有些日本企业却把香港作为进入亚洲的
据点，积极采取扩大政策。野村证券集团就是这种日本企业的先锋，此集团买下了位于香港
中心刚落成的四十八层高楼“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第四十六、四十七和四十八层。
1983 年5 月的开业典礼，除了日本企业，还有当地的华侨、外国企业的经营者共计一千
二百人被邀请出席，曾成为当地政治和财阀界的一大话题。积极推进此举的是被称为野村证
券“中兴创始人”的濑川美能留顾问。就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的战略方针，我采访了出席
开业典礼的濑川顾问。
“由于香港的将来还不稳定，所以自去年秋天以来，股票价格、汇兑及不动产都受到影
响。政治上的解决方法只有等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的结果。但是，站在生意人的立场上看香
港前途的话，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第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可
能保持世界第一的高度经济增长。第二，只要现在的政策不变，中国可能会成为‘二十一世
纪的经济大国’。从这两点看，香港是位于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其重要性会越来越大。我们
买下了‘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也就是出于这种判断。一些有眼光的外国企业也在着
手购买不动产，想必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是相同的。1997 年的回归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朝着乐
观的方向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