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时代是以1978 年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此为大转机，中国大陆告别了以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时代，开始了实现“四个
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时代。
但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进，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变
革。由于实行了开放政策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电视或进口商品接触到了外国的东西，开始知道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富裕及“自由”和“民主”与自己一直想像的不一样。另外，随着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经
济增长得到了促进，但黑市买卖、投机倒把，以及利用权力和不义之财来搞不正行为，贪污腐败等也开始
漫延。
“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从内部冲击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①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③坚持党的领导；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
还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危机”。
人们发出呼声要求政治能发挥缩小贫富之差和等级分化、监督依仗权势的贪污和腐败现象的机能。还
有人提出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也很有必要。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及从海外留学回国人
员写出了抨击权力腐败的作品和要求“民主”、“人权”的评论，不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人当中有王若
望（评论家）、方励之（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刘宾雁（作家）、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
辑），和白桦（作家）等人。
实事求是与四项原则
胡耀邦总书记注意倾听了这些意见。他本人也主张，“改革开放”不应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应该反映
到政治思想方面。这与在扭转文革路线时，他所提倡的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立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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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上方宝剑而得以成为其后任者的华国锋极力坚持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是金
科玉律，搞“凡是派”。这就使得由于毛主席的指示而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及许多领导人无法再
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打开这条通路的就是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准则。这也是与在漫
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是一致的。
但对“改革开放”路线持慎重态度的以一些革命元老为主的“原则坚持派”强烈批判胡耀邦的态度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保守派意识的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主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胡总
书记持对峙立场。
占优势的“原则派”
在争论日益激烈之中，86 年夏天开始了将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决议”的起草准备工作。决议的起草以胡总书记为主进行，9 月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进行了讨论。
当初胡耀邦的草案里写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坚决实行政治改革，强
化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据说对此批判很激烈，
还加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与人民的利益和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
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这一段，胡总书记也让步了。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从86 年9 月27 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了，陆定一主张削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
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会上，邓小平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据
说，胡总书记希望这次会议的争论问题还要向下传达，但保守派元老之一王震在中央党校却发表了邓小平
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内容。结果，邓小平被说成是否定政治改革，引起了各地的学生运动。
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赵紫阳总理受党中央的委托在9 月13 日曾向邓小平提交了报告。
赵紫阳主张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国家永久的安定一定要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提
出，由他本人、加上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委员会。邓对
此表示同意，委员会不久就成立了。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党总书记分管的工作，但身为总理的赵紫阳却被委任去负责政治体制改革的
计划工作，这里面是有含义的。在86 年9 月的时候，实权者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不满。邓氏
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一定是考虑到，政治改革是要一定的经济建设作基础的，胡乱地搞什么思想意识形
态的改革，只能引起和扩大混乱。
胡耀邦无奈的让位
86 年12 月4 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本省的选举制度。这
很快就波及到了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并逐渐影响到全国各地。87 年1 月1 日，未经许可在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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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集会。但由于当局重视事态的发展而进行了严厉地制止，示威游行也慢慢停止了。
学生的要求是，改革选举制度、反对新的学制、改善生活待遇等，这都是些很自然的要求，但这同时
也是受到了自春天以来所进行的有关政治改革争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研
修回国后在各地的大学进行了讲演。他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民主不是靠恩赐而是要靠自己
的力量去争取。由于这种局势，自秋天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更加产
生了种种危机意识。
胡总书记希望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慎重对待这种局面。但最高实权者的邓小平对胡氏的态度
极其不满，指出对形成学生示威游行背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用“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抵制。
86 年12 月30 日在与包括胡总书记在内的党的首脑层的讲话中，邓要求开除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党籍，
并强烈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领导者要做到旗帜鲜明。
87 年1 月16 日召开由革命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七名代表参加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上胡耀邦总书记本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并由赵紫阳总理兼任代理总书记。在此会
议前后，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也被开除了党籍。其理由是他们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服听
从组织原则。
背后有来自革命元老的压力
1 月17 日党中央三号文件“薄一波对胡耀邦辞职背景的说明”在党内进行了传达。文件列举了“六条
错误”，其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不遵守纪律随便乱发言”、“鼓吹经济
‘高消费’”、“不该在外宾面前说的话也说”等等。
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围绕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争论，以
及对学生运动的处理方法，但其背景可以说有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胡耀邦对腐败、官僚政客的揭发检举认真对待，并坚决依法惩处。有些革命元老的子弟，即“太
子党”们也成了揭发检举的对象，结果，就招来了共产党的元老们的一致反对。
第二，胡耀邦严格地执行了邓小平所提出的革命元老的引退和年青化，并且还赞成邓小平本人的完全
引退。对这一点，党的元老们对邓小平的过早引退是异口同声地反对的。
第三，与一同站在“改革派”立场上的赵紫阳总理以及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胡耀邦实行以“实
事求是”为准则来深入进行思想领域方面的改革，而赵紫阳却是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以此来带动政治
体制的改革。
以上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为此，胡耀邦去世时，人们对他的廉洁奉公、坚决打击
腐败现象的严格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正是这一点，没有同一直重视与革命元老之间保持一致的邓
小平步调一致，以致于胡耀邦不得不完全交出政权，而且对胡的评价也很苛刻。在这一点上，赵紫阳没有
采取与革命元老们进行正面冲突的态度。这即是“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处世方法，也符合了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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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
友人对胡耀邦的评价
笔者没有会见过胡耀邦，但作家及新闻记者刘宾雁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几次曾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
他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
下面是摘自《刘宾雁自传》中的一段。
“胡耀邦正义感极强，嫉恶如仇。他尊重文化，非常爱好学习和思考，接受外国的新思潮，倾听中国
知识分子的呼声。他对人真挚，不搞阴谋诡计。是一位坚定、最勇敢的改革派。像胡氏这样水平的极少，
他的品质在中国政界也就成了弱点了。”
刘宾雁还写道。
“胡不善于区别不同的人，他重用的人能真正与他肝胆相照，并在中国改革大业中同辱共荣的极少。
他有时下决断太轻率，有时急于求成，另外当机立断不够。”
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胡耀邦思考的基点是在“实事求是”上。在文革后的大转
换时期，正是这种基点为实权者邓小平打开了恢复政治生命的大门。胡氏在“改革与开放”开始后，也大
胆地运用了这个基点。为此，以革命元老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派”批判其是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精
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方也有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
义的道路，其体质中封建官僚主义还根深蒂固地存在。
因此，在拥有五千年历史和膨大的人口与辽阔土地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不是说变就能变，
得花时间和工夫，而且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在这个国家掌舵的人，一定得是一位具有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指
挥的才能和胆识的人才行。
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足以当了一位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代言人，但他没能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共产
党元老保守派当中及军队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结果，在实际的政治改革中所进行的“世代交接班”问
题上，最终遭到了革命元老们的反对。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尽管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都被撤消了，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路线除了形式有些变化，却一直在
照样进行。胡氏退任后任“代理总书记”、后在87 年10 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三届党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的
赵紫阳（前任总理），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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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巧妙战术
赵氏在政治上足智多谋，但在决定重大政策时，他大都要在事前征得实权者邓小平的同意。这是防止
包括革命元老在内的那些保守的“原则派”反对的一种巧妙的战法。
不幸的是，赵紫阳由于“天安门事件”（89 年6 月4 日），也遭到了被撤消总书记职务的命运。但是，
他在短短的就任期间里，提出了把现在的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为把“市场经济”
引进中国建立了理论上的根据。同时，他还推出了“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打开了参入亚洲雁行经济发
展“大圈”的道路。
1987 年的前半年，由于胡耀邦总书记的辞职，以及开除了强烈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改革的王若望、
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党籍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曾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赵紫阳在代理总书
记时，早在1 月29 日的春节讲话中就针对运动的内容提出了：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思想政治
方面进行，不延伸到经济领域；②“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同是重要的“两个基本点”，哪一点
都不能忽视。
对此，邓力群等保守派势力反对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划上范围，并反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的
根源就在经济领域里。”而且，他们还不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好像是鱼
网的网，而“改革开放”则是鱼网的网眼的“纲举目张”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要举起了纲（即基本原则），
目（即政策）就会自然张开。
对此赵紫阳征求了实权者邓小平的意见。邓氏批判了“纲举目张”的理论，并认为1986 年以后的风
波（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和胡耀邦倒台）不应该影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
赵紫阳代理书记领会了邓的意思后，在5 月13 日召开了党中央宣传部门干部会议。他强调了邓小平
指示的精神，对保守派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提出了反驳，阻止继续搞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把在胡耀邦总书记时代时，“实事求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冲突以至于出现恶性
循环的那种状况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得在马上召开的第13 届党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负责党大会“政治
报告”编写工作的一直是像邓力群、胡乔木等一些“原则派”的理论家们。这权力怎样能移到“改革派”
手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给中国现状定位
赵氏在87 年3 月下旬就准备在第十三届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方针去征求过邓小平的“批准”。他大胆
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构想，并向邓请示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准备在5 月初写出大纲，
到7 月为止完稿，然后在北戴河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审议。”四天后，邓发出了同意的“上方宝剑”。
于是，赵紫阳组成了有十九名改革派参加的智囊团，开始了给中国现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的起草工作。他认为如果把这个提出来的话，可以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根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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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中国实际上所处于的历史阶段的认识。第二，纠正文革路线的78 年末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纠正了文革路线从即以后，选择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在赵紫阳的头脑
里有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想从这个阶段跨越过去的人可以被认为
是“左”倾，相反，无视社会主义的人就可以被区别为“右”倾。
中国曾说过“文革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与那时相比的话，赵的理论就成了一种大大后退了的理
论。但在中国存在着不得不正视的现状，这是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灭
亡后资本主义社会随之到来，等到资本主义开花、成熟、腐败以后，再是社会主义的到来。
但现实是，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又建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一个还没有。因
此，赵紫阳强烈地感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努力吸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无法跟上世
界的局势。
第十三届党大会的意义
第十三届党大会于87 年10 月25 日开幕，于11 月1 日闭幕。这次大会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①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党的基本路线，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
②通过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根据。
③为了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彻底进行，决定了以党政分离、权利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④第一代革命元老们退居二线，中央领导班子明显地年轻化。
在这次大会以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的现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这一点全世
界特别关注，“中国真要变了”，大家表示了广泛的好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主要精神是：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步；第二，但中国
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建国（1949 年）开始算起，最少也得持续一百年，到2050
年以后才有可能到达现代化社会主义阶段。
这个论断，与一直坚持的快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
这个新的认识马上就在下面三点上在政策上反映了出来。
第一，在以有国制和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而且，私有制经济的合
法权益也可以得以保护。
第二，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一直被批判为“剥削形式的收入”
而遭到禁止的利息、股票、经营者的风险报酬、个体企业者的经营收入等都得到公认。
第三，受初级阶段这个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逐步进步改革也得以正当化。
88 年曾一时引起热烈讨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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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元老们的退居二线与邓小平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革命元老们全部都从一线上退了下来，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班子
的年青化。但是，如果把在此大会闭幕的下一个月即11 月2 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所产生的新的主
要班子一起来看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年轻化和改革派的进出很突出，但另一方面元老们的威信
和影响力还仍然很大。
党大会的最高领导班子的人事，像邓小平、陈去、李先念、彭真等革命元老们是否会完全退下来，一
直受到人们关注。其结果是，邓小平以下的第一代革命元老们不但从党中央政治局退了出来，而且还不当
中央委员，成了一名普通的党员，使得最高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但是，在第二天即2 日的一中全会上，
修改了党章，并增设了新的机构，邓小平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原则派的”革命元老之一的陈云
则任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陈两个人没有完全退下来，被称为“半退”。对此，11 月5 日报道说，邓小平曾说了“想在头脑
还清楚时退下去”，并透露了邓要在不远的将来从所有的职位上退下去，对没有马上退下去作了解释。
据说，这种安排是根据新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提案，而进行的“秘密决议”，即，邓小平即使不当
中央委员了，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终决定人物，今后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倾听邓小平的意见。
在13 届党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保守派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书记处委员邓力群落选了，被放进
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就由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5 人组成，赵
紫阳和胡启立两名“改革派”也就掌握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由于赵紫阳总理由代理总书记正式
被任命为总书记，11 月4 日李鹏副总理被任命为代理总理，88 年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
任命为总理。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作为改革开放新的尝试，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他在13 届党大会
后，曾3 次对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进行了视察，他看到了在这些地区近郊农村的工厂及乡镇企业实行的承
包制和效率化进行得很顺利，其结果都超出了他预料以外。
88 年1 月下旬，赵紫阳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战备，并指出：“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非
常好。特别是，外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进外资、依靠出口获得外币也进展良好。大量的事实证明，只
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会更加一层楼。
在他的脑子里，早已有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王健副研究员提
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提供了基础。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构想：让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参入到所谓
的雁行型经济发展去去。雁行型经济发展（即重层的追迹关系）是指NIES（即亚洲四条龙的韩国、台湾、
香港、新加坡）在追赶由于扩大了与美国的贸易而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而四条龙的后面又有亚太组织各
国在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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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在2 月6 日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决定开始实行的。具体内容是要在
沿海地区发展面向海外的劳动集约型产业。其主要任务由乡镇企业担任，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要坚持“两头
在外”，大量进口，大量出口。这样使得沿海地区经济转为外向型。所谓的“两头在外”，是指原材料的调
配和产品的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根据这个战略精神，决定了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价格改革失败而导致的考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接下来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大陆沉浸在一片热烈
的改革、开放气氛之中，投资和消费都出现了过热现象。88 年的投资本来预定要减少9.8%，却增加了20.2%，
工资总额增加了23.8%，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27.8%。同时，零售物价的上升率创记录，达到18.5%，货币
流通量也增加了46.7%，使得通货膨胀更加厉害。为此，中国各地出现了流通及出口部门用高价竞相抢购
粮食、棉花、茧丝的“大战”现象。一些不法投机分子、官僚掮客乘机活动，群众对这些腐败现象目不忍
睹。
在这种情况中，88 年5 月实权者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要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总书记的智囊团进言给赵，
应该首先解决通货膨胀后搞价格改革，但赵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把价格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8 月，价格改革刚一发表，各地就出现了包买的混乱现象，经济调整已迫在眉睫。但经济调整的
主导权是由李鹏、姚依林等保守派掌握的，赵紫阳总书记由此也失去了智囊团对自己的信赖。
不适时机的价格改革所带来的失败，使得曾为“改革开放”提出了非凡发展战略的赵紫的前途，面临
着极大的考验。
巨大的冲击——天安门事件
1988 年的经济过热以及在此期间断然实行的价格改革，使得通货膨胀更加恶化。物价的突飞猛长引起
了城市居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给此火上加油的是，还有“官倒”的恣意妄为，干部利用特权的腐败现象
等。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经济改革，他们的收入一时跟不上去而非常苦恼，另外，政治改革也
没有什么具体进展——对“法治”的失望感越来越大。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日益高涨
在这种局势下，出现了以民主化运动来打开这种局面的现象。89 年1 月6 日方励之发表了“给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2 月13 日，北岛、陈军等33 名知识分子发表了
“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以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进行大赦，释放政治犯。3 月8 日许
良英等四十二人，24 日戴晴女士等人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公开信”。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以4 月15 日胡耀邦前总书记逝世为契机，急速地高涨起来。北京各大学召开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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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的追悼会。要求给予回复名誉，后来又出现了批判党和政府的大字报、宣传口号、花圈等，16 日开始
出现了示威游行。18 日，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请愿游行后，要求与李鹏总理对话，并试图冲进新华
门。20 日北京大学成立了“高校联合筹备委员会”，宣布废除以前的学生会。21 日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新的
组织，23 日成立了“高校执委会”。
4 月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学生们聚在天安门广场收听了实况报道。听完后学生代表
提交了请愿书，要求会见李鹏总理，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抗议政府的呼声更高，很多大学的学生开
始罢课。对此现象，实权者邓小平在25 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断定“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运动，而是否定
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第二天即26 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动乱”的社论。
“动乱”还是“对话”？
4 月27 日学生组织交换了战术。打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原来的“打倒独裁政府”也换
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三万人左右的队伍从大学区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走去，继续要求“对话”。
这支请愿游行队伍成功地突破了公安当局设的封锁线。这天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得运动进入
了一个新的局面。
29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会见了由北京16 所大学组成的学生组织“北
京市高校自治会联合会”（即高自联）的代表。但《人民日报》4 月26 日社论所坚持的立场并没有让步。
为此，“高自联”在5 月2 日又以四十多名大学生的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提出了要求对话的请愿书，并要求3 日中午以前给予答复，但3 日上午何东昌副主任及其他两人在记者
招待会上宣布了“拒绝”对话的答复。
在第二天即4 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总会上，赵紫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
对学生行动表示了理解。学生方面对进行对话的期待感由此高涨，而且出现了停止罢课重回课堂的迹象。
学生们选出了对话代表团，在6 日又向人代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党中央提交了请愿书。但由于迟迟不予
以答复，学生们准备进行绝食示威，13 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示威活动。
为了历史性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书记将于15 日访问中国。当局很重视事态的发展，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等人从14 日开始与学生进行了对话并要求停止绝食示威活动，
但没能说服学生方面，绝食者中已开始出现有人昏迷。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访中，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涌向
北京，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广大群众也参加了进来，举行了支持学生们行动的示威游行。17、18 日两天出
现了号称“百万人示威游行”，中国国内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非同小可的程度。
赵紫阳在党的领导班子中孤立
就在天安门广场被学生的大队伍“占领”的同时，16 日上午举行了中苏两党首脑会谈，为长年以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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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对立画上了句号。会见戈尔巴乔夫书记长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日下午，赵紫阳总书记
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他指出，在上午的会谈中，中苏已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说到，“最重要的问题还
是有必要请邓小平同志掌舵。”虽然，这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把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开出来还
是第一次。
赵的这个讲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引起了极富敏感的反应。党、政、军的干部们领会其含义是，身为
总书记的赵紫阳希望对学生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采取柔软路线，但没得到邓小平的许可。当天晚上，召开
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学生运动的对策。
赵紫阳总书记在会上提议对学生实行让步对策。并指出要承认4 月26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立场是
错误的，就那篇社论，尽管自己正去北朝鲜访问了，但允许其见了报，自己也责任。
但是赵的提议遭到了常务委员会多数的反对。就学生运动的对策，党中央领导层内出现了分岐。
在17 日以后游行队伍中，党的直属机关及国务院也有不少干部举着所属单位的旗帜加入了进来。这
天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赵紫阳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还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实权
者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并决定北京一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戒严令。
19 日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总理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宣布实行戒严令，赵紫阳总书记拒绝出席那次大会，没有参加。
学生运动的颓势和急躁
5 月20 日上午10 点开始实行戒严令。示威游行人们为了阻止戒严令执行部队的前进，用二百二十辆
公共汽车组成路障，封锁了主要的道路。绝食已经停止，原来的“高自联”也由“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
代替了（后又称“广场保卫指挥部”）。
23 日成立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后来由“外地高校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
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等组成了“首都各界联席会”。改革派优秀人才占多数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公司、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等单位的领导人也积极
参加了支援活动。
在这种局势下，在实行戒严令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声势确实还很大。23 日还举行了要求李鹏总理下台
的“百万人示威游行”。但是28 日在北京举行的迎合“全世界华人示威游行”的游行只有两万人参加，由
于上面的压力而有一种危机感，运动开始出现了孤立化。学生运动的指挥组织不断更换，没有形成一个持
久的指挥中心，运动的主导权不是北京，而是由地方上京一些人的感情上的急进主义所驱使。
30 日，高达5 米的“民主女神”像竖在了天安门广场，6 月2 日候德建（台湾的一名歌词作者）、刘
晓波（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周舵（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高新（《师大周报》前总编辑）4 人开始
绝食。但是，运动已明显开始出现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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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开枪出现流血的惨景
这期间，曾有人提出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作为撤除戒严令的有力手段，这引起人们的关注。到5
月24 日有三十八名常务委员签了名，后增加到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已超过了包括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在内的一百五十五名成员的三分之一，使得戒严令的实行出现危机。
当时，身为委员长的万里不在北京，他在访问地加拿大讲到对民主化表示理解。但25 日他知道了人
大内部的紧急情况，到了上海后，不知为什么没有飞北京，而是留在了上海。万里是一位改革派的重镇，
又极其亲近邓小平，他的决定很令人关注，但他在27 日还是发表了支持戒严令的书面讲话。这样，要求
召开紧急会议的签名运动也宣告失败。
戒严部队确认，从6 月3 日拂晓起首都发生了重大反革命暴乱，于是在下午两点半向首都周围待命的
各方面部队发出了“紧急出动命令”。各部队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发生冲突最厉害的
西线（即西长安街方向）有人开枪，以至于出现了流血的惨事。
戒严部队从4 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开始到达天安门广场，原计划在凌晨4 点半前控制并清理好广场，结
果用了约三十分钟就完成了任务。最后留在广场上的几千名学生，由候德建、周舵等人与军队方面交涉后，
都安全地离开了广场。
由于戈尔巴乔夫访华结束后还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媒体留在了北京，他们的“采访报道竞争”
使得当时来自北京的报道急速地白热化，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的通信社甚至报道说死者超过五千人，
使世界都为之震撼。尤其是，解放军对一般老百姓开枪的那些逼真的镜头以现场转播的形式送到了世界各
个角落。这种冲击之大，在人们脑海时留下了无法抹掉的印象。
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是在过了很久以后才大白的。李鹏总理对在同年9 月访问中国的访华团团长伊东正
义提到，镇压“暴乱”时的死者人数为三百一十九个。
邓小平对事件的分析和指示
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后，马上开始了对“暴乱策划分子”的追究责任。6 月11 日对方励之夫妻（他们俩
在5 月已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要求了保护）、13 日对二十一名学生领导人、25 日对七名知识界人士在全国
先后发出了通缉令。同时对新闻报道有关部门、社会科学院、一些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处分。其中比
较引人注目的有，《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局局长的更换（6 月）、香港《文汇报》社社长的免职（7
月），北京大学校长及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更换（8 月），等等。
6 月9 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对他们在镇压中所付出的辛苦进行慰劳。
同时，就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教训，以及今后的基本方针，作了以下的指示。
“这次的动乱，迟早是要发生的。这是国际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交织而至。我们有了经
验丰富的革命老干部使得我们能对付乱子。”
“这次事件的发生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战略目标是错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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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坚持，在教育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得极其不够。”
“今后怎么办？我们要连续坚持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个别的地方说法也许不些改变，但
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会变。”
6 月23 日和24 日两天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
瑞环等人。赵紫阳由于“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撤消了总书记以及党内的一切职务（只保留党
籍）。
“就是万一天塌下来，也有胡耀邦和赵紫阳顶着，我们放心。”
这是实权者邓小平在1984 年3 月与日本的中曾根首相（当时）会谈时说的话。但富有讽刺意思的是，
把两位都培养成了总书记的实权者，又自己亲手把他们俩给免职了。
尽管如此，邓还是一位在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久经百战的经验，站在巨大中国
顶点的超人，他如同一只不死鸟，政治上曾三起三落。在这漫长的转换时期中，他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他将会把中国引向何方？人们都刮目以待。
在美国听到的对祖国的思念
1989 年6 月4 日的“天安门事件”给全世界极大的冲击。对笔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本希望
的“斗智而不斗力”彻底地成了泡影，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精神也几乎要崩溃。中国就这样从此
没有“希望之光”了吗？不，一定不会，我心里这么想。
香港极强的恢复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连接中国大陆和外边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据点——香港的反
应。也许是善有善报吧。“天安门事件”的十天后，一位屈指可数的香港要人来到了日本。这就是我从当
特派员时候起就很熟悉的香港政厅的廖本怀地方行政长官。
第二天即6 月15 日，我马上就去拜见了他。他一开口就说道，“尽管最近的局势是这样，但没有迹象
表明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会变坏。”他接着说。
“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令人感至震惊，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即5 日，股票价
格下跌了25%，充分表明了冲击之大。但这几天股票价格指标的恒生指数正在慢慢地回升，另外对香港币
的对换率也没感到任何压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相互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币收入的25%到40%是
由香港提供的，中国对外贸易大约有70%是直接与香港或经由香港 而进行的。同时，香港许多加工业也
靠在中国搞转包加工，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 百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香港企业。”
“香港在过去曾历经过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中英谈判期间对香港前途不安等困难时期。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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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都显示出了极其强的应变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一点望仔细观察，并希望日本美国对香港能有更多的投资
和经济合作。”
“现在，西方先进诸国似乎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就基本人权问题对中国制裁也许有其
道理吧。但这种外来压力有多大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就我来说，是希望中国能冷静地依靠自己的力量，
尽早恢复到原样。”
对我这个曾两次在香港学习并采访过的人来说，廖先生的一席话使人感到不乏其说服力。
二十二年后重访美国
但我并没有计划要去中国大陆。由于“天安门事件”而被当局驱逐出境逃到欧美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
和学生、以及接受这些人的当地的中国侨民，他们是怎么看北京的那场流血事件的？他们对“祖国”的前
途寄与怎样的期望？这些倒是我非常想知道的。
这时候即7 月初从洛杉矶寄来了一封邀请信。这封信是以《中国了望》（“China Watcher”）而著称，
并在美国拥有采访据点的香港半月刊杂志《百姓》的陆铿社长寄来的，（此杂志现已停刊）。邀请信说7 月
22 日将是陆社长的七十大寿之日，届时准备在洛杉矶南部的一所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大寺院“西来寺”里举
行庆贺大会，希望我能去参加。
当时，我在东京总社的国外通讯部是负责中国及亚洲问题的编委成员之一，同时，还担任朝日新闻面
向美国的卫星版的编辑工作。我跟同事们说了陆社长的邀请信之事，他们都劝我说，“一定得去。我们非
常想知道我们卫星版的对象以及读者的反应，逃到美国去的那些中国人的情况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
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一直以中国为主在亚洲各地采访，这次去美国是自1967 年夏天第一次访美以后，
相隔了二十二年的第二次。
著名教授批判武力镇压行为
7 月21 日，陆铿社长亲自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来接我。第二天在西来寺的大会堂里举行了诞辰纪念庆贺
会，来自各地的友人有五百多人参加。令我吃惊的是，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民主同盟副主席和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千家驹教授（当时八十多岁）也在场。另外，由于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而受到停刊处分的北京的一家杂志《新观察》的总编辑弋阳也是来客之一。
千家驹说“我是以学术交流，探亲访友的目的来美的。这两年一直在香港临近地区深圳经济开发区埋
头搞有关改革的研究，没有参加这一连的民主化运动。”但他接着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
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并说“对用武力来镇压学生运动我是反对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顺应社会舆论
尽快停止对运动参加者的逮捕和追究，解除戒严令，安定民心。”
弋阳女士说她是作为中国文化人士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美国访问的，在调整回程机票的时候，下了戒
严令，回程日期只好等机会了。她说：“共产主义必须理解人道主义才行”，对用武力镇压民主化运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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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烈地批判。
台湾高僧提出要气度宽宏
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著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都在西来寺的星云大师的身边聚集一起。这位星云
大师是一位在台湾拥有近百万信徒的高僧。国共内战时期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高
雄郊外创建了临济宗的佛光山寺。此寺被称为世界佛教界十二个圣迹之一。洛杉矶的西来寺，也花了近十
年功夫才告以建成，是西半球屈指可数的大寺院之一。
星去大师本人在那年曾率领了一个“佛教弘法探亲代表团”（一行七十二人）从3 月下旬开始在相隔
了五十年后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在家乡扬州，他的母亲大人还健在。在北京他与全国政治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