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杨尚昆（两人都是当时的职务）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对我要求采访的希望，星云大师欣然答应。对回中国后发生在天安门周围的惨事，他多次说到“还有
许多没法说”，“希望共产党政权能更宽宏的气度。”对来自其它国家的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呼声，他说
道，“应该理解，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装有对中国的期待和爱护的心意的。”
大师强调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应该朝着和解和统一方向努力。”其前提条件“大陆方面应该向国内外
宣布把台湾海峡作为‘和平地区’，”另外，大师还提出了以“同等的立场”进行谈判的见解。他反复多次
说，希望中国最高领导层能允许并尊重“异己的存在”。
用非暴力行为实现民主化
正值我访美期间，从7 月28 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芝加哥的耶利诺依大学召开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美国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每所大学推荐两名代表
参加大会，另外，还有来自加拿大、香港、台湾、日本、法国、西德、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关心民主化
运动的人士参加。
作为特别来宾坐在台上的那些人当中，天安门事件后逃到国外的那几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是：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京各大学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前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前北京市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北京学生对话团负责人沈彤，等。
在一千多人的气氛热烈的会场上，吾尔开希致开幕词。“能参加这样历史性的大会，感到荣幸”，“这
次大会是希望的开端，团结的开端。”被称为是民主化运动理论家的严家其指出，文化大革命与这次民主
化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文革中提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使得权力向毛泽东集中，而这次在民主化
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批判邓小平”现象，则在广大的范围内使得中国人民对民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期以来由统治中国历史的最高领导人来作“一言堂”的时代马上就要结近尾声了。
大会对当局向北京那些要求“爱国与民主”的学生、工人、以及一般群众用武力进行镇压的行为进行
了严厉地批判。在分组会上，就是否要把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的组织以与中共对立的形式取命为一个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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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
但最终决定这个新的组织为“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并在通过的宪章中指出，此组织是以
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协调性的组织”。对此，三分之二的
人投了赞成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半数表示反对，另外半数表示弃权。这样，这个政治色彩淡薄的联合会
组织就成立了。
目标是与国内同胞携手
在这次大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之一，加州大学（巴古列分校）的化学博士黄升育说，“这次大会使
我们学到了民主、秩序和团结，是一个成功的大会。”另外，他还指出，“有些人提出要结成政党与中共抗
衡，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手段，这种主张，目标过高，不切实际”，今后在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上要继续进
行探讨，“使此组织能成为一个与国内同胞保持一定的联系的海外留学生及学者的组织。”
大会期间还展出了以“天安门事件”为题而设计的近二十种图案的抚恤衫，参加者们一下子就抢购一
空。
例似这样的活动在美国拥有最大“唐人街”的纽约市也连续举行。天安门事件后成立的“中国人团结
会”的会长陈宪中（一家印刷公司的社长）说，“那次的惨事对不问左派、右派、中立派，即所有的中国
人社会给予了对团结的希望。在年长的保守派在世期间，要实现民主化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但本着‘求大
同、存小异’的精神，尽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努力。”
在华盛顿，我有机会与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时报周刊的社长）进行了会谈。他说，“北京的
那次惨事给美国整个社会很大的冲击。”另外，他指出，“由美方主动提出，贝卡国务长官在巴黎会见了钱
其琛外交部长。在人权问题的同时，地政学的国际战略也开始隐隐可见了。”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预定今年秋天去中国访问的原美国大总统尼克松和原国务长官基辛格一行将会受到关注，为此北京方面也
许有必要研究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比如“解除戒严令”等等。
寄望于华人社会的智慧
到8 月5 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奔波采访在盛夏的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尽管有各种问题，但它向外国
人提供着“自由”这么一个珍贵的舞台，使我对这个国家宽宏有了新的认识。在这儿，我有机会见到了在
有限的点线上，述说对“祖国”思念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中国人社会的人们。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来自希望在中国大地上能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人们的呼声，尽管他们的党派，
地区，性别，年龄等都不同。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希望这种实现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同时他们还强烈要求
中国领导人能具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宽宏气度。
在这点上，使我收获较大的是跟像黄博士这样的人的谈话，他在文革期间在中国渡过青年时代，改革
开放后又在美国求学搞研究。另外与一起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能和平统一，云游世界的星云大师的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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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我受益非浅。在这里，使我们窥视到了中国人社会的那种柔韧而坚强的智慧的一面。
还有一个收获是没意想到的。在芝加哥郊外，我有幸见到了从二十二岁起一直担任已故毛泽东主席的
主治医生（直到毛去世）的李志绥博士（当时69 岁）。那次采访报道后回到日本，在同年8 月14 日《朝
日新闻》的晨报上登载过。后来连同以后几次采访报道一起，登载在《月刊ASAHI》（12 月号）杂志上。
李博士后来写了《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一举成名，但不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在这儿，我只能
祈祷他安息了。
克服冲击探求共存
“北京表面上已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一边看着那些丧气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边努力地学习。”——1990
年元旦。这是从日本去中国留学、由于天安门事件所受的巨大冲击，而对中国失去了希望的我的一位年轻
的朋友写给我的贺年片上的一句话。贺年片上还写道，“在生活方面有这儿独特的‘规章’和惯例，有许
多是到这儿后才知道的，这使我再次领会到了留学的益处。”
祸中有福
这张贺年片使我产生一种“祸中有福”的感觉。
北京中心地区的戒严令在1 月11 日宣布解除了。这是自那次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七个月
以后的事。以此为契机，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先进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
朝改善的方向发展。
关系改善的征兆在89 年秋天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中以及12 月9 日布什大总统的特使派遣等节目中
可以看出来。中国方面在每次迎接美国的来宾时都是最高实权者邓小平、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总理李鹏等
全部出来欢迎接待。这不但使由于美苏和解、东欧改革而仅剩下来的美中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而且也是
就亚太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对话的难得良机。同时为了表示中国国内局势“安定化”，也就解除了成为改
善关系最大障碍的戒严令。
但尽管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缓和，可民间的关系改善却并非易事。电视里解放军朝一般民众开枪
的镜头给许多日本市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们对中国的一腔热情遭到冷水透浇。他们对与中国采取了
不同行动的东欧以及苏联的民主改革产生了好感，对“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动向，总有一种抹不掉的后
遗症之感。
实际上，日本去中国的游客一时猛跌，一些从事日中关系的旅行社是一愁未展。一些大商社对中国的
将来深感不安，提出要缩小对中贸易范围。学汉语的人数也一落千丈，而学俄语和德语的人却开始增多。
注视台湾和香港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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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一直注视着海外的中国人、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动静。因为我
总觉得，对中国的动向要有独特的方法才行，那就是不能光靠“脑子”去分析，得靠“身体”亲自去体验
感觉才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动向是怎样对付的？我很想亲眼去看看。
90 年3 月中旬我去台湾、香港及中国本土一共转了两个星期。
“现在台湾正掀起第二次大陆热哟。”——到达台北的那天晚上，一位在一家大型旅行社工作的旧交
对这么说。
“去年6 月的天安门事件确实是冲击很大。但去大陆的游客也就低迷了不到一个月，大家都已确实感
到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容易发生了。去年游客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次，是前一年的近五倍。”
正式的数字据说是五十四万人次。大陆旅游路线不仅有公认的途经香港的，令人意外的是更多的人是
先去菲律宾或新加坡等国再进中国。
前一年西方先进诸国的访华游客大幅度减少。其中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日本，只有三十五万八千三百人
次，比前一年减少了四成。与此相比，两年半前还规定“访问禁止”中国的台湾，去中国的游客一举超过
了日本。
第一次的大陆热是在87 年12 月，当时正值解除了不准民间人到中国本土探亲访友的禁令的时期。后
来，一般老百姓的观光旅游业实行了自由化，游客有所增加。那些希望找到生意机会而去大陆的中小企业
的“老板”使得大陆旅游热越发高涨。台湾的中小企业之多，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碰上
社长。”据说，这些人多数以上已经去过中国。
现在台湾的外币保有值在世界上都可称数一数二。但好的景气和金钱过剩现象招致了向土地和股票投
机，成本上涨。另外，再加上台币升值，住民要求保护环境等一系列内外压力，一些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
是不向海外转移。这样，成本只需台湾十分之一的中国大陆就成了寻找新的出路的绝好机会。
财界巨头秘密访华
“给新的大陆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产业界的巨头，台湾塑料集团会长王永庆对中国的访问。七
十五岁的王永庆靠自己艰苦奋斗而举世成名，被称为台湾的松下幸之。”
一位熟知日本情况的报社的朋友这么说。以调查投资环境为目的的王会长的大陆访问在极秘的情况下
进行的。但90 年1 月底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中国时报》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以头条新闻公开了此秘密，给
台湾全岛极大的冲击。
报道说王会长透露了，中国方面的领导人表示①在大陆办工厂所需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将愿意贷款，
在税率方面也将采取优惠政策；②考虑到天安门事件后海外的反响，大陆方面本着反省之诚意，努力改善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意味深长的是，就王会长访中之行，著名月刊杂志《天下》在3 月刊上专门发表了题为《询问千所大
企业》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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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你对王永庆访问大陆怎么看？”一问，21.5%表示“很有价值”，69.2%表示“能够理解”，实际上，
表示肯定的达90.7%，而表示否定的只有5.7%。
对“台湾塑料对大陆投资将对台湾的产业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一问，62.8%回答“海峡两岸结合其
长处将对台湾产业带来新的发展。”但也有27.6%担心“台湾产业会出现空洞化。”对“政府是否应该允许
向大陆直接投资？”一问，70.6%表示“应该允许”，远远超过了表示否定的9.5%。
“民间将牵着政府的鼻子，渡向台湾海峡两岸”——当时台湾媒体这样的报道很醒目突出，他们强烈
要求对大陆政策有新的展开。
迂回战术才是贤明之道
但要改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克服的障碍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一两年来大陆方面一直警戒
的台湾在搞的“弹性外交”。台湾方面本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扩大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务关系，在外交方
面也开始发挥其独特性。同时，还努力争取已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意欲满怀地要收回
失地。曾一时只剩下二十二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一下子又增加到了二十七个。
台湾的这些动向大陆方向认为是台湾想搞独立而展开的，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表示，中国一方
面希望和平统一，但另一方面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
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维护其存在和正统性，“弹性外交”并不是什么搞台湾独
立或“两个中国”的行为，并且反驳说，大陆方面一边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一边企图使台湾在国际上孤
立化。
努力打开这种僵直状态的主要是那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经济界人士。
“老把政治打在前面，就会走进死胡同。扩大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解决海峡两岸纠纷的贤明之
道。”
在台北见到的一家电子公司的社长这么强调说。
要求继续实行“改革”的香港
与隔着海峡的台湾相比，土地连在一起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就更直接得多。许多朋友对前一年6
月4 日的天安门事件都是感到“恐怖性的冲击”。另外对1997 年香港主权要回归中国不少人是在不安中观
望着。
“到六·四前一切本来都很顺利。但那个事件使得人心都散了。”
一位两年半没见到的老知识分子这样述怀道。
其中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天安门事件后对与中共中央公开唱“反调”的左派报纸香港《文汇报》李子
踊社长的处理。党中央撤除了李社长的职务，从北京派了一位新社长来收拾局面。结果，同报社就分成了
“继续留任”和“退出报社”两组。我见到了我一位在这报社工作的老朋友，他是顾虑最近的动向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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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留任”下来的，是一位骨干记者。他说，“我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抱着希望才留下来的。
但那些退出报社的人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有机会，还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
牢牢抓紧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中央的首都北京“改革开放”最前线的大陆南大门香港之间毕竟有不同之
处。在香港即使是左派性的报纸对改革派和民主派的顾虑还是很深的。
另外，香港还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都市，要求安定繁荣的愿望极其强烈，这一点也是不可忽
视的。
“性急地搞什么民主化或要求权利，只会是破坏安定繁荣，鸡飞蛋打，一无所得。香港的生存与中国
大陆、特别是南部的深圳经济特区及广东省的动静是息息相关的。”
亚洲最大的儿童玩具制造业、开达实业公司的丁鹤寿会长这么说。他前不久一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会
长，声望很高。
“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就有一两千多家公司、约二百万人的中国企业和工人在为香港企业组装各种产
品或进行委托加工。这种牢固的依赖关系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没丝毫松开过。这是显示香港与大陆相互
依存的铁的证据。”
丁会长的话铿锵有力。光开达实业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就有两个工厂，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四
个工厂，有一万两千名大陆人在这些工厂干活。
我从香港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了蛇口地区的一个工厂。近两千名年轻的女工有的在组装各种儿童玩
具，有的在专心检查成品。深圳大学有六名学生正好来这儿进行技术实习。
希望周围各国的协作
“这一年来最令人不安的是‘智力外流’的问题。前年约有四万人、去年有四万三千人，今年预测会
达到五万五千人左右。”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苏泽光专务理事很有把握地说。但他接着指出，①香港本来移民海外的就多。到1986
年的10 月间，每年平均有两万人移住到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②一旦移住到海外的香港人每年有一
万人前后又回到香港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最重要的是香港本身要成为有魅力的地方才行。为此，目前正在计划在香港岛西侧的大屿山建设拥
有两条飞机跑道的新国际机动来代替过密的启德国际机场。另外，还要扩充港湾设施，修建道路和桥梁。”
香港政厅的宣传担当官员一边向我展示模型一边这么说。
“这项大型工程总额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工期要十五年前后，1997 年以后还要接下去。”
实现这样的计划，香港人强烈希望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日本、美国等先进各
国能予以投资和协作。
现在一般的说话是在香港在住的日本人有一万三千，日本企业在一千家前后。但一家对实况调查熟知
的人才派遣公司说，日本人有近三万人，日本企业有一千六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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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正赶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持召开的欢迎深圳经济特区代表区的招待会。到会的除
了日本及欧美各国以外，还有来自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的企业
代表及政府有关人员。香港贸易、金融、情报、房地产各界的代表也参加到会。
这一连的动向使我感到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两岸三地”尽管有矛盾和对立，但都呼吁外部世
界的协作，并在探求一条确实的“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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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实权者邓小平最后的挑战
从新闻记者转当学院院长
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角之行，是我作为新闻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1990 年5 月1 日，我转任当了
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是朝日新闻社系统的企业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
当时日本受“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还很深，学汉语的人急速减少。我赴任的学院也不例外，最多的时
候曾达到近三百五十名学生，结果减少到两百四十名，学院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在学生激减的情况下
在我心中有一种默默期待的东西。到学院赴任前在最后那次采访中所感觉到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
之间那种确实的“对共有的探求”就是支撑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想，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让那些优
秀的工作人员和讲师齐心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使学院继续下去吧。从我内心涌起一股执着热情。
就任后我给一些关系亲密的前辈、同事和朋友发出了这样一封“致敬信”。
“敬启
和煦芳芳，谨祝各位日益健康清祥。
小生在任新闻记者后第三十五个春天，于5 月1 日被派赴任朝日新闻关连企业之一的朝日中国文化学
院。
小生历经浦和支局、山形支局、东京总社的社会部，于1962 年夏天移调国外通讯部。从那以后二十
七年来，先后任新加坡、北京、香港各支局局长和亚洲总局局长，一直从事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问题。
结束记者生涯，乃是百感交集。但新的工作与小生一直从事的事业有一种深不可解之缘的感觉。
似乎有不少人对东欧及苏联的民主改革越来越关心，同时又无法抹掉“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动向留下
的后遗症。在此情况下，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命运将面临极其严峻的现实。
但小生坚信，日本和中国的友谊将会克服任何障碍，新颖的气息必会复苏。
本学院就位于那“汽笛一声到新桥”的、有着历史性意义的蒸气机车的新桥站前广场“新桥新大楼”
的八层。
敬候各位随时光临指导，恭听各位高见。
1990 年5 月吉日”
努力备战的巷间“名门学校”
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是朝日新闻社全部投资的关连企业（株）朝日兴发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成立于1981
年4 月。学院只有三间教室（现在有五间）和一间事务兼教员室，小巧整洁，在全国近两百七十所汉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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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育机构中，是前三名内的巷间“名门学校”。
此学院的特点是为满足学生的不同要求，分别开设了不同水平、不同时间的各种班。有每周从星期一
到星期六整天上学的两年本科班；有面向无固定工作、家庭主妇、及退休人员的下午班；有以上班族为对
象的、上班前7 点半到8 点45 的早上班；还有为下班后学习的人开的晚上6 点半到8 点半的夜间班。
除本科班以外，其它班级都是以实用汉语为主，时间为六个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另外在本科班
上面还设有一年制的学业科目，在六个月的实用汉语班里设有丰富多样的应用、研究科目。其它还有难度
较高的生活会话、日译中、时事问题及文学作品的阅读等课，内容多彩多样。还有利用周末而开的周六讲
座。
以上是普通话班，另外还有广东话班、打字机特别讲座、个人授课、翻译业务等等。广东话班还有独
自的函授讲座，很受欢迎。
独特的讲师和学生
讲师由日中双方一些优秀的老师三十七人左右组成，七成以上是中国人。人才济济，他们都是在中国
一些有名的大学或研究机关修定了历史、语言、文学、经济、医学的，日语也都呱呱叫。
学院的学生也很独特。本科班里有高中毕业后，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利用“朝日奖学金制度”一边
送报纸一边艰苦学习的年青人。还有由于无法应付中国人的急病患者，而想掌握汉语的护士。有在夜校高
中教授日本残留孤儿归日子女的老师，有被《三国志》着迷而来学汉语的女性，还有从大学哲学系退学而
进入本学院的年青人。有在大学预备学校教社会课的老师，还有在退休前辞掉工作、在中国大陆骑骆驼横
过沙漠、被中国雄伟辽阔的魅力所感动的人。
来早上班和夜间班学习的是一些活跃在综合商社、公司厂家、金融机关、旅行社、通信运输、新闻报
道等各界第一线的人。来下午班学习的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后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用在中国而开
始学中文的那些人以及家庭主妇，有些人在学院完成学业后而从事翻译工作。学院开始时只有一百二十名
左右的学生，后来学生人数慢慢增加。特别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日中青年进行大规模交流的1985 年
以及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1988 年所开的定期讲座，学生人数达到了三百三十---三百五十名左右。
但中国在88 年采取了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那年秋天的学生人数一下子就下降到了三百人以下。89
年6 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同年秋天开的定期课程的学生减少到了二百四十人。
“光明的未来必定会到来”
景气越来越不行，使得1990 年春季的定期课程达到最糟的程度。多年来一直是春季的定期课程的学
生比前一年秋天的学生要增加10%到15%。但这年4 月中旬开始上课时的学生只有二百二十人。到4 月底
终于勉勉强强增加到与前一年秋天同样的人员数：两百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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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学院赴任的。学院里还有人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秋天的定期课
程的学生很有可能会降到两百人以下。
因为我已被内定为新院长，所以在赴任前的4 月中旬，让我在本科的开学典礼上致开幕词。在讲话中
我谈到了自己刚结束的那次采访的亲身体会。中国在外表上看起来在世界上很孤立，但在社会体制各自不
同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社会里，正在开始了“共存的探索”。而且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
社会也在不断加入进来。这种动向，会使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关系得以好转，我们学院的前
途必定会有光明的到来。我大胆地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开学典礼上，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本科、专科的老师们也都出席了，大家都表情认真地听着我发言。
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也有一种在苦境中逆境而上的决心。大家齐心协力，集智合谋一步一步地把学院
坚持办下去。我为能看到他们这样的决心而感到无比欣慰。
中国重新打开与外界接触活动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难题，得有“天时”才行。为此，就必须确实掌握中国方面是怎样对应外界世界的，
围绕着中国大陆的国际环境将会怎样推移等等。
到90 年7 月上旬，我慢慢地对学院的工作以及其它有影响的学院的动向有了一些了解。那时正好从
中国先后寄来了两封“邀请信”。一封是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寄来的。邀请信说8
月16 日到20 日将在首都北京召开“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邀请我参加。另外一封是广东省孙中山研究
会和日本孙文研究会寄来的。围绕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孙文，1866 年—1925 年）的思想和
业绩研究，在8 月初将在孙文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召开题为“孙中山与亚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邀请我一定参加。
北京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与我的工作有关，我一定要参加。“孙中山与亚洲”的学术讨论与我
的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我很想直接具体了解一下中国努力与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这样，
中山市召开的会议我就利用暑假“自费”去，而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就以“公费”出差形式参加了。
“孙中山与亚洲”的会议有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香港、澳门、韩国及印度等国家的一百七十五名
学者和研究者参加。在整个会议中就孙文研究和中台学术交流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除了亚洲以外，还有不少来自欧美的学者参加。会议期间还
专门安排了李鹏总理招待外国与会者到中南海进行交谈。
在这儿没有篇幅去介绍那两个会议的内容。但让人能感到，天安门事件后在世界上日益陷入“孤立化”
的中国，在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正在努力争取重新打开与外界的接触。
倍受欢迎的漫画书《庄子》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逛了一下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我问一位女售货员，“现在在一般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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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中间最受欢迎的是什么书？”她马上就拿给我一本书看。那是一本根据庄子言行录而编画的漫画书，作
者是一位叫蔡志忠（当时四十三岁）的台湾漫画家。
有道是“缘分不可思议”，这位蔡先生我曾在东京和台北好几次一块喝过酒，而且我还去拜访过他工
作的地方。他头发垂肩，穿着朴素的布衣服，提着帆布提包，瘦瘦的中等个儿,是一位很洒脱的人。
1985 年他画的《庄子》一书在台湾一上市就成了畅销书。不久此书在香港和新加坡也大受欢迎，后又
传到了中国本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漫画的解说栏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人们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而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也不会存在的。尽管如此，人总是依靠‘知性’来
绝对地看待自己的判断。这是有着知性动物人的宿命悲剧的根源所在。要消除这个悲剧的根源，方法只有
一个，那就是要意识到‘知性’的有限而超越‘知性’。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从“绝对”到“相对”，从“专制”到“民主”，在不断变化的，这正是大多数人衷
心欢迎的。而这个时候问世的漫画书“庄子”无疑成了人们的先导和人心所向。
“天时”终于来了
这次的中国之行收获很大。在这儿不但看到了中国、香港、台湾，而且还看到了遍及亚洲全地区之间
的交流。这可真是“天时”，对学院的继续生存无疑是一股复生之春风。
不久，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兆头。中国先后在90 年8 月与印度尼西亚、在
10 月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 韩国开始不断对华接近，而且两国还同意相互设立贸易事务所。
中国与东南亚最大国之一、并与越南有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这时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柬埔寨问题带来了福音。
在这种情况下，天安门事件后一直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西方先进各国也开始采取对中缓和的政策
了。特别是日本，在90 年秋天解冻了对中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二年即91 年1 月大藏省大臣桥本访问了中
国，同年5 月又实现了海部总理大臣的访华。
时局的巨大变动，特别是日中关系的好转，在我们这小小的学院的学生人数上也有所反映。一直担心
90 年秋季的定期课程的学生人数会不到两百人，结果反而还比春季课程的学生多，达到两百五十六人。91
年春季又增加到两百八十人，同年秋季竟超过了三百人。春秋两季学生人数连续增加，打破了历年来的常
规。
这强有力的时局变动打开了光明的未来。使得“天安门事件”留下的深刻的后遗症得已烟消云散。
吹响“改革开放”进军号角
1991 年这一年中国一边严肃地进行天安门事件后的善后处理和艰难的政策调整工作，一边同时又重新
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但在党内围绕着今后领导权，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
5
间一直在理论上存在着分歧。
保守改革两派之间的深刻的政策争议
“保守派”的立场是，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要保持经济增长率在6％左右，在第八个五年计划（91
年～95 年）前期要坚持经济调整的方针。对此，“改革派”则主张，由于市场改革的推进，解决了1989 年
以来的需求不足和市场停滞的现象，所以应该可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在91 年8 月下旬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制止改革的政变。而且还是“短命政权”就告结束，其结
果是苏联共产党宣告解体。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保守派认为这是苏联“和平演变”的结局，从而产生了危机
意识，因此极力提出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是党内的主要任务。
但“改革派”则认为，苏联“保守派”政变的失败是他们背叛了广大群众坚决反对政治牵强的结果，
并指出只有经济发展才是确保中国安定之出路，政治的“左倾”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
在这个争议中最高实权者邓小平站在了后一立场上。邓氏在天安门事件后，批评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
知识分子的行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容忍此行为的赵紫阳总书记（当时）等“改革派”的政治态
度进行责难，采取了强制的镇压手段。
但在91 年，他一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一面明确提出了要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为此，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改
善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亚洲各国与欧美各国不同，不是采取批判政治体制的方法，而是走探求“和
平共处”之路，努力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邓小平已注意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好机会。
尽管如此，从91 年秋天到年末，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政策争议非常
激烈。香港的消息说，“保守派”成员由于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联名给中央常务委员会及邓小平写了
信，要求召开“中央特别工作会议”来讨论党和国家的出路，并概括深圳经济特区为资本主义。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第二年即92 年初出现了结束这场争议的冲击性事件。即实权者邓小平吹响了“坚持改革开放”的进
军号角。
这一年的1 月18 日到2 月21 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各地发表了
“重要谈话”。特别是在八年后重访深圳经济特区时的大胆的发言，通过香港也片断地传到了海外。
“我前一次来广东是1984 年。当时农村改革开始还没几年，经济特区也刚开始。八年过去了，这次
转着看了一下，深圳、珠海地区以及其它地区发展得都这么快，是没有意料到的。这次亲眼看见了，心里
非常踏实。”
“一定要放大步子搞改革开放。象小脚女人那样是不行的。只要认为是正确的，就应该大胆试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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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宝贵经验就是这种放手大干。没有冒险的勇气就不会开拓新的道路。”
“是计划太多了还是市场太多了，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
义，而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讲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就是最终让大家都富起来吗？”
“证券、股票这些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可不可以用，这都应该
大胆试一试。如果觉得可以，试行一两年后，没有问题就可以放开搞。如果觉得不行就改。有什么可怕的？”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要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进
行参考，同时还要吸收和参考包括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大胆的谈话仿佛一挺机关枪嘟嘟嘟连发不断，这与文革中作为批判对象的“白猫黑猫论”（不管白
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很相似。邓小平每到一处都跟当地的领导人会见，做多数派的工作，在珠海
还召开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争取军队的支持，这是采取了从地方向“保守派”据点的中央宣传部门进行
冲击的战术。
经济建设才是“中心”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2 月28 日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要旨”在党内的上级部门进行了传达，同时还
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的通知”（1992 年第二号文件）。3 月10 日中央政
治局全体会议决定，要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的主要精神。
在这前后，通过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邓的谈话要旨也开始流到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谈话还重新强调了要坚持决定改变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党的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指出要坚持这样做的保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路线
“百年坚持不变”，在这点上一定不能动摇。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的是，经济建设才是“中心”，为此，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
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一直极力强调“两个基本点”之一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在邓小平谈话内容
里，其强调重点明确移到了“改革开放”，要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点转移”的情况呢？从香港流传出来的各种信息中可以使以下情况得以清楚。
“二号文件”
据说“邓小平谈话”再新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理由是，天安门
事件以后“保守派”成员提出了“两个中心”的路线，即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另外，随着理论
对立的激化，广泛开展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经济建设”前面的运动。
这再次让人感到，中国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理论对立是多么地激烈尖锐。这使得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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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希望能读一下收录了“邓小平谈话”全文的那个“二号文件”。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国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手里有“二号文件”。那位朋友已在日本工
作了，经常来往于日中之间，是位可信赖的朋友。这电话完全是偶然，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二号文件”是横体字，封面上大字写着“中共中央文件”，其下面小字写着“中发（1992）二号”。
数字是阿拉伯字母。左上角写有“机密”二字，其上面有一处被涂的痕迹，据说那是表示发行部数两万两
千七百份的“号码”的地方。
“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我集中精力一口气看完了“二号文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地方是论述“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现简单引用如下。
“右倾会葬送社会主义，‘左倾’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警惕右倾，但‘左倾’也要防止。
动乱就是右倾的结果。对此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
域，其实这就是‘左倾’”。
邓小平谈话中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区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基准，要看三点，即，对提高生
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因此，应该大胆的吸收包括计划经济、市场
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以及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样就把改革开放从一直强调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对象中划分出去了。应该受到批
判的只剩下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了。
邓小平的想法与大肆喧闹的“保守派”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寓意深长的“南巡讲话”
被称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二号文件”中的内容丰富多彩、寓意深长。
针对“保守派”对经济特区的批判，他不但高度赞扬了八年后重访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现状，而且
挑战性地提出了上海也应该成为经济特区。
他认为“保守派”主张的安定增长是“等于后退”，应该把目光投向亚洲四条龙等亚洲邻国及地区的
高度经济发展上，以此抓住绝好机会，促进高度发展。
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的五年内（1984 年～1988 年）得到了扩大和发
展。正是有了那些成果才使得“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三年中所进行的整顿和政策调整得以顺利
进行。他说，“那五年的高度发展的功劳很大，这是我的评价。”
但他同时提到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提拔起来的胡、赵两人都失败了，“他们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栽
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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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他要求放手大搞经济建设，同时政治上不要放松对“右倾”和“左倾”的警惕，要做到准
确无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