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都没闻到的香味直冲脑门。一旁的骆联络员笑着忠告我：
“那样吃会吃坏肚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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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的“熊猫”使我感动
夜市上还有不少卖日用品的商店。我们沿着这些商店边走边看，经过一家玩具店门口时，我不
由地停下了脚步，我看到了店内摆着布做的熊猫。
不用说，熊猫是全世界只生存在中国大陆四川省深山里的“国宝”。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曾被
送往日本、美国等几个国家，但同胞们住的台湾还没有。玩具店里卖着布做的熊猫，这件事对我震
动很大。
我问店员，“这熊猫是哪儿做的？”他回答说：“是台湾做的。”我拿起来看了看，做得很可爱，
一个一百五十台币（约六百五十日元）。他说：“台湾要是有真的熊猫就好了。”
五十五岁的我，在相隔四十一年后又重访了台湾，我只想到把自己年幼的时光与台湾连在一起
也真有点不好意思。听到店员的话后，我才第一次回到了台湾所处的现实上来。
在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在相互极其“敌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互相
进行交流的自然愿望。
不管是住在哪儿的人，不管相互之间是多么地仇视，总有一天一定会和解的。尽管我不是中国
人，但是从相隔四十一年后对“第二故乡”的重访，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
在台湾还有很多各种场面的采访在等着我。对小时候养育了我的台湾的怀旧之情，就到这儿为
止，让它永存我心底吧。
向不断高涨的“禁忌”挑战
1987 年3 月在台湾引起大变革的浪潮越来越高。最高实权者蒋经国总统的“由上而来的改革”
给一般民众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信，激起了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对自
由和民主化的欲望。同时，还促使了对一些长期以来被禁忌的政策和思维的多样化，在内部进行变
革的同时，在对应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弹力性。
“我给你讲”
我以台北为基地去了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几个主要城市后，23 日我飞往南部的高雄。
这是一座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当时）的、台湾第二大城市。
那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座大公园里将召开“反对国家安全法说明会”，我直奔那儿。这是由还
没得到公认的、台湾第一个有实质性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所主持的集会。在激情洋溢
的广场一角临时搭起了一个高台，上面挂着几个灯泡。
“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
“国家安全法里写着‘山防、海防’的规定。也就是指防止来自山岳地带和海岸线的武力侵略。
这不是什么‘国家安全法’，是‘国民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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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出身的一位民进党领导，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演讲着。台湾话（即闽南话）的口头禅“我
给你讲”不断从他嘴里说出来。少年时代这句话听得耳朵都快起老茧了，是一句“好久没听到的怀
旧的话”。意思是“我从心里想说”。这句话台湾人对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经常说。现在又用到对
执政党的国民党身上了。
满场的一千多听众对“我给你讲”，以及使出全身抖擞在演讲的演讲者表示支持，大家报以热烈
的掌声。这副情景有力地表现了台湾人民对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
说是在戒严令下，但对政府当局的批判和攻击还真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环顾一下,周围
附近哪儿都没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三个条件”与“住民自决”
86 年10 月蒋总统提出了解除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戒严令，并指示允许组成新的政党。
从那以后，台湾政治的中心课题就移到了怎样解除戒严令和“党禁”，怎样制定解除后的政治活
动的规范。在台湾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坚持，在解除戒严令后要制定国家安全法，其草案已提交国
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正在审议之中。
在“党禁”方面，由于修改了“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选举罢免法”，允许组成新政党，所
以现在面临着的是制定政治活动的规范。其核心是蒋总统在86 年10 月7 日提出的“新党组成三条
件”，（即①遵守法律；②支持反共政策；③与台湾独立运动划清界线）要写进法律中去，以此为组
成新党划上框框。
对此，在86 年12 月的选举中，作为实质上的在野党第一次参加的，并开始发展了其势力的民
进党，在台湾各地召开了反对集会。
他们坚持“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同时在其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台湾的将来要实
行“住民自决”。国民党对此表示反对，批判其是“住民自决是搞分离独立的理论”。
就这一点，我寻问了民进党第一代主席江坚鹏。他是这样说的:
“台湾住民长期以来，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清朝政府、日本和国民党限制参加政治活动。我
们的目标是，政治要尊重台湾一千九百万住民（现在已达二千二百万）的意思，这当然包括早期来
到台湾的‘本省人’，也包括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来台湾的‘外省人’，以及原来就居住台湾的山地同
胞。”
要求“回乡探亲”的运动在进行
国民党中央本部自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以来，一直是“外省人”掌握着政治的实权，“本省人”
很难有机会对政治发表意见。但可以说，两者之间的隔阂在缩小。
我从台湾南部采访结束后回到了台北，3 月26 日，我去看了一下在位于市内繁华街头的一所小
学召开的题为“返乡、探亲运动”的演讲会。这个运动是要实现“外省人”能回中国大陆“探亲”，
以及居住在外地的“本省人”能回台访问。这儿的演讲大部分是用的普通话（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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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忍耐四十年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也该到实现的时候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流
只要进行，就会加深海峡两岸的相互理解，也能缓和紧张的局势。”
就着挂在台上的一幅布幕，他们还放映了位于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厦门市和桂林的风景、以及万
里长城的幻灯片。字幕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脚踏故乡的大地，哪怕是一分钟也好。”
这次集会是由“本省人”为基础的民进党主持的。
这在前不久还是不可想象的现象。
台湾真是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
协）的原则尽管没有变，但对人心趋向似乎是宽容了很多。
3 月下旬在台北我看到高雄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上登载了有关“与中国大陆的体育交流”的民
意测验。这个民意测验是国民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的。
“如果在台湾举行国际比赛的话，你同意让大陆参加吗？”其结果是：50%表示赞成、10%表示
反对。学生表示赞成的竟达到81.5%。
在报纸上登载这样报道的本身，就表明了台湾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社会的多样化与高学历化
每到一处我都发现人们脸上的表情及谈吐都洋溢着对明天的希望。
“长时间来，一直规定头发只能留到耳垂。但从今年2 月开始，头发可以留到肩膀了。”
一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非常高兴地说道。在位于台北市南边板桥市的一所名为“林家花园”
学校里，女学生们考完了期末考试，她们长长的秀发正随着春天飘逸。随着戒严令的解除，迪斯科
也被“解禁”了。
台湾中南部嘉义市近郊的一位高中老师这么说道。
“我父亲以前是村长。当时村里的人十个人就有十个人对父亲说的话是洗耳恭听，照着办事。
但现在认真听村长话的十个人中最多也就三、四个人吧。”
台湾人均总产量达三千七百美元（现在是二万二千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在这种惊人的
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教育得到普及，高学历化在进行。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人能进中学的，一个班也就一、两个人吧。我有三个孩子，都
大学毕业了，一个是建筑工程师，一个是中学老师，还有一个在一家与日本合资企业里工作。”
在南部的屏东见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钟荣胜（五十五岁）自豪地这么说道。
世代交接班的要求强烈
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关心。台北等大城市里，书店越来越多，到处都
挤满了年轻人。也许是产业高度化的一种反映，像企业管理、电子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书籍前
面总是站满了人。
在街头，还有很多书摊，像解剖政治动向之类的杂志，转眼就卖光。像这种杂志据说有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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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其中有些由于表现得太急进而遭到禁止发行。但遭到禁止发行后，又改头换目一下重新再发
行。书店的店员苦笑着说：“这是发行和禁止发行在作无谓的重复。”
随着这种变化，世代交接班就成了台湾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台北见到的民进党的理论家谢长廷
常务委员这么说道。
“最高领导班子里的大多数人已是七、八十岁了，在权力框里坐了三十多年。立法院里代表中
国各省的‘终身议员’占大多数，而且老龄化很明显。与此相反，台湾出身的议员很少，这与现实
太不相称了。”
要求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呼声，在国民党内也有。三年前，国民党提拔了三十六岁的马英九为党
中央本部副秘书长。马氏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据说还曾与来自大陆的留学
生直率地进行过意见争论。这是一位既有东洋的举止礼貌、又有欧美的开放率直的俊才。这表明了
与历来国民党领导人完全不同型的年轻人势力在抬头。
在一份有力的月刊杂志《天下》（三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四十页题为“老、中、青的世代交
接班”大特集，指出，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权力再编”是当务之急。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有识
者的意见：“老一代的多数人是生活在对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回忆的世界里，他们是在那种世界里
考虑当今的台湾问题。”“不能再允许拒绝变化的政治态度了，这是时代的要求。”
畅谈台湾未来的研究生
我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与台湾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就台湾的将来进行了畅谈。他们很多人都
说：“五年到十年之间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化。”同时还提到，“像学校的自治、社会的民主化、与中国
大陆的关系、来自美国对台币增值的巨大压力等等，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作为今后问题之一的“台湾的民主化”和“住民自决”表示很关心。
关于“住民自决”民进党已写进其党纲领里。对此，国民党首脑层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严
厉批判其为“引起台湾分离独立的理论”。
研究生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住民自决论不应该那样轻率地提出来。”也有人认为，“住
民自决是民主化的归结，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住民自决并不一定是台湾分离独立的同义词，”
还有人说：“在独立的基础上，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研究生中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都
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还没有亲身在外面的世界里体验过，当然更
不用说中国大陆。
他们说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后，问我持有什么看法。采访记者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当然我不能说
我无法奉告。
探求打破“非友即敌”的框框
“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衷心希望台湾人民能生活得幸福。但不赞成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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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民主化与台湾的分离独立连在一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对此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且绝大多
数大陆人民也会反对的。如果真要搞独立，很有可能会使用武力。这样，就会发生中华民族的大悲
剧，这不但破坏了亚洲也破坏了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台湾最依赖的美国也不希望如此。”
接着，我谈了2 月份刚访问了北京的美国国务长官舒尔兹所重新确认的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
舒尔兹明确强调了“两个基本政策”，即①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和“一
中一台”；②希望海峡两岸的问题能和平解决。最后我说，大多数的日本人也是这么希望的。
议论进行到深夜。但谁也没法把台湾将来的远景给清淅地描绘出来。这时，一直沉默着的一位
研究生开了口。
“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来组成合作一个能应付任何变化的坚强的‘智力集团’”。
听着这些不同的意见，我强烈感觉到，台湾新的一代在变革的潮流中正在认真地探求着打破历
来“非友即敌”观念的道路。
我衷心希望，这一探求能通过聚集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巨大智慧，在不久能得以成功。
戒严的解除和“回乡探亲”的实现
相隔十四年的重访台湾，才有十多天，只能是“走马观花”。但这不仅激动了我对幼年时代的怀
旧之情，同时使我对台湾发生的惊人变化，特别是处于变革期台湾的新动向有了很强烈的印象。站
在权力顶点的蒋经国总统的“来自上面的改革”与“来自下面的要求”微妙地在相呼应。我确实感
到，这种局势给人一种解除长期以来的戒严令和实现同中国大陆探亲的预感。
连接民族之心的熊猫
访问台湾的兴奋还没平静下来，我在1987 年4 月中旬又接着去访问了中国大陆。这次是应九十
高龄的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原全日空航空公司社长，现已故）冈崎嘉平太的邀请，使我有机会
与冈崎先生同乘全日空飞往中国的首次航班飞机。实现全日空连接日中空路是冈崎先生多年的愿望。
这是我以前担任亚洲总局长时，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同行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次。
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典礼。使我能与一些北京的友人重温了一下旧情。
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时，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看到4 月18 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
一则题为“台湾的报界对大陆赠送熊猫表示欢迎”的报道。其内容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相当于日本的国会）上，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出身的代表提议给台湾赠送一对熊猫。这个消息
传到了海外，台湾一家有力报纸《中国时报》驻美国特派员给其总部发出电报。这家报纸说：“北京
动物园向台北动物园赠送的话，双方立场平等，没什么政治问题。台北动物园可以向北京动物园回
送台湾特有的珍贵动物。”
这使我想起了在台北看到的布做的熊猫玩具。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我去了一趟北京动物园。
最受欢迎的果然是“熊猫馆”。生后六个月的小熊猫“良良”正在室外宽大的活动场上。栏杆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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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山人海。还有的父亲让小孩跨坐在肩上看。“良良”的每一个可爱的动作都引起人们的激动，又
是欢声又是掌声。
熊猫真是可以连结海峡两岸人心。我去饲养室见到了值班的刘茂堂先生，他很高兴地说：“最近
东京上野动物园给我们寄来了熊猫‘童童’的生长日记和照片。”当谈到给台北动物园赠送熊猫之事
时，他说：“外国都有了，台湾同胞反而看不到，也太离谱了。希望熊猫能去台湾的日子早点到来。”
对台湾动向的好感和担心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旧交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宴会。他们问及台湾最近的情况，我把自己
所见到和所感受到的照实说了。现在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部首席代表马
毓真也在座。
他们对台湾的变化、特别是对促进大陆交流的动向表示了好感。但对“住民自决”表示了极大
的担心。这种反应是我在预料之中。
“我们赞成台湾的民主化，但反对把台湾的独立连在一起。”这跟我对台湾朋友说的完全一样。
但同时，他们又说：“台湾人在历史上还从来没尝过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当‘主人公’的味道，对此，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考虑。”
这个日本政府也有责任。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后的1894 年4 月日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清朝
政府手中抢夺过来以后，一直沦为自己的统治之下，长达五十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
台湾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手里以后，灾难就从未停止过。
中国本土发生了“国共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台湾又被在内战中战败
后撤过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统治了。而且，在战后冷战体制下，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采取了对华
封锁的政策，一直极力地干涉着中国的内政。其结果是，中国一直处于分割状态，隔着台湾海峡严
峻以待的“国共对立”持续快四十年。在这种局势下，可以说台湾人一直肩负着“心理上的重压”。
“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美国在日本以后实现了对华关系正常化，这使得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也从政
治思想为主的文革时代转移到了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台湾的巨大变
革就是在顺应这种内外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解决台湾问题，很明显“内因”比“外因”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对大陆的朋友来说，我说
的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海峡两岸的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属于中华民族自己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引
用了中国四位大先人的话，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引用了在中学古汉语课中学过的孔子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好自
身、齐理家道、治理国家、安定天下。
接着引用的是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然后，我引用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句话：“鸡蛋在一定的温度下会变成小鸡，但小石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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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给予一定的温度，也决不会变成小鸡。”在这种情况下，温度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鸡
蛋和小石头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最后是引用了庄子的话，“看事物的标准不仅仅只有一个。把人为的标准作为‘唯一’或‘绝对’
的话，那将会背道而驰。”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端正态度，希望大陆方面能着实地推进“改革开放”，台湾方面能实现“解
除戒严令”和“回大陆探亲”。第二是，不断进行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第三，两岸之间的问
题，不是依靠美国、日本等国的“外因”，而是靠中华民族这个“内因”来解决。第四，在此基础上，
希望两岸能相互理解、相互让步、相互忍耐、不断探求共存的道路。两岸长期分离，前途也有不少
困难，但一定会找到实现“和平统一”的方法。
外交部的那些有能力的干部们，笑着听着我讲我的看法，都没说什么。
戒严令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台湾的局势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立法院审议了“国家安全法”（国安法）草案，但民进党
内部却提出，在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进行审议不够，准备在街上进行示威游行，以示反对。
87 年5 月19 日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集会后三千名民进党员
和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其中十二名民进党党员代表想要向蒋总统提交抗议书，遭到了坚守总统府
周围的警察的阻止。6 月12 日在由民进党主持的“反对制定国安法集会”上，与右翼组织“反共爱
国战线”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以此为理由，在立法院6 月23 日的全体会议上，国民党不
顾民进党对审议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国安法”。接着7 月7 日又通过了由行政院提交上来的国安法
实施细则及要求解除戒严令的两个提案。
国安法全文共有十条，废除了对民间人的军事裁判及禁止组成新党等法令。但民进党对国安法
第二条“集会、结社不许违反宪法，不许搞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活动”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民进党
在其基本纲领里提出了“住民自决”，他们担心国安法会极大限制其政治活动。
还有一点是，有关被军事审判了的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在解除戒严令以后的处理的规定。条
文写道：“在审判中已定了刑的人，不能向当事法院进行申述、上诉……”（第9 条第二项）。包括政
治犯在内的大多数的服刑者很有可能由于这一条而失去被救的希望。
1987 年7 月14 日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将“从15 日早晨零时开始解除”。与此同时，新的
国安法和同法实施细则将开始实行。三十八年零两个月一直作为国民党统治台湾根本的戒严令，就
这样落下了它的历史帷幕。
国防部在14 日对在戒严令下受到军事裁审判的政治犯二百三十七人进行了减刑和恢复权利，释
放了二十三人，并恢复了临时释放的一百四十四人的公民权。这些看起来是为了缓和民进党的不满，
但在背后是由于有了蒋总统的（7 月7 日）强硬指示。
“大陆热”呈过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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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令的解除也可以说是成了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俞国华行政院长（相
当于首相）在戒严令解除的第二天即7 月16 日发表了废除禁止台湾居民把香港和澳门作为旅游观光
第一目的地的行政命令（制定于1979 年4 月26 日）；接着大陆生产的中药成品和原料的进口也得到
解禁；9 月又提出了允许进口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和学术书籍，等缓和政策。这一连新措置使得台
湾的出版、电影、书画、茶道等各界掀起一股大陆热。去香港的旅游者急速增多，与大陆的贸易也
进一步得到扩大。另外，由于美国的压力一直陷入汇率人民币高于美元困境的台湾中小企业，开始
在大陆投资建工厂。
台湾当局对这种缓和政策带来的民间人的动向，开始一段时间表示了静观的态度。但由于“大
陆热“越来越高涨，台湾近海不断出现了大陆的中小渔船，海上的直接贸易在急速地增多。9 月15
日台湾一家有名的晚报《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李永得、徐璐经东京进北京，强行实现了对大陆的
第一次采访访问。
对这些动向俞行政院长在9 月25 日立法院的答辩中强调，“大陆是落到了我们敌人手中的‘被
占领地区’。我们现在正处在与中共决一雌雄，反乱镇定的时期。对大陆政策归根到底是‘对敌政策’。”
向不断高涨的“大陆热”浇了一盆凉水。
“回乡探亲”终以实现
蒋总统已在87 年2 月就指示从大陆时代起一直得到重用的李焕教育部长要研究制定新的对大陆
政策。李焕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改革派的重镇，他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了研究，在同年8 月新的
大陆政策的构想基本上定了下来。
他在9 月4 日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决定以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成
果来对大陆实行实际的而且是有效的‘政治反攻’。”并强调说，“所谓的政治反攻并不是要取代大陆
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和经济开放。”
但是，这种论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内部的“大陆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此反对的“台湾独立
派”的抬头，而且还引起了党内保守派及军队和治安机关极大的警戒。
蒋总统在这种局势下在9 月16 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指出：“我们要从人道的立场上考
虑到思乡的心情，研究回大陆探亲之事。”同时他提出了前提条件“反共、收复国土、确保国家安全
的基本国策不变”。并指示新上任的李登辉副总统、俞国华行政院长、倪文亚立法院长、吴伯雄内政
院长，及何宜武国民大会秘书长等五名中央常务委员成为“专案小组”，研究具体政策。
“专案小组”里，李副总统和吴内政部长都是台湾出身。俞行政院长是党内保守派的重镇。加
上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包括国民大会、立法院、检察院等）中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负责人，专案小
组的人员结构，再现了蒋总统的用兵意图，意味深长。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0 月14 日采纳了“专案小组”的研究结果报告，正式决定解禁台湾
居民去中国大陆的“回乡探亲”。对象是除了现役军人和公务员以外的民间人，年龄不受限制，只要
大陆还有三代亲人以内的人在，就可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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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在第二天即15 日的内阁会议上，无改动地通过了上述的决定。吴内政部长在同日下午发
表了有关探亲访友手续的细则。内容有：11 月2 日开始受理申请，探亲一个人一年只能一次，时间
在3 个月以内，等等。这个决定意味着断绝了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第一次以“公
认“的形式得以实现，其历史意义极大。新华社马上发出大陆欢迎此决定的消息。
蒋经国之死与李登辉的上台
台湾的政治改革及大陆政策的新开展，与内外的环境及潮流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
这一点不容忽视。但纵观局势的变化过程，具有绝对权威，并且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高令的蒋总统的
决断和指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台湾在国民党一党的独裁下，实行戒严令达三十八年之久，与大陆
断绝了一切来往。蒋经国在其晚年约两年的时间内，以谁也无法预料的速度，使台湾发生了历史性
的变化。
晚年紧紧注视着历史和现实
但是，即使是蒋总统这样的“强人”，也有难以战胜的不幸在不知不觉地困扰着他。
“下届总统将依照宪法进行选举，不由蒋家后代继承。不实行军事政权来统治国家。”——这是
蒋总统在1985 年12 月25 日举行的宪法纪念典礼上在国民大会代表面前所说的话。第二年即86 年
4 月在国民党中枢部设置了“政治改革十二人小组”，从那以后，在“民主宪政”的口号下，与在野
势力及民间团体进行对话，推进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在这过程中，有来自党外势力的多次反对、抗议集会及上街示威游行，也有来自国民党内部保
守派不断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但蒋总统却强调说明，“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
并指示要以“新观念、新方法”来对待反对势力。就这样，蒋总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局，为完
成历史的责任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但自85 年春天以来蒋总统由于糖尿病的恶化不得不在心脏上装上助跳器，不久下半身又瘫痪
了，87 年10 月的“双十节”，他是坐在轮椅上接见群众的。接着又出现了使他感到雪上加霜的局势。
第一位“本省人”总统得以实现
在这年的12 月25 日召开的纪念宪法实施四十周年的典礼上，正当蒋总统就立法院、国民大会
等“国会”改革问题作演说时，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十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站了起来，高喊“全
面改选国会”。在强调逐渐实行了改革的蒋总统面前，出现这样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闻的。这一
天民进党还在台北市内的铁路沿钱附近举行了有三千多党员参加的集会，而且强行举行了要求“全
面改选国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四万人，使得火车停止运行达两个多小时。
这天发生的事件对坚持政治改革要逐步进行的蒋总统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疾病和
高龄使得他体力衰弱下去，加上要求彻底实行改革的民进党等在野势力的强烈挑战，使得蒋总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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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劳累越发严重。
1988 年1 月13 日蒋经国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由于心脏病发作在台北市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七十七岁。按照宪法的规定，李登辉副总统（当时六十四岁）上升为后任总统。国民党在同月27 日
召开了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李总统为党的代理主席。
最高领导人的交接，使得台湾出现了三个新的局面。第一，按照蒋总统生前所说，“蒋家王朝”
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两代告以结束。第二，国民党政权的头把交椅从“外省人”移到了“本省人”
来坐。第三，长期以来的“强人”政治告以结束，迎来了重新组成最高领导班子的时期。
李登辉是由蒋总统的牵引，由学者转为搞政治的。因此，他虽然得到了蒋总统的重用，但自己
在党、政、军各部门都没有什么基础。而且，比李登辉有着更丰富政治经验的人在各部门里大有人
在。
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院俞国华院长（当时75 岁）是国民党保守派的重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李焕秘书长（当时71 岁）是党内改革派的领袖。军队里有蒋经国极信任的郝柏村总参谋长（当时
69 岁），在掌握特务、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会议里，有蒋纬国秘书长（当时71 岁）。这些人都比李
登辉岁数大，而且都具有实力和经验。另外，“外省人”的实权者中，也可以举出林洋港司法院长（当
时61 岁）的名字。
李登辉总统兼党的代理主席，将怎样指挥蒋经国死后的台湾呢？首先必须建立与这些部门的实
权者合作的一种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已从蒋家父子两代的“强人政治”时期进入了“集
团指导体制”的时期。
幸运的是，在台湾进行这个重大政权交接时，中国大陆表现了极其友好的反应。共产党向国民
党发去了唁电，同时，赵紫阳总书记（当时）还发表了特别讲话，对蒋经国生前的业绩（坚持“一
个中国”，解禁民间人到大陆“回乡探亲”等等）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
不变，并祝愿台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
在这种局势中，李登辉主持了2 月3 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了成为解除戒严令后的
台湾最大政治课题的国会三机构（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立法院、国民大会、监察院）改革的基本方
针。主要内容有：①国会三机构的议员改选将逐渐大幅度地增加；②引进终身议员（主要指国民党
统治中国本土时期选举出来的代表台湾省以外的各省的议员）自愿退职制度。同月22 日在总统府举
行了约120 人国内外记者与总统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李登辉指出，“要实行民主宪政，朝着
以三民主义来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业奋勇前进”，并强调要继承蒋经国前总统所制定的基本路线。
新旧交接与“台湾化”的人事安排
另一方面，在野势力的挑战也来势凶猛。民进党的姚嘉文新主席在4 月17 日召开的临时党大会
上作了讲演。他提出了：①台湾的国权主权要独立，不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如果国民党出卖
台湾人民的利益，或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话，我党将主张台湾独立，等五项。
另外，台湾的第二野党“工党”（劳动党、王义雄为主席）5 月1 日在台北市内也举行了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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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威游行。这天，台湾铁道局的一千三百名火车司机为要求改善待遇一齐罢工，使得铁路运行几
乎全面瘫痪。5 月20 日，为要求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合理使用社会保险等，农民在台北市内举行了
示威游行，并在立法院前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不少人负伤。
88 年7 月7 日国民党在台北市召开了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十三大全会）。这是自蒋主席
去世后第一届党大会，新的领导班子将怎样组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8 日党的主席选举，几乎全场（99.3%）一致推选了李登辉。选出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直延用的
起立方式，但在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大会代表中，有八位年青代表主张用投票方式，所以他们没站起
来。
党中央委员从一百五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名。一直沿用的只能从党主席指名的候选人名单中进
行选举的方式也得以改正。李登辉采用的是一种“半开放式”，即除了主席本人指名的一百八十名候
选人以外，还有由五名以上党大会代表的签名推荐的一百八十名候选人。
其结果令人注目的有，保守派的重镇俞国华行政院长在李主席的提名名单上是第三位，但按实
际得票顺序却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相反，党中央本部秘书长李焕却首位当选，表明了改革派的突出。
新当选的一百八十名中央委员中，有一百零七名是首次当选，平均年龄也由原来的69.8 岁下降到
58.7 岁，出现了年轻十多岁的“新旧交接”现象。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7 月14 日选出的三十一名党中央常务委员中，由原来外省人十七名，
本省人十四名改选成了本省人十六名，外省人十五名，本省人第一次占据多数。另外有十位长老引
退，使得年轻势力也进入党的中枢部门。
对年轻的科技知识出身的官员和外省人进行重用，在7 月20 日的行政院（内阁）的人事改选取
中也得到证明。像五十多岁的陈履安经济部长、钱复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郭婉容（女）财政部长、
及连战外交部长等人的提拔。正副院长及八名部长中，由原来的四个外省人增加到了六个外省人，
而且都是第一次掌管外交、财政等重要部门，“台湾化”倾向已非常显著。
大陆政策的扩大与限制
李登辉总统还是让在党中央委员选举中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的不受欢迎的保守派俞国华行政院长
留任了下来。这样做据说是因为李总统的政治基盘还不牢固，还不得不依靠均衡保守、改革两势力
的人事的缘故。
在十三届全大会上，7 月12 日通过了“国民党现阶段的大陆政策”。在政府一级还是坚持“三
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但在民间一级可以扩大各种交流，像新闻界去大陆采访、参
加国际体育大会等等，表现了柔软的态度。
根据这个精神，行政院在8 月18 日设置了“大陆工作会报”（联络会议的意思，座长是行政院
副院长施启扬），国民党在同月24 日也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座长是前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
另外，大陆方面也在8 月16 日在北京成立了“台湾研究会”（宦乡任会长、赵复三任副会长），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担任了新设置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同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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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成立了由民间人为主体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台湾海峡两岸开始了寻求扩大交流渠道的活动。
9 月11 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联合会议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有三人出席参加了，并且记者
也被允许同行采访。10 月12 日一艘载有六十五名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客船，从基隆经由冲绳进入了
上海港。这是自1949 年以来台湾船只第一次堂堂地进入大陆的港口。另外，大陆居民由于看望病人、
出席葬礼等理由要去台湾、以及邀请大陆学者等问题也开始列入研究日程。
访问大陆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议员及干部中间也引起了波动。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胡秋原（湖北
省出身、七十九岁）在9 月中旬访问北京时与全国政协会议主席李先念（已故）进行了会见，并就
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此事也许是强烈刺激了国民党中央，致使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开
除了胡秋原的国民党党籍。这是表示双方要进行直接的政治接触还是困难重重的一个具体例子。
随着“台湾化”现象不断明显，“独立议论”也越发厉害起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在美国
等海外国家活动的反对国民党势力的一些台湾回归者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公然主张“台湾独立”。
制止搞台独运动
主张台湾“自决和自立”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简称FAPA，彭明敏任会长，1982 年成立于
美国洛杉机）在88 年6 月成立了台湾分会。另外倾向于“台湾独立”的“世界台湾同乡会”（会长
李宪荣）的第十五届总会8 月18 日在民进党的协助下在台北县新店召开了。总部设在纽约的“台湾
独立建国联盟”的庄秋雄中央委员等也出席了。
国民党当局担心会对台湾内部产生影响，所以拒绝给李宪荣会长及部分干部入境签证。对此，
民进党主席姚嘉元在19 日召开的“世界台湾同乡会”的总会上作了演讲。①所谓新的台湾人是指把
自己的命运与台湾连在一起的国内外的台湾人；②我们要努力使这种新的台湾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③为了实现有利于台湾人的政治，我们要求全面改选取立法院等机构。——这是陷入“台湾独立”
的发言。
但是，国民党方面对把台独论付诸“行动”的人进行了严厉地打击。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台湾
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的蔡有全和许曹德两人由于搞“台湾独立”，在87 年8 月30 日被判犯有蓄意叛
乱罪。在88 年1 月16 日的第一审时两人分别被判有十一年和十年有期徒刑，在8 月27 日的第二审
时，分别减到十年和七年。但“判决有罪”充分说明了当局对搞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后，总的来说是“新旧交接”和“当地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同时，与中国
大陆交流的促进派和分离独立派各自的活动也越来越升级。
刚站到台湾最顶点的李登辉总统，面对这种局势煞费苦心，研究对策，不断反复强调要继承先
人所制定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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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国的改革与天安门事件
不善于临机应变的中国大陆
正当台湾处于巨大变革潮流之中的时候，中国大陆围绕着“改革、开放”路线的实行，在主张稳步前
进的“原则坚持派”与要求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思想方面也要进行改革的“改革推进派”之间，正进行
着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被视为会成为实权者邓小平后任者的改革推进派旗手胡耀邦，由于同情“资产阶
级自由化”，在1987 年1 月16 日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改革开放”的波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