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数字就是不说。
接着，我又问道：“我觉得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越南和中国的关系。你们准备怎样对付中国呢？”
“铺上红地毯”
黄书记说道:
“越中关系的历史很长。越南受中国的统治达一千年。后来，越南独立了，但中国每次改朝换代时都要进
攻越南。中国的军队一撤退，越南就组织外交使节团，带着象牙雕塑和珍珠首饰等各种财宝去中国的首都。低
三下四说我们的将军性急，忍不住进行了抵抗什么的，向他们求了和才回来。这种现象的多次反复就是中国和
越南之间的漫长历史。”
黄书记接着说:
“在大国（中国）面前，我们只有准备铺红地毯（尽礼节的意思）。我们是真心希望结束战争的。我们也
希望中国能同越南一样，有所表示。这应该是双方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同时中国也应该停止对红色高棉派的支援。
在柬埔寨，由越南支援的韩桑林政权与抵抗越南入侵的三派联合政府（西哈努克，宋双及红色高棉）一直
在武装抵抗。如果对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红色高棉停止支援的话，那三派联合政府还能不能进行抵抗就成了问
题，对此，不仅是中国，其它的亚太国家也面呈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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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亚太国家内部对越南的态度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极其微妙。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还存
有不信感，所以没有放弃与越南的对话。而柬埔寨的近邻泰国，对越南又不放心。新加坡与泰国的立场很相近。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比较接近，但同时又很是左右为难，因为万一泰国发生了什么危险，对马来西亚
一定会有影响。亚太各国这种各自不一的态度，越南方面当然是很清楚的。
分手的时候，我说：“我衷心希望中越关系能得到改善。”黄书记盯着我的眼睛，说：“要不了多少日子了。”
到中越国境上的老街
两天后，我一早就去了老街，这里在1979 年春天的中越纠纷时，曾遭受过中国军队的攻击。一位二十来
岁的年轻小伙子给我当翻译。小伙子性格开朗，曾在日本呆过三年，说很喜欢日本。河内的公共汽车可真够破
旧的。我心想，这种破车竟然也还开得动。小伙子笑着说了：“越南的公共汽车跟废铁差不多吧？”在自行车洪
流里，有时看到有摩托车开过。小伙子就会告诉我，那是捷克产的，那是东德产的，这是法国产的，那是日本
本田产的。本田的最好。——小伙子一脸的兴奋。
我们继续往北，这时看到路右边出现了连绵不断的矮矮的奇峰。这使我不由想起桂林漓江两岸及云南省石
林一带的山峰，一瞬间，似乎是身处中国的南部。
“中越两国人和自然都这么相似，为什么两个国家非要互相杀伤不可呢？”
听我这么一问，小伙子说，“是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好到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有百分之八十就
不错了。”
这小伙子还真会说话，我不由想起了一句俗语，“八分饱医不要。”
老街一直在修复之中，但战火的痕迹还依存，几乎还是废墟一片。我把这副令人心痛的景象拍照了下来。
看到我这个外来人手拿着相机，孩子们也许感到稀奇，都一个跟一个地围了上来。大家穿得很破旧，见到我对
他们笑，他们都喊着，表示对我欢迎。看到孩子们那天真无邪的表情，更痛感到战争的罪恶。
在南部所见到的微妙变化
回到河内的第二天，我乘飞机来到了胡志明市（旧西贡市）。这个南方大城市，与北边贫穷的首都河内比
起来，看起来要富裕得多。这使我感到，南北差距非常大。
在一家大型的“剧院宾馆”吃中饭时，正碰到在举办结婚宴会。我们在二楼吃的午饭，一楼都被宴会订满
了，宴会的菜也尽是些高级菜，像鱼翅啦、螃蟹啦、鲍鱼啦。我问：“这到底是什么人的结婚宴会？”他们说，
新郎是位华侨，新娘是位越南姑娘。
我向一位一起吃午饭的胡志明市的干部，寻问了南部的华侨政策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些有资金的华
侨开始跟越南政府合资办一些事。”我提出“想去看一下小龙的华侨街。”他马上就答应了。我去参观了塑料袋
制造工厂以及凉鞋拖鞋制造工厂等。一位华侨经营者告诉我，“与以前不同，现在越南正力图利用华侨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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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金以及流通的才能，把经济搞活。对外关系也在不断打开，与我们贸易进行得最大的是新加坡，其次
是香港，再就是日本。”
我还去看了一下外汇商店，里面摆的酒和烟之类的都是欧美货。但电视机，收录机，摩托车等，几乎都是
日本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开水瓶销路很好。经济活动已跨越了政治的隔阂，正在慢慢地开始浸透。
越南人，特别是南部的越南人，似乎非常希望能拥有日本产品。我也听到不少这样的反应。什么备用部件
没有啦；没有制造东西的原材料啦；海产品有的是，但不知道怎样去分类、定规格啦；等等。希望能教一些技
术，再简单都可以。最近，在胡志明市召开了日本工业展览会，连着几天都是来客爆满。
寻求改变对方的道路
越南之行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但是，我还是深深感到了“百闻不如一见”。
“在大国面前，我们是有铺红地毯的准备的。”越南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黄东说的这番
话，至今还在耳旁响着。越南南北巨大的差距；跨越政治隔阂来到越南南部的那些华侨和华人的那种坚强的商
魂，以及对此能接受的越南人的胆量，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还有，所到之处听到的越南人对
日本的那种热烈的情感，也使我难以忘怀。
越南要从经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从柬埔寨撤军，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只有等待越南领导人
作出贤明的判断了。同时，怎样才能使得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觉得，外界也应该认真地进行考虑。
我还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抓住越南刚开始发生的微妙变化，与在越南柬埔寨纠纷中有着深刻利害关系的亚
太诸国一起，共同献计献策。“适时的援助和支援，既对对方有利，同时还可以改变对方。”我带着这种想法，
结束了越南之行。
由对立走向缓和的亚洲
从越南返回新加坡后，不久我就着手归任的工作了。那是1986 年2 月下旬。从担任着香港支局长连续又
担任亚洲总局长，四年多我一直在现场采访有关亚洲的局势。但一旦要离任，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有
一种自责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对亚洲的动向和变化还是已有了自己的理解了。
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走向近代化的巨大转换，是促使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从“对
立”走向“缓和”的重大因素。其背景当然还有隔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美中关系有了好
转，而且最终两国还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点。另外，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书记执政以来，尽管很微小，但中苏关
系从严峻的对立开始呈现出了和解的兆头，这一点可以说也起了微妙的影响作用。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回日本前，我有机会被邀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亚洲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一次题为“开放体制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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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的讲演。除了本地以外，还有很多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来自香港和
台湾的华人企业家和研究者都参加了讨论会，大家聚集一堂，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当时世界的人口是四十八亿（现在是五十六亿）。包括印亚大陆，世界人口半数以上居住在亚洲。意味深
长的是，亚洲说汉语（包括汉语各方言）的华人社会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还遍及到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全地区。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亚洲，特
别是面临太平洋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肩负着各种命运的“华人”与“非华人”社会分开来考虑。
开始变化的印度尼西亚
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已经七年多
过去了。在中国内部，围绕着经济改革的去向可以允许有不同意见，但基本路线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我任职
期间，不少亚洲国家认真地探讨与中国大陆进行实际性交往的方法，并且开始付诸行动，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关于这一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南亚最大国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曾在1965
年发生了“九·三○事件”。这是印尼共产党的军事政变失败事件，但印度尼西亚方面却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
在此事件中插了手。自67 年10 月以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但是将近十八年后的85 年7 月，两国在新加坡签署了以政经分离为前提的“直接贸易协定”。
我曾在签字仪式上进行了现场采访。那次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主动积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他们的态度与对中国持有强烈不信感的军部和政府方面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代表团的人员，中国方面只有四人，但印度尼西亚方面是八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方面在签字仪式开始三
十多分钟以前就到了那儿，迫不及待地等着中国方面代表团的到来。签字仪式开始前的讲话中，印度尼西亚方
面的首席代表热情地说道：“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的。贸易往来自古就有。我们希望能尽力使这
种往来再重新开始并扩大起来。”
两国要重建外交关系，也许还得一段时间，但在经济方面，印度尼西亚面临着舍卒保马的局面。当时，包
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暴落。加上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出现，日美之间产生了贸易磨擦。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与实行了开放体制的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往来。以前通过香港或新加坡所做的间接贸易，既
费事又得要保证金。现在他们希望能直接进行贸易，并扩大贸易量。
李总统对中国的周密访问
印度尼西亚开始有了行动后，近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就开始有了反应。
同年9 月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统，接着在11 月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先后访问了中国。
李总统的访问可以说是很周密的。我那次与李总统乘坐同一飞机，但我先去了北京，李总统一行先是到上
海下了飞机，经过济南去参观了位于山东省曲阜的孔子庙。再去古都西安，观看了出土的秦始皇时代的“兵马
俑”， 然后再到北京的。李总统的祖先是福建省的客家出身，他既是一位政治家，但同时对儒教思想有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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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
中国方面也表现得很不一般。赵紫阳总理在天安门广场欢迎了李总统一行，当时还没有恢复外交关系，就
鸣放了礼炮。接着李先念国家主席，实力者邓小平先后又接见了李总统。李总统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离京后，李总统先去访问了已经成为经济开发区的大连。回国途中又先后视察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经
济特区和与香港邻近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新加坡经济不景气，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负增长的局面。这次视
察一定是一次捕捉商机的绝好机会。
马来西亚也开始对华改善
接着，在11 月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访问了中国。由于锡、橡胶、棕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落，马来
西亚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首相的这次访问当然是想尽可能打开这种困境，同时要实行对华改善，还有不少
的难题。
第一，对中贸易一直主要是由马来西亚的华人在进行，这种形成希望能改成由政府来作主导。也就是说，
不但是华人，马来人也想积极参入对华贸易。第二是像印度尼西亚一样，存在着马来亚共产党的问题。尽管马
来人的贫穷层也参加了此党，但其实权却是掌握在华人手中。还有一点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
马来人以外，华人占的比率最高。1969 年5 月13 日，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种骚动”事件，
这在明里和暗时都还留有影响。
马哈蒂尔首相就是带着这些难题访问中国的。中国方面给予首相一行热烈的欢迎，实力者邓小平还会见了
他。邓小平说：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同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互相合作，
共获利益。我们应该为此努力。”
据说是马哈蒂尔首相听了这话后，最终还是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提出来。当地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会谈
后首相对随行记者团说：“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属于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应该怎样合作来发展，这是两国的主要问
题。从这点来说，共产党问题就不算什么了。”
在这种动向的背后，出现了一种意味常深长的现象。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中开始有人拉起
了自己居住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华侨·华人社会的动向
前面所讲到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的“直接贸易协定”，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海运业华人作出了很大的
努力。签字仪式设在新加坡举行，可以说是李光耀首相的深谋远虑。李首相很重视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最近
又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个以华人为主体，但又是包括马来系、印度系、欧亚系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具有
圆滑“华人”与“非华人”之间交流的作用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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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战略国际研究所的由斯夫·瓦南迪所长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被称为是制定印尼外
交战略的“心腹”。他皮肤略呈浅黑色，从外表上看是一位纯粹的印尼人。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冒失地问了他这
样一个问题。
“你的祖先里有没有中国系的人？”瓦南迪回答说：“我就是华裔。”他接着说：“我上面好几代都一直住
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地道的印尼人。所以，首先是考虑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当然，我也希望能改善与祖先的
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
像他这样的人马来西亚及泰国都有。他们首先考虑居住国的利益，以此来拟定敏感的外交战略。当然还有
其它的情况。一些华侨、华人系财阀尽管是已扎根在东南亚国家了，但他们却开始为居住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
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一种时代的动向，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对应措施。
亚洲多角关系也出现好转
存在于全亚洲的多角关系也不断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最大的难题不外乎是柬埔寨纠纷。与此有着深刻利害关系的
周边邻国，以印度尼西亚为窗口，通过亚太组织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法。但中越之间的对立与这个问题搅和在一
起，所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有了好转兆头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同时，越南也开始表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而且还开始与隔着柬埔寨，与其对立的泰国调整关系。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进展。两国的人口是世界的一位和二位，为解决边境纠纷两国一直在进行会谈。
两国同意在85 年11 月相互之间的贸易量增加一倍。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印亚大陆在同年12 月8 日正式成立
了由七国组成的“南亚地区协力联合”，这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当时）的联合组织。
另外，朝鲜半岛的“南北对话”也在逐渐地落实，与此同时，韩国还在力图接近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北朝鲜）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举个浅近的例子。我驻在新加坡期间，韩国大使就曾向我试探过向中国的
通商代表部代表要求改善关系。那时是政治交流的至难时期，我还记得当时中国方面的代表，一脸为难的表情，
说：“我的权限只限于经济和文化活动。”
在归任途中，我顺便去了处于总选举动荡期间的菲律宾和韩国的首都汉城。
韩国出现的新的探索
我在菲律宾逗留期间，正值马克斯时代结束，其政敌阿基诺夫人就任新总统。在外交关系方面没有多大变
化，但阿基诺总统的祖先是福建省出身，在对华关系上她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刚就任不久她就对国内的华
侨及华人说：“今后，我们要积极地搞国内的经济建设。希望大家都给予援助和合作。”
访问韩国的时候，我去登了能眺望汉城的“南山”。汉城已变成了一个大都市。我感到应该抛弃的包袱太
多了。而且,“南”部要去攻击“北”部，我觉得首先是不可能的。在逗留期间，曾在新加坡拜见过的韩国屈指
可数的知识人、当时《东亚日报》的主编权五琦先生热情接待了我。权主编说：“南北关系非常地难办。刚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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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缓和，又紧张起来了。但尽管有大大小小的波折，南北双方进行对话这根线总不会断吧。”另外，要保持
与“北”面关系的安定，就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他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纵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亚洲的动向，我觉得现在的局势犹如无数根粗细线搅和在
一起，纵横交错，复杂多变。当然，用一般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从全局来看，我深深感到，这是由紧张
不断地在走向缓和。另外，与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起来，亚洲地区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最富有发展的潜在性。日
本作为亚洲一员，必须与其他的亚洲国家合作，共献计策，寻找共存的道路。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阔别
了约一千五百天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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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重访处于转换期的台湾
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台湾
1986 年3 月初，我回到东京，担任中国·亚洲地区的编委。那时，开始考虑得较多的是台湾内
部的动向，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将怎样发展下去的问题。
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本土的“国共内战”中被打败，于1949 年把其本部移到
了台湾。国民党自那以后也一直主张自己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代表中国的。在台湾地区
还发布了戒严令（49 年5 月19 日发布，翌日20 日起执行），把台湾作为“光复大陆”的基地，实
行一党独裁的军事管制，一直与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峙和抗争。
但是，在台湾周围，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已逐渐从紧张趋向缓和。
1978 年12 月，中国改变了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走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近代化
路线，第二年即79 年1 月又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台湾，也开始表现出了和平 “统一祖国”
的姿态。82 年就香港前途开始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84 年9 月，签署了对香港全岛实行主权恢复的
中英合意书。另外，在改善以亚太组织为中心的广大的亚洲各国的关系方面，也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这种局势以不同形势涉及到台湾周围的国家。在与台湾同样搞“独裁体制”的菲律宾及韩国，
已开始出现学生及群众要求民主化的现象。菲律宾在86 年2 月，结束了马克思的长期政权，得到民
主派支持的阿基诺夫人就任新总统。韩国在要求民主化的同时，人们还在极力要求朝鲜半岛之间的
“南北对话”，85 年5 月南北的红十字会进行了会谈，同年9 月，实现了南北间的故乡互访和亲人
再会。
这种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波及着台湾。在“台湾内部的政治民主化”
和“对中国大陆政策”方面，不得不采取新的对应措施。
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的冲击
在这种情势下，当时在台湾具有绝对权威的国民党主席兼总统蒋经国一马当先在86 年春天开始
了真格的“掌舵”工作。3 月29 日，在隔了两年半后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主席提出了为打开僵化无策的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总会结束
后，4 月9 日在国民党中枢部又设置了一个“政治革新十二人小组”。他还指示，要讨论研究一直被
禁忌的有关解除戒严令的措置，以及涉及到取消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正当这即困难又复杂的工作有了点头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迫使要改变对中国大陆基本政策的
冲击性的难题。那就是86 年5 月3 日台湾中华航空的货机到中国政治避难的事件。问题是，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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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机组人员之间出现了“内部分裂”现象。王锡爵机长明确表示要到中国政治避难，但同机的
董光兴副机长和邱明志机械师却希望返回台湾。还有，怎样处理那架货机也成了问题。
大陆方面希望这次事件能作为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来处理，并能与台湾当局“直接交涉”。但对此
国民党政权当初却坚持要通过第三者来“间接交涉”，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一直采取的是“三不政
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
两岸第一次实现直接交涉
在国内外的注视之下，台湾当局最终表示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来处理的态度。5 月17 日在
香港实现了自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者之间第一次历史性的“直接交涉”。
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后，国民党内部有人感到惊恐万分，犹如“晴天霹雳”。说是“人道上的问题”，
但台湾打破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三不政策”的禁忌，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交涉，这可是个重大的
新情况。内外一致认为，其背后有蒋经国主席本人的“政治决断”。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直接
交涉”开始前的5 月14 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曾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工
作在愈日加强，我们有必要对此采取临机应变的措置。”
在香港进行的海峡两岸第一次“直接交涉”分别由中国方面的中国民航和台湾方面的中华航空
的负责人担当的。交涉一直进行着实务性的协议，两天后的5 月19 日，双方达成协议，同意除了希
望在大陆政治避难的王机长以外，其他的机组人员及飞机将经由香港返回台湾。董副机长和邱机械
师于同月23 日返回台湾，第二天飞机也返回了台湾，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直接交涉”的经过，香港、北京及台北都加上解说作了详细的报道。香港的新闻媒体是左派
右派都有，“百家争鸣”，但大部分对这次中华航空事件的解决也是表示欢迎的。5 月21 日的香港《快
报》（一家中立右派的报纸）这样评论道：“负责交涉的中国民航和中华航空双方，站在对等的立场
上，表示了相互的理解和让步，使得难局得以打开。”
这次政治避难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方法也给日本的华侨社会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事件解决后，我
马上从东京到横浜、大阪、神户等地，听取了他们的反应和意见。
在日华侨善意的反应
“听到‘直接交涉’的新闻时，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后来想起了‘血浓于水’这句话。”
这是横浜中华街台湾出身的料理店店长的反应。
“交涉的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台湾和大陆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还很大
很大，但即使是花再长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大阪见到的台湾出身的客家人（分布于中国各省及世界各地的汉民族的一系）谢坤兰这么说。
她是在日客家组织“崇正会”的副会长，同时担任着尼崎市内商店街的理事长，还是一位经营医院
和老人院的企业家。
由大陆和台湾双方参加的神户中华总商会的会长陈德仁（广东省出身）说：“中英谈判决定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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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谈判也将从6 月下旬开始在中葡之间进行。这是历史的潮流。我们希望中
台直接交涉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陈会长还担任着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和孙中山纪念馆的副馆长
的职务，他补充说：“孙文先生在地下对这次的直接交涉也一定感到高兴的。”
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出身的林同春中央实业社长，是一位在当地有实力的人物，他一直说：“真是
太好了。”
“我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最近双方要我转的信越来越多。台湾方面拒绝‘直接通邮
信’，这点首先希望能尽可能改一改。”
“去年神户的福建同乡会组成了四百二十七人的代表团去了大陆，在福州召开了总会，受到了
热烈的欢迎。那时，我们直率地指出，与台湾比起来，大陆经济建设落后了很多，很多寺院任其自
然，没有加以修复等等，大陆的人都洗耳恭听。这种变化，令人期待。”
爆发出民主化的要求
但是，再进里一步，就可以看到华侨社会也是复杂多样的。有人说，这次的政治避难是一场“精
心设计的政治闹剧”。
在东京新宿见到的一位台湾出身的知识分子就这么说：
“政治避难的王锡爵机长肯定是潜入台湾的中共间谍。国民党知道这个也就同意直接交涉了。
我们要求从大陆来的那少数几个国民党头头们能解除长年戒严令，我们的目标是台湾的建设由台湾
人自己来搞。”他代表了“独立派”的主张。
与此相对，也有人一边在要求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同时还一边提出应该加深与大陆的交
流。我在大阪的西成区就见到了这样的几位。
“台湾有‘三禁’，即‘宵禁’（禁止夜间外出）、‘党禁’（禁止组成新党）、‘报禁’（禁止创刊
新的报纸）。这些都应该解禁，确立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台湾经济发达了，教育水平也提高了，
但在政治方面比菲律宾和韩国都落后。”
他们对台湾岛内及国外的信息都了如指掌，给我看了不少种资料。有美国、香港出版的华语报
及英语报，还有台湾内部的“党外人士”（非国民党系的活动家）发行的杂志等。
我看了一下，有报道以美国上院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下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太平洋问题小委
员会委员长索拉滋等为后盾，提出要解除台湾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进行总统直接选举，并号召结
成“台湾民主党”的消息。还有的报纸介绍了到中国大陆政治避难的台湾原立法委员黄顺兴的最近
情况。
促使两岸交流的民众
他们手里资料和信息确实是种类繁多。这些资料和信息让我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日本无
法看到的、台湾内部及海峡两岸不断出现的新动向。
其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的是民国75 年（1986 年）4 月28 日发行的周刊杂志《民主时代》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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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是这样一副表现鲜明的漫画，在台湾当局者拒绝中国大陆呼吁的手势下面，海峡两岸的民众正
满脸笑容地进行着来往，往大陆带电视、收录机等。
“这在一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要在那时，不但杂志马上会被没收，发行人也会立即遭逮捕，
被判无期徒刑。这样的漫画能堂堂地发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顺便说一下，这期周刊杂志的头条报道是全文转载了香港的一份中立杂志《百姓》里的一篇文
章“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的现场报道”。
在中台直接交涉的激动和兴奋告一段落后的5 月末，传出了由于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
航空当局的最高负责人辞职的消息。接着的新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台湾对大陆的‘三
不政策’将既于以往，今后也不改变。”
肩负 “两个命题”
我返回东京后，见了亚东关系协会（现在的台北驻日本贸易文化代表处）的顾问兼新闻组组长
（当时）钟振宏。
“有道是人命重于地球。出于人道的立场，我们才不得已接受了‘直接交涉’，但政府的‘三不
政策’将不会改变。当然，至于台湾独立什么的，那权当别论。我们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才使得台湾的经济繁荣发达起来的。我们希望国内外的人能认真地认识到这个事实。”
结束采访后，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刚摆出来的新书，书名是《想更多了解台湾》（戴国辉编，弘
文堂出版）。这本书由台湾、香港、日本等十九位学者和专家共同执笔，涉及到台湾的语言、历史、
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是一本力作。
在“政治”那专栏中，对强人蒋经国总统的政绩给予了评价，同时还写到，台湾内外与国民党
统治进行对抗的势力增大了，国民党如果只靠“吸收进来”和“排除出去”等那一套老办法是无法
应付的。专栏中还指出，像戒严令等这样的国民党政治的基本结构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在
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发生“流血”的悲剧。
台湾内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今后将会怎样发展下去？采访结束
后，我强烈地感到，在中台直接交涉的背后，台湾一直肩负着这两个大的命题，并将出现迎接巨大
转换期到来的局面。我从心底里涌现出要亲眼目睹这种局面的欲望。
蒋经国总统改革的决断
1986 年春天以后，台湾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即使是从旁观者来看都能看到发
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里“来自下面的要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来自上面的改革”的影响也很
大。特别是掌握着改革方向的实权者蒋经国的“政治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当局
要把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遗产”通过最高领导的“强人”之手，来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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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复数政党选举得以实现
86 年9 月28 日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作为第一个在野党宣
告成立。与此相呼应，在美国政治避难的许信良原桃园县县长（前民进党主席）等人也准备在10 月
4 日在洛杉机成立“民主进步党海外组织”。
对此，治安当局强调要采取“严管的方针”，但掌握着党、政、军大权的蒋经国总统以其最大的
权威却表现了“柔软对应”的态度。10 月7 日蒋总统在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主古拉汉姆
时提到，任何的新党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①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②支持反共的国策；③与台湾
独立运动划清界限。这表明了解除“党禁”的方针。同时，蒋总统还说：“不久的将来将要解除戒严
令，与此同时要制定国家安全法。”
在第二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蒋总统进一步指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
潮流的变化”的重要性，并号召全体党员“以宽容的心情来维护安定和团结。”这些发言，可以证明，
解除戒严令并容忍新党组成是蒋总统的强烈意图。
也许是不能错过这个良机吧。民进党于11 月10 日在治安当局戒备森严中在台北市内的一家酒
店里强行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二天的11 日又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江坚鹏为第一
代党的主席。尽管还没得到公认，但民进党却以实质上的在野党身份参加了12 月6 日的中央民意代
表的增补选举。在台湾历史上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复数政党的选举。
加速与大陆的民间交流
强人蒋总统的发言给了台湾人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这成了在对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强权统治
下的台湾内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
最初的开端起于86 年5 月发生的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台湾以“人
道主义”为理由，做出了与大陆“直接交涉”的决断。其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通过香港等
地，在“人”和“物”的交流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蒋总统10 月8 号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的
发言（前面已提到）使这发展愈发加速。
来自在野党的民进党及国民党下面的要求也不能忽视。民进党在其纲领中明确地写上了，从人
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要求居住在海外的“本省人”（即台湾人，译者注）可以回台湾探亲，同时，
也尊重“外省人”（即从大陆去台湾的人，译者注）回大陆探亲的愿望。
受此刺激的外省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共内战”后从大陆移住到台湾的原国民党军的“老兵”
们，多次向当局提出要回乡探亲。还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外省人回乡探亲、访亲探友座谈会”。
国民党一直抱着“只有一个中国”的理念，主张“中华民国”具有正统性，对坚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形式上依然是实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
不妥协）。但对民间接触，则逐渐开始表现了柔软、宽容的态度。
访问时隔四十一年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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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注视着台湾局势的这种变化。87 年2 月我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长时间以来我先后以香
港、北京和新加坡为基地，在亚洲地区进行过广泛的采访，但由于“政治理由”还从没直接在台湾
采访过。但蒋总统说的“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使得我的台湾之行成为可能。
手续办得很顺利。87 年3 月19 日，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又回到了3 岁到中学二年级养
育了我十一年的“第二故乡”， 这段时间相隔整整四十一年。
下午两点多，我乘坐的中华航空的飞机降落在台北郊区的中正机场。当我走下舷梯，踏上台湾
大地的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怀旧之情震撼我的全身，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一直担任朝日新闻联络员的骆文森在机场迎接了我。通向台北市区的道路单向都可以并走三台
车，非常漂亮。马路两侧的亚热带常绿树一直向前延伸。快到市内时，可以看到远处的住宅区和越
来越多的商店街。市区内高楼林立，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台北面貌，已完全变了样。
这段空白也许是太长了。在这期间台湾人民完成了令人震惊的建设和发展。对此，我衷心表示
敬意。
我在台北站附近的“中国大饭店”住了下来。这是一家比较旧的中级水平的宾馆，给人一种如
同己家的感觉。宾馆座落在繁华街的一角，行动出入很方便，我解下行装，冲了一下淋浴，那时天
也快要黑了。
“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
也许是东京朋友给联系的，台湾有影响的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四、五位记者到我住
的宾馆来看我。他们是几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属于政治部和社会部。他们邀请我去了他们常去的
饭馆。
他们问我“想吃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米粉”。接着，我说：“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
的日本人。”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然后又点了些菜，对我这位相隔四十一年返回“第二故乡”的“稀
客”表示了热烈地欢迎。当我把米粉夹到嘴里时，小时候的那种香味和味道清清晰晰地又回到了嘴
边。
我们不停地干杯，话说得很起劲。不知不觉一些完成了各自工作的记者也聚了过来，一下子就
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情畅谈了最近台湾发生的变化，以及现在台湾所
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再次深深地感到了访问台湾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10 点前，骆联络员带我去新闻局打招呼。在那儿，我还见到了以前在东京认识的几
位朋友。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我，并让我谈了一下访问台湾十二天的日程安排。
新闻局已经为我安排了不少去访问的地方——国民党中央本部、行政院、立法议会、台湾大学、
中央政策研究所等等。
我提出，除了台北市内以外，我还特别想看的地方有我少年时代呆过的板桥、基隆、淡水等地。
另外我还想去一下北回归线经过的台湾中部的嘉义、南部的高雄、屏东，以及最南端的鹅銮鼻。
另外我希望给我三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想去看一下少年时代曾住过后地方、曾上过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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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以及人多热闹的繁华街道和夜市。
还有，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想法，还想见见刚成立的民进党
的领导人。新闻局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些要求，我非常感谢。
怀旧之情欲止无能
第二天下午，我在日程安排的空隙时间里，抽身去了一下我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二年级曾住过
的台北市内的住处（战没者遗族住宅）及母校。
我小学高年级三年渡过的幸小，好像已改名为“幸安国小”了。教学楼和操场都已经改建过，
但以前的模样却还依存。不过学校附近原有的遗族住宅却已不在了。我以前住过的平房地方，现已
盖了一栋雅致的三层楼房子。
附近的一条叫“堀川”的小河，我那时经常去那儿钓鱼，现也已被填了起来，上面修了柏油马
路。河两旁宽宽的石子路现已成了商店街，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
我曾上过的台北一中（现名为建国中学）的校舍是用红砖砌起来的，现在还几乎完全保留着那
时的模样。住过的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母校却丝毫没有变。一种欲止无能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
我靠在母校红砖墙上，让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学校正门对面的植物园还在那儿。园内修剪得整洁，种植着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植物。其中一棵
大榕树上垂下无数根长长的“树须”，形成了宽大的阴凉处。
我不禁要了一片椭圆形的榕树叶子做了一个叶笛。这种叶子很有弹性，把它弄圆后，一头弄破，
用嘴一吹，就可以发出“哗—哗—”的声音。同童年的声音一模一样.小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又回到
了脑海里。
“大榕树象老爷爷,
长长胡须挂胸前.
春风吹来沙沙响
飘啊飘啊好幽闲."
台湾──榕树──我的童年...
我一边沉浸在这种伤感之中，一边突然想起了“北国之春”.这首流行歌曲在台湾改名为“榕树
下”，但旋律没改。也许是生长茂密的榕树可以使人追忆遥远的过去和自己的故乡，给人一种温暖的
柔情吧。
那天晚上，我去了人群喧闹的龙山寺和华西街。夜市上摆满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其
中有不少我以前很喜欢吃的点心和水果，——李干、花生糖、莲脯、油榨果、龙眼、甘蔗,木瓜、菠
萝,杨桃、芋冰...
看到眼前这么多以前喜欢吃的东西，我每样都买一点，一边走一边吃。那时，一种独特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