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2)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１９９页）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3)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他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９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李氏家族属江南织造，清朝年间专门给皇家供应丝绸。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挎着胳膊在镇海街上昭然过市，看热闹的人群，一时沸沸扬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这种向社会世俗挑战的勇气，我们可差得太远了。
外公后来去了东北。他办农场，建果园，以实业救国。后来又开办学校，提倡耕读，教育救国。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人要他出来做锦州地区农会会长，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干这种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宁波，“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出资在家乡成立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和一支救亡宣传队。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使妈妈与生俱来的具备了许多特质：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外公是个社会活动家，且思想激进、新潮，妈妈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革命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妻子了，这种多少带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妈妈待人处事纳敛、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穷苦出身，从小要替母亲分忧，早当家，明事理，能吃苦，养成办事沉稳、练达，极善于和周围融洽相处。这些家庭给予她的特有材质，使她一踏进革命队伍的大门，便迅速崭露头角，受到多方面的赏识。不像我爸，他的那个脾气、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来，不到危急时刻和用人关头，没有人会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１９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她带着一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练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她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项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妈妈速记下来的。我见到过妈妈当年送给父亲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亲笔记录的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字迹娟秀、工整，密密麻麻的厚厚一本。妈妈把它作为信物送给自己的恋人，或许是想告诉对方，这里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展示了她的才华。枯燥的速记，被动的文秘工作，在这个小本子里被赋予灵性，也同样找到了成就感。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4)
妈妈终于开始讲她的故事了：“第一眼见到就喜欢他了。”
是那种心跳的感觉吗？为什么？我的确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听说是八路军过来了，我们好奇，跑去看……”妈妈指的就是父亲随黄克诚一起由皖东北到苏北来开辟根据地的那回事。
“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骑着马，后面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军装洗得都灰白了，风纪扣严严的，腰上别着手枪，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可神气啦！翻身下马，一个军礼，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参加过长征，我心目中的红军就该是这样子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妈妈不肯说了。
但有这句话就够了，什么都明白了。有一次和父母闲聊，我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父亲指了指母亲说，你问她吧，她是亲历者。母亲说，还用说吗？要抗日啊！我说，国民党也不能说不抗日啊。卢沟桥、台儿庄、八一三，坚守四行仓库，武汉保卫战，打得多惨烈啊。佟麟阁、张自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出了多少民族英雄！
母亲说：“那不一样，去延安是要革命。”
革命？是的，延安是不一样，延安不仅抗战，还革命。对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对比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压抑，革命，意味着理想、激情、青春和战斗，意味着追求社会的正义，个性的解放。牛虻、保尔以及眼前的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他所亲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等等，甚至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统统被革命演绎成为了一种审美。
爱情，当她初来时，细若游丝，但她就是这种审美的胎儿。
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涵其中了。
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
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为亡夫守节是封建礼教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座大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恰恰是革命的内容之一。但一切服从组织，党的利益至上同样也是革命队伍的原则。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合在一起。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
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
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如此苍白。
在事业上倾注全力的人，生活上总难免是粗线条的。父亲原来还真不知道他为之心仪的女人居然会有这样高深的背景，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他不明白，周围的人都是怎么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女人是他不能追求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张爱萍喜欢哪个女人还要看什么人的眼色，还需要什么人赞同？当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时，他愤怒了：真是岂有此理！
妈妈呢？当有人婉转地提醒她是否需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注意一些影响时，她说：“谁的人我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谁追的谁？
“华中局开会。那天是分组会，我做纪录，记得好像是讨论彭雪枫的问题。屋子又小，坐在老乡炕上。我小时候老得冻疮，一热，手就痒得厉害，随手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是那种无指手套。会散了，手套就找不到了。搞速记是很紧张的，白天要记录，连夜还要整理出来。会一完人就散了，回去各单位要传达，等不了的。那时没有打印机，全靠手写。手套丢了，也就没心思去找。第二天，你爸来找我，说是捡到了我的手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么拙劣的把戏！”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5)
“他说党校请他去做报告，要我给他做纪录，我知道他憋什么主意，但还是想去听听。”
在这次华中局的扩大会上，应刘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向各单位介绍了他白手起家创建９旅的经验。当时邱一涵（袁国平夫人）在华中局党校工作，她参加了会，会后邱一涵就邀请父亲到党校再讲一次。袁国平是红３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夫人邱一涵，以及我父亲都是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的。后来他们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邱一涵对我妈妈说，爱萍为人正直，是个可以信赖、托付的男人。妈妈和邱一涵，还有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她们三个人是桃园三结义，同属当时的新文化女性，她们在苏北那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冬天里下河游冬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很新潮、很时尚的。
妈妈说：“你爸口才真好，也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我是搞记录的，他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很好整理。讲起话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没有那些官话、套话。一连４个小时，听得人都入神了。”
对女人来说，男人的语言也是魅力。
“他可赖了！不理他吧，他就死磨硬泡。跑到你宿舍里，把被子一拉，蒙头装睡，当着一宿舍人，打他拉他，就是不起来。真是厚脸皮！”
厚脸皮！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一个女人时，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敢恨，也要敢爱。也许，正是这个厚脸皮，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英武的军人背后的童真和率直。
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女人，当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候，她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新四军干部的婚姻情况，张震在他的回忆中有阐述：“中央规定的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即男方是２８岁、５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我们商定也按这个规定办。部队中有些女同志认为这不合适，一找就是老头子，说这是走干部路线。尽管这样，当时基本还是照此执行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张震回忆录》１６２页）
组织真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
一个红小鬼，一个穷学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时，当他面对大批投身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孩子，他是否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拼了多年，怎么还是孑然一身呢？即使是铁人也会青春萌动。但怎么去向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呢？爱情和性欲，婚姻和堕落，简直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在她们的眼里可是英雄、是领导，甚至是长辈啊！虽然也就大那么十来岁。年龄、地位、文化的种种差异如同三座大山，横跨在他们面前。于是，组织就出面了！
但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并不是都能由组织解决的。当组织部门的领导找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去谈话时，先给你倒一杯水，笑眯眯地，做出关心你的样子，绕了１８０度的弯子后，会神情严肃地说，某某首长很关心你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所有的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对付说：“很好啊！”那就太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某某首长希望和你结成革命的伴侣。“啊！”革命伴侣？不就是夫妻吗！怎么？不明白？那就好好考虑一下，不！是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说，这样的介绍成全了很多人的幸福。婚姻就是婚姻，浪漫的爱情毕竟不是婚姻，婚姻是现实的，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必要的程序。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人，当你刚刚走出少女的阶段，当爱情对你还是那么神秘时，你就要站在“对待革命的感情”这样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是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呢？
父亲是个不愿意走组织路线的人。不错，组织在他眼里是神圣的，但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自己会遭到拒绝。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能拒绝。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6)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变故，使她头晕目眩。未亡人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真真切切追求她的男人，而她也喜欢他，虽然他的追求显得那么笨拙，但爱一个人是不讲求优点和缺点的，有时缺点也是优点，而且更显得可爱。
这就是爱情吗？当它向你悄悄走来的时候，你会品尝它的甘美吗？
是陈老总亲自批准了他们结成伴侣。面对这对新人，面对自己的部下和战友，面对这段苦涩的爱情故事，组织上难道就不应当承担点什么吗？他就像一个长者，不！一个主教，为他们祝福。他特意送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给这对新人的贺礼。
也许，因为他们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也许，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都痛苦地挣扎过，当幸福终于降临时，这幸福就伴随着他们走完了整个人生。他们是一对互补型夫妻。父亲刚烈，伟岸如山；妈妈细腻，柔情似水。父亲是为了事业忘身忘家的英雄，母亲则是甘愿为丈夫，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女人。
妈妈说：“你爸爸送给我一个类似指环的银圈，是绑在军鸽腿上传递信件用的，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小巧精致。”是信物吗？古人鸿雁传书中确有雁足系帛的说法。这是战场上的礼物——伴随着硝烟气息的军人特有的婚戒。
１９４２年８月８日，这一天，永远成为了我们家庭最重大的节日。长大以后，儿女们走向四方，一年中节日众多，难以聚齐，但只有“八八”这一天，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我们知道，对两位老人，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第一个爱人杨纯是一个丽达式的女英雄，她的飒爽英姿能吸引男人，但未必能做个好妻子。经过浴血奋战走入而立之年的男人，或许更钟情于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女性。她吸引了他，他需要她，这就足够了。至于她的人生理想，她对事业的追求，这一切不知他为她想过多少。
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著，注定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妈妈把一生交给了他，就和他一起品尝甘苦。妈妈本是个军中才女，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遇上苏北反扫荡，她辗转回到老家，生下了我哥哥。返回部队又赶上父亲负伤，一直照顾他，失去了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全国解放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凡不满３０岁的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可以报名学一门专业。妈妈想，这些年照顾病人，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回去继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已不可能，不如趁着年轻学些东西，将来也好从事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但年龄正好卡在３０岁。她说：“我和你爸商量，向组织上说说，通融一下。但他说，这种事怎么好向组织开口的？明明是违反原则的嘛。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实在不行，就在家教育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下谈起这个话题的，但从妈妈重复爸爸的口气来看，他大概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为了照顾伤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这个伤员是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呢？难道只要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就一定是违反原则的吗？就算是在原则范围内，难道就真的不能通融了吗？
１９５５年初，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队中，没有专业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员。当时不少人都在找关系、找借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自己还能讲什么条件吗？
１９５５年军队授衔授勋，正赶上父亲从华东调来北京。事后妈妈看到有的转业干部照样拿到了勋章，凭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她希望父亲出面和自己原属的南京军区的领导说一下，要求补发。不料父亲却极不耐烦地回答：“要那个干什么？实在想要，我的给你就是了！”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对我说：“你爸爸这个人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啊，在我父亲眼里，勋章，就是个漂亮的饰物，但对我妈妈来说，那是她的历史，是她人生的纪录；老爷子这个人，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他的历史。是的，他的确不需要关注这些，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和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和成就联在了一起，翻开战史、军史，我们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张爱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需要勋章来证明吗？但别人呢？那些许许多多像妈妈一样默默奉献的人，牺牲了自己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他们呢？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7)
妈妈的心并没有死，她后来在艺术师范学院和民航总局找了份工作，但她的级别很低很低。我妹妹就说她，我一生下来，别人就叫你李科长，我长这么大了，还是叫你李科长。在单位也是挺难的，比她资历低的许多人都成了她的上级。她下班回到家还要抄写文件，她说，处长说她字写得好，老让她誊写文件什么的。父亲讥讽她：“叫你不要工作，你不听，干这种无聊的事！”
妈妈眼泪都出来了。
现在的女孩子观念不同了，主张张扬个性，看重自我价值，没有哪个愿意把自己拴在男人身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个进步。但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战争要求女人付出。
父亲似乎直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才痛感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当战场上的浴血冲杀，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当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的时候，男人的心开始沉寂下来，生活中的琐事和情感的波澜浮出水面。他在关押中写过一封“绝命书”，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歉疚之情：“幼兰，是我耽误了你。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
对女人来说，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要为这个男人做出牺牲？真的不好回答。一个集女人所有优势的丽质女性，为什么愿意为一个“不懂得体察女人的粗线条”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而与他命运相连？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可能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凭的就是一种直觉。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唯美主义者对自己目标的敏感和执著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也许，是她看到了在他阳刚的外表之下，蕴涵着的丰富而细腻情感？他会为自己的女人感到内疚而流泪，他会写诗，会书法，喜好摄影，他是一个具有艺术特质，感情世界丰富的男人。这些与文化审美情趣有关的东西，需要天分，需要悟性，需要细腻，而粗俗之人，是绝对没有的。
我的这个粗心的父亲曾为他的女人写过许许多多的诗篇。热恋中，他为她拍下一张一张的照片，在发黄的相纸背面留下依稀可见的诗句：“暖风清、褥芳茵、镜中人”；照片上我妈妈在小溪边洗手，配上的诗句是：“潺潺溪流净澈，青山绿水含情，凝冰心”；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时，面对一轮圆月，他写道：“天轮镜，柳梢巅，照寸丹。相见恨晚，同难同甘。”这些诗句，融入战地硝烟，侠骨柔肠，浑于一身。
爱是需要相互欣赏的。战争年代的审美取向可能和现在不同吧，浴血冲杀方显男人本色。一个指挥千军万马、身居高职的军人，是不可能要求他像现在的小白领那样，操持家务、花前月下的。男人吸引女人的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既有儒雅、多情的文人特色，又有豪爽、豁达、刚毅的军人气质，包括严谨的习性、潇洒的举止、狂放的性格，以及不可动摇的意志和霸气。就是追求起女人来，也是那么坦然、率性，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这，就是男人的性感气质。他会让这个女人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用一生寻求的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无论你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你都不会离开他，因为只有他，才会让你找到做女人的感觉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
这种诱惑是致命的，虽不精致，但是极品！男人，是个很神圣的名字，形容他的词汇应该是伟岸和厚重。以性别来划分的只能叫男性。
她对他说过，我可以用青春的代价来等候我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用生命守护他的一生呢？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对爱的理解。但纯真的爱总会是相通的。周星驰导演的《大话西游》：紫霞仙子向太阳飞去，在那里她将化成灰烬。她回过身来，对她的爱人做了最后的一瞥，说：“能够让我去爱的男人，必定是个盖世英雄！”
她，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1)
父亲的伤一直不见好转。组织上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
这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麦加。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父亲说：“少年时读过一本‘李宁’写的书，以后被翻译成了列宁，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我慢慢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和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写的一样，这个地方叫‘苏维埃’。”他又说：“我一直搞不清楚‘苏维埃’这个词在中文里应该怎样解释。”虽然这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了。现在，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少年时曾憧憬的国度，可脑伤令他情绪依旧沮丧。
这个疗养院的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环绕着一个很大的湖泊，异国的风光，宁静而秀丽，早晚，森林中的雾霭升起，朦胧而清新。苏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每天只做两件事：喝酸奶和划船。父亲说，他不屑一顾，难道这就是治疗？第一天，一位老护士送来一杯酸奶，他一闻那怪味就不肯喝。这老护士可能在东北呆过不短的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中国话，她和蔼地劝说，孩子，酸奶营养好，喝吧。可父亲不理睬。第二天，老护士又按时送来酸奶，父亲还是不喝，第三天依然如此。到了第四天，老护士照样送酸奶，并特意端来一小碟砂糖。可父亲仍是不予理睬。这位老护士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你这个中国同志，又是一位将军，你的国家送你来我们这儿养病，你怎么能这样任性呢？如果不能尽快康复，你怎么能尽早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呢？我们又怎么对得起中国同志呢？”
还没有人会以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的，虽然严厉，但却真切。父亲说，他一口气喝下了那杯酸奶，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这种怪东西。他开始学划船，在静静的湖面上，荡漾着小舟，一个人也没有，满眼望去，是俄罗斯辽阔的原野，安静极了。他就这样每天划着船，每天喝着酸奶，没有人可以和他说话，也无法说话。医生照例来查房，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从硝烟的战场，来到这神奇的静谧的异国他乡，从厮杀中走来，走到这与世隔绝的湖光山色之中，人生是这样不可捉摸。父亲的心渐渐变得恬静，父亲的思想在恬静的心境中渐渐变得开朗。
人在绝境中往往会回首自己的人生。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说的那句话，使他终身难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从小，父亲就教会了我们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名言。半个世纪后，有人写文章来置疑这段话了：碌碌无为有什么可羞耻的？一个老农民，一辈子都在黄土地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难道真的需要现在青年去解放别人吗？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父亲看时，年近９０高龄的他，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赞同这样的人生态度吗？”是啊！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两种观念，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吗？我安慰他说，我们在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时，许多大学生都上街了。他们大概和你当年是一样的。
父亲晚年，我曾和他用很长时间探讨过他们这批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我问过他，是怎样投身革命的？为什么要把革命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回答得很概略：“我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存亡，时代需要青年，需要青年身上流淌着的热血和激情。腐败、黑暗、强权、污秽。他说，当他懂事时，他就知道黄海一战，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鬼子们是要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记住，你们是个劣等民族，你们每个中国人，都要为反抗我们而赔上一两白银。他们不仅把中国人打翻在地，抢占了他们的钱财、土地，而且还强奸了他们。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啊！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2)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还能去跳迪斯科？去追星？去经商发财？去给外国人当买办吗？
父亲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用已经沙哑了的嗓音，背诵着青年时代曾经启蒙过他、激励过他的经典名句。
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它像阳光、空气、雨水，混沌的宇宙开始分离，在氢和氧的作用下，最初的生命出现了。生命的进化是漫长的，是以亿年为单位的，但有时又是巨变的、喧闹的，中国社会的侏罗纪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群龙争斗的天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国破山河碎的社会现实；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家政治的腐败；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和反抗意识，凝练了那一代青年炽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和他的学友们，生龙活虎般的生命洋溢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他们聚集在烂漫社的书屋里，畅谈理想的人生，抒发少年的鸿鹄之志。中国古代大同、平均的思想学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构成了他理想社会的蓝图。向往打破阶级差别，争取人人平等；建立人与人之间同情、互助的新型关系；一群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对国败民疲现状的深切忧愤，和对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向往。
可以想见，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危亡、民族有难的关头，他们必然会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冲杀、去搏击。
在异国孤身一人疗伤养病的他，远离组织、远离亲人。现实是那样严酷无奈，生活是那般苦闷沉郁，理想是那样的模糊与遥远。
他和我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又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了。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受了处分；第二次，就是这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
这时的他，虽然只有３７岁，面对这场灾难，也许生命之火将最终燃烬，即使人生之路已到尽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他应该是慨然无愧了。
从父亲自己嘴里，还有老家的亲戚们那里，我早就知道，父亲从小就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个顽童，但他确有过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父亲谈起他的童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打架，包括和老师打架：
“我从来就不听老师的，也不听你们爷爷的，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私塾先生要打我，我就围着桌子跑，逼急了，抄起砚台甩过去，打得他个满脸开花，浑身是墨，这才是鬼画桃符咧。哈哈！”
每当讲到这里，我妈总是急着说：“看看你！怎么教育孩子的？”父亲会立即止住话头：“你们不要学我哟！”还补充一句：“那是旧社会。”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再讲到这里，我们会反击他：“旧社会也不该打老师啊！”
父亲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
我爷爷觉得父亲根本就不是个家业继承人，家里拮据，就只让他哥哥读书，也就是我的伯父。我父亲自尊心大为受挫，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冲烈。他有梦，他说：“等我长大了，当个大侠，专打不平事。”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3)
上中学时，他组织农会，反对封建压迫。回到家里，他对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的爸爸。我爷爷知道后骂他，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他上街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听的群众问，什么是帝国主义？父亲说：“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是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
最早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后来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和我说：“我和你爸爸都参加了声援五卅大游行，我是策划者，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外围。但他很勇敢，冲在最前面。”我问父亲，你那时是党员吗？他回答“不是”，那你是共青团员？“不是”。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为数不多的激进派学生中，他恐怕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甚至都不要别人煽动，他自己都会抢先跳出来。在几个躲在幕后的身为教师的党组织领导人的鼓动下，坏学生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父亲说：“军警鸣枪拦阻，我们的队伍还是一鼓作气地往上冲，他们平时的那股威风劲全没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人多势众。”达县县志记载，这次游行发生了流血冲突。
正因为有了血光，他拼命三郎的个性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次行动之后，他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是１９２５年。在他以后的简历中记载：“张爱萍，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还不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社会需要拳头，需要武力，而这正是他的强项。我常常庆幸父亲生而逢时，庆幸他恰好生长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初叶。他敢闯敢拼、疾恶如仇、英勇无畏的个性，恰好与时代一拍即合。
性格即命运。以父亲这样的个性，必然会被时代推向风口浪尖。
父亲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副帖子：“张爱萍。你的父母给你起了这样一个柔弱的名字，但你却炼就了一副铮铮铁骨！”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在他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时取的。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爱萍”的“萍”是浮萍的意思。有一本书对年幼的父亲影响很深，是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父亲还记得：“书里的主人翁有一句话，‘走出去，走出去，才有出路！’”
“爱萍”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浮萍一叶，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他要去寻找什么呢？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父亲就是在这时，在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
父亲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１９２９年，１９岁的父亲终于要离开家乡了。
我看过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男儿血气方刚，东去万里无恐。”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５８年！１９８７年，当父亲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７７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离家前，将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张爱萍，从此愿像浮萍一样漂泊一生。可他哪里想到，张爱萍这个名字，日后将镌刻在共和国开国上将的名录上。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２０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4)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愣蹬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４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蒋介石对北伐的背叛，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和围剿，逼得共产党人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武装。这时苏北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苏北大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北农民暴动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红１４军，并抽调上海地下党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红１４军的各级领导岗位。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和我讲起他最初打的几仗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的：
“第一仗，一枪没放。冲上去，敌人就跑了；第二仗，差点淹死。我带一个连冲到土围子跟前，被条水渠挡住，我虽然不会水，但想这算不了什么，扑腾几下不就过去了？一脚踩下去，就没了顶，是别人把我捞起来了；第三次，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
“冲锋的时候，是通信员叫住我，大队长，血！我低头一看，左臂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下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就这样，父亲捡回一条命来。这个人解放后还在。父亲记住了他，叫孙蓬仙。
这次伤后留下了残疾，他的左臂再也不能翻转了。多年来，他最习惯的站立姿势就是把左臂弯曲地收在腰间，后来这竟成了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标志性姿势，如周恩来。
对军人来说，伤残的肢体是他们的荣誉。
红１４军在我军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父亲因为治伤去了上海，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他辗转去了中央苏区。也许是他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吧，让他留在共青团工作，一干就是４年。从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干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总训练部长、少先队总队长，１９３３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柯察金。也许是在团中央工作的原因吧，给了他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广泛接触的条件，像周恩来、博古、朱德、顾作霖、任弼时，还有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罗荣桓、张鼎丞、邓子恢，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生气挺足的年轻人。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5)
父亲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独有的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和学识的热血青年，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写出大量的文章，《我们怎样进行阶级斗争》、《青年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等这类的专题，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见著笔端。他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并谱写军歌。他率领少先队员们配合正规军作战，活捉韩德勤。但他们不认识他，还像对待一般俘虏一样，放下武器的，一律发给路费，送他回家。这一疏忽给他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８年后，在抗日战争中，韩德勤出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１０万，成了他在苏北反摩擦斗争的死对头。
在共青团中央的几年中，他的眼光和思路打开了，思维层次提高了，思想方式更加趋于理性化，在气质上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浪漫。同时也学会和掌握了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艺术，以及高层机关工作缜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团中央工作的特殊性，使他能够经常地、毫无顾忌地和党内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军事家、理论家接触。这对他的人生阅历和今后的政治生涯，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他的本性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
红色政权在危机中！他要求去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１９３４年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风雨飘摇。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保卫红色政权。他送走了由少先队扩编起来的最后一批红军队伍，这个少共总队长，先入红军大学，紧接着被派往前线，编入彭德怀统率的红３军团，任红４师政治部主任。与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相比，他或许太像个小布尔乔亚式的白面书生了。但战争是不论背景和长相的，在残酷的拼杀中，很快就显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个性和品质。湘江战役，他率部队担任阻击，身先士卒，敢打敢拼，他拼命三郎的狠劲释放出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红军牺牲达５万之众，湘江水成了血水。湘江两岸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在长征路上，他先后率领红１２团、红１１团、红１３团，作为红军的主力，一路夺关斩将。土城激战、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一占遵义、老鸦山阻击战，然后是二占遵义，克贵阳、强渡北盘江、逼昆明、抢占金沙江绞车渡、大渡河、过藏区，翻雪山、过草地，然后是狙击马步芳的骑兵，一路打到陕北。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刻上了他的名字。翻开１６军、２２军（舟嵊要塞区前身）、３８军、６４军的军史，记载着这几支王牌军的前身红４师及所属红１０团、红１１团、红１２团和红１３团的辉煌战绩。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５５年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
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有：军长何昆，师长洪超，团长邓国清，共青团时的好友，他的参谋长钟伟剑。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他的怀里，血和脑浆喷洒了他一身。
他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言语辛辣、尖刻；他的意志刚强，喜欢独断；他不再热衷奢谈理论，而更崇尚实干；他的面容渐渐脱去了天真和无邪，变得威严而刻板；眼神由温情和忧郁，变得冷峻甚至冷酷；他总是腰板笔挺，再热的天也是风纪扣、腰带、绑腿严紧，不苟言笑；他自信，甚至自负，他认定的事情，几乎没有商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和别人闲聊，没有任何嗜好。空闲时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书。即使读书，也是正襟危坐；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苦行僧。他也很潇洒，探访名胜古迹、写诗、照相、书法、篆刻。他好像总有些和周围的氛围不大和谐。他的上级、同级认同和信任他，但很难说是喜欢他；他的部下倒是喜欢他，但又怵他。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6)
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彭雪枫说起他：“张爱萍，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他也不示弱，谈起彭雪枫也是：“你问彭雪枫啊？这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
陈老总挖苦他：“被你张爱萍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但要知道，看得上你的，也没几个！”
只有周恩来有些袒护地说：“其实，爱萍还是服道理的。”
多么牵强的评价。
他说：“我就是这么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但我不后悔！”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便走向了无为。有所为，固然是可贵的，但有所不为，同样也是一种境界。战争、功名、荣辱、生死……当这一切渐行渐远离你而去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学会遗忘。
没有任何的治疗，只有营养和运动。酸奶给予他养分，划船带动他肌体，生命自身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远东浩瀚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负氧离子，用当代的术语解释，是否就是“有氧运动”？生命像野草，只要有雨水、空气和阳光，它就能冲破死亡，从石缝中倔强地伸展出来。
命运的转机要到来了。
１９４８年春末，父亲离开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转到海参崴红军疗养院。
海参崴虽属苏联版图，却离中国只一水相隔，在这里可以眺望自己的祖国。他毕竟只是凡人，时时站在江边眺望家乡，思念亲人，沉默无语。他似乎能听见隆隆的炮声，看见自己军队前进的脚步：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东野主力７０万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１１月６日华野和中野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一战歼敌５６万之众；紧接着平津战役宣告胜利，北平不战而得。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个将军，他曾从艰难中走来，在最后的决战关头，却只能远离战场，在异国眺望家乡。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进入梦乡时，战火中厮杀的呐喊才会在血液中奔涌。１９４８年在苏联，在《渴战》一诗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决战金鼓催人急，改天换地在旦夕。”
“半生征战血征衣，梦回沙场马扬蹄。”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１９４９年１月，父亲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当妈妈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妈妈说：“一开门，你爸爸就站在门口。穿了一身苏式军便装，戴着斯大林式的大檐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俄文讲得很好，经常和苏军驻守部队的军官们，满嘴‘达瓦里施’、‘哈拉索’的不算，连生活习惯也苏化了，喜欢吃西餐，喜欢野炊，喜欢洗冷水澡。连洗脸也学俄国人，不管多冷的天，对着自来水笼头，用双手一捧，哗哗地冲，再用干毛巾擦，说这个办法卫生……简直换了个人。”
大连的日子，在我记忆中已经很模糊了，只有凭着照片才能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父亲和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多的就是给我照相。照片上的我，穿一身儿童式的苏联军装，戴上船形帽，再配上一支冲锋枪，那是父亲带回来的模仿二战时苏军最常用的转盘冲锋枪的玩具，神气极了。父亲还给我带来一辆吉斯牌的玩具汽车，可以坐在上面脚蹬着跑，这些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９０年代前，对中国的孩子来讲，恐怕都是一件奢侈品。父亲每天带我去吃冰淇淋，吃一种只有我和爸妈三个人称它为“高高塔”的奶油点心。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当我和父母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还经常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千百次地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他是不是要弥补自他负伤以来对我和妈妈欠下的关爱呢？他喜欢让我骑在他背上，像马一样的在地上爬。我们有过这样的照片，这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放大后张贴在旃檀寺的国防部大院里，下面写着：“看！张爱萍的丑态！”我后来调总参工作，许多老参谋就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骑在你爸头上的那小子？他们说，都说张爱萍厉害，想不到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知大批判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7)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父亲多少次经受了命运的捉弄，跌宕起伏，而他都能以一种恬静的心态泰然处之。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次从生死界擦肩而过的经历。
◎1 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1)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３５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２２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钟山风雨，兴衰存亡，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天下一统。
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就是后来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我的父亲张爱萍。
他是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的。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３师。他调任４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２纵，后扩编为四野１４兵团第３９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在这大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愈发使他心急如焚。还是吴法宪了解他，给他弄来了这辆美式吉普。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扮演的角色，毕竟不只是丈夫和父亲，他是个军人，战场呼唤他。他养伤这一走，就是３年。这３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天翻地覆的３年，中国共产党人从５０多名党员起家，经过２８年的奋斗，今天，他们将执掌国家的政权。当父亲还在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挣扎时，他的战友们已经在大决战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剧目了。
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可以看到，在３年的解放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就是父亲参加指挥的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战史记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指示，１８日战役发起（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１６页）。但据父亲回忆似应更早一些，我查到的资料证实，就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的第３天，国共两党就开打了。８月１８日父亲接到作战任务，电报指示：“集中主力迎击何李两顽，仍采自卫立场，如向南进军，大超出自卫，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均于我不利。……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是有把握的，可相机攻占永城、孙町，以去我心头之患。”
这就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４天前，便于８月１１日下达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去我心头之患！”这是华东局和中央对他的重托。他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场解放战争中的开场大戏。可惜啊！两个月后，他就因车祸负伤，离开了指挥位置。这才仅仅是大决战的序幕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在这之后，就有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鲁南战役一下子就消灭了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以后仗就越打越大，莱芜战役，３天之内，干掉国民党精锐师团７万余人。不到３个月，华野部队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称之为五大主力的王牌军整编第７４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毙命。陈毅说：“我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紧接着是洛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５６万余人，它的恢弘战绩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上。
与父亲同时期的，也就是大革命后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这批干部，长征前后，由于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在中央红军的，大多是师团级干部；在二、四方面军的大多是军师级干部；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中大多是旅团级干部，新四军中大多是支队或后来的师旅级干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统一整编为一、二、三、四和华北五个野战军，下属１２个兵团，这批人基本都是兵团级的干部了。他当年的参谋长张震，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了；他的副师长韦国清，现在是兵团政治委员了。第三野战军４个兵团，人才济济，齐装满员。虽然国民党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毛泽东所说，剩下的只是“追穷寇”了。
◎1 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2)
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２８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是啊！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他又能怎样呢？虽已时隔久远，但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和无奈。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被时代遗忘是可怕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７、８、９、１０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９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９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长３岁，他们都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同年入团、同年入党。解放战争一开始，父亲留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宋给陈老总统领的山东野战军当参谋长。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只不过宋比父亲更有城府，更为老辣，父亲见到他，总是叫一声“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他在苏联的疗养院里，像个听话的孩子，遵从医嘱，拼命地划船强身，大口吞食着对他来说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绝望中，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己驾车驶往前线。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闹学潮时，他这个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枪地干；好不容易走出家乡，来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传单、搞游行；要不是因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他还去不了红１４军。本想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吧，却打残了一只手；也是像这次，伤好了，辗转到了苏区，结果又被共青团看上了，一干就是４年；五次反围剿临近失败，急需充实干部，他这才得以重回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别人都去了野战部队，却把他弄去搞统战……
过去在部队呆过的，都有这个体会，没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么写稿子啦、学习啦、宣传啦、俱乐部啦，就找上你了，时间长了，脱离了军事业务，成了个文化兵，结果影响个人发展，一事无成。我当兵时，就怕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给他好好干，这一招还特灵，到底还是把我留下搞军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没这么多心眼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1 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3)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份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５名干部，他们是：８２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８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１３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４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２０００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４０年后，１９８９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每年的４月２３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像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在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后，当影响政坛的种种因素渐渐淡化，才能被人们认可下来。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这本书，我是在长大一些后才读到的。我喜欢在父亲的书柜里翻腾，父亲并不阻止，只是必须保持原有的摆放。书的纸页已经发黄，扉页上有父亲的签名。书中记述了１９０５年在日本海的对马海峡日、俄两国海军进行的一场海上恶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一举摧毁了俄国沙皇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蒸汽时代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它对之后的世界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近代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作者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是这一战役的幸存者，他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难为人知的战役战术的细节，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军事教科书。还是抗日战争在皖东北时期，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缺吃少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刘少奇来皖东北视察时，特地从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记得小时候，父亲讲到他当年读到这些书的心境：“久旱逢甘露啊！简直是吞食。”后来经历了“文革”，在那个人类文明被扫荡一空的年代，我才体会到父亲所用的“吞食”这个词的真切含义。在父亲吞食的那批东西中，就有《对马》这部书，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一本准海战教科书了，它给了在平定洪泽湖战斗中的我父亲以极大的帮助。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可以找到《平定洪泽湖》这篇文章。文章附有舰艇战斗编组和攻击路线的插页，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对马》书中插图上的舰艇符号，可见此书对父亲影响之深。我至今脑海中还留有书中描绘的战斗场景，呼啸的弹雨，撕裂的铁甲，燃烧的船舱和流淌的鲜血，声声震耳，历历在目，甚至能感到呛人的硝烟扑面而来。巡洋舰斯顿科依号，在日舰的轮番轰击下，载着阵亡的官兵和海军军人的尊严，撞向郁陵岛的石壁，自沉海底……我那颗少年的心在颤抖。
当然，对一个海军司令来说，这本书就太小儿科了。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仍然能感受到这本书曾对他有过的影响。我多次听到过他对海战史和海洋战略的阐述，虽然那时他早已不在海军了。他像讲故事一样告诉我，那是古老的铁甲战列舰称霸海洋的时代；对马海战所采用的“Ｔ”字阵，后来成为了近代海战的基本形式。我也和他侃：大舰巨炮主义的代表是无畏型战列舰和战斗型巡洋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作战集群替代了巨炮铁甲的战列舰，主宰了世界的海洋……
◎1 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4)
其实我父亲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但他悟性好，一本书，往往能引起他许多思考和感悟。他说，对马一仗，印证了马汉的海权说，战争的结局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直接左右了俄国、日本后来的走向。他问我，学过俄国革命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中，相当一些人，对俄国的这段历史很熟悉。他说，对马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矛盾。一个月后，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起义，喀琅斯塔德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兵暴动，俄国土地革命由此开始。两年后，参加过对马海战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向冬宫开炮，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仗，同样也给日本带来了利益。《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使日本从此进入了世界霸权的行列，导致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的危机。他说：“所以，中国海军的发展，不能忽略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我不可能知道在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时，父亲拥有多少海洋方面的知识，但我能肯定，《对马》这部他无意间读过的书，对他的启蒙作用。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他们最初接手这个国家时，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他们身上你总能看到悟性和聪慧的光彩，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
◎2 两个跛子(1)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说：“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门的人才。”
我翻看过当年招募海军人员的通告，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只要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只要本人愿意，都欢迎加入海军。共产党当时若不是被逼上梁山，也不会穷其如此了。
来自国民党海军的一些同志现在还记得，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他们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吗？”
“两个跛子”的笑话，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方针。父亲解释道：“来自解放军陆军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不懂技术，算是缺了一条腿；来自国民党海军的同志，业务熟悉，但需要提高阶级觉悟，也算是少了条腿。两个跛子合起来，象征着新老海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
这个方针的原文共３３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
在这３３个字里，最关键的是一个字，即“原海军人员”的“原”字，凭着这一个字，注定了新中国海军的性质和命运。海军就是国家的海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海军。今天，国民党海军人员，只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仍然可以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
共产党自己是不懂得海军的。但在短短的一年中，新中国海军，在基本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边打仗边建设，从无到有，形成了拥有１５０条舰船的，可以在近海海域与国民党海军相抗衡的一支海上力量，不能不说是这个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父亲说，他为了这一个字思考了好几个昼夜，是“老海军？”“是旧海军？”都不好，最后定下是“原海军”。几经周折，终于把它写进了海军的文件中，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全党的共识。
毛泽东以他自己的行动支持了海军的创意。他在北京召见海军的代表，这是海军建军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诚意，父亲通过当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接见海军起义将领和爱国人士代表。毛泽东欣然赞同。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接受毛泽东接见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有：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曾国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我党地下工作者金声；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算起，我父亲受领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分别已过去１２个年头了。现在留下的，是接见时父亲给毛泽东拍下的几张照片。后来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照片中，挑了一张收集在他的诗词、书法、摄影集《神剑之歌》里。我问他，你这个海军司令，带着部下去晋见开国皇帝，不规规矩矩的，跑来跑去地拍照片，这行吗？父亲说：“有什么不行的？毛泽东说，你们随便照！……主要是薛伯青同志拍的。”薛后来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是我军第一代摄影师。在我家的相册里，至今还保留了他和我父亲当年给毛泽东拍摄的许多相片，有正面的、侧面的、逆光的。毛泽东的头发很密很长，打着手势。不难想见，在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他们看见共产党队伍中，领袖和下属间毫不遮掩的亲密和平等，以及久别重逢后共享胜利的愉悦心情，他们会是何等的惊讶啊。
不管从什么角度说，这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我曾多次要他详细谈谈，但他回答都很简练：“毛泽东赞成我们的做法。”还有呢？“没有了。”怎么可能？“我正计划要出一张报纸，人民海军报，顺便就请他提个字。他问写什么好？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他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再找我好了。”
◎2 两个跛子(2)
毛泽东的这幅题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珍藏：“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国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文革”时批斗我父亲，问他题字的原件呢？他说我怎么知道？给海军报题的，问海军报社好了。又问他题的什么内容，“忘了！”审讯的人大怒，毛主席的话你都敢忘了！父亲说：“你说得不对，这话有一半该算是我的，是我提出来的，毛泽东照着写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实际上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为打倒封建军阀，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一次通力合作。父亲回忆说：“１９２５年各个地方都成立国民党，达县成立了左派县党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左派在莲花池，右派在土地庙。左派国民党实际上是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其中有一些人后来没加入共产党。”再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一次两党合作的民族战争。父亲自己就曾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李宗仁台儿庄会战的策划，他还给黄绍竑做过政治指导员。在国民党内，在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各民主党派中，他都有着众多的朋友，何况还有我母亲家族的渊源呢。
父亲说：“撇开过去的恩恩怨怨，爱国总是一家吧。国民党起义和流散在大陆的原海军人员中，有众多的英、美、德、日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才生，他们怀着对甲午海战的耻辱，为了民族振兴、报效国家出洋留学。他们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深恶痛绝，只是回天无力罢了。”
他以“雪耻中国海军的历史”为题目，组织了专场报告会。他说，中国近百年的耻辱从哪里来？从海上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哪一次不是从海上侵入，定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军呢！它在哪儿？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人民自己的海军，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再欺负我们，我们这支海军将首先在海上予它以重击。他最后慷慨激昂地呼吁：“让我们这支人民的海军，在保卫祖国的伟大爱国战争中，为了海军的荣誉，为雪耻中国海军的耻辱历史而奋斗！”（注：《张爱萍军事文选》第１１１页）
听的人热血澎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年，他３９岁。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今天，我们重温这些，仍然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力。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不同政见、不同信仰、不同政党的炎黄子孙们，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他这一套的。小儿科嘛！哄哄小孩子还可以。
起义将领，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长他５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也就在新中国海军成立的这一天，国民党第二舰队的２５艘舰船在司令官林遵将军率领下，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倒戈。林遵，福州市人，１９２４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任过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林遵将军的声望除了他本身的经历外，还得益于他的先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点，鸦片战争中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第二舰队起义后，父亲派８２师参谋长李进去接管。父亲回忆说：“很困难，林遵不愿和华东海军合作，还多次说，少管我二舰的事。”
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刚停，一片混乱，为防止水兵滋事，二舰规定严控外出人员。这帮国民党水兵，个个骄纵惯了，一下子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家伙关押起来。解放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除严肃纪律外，还讲究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士兵觉悟。李进亲自探访，原来赵还是个流浪儿，那就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啦！李进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可不光是个兵，当了解放军，就是干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军阀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所以解放军叫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都是受苦人，都被人家欺负过，怎么就跟着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呢？用解放军的话说，这叫忘本啊！赵长这么大，靠的就是拳头，哪里有人给他入微入理地讲过这些？点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了泪。李进遂向林遵反映，赵已觉悟并认错悔改了，是否就解除监禁，并以这个典型教育大家。林遵有林遵的做法，军令如山，司令一言九鼎，不就是个兵油子吗？岂能坏了规矩？愣就是不给这个面子。李进也是个认死理的，解放军讲的是三大民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你投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
◎2 两个跛子(3)
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是两条带兵的思路，无怪国民党许多将领奇怪，这帮一听枪声就逃跑的家伙，怎么到了共产党那边全都不怕死了？赵孝庵后来在海战中成了战斗英雄，代表华东海军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庆典，接见他的已经不是第二舰队的舰长和司令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这对这个流浪儿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和荣誉啊！你说，共产党能不取得天下吗？
老爷子还没见到林遵，他的部下就和林遵冲撞起来了。他不得不为这个小兵引起的麻烦，亲自拜会林遵以化解误会了。他回忆说：“接收林遵时，他非常傲慢，认为功劳不小。我是诚恳的，还是讲两个跛子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道理，但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你们是陆军，没有文化，不可能当海军。海军军官要高中毕业，水兵也要是个高小学生。对我这个司令也不买账。”
其实，不仅在共产党内，就是在许多民主人士中，对林遵起义也是颇有微词的。在解放战争将要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战场的情势出现易位，解放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１９４８年８月致马歇尔的报告）。蒋介石不是傻子，他当然要考虑后事的。他启用林遵，重组第二舰队，担任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沿江防务。名为海防，实为江防，以期有朝一日，尚能划江而治。４月２１日夜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知大势已去。２２日下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林遵到海军总部见面，令其指挥第二舰队和集结在南京的所有舰艇撤往吴淞，掩护退守台湾，并以海军副司令和青天白日勋章期许。这次是想划海峡而治了。林遵自觉时机已到，遂于４月２３日晨，召开全体舰长会议。他摆了几条：一是走，遵旨强行东撤吴淞，可当面仪征至七圩港已有解放军三道炮火拦阻线，东撤，无异于飞蛾扑火，你我弟兄还不都做了水底冤魂；二是等，但对面江阴要塞的弟兄们昨天反水啦，解放军不战而得，窝都给人家端了，没有补给，往哪儿呆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南京政府已作鸟兽散，弃我等弟兄于不顾。兄弟舰重庆号只一艘，起义后尚受到解放军高规格礼遇，况我等是一个完整的舰队呢！大难临头，何去何从，大家议定。彷徨了半日，赞成起义者１０人，反对者２人，弃权者６人。江山易主，弃暗投明遂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反对派假借林遵的指挥帅旗，于当日傍晚挟持几艘不明情况的舰艇东逃，抵七圩港江面时，果遭解放军炮火拦截，“兴安号”沉，“永绩号”伤，搁浅后被生擒。
我去七圩港是１９９４年，海军成立４５周年。长江的江面上，大炮响过了近半个世纪，风静江平，沙鸥点点。唐朝诗人杜牧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林遵起义，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的浪花一叠。长江仍是长江。
败军之将，还挺狂！我问，那你生气吗？
父亲说：“他们不通，不奇怪，可以等待嘛。我清楚，关键还在自己强！自己不行，人家凭什么尊重你？”
“海军是技术军种，对文化的要求当然不言而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嘛！我急的是先要有人把船开起来。他是在将我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华东海军从林遵手里接受了２５艘船、４５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受了１０艘舰船，这大概就是华东海军的第一批力量吧。但结果怎样呢？仅仅在接受过来的第三天，４月２６日那天，国民党出动空军，在南京的燕子矶炸沉”楚同”号；２８日在关头炸沉了“惠安”号；３０日在采石矶炸沉了“吉安”、“太原”号；随后，“安东”、“永绥”两舰被炸沉于芜湖江面；停泊在造船厂待修的“常州”、“万寿花”两舰连同其他２６艘舰船也被炸沉；同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空袭……（注：《张爱萍军事文选》第６２５页）
◎2 两个跛子(4)
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得意地说：“共产党别想从我手里得到一条船！”这是在向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下战表了。当然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对方还没有穿上盔甲，抽剑出鞘时，他的三板斧下去，对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战争，这场游戏是不讲规则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南京燕子矶去玩，站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迎面江风阵阵，脚下江水滔滔。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自杀的地方！”
真的是自杀的地方！过去很多对生活绝望的人常会选择这块悬崖，站在高高的峭壁上，眼望蓝天，面对大江，纵身一跳，生命就融化在这无际的水天之中了。９月２４日，接受过来的国民党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打开海底舱门，自沉于南京燕子矶江底。据当时目睹这一现场的老同志回忆，所有在场的海军军人都脱下帽子，“我们都哭了。”是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时的华东海军还在襁褓中，他们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用眼泪送别慢慢消失的战舰。
有过一个电影，名字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的内容与海军毫无关系，但它的名字寓意深长。难道战争就相信眼泪吗？大海就相信眼泪吗？张爱萍呢？
父亲当时在苏联谈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不愉快，他用四川话说“很恼火！”他说：“长江沿线支流很多，水域纵深大，港湾湖汊遍布，只要伪装、疏散的好是有办法的。不要因为损失了些舰船就惊慌失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单独囚禁了５年，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涯中，他带话出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一天听到我死的消息，那不是病死了，就是被他们害死了。相信我，一定！”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以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黄埔的教官，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长征时刘帅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父亲接受过他的指挥。父亲每次提到这位兄长般的上级，都会流露出敬仰、钦佩的神情，对他的为人和后来的政治境遇，常唏嘘不止。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当时和刘帅的谈话：“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
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这段对话，在《张爱萍传》中也有记载。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６２４页）。
古今中外，一个胜利者对他高傲的不服气的对手，有用这样谦和的口气说话的吗？何况是一个开国的元首啊！人格的魅力是内在的，真的不在外表和做派。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很多老同志都说：“你爸现在脾气可好多了，年轻时，可厉害了！”他的秘书丁慎勉对我说：“我刚调到你爸爸那儿时，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首长，我就是有点紧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人家都说你厉害。他跟着就追问，人家是谁？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2 两个跛子(5)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３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徐世辅开始也为难。我到他家里说服他，我指着电灯开关说，我要求很简单，不要我的战士懂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只要教会他们怎样做，电灯才会亮。徐说，那我能帮你做到。”
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
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建中去了，他在尝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使来自解放军陆军的他的同志们掌握操船、枪械的技能。父亲亲自为他举办了婚礼，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个海军司令为招聘来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主办这样纯私人性的活动，反响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与徐时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否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的友谊的确是真诚的。徐的夫人告诉我们，徐老晚年退休在家，时常面对挂在墙上父亲给他的题字，久久地发呆，有时竟泪流满面。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徐时辅不幸病逝，父亲在悲痛中，为他写下五言诗《创业贵得人》，他写道：“倏忽五十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父亲说：“后来提拔他当了军委海军副司令，兼任海军水面舰艇学校校长，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４０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２６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中共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１２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时过境迁。父亲回忆起当年他的这些老朋友时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撑起了最初的海军。”
◎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1)
１９４９年８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８月１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４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Ｃ－４７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３天，９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６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４所，轰炸航校２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３５０～４００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１１０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１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２个歼击团、１个轰炸团）。１年后，６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２个，轰炸师１个（均３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１８初级教练机各１５架，雅克—１１（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１５架，乌拉—９、乌拉—２高级教练机各１５架，６所航校共配教练机２７０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９战斗机３０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２（图—２）轰炸机２０架。作战飞机１６０架（歼击机１２０架、轰炸机４０架），运输机４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４３４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８０架、轰炸机２０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８７８名。
◎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2)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３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
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盛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观光名胜和航空设施。老大哥是慷慨的，盛在篮子里的礼物是丰盛的。
刘亚楼司令和代表团的同志对此感触颇深，他们说，苏方一直待我如上宾，这既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
是吗？结论下得早点了吧！也许和坐火车的经历相仿吧，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２０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
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两个中国的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对这个刚刚走上国际大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来说，的确需要一个拭目以待的过程。
苏联的海军战略。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汇，苏联人自己并不承认他们有海军战略，他们习惯的词是“战略使用”，但这并不重要。海军自诞生起，就是与国家对外战略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是一个喜欢大海的国家，它濒临两个大洋１３个海，共拥有４万公里海岸线。但机会不会总落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给了你海洋，却唯独忘记了给你出海口。俄海军面临的几个大洋，天各一方。往西进入大西洋，要走西北的波罗的海，从沿线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鼻子底下经过；由西南的黑海走吧，又有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还要经过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走西南进入印度洋吧，那就只有借道苏伊士运河，穿红海，过曼德海峡；进入太平洋就更困难了，且不说，日本像一条锁链紧紧地环箍着它在远东的出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单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维系东西方的生命线，就无法承载向外扩张所需的巨大的战略物资保障。北边呢？那是北极圈恶劣的严寒，终年封冻，要不发展破冰船，要不靠潜艇。而潜艇冰下航行是危险的，库尔斯克号的沉没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没有出海口的海洋就像橱窗里的蛋糕，其作用就是催生涎水。几个大洋和海域之间既无法进行战役的协同，也难以构成战略的支援。３００年来，面对西欧列强的崛起和历史的挑战，为了打通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彼得一世开始组建海军。铁血女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在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日本海频频爆发了为夺取出海口而引发的战争。但结果呢？３００年来出海口的争夺，也只是个美丽的梦。
◎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3)
中国共产党在东方的胜利，似乎给苏联人带来了转机。中国是个海岸线达一万八千公里的临海大国，在她的东面是浩瀚的西太平洋；转道南中国海，可以直下东南亚、澳洲，迂回印度洋。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及初生婴儿寻求母乳和襁褓的紧迫性，都给苏联人提供了畅想的空间。中国人需要什么舰队啊？他们只要提供军港就足够了。这个鬼主意，在后来１９５５年的那次中苏谈判中，果然昭然若揭了。当然，谁都知道，当年掌握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吃洋面包长大的那批留苏的共产党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曾受过那批洋博士的欺负和嘲弄。对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于摆弄的精灵，既要使它迅速地长大，又不能大到难于驾驭，尾大不掉。机遇和风险同在，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海军和空军不同，虽然每个军种都爱把自己说成是老大，都爱给自己冠以战略军种的头衔，但就二战结束后的科学技术水准而言，空军最多只是执行和配合实现某些战略任务的军种，而海军，则是独立达成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军种。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的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英国人说得好：海军——女王皇冠上的一颗钻石。海军，你将担负起共和国未来的使命！
还能再说什么呢？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个人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父亲的看法和回国后的汇报，并没有引起当时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一度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国家关系的主导作用，混淆和误导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但在这个星球上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利益。果然，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在受到国家利益的挑战时，合作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后来发生的远东防空协议、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海军联合舰队等事项，终于激怒了毛泽东。９年后，也就是１９５８年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注：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２～３３３页）谁对谁错？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史学界看法不一。但我知道，没等多久，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清了他的这位老大哥。
父亲说他心里清楚，一个大国的海军，靠别人怎么行？北洋舰队不就是想靠外国人吗？结果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后来萧劲光司令亲自去了趟苏联，他比父亲强，多少要回了点东西。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２日这天，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像过节一样兴奋，经萧司令亲自奔走，终于迎来了从苏联老大哥手里买来的６艘木壳鱼雷艇。大家都说，别看这玩意小，是木头壳的，大军舰也经不起它打。那倒是，当初对海军的认识，不都是从苏联电影上看来的吗。１９５３年６月４日，中苏签订了海军交货和技术转让协议，俗称“六四协议”。苏方承诺，两年内，卖给中国舰艇３２艘，转让制造４９艘。这里只包含４艘驱逐舰，后来被海军自豪地称为四大金刚。其余是潜艇，鱼雷艇占一半以上。对老毛子来说，中国海军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还不是近海防御，只能是近岸防御。这距离父亲访苏已经整整过去了４个年头，而许诺的这点东西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到手。
◎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4)
喔！可怜的中国海军。
父亲说他一个人沿着涅瓦河畔走着。就这么回去吗？两手空空的？他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伴随着俄罗斯歌曲低回忧郁的旋律，使人感伤。在一家乐器店的门口，他驻步良久，口袋里还有点卢布。他回忆说：“这东西只怕在这里还有点用处。”他买回了一架手风琴。
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想起了他的那支文工团。
江南古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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