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皖东北和父亲相处的那段日子，正是急切盼望黄克诚到来的日子。他给毛泽东发电：“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刘少奇的焦虑跃然纸上。
又过了三个月，６月２０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３４４旅和新２旅共１２０００人终于来到豫皖苏首府新兴集，与彭雪枫会合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黄克诚来了，但又在彭雪枫的津浦路西住下了。彭雪枫哪里能让他走，他胸怀大志，图谋向西发展，拿下整个河南！他们对皖东北没兴趣，更不要说是到苏北去了。究竟是谁的主意？现在各有各的说法，但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急了。２９日，刘少奇电告黄克诚做东进准备：“２０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
于是，历史的剧目又一次重新上演，路东路西之争再起波澜。
彭雪枫起草了一份电报，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即：在解决目前反摩擦问题上向东为有利，但从与敌伪顽长期斗争看，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需有山地作依托，因此，黄部应该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
黄克诚也正有此想法，他根据华北的经验，平原游击战需要有山地作依托，提出皖东北地区狭小，不如向西发展打通联络。彭黄商定，东面既有张爱萍部，自己不如先完成向西发展的任务，以实现毛泽东早些时候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构想。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份电报。他们敢对中原局的最高决策者的几次指示置若罔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翻开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７日中央军委的来电：你部“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他说在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明确了黄克诚南下的任务：“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注：《张震回忆录》１７０页）他们的意图仍然是看好中原，向西发展。至于向东图谋苏北，可以从山东方面派出，即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注：《同上》１７１页）
◎7 不以成败论英雄(2)
这，就是尚方宝剑。
刘少奇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他的复电是：你们的建议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他从维护和遵守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后形成的战略格局着眼，于７月１５、１７、１８日又是连续三封电报，责令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入皖东北。
再折腾就要出麻烦了，抗上，闹独立性，这顶帽子也不是闹着玩的。黄致电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服从中原局胡服（刘少奇）指挥。黄把电报给彭看后，将５０００人马留给彭雪枫，自己带着其余７０００人，于８月７日到达皖东北。
父亲的部队编入黄克诚的队伍，番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他要随黄克诚东征了，他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当初调给我的张太生团还给彭雪枫。我要走了，将这个团齐装满员，完璧归赵。”我问，你舍得吗？父亲感慨道：“在那个年代，创建一支部队不容易，有感情是自然的，但那是党的部队，是人民的，个人不能去争这些东西，拥兵自重，有人栽跟头就栽在这里。”我知道，他这话是有所指的。
转眼就两年了，就要告别他亲手开辟的这块土地。当年他孤身一人，而现在呢？站在他面前的是一支由皖东北子弟组成的军队。曾和他一起创立这块基业的战友江上青将永远长眠在这里。他们还会回来吗？
４个月后……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晚，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和３２集团军上官云相调集了７个师８万余人，将新四军军部和在皖南的部队９０００余人团团围住。战斗极其惨烈，新四军浴血奋战七个昼夜，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几天后，１月中旬，蒋介石调集３０万兵力，直指华中。邻近的汤恩伯９个师１０万兵力迅速前推至涡河以南的涡阳和蒙城地区，挤压彭雪枫退出豫皖苏边区。皖南的惨剧就在眼前，彭雪枫岂敢怠慢，４师做好了全力抗击的准备。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危机。自父亲走后，日伪军借国民党大举压境、我首尾难顾之际，长驱直入，乘势夺占了我根据地首府青阳；盘踞在洪泽湖的伪顽匪三位一体的地方黑恶势力也卷土重来。
蒋介石觊觎华中这块心腹要地久矣！他要挤压共产党退出华中。国共两党的对抗一下子冲上峰顶。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我军敌后抗战进入了今后两年的最困难的时期。”
华中局发出指令：“必须坚持华中阵地，决不退让，也决不能向华北、华南转移。”（注：《新四军战史》２１７页）
战云密布，形势严峻。华中局命令我父亲立即率部回师皖东北：“肃清当地土匪和顽固武装，建立根据地，并保障皖东北与彭雪枫之后路。”（注：《华中局１９４１，１，２２电令》）
在离开了皖东北的４个月后，父亲又带着他的几员大将赵汇川、李浩然、沙风杀回来了。在回皖东北的路上，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８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３师第９旅。后来，父亲习惯于把整个皖东北时期统称为九旅时期。
自从归了３师，真是把他给憋坏了。父亲的个性和黄克诚完全两个样，黄老成持重，我父亲年轻气盛。“卧枕宝剑夜有声”，他说：“我就是一把剑，青萍剑。”这回，统领他的九旅脱离师部，回师远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下山之猛虎，可以杀个痛快了。
首战青阳告捷，皖东北震动。６３师战史记载：“根据地的人民比过年还高兴，肥猪、鸡蛋络绎不绝送来慰劳部队，到处是祝捷的鞭炮声……”当地遗老有做诗的：“兵分八路打青阳，小丑岂能再跳梁。”盼新四军如盼云霓。
战史评价，青阳一战是分水岭，在这之前，九旅只能算是个游击兵团，现在它可以打运动战，也可以打攻坚战、阵地战了。华中局给出结论：“九旅已经成为了我正规化之党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7 不以成败论英雄(3)
紧接着是泗县、宿县、宿迁，还有什么吴吁子、大柏圩子、刘圩、张小坝，等等，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地名，一路打将下来，势如破竹。收复失地还不是目的，这帮鸟人，不给点颜色，不知道爷爷的厉害！
父亲这次回师皖东北还有他更大的野心。
稍事休整后，九旅会同配合作战的２师５旅一个团，发起了洪泽湖之战。父亲指着照片回忆说：“看！我发明的钢板划子，两侧铺上钢板，船头架上高射机枪，这就是我的‘艨艟斗舰’。”有些老同志回忆说，高射机枪可厉害了，是从鬼子的飞机上拆的，只是子弹不多，张司令舍不得，每次调上去，非得他亲自批准。
你想，双方百余条战船，还不把个洪泽湖打得昏天黑地。老爷子惯于用诗记事，在此一年前，他记述的是：“跃马扬鞭去，随员三五人……我部无大炮，攻坚暂不能。”而今天，他写道：“神兵夜昏重宵降，分兵扫遍落叶纷。”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我说：“看来你的心境前后大不一样了。”他说：“你再看看我写的战洪泽湖一首。”在这首诗里他用了：“蛟、蛇、蟹、鳖一网绝。”他说：“这四种东西是什么，知道吗？蛟，大蛇，很凶猛，是指日本鬼子；蛇，很滑很毒，是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是螃蟹，到处横行；鳖，藏头藏脑的，专做些龌龊之事，和当地的水匪湖霸一样。”嘿！你别说，还真挺形象的。
４０多年前的事了，他讲到兴起时，把手一挥：“搅得它昏天黑地，那些乌龟王八蛋被我一网扫尽！”
快９０的人了，难得这样兴奋，我赶快给老爷子助兴，在一旁帮腔：“正如曹孟德所言，我视袁军如土鸡瓦犬耳！”我们父子二人哈哈大笑。
从艰难中走过，老爷子有理由骄傲。
皖东北虽处战略重冲，但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洪泽湖平定后，一下子把皖东北和淮南的路东区、苏北的淮宝区和淮泗区连接起来了，使洪泽湖成为华中根据地的内海。不仅可以避开敌人路上的封锁，使华中各战区间通过水运实现兵力的快速集中和转移，同时也消除了对西作战的后顾之忧。
如何经营这一大片根据地呢？父亲的考虑是：“我自知不懂得地方工作，同时也分不出更多的精力来搞政权建设。我知道２师有几个老红军，郑位三、邓子恢，专门搞这方面工作，很有经验。想来想去，还是得邀请他们来，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打鬼子，抓好部队建设。”
旧时的中国如同一盘散沙，中国人就像鲁迅笔下的人物，愚昧而麻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战胜外来侵略者的。迟浩田同志曾对我讲过他的亲历，在他的家乡山东招远，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从地方官吏到普通百姓，全跑了，一个县啊，挤踏死伤者无数，其实来了多少鬼子呢？一个小队。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府，把农民从阶级压迫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所特有的做法。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觉悟的民众意志；人民，是不会为一个残酷压榨他们的政府而战的。父亲说：“这就是政权建设的意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差距，也是战争观上的差距。
毛泽东批准了父亲的提议。《邓子恢传》记载：“张爱萍知道，邓子恢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邓子恢到皖东北主持党政工作。５月２日，毛泽东电函陈毅、刘少奇，同意张爱萍的请求，调邓子恢赴淮北路东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注：《邓子恢传》２７０页）。
父亲说，邓老（邓子恢）在他心目中就像是一个“宽厚的长者”。
他回忆道：“邓老是坐船从洪泽湖那边过来的，带着陈兰（夫人）和孩子，跟着一个挑夫，一边是烧饭的，一边是孩子。我们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住。”
◎7 不以成败论英雄(4)
真是少有的怪事，只听说要部下的，很少有要上级的。
时局如棋。皖东北这边发展得有声有色，可在路西的彭雪枫却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预料中的风暴终于到来了。
就在彭雪枫准备迎战汤恩伯压境的大军时，突然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逼近的国民党大军全线溃退。什么原因？原来，１月２４日，日军向汤的侧后发起了豫南战役，集中五个师团兵力（一个师团约两万多人），分三路向豫南挺进，拉开了架势，企图于平汉路以东，将向东北挺进的汤恩伯、李品仙部１５万人一举围歼。面对日军的攻势，汤恩伯立即放弃对我的进攻，丢下豫东、皖北的大片土地，望风而逃。
大军压境，可瞬息间，又销声匿迹，战局的转换，扑朔迷离。
这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局面居然顷刻间摆在眼前。日军打通平汉路南下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一切正如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果然慑服于日军的威势，丢下大片国土逃遁了。大三角的战略关系惟妙惟肖。是彭雪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先，还是中央、毛泽东、华中局急不可耐了呢？这段公案今天已经说不清了，也许都有一点吧！据老同志的回忆：“１月２８日晚，我们接到刘少奇、陈毅发来的急电……命我部集中适当兵力控制某些战略要地，积极向敌后发展。之后，我们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我们准备两个精干的支队，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开展游击战争……２月２日，中央连发三电，强调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２月３日，华中局和军部也两次电催。”但我还看到另一种说法：“纵队首长向军委建议，抓住当前时机，挺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支点。”
２月３日军委复电：“你们应即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在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华中局同一天电告：“不可进得太猛，不可专打顽军，否则会失败。”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进占被国民党放弃的失地，而不是专门去打击他们。这是一个政策界线，听得出，上面使用了带有警示性的语言。
但事实是：２月４日，４师１０旅一部已渡过淝河，１１旅３１团则渡过涡河，至２月７日，４师主力已进至阜阳以北、以东和东南的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线。显然，这就和国民党军靠得太近了。
这的确是彭雪枫的风格，兵法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４师主力迅猛前出至上百公里之外，根据地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还多。但是，他们忽略了，兵法上还说：“兵不厌诈”。在没有与敌主力决战之前，占据过大的地幅，绝非是件好事。
果然，两天后，２月９日，怪异的现象再次出现：日军突然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赶，迅速撤出战区，放弃了涡阳、蒙城等地，日军声势浩大的“豫南战役”就像泡影一样，忽然闪现，又匆匆地破灭了。
只一天，即２月１０日，溃退中的汤恩伯、何柱国部立即卷击回来，以９个师１４万兵力杀了个回马枪。战局发生逆转。此时的４师，由于向西、向南突进过猛，兵力分散在收复国民党留下的城镇据点上，根本来不及收拢部队，面对７倍于己的国民党军，４师陷入重重的灾难中了。
彭雪枫极其顽强，他指挥部队左冲右突，在敌重围中历尽３个月的浴血厮杀，终于把部队从虎口中拽出来了。华中局连续两封急电：彭雪枫部迅速撤到了津浦路以东皖东北地幅上来；张爱萍，亲率３师９旅并统一指挥北调的２师５旅，封锁津浦路，掩护接应彭雪枫部撤入皖东北根据地内，确保安全……
这就是历史书上所称的彭雪枫３个月反顽斗争。中国政府军和侵华日军配合得竟如此天衣无缝，叫人称奇！是巧合还是阴谋？史学界竟无人深究。
洪泽湖胜利的喜悦气氛很快就被冲淡了。父亲说：“开始，我和彭雪枫通电话说，不行就早点过路东这边来。彭雪枫说，暂时还不到这种程度，还能坚持。我是太了解彭雪枫了，以他的脾气，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会放弃的。”
◎7 不以成败论英雄(5)
路西的局势，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父亲说：“可以考虑先把后方机关转过来，我向军部建议。”
最早一批撤过来的部队是在３月中旬。损失大的是４师１０旅，即黄克诚留给彭雪枫的３４４旅，已经打惨了。３４４旅的前身是鄂豫皖苏区红２５军，素以作战英勇敢打敢拼著称，但此时，他们元气大伤，不得不撤到皖东北休整。１０旅旅长刘震建议集中兵力先打一路，但彭雪枫没有采纳。多少年过去了，刘震回忆起往事，还忿忿的。
１２旅３４团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我１１旅与敌骑兵相遇，３２团与师直属队遭到严重损失。部队疲劳，人心不稳，给养奇缺，随即豫皖苏根据地中心区被敌侵占。党政军民各机关部队共伤亡、失踪４０００余人。
武装坚持已不可能。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５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彭雪枫部主力转入皖东北地区。
战争是一场生死角逐，一旦被对方咬住了，想要翻过身来谈何容易？从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到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到红军长征血染湘江，到不久前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追杀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会手软的。撤到皖东北的我军不足万人，枪不足五千。血的代价啊！
父亲率自己的九旅并加强的２师５旅，迅速封锁了津浦路沿线，两个旅六个团成梯次排开，向西构成了强大的防御布势。我打趣地问，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长板坡”？父亲回忆：“彭雪枫撤到路东来，是我去接他的。”据记载，彭由路西撤回路东，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后，先在灵璧县南边的濠城安营扎寨，那正是霸王别姬的地方。都是些不祥的兆头。
“彭雪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到这里来不就是给你搞后方根据地的嘛！不要想那么多，这里就是你的地方嘛。”父亲好像在劝慰，又像在解释，他说：“我知道彭心里不好受，但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听得出，两人见面时多少有些尴尬。
我心里想，爸，你可真不会说话，这不明白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是不是无意中道出了两人潜意识中深埋的心结呢？我不好继续追问下去。
父亲说：“我把半城的九旅旅部让出来给彭雪枫，自己带机关住到新兴圩子去。”我到泗洪考察时，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４师师部从路西过来后，先没有住半城。一直到７月仁和集会议结束后，对路西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４师师部才从管镇搬来半城的。彭、张两人还是和长征一路走来时一样，相互照应着。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是洪泽湖旁的一个小镇。遵照华东局指示，在这里召开了４师排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战斗失利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这完全是个巧合。邓到皖东北后，正赶上彭雪枫的路西失败，于是华中局责成由邓负责对彭雪枫问题的处理。
关于会议的情况，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甚至在一些很权威的历史书中都少有提及。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５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这是第一份正式处理意见；１９４２年１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作出决议；同时还有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和后来印发时的批语。
父亲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军部怕顽固派追到路东来，要我统一指挥２师的５旅，在津浦路设防，５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是赵启民。５旅撤走后，留下１３团，团长是胡炜。青纱帐起来了，我一直抵近到最前面侦察。这时接到邓政委的指示，要我马上赶回半城。根据地已经实行星期天制度了。”
“一进去，先遇到彭雪枫，彭说邓在后面等你，我问什么事，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邓见了我说，彭要调动一下，４师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也是华中局的意见。我怎么能同意？打了胜仗当然没有问题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彭雪枫已经压力很大了，不仗义嘛！我不干这事。我对邓讲，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还是要依靠他重整旗鼓，谁也代替不了，尤其是这个时候。邓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赞同了我的意见。”
◎7 不以成败论英雄(6)
“……我还要急着赶回前方，出来时，又见到了彭，他指指自己住的屋子，说你就住到我这里来吧。我说，我的部队还展开在那里等着我呢。”
看得出，父亲的意思是，总结教训、追究责任；以及迅速控制局面，稳定部队，恢复战斗力；二者相比，就当前形势来看，孰轻孰重，孰缓孰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他和彭雪枫之间，确有个感情问题。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但在父亲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至于这里涉及到的，关于对彭雪枫和我父亲任职变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原因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而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最高领导人都已过世。但我还是忠实地记录下来了父亲的原话，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一点佐证吧。
父亲谈话的基本内容后来写成文章，被收集在《回忆邓子恢》文集里。
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他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５个月后，１９４２年１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彭雪枫在初期的成绩，指出由于潜伏着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分析了造成失败的四条原因，指出，这次错误首先由该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负责。
父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经历过。彭雪枫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赞成这种态度，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
“我说，虽然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主力、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了，肖东、宿东地方武装还在，恢复是有基础的。”
“我不赞成因为有了问题，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尤其不能以个人恩怨替代党的原则。会前就有几个家伙找我和邓子恢，叽叽咕咕地，我说，要说就会上说去。我是看不惯这种作风，平时吹吹拍拍，到时候又落井下石。”
父亲继续回忆：“４２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会议后期，毛打电报要刘到延安，调中央工作。快结束时，又讨论了４师路西反顽失败的事。主要是邓子恢讲。我不赞成把责任统统归于一个人。敌人那样强大，我们是那样弱小，哪里能百战百胜？因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来，什么好大喜功啦，不执行上级指示啦，算总账，这是不公平的。饶（注：饶漱石，继刘少奇后任华中局书记）最后作的结论，还是维持原来的调子。”
父亲这个人，是共产党里的异类，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苏区的时候，批邓子恢同志也是，多印了些票子，就扣帽子，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无情打击。好像只有上纲上线，才能显出是最革命的。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就热衷于这些。得势的时候就吹捧，失势的时候就打击，这种作风，党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两个人真正的相知相交还是在这之后。
父亲继续说：“４４年夏天整风，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四个师的领导。１师刘炎，２师张云逸、罗炳辉，３师黄老和我，４师彭、邓。这时陈毅调去延安，张云逸接替。会上，揭发陈老总闹独立性，哪天哪月，在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下午，各师同志发言，我说，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不符合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他脸一下子红了，别人都不好说话了。散了会，黄找我，说在会上怎么这样讲啊，谭也说，太不应该了。我说，什么应不应该？整风嘛，不是叫有什么说什么吗？”
◎7 不以成败论英雄(7)
我问父亲，你这么让人家下不来台，不怕整你？父亲哼了一声说：“笑话！”“直到文革前，我都信奉党内是讲真理的，把整风变成整人，我是看不惯的。我后来给中央写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说，他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嘴上痛快了，就要付出代价。从后来查阅的档案中我知道，彭雪枫牺牲后，任命我父亲接替４师师长，华中局就是反对的，但中央坚持不变。
也许是父亲在会议上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吧，父亲回忆说：“晚饭后彭和我一起散步，他说过去对我有误解，他对少奇的话没有重视，路西反顽我没有看他的笑话。他知道了我不肯接替他的事，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在一起了，相互间还不了解吗？他也知道了华中局会上邓和我的发言。他说他们的做法是有意整人。”
“我们相识和共事已经很多年了，但这次，是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父亲感慨且动容地说：“他终于了解我这个人了。”
“天气太热了，洗澡时被冷水激了一下，起了风疹，住院了，是刘球（注：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夫人）同志给我治的。会议结束时，彭专程来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此次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见面了？我说，各自为党珍重吧！”
“为党珍重！”这在战争年代，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既是对胜利的期盼和祝福，也是牺牲的准备和决心。彭雪枫向西要回到淮北战场，我父亲向东要返回苏北战场，两个生死与共的战友都做好了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牺牲的准备，但他们仍然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不想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父亲是在苏北得知彭雪枫牺牲的消息的，这时他调到黄克诚那里当副师长已经三年了。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也就是彭雪枫牺牲的第四天，他接到命令，立即回皖东北接替彭雪枫任４师师长。
这么多年了，一谈起彭雪枫的牺牲，父亲总是很感慨，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彭雪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分手时他说，路西根据地，失之我手，还要复之我手。他真厉害！”
英雄也会失败，但他们决不回避失败，决不回避责任。父亲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气概。
彭雪枫牺牲在他打回路西的战斗中……豫皖苏真是彭雪枫的宿命！
３个月反顽，彭雪枫吃亏最大的就是没有骑兵。路西是平原（所以彭雪枫总说要向西发展以山地为依托），岳飞有句名言：“步利险阻，骑利平地”，果然如此。那三个月，４师被马彪的骑８师追着打，毫无办法。仁和集会议后，彭雪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三年来，他秣马厉兵，励精图治，多次提出：豫皖苏是我丢的，我一定要收复它！
１９４４年８月，彭雪枫率部西征。下旬，越过津浦路，初战小朱庄，大捷。９月１０日，再战八里庄。１１日清晨，当警卫员匆匆跑到指挥所，报告他敌人已突围逃跑时，极度疲倦正准备睡一会儿的彭雪枫，要亲自指挥最后的战斗。他登上南门围墙，居高临下……一颗流弹飞过来，正中心脏。彭雪枫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永远地倒下了。
整整３年了，父亲又回到了他亲手开创的皖东北大地，这次回来，是接替亲爱的战友的事业。回想起与彭雪枫相识相处的许多往事，父亲泪水潸然。
彭雪枫在当地影响太大了，牺牲后，华中局决定密不发丧。彭的妻子正怀六甲，为使她能顺利地生下彭雪枫唯一的儿子，父亲仍以彭雪枫的名义给其夫人林颖发了几封电报告安。父亲说，写信会暴露字迹的。１２月孩子平安出生，她直到１９４５年２月彭雪枫出殡前，才知道丈夫已牺牲半年了。
彭雪枫创建的拂晓剧团吟唱着我父亲写的挽歌：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
２００４年９月，彭雪枫殉国６０周年纪念。我正在美国中部的草原上，妈妈来电要我一定赶回来。辗转几个航班才达北京，妈妈说：“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赶回来吗？你爸爸生前，在众多的高级干部中，唯独和彭雪枫关系不一般。”
◎7 不以成败论英雄(8)
是的，父亲和彭雪枫关系的确不一般。９月，当我又一次来到洪泽湖畔，又一次走进雪枫墓园时，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他们而活着的。”
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中国战略火箭部队的政治委员，曾对我说：“我有今天，多亏了张叔叔。”当年，在那个一切都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因他的母亲林颖被错划成右倾，小枫不能报考哈军工。他找到我父亲，父亲对政审部门的同志说：“难道彭雪枫的儿子也不能信任吗？”小枫上了哈军工后，分到一系，常规武器系。当时最时髦是学导弹专业，年轻的娃娃们谁不想去？正巧父亲到哈军工检查工作，把我哥哥和彭小枫找去，说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吃红烧肉。因为正赶上６０年代初大饥荒的年代。席间，两个娃娃都争着要去学导弹专业，父亲指着我哥哥说：“小枫我可以给说句话，但你，不行！”在后来政治斗争的风云中，小枫曾受到组织上的审查。父亲路过沈阳听说后，对军区负责同志说：“审查可以，但不能在身体上、人格上折磨人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上面能有这么一句话，其作用可想而知。
前两件事我多少知道些，但后面这件事令我惊讶。按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父亲的做法的确有悖常理，甚至违背了原则，也不是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风格。但他都做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彭雪枫，彭雪枫死了，而他，还活着！
“我是为他们活着的。”父亲的话在雪枫墓园中回荡，令我热泪盈眶。在以后的战争和政治生涯中，每当父亲遇到危险、困难，面对政治风浪，需要他铤而走险时，他总会用这句话激励自己。我理解父亲，他要让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死而瞑目。
９月的皖东北，风光秀丽。站在宁静的洪泽湖岸边，望着浩渺的湖水，我的耳边又飘荡起彭雪枫对他妻子的倾述：
“９月，这月份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是我生平过程中的转捩点，阴历８月初二（往往在阳历是９月）是我生日，１９２６年的９月２日是我由当时的青年团转入党的日子，１９３０年９月是我们从长沙入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而１９４１年的９月呢，终身大事得以决定了！这叫做巧合吧？我总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也许，９月真是彭雪枫的一个定数。彭雪枫生在９月，死在９月。淮北９月遍地的黄花和飒飒的秋风啊，也许正是为纪念这位英雄才如此金黄。
◎1 苏北战场(1)
向东！再向东！到敌人后方去，打进鬼子占领区的纵深去，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战场的第二个阶段到来了。
父亲的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江淮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路西一仗，１０旅被打惨了。黄克诚从华北带来的这支劲旅——八路军３４４旅，现在只剩下两个团四个营共３２００人了，黄克诚能不心疼吗？他提议，将父亲创建的九旅调归４师，换回曾经调出去的１０旅。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理的。九旅兵强马壮，又是皖东北土生土长的部队，４师路西失利后，也急需加强。１０旅是他自己带过来的，苏北局面相对稳定，过来后可以休养生息。由于路西豫皖苏根据地的丢失，华中局将皖东北改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军区，由邓子恢、刘瑞龙、彭雪枫分别执掌。我父亲被任命为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率１０旅奔赴苏北战场。
命令是陈毅宣布的，他专程来了一趟皖东北。他什么时候都不改他特有的洒脱幽默的作风，在大会上他说，我这次就把你们的旅长带走了，你们有意见没有啊？掌声稀稀落落。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部队干过的人都明白，自己追随的首长晋升，是好事，当然应该鼓掌；但部队又要并入一个新的单位，过继给人家，成了后娘养的，有了难处去找谁呢？这掌真鼓不起来。许多地方的新四军纪念馆都保存了父亲离开九旅时的照片，中间是陈毅，还有接管他们的彭雪枫师长，新任九旅旅长的韦国清和九旅的其他领导干部，被欢送的主角我父亲却站在最后排的边角上。这是一张喧宾夺主的照片。好奇怪啊，或许是无意识的，是父亲一贯低调的风格所致？或许是有意的？他想跟他的部队说，我已不再是九旅的灵魂了，但我的心，将永远伴随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前方的路充满艰险，走好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或许，什么都不是……
新四军的军部和华中局也设在苏北，３师成为拱卫军部的一支劲旅。在这里，父亲和他敬爱的领导人陈毅元帅，以及在战略思想上支持过他、肯定过他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以自己的成功赢得了上级对他的信赖和器重，他不再像皖东北时期那样孤军奋斗了。这无疑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年生死两茫茫”。自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丢失，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父亲随中央大队长征北上，陈毅和其他战友粟裕、叶飞、钟期光、傅秋涛等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今天，在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之后，老战友们重逢，大家不仅健在，而且戎装齐整、兵强马壮。还是在上次共同开辟苏北时，正赶上父亲打开皖东北的局面，雄心勃勃；陈老总和粟裕又刚指挥了黄桥决战，各自的胜利使他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抚今追昔，怎不叫人热泪盈眶！陈毅元帅即兴写下了他那著名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悲喜之情，跃于纸上。
父亲说：“陈老总的诗是在大会上写的，黄老（注：黄克诚）拿给我看，我也和诗一首，‘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我是他的部下，就用了旧属；忆昔，过去几次听他的教导；‘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兄弟指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陈从南边，黄从北边，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都这么多年了，父亲谈起和陈老总会师的往事，还是那么真切和兴奋。
父亲要与黄克诚共事了。和认识彭雪枫一样，父亲也是在红３军团和黄克诚相识的，长征中，他们都在彭老总手下，黄是４师政委，父亲是师政治部主任；土城战斗后，红３军团在扎西改编，黄是红１０团政委，父亲是红１１团政委。
黄克诚生于１９０２年，比父亲大８岁。也许是他少年老成吧，８岁的跨度，就像两代人一样遥远。父亲习惯称黄克诚为“黄老”，也有时称“黄瞎子”。在父亲当年写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长征中的黄克诚的：“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他说）‘一颗流弹牺牲了洪师长……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注：张爱萍《第六个夜晚》１９３６年写于瓦窑堡。收集于１９５４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1 苏北战场(2)
父亲回忆，长征进广西，过两河口，红４师师部住苗寨。白崇禧为了离间苗人和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化装去苗寨滋事，搞些小名堂。一天半夜，师部突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父亲说他组织营救：“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个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父亲边说边学，哈哈大笑。
黄克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的性格特征与彭雪枫和我父亲不同。从我母亲嘴里我知道，他是个理性人物，处事缜密，深谋远虑；性情温和，但却外柔内刚。外表看起来，他灰色低调，不像彭雪枫，潇洒英武之气溢于言表。当年在苏北３师师部工作的扬帆同志蒙冤下狱时，写了很多诗词，追忆他的领导和战友。其中对黄克诚的描写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描写我父亲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历史不能再现，但从扬帆的诗中不难看到，两个人风格和气质的差异跃于纸上。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黄克诚。那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五一、十一的夜晚，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带子女上到天安门城楼看放烟花的。在天安门城楼上，黄克诚戴一副眼镜，裹着大衣默默地坐着，不像父亲和陈赓、杨勇、刘亚楼、陈锡联那样相互开着玩笑。
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黄克诚已经很老了，戴着很深的墨镜，坐在轮椅上。他像一尊雕像，凝重而威严。我和周围的青年军官们不自主地都举起手来，向他致以军礼，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是他提议把父亲调来给他当副师长的。他是这样谈他自己的：“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注：《黄克诚自述》２００页）
应该说，他们之间是一个最佳的组合。黄的老谋深算，我父亲的血气方刚。但我听母亲说：“是不是有别的考虑就不知道了，但黄老和你爸爸之间，不是太和谐的。”
喔，是这样，为什么呢？
“黄偏重于稳健，而你爸则是个拼命三郎。再加上你爸这个人，事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又不讲究方法，谁愿意要他！”
我问父亲，谁调你去３师的？
“我怎么知道。”回答的真干脆！
当时黄克诚不仅是３师的师长兼政委，还是苏北根据地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黄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苏北这个地区长期为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土匪、封建会道门遍及各地。他们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群众。更有甚者，刚来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说，他到了苏北后，着力抓了几项工作：抢修海堤；消除匪患；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加强主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统一战线。黄说，邹韬奋、范长江、钱杏村（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这些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到来使这块敌后根据地一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苏北留给我父亲的记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回顾的：“苏北这个地方，在人家眼皮底下，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他说：“如佃湖，滨海县的大、小尖子，陈家港等，都是敌人薄弱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扩出去。佃湖就是伸到我们这边的一颗钉子，非常孤立的，完全可以拔掉。我们应该抢在敌人之前，调整态势。”
父亲继续说：“……我提了几次也就算了。后来敌人扫荡就是从佃湖这里开始的，一下子就插到我纵深来了。刘、陈说是右倾，重了。但保守是有的，太过分强调保存实力了。”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父亲调到３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1 苏北战场(3)
难得一闲。军人不打仗还能做什么？从皖东北东征西讨的日子走过来，可真不习惯，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啊，不如下去搞整军，整顿纪律，组织练兵，提高战斗力。父亲说：“既然这样，不听就算了。我向黄克诚提出，我还是去整顿部队吧，都是游击队起的家，不正规，不训练，怎么能打仗？黄很赞成。我说，先从军容风纪抓起，我们师里领导可要以身作则喔！黄说那没有问题。２４团团长谢振华，３军团的保卫干事，就从他的部队开刀。以后他们搞了阅兵式，很是轰轰烈烈。解放后碰到，他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黄克诚军容风纪最差，从来不打绑腿，敞开个领子，揣个手。我就是要将他的军，我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哈，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你就不怕他不高兴？我问。父亲说：“怎么可能？他是太了解我了，都计较起这些，还怎么干工作？”他讲起了长征路上的一段往事：
红３军团夺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扑上来，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我父亲指挥的红１１团发起攻击。父亲说：“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三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１０团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改变转向攻击老鸦山顶，１０团顶不住退了下来。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１３团用上，并要他统领１２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１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父亲继续说：“我军大获全胜。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我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打法不会损失那样大。我同黄、张相处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黄是太固执了。”
对这一战斗的回述，黄克诚和父亲两人是有差异的。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团长张宗逊已带队出击了，我怎么好擅自离开阵地。另外，他回忆，林彪对他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我理解黄的意思是，形势未必有那么严峻。我没有对这个战例做过详尽的考察，其实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也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有所偏差；也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就不一样。我只是想要证明前面我父亲和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他们可以在彭老总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一直把黄作为兄长，尊重他、维护他，黄也把他视如小弟，一直器重他、关心他。
我问父亲，就你这样，哪个领导会喜欢你？
父亲说：“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想要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打土城时，同敌人对峙在那里，部队很疲劳，在阵地上打起瞌睡来。我在４师当政治部主任，召集各团开会，在会上批评杨勇，说你们１０团在阵地上表现最差，打瞌睡。有的同志提醒我，说杨勇同志都负伤了，我说，负伤也不光荣。话一出口，心里很后悔……”
这件事，他曾提过多次，因为自己的情绪一时失控，使战友受到委屈，当时的那种内疚之情，６０年都过去了，可见自责之深。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如果说黄克诚像是个兄长，他对这个年轻气盛的小兄弟恐怕真是哭笑不得了。
◎1 苏北战场(4)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７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军部和３师原计划组织阅兵式，然后是运动会；晚上还有演出，搞军民大联欢；还办了展览……但一切都在突然间被取消了。
五百里加急：鬼子对根据地要发动大规模扫荡！
“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据新四军战史记载：“日军调集第１７、第１５师团以及华北方面军第３５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１２旅团，伪军第２２、第２８、第３６师及徐继泰、胡冠军部，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出动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以及伪军三个师并地方部队，近３万余人。这就是在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盐阜区反扫荡。
华中局紧急会议。
刘少奇早在年初已调延安，会议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他说：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２师去；二、３师师部也准备跳出敌合围部署之外；三、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３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３师副师长张爱萍兼８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８旅和７旅部分部队。四、团以上干部每人准备一套便衣，党校解散，女同志疏散到外地打埋伏（注：打埋伏就是隐蔽在老乡家里或转移到敌占区去）
……
只准胜利，不准失败！云云。
按照惯例，轮到个人向党组织表态这个程序了。
华中局的这个部署，对于其他的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大家自然把头扭向坐在最后排的张爱萍了。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
“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
可以想像会场的情景。父亲讲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
陈老总赶紧出面打圆场，宣布休会。
“陈把我找出来说，你怎么这样讲话的？我说，要我怎么讲？他们不是总都正确吗？这次就要他们来指挥嘛！陈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陈老总说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于是，又复会。我说，打完了仗，那几顶帽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哼！”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少给我来这套！
大敌当前，公然抗拒上级党委的命令，这还了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过去没有过，今后也再没有过了。可奇怪的是，会上没有人责怪他，大家都沉默着。
以当时新四军部署的态势看，苏北是核心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扎在这里，由３师，也就是黄克诚和父亲这个师，２万余人拱卫；１师，也就是粟裕的部队，１．３万，在南面，与上海、南京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峙；４师彭雪枫部队在西面，１．５万人马，原来是占据津浦路两侧的豫皖苏地区和皖东北地区，由于前面讲过的反顽失败，被压缩在皖东北地区；西南方向是张云逸和罗炳辉的２师，在淮南，部队１．５万，与彭雪枫的４师，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形成对西防御。北面过陇海铁路，就到了山东解放区了，不属于华中局的地盘。东面，临大海。李先念的５师１．４万，远在鄂豫皖地区，名义上是新四军，实际受延安的节制。其他６师、７师是小师，各为６０００和３０００人马，处在敌纵深内的苏南和皖南地区，条件异常艰苦，由谭震林和张鼎丞分别执掌。
这样大的一支力量摆在人家眼皮底下，行吗？
其实，早在一年半前，１９４１年的第一次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就向中央报告：“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那次反扫荡，因为司令部自己先行转移，搞得刘、陈大为光火。但中共中央于８月１７日复示是：“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特别强调了是“最困难时”。
◎1 苏北战场(5)
现在，这个计划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年老病残的发给路费回原籍，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将非作战部队的军、师鲁工团（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简称鲁工团，何士德任团长）解散，除少数留下，其余分别去了延安或回上海、大后方等地。１月６日，黄克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其中不乏许多当时享誉中外的文人，如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
一时间，黑云压城。
敌伪这次是针对新四军核心区的扫荡，军部转移后，３师主力留在苏北核心区坚持斗争是理所当然的。３师干部中，适合独立指挥师主力作战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参谋长彭雄；一个是原８旅旅长田守尧，他虽然只是旅一级干部，但他是跟随黄克诚南下的。再一个就是父亲，他是副师长，长期指挥作战，对江淮地区熟悉，特别是独立开辟皖东北的业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彭雄、田守尧这时已准备赴延安学习。对一个军人来说，临危受命，是他的荣誉，是对他价值的认同，何以会有如此情绪呢？
我问过父亲，他说：“形势比我在皖东北时好得不知多少倍了。鬼子虽然多，但部队已经锻炼出来了，根据地也建设起来了，敌人进入根据地，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反扫荡，我有信心。只是心里有气，平时怎么讲都不听，好像天下太平了，临阵又这样惊慌，什么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平时那股威风劲都上哪里去了？”
我明白了，原来症结在这里。你是指谁在耍威风？我问道。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就知道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少奇同志调走后，就排挤陈老总。有些人是看谁的势力大了，就巴结谁。我们阅兵，还专门去请。今天，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无怪陈老总要对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真是耍小孩子脾气！
还是我妈说得明白：“你爸这个人啊，这辈子就是这样。事也干了，人也得罪了，好坏都是他。”
我知道，他不过又是嘴上痛快而已，有气归有气，对军人来说，炮声一响，一切恩怨情仇、儿女情长都应抛掷脑后。他像一头苏醒过来的狮子，他嗅到了逼近的猎物，战争使他的个性得以张扬，危险使他的生命具有了价值，他属于那种只能被挑战激活的人。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很快转移到淮南地区去了，３师师部分散到盐阜边与苏中交界地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非战斗单位和人员也都陆续疏散隐蔽到位。
父亲率８旅及７旅一部的将士们留在敌人的合围圈里，他们将与根据地的人民同在。
◎2 战争叫女人走开(1)
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是旖旎秀美的。就是在这里，父亲见到了一个使他怦然心动的女人。
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她与父亲相伴到老，她生下了我们兄妹４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一起走过了６１年的人生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婚姻的变故是不幸的，但也是正常的，可老一代人往往对此讳言忌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所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了她。”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有时，父亲在一边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反扫荡的战火日益逼近。所有的后方机关和家属们都转移撤离了。
可我妈妈怎么办？她刚结婚４个月，此时已怀上了我哥哥了。
父亲回忆这一段时说：“对付鬼子扫荡我有办法，比这更艰苦的都过来了。只是你妈妈怎么办？她必须离开，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妈妈转移去了盐东。谁知，过了些天，盐东县委书记过来开会，又把妈妈带回来了，那儿没法藏身。这样又转到东海县的八大家，那儿有个叫张景惠的棉花商行老板，是个进步士绅，商行又在东海岸边，相对会安全些。可几天后，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八大家，商行被毁，张老板的夫人炸断了一条腿。张景惠为难地说，我们家遭大难了，实在没法再留你了。
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扮成农妇模样，揣了把剪刀，独自离开了张老板家。她唯一的去处是盐东，直觉告诉她，在那儿可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正月，天寒地冻，海风凛冽，四野茫茫，她一生中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恐惧。远离部队，远离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在空旷的夜晚中摸索着寻找归宿。盐东在八大家以东，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她知道要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白天只能躲在高粱地里，等夜幕降临了再赶路。终于，她走到了盐东，３师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着机关辎重转移到这里。妈妈回忆说：“我一见吴法宪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吴拍着我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不到家了吗。”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如果我爸在场，妈妈总会说，该你讲了。我爸就会接着说下去：“吴法宪的电报一到，人还在，我就放心了。鬼子出动了１８架飞机轰炸八大家，那里是我们的被服厂，机器设备都装载上船，鬼子来偷袭，就把船开出海去，时间长了，鬼子摸到了规律，就来轰炸。我一听到消息，想，坏了，很后悔，真不该把你妈转移到那里。”
“文革”时我们家落难，走投无路，想找找关系递个申诉，翻遍了以往的熟人好友，都被打倒了，这就想到了吴法宪，妈妈说，他该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吧？
根据地是回不去了，盐东也非久留之地。经组织安排，她和汪云（曹荻秋的夫人）、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乘一艘货船来到了上海。
陈绥圻是上海人。说好了她们仨到上海都住陈绥圻家的，可是送她们的交通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就再也没有回来。是卷着钱跑了，还是被敌人逮了去，不得而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汪云已临产，她们将她送进医院，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自己却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人世。曹后来的夫人姓石。许多年后，我对妈妈说，见到曹荻秋的儿子了。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曹纪云”。“是纪念的纪吗？”妈妈一听就伤感起来，说：“那一定是汪云的儿子了。我想见见他。”
◎2 战争叫女人走开(2)
偌大一个上海，举目无亲。她想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大陆洋行当差，或许能帮上一把，可天色已晚，又下着小雨。妈妈说，蜷缩在洋行门口的那一夜，她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可以想像得到，那个本家亲戚见到她时的惊讶程度。我妈妈和她的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抗日，族里有所传闻，只是李家的二小姐忽然出现在这里，看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在本家亲戚的帮助下，她辗转回了宁波老家小港。
自从离家参加了新四军，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战乱和流离，母女相见，欣慰中自然伴随着眼泪。为了安全计，她们搬到乡下，那里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沙夏。我妈说：“小港的房子不能住了，墙里嵌进去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弹头就从那边的墙壁露出来，可你外婆还在这边做饭。”可怕吧！在沙夏，妈妈生下了我的哥哥。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返程道路同样是艰险的，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注曾用名，现名李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中国的女性，自古就不输男人。
哥哥８个月时，她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注：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大桅都折断了，只得随洋流飘零。骄阳似火，风暴过后，一丝风也没有，船就像凝固在镜面上。渴得受不了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这无异于自杀。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生命在挣扎。两个多月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没有能让女人走开。
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这离他们生活的常识太遥远了，连想像都产生了困难。
让我们再回到苏北战场。
我找到一些有关当年的资料，从中可窥一斑。
一份是父亲写的《告全体共产党员书》：“不怕牺牲，咬紧牙关，克服侥幸心理，和当地群众一起，准备苦斗两年，消灭进犯之敌。”
一份是他在全区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上所作的《怎样坚持盐阜区的斗争》的报告。各乡各镇赶快动员起来，干什么？
一是破路挖沟。苏北平原，一览无余。部队怎么机动？群众怎么转移？他下达指令，有路皆沟，沿路挖沟，沟要一人深，通向芦苇荡和青纱帐。敌人来了，就像《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钻进去，土遁了。
二是拆桥打坝。苏北河湖港汊多，鬼子汽艇一下子就能插到纵深。因此，要求在河里打上暗坝，距水面齐腰深，一是拦住汽艇。这个办法非常有效，经常是鬼子汽艇一头撞上去，人仰马翻，被我射杀。二是便于我部队转移。被鬼子追急了就从暗坝上趟过去，人一晃怎么就不见了？再一看，“八路的，河的那边！”因为每条暗坝都是做了记号的。
这两条，按现在的军事术语叫作改造战场地形。
父亲说，战场地幅有限，反扫荡初期，敌人势头强劲，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做到县有武工支队，乡有武工大队，充实增强县乡独立作战的力量，使敌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待敌十分疲惫时，再适时集中主力，打它几个歼灭战。这个作战思想和基本战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运用得更为炉火纯青。
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初盐阜区内我军主力只有４～５个团，但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前的准备，他手里握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达到了１３个团，持枪的基干民兵组织达到十几万之众。父亲说：“敌人推迟了行动，使我以逸待劳。”
◎2 战争叫女人走开(3)
他还办了干部训练班，推行他的独特战法——“敌进我进”。毛泽东讲的是“敌进我退”，父亲说，往哪退？敌人进了根据地，我们没有地方退，只有进。这个进，不是硬碰硬，是进到敌伪区里，有利就抄他的老窝，不利就给我潜伏下来。当敌人撤回去，我们再打回去，端他的新窝。
他在报告里讲，战机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每个部队都要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抵近至敌前沿，保持接触。敌前出时，我在宽大正面上实行机动防御，节节后撤，敌集中兵力攻击时，我则分散从两翼转至敌后，咬住不放。不断袭扰，疲惫敌人。
他还在敌人据点周围撒出去大批的谍报人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敌设伪政权的地方，事先就物色了开明士绅，派进去里应外合。开始没有谁愿意干的，怕将来说不清。父亲说：“就叫区政府给他们都立个字据。”
规定是缜密具体的，连党政军各级机关人员所携带的物品都严格限制，一律不许超过６斤。重要物品资料坚壁清野，后勤物资、军火、被服工厂，全部上船，一有情况，就开进芦苇荡。
为了做到白天是敌人的，夜晚是我们的，根据地掀起了打狗运动。父亲说：“不过我还是允许他们每个村留下一公一母两条，否则苏北的狗真该绝迹了。夜里部队路过时，常看到老乡把狗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似的，怕它叫嘛。”每每回忆至此，他都会感叹地说：“苏北的老百姓真是好啊！”２２年后，父亲带着工作队回到苏北搞社教，他贸然停止了中央当时确定的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四清”的做法，代之以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文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我想，其思想和情感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眼前的这场战争。
他用当地的苏北俗语，对各县武工队和基干民兵规定了三种战法：
一叫“小孩拉瞎子”。就是以小部队佯动，诱敌至错误的方向，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二是“狗咬叫花子”。以小分队尾随敌人，黏着他打，有掉队者、后勤补给者，就干掉；
三是“小偷挖洞偷东西”。就是敌人一住下就打，放枪扔手榴弹，有出来挑水的、放哨的，见着就打他黑枪。让他知道，进了我根据地就一天不得安身。
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要怕部队被打散，打完就撤，撤就要撤得快，撤得要分散。事先规定好，白天打散了，入夜再集中。第二天接着再干。
有老同志回忆，张爱萍副师长在台上大声问，我说的三种办法，你们记住了吗？
大家回答：记住了！
那就给我重复一遍！
会场就响起：“小孩拉瞎子，狗咬叫花子，小偷挖洞偷东西，哈哈，哈哈！……”
这哪像大军压境啊。
最后，张爱萍掏出他的左轮枪，往桌上一拍，说：“打起来，谁后退，我就枪毙谁！我后退，你们就枪毙我！”
军中无戏言。面对迫近的敌人，３师的将士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一个朋友寄来一张报纸，通栏标题赫然跃于纸上：“新四军战斗密令突现京城”。刊登的是一个收藏家从旧货市场获得一本失去封皮的日记，里面有１８篇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的新四军战斗密令。部分密令后有“爱萍”落款。在日记第二页上写有“紧急指令（参字第００１号）：据昨日获敌此次作战计划，……歼灭韩部（注：应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队）时对我佯动。……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敌对我盐阜扫荡是最严重的。……责成各团分别回报情况。爱萍”
同时还报道，在３月２３日的“战字第七号命令”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作战计划，看得出，战前部署非常细致，仅侦察部分，就分攻击之敌、敌增援部队、可能的进军路线、日伪各据点的分布、通信联络的办法。在攻击器材准备中，甚至还有梯子、洋镐、十字镐、干草、柴火等。在３月２４日的敌情通报中，详尽地描述了盐阜地区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大约有十余条信息。撰文者感叹地写道：“能让当代的人对我军当年如何奋战在抗日前线有直观而深刻的了解。”他说，“爱萍”所指何人待考证。
◎2 战争叫女人走开(4)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本日记，但直觉告诉我，那上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故事，他在那里，真真切切地留在敌后战斗。不用考证，就是他，不会错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已经远去，父亲的记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碎片：
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在三造等着敌人来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去上面汇报一下，我走了一天，到了天都黑了。他们已经吃过晚饭，都换上了便衣，自行车也都准备好了，说扫荡马上要开始了。我还没有吃饭，他们也等不及了，我只好连夜赶了回来。原想大家要分开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有什么交代的，也好商量一下。其实，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对敌人是以逸待劳，不怕的。但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慌张，我看不起他们！”
回想起他在华中局会议上那样无法使人理解的愤怒，这会是埋藏在他心底更深层的原因吗？
……没有人和我说起过。
“打陈集外围时，我到了最前沿，是２５团２营５连，不会有错的，团长王东保。我说，走，到最前面看看。隔着一条河，敌人的哨兵就在桥上站哨，我观察了很久，他老在转圈子，我对尖刀班的班长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家伙很有规律的，你们上去两个人，等他转过去，把他摸掉。那个班长干得很利落。紧接着５连就进去了，这是一次偷袭，很成功。”
“陈集是攻坚战，双方反复争夺，我们两次冲锋没有奏效，鬼子也两次反冲锋被我们打下去。我看这样打下去不行，上去想查看情况，重新选择突破口。刚从工事的射孔向外看，警卫员韩兆轩一把把我拽下来，紧接着一枪打过来，把身后的特务营营长打着了……”
“我判断是围得太紧了，放开了一个口子，鬼子就从这里突围了。哈，上当了，半路上截住他，打死了一些，剩下的十几个鬼子就跪下投降了。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喊，鬼子完啦！鬼子完啦！把旁边的刘彬吓了一跳，问什么完了？我说，你没看见吗，鬼子缴枪了。当年我在鱼沟，也是把鬼子围住，打了一上午也没打进去，我想，这帮家伙够顽强的。他们现在居然也缴枪了，看来，鬼子长不了了。张天云把他们绑在村外的树上，我去看时，已经死了。李雪三说违背俘虏政策。我说，算了吧。这一仗缴获了好多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啊。”
“打下陈集我就叫部队撤出来，青纱帐已经起来了，正好隐蔽。果然，下午阜宁的鬼子就出来了，我爬到棵大树上用望远镜观察，见敌人在收尸，还组织哀悼仪式，好机会，我调来迫击炮乒零乓啷地乱放了一通，鬼子又留下好多尸体跑了，我们又回到陈集。”
“还抓了两个日本女俘虏，大家都没见过日本女人，传说日本女人漂亮，都争着跑来看。结果一看，唉呀，太丑了，实在难看，而且，一句话不说。后来把她们给送回去了。”
“这一仗，鬼子衰败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这是１９４３年春天，我想，我也许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回忆真是挺愉快的，尤其是有像我这样忠实的听众。
盐阜区反扫荡并没有像父亲当初动员的那样，要做好孤军奋战两年的准备，仅仅两个月不到就取得了胜利。战史记载：
反扫荡一开始，３师师部在师长黄克诚率领下跳出了敌合围圈，８旅和７旅一个团在副师长张爱萍指挥下与敌周旋。敌人第一次合围扑空后，又梳篦拉网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则分散游击，敌人再次扑空。
２月底，敌人集中兵力重点“清剿”，我则寻找敌之薄弱处，主动出击，先后袭击陈集、东沟等敌据点和阜宁县之敌，使敌顾此失彼，不得不收缩兵力。
３月中旬，敌人各路“清剿”部队开始撤退，我立即转入反击。敌如惊弓之鸟，豕突狼奔，正好被我伏击。接着，我全线展开反击，反“扫荡”胜利结束。
◎2 战争叫女人走开(5)
黄克诚欣喜若狂，对反扫荡和我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后，我军在副师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分散与集中的战法，寻机反击，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转入反攻后，连克敌伪据点３０余处。盐阜士绅在慰军大会上说，将卒用命，神出鬼没，于此足知中国不会亡！连国民党都说，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新四军能保全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抗战８年间，至少前６年，看不见胜利的曙光。残酷而持久的对日作战，就像漫漫的黑夜，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鬼子装备先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就有坦克。可我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就不得了了。战士们能用上“汉阳造”，就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而可怜的几发子弹，根本不敢随便用，打起仗来，多靠近距离肉搏。
父亲说：“攻坚我们不行，运动战也很困难，只能是游击战。现在可以是游击战加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配合一定的攻坚战了。没有大口径火炮，没有坦克，就谈不到攻坚，所以，我以后抓装备，陆军一定要重点发展坦克装甲，我们那时牺牲有多大啊！”
“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请捡到本子的朋友：
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
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碶头。这是生命的托付！但却是一封无法送达的遗书。他真的是没有退路的。苏北大平原——不是他的奖台，就是他的坟墓。回顾胜利，当然是愉快轻松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３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３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３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３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原因是由于３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2 战争叫女人走开(6)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１５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３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3 我是他的“克星”(1)
１９４５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十数万天皇的臣民，在几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
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８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整整一代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代价，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这次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败走向振兴。
我，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月亮像个银盘，特别亮，亮得都有点儿凄惨，秋风习习，吹过空旷的田野，将世间的一切都吹得似有似无一般。
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一天，大人孩子像过了趟鬼门关。妈妈说，你生下来不会哭，胎死腹中？也是命不该绝，正巧有个妇产科的医生从上海来根据地，就住在隔壁。她听说有新四军家属要生孩子，怎么就听不见动静呢？是医生的天职吧，过来一看，说是被羊水噎住了。吩咐打两盆水来，一盆热的，一盆凉的，就这么来回地浸泡，再拎起双脚打屁股，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父亲是在我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我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父亲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４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９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父亲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地赶来看了妈妈和我一眼。
妈妈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有一种说法，出生的磨难，预示着人生的艰辛与坎坷。也不知是指大人还是孩子。路加福音，……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父亲这一走，可就是从生死界上擦肩而过了。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当外部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国内两大政党、两个阶级的斗争便骤然升温，内战的烟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为国人熟悉的精彩讲演：“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意志和立场，但仅仅一个月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７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致电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下，具体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立即回电赞同。面对４００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共产党是没有力量和国民党硬碰硬的。他们主动放弃了南方８个解放区，做出收缩南部，巩固华北、山东、华中，控制热察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又进一步明确为放弃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只坚守山东、陕甘。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集中力量抢占东北。今天看来，在两大政党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人的这第一脚，充满了狡黠和智慧。刘少奇也因此以他的雄才大略又一次赢得了自己在党内的声望。
首当其冲的又是华中。
国民党１７个军约５０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一分为二。新四军军部移往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留下的另组成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黄克诚率３师抢占东北走了；罗炳辉的２师和父亲统领的４师，一分为二。２师之４、５旅，连同整个７师都调往山东。４师９旅调山东，４师１１、１２旅和２师６旅留在淮北。粟裕、叶飞的１师留在苏北。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８万北上，５万坚守华中。
◎3 我是他的“克星”(2)
陈毅、黄克诚走了，而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留下来了。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军区开始叫苏皖军区，寓意着苏中和淮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联手保卫华中，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按父亲自己的说法，抗日战争是他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成熟了，他不再只是个猛打猛冲的拼命三郎了，他的战略头脑、指挥才能、坚韧吃苦的品格和大刀阔斧的作风，逐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所认同，开始有人欣赏他了。
彭雪枫牺牲后，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华中局曾动议从八路军中选派干部，但最终中央议定是由父亲来接替。他独闯皖东北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与盛子瑾统战中展现出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创建九旅的建军治军能力；以及在盐阜区反扫荡中所表现出的指挥艺术和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业绩，都成为举荐他担任这一职位的重要筹码。当然，他长期在江淮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大战来临之际，考虑到华中腹地由苏、皖两个战役方向构成，中央又委以他华中军区副司令的重任，和粟裕分别负责苏北和淮北的对敌斗争。他似乎走到了他的同辈们之前，成为新四军抗战初期旅团一级干部中的佼佼者。父亲有理由接受这一切，因为，这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幅的主要方向上，掩护华东我军的战略转移和展开，面对百万敌军压境，站在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最前线，应该说，这既是中央对他的器重，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为什么。父亲总好像不愿意多谈他这一段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当年他留下的诗篇中，窥探到他的心态。他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腰斩长蛇津浦。”
在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人生，理应更加精彩。
当时华中军区驻地在淮安，周恩来老家。从淮安出发到津浦路前线，父亲的习惯是骑马，红军时他任过军委骑兵团团长，骑术、劈刀、马上射击都是挺在行的。这时部队已经有卡车了，大家都建议汽车要快得多，他犹豫了一下，就改坐汽车吧……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汽车当然要比马快。是缴获日本人的那种大卡车，他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在后面车厢里。你想，缴获的车已经破旧，当时又没有修理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赶路。离前线不远了，遇到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个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天又下着雨，走了一天了，父亲说，既然要等，不如下去搞些吃的东西来吧。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回身要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就失去知觉。为什么不骑马？为什么要坐这辆破车？为什么不冲过去，要停在这个鬼地方？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命！
据在现场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听到首长在前面驾驶舱讲话，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探头一看，啊！可不得了了，血从司令员被挤住的头上涌出来……”
慌乱中有人说，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只能缓缓地把车推开。人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
华中军区后勤卫生部的王广胜当时在场，他说：“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或许是他戴的帽子救了他，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首长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我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醒过来后，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天旋地转的。”
很痛吗？我问。
“没有十分的疼痛。我觉得自己还行，我还是明白的。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让部队知道了，可是大忌。淮北我熟得很，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3 我是他的“克星”(3)
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看首长渐渐有些苏醒了，就说，要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他双眼紧闭，好像听到了，手指动了动，我知道他不许我们说。”“他一直这样躺在担架上，眼睛睁不开了，电报由我念。他不需要地图，他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卫生部长王广胜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我警告他，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妈妈说：“我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就到华中局去问个究竟。邓老（邓子恢）安慰我说，估计不会太严重的，前线说，他一直还在指挥作战嘛。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周后，战斗结束。父亲强撑着参加了庆功大会，他要给部队讲几句话，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
这时上面的领导同志都还不清楚父亲的伤势，从来往电报看，一切都正常。战斗结束后，陈老总要父亲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说是美方的雷克上校已经到了。一见面，吓了一跳，陈老总叹道：“咋子搞的嘛？受了如此重伤，咋还呆在战场上！”
妈妈说：“无怪陈老总都吓了一跳，我见到他时，你爸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脑袋肿得好大，都认不出原样了。你爸这个人啊，别人的话都不听。脑震荡的人是不能再受震动的，他不要战士们受累抬他，坚持要把担架放在车上，那时都是泥泞路，一路颠簸下来，哪还有好的？”
陈老总、张鼎丞等领导来看望父亲，走后，妈妈听见他们询问医生，议论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但妈妈还是隐约听到了“……废了”两个字。
她的奶水就在这一刻再也没有了，从此，我再没吃过妈妈的奶。现实是残酷的，但她必须和他一起承担。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大规模内战爆发。８月９日，随着泗县之战失利，淮北形势急转直下。９月１９日，淮安被占。不久，两淮丢失。
在这之前，粟裕和父亲这两个华中军区的第一和第二副司令，曾有过一场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他们两个共同之处是都不同意放弃华中，分歧是坚守华中，究竟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运动战打击北犯之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为日后在华中立足奠定基础。父亲则认为，在来势凶猛的敌人面前，不应匆忙应战，应以有限规模的运动战结合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做好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长期准备。华中江河湖汊，四通八达，完全可以与敌周旋，避其锋芒后，坐待战机。
现在，究竟谁的意见更为合理，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父亲在病榻上收到了９纵政治部主任张震寰和宣传部长赵易亚的信，信上说，两淮丢失了。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当父亲读到信中叙述的两淮失守与淮北失陷后，我军民撤退时的慌乱与匆忙，以及地主还乡团残害根据地群众的惨状，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没有向父亲核实过这个细节。他是在为曾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这块土地的丢失而伤心呢？还是在为自己这时多么的无奈而悲泣呢？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话：“粟裕同志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传来，我真为他高兴。可我每天只是头痛，痛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找到他当时写的诗《捷报》：“七战连捷敌难逃，运动战和游击战，胜券稳操。”日期是８月１日在淮安。他在病痛的折磨中，为战友七战七捷的胜利而祝贺，同时也为无法亲自去实践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而耿耿。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这本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是关乎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只是排练；到了解放战争，则是大戏开场了。经历了在分散的根据地上游击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今天，他们将整合起来，以野战军为单位，与这个１８年的宿敌，进行最后的决战了。一场大兵团会战的宏伟剧幕已经徐徐拉开，刚刚被提拔到战区领导岗位上的他，本来是可以一展风采的，而现在，在大战来临之际，他不得不与老弱病残为伍，颠沛在后撤的路上。这对他，不仅是焦躁和苦闷，简直是一种惩罚，命运的惩罚！
◎3 我是他的“克星”(4)
这次负伤给父亲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上，消失了张爱萍的名字。皖东北的大地啊，伴随着我的降临，带给父亲的却是灾难，难道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什么暗示吗？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1)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８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匆匆而过的士兵们都好奇的回过身来，当他们认出担架上这个双目紧闭、昏睡不醒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时，他们向他致以军礼，然后又匆匆赶路了。拥挤的道路渐渐变得空旷，他们翻山越岭，跨河涉水，蹒跚而行，曾几何时，这个在江淮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此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了。
淮安丢失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先自蒙阴到临沂，然后过沂水、诸城、莱阳、烟台，从蓬莱登船，到大连。这一带，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曾多次组织过实兵演习。这是当年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其实地形并不十分复杂，从苏北平原到鲁中南山区，仍属丘陵地，地势虽多有起伏，但并不险恶，用现代作战的理念来看，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并不是理想的战场。为此，我惊叹当年华东野战军居然能在这里纵横驰骋、决战决胜，消灭了蒋介石正规军和各种武装２４７万之多。每念及此，大有愧对先人之感。
妈妈和父亲同命运。
父亲负伤后，组织上明确告诉妈妈，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好好照顾爱萍同志，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今后的工作。妈妈回忆说：“听那口气，好像你爸爸已经永远是个需要照顾的残废人了。我真的不敢去想……”此时的父亲不过３５岁，妈妈只有２６岁，都是人生最灿烂的年龄。妈妈１９岁离开了豪门之家，抱着“国家有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生志向投身抗日洪流。当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到来时，命运却对他们作出了如此残酷的判决，他们当真是会绝望的啊！
去大连这一路，她又要照顾担架上情绪不安的父亲，又要照看嗷嗷待哺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负伤后，妈妈一急之下没了奶水，我经常在路上饿得哇哇乱哭。走了一天的路，宿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口大锅，熬米粉糊糊给我吃。米粉是她自己做的，先把米烤焦了，碾成粉，吃时加水搅拌熬成糊糊。妈妈说，我那时总像疯了似的，两个勺子都喂不过来。
从临沂往北是沂水，过了沂水就是敌占区，沿途有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炮楼处处可见，鬼子和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枪，等待蒋介石政府的接受和改编。听爸妈说，一路上大多是昼伏夜行。过封锁钱的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肃静，连马蹄子都用棉布和麻袋片包起来。人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一声哭啼，引来了敌人，８个人的小分队是不堪一击的，何况沿途还有许多跟上来逃难的老乡呢。为了让我熟睡，行前特意用米糊子把我喂饱了。但临近村头时，我突然号啕大哭……真是鬼使神差！
每当父母讲起这段经历时，总会补上一句：“你啊！从小就让人闹心。”这大概也是种暗示，怪不得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视为是个不安定因素。
走了一夜的路，住下来，大家都能休息，只有妈妈忙着号房子、筹粮，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照顾爸爸和我，弄饭、换药、洗洗涮涮的。还要计划明天的行军路线，甚至给警卫班上课，给个别战士做思想工作。妈妈说我真是她的克星，夜里行军骑马抱着你，一颠就睡着了，白天大家睡了你就闹。为了怕我吵闹，总是抱着你到村头去哄，可你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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