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战场上的游僧(5)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使君有妇，罗敷有夫”，恨不相逢未嫁时，何况是背负着罪名的永诀呢？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２８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三叔当时天真地说。“噢！你哥哥是谁？”“张爱萍！他哥叫张爱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魏传统夫人的刘超抢着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哎呀！太巧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当真？”“当然，他现在就在武汉，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他去吧！”
罗世文、车耀先（注：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重庆歌乐山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父亲沉痛地说。
兄弟情同手足，一晃离家已快１０年了。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怎样了？”父亲说：“你三爸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急了……母亲去世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号啕大哭。这些年来，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我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悲从中来，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我三叔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一直到他们老了后，闲聊中，我三叔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父亲都会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自己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小时候太穷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我大姑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安庆、九江陷落，日寇沿江而上，武汉门户洞开。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真的该考虑沦陷后的问题了。刘少奇后来总结华中工作时说，当时在华中负责的同志认为日本人不致打到武汉，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地区阻止敌人，中国可以速胜。因此没有必要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注：《刘少奇自述》）
乱世出豪强。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扩张势力者，消灭异己者，打家劫舍者，占山为王者，鬼子还没见到，自己便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内忧外患交织而来。
◎3 战场上的游僧(6)
要在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依附更强势的集团。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公司要寻找挂靠单位。据说，中国字头的康华公司，下面就有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儿子公司、孙子公司。而在当时，最热门的就是挂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块招牌下了。
有个叫李应权的人，是河南信阳地方民团的一个团总。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说河南一带有许多流散武装，如果八路军能助他一把，拉起个几千人的队伍应该不成问题。这个信息太有诱惑力了，何况这又不是去挖“友军”的墙脚。周恩来即派父亲和罗炳辉去河南考察。罗是共产党里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好汉，原本就是靠拉民团起家的，枪法极准，为人豪爽，父亲年轻时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亲自看到，不能有水分。果然，这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河南人一直就是不安分的。父亲想，与其磨嘴皮子收编别人的，不如自己拉起队伍。李应权出身豪门，有人有枪，当地人脉关系又广，干脆就不回去了，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他们两人拍合后就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牌子，以确山为基地，开始招兵买马。他让李任司令，自己是书记兼政治委员，随行的共产党干部杨子仿、李林分别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应权的表弟孙石，是一员武将，带了几百人投奔上山，被任命为大队长。这群确山聚义的青年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在这个深山的古庙里，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父亲自豪地说：“大雄宝殿就是我的指挥部。”古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自延安出来后，第一次如愿以偿。国破山河在，他在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像小时候梦想当一个大侠一样。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有信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他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不安分的因子。
正当他要一展宏图时，接到了长江局的来电，命他迅速赶到豫东执行新的任务。父亲说：“我找到陈少敏（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她也希望我在当地拉武装，说帮我向上反映，但长江局坚持原有决定。”
送行的场面是悲壮的。队伍从山上一直排到山下，他们没有多少枪，大刀长矛的红穗穗迎风飘舞。大家都掉泪了，一直送出确山地界。“千里送君，终需一别。都请回吧！”父亲说：“这一别，和李应权，竟是生死诀别。”
李应权家在当地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但后来他们兄弟俩都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后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民族英雄。他的表弟孙石解放后是国家水利电力部人事司司长，“文革”中和他的妻子双双被折磨致死。是父亲把他们引上了革命之路。这是一段离奇的历史，每当我想起这段故事，总会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征服力所震慑，也为革命最终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而悲泣。
父亲的第三次折腾又宣告“无疾而终”。
“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尸骨逐水流，树梢鸡啼血。”这是父亲当年在奔赴豫东的途中，路过黄泛区时写下的诗句。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是忧郁和焦虑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失利了。２０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２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注：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蒋介石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８日给程潜的密件”）。
为阻止日军进犯，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建议，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据当年目击者称，参与掘堤的工兵营对着河堤上的关帝庙祷告，关老爷啊，中华民族眼下遭大难了，我们打不赢，只好掘了河堤，淹死的都是中国人啊，你宽恕我们吧。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3 战场上的游僧(7)
滚滚黄河水，从天而降。虽然暂时阻滞了日军的西进，但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３省４４个县，８０多万人被淹死，１４００多万人无家可归，中原大地成了汪洋一片。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真的只能靠掘黄河的大堤来苟且吗？面对２万日军，真的要用８８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唱歌，引得父亲兴起，他说我来教你们唱一首：“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队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黄河精神！
三次折腾，三次夭折。这第四次了，是什么任务如此紧急呢？
就在前不久，彭雪枫率游击支队离开竹沟，往豫东进发。豫东有个国民党主战派将领叫魏凤楼，任鹿邑县长，一向与共产党交好。父亲此行，正是长江局因彭雪枫的要求，指派他到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将鹿邑县发展为我们党的可靠后方，保障彭雪枫游击支队顺利进展。
据父亲回忆：“彭雪枫一见面就说，你在那个庙子里干什么！”
和彭雪枫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在江西军区当政治委员，父亲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彭是３军团红五师师长，父亲在红四师当政治部主任。遵义改编后，师的番号取消，彭是红１３团团长，父亲在红１１团当政委。过了大渡河，父亲调红１３团当政治委员，与彭雪枫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可以说是生死至交了。还是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彭雪枫入学没一个月就神秘地消失了，走前只给父亲打了个招呼。父亲后来才知道，是被中央秘密派到太原与阎锡山搞统战去了。１９３８年２月，彭雪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父亲当时正在确山拉队伍，今天，两人又走到一起了。
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占据的地盘，过来为别人做保障，他实在是不情愿的。但又能说什么呢，和彭雪枫的这种亲密关系，何况人家是看得起自己。父亲说：“我还能说什么？帮他把事情做好吧。”苦也！
当年彭雪枫的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中记载：“出征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部队衣着甚单，后经张爱萍交涉，魏凤楼答应给我部解决棉衣和部分经费。”押运棉衣是个女同志。张震回忆录中描写：“脸冻得通红，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炭火相映，更添了少女的羞涩……”她是谁？她叫马龄松，后来成了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夫人。去年我去给马阿姨祝寿，张震指着她说：“她可是你爸爸的兵。”
父亲回忆要简单得多：“我整顿了魏的部队，想以这支力量为主，建立抗日武装。彭雪枫的军服都是靠这个县给的。”
鹿邑县的老人们还记得，新来了一支出没无常的神奇队伍，还有男女学兵。这支队伍是张爱萍将军带领的，不光纪律严明，而且能歌善舞，是真心实意专打日本的。说太上老君曾用铁鞭帮他们打过日本，连沉睡８００年的陈抟老祖也醒了和他们一道驱赶鬼子。（注：摘编自《张爱萍在豫东》）
当年参加过我父亲主办的“鹿邑县抗敌训练班”的老同志展新回忆，当时师范、初中的同学大多数都参加了张爱萍办的抗敌训练班。集中上课，分组讨论，课外组织文体活动。实行只供食宿，官兵平等。这种方式大家感到很新鲜、有生气。特别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青少年，唱啊，跳啊，简直像置身于一个新天地。
他说，张爱萍身材修长，温文尔雅而又英姿勃发。上课从不带讲义或笔记。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写起字来龙飞凤舞，常打破习惯笔顺，一些偏旁字从右向左写；有的对联从下向上写，不拘一格，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学员叹为观止。好多人想学习模仿，但都学不会仿不像。年龄大些的说他是文韬武略的儒将，更多的人说他是安邦治国的奇才。他是我平生最敬佩的人物之一。
◎3 战场上的游僧(8)
他说的对。父亲毛笔字的书写习惯确是从左往右。陈老总就说他：“你这个张爱萍真是不守规矩，中不中，西不西的。”周恩来补充道：“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谁写的，全党就你一人。”他自己说：“我这是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用毛笔写字，竖着写甩得开，由左至右，不会弄脏了袖子。”（注：中国传统写法格式是，书写，由上至下；排列，由右向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西方书写习惯，由左至右，横排书写。我父亲是按中国传统书写习惯，由上至下；但排列却又按西洋习惯，由左至右。）这只是个插曲。
我和父亲谈起，他说：“我们的抗战，不是政府抗战，是全民抗战。正如毛泽东说的，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者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何止是蒋介石不懂？现在很多人也不懂。他们把中国的抗战简单的等同于二战中一般的作战行动，只是计算作战的规模、歼敌数量，而忽略了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懂得它的意义。展新写道：“鹿邑县抗敌训练班，是血沃中原的艰苦年代里长出的一株劲草；是寒凝大地的救亡战线上萌发的一朵春花。我永远怀念它，永远怀念１９３８那闪光的年华！”（注：展新，原名展耀祖，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中国民盟成员，南京中学高级教师。）
父亲的回忆没有展新那样浪漫：“那次遇到红枪会，差点送了命。”红枪会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武装，有上千条枪。父亲说：“刚进村子，突然冲出一伙人，扎着红头巾，举着红穗子的扎枪，围上来乱刺。我一下子抓住刺过来的两支枪，撕扯在一起，没法子腾手拔枪。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下可糟了。正巧路边有个两人多深的壕沟，就喊警卫员，快跳下去！在沟底，我们才得以掏出手榴弹，甩上去，炸得他个人仰马翻。上来后，一摸，脖子上全是血。原来，打斗时，背后的枪刺过来，我正巧低头，一枪就把头皮挑破了……”
“我把部队整顿得不错了，魏凤楼不信，非要自己检查一下。夜里哨兵问口令，他就是故意不答，哨兵就开枪了。他这才服了气。我说讲你不听，送了命我可不管。魏后来靠上了卫立煌，他要拉我跟他一起走，说卫立煌要给我个少将参谋长。这时，少奇同志从延安来了，决定还是让他走，我就撤回来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们党是完全可以控制这支部队的，但刘少奇同志没有同意这样做。魏的背景、经历很复杂，对他的看法评价也不尽一致，像他这样的情况，在革命斗争中是不奇怪的。但要父亲跟他走，这未免过于荒唐。
第四次的折腾，就这样结束了。
时间到了１９３９年的３月。父亲离开延安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可他还是孑身一人。
◎4 殊途同归(1)
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时间：１９３９年５月；地点：永城孙团集镇游击支队驻地。
党政军委员会是掌有地区最高权力的领导机构，它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彭雪枫——游击支队的司令兼政委；张爱萍——豫皖苏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是最早在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人。此时，他在党和军队里都兼有职务，任省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副司令。会议由彭雪枫主持，他同时又是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
会议主题：确定下一阶段的战略发展方向。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批判了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倾向。长江局一分为二，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８日少奇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据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玉柱回忆：
３月，彭雪枫司令员派我到竹沟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指出了我们的缺点：“扛着枪要饭吃”。并指示：“迅速建立豫皖苏边区省委；对彭雪枫、张爱萍、吴芝圃三位领导同志的职务提出了建议。”（注：见之于《刘玉柱纪念文集》４０页）
据父亲回忆：“少奇同志原来打招呼是要我到彭雪枫那里任政治委员，我是有些犹豫。……后来彭雪枫宣布时，我为豫皖苏省委书记。”
此时的彭雪枫，已拉起了５０００人的队伍，下属三个团，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办了随营学校、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战史记载，１９３９年初的彭雪枫支队，已经可以抗击２０００多日伪军的进攻了，有好几次是一仗消灭敌３００多人，缴获枪支数百支。有一仗，光重机枪就缴获了１３挺，迫击炮两门。应该说，在抗战初期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战绩了。他的麾下，已有吴芝圃、肖望东、张震、滕海青、谭友林等几员大将，除吴建国后当了河南省委书记外，这些人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随着父亲的加盟，彭雪枫的班底就更厉害了。
但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
我听过一些老同志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似乎这是多少带点火药味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彭雪枫的游击支队，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
父亲要我把地图摊开，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种意见是：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进而控制中原；
我个人的意见是：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并以此为跳板，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
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战略目的。
向西：以现在所处的豫东为前进基地，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由此可以连接北部的晋冀鲁豫和南部的鄂豫皖两个根据地，形成控制中原的局面；
向东：华中是敌后，虽为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我待，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而向西，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
二是如何理解贯彻中央意图。
向西：毛泽东有此意图，中央规定我们的任务是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准备日军打通平汉路时，尾随跟进，趁势控制河南；
向东：武汉保卫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抗战初期日军的那股强劲势头削减了，强弩之末，已见端倪。粤汉路日军没有打通，现在看来，打通平汉路他也难。因此，河南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尾随日军西进，进而控制河南图谋中原的设想，恐难以实现。
三是作战环境。
向西：东面地形平坦，无险可居，不利于开展游击战；
向东：港湾湖汊、水网稻田，同样不利于敌人大部队行动。
再则，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环境险恶。两军在同一地盘上摩擦难以避免，不如尽早向东，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
◎4 殊途同归(2)
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讨论到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对路东，谁熟悉？你了解吗？坐在这里空谈是没有用的。
“我愿意走一趟！”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很多书籍，在写到这一段时，都用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爱萍同志的意见”。我总觉得不合逻辑，我问父亲，他说：“这样的场面，没有人好再说话了。这时天都快亮了。……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拗得很。也真巧，这时候，路东就来人了。”
我怎么不明白这些同志的良苦用心，也明白挑出这一矛盾可能产生的麻烦，但我必须忠实地反映父亲的本意。历史已过去了６５年了，当事者早已不在人世，面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分歧和碰撞，甚至是争执，是分道扬镳，都是难免的，甚至是必须的。掩饰，并不是尊重。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对我说：“争论到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分道扬镳。”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他的战略观点在这里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写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２日，也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多月后，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文章首先谈了皖东北的形势和开辟皖东北的战略意义：
皖东北是徐州至南京的中间地带。控制这个地区，可直接威胁徐州、蚌埠，间接威胁南京；破坏扰乱敌主要路上（津浦、陇海）水上（淮河、运河）交通线。从而吸引牵制沿南北两侧向我中原进攻之敌，成为华中战场的一个有力阵地。
文章接着分析了坚持皖东北的可能条件：１、虽为平原，但有洪泽湖为依托，南有淮河，东北有运河为屏障。中间地带有浍河、北股河、南股河、沱河、淮河支流，以及沱湖、天井湖等众多湖地，形成湖河港汊的交错地带。同时，村庄园林稠密，便于小部队机动隐蔽，不亚于山岳地带。２、人口众多、民性强悍，会门组织和争斗渊源长久，除刀矛剑戟外，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后的枪支弹药广为遗留于民间，具备组织抗日武装的基础。３、麦、杂粮、白米丰富，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即令敌铁壁封锁，也难使我经济恐慌。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了开展皖东北游击战争的方向（方针），和应该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
要理解争执双方的观点，就要了解那段历史。
翻开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图，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马蹄型：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华北、山西为敌占区；南部，沿长江两侧至武汉周边也为敌占区；中部，华中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河南东北和安徽东半部也为敌占区。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快两年时，日寇对我国的入侵态势，正如一个口子朝西的马蹄型。在马蹄型的口子内的广大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大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半部、陕西南部均为国民党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在哪呢？除了陕甘宁延安的大本营外，他们大部渗入到日寇占领区内。由于日伪兵力有限，广大农村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正如毛泽东说的，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处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夹缝地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带。以后发生的几次惨案和失败，大多源于此处。
对下一步局势的走向，父亲说：“我那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粤汉线，也就是武汉至广州的铁路线向南推进，夺取华南。从而挤压蒋介石于大西南，夺取并控制大半个中国。”
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初期的战略意图了：待上述形势来到时，我军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豫西的伏牛山和鄂北的大别山为依托，北联华北，中联华中、华东，南联鄂豫皖根据地，在马蹄形的两端，拉直南北的这条轴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原敌后游击区。为此，要求在豫东等待机会的彭雪枫支队随时准备向西出击，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4 殊途同归(3)
宏伟的构想，神圣的使命，让热血男儿心潮澎湃。应该说，向西较之向东，气魄更大，前景也更为诱人。
但实施这一构想，必然会遇到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第二，这个局面一定会到来吗？这，就是这一计划致命的死穴——因为，这个局面的到来，是有赖于日本人的。但如果日本人无意或是无力打通和控制平汉线和粤汉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呢？那么中原地区仍然会维持日、蒋对峙的局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其坐等，不如另图发展，这正是父亲坚持向东发展立论的依据。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汉口弃守，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结束。４个多月来，中日两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着激战。日军使用兵力达１２个师团，死伤达１０万人以上。中国参战部队１３３个师又１３个团，伤亡１４．３４万人，被俘官兵９５００余人。仅大别山一役，据日方统计，日军伤亡约４４００余人，中国军队阵亡约１．５万人。战况惨烈。
武汉虽然丢失了，但武汉会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历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的：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使日军力量受到很大消耗，尔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战争的双方，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双方战争力量的消耗，战事渐次进入僵局，参战各方的作战意志和企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国民党人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中国实在太大了，假如继续深入中国的腹地，无休止地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结果只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他们自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能有效控制的还不足１０％——基本上是在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确保对占领区的控制。首先，要集中兵力清剿在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抵抗力量，使占领区内的资源能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其次，要拖垮国民党人，瓦解他们的意志，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面对日本进攻势头的衰减，国民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人其实并不可怕，两军只要保持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以中国的地广和众多人口拖住他们，坐等西方盟国腾出手来，局面不愁不变。现在，令人不安的倒是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实际控制，这些，对战后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开始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了。
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华中。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和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连带河南东部。这是一个位于敌人后方的，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敌伪巢穴的战略前冲地带。抢先夺占它，可以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北连八路军，南接新四军。而皖东北又是通向华中核心区苏北的必经之路，是经略华中的滩头阵地。回顾这段历史，父亲曾撰文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并强调，大力发展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连山东，背靠八路军一一五师；西可连冀鲁豫，与一二九师相呼应；将来连成一片，既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注：《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张爱萍、刘瑞龙等著）
父亲回忆说：“中央当时考虑日本人控制了平汉路，我们可以依靠平汉路以西，在南阳、伏牛山一带打游击。但现在情况变了，它已经不是抗战初期大举进攻的架势了，它占了大半个中国，控制都困难，没有力量继续向西了。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到面向日本人，背靠国民党的位置上。我们只能向敌后发展，这样，国民党想和我们搞摩擦也没有办法了。”
◎4 殊途同归(4)
“再一点，即使日本人要打通平汉路，什么时候呢？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坐等？豫皖边的南面紧靠国民党第一战区，摩擦要发生了，待在这个地方是不行的。不如乘此向路东发展。”
父亲继续他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向彭雪枫提出来，自己先去路东，算是给你们侦察一下。彭先不敢同意。正巧晚上路东来了个同志，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他报告说，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大一点的镇子。特别提到，立湟来了个专员，叫盛子瑾，很开明，在发展武装。根据他谈的情况，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第二天，我又提出到路东去的想法。吴芝圃同意了，彭的想法也变了。”
“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相信父亲的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讲起他自己的经历时，总会时不时地蹦出彭雪枫这个名字。我读过《彭雪枫家书》，林颖编撰。她在前言中说，在她和彭雪枫相识后的短短３年里，彭给她写了８０多封信。实在是不算少了！信中那些文笔流畅、细腻婉约的语言，凸显出３０年代新潮派文人的风格。信的内容，充满了对人生的抱负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豪情，同时，流溢于笔端的是军旅男儿对年轻妻子缠绵悱恻的恋情，使人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以我有限的涉猎范围，我至今尚不曾发现在党内老一辈人中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像彭雪枫这样将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集于一身。侠骨柔肠啊！
彭雪枫比我父亲大３岁。长征中过了大渡河，调父亲到１３团当政委，和彭雪枫搭班子，父亲死活不愿意。他说：“我那时在红１１团，团长邓国清负伤了，王平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调我去彭雪枫那里当政委，我就不去，那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后来，彭德怀发了脾气，我只好去了。”前些年，听王平也说起过这件事：“本来是要我去的，我一听说给彭雪枫当政委，我不干。我说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张爱萍行，哈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了。”邓子恢也有类似的说法。张震回忆录中说：“一次，子恢同志同我讲，开始上级要他到４师来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因为听说雪枫同志爱发火，脾气怪。在一起工作后，彼此间都很尊重，配合得很默契，相处很好。”（注：《张震回忆录》２１６页）
我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是很难给他们搭班子选政委的。彭德怀算一个；林彪也算一个；彭雪枫当然不用说了，这么多人都不愿意给他当政委。我也听有人说过，张爱萍也算一个，哈！说到我们老爷子头上了。还有说刘亚楼、韩先楚、王震的。我自己接触过的有北京军区的司令秦基伟、周依冰，给他们当政委也不是件轻松的事。除了我们通常讲的德才和资历外，气质、秉性都至关重要。军、政首长搭班子，两个一把手，要互补，而不是相克。奇怪的是，人们在谈起他们的这些毛病时，似乎都很宽容，看来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脾气大兴许不是缺点，重要的是看他在战场上的勇敢顽强。
父亲和彭雪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极富理想的热血男儿；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博览群书，擅长吟诗作赋；既热衷于真刀真枪地拼杀，又喜欢钻研军事理论。性格气质上，又都是那样桀骜不驯；甚至，两个人名字的风格都那样相似，一个爱萍，一个雪枫，都带着同样的飘逸和浪漫。在我们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他们的个性特征尤显得惹人耳目。生活的阅历告诉我，可以是朋友的，未必能成为搭档。也许正是这种相似，使他们在情感上惺惺相惜；而在建立功业上，都会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而义无反顾。
父亲说：“长征时，一路走着，彭雪枫总说，要走到哪一天呢？我说，管他呢，天塌了有长子顶着。有几次聊得彭老总火了，就喊……”
“……翻过了四座雪山，我就感到体力不行了，没有力气，这种感觉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沿途看见的都是牺牲的战友，特别在宿营地，到处是尸体，只能把他们抬开，再睡在那里。自己明天还能起来吗？不知道……冻、饿、疲劳。最后一座雪山是梦笔山，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许多带的是冲锋枪，我舍不得丢掉，就自己挑起来。彭雪枫一直在山顶等着我，说你老兄终于上来了，你挑那么多枪给谁用啊？我一想，是啊，部队一再减员，妈的，一下子全扔到山谷里去了。”
◎4 殊途同归(5)
我没有见过彭雪枫，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但说到这里，他们两个身上不同的特质我已经能够触摸到了。彭雪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了，而我父亲呢？他好像还没开窍。
父亲决心离开彭雪枫，执意独闯路东，是不是还另有隐情？据刘玉柱（注：二机部副部长，时任彭雪枫支队宣传科长、豫皖苏省委秘书）讲，他到竹沟向刘少奇汇报，带回了一封信。他向我父亲透露说，少奇同志对几个领导同志的职务已经做了安排，并决定成立豫皖苏省委，由吴芝圃（注：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当书记云云。
父亲说：“这封信没有看到，宣布时，我任豫皖苏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党政军委员会。……我就有了些想法。”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刘少奇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历史尘封的往事无人知晓。干部的配备，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何况这种事掏腾出来又有何意义呢？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不肯留在彭雪枫的部队里，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独自走向敌人的营垒。不错，他向来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是不容动摇的。但这里或许多少也有些委屈和不平，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那年他才２９岁。
而年轻人身上的冲动是可贵的。应该说，父亲的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同时也是冲动的、激昂的。孤立和不服气有时也是兴奋剂，也会激励人，尤其是当自己怀有抱负，握有真理，它会激励人们去探寻、去冒险、去证明自身的价值。
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又要各奔前程了。
前面的道路有多艰险？谁也不知道。但决心一下，就再也不允许瞻前顾后了。也许是不放心吧，彭雪枫说，再带一个人去吧。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黄林同志回忆，他当时是党政军委员会秘书，临行前，彭雪枫说，看你的鞋都破成这样了，要供给处给爱萍赶做双新鞋吧。父亲记得，过雪山时，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彭雪枫说，你病了吗？骑我的骡子吧！父亲的那匹骡子在过泡桐岗时摔死了，全团就剩彭的这匹。两人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伤员骑了。
他曾就独闯皖东北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但诗中反映他当时心态的只有两句：“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向东发展的举措是正确的。他到皖东北后，仅用了三个月，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很快又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以至于日后彭雪枫在路西走麦城时，才有了便捷可靠的退路。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说法不一。１９８７年，长期跟随彭雪枫、担任彭雪枫参谋长的张震曾撰文，题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中写道：“根据少奇同志５月份关于……的指示以及张爱萍在淮上时曾提出的可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意见，７月份张爱萍到皖东北地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委婉的交代吧。
◎5 草莽江湖(1)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１１９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同上》１２２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１９３８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同上》１１７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说，一直到１９３９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同上》１１９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对当时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兵力和部队的机动能力来说，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了。鬼子和伪军１６０００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１００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队伍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１９３９年的夏天。一个２９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5 草莽江湖(2)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了：“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跨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胯胯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倒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力。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１１５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蹿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１１５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令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
父亲说：“见到面倒是挺客气的。”其实，也就是要给他个下马威，有吴法宪的队伍蜷伏在身边，父亲解释道：“双方都还在摸底。”同时他也承认“对危险，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不久，对方终于动手了，我方人员江上青牺牲，那是后话了。
◎5 草莽江湖(3)
开张还是顺利的，但没多久，一纸调令，吴法宪被调走了。苏鲁豫支队的隶属关系本来就不顺，不是一个系统的，谁会听你招呼？全靠有熟人。父亲说：“算了吧，求人不如求己。”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收编了徐州附近的一支小游击队，头头是孙象涵，大概因为是后娘养的吧，反倒很配合，以后成了父亲创建皖东北天下时组建九旅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吴法宪在困难时的帮助，父亲常会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常来家里的客人不是很多，但吴胖子是一个。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是我妈妈战争年代的好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可惜“文革”后我们两家就形同陌路，父母每次谈起和吴、陈夫妇的往事，总会陷入深深的叹息。
灵璧县的许志远、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官商一体嘛！这帮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平日里好习文弄墨，舞枪使棒，上联官府，下结豪强，标榜豪爽仗义，抱打不平，在地方上形成势力，很有些人气。他们办有一个龙源糟坊，题名“抗日大饭店”，南来北往之客，凡和抗日沾边的，一律免费食宿，临别还赠钱粮。有的书上描写苌宗商是胸飘长髯，衣着黑衫，骑头毛驴。父亲说起他：“是个大地主，民团团长，儿女都是共产党，小儿子苌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前牺牲了，他对抗战有贡献，解放后安排他任地方的水利委员会委员。”他们一听我父亲的来由，就大哥小弟的乱呼起来，再一神侃，立马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父亲说：“皖东北许多重大事项的议定，我都是在龙源槽坊筹划的。”说到这里，我想，假如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漠北古道上，还不成了“龙门客栈”？刀客剑客，藏龙卧虎，浪迹江湖，看来古往今来皆有之。
他们得知我父亲要继续深入皖东北腹地，遍访当地的地头蛇们和豪强势力，便提醒说，去青阳一路，要走老周圩子，有个周汉波，是个抗日的士绅，仗义疏财。我插话，八成像《水浒》里的柴大官人吧？他们还告诫说，万不可走张楼，张楼有个张海生，生性凶残，暗中与日伪勾结，是个黑店，不少抗日人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父亲说：“听了这话，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不是像《水浒》里的祝家庄？”我打趣说。“不要打断我！”老爷子讲到兴头上，是不允许别人插话的。
从泗县往东４０里就是皖东北专区的首府青阳了，今天这里叫泗洪。原来洪泽湖是安徽、江苏各占了一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统划给了江苏，青阳也随着给了江苏，名字也就改了。从泗县到泗洪的泗泗公路有一半在安徽，一半在江苏。这条路我走过，很特别，江苏境内相对繁华整洁些，一进安徽，整个一个脏乱差。泗县的人请客要专程跑到泗洪去，真惨。但父亲讲起这里，还是习惯叫青阳。据当年陪他同行的刘玉柱回忆：“根据苌宗商的指点，我们过老周圩子，住在周汉波家。紧接着就巧遇了到宿灵两县视察工作的杨纯和她的随行人员邓青（女）。”（注：《刘玉柱纪念文集》）
刘玉柱回忆中提到的这个女人杨纯，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我党众多的妇女干部中，她没有甘心当“夫人”，而是一路从政，官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位置。据说，她当年可帅了，剪着短发，挎着手枪，当过游击队长，她是中共山东分局派过来的，职务是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皖东北行政公署的民运科长。我父亲当年什么样？画家芦芒随郭沫若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来过这里，解放后俩人重逢，他凭着记忆给父亲画了幅油画。画布上的人戴了顶破旧的斗笠，低低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个脸，透过斗笠的网眼，射出的目光是冷冷的，摄人魂魄。像个游侠？下脚注了几个小字：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在皖东北。现在的一些女同胞看了说：“哇噻，好酷啊！”
◎5 草莽江湖(4)
据有些书上描写：杨纯带着随员邓青正巧和张爱萍打了个照面。见是两个女子，扮相举止不凡，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也会有如此气度之女子？但人家毕竟是个女流，哪里好死死盯着的，张爱萍遂将头一低，擦肩而过。不想，那女子却回过头来，喝道：站住！张愕然；是路西过来的？不等回答，又抢道：哈，你是张爱萍！……杨纯真是快人快语。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我后来看到父亲１９５９年对安徽党史办同志的谈话记录：“他（苌宗商）告诉我很多情况，大庄区的区长石（名字打印不清），是抗战的，好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叫陈光薇（杨纯），八路军派来的。于是我找到了她。”语言直白，平铺直叙，现实生活总归不如小说描写得那样浪漫。
原来就在党政军委员会争论彭雪枫支队向西还是向东发展时，国民党皖东北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接受了他的秘书，我地下党领导人江上青的建议，派吕振球持盛函到彭雪枫部，寻求与我合作抗日。父亲奔赴路东，彭遂将这个关系介绍给他，并附上了给盛子瑾的亲笔信。
通过杨纯这条线，父亲认识了江上青，江立即安排父亲和盛子瑾会面。在皖东北，盛是国民党的最高长官，父亲是共产党方面的最高长官，皖东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接触由此开始。
盛子瑾，黄埔军校六期生，精明自负，常以三国周公瑾自诩，故名子瑾，人称“粉面金刚”。早在六安县任县长时，就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配合，把日军从六安城赶跑了，由此名声大噪。盛子瑾的夫人杨文蔚是军统戴笠的人，承命监视桂系。盛子瑾这次调皖东北敌后任职，是桂系的一个阴谋，假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这个隐患。盛子瑾何尝不明白，他到皖东北后，上受省政府打压，下遭许志远等地方势力顶抗。迫于形势，他当然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站稳脚跟，迅速坐大。
父亲这方面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孤身只影，除了八路军代表这块牌子，他还有什么？
他有杨纯和江上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力量在敌后的渗透。杨纯对我父亲说，我来安排你给盛子瑾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讲课；江上青说，我来邀请盛子瑾到场。父亲表示自己新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杨纯说，那我给你出题目、给你准备材料总行吧。父亲还记得，她出的题目是，“处于敌后的皖东北地区能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又怎样建立根据地？”杨纯还找了本盛子瑾写的《我的目前主张》，说，你参考一下，或许会起些作用，并嘱咐讲课时一定要提及到。
父亲当年做的《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还保存着，收集在他的军事文选中。报告分析了皖东北对敌斗争形势，重点阐述了“建立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的主张：一、制定皖东北地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共同决定》；二、共产党拥护在专署领导下执行《共同决定》；三、净化抗日力量，土匪及各派力量中的腐化、动摇、欺压人民者一律在打击之列；四、为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各组织、团体、党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发展不受干扰。
这个报告正式向盛子瑾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立场。它的实质是：只要盛专员抗战，共产党就坚决支持拥戴；以净化抗日队伍的名义，配合盛一起打击皖东北地区的反动地方势力；同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这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智慧的文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互利双赢”。
讲课那天，盛率公署的许多人来听，父亲不时地引用盛的主张，盛子瑾果然“龙颜大悦”，赞许说，真是个济世之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幕后的女英雄。
共产党方面作出的承诺是：
拥戴盛专员为领导皖东北抗战的领袖，恪守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
积极配合国民党安徽第六区抗敌指挥部，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行动。
◎5 草莽江湖(5)
双方议定的条件是：
准许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公开设立指挥机构；
灵璧、泗县二区由共军负责掩护，执行当地行政。也就是说这两个县由共产党行使行政管理权，但接受专区的领导。一国两制嘛！多说一句，灵、泗二县是许志远等地方势力的地盘，他盛子瑾插不进去，干脆给你共产党算了。
另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为共军活动区，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说白了，是给你点势力范围，别到我的核心区来闹腾。
再有，民运工作由我方派出干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共方一人担任；
责成当地士绅吴敬轩每月向共军提供军饷法币１万元，共军不就地筹粮。这一条极为关键。
最后，由双方组成设计委员会作为协议执行的权力机关；并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与，共谋抗日大事。
谈判成功！皖东北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形成了，起码大面上是这样了。第一步，站住脚了。有名分、有地盘、有资金，和现在办公司的条件差不多。
这一下可就惊动了国民党上层，岂能容你坐大！
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９日，当地反动地主武装柏逸荪、王铸九伏击了盛子瑾的队伍。中共党员江上青和他同行，不幸遇难，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干部朱伯庸等８人。烈士的遗体被丢进濉河，而盛子瑾反倒侥幸逃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小弯子事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据掌握的材料看，柏、王的背后是许志远，许又是秉承桂系安徽省头目李品仙的旨意。刺杀的直接对象是盛子瑾，江上青是误杀。为什么？皖东北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盛子瑾这小子为了坐大自己，居然纵容共产党？
江上青，中共皖东北地下党负责人，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和父亲一样，江上青来皖东北前，也深知环境之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拚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以示誓死之决心。不想此联竟成谶语，９个月后他就遇难了，时仅２８岁。他的牺牲，是我党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重大损失。大业方兴，折我大将，这个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
江上青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的养父。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的江泽民找到我父亲，请他为江上青烈士题写碑铭。父亲回忆说：“记得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晚饭后，有人敲门，是江泽民同志。他说请我为江上青同志写个墓碑，我问，他是你什么人吗……”当父亲知道这个背景后，大恸。江上青牺牲的那年，江泽民才１３岁。江泽民同志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牺牲的烈士啊，你可以安息了，中国革命，后继有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我父亲９０岁生日前夕赠诗写道：“皖东风雨舞长缨，一片丹心日月明。”父亲去世后，江泽民又填词书赠我的母亲，他用诗的语言赞颂老一代革命者们：“百战千征，碧汉英雄路。”
历史如此沉重，后人岂能忘却？
这时的父亲，虽然作为皖东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最高代表，但只是个光杆司令。在这次恐怖行动后，陇海南进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李浩然担心父亲的安全，硬是派了王东保带了一支４０人的队伍，给这位省委书记警卫。王东保后来是从大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离休的，他的夫人林浩同志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观念超前、充满朝气和实干的妇女干部。他们的儿子王小雷曾是我的榜样，他“文革”前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全军的标兵，后不幸因公牺牲。
动乱中的中国只认枪杆子。父亲说，早在他读中学时，学生中就以对政府的态度分成两派，用“文革”语言来说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不用说，共产党当年肯定是造反派。两派学生由赛球到辩论，最后发展成武斗。在殴斗中，保皇派首领吴以柯拔枪示众，枪响两声，把在场的人全怔住了。这件事对我父亲印象太深了。后来陈毅以党代表名义来达县，召见当地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我父亲就提出来要搞枪。陈毅大惊，说学校又不是战场，你个中学生要枪干什么？３年后他们在中央苏区重逢，陈毅已不记得他了，提起当年要枪的事，陈毅大笑，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看来，枪比人更惹眼。
◎5 草莽江湖(6)
要拉队伍，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登高一呼，贫苦百姓纷沓而至。军队是要花钱的，就是军饷，千八百人的队伍每日三餐，军装，被褥，武器，药品……总不能当土匪去抢吧。我的三叔，当时也在淮北一带工作，他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穷人有的是，要招兵，满大街没饭吃的都会抢着来。但枪一响，准保跑的一个都不剩……
与盛子瑾谈判的最大成效，是有了地盘有了钱。《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起兵哪来的钱？国学大师南怀瑾考证，是大商人张世平给的钱。曹操起兵是“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刘邦则是靠的吕后的娘家给钱。我们老爷子起兵是盛子瑾让大地主吴敬轩给的钱。各有各的路子。
在这里，他看中了一个人。
赵汇川，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同字脸，讲起话来声如洪钟。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自己的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打出宿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后经江上青斡旋，编入盛子瑾的麾下，番号六抗三支队。六抗，是国民党的番号，即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下属的第三支队。父亲是一眼就看上赵汇川了。赵在学生时期曾组织过一个篮球队，取名“赫赫”，四个“赤”字，可见其之激进。后来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平定堡一战负伤六处，可见其之勇猛。
赵行，但他的部队不行。这是一支隶属国民党地方编制，而由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四不像”部队，起自民间，带有浓厚的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父亲有文：“着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灌输红军建军的传统和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他征得盛子瑾同意，借口护送他，把赵汇川的部队拉到彭雪枫部队去参观见学，以连为单位开展结对活动，并派了一大批干部充实进去，最终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从此，赵汇川带领着初建时最早的这支部队，跟随着我父亲转战江淮战场。父亲说起赵汇川来，总是要加一句：“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创建海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他的这段出自草莽的曲折经历，在“文革”中肯定难逃一劫。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样板戏里那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赵小父亲３岁，因备受折磨，先我父亲去世。父亲说过：“我和赵汇川相识相知５７年，是生死之交。”他的夫人马如珍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由父亲题写书名《川汇大海》，取其名字“汇川”，意寓风吹浪涌汇入大海。父亲与创业时期这些老同志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赵汇川去世时，父亲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八十三载革命路，身经百战，大智大勇，功勋卓著，一身正气奔大海；
五十七年战友情，并肩抗倭，同创海军，患难与共，满腔悲痛送汇川。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一下睡过去，梦见赵汇川一身戎装，带着一支部队，牵了两匹战马，上前对父亲敬了个军礼说，大将军请上马！遂后两人纵马飞驰而去……
梦，许多人认为荒唐，但我信。
就是这支赵汇川支队，成为夺占皖东北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力量，后来编为９旅２７团，解放战争中的华野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９团。另外还有两支队伍：
徐州沦陷后，周围十多个县，一下子涌现出大大小小上百个群众自发的游击队，他们就是陇海南进支队的前身。只要听听他们的名称，就不难想像起家时那种原始的、草莽的特征了：邳县青年义勇队；睢宁救国团；沭阳三县联防自卫队；上马台民众自卫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也叫邳睢铜三角区，那里的青洪帮头面人物夏慕荛把他４００人的抗日义勇军交了出来。国民党上校军官胡大勋回到家乡铜山组织了２００人的队伍，拥有７０条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也加入进来，编成机炮连。徐海行署蔡少衡把行署常备队交过来，编为第八大队。开明士绅朱庆轩组织了４００人的队伍，编为独立第４营。这样，陇海南进支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即由３００人发展为３个团、７个营，共７０００人。１９３９年９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成立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向华中地区渗透，陇海南进支队编入其中，由江华带进了皖东北。这支队伍的一部分留下来，编入了我父亲的队伍，番号９旅２６团，也就是解放战争中的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８团的前身。
◎5 草莽江湖(7)
再一支是铜山县桃山集的抗日游击队，由孙象涵统领。最初只是８０个人，从铁路警察那买了几支枪就起家了。后来并入萧县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被收编过去，整编为游击７大队，由吴法宪带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父亲管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孙象涵叫孙大炮，说他配合的最为得力。独立大队后来扩编为９旅２５团，是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７团的前身。
这就是九旅的前身。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仗吗？
鱼沟，１９４０年的春天。
在九旅刚刚３个月大的时候，那时还不叫九旅，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起名字，就投入了和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一场生死的搏斗，这对久经沙场的我父亲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至今回忆起来情绪上还难免有些激昂。
为了扫灭西部的敌人，半个月来连续打了１３仗，部队异常疲惫，父亲说，他决定在西北部山区暂做休整。我那年到现地去考察时已是夏天了，沿灵璧至徐州的公里蜿蜒而过，周围的山不高，确切地说是丘陵，军事上称为中等起伏地。植被茂盛，尤其是高粱长起来后，有很好的遮蔽作用，皖东北像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个隐蔽休整的好地方。鱼沟是个集镇，在它的东南方十来里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个大吊角，部队利用夜暗，轻装简从，从鬼子尚未形成的合围缝隙中跳出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哪晓得走到鱼沟附近时，被邳睢铜地委书记的李云和拦住，他恳求部队无论如何要多留一天，好掩护地委机关的同志们转移。又是地方政府机关！这几乎和三年前陕北青阳岔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时是胜利班师，没有敌情顾虑；而这次是被鬼子围堵，网一旦撒开，再要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父亲说，在这样的情况面前，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多留的这一天，就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一天。
父亲说：“哪里有把自己同志丢下的道理。我给部队动员，决定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地委机关先撤出去。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围上来了。石村方向是敌人的主力，当面的鱼沟是敌一个中队。我叫赵汇川在石村顶住，自己带一部分先消灭鬼子这个中队。鬼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出击，一下子就被打散了，一部分躲进围子里。我组织攻坚，迫击炮也用上了。鬼子火力很猛，也很顽强，一直打到中午。我真有些急了，在鬼子合围圈里，久拖不决是很危险的。这时，石村那边枪声越打越近了，我感到不对头，赶过去看看吧。一出高粱地，就和鬼子迎头撞上了，几辆坦克和大股部队包抄上来。这时赵汇川他们也撤下来了，正面敌人攻得很凶，顶不住了，一连连长也牺牲了。这就形成了腹背受敌。我说快往山里跑，不要管队形了，分散开往山里撤，越快越好，越分散越好。赵这边撤了，但鱼沟那边露出了空当，敌人从背后卷击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又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时间了，叫通讯员也来不及了，我就拼命往回跑，叫鱼沟那边的部队赶快撤。也是分散开来往山里撤，越快越好。那是一片上千米的开阔地，敌人的机枪猛扫，每一声都像打在我心上，但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有尽快通过去。眼看着部队都撤出去了，我身边只留下几个警卫员。敌人的两辆坦克追上来，紧咬着不放。那是个大平原，有些庄稼，跑得我累坏了，没有了力气。实在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我说放下我，你们快跑。他们怎么能听，就这样又拖又拉……正巧，前面横了条大沟，坦克过不来，救了我们。我想这下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了，但清点人数，一个不少，怪了？当夜，我们就转出去了。”
打一个中队的鬼子都如此费劲？
◎5 草莽江湖(8)
遗留在档案中油印的字迹告诉了我许多连父亲自己也遗忘的事实：
部队的逃亡从未停止过（两个月差不多逃跑３００余人），而战斗伤亡也是不断的有。
在部队中进行了两次审查，洗刷了一些面目不清者，进行了党的教育，战士质量提高了。但最近又有了变化，就是俘虏成分大大增加。２６团俘虏占４０％～５０％，其一连占到７０％；２７团占３５％～４０％；２５团也占３０％。
……
都是本地土医生，不愿随队伍上火线，怕死，不能使伤员早些止血，形成死亡率加多。卫生员都是小鬼，打起仗来就发抖，把棉花药品都丢掉。
２７团２营通讯员牟长俊（未用真实姓名）听说鬼子来了，就把枪丢了。
２５团１营３连通讯员，张楼战斗，连长要他送信，他说你枪毙我也不去。
２５团３营９连、２６团２营５连，黄圩战斗中，擅自撤退，致使战斗受损失。
干部逃亡严重，２６团教导员刘民显等十余名，２７团逃亡排长以上数名。
全旅除１０个老干部外，其余全是新的，能力弱，经验差，但一般政治上还进步。
干部质量不强，军事技术差，尤其射击更差。２７团及独立大队东西梁庄战斗，共消耗子弹７０００余发，只打死敌人八九十人，平均射死一个敌人需７７发子弹，这是相当的浪费。
部队组建时有两个错误：一、只要能够发展，什么人都要，以为只要发展起来，再派干部去洗刷。但并无干部去掌握部队，所以，发展了３０００多人，但并未能大部分巩固下来，且纪律很坏，造成以后整理时很大困难。据大概统计，从产生到现在，共发展了１００００多人，但现在只有５０００多人，只能巩固一半多些。
这就是部队的素质。那么作战方法呢？档案文件告诉我们：
用四轮车造土坦克，加上土坯，三四个人隐蔽在后面推，轻机枪可以射击，一直推到外壕边，几次都发生了作用。
还有火鸡，造法是用老百姓养的母鸡，满身倒上油，先燃上尾巴，着草既可烧起来。
利用竹竿手榴弹……
自己造铁弹，用土炮射击，经实验，普通砖墙十炮后即可穿透。
土毒瓦斯，是烧辣椒粉，塞进炮楼内，使敌人吃不消，我即可接近。
（注：以上均摘自《九旅作战文件汇编》）
这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早在一年前，林彪率领由红１军团和红１５军团改编的八路军１１５师，一仗歼灭了日军１０００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级的战友们，许多都在抗日的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杨成武率领由红１师改编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黄土岗消灭了日军侵华中将阿部龟秀；陈锡联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１０师部队改编的八路军７６９团，夜袭阳明堡机场。就是由南方八省健儿组建的新四军也都大多有红军部队的坚实基础，陈毅和傅秋涛的一支队，由湘赣边的红１６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１５００人构成；张鼎丞和粟裕的二支队由闽西红军和闽粤边红军游击支队，以及浙南红军挺进师构成；张云逸和谭震林的三支队由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闽东红军及红１０军团部分组成。与他相隔只有百里之遥的彭雪枫部队，现在也已经可以和敌人进行营团规模的作战了。翻开战史的序列表，八路军总部、１１５师、１２９师、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山、吕梁山，等等，有多少父亲同时期的战友，在正规部队里，有领导、有机关、有武器、有后方，甚至还有医院、干部学校、杂志刊物，可他呢？偏偏要一意孤行，脱离主体，游离于大部队之外，来到这个鬼地方，单枪匹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他这是何苦呢？
命运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经受磨难的。
华中抗战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的历史书上，连篇累牍地记述着众多的领导人对发展华中的英明决策。但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就不能给老爷子一支像样的部队吗？现在的历史书只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我真的为我的父亲难受。还是彭雪枫够哥们，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借给了我父亲一个团，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5 草莽江湖(9)
母不嫌儿丑，即使是这样一支杂牌军，父亲对它充满了深情，他在当年的作战情况的总结上写到：“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兵团，战斗力不是很强，然而他不仅是坚持皖东北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块根据地基本上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始终在那里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张爱萍《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
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著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培养和加强，部队建设，干部提拔，通常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但九旅呢？它不是红军爸爸和红军妈妈所生，它只是一个孤儿。它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鱼龙混杂、群龙无首，没有人搞得清他的种族和血统。可怜的九旅，它在混沌的世界中呱呱坠地，自己在草莽中艰难地慢慢长大。
现在的九旅还不足３个月呢！但这并不丢人，以一支这样的部队，去抗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忍不拔，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正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我敬重他们。
１９８８年，我参与组织兰州军区西部－８８演习，军委首长和全军的大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军长们都来观摩了。这支由九旅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它的坦克集群，伴随着装甲履带巨大的轰鸣声滚滚而来，它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连太阳都黯淡无光。我想到了皖东北，想到了鱼沟，想到了九旅……我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你们的创始人和前辈当年被日寇的坦克追逐的情景吗？
◎6 龙争虎斗(1)
翻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的皖东北地区，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但它北连华北，南控江淮，西靠中原，东向苏北，两条大动脉，横贯东西的陇海线和相连南北的津浦线在它头部成十字交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引起多少政治力量的垂涎。
皖东北上演的是三国演义。总的格局是：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方。
国民党方面也是三方：上面是安徽省和第五战区的桂系；中间层是皖东北专署盛子瑾和他后面的军统戴笠；底层是桂系支持的县一级的地方实力派，像许志远、雷杰三、黎纯一，以及杀害江上青烈士的恶霸柏逸逊、张海生之流。
共产党方面就更复杂了，是横向的三方：一方是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组建了豫皖苏省委，张爱萍为书记；另一方是北方局山东分局，他们派过来的人又分成三块：为了向南发展，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为书记。又在徐州东南组建了苏皖特委，李浩然为书记。杨纯从山东过来后成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委；第三大部分，是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过来的人，如江上青、吕震球等，他们主要是渗透在国民党政府行署内部。
这还只是党的系统，军队方面呢？中原局所属的彭雪枫游击支队；属于林彪和陈光的１１５师南下的苏鲁豫支队；属于山东分局的陇海南进支队。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江华进入皖东北，成立了苏皖纵队，南进支队又归他们节制；再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依靠起家的，编在国民党抗敌六区序列的盛子瑾手下的三、四支队，他们由共产党员赵汇川、徐崇福领导。这支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的部队，因为是经安徽省工委策划编排的，当隶属中共安徽省委。
够乱乎的吧？我在听父亲讲述时，也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但战争要求的是高度统一，和指挥上的绝对权威。
大柏围子战斗。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以反共不利为由，将军统系的盛子瑾调离皖东北，而以桂系的马馨亭代之。盛当然不服，老子打下的地盘，凭什么啊！１９４０年１月，马奉命率部进入皖东北拟强行接管。国民党内讧了！父亲提出“援盛打马”的方针。他规劝大难临头的盛子瑾，进则联合抗日，抵御外侮，和共产党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退，则死路一条，在朋党争立中葬身。人生路口，何去何从，盛专员可要三思啊！据说，盛犹豫再三，反复踱步，是他的夫人帮他下了决心。于是，国共双方，确切地说是张爱萍和盛子瑾联起手来，迎战来犯的马馨亭。
在泗县遭到迎头痛击的马部，龟缩于大土豪柏逸荪盘踞的大柏圩子内，筑垒固守。战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张爱萍指挥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攻击西门；新四军６支队１团和六抗３支队攻于东南。我苏鲁豫支队１大队，因后续部队未跟上，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我遂集中兵力从东、南两面出击，马顽动摇，向西北突围。我遂全线出击，马顽溃逃津浦路西，我全部攻占大柏圩子。此战毙伤俘敌４００余人，缴获物资，堆积如山。正值春节，开仓放粮，方圆百里，马驮人背，不少群众得此粮度过春荒。
胜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战史中“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一句，令人顿生疑窦。马馨亭既已放弃外围，凭借城垒固守待援，何以来的外围据点？又何以使他临时改变计划，离开既设的筑垒而轻易出击，以至遭此大败呢？我问父亲，他的说法与战史的出入就很大了：
“几个部队各有各的打算。马馨亭两个团是桂系的主力，天亮了也没打下来。这时，盛子瑾提出要回去，我很生气，三支队赵汇川团留下了，四支队他带走了。我们继续攻。但拂晓时枪声停了，我派人侦察，才知道北边进攻的队伍自己就撤了。这就给了敌人机会，马馨亭得以从那边的口子突出去，奔向灵璧日伪区。我这就叫赵汇川快追，在运动中将他击溃，抓了几百个俘虏。后来才知道，马已经动摇了，认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强攻，后半夜就准备跑了。其实，我们也攻不动了。”
◎6 龙争虎斗(2)
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北面的部队撤走了，于是，马就趁此机会溜了。只不过他没有留下掩护的部队，在撤逃中被我追歼。胜利到来的是这样的突然，也许这就是战争，它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较量。然而，胜利把一切都掩盖了。
盛子瑾临阵脱逃不奇怪，跟共产党走，他本来就动摇。但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也这样，能行吗？
就地理位置看，皖东北位于陇海线以南，属于中原局地界，但中原局自己不积极，只是豫皖苏省委书记一人潜入。北边的近邻山东局倒是很积极，派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两支队伍南下进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种，由别人耕种，人家凭什么听你指挥？说到底，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友邻关系。打胜了，功劳是你张爱萍的，打败了，伤亡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着吗！
装甲兵副司令沙风当年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单位大，复杂，各人自己都想发洋财。”沙风原是萧县县大队的，父亲的部队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过，带着部队就上来支援。后来在攀谈中知道他是从抗大分到华中来的。他想编到我父亲这里来，他说，编不到这里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也许就是当年的缩影——有枪便是草头王！
父亲回忆说：“我从陈光薇（注：杨纯）那里知道，山东省委派金明建立苏皖党委，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建什么组织了。我通过吴法宪的电台给金明发电，希望他南下。”
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８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６届６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6 龙争虎斗(3)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８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１４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１４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１９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１０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１９４０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争的舞台造就了多少英雄。共产党内也不例外，向党要兵权的，搞独立拉山头的，占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亲说：“在党的历史上，这种人，早晚是要翻车的！把党的事业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牺牲换来的胜利当成自己向党争功的资本，我历来最鄙视的就是这些人，也从不靠他们的山头。你就看吧，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倒霉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理解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三湾改编，了解古田会议；当然，也包括了解皖东北。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灭了马馨亭，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墙角，这个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刚，终于进入了他自己设计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时已走投无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罪下令通缉他这个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么就投靠共产党吧。父亲挽留他，统战部长刘玉柱劝说他，珍惜以往的友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继续拥戴他担任皖东北行署的最高专员。
刘玉柱回忆，苏皖区党委做出决定：“争取盛留，准备盛走。盛留，则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盛走，我们则接管政权，建立我党我军公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凡属我党干部掌握的武装，一人一枪都不许丢失（注《刘玉柱纪念文集》１８７页）。
父亲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走的。我们的力量生长使他害怕；而且他也不愿意脱离复兴社戴笠那里的关系。”“盛虽然是抗日的，但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盛是左派。他个人野心很大，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融化成他的干部。他说，共产党三不要，不要金钱，不要美女，不要地位，何苦呢？跟上我，不会吃亏的。这使我警觉，他是个危险的人。”
◎6 龙争虎斗(4)
果然，盛子瑾向戴笠求救了。戴笠说就投靠到苏北李明扬（注：抗战时期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地方实力派人物）那里吧。盛一面假意逢迎，一面却将前去劝慰的我党三名领导干部扣留为人质，裹挟着逃离皖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他真笨！人急了容易犯糊涂，关键时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军立即封锁了出境的通道，国共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众目睽睽之下，又在皖东北境内，怎么说动粗就动粗呢？毕竟还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况且人质还在人家手里。关云长不还上演过一段华容道吗？父亲上前去，手一挥，部队退避两厢，闪开一条通道。遂后，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部得到消息，沿途将盛截获。刘少奇亲自设宴，席间极尽挽留之词。盛子瑾哪里还吃得下，怒不可遏，说你共产党、张爱萍“言而无信”，到了这一步，还谈什么合作？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刘少奇微笑着说，枪就不要带了吧。盛和夫人带着细软随从，一行３０个挑担伤心地向东走去。
盛子瑾逃离后，国民党在皖东北的势力顷刻间便土崩瓦解。父亲立即公示社会，宣布我党从即日起正式接管皖东北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和民间团体联合的抗日民主政府。
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盛子瑾事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五大罪状之一，即使在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我找到父亲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我们党中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发急（即不应该如此做）。我们认为在他准备逃跑前，我们这样做及这样的布置是必要的，是对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对敌斗争。当然，他也承认，即使是对敌斗争也不是什么手段都能采用的。看过《三国演义》了吧，诸葛亮和周瑜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阳谋，后者喜欢搞阴谋。在和盛子瑾的既联合又斗争中，用的是智慧，是阳谋！按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对，游戏规则。
在阶级大搏杀的舞台上，个人是没有选择的。
盛子瑾后来回到了戴笠那里，但解放后没能去台湾，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抓住。盛希望父亲救他，父亲写了封信去，说明盛是抗战的，在皖东北对共产党也是做出过贡献的，至于他到戴笠那里以后，有没有做过恶事，就不知道了。盛的夫人杨文蔚女士，在被关押期间也给父亲来过信，父亲给当地政府去信，他说，善待她吧……她出狱后就留在监狱的医院工作了。
６０年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飘散。撇开政治，就盛个人的命运来说，的确带有些悲剧的色彩。盛子瑾是怀有抱负的，像父亲后来信上写的，是做过贡献的。但盛毕竟缺乏像我父亲那样统揽全局的眼光和因势利导的能力。虽然在初期，国民党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共产党，但他们各自的野心太大，都要搞自己的独立王国。盛的初衷是想利用共产党来摆脱国民党桂系对他的控制，但眼看着共产党坐大，却又无计可施，最终在两大板块的挤压下粉身碎骨。现在想来，桂系也是蠢，何必呢！扶持一下盛子瑾有什么不好，他无非是有些个人野心，非派人取代他，结果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控制不了的，不是你的，非要强求，最后只能失去。乱世的中国，群雄并起，但总归要天下一统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盛子瑾垮台后，就剩下许志远这支武装了。这是一股更为凶残的带有黑恶性质的地方势力。他们明里归属桂系，暗中勾结日伪。盛子瑾势力瓦解后，既给了许志远一个警告也给了他一个取代的机会，他秘密奔赴桂系省府所在地立湟商讨应对之策。
兵将分离，乃天赐良机，父亲决心乘此解除许部武装，一统皖东北天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许的大本营老周圩子，高墙深垒，易守难攻，一旦打成胶着，不仅引发桂系增援，附近的鬼子也会竭尽相助。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他想了一夜，第二天在作战会议上，他说：拟请示少奇同志，请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部断住许志远的归路，我带一个警卫班假借谈判名义先行进入老周圩子，夜里看见吊桥放下，你们就摸进来……如此如此这般。
◎6 龙争虎斗(5)
赵汇川后来回忆说，我们听了，怎么觉得首长像是在说胡话！从彭雪枫处借来的老一团团长张太生说，哪有司令员去卧底的？张震球不解地说，你要学孙悟空，钻到人家肚子里去？会上不仅一致反对，而且觉得荒唐。父亲回忆说：“除了强攻，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既然没有，就听我的。”说实在的，如回到那个年代，我也不能赞同。他给我解释道：“和许，名义上还在合作，老周圩子的士绅周汉波是要抗日的，我亲自造访，哪里会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一切如预料，许的副官果然相迎，当晚少不了杯觥酒盏一番。不想，席间突然传来许志远被我军扣留的消息，气氛立马紧张，双方警卫人员的手一下子都按在枪机上。父亲假借酒兴说，误会，我这就写个条子送出去，叫他们放人就是了。父亲说：“大概认为我还在他们手里捏着吧。后来都喝得酩酊大醉。夜深了，我就和警卫员上了城楼，缴了守卫的械，放下吊桥，发出信号。送条子出去的警卫员带着赵汇川他们冲进来……不费一枪一弹。”
小时候，看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我们问父母，真这么邪乎吗？吹吧！我妈妈在一边说，怎么没有？你爸爸就干过杨子荣这种事。老了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说我是杨子荣，不像，说王佐断臂混入敌营倒有点这个意思。”我说，是特洛伊木马！“什么？”他听不明白了。
他后来写了首叙事体的长诗：“欲效木马计，谁去做内应。……君不见，王佐断臂破金兵，此番内应闯敌营。”
这只是个插曲。此前，泗县的黎纯一已经逃离，灵璧的许志远一完蛋，雷杰三、柏逸荪这些土顽就不在话下了。于是，皖东北五县十六区全部归顺。老爷子这时自己能掌控的队伍有４０００人了，他把他们编到彭雪枫的系列中，号称新四军６纵队４总队，下属３个团，再加上从彭雪枫借来的一个团，共４个团了。另外，华中局决定，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的两支力量也归他指挥调度，今非昔比，老爷子可以组织打大仗了。他在诗中记载：“敌伪西扫荡，韩顽东侵凌，三军紧携手，……席卷运河滨。”三军即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他自己创建的新四军第四总队。
“从那时起，我真正可以独当一面了。”我想起了父亲讲这句话时的自豪神情。他从单枪匹马闯入皖东北，到完全掌控皖东北的局面，前后约用了一年。如果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整整３年了。在这３年里，两年是在闯荡、彷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走向成功，只用了一年。
对于自己的成功，父亲每每回忆起来，总会感慨地说：“应该说，先我进去的是山东分局派去的杨纯同志。她成立了苏皖地委，统一泗、灵、五三县党的地下工作。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去了江上青同志。三支队赵汇川、独立支队徐仲天，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南进支队的钟辉、张震寰活动在邳睢铜一带。苏鲁豫支队的彭明治、吴法宪活动在陇海路以北，吴法宪带了一个团到萧县、灵璧活动过，后来还有李浩然支队。我进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是和他们造成的基础分不开的。另一路是从立湟郑位三派来的，廖量之，大革命被捕（字迹不清）过，还有赵敏、张国权，他们比杨纯过来得还早。有的同志牺牲了，同去的刘作孚同志，后来在淮北反扫荡中牺牲了，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了。或是后来犯过错误，如吴法宪，但对革命做过的贡献不能抹去。”（注：《１９５９年与安徽省党史办同志的谈话纪要》）
父亲在回忆中多次提到杨纯同志。杨纯曾是我父亲在开辟皖东北初期得力的帮手和搭档，他们在险恶的条件下相依相协，孤军奋斗。后来她走进了他的生活，在他人生经历中播出了一段浪漫的插曲。看得出，从他们第一次在路边邂逅，杨纯就喜欢上了这位比自己大３岁的年轻的省委书记。但他们终没有能继续走下去，一年后，他们分手了。我看过苏联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保尔，看到保尔战火中的恋人丽达，我总会想起杨纯，虽然我不可能见到她年轻时的样子，虽然保尔和丽达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我曾多次问到过父亲，但他总是箴口不言，只是这次谈起皖东北，他说了她许多，但也就是工作、战斗。从父亲那里我只得到了一个印象：她在事业上帮助过他。
◎6 龙争虎斗(6)
关于他们的逸闻，版本很多，但问起一些老人，他们大多都箴口不谈。这也好，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媒体炒作，还不乱套了？但我还是听到了一条关于他们吵架的描述：杨纯气不过说，你知道什么叫丈夫吗？你爸反唇相讥：“丈夫就是离你一丈远的男人！”我问父亲有过这事吗？他说：“你问陈光薇啊……”就没话了。爱情是浪漫的，而生活是现实的，当在战火纷飞中生成的情感最终沉寂下来时，两个刚性的男女，保尔和丽达还能走到一起吗？
皖东北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它的地位、成就、名气，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像它一样，靠几个个人，和一些零散的部队在这里折腾起来的，怕也是不多的。父亲说：“我从来不羡慕别人如何有成就，也不想去争能给我个什么位置，连想都不想。我只按我自己认定的去做，埋头苦干，做出成绩来，做得最好，证明自己，就够了。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我想，不管历史书上怎么评价当时在这个地区每个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但皖东北的这段历史，不会不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在面临困难局面时，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人总会想到父亲，要他出山，要他主持，委以他重任，不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在皖东北创建的这支部队，挺进苏北后编为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皖南事变爆发，重建新四军，这支部队又改为新四军三师九旅。父亲是它的第一任旅长。
与九旅接触过的人对九旅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年曾在九旅工作过的，后来成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的丛翰民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九不能走”是讲杨子荣的，后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可是在抗战时，在我们苏鲁豫皖一带，这话是老百姓讲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九旅的。我们转移时，老百姓就讲：“老九不能走”；怀念时也是说：“老九不能走”；连敌人都知道“老九不能走”这句话。
陈毅军长是这样赞扬九旅的：“我军攻洋河，残敌踞房屋抵抗，我以洋油火攻，敌无一逃脱。我军在洋河镇收集火攻材料时照价给钱。洋河镇伪军给罗圩伪军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密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这里指的就是九旅。
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检查九旅工作后，临别时很有感触地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６月穿棉衣，１２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去拿老百姓的东西。”他后来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说：“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之成绩较优者，他已成为正规化的党军之一部，并创作了一些优良的作风。他在开辟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和战斗中，有相当大的成绩。”（注：１９４２年２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之所以这样评价九旅，父亲有过一段回忆。
１９４０年５月间，刘少奇来皖东北检查工作。鬼子得获情报，立即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王光夏乘机夹攻，形势有些麻烦，作为指挥员必须立即赶往前方。父亲回忆说：“临走前，考虑到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自己又不能亲自招呼，总得搞些吃的才好。当时真是困难，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穷，都是吃大麦碴子，地瓜干。我叫张震球到士绅家里筹了些大米白面，给他们留下来。王光夏不经打，一仗就把他赶出三支头。战斗一结束，我就往回赶，夜里到的。本以为少奇同志休息了，但看他房里的灯还点着，就向他汇报情况。谈着谈着肚子就叫起来了，因为部队没有筹到粮食，中午开不了饭，晚上也没有吃。夜深了，饿得有些受不了，就找了个谈话的间隙，出来跟刘彬（注：少奇同志的秘书，后为冶金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死于批斗）说，能不能给搞点吃的？少奇同志听见了就问怎么饭都没吃？我说没有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我来时，部队还没有筹到粮食。我无意中讲出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处境。少奇同志很难受，一定坚持要把给他的粮食拿出来给部队。”父亲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要反映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战争年代与部队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但也恰恰道出了九旅创建时期的艰难日子。
◎6 龙争虎斗(7)
我翻看过九旅这次战斗的总结：“……打顽王光夏战斗十三天，营长都打赤脚，也没有饱饭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饭，还能坚持战斗。”（１９４２年张爱萍《关于九旅的工作报告》）
彭雪枫说：“在邳睢铜，２５团、２６团曾经有两个月没有解过子弹袋，不要说是脱衣服睡觉了。九旅独立营，夹着津浦路，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员韦国清说到九旅时，感触颇深：“那时穿衣靠打汉奸，吃饭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艰苦啊！”
我父亲要潇洒得多，谈到九旅，总爱说，那是个被蚊子会餐的年代。
父亲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们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边蚊子多极了，晚上散步，就绕着你转，一边走一边轰。可父亲不在乎，拄着根手杖照走不误。我们都说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说，蚊子不叮我。这就怪了？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尽是血。我说，你真够木的。是吗？他很奇怪。看来，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个一个没反应！按医学的观点说，大概是身体里产生了抗体。他说在九旅时，“洪泽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们都是给蚊子会过餐的。哪里有蚊帐？只好用艾条熏，熏的呛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来，又热得不行，干脆敞开了让它去咬，咬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来跑去，这样马马虎虎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注：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在九旅成立２２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步兵第师军史》）
路西反顽失败后，九旅由新四军３师划归到４师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枫牺牲了，父亲回来接替彭任师长，不久，父亲也负伤离开了华中战场。两个铁腕人物相继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战争中归华野２纵，后期改编为２１军６３师。战绩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部队要发展，靠的是上面重视，而要受到重视，靠的又是自己干出成绩。后来几次大裁军，６３师成了乙种师，再裁，成了守备师，再裁，干脆从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划出去了，变成武装警察了。父亲在军委工作时，我和他说起，他说：“不要争这些，这不是我们个人该考虑的。”
和平年代，内卫治安、救灾抢险、边防缉私、剿灭歹徒，反倒成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没有了战争，但武警、公安系统英雄辈出。和父亲的经历一样，我相信，九旅的辉煌，最终还是把握在九旅同志自己的手中。
◎7 不以成败论英雄(1)
就在父亲只身进入皖东北后，当时接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的中原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他新的战略主张：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南，更不是向西，而是向东。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则都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只有苏北，不但全属敌后，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且北近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依托，互相策应。刘少奇指出，应把苏北看作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他疾呼：“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这一点，和父亲在战略上的主张不谋而合了。皖东北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
三个月后，刘少奇又向中央建议，调华北八路军三个以上主力团来华中作战。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指派黄克诚的３４４旅迅速南下，增援华中。刘少奇这时正在皖东。皖东和皖东北两个根据地只一河相隔，这对长期处于敌后孤军奋战的我父亲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他立即电请少奇同志来皖东北检查工作。刘原本是打算把进军苏北的重心放在皖东的，根本没有去皖东北的计划，回电婉拒了。父亲不死心，再三邀请说，两个根据地就隔一条河，我到河边去迎你总可以吧。盛情难却，刘这才决定亲走一趟，前后打出了三天时间。可哪晓得，一踏进皖东北的地面，他可就走不了喽！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敌后啊！鬼子马上围了上来，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四个团又抄了他的后路。这就发生了上节所说的父亲在刘少奇那里找东西吃的故事。没办法，刘少奇一行只有跟着我父亲和敌人在根据地周旋起来，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坏事变好事，父亲终于有了和上级领导接触的机会了。在他们相处的一个多月中，两人多次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这正好是我父亲的强项。皖东北比皖东更接近华北，为什么不以它为跳板挺进苏北呢？这不仅在地理上更为便捷，也可和向北发展的陈毅、粟裕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皖东北这个地块，西有彭雪枫的豫皖苏根据地，南有张云逸的皖东根据地的掩护，南下八路军跨过陇海线就可以在此休整，坐待时机成熟进入苏北。
皖东北的战略价值终于得到了领导层的认同，我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父亲欣慰的了。佛罗伊德的理论，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温饱，然后呢？是被认同、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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