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从，而虞惇自为说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诸家论《序》之说。每章之下，各疏字义。篇末乃总论其大旨与去取诸说之故。皆以推求诗意为主，颇略於名物训诂，亦不甚引据考证。如《墨子》称：“文王举闳夭、太颠於罝网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间，当及闻古义。而虞惇以为附会《兔罝》之诗。至《左传》称“祭仲有宠於庄公”，所谓宠者，信任显荣之意，故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龙阳之流，以《山有扶苏》之狡童当之，谓仲虽为卿，诗人丑其进身之始。此不更附会乎？又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於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
△《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编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语皆称臣，盖拟进之本。凡分二十一类。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释地理，知邶、鄘、卫乃三地名，非三国名；於释山，知“崧高维岳”乃吴岳，非中岳；於释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绵》诗、《潜》颂之漆、沮；於释时令，知《公刘》已先以建子为正；於释祭祀，知禘飨明堂俱周公创举。於释官职，知司徒、司空、司马皆在《周官》以前；于释兵器，知古甲皆用革；于释宫室，知“君子阳阳”乃伶官之诗，非妇人所作。于释草，知麻有二种；于释鸟，知桑扈亦有二种。于释马，知《卫风》騋牝、《鲁颂》牧马，皆以备兵事，《司马法》“马牛车乘俱出于民”乃王莽伪托之文。今考其书，禘及大享明堂一条，司徒、司空、司马一条，皆与《序》文不相应，未喻何故。其邶鄘卫一条为顾炎武说，崧高一条为阎若璩说，漆、沮一条为许谦说，《公刘》用子正一条为毛亨说，古甲用革一条为陈祥道说，麻有二种一条为蔡卞说，桑扈二种一条为陆佃说，丘甸不出车马一条为李廉说。惟“君子阳阳”一条以《楚茨》之文证《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诸家说《诗》中名物多泛滥以炫博。此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又往往因以发明《经》义，与但徵故实，体同类书者有殊，於说《诗》亦不为无裨也。其《续编》三卷，则成於乾隆癸酉。取《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之文有关於《诗》者，摘而录之，亦略为疏解，盖训诂名物相辅而行之义。以《尔雅》校之，尚阙“之，匹也”、“言，戒也”二条。或缮稿时偶误脱欤？
△《诗疑辨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中松撰。中松字仲严，上海人。是书主於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故以《辨证》为名。其中亦瑕瑜互见。如古说雎鸠为雕类，郑樵及朱子则以为凫类。《左传》云：“雎鸠，司马也。”冯复京引朱《传》云：“江淮所有，当年恐未入诗人之目。”已为定论。至《尔雅》云：“雎鸠，王鸠。”郭注：“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尔雅》又云：“杨鸟、白鷢。”
郭注：“似鹰，尾上白。”是则二鸟明矣。乃扬雄、许慎皆以白鷢释雎鸠、是傎也。中松并存其说，未免两岐。“黍稷”一条，独载雷礼黍贵稷贱、黍早稷晚之说。按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坛名，稷为五穀之长，诸书皆然，稷未尝贱也。
《月令》以稷为首种。《尚书纬》云：“春，鸟星昏中以种稷。夏，火星昏中以种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说。又引《家语》之文以废群议，不知《家语》王肃伪撰，不足据也。《韩奕》之“梁山”、“韩城”，王应麟两存旧说，而其意以在晋为主。中松本王肃之说，谓皆在燕地，持论自确。而又疑梁山在晋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与在夏阳者本一山绵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说，并疑梁山宫为三梁山。则支离缴绕，弊亦与应麟等矣。“应田”
不取郑《笺》田当作朄、声转字误之说。按陈之为田，此声转也。朄之变陈，此字误也；中松徒疑朄非引而曰读为引，以为费力。不知朄与《柬申》同。《说文》解字曰：“《柬申》，击小鼓引乐声也。”其文甚明，何足为疑乎？至全书之中，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在近人中，犹可谓留心考证者焉。
△《三家诗拾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会稽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西晋，惟《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间也。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残賸，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家相是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惟其以《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贪多。且冠於篇端，使开卷即名实相乖，尤非体例。其中如张超称《关雎》为毕公作一条，说见超所作《诮蔡邕青衣赋》，非超别有解经之说，而但据《诗补传》所载泛称张超云云，并不录其赋语。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近时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於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也。
△《诗渖》·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是编乃其释《诗》之说。家相之学，源出萧山毛奇龄。奇龄之说经，引证浩博，喜於诘驳，其攻击先儒最甚。而盛气所激，出尔反尔，其受攻击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论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论。其作是书，大旨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而断以已意。首为《总论》三十篇。以下依次诠说，皆不载《经》文，但著篇目。其先儒旧说无可置辨者，则并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长互见。如谓《卷耳》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谓《中谷有蓷》为怜申后；谓《褰裳》为在晋楚争郑之时；谓《丰》为男亲迎而女不从；谓《敝笱》为叹王纲废弛；谓《采苓》为申生而作；谓《采薇》为文王伐玁狁；谓《沔水》为宣王信谗：皆以意揣度，绝无确证。然如《总论》第十四条力破《黍离》降为《国风》之说，谓：“太史不采风，王朝无掌故，诸侯之国史亦不纪录以进。盖四《诗》俱亡，非独《雅》也。《诗》亡而讽谕彰瘅之道废，是以《春秋》作焉。”此与孟子迹熄之说深有发明。第十五条谓：“三百五篇之韵叶之而不谐者，其故有三。列国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数音，而字音传讹已久，非可执一以谐声，二也。诗必歌而后出，每以馀音相谐，自歌诗之法不传，而馀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顾炎武、毛奇龄二家之斗。其解《采蘩》篇，谓“被之僮僮”为夫人斋居之首服，而历引《周礼·内司服》、《玉藻》及聂氏《三礼图》以证之。盖被者所以配褖衣，今据聂氏谓妇人之褖衣因男子之玄端，又《玉藻》云“玄冠丹组缨，诸侯之斋冠也”，则知夫人服被为斋，夫人斋於正寝，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袆，又不可服告桑之编，故服燕寝朝君之被，此说为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诸篇，尤为详晰。
如“南东其亩”及“中田有庐”之类，於沟洫田制咸依据确凿，不同附会。在近代说《诗》之家，犹可谓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诗序补义》·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人。乾隆甲戌进士，官石泉县知县。是编以《诗序》首句为国史所传，如苏辙之例。但辙於首句下申明之语竟删除不论，炳璋则存其原文，於首句中离一字书之，而一一订其疏舛，例又小殊。
盖参用朱子《诗序辨说》之义，以贯通两家也。其论“江有沱”，谓古者嫡媵并行，无待年於国之礼。然《春秋》伯姬归纪，叔姬归酅，实非一年之事，未可断其必无。论《鲁颂》，谓用天子礼乐自吉禘庄公始见於《经》，断以为僣自僖公。然《吕览》史角之事虽出杂说，而“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注谓：“前此用八，故曰初献。”是已在隐公先矣。是过於考证，转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论《野有死麕》，以尨吠为喻人之类，亦失《经》旨。要其恪守先儒，语必有据，而於废《序》诸家亦置而不争，不可不谓笃实近里之学也。其《纲领》有云：“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如《雄雉》为妇人思君子，《凯风》为七子自责，是诗人之意也。《雄雉》为刺宣公，《凯风》为美孝子，是编诗之意也。朱子顺文立义，大抵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之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尤可谓解结之论矣。
△《虞东学诗》·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镇撰。镇字备九，号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镇居城东，故又号曰虞东。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书大旨，以讲学诸家尊《集传》而抑《小序》，博古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传》，构衅者四五百年，迄无定论。故作是编，调停两家之说，以解其纷。所徵引凡数十家，而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四家所取为多。虽镕铸群言，自为疏解，而某义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集传》多阐明义理，於名物训诂声音之学皆在所略。镇於是数端，亦一一考证，具有根柢。盖於汉学、宋学之间，能斟酌以得其平。书虽晚出，於读《诗》者不为无裨也。
（案：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今核定诸家，始於《诗序辨说》，以著起衅之由；终於是编，以破除朋党之见：凡以俾说是《经》者化其邀名求胜之私而已矣。是编录此门之大旨也。）
○附录△《韩诗外传》·十卷（通行本）
汉韩婴撰。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
岁久散佚。惟《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尚著录，故刘安世称尝读《韩诗·雨无正篇》。然欧阳修已称今但存其《外传》，则北宋之时，士大夫已有见有不见。范处义作《诗补传》在绍兴中，已不信刘安世得见《韩诗》，则亡在南、北宋间矣。惟此《外传》，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中间阿谷处女一事，洪迈《容斋随笔》已议之。他如称彭祖名并尧禹，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称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德，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舜生於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皆一条而先后重见，亦失简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其去取特为有识。又茧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之为《繁露》。
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之为《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尽以训诂绳也。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馀家事及汉皋二女事，今本皆无之，疑并有脱简。至《艺文类聚》引雪花六出之类，多涉训诂，则疑为《内传》之文，传写偶误。董斯张尽以为《外传》所佚，又似不然矣。
（案：《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於《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於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於末简。）
──右《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十七 经部十七
○诗类存目一
△《诗说》·一卷（内府藏本）
宋张耒撰。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登进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徽宗召为太常寺卿，坐元祐党，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寻得自便，居於陈州，主管崇福宫，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载《柯山集》中。纳喇性德以其集不甚传，因刻之《通志堂经解》中，凡十二条。如《抑篇》“慎尔出话”一条，盖为苏轼“乌台诗案”而发。《卷阿篇》“尔土宇昄章”一条，盖为熙河之役而发。馀亦多借抒熙宁时事，不必尽与《经》义比附也。
△《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编》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辨正考》。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四论“四始”品目。五论《国风》之名出於《左》、《荀》。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八论《豳诗》非《七月》。九辨《诗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缀《诗》出於卫宏。十一辨《诗序》不可废。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案此篇为改定《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於三家。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十五论《南》为乐名。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文王。元辅此语亦未明）。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分之，亦非无见也。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辩。惟《左传》“《风》有《采蘩》、《采蘋》”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则以左氏为秦人，“风”字出於臆说；谓荀子之学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赐可与言《诗》之比，故荀子所传亦为臆说。近时萧山毛奇龄据《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表记》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引《诗》“心之忧矣，於我归说”，皆称《国风》，以驳诘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胜於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即引《乐记》、《表记》以诘之，亦不难以《戴记》四十九篇指为汉儒附会也。
观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观乐，合於己说者，则以《传》文为可信。所言“《风》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说者，则又以《传》文为不可信。颠倒任意，务便己私，是尚可与口舌争乎？且即所谓可据者言之，十五国《风》同谓之周乐，《南》、《雅》、《颂》亦同谓之歌，不云《南》、《雅》、《颂》奏乐，《国风》徒歌也，岂此《传》又半可据半不可据乎？《传》又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鸣》之三”，亦将谓《颂》入乐，《雅》徒歌乎？是与所引孔子正乐但言《雅》、《颂》不言《风》，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类而已矣。
△《诗疑》·二卷（内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书疑》，已著录。《书疑》虽颇有窜乱，尚未敢删削《经》文。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其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犹有所本也。
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犹曰其词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也。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上三章不类，犹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删《野有死麕》，《邶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删《晨风》，《齐风》删《东方之日》，《唐风》删《绸缪》、《葛生》，《陈风》删《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凡三十二篇（案书中所列之目实止三十一篇，疑传刻者脱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可谓不雅，予今归之《王风》，且使《小雅》粲然整洁。”其所移之篇目，虽未具列，其降《雅》为《风》，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并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柏亦自知诋斥圣经为公论所不许，乃托词於汉儒之窜入。夫汉儒各尊师说，字句或有异同。
至篇数则传授昭然，其增减一一可考。如《易·杂卦传》为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书》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国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为河内女子所续得，《舜典》首二十八字为姚方兴所上；《周礼·考工记》为河间献王所补：具有明文。下至《左传》增“其处者为刘氏”一句、“秦穆姬登台履薪”
一段，先儒亦具有记载。惟《诗》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国风》三十二篇为汉儒窜入也？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以《传》附《经》，离其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亦咸有旧说。惟《诗》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谓《王风》之诗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经文增“孔子生”一条，而《左传》无。《诗》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诗多“於绎思”一句，《毛诗》无之，见《经典释文》。《毛诗·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无之，见《礼记·缁衣注》。即《韩诗·雨无正》多“雨无其极”
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见《元城语录》。一句一字之损益，即彼此参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窜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后，则齐增者鲁未必增，鲁增者韩未必增，韩增者毛未必增，断不能如是之画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则为孔门之旧本确矣。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至於谓《硕人》第二章形容庄姜之色太亵，《秦风·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更直排删定之失，不复托词於汉儒，尤为恣肆。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不解《商颂》、《鲁颂》，以为《商颂》当阙，《鲁颂》当废。其说已妄，犹未如柏之竟删也。
后人乃以柏尝师何基，基师黄榦，榦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
△《毛诗正变指南图》·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是书为明末陈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谓其书为宋人未竟之本，故详於大而略於小。今考卷首列汉迄宋诸儒训故、图谱、音训之目，颇丛杂无次第。一卷全录《小序》首句，二卷作《诗》次序，皆本郑氏《诗谱》，三卷世次，四卷族谱，五、六卷杂释名物，俱为简略，惟五卷释刻漏稍详。其义例浅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别无佐证。疑即重光自辑，而托之旧本也。重光字端羲，华亭人。
△《诗义断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书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盖元时所刻。朱彝尊《经义考》载宋谢叔孙《诗义断法》，不列卷数，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孙，南城人，举进士，官翰林编修。”又载《诗义断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见《菉竹堂书目》。”并云“已佚”。此本五卷，与后一部一卷之数不符，其叔孙之书欤？首有《自序》，词极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义之法》，分总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五则。次为《学诗入门须知》。
次为《先儒格言》。次为《总论六义》。皆剽窃陈言，不出兔园册子。又书中但列拟题，於《经》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风》之《干旄》，不知何取。盖揣摩弋取之书，本不为解《经》而作也。
△《国风尊经》·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旧本题“明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元末举进士不中，即弃去，累辞辟举。洪武中乃出为教官。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前有宗仪《自序》。
案孙作《沧螺集》有《陶九成小传》，备列其生平著述，无此书名。《明史·艺文志》及朱彝尊《经义考》皆不著录。其书多用《字说》，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风者也，故名相风。”解“君子好逑”云：“逑从求从辵，谓行而求之也。”解“参差荇菜”云：“荇从草从行，谓草生水中而东西行者也。”
解“左右芼之”云：“芼从草从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丽於外。”
解“螽斯羽”云：“螽从冬从虫，盖子产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从手从召，谓举手召也。”解《简兮》云：“竹间为简，言众工来会，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从草从令，草之善者。”解“终窭且贫”之“窭”，从穴从娄，谓上下皆空也；“贫”从分从贝，谓所有辄散也。
解“静女其姝”云：“姝，女颜之若朱者。”解“中冓之言”云：“冓之为文，有材木从横、层累增高之义，中冓当国之中，而构者则君之居也。”其穿凿不通，不可枚举。其最谬者，如谓《桑中》为《关雎》之遗，是以淫女拟圣后也；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兄”，兄者长也，居上为民长也，毛氏以为君之兄者，非也。
自古以来，有称君为兄者乎？宗仪亦何至於此？核其词气，似明万历以后人，盖赝托也。惟《卷耳》，《葛覃》二诗，其说似近情理，然以《国策》触詟之语证古者诸侯之女无归宁之礼，则又不然。息妫归宁而过蔡献舞，止享而召兵。其事具载《左传》，安得谓其必无？以触詟之言疑古礼，是犹以华督目逆一事，疑古妇人无出必蔽面之礼；以崔杼见棠姜一事，疑古妇人无帏哭之礼；以陶婴中夜悲鸣一语，疑古寡妇无不夜哭之礼也。岂通论乎？原目自《周南》至《曹风》，惟无《豳风》。此本仅至《卫风》而止，盖佚其半。然如此妄谬之书，佚亦正不足惜耳。
△《毛诗说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以《小序》为主，而设为门人问答以明之。每章标举大意，主於疏通毛义而止。其诸说之异同，皆不置辨。
其名物训诂亦皆弗详。犹说《诗》家之简严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传写讹脱，不可解处尤多。
△《毛诗或问》·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编》，已著录。是编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传》，设为问答以明之。所说止於《鲁颂》，疑佚其末数页也。其《自序》诋徐祯卿、孙锺元於《毛诗》训诂之外不能措一词，而谓：“他经可理测，而《诗》则不落理路。他经可意会，而《诗》则不涉意想。三千在门，独许商、赐可与言《诗》，以其各有悟门。”又诋朱子解《诗》如盲人扪象，而自谓其说“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为古人，古人之为我”，其言甚诞。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於持以解《经》乎？
△《鲁诗世学》·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编首列子贡《诗传》，诡云石本，次列《诗序》，而以《正音》托之宋丰稷，以《续音》托之丰庆，以《补音》托之丰耘，以《正说》托之丰熙。谲称祖父所传，而自为之考补，故曰《世学》。
又附以门人何昆之《续考》，共为一书。实则坊一人所撰也。其书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朱彝尊《经义考》辩之甚详。而康熙中礼部侍郎平湖陆葇乃尊信其中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之说，遭忧家居已阅二十七月，犹不出补官。其门人邱嘉穗载之《东山草堂迩言》中，以为美谈，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论，当时已为议者所驳，载於旧《唐书》中，非古义也。则伪书之贻害於经术者甚矣。
△《诗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子贡撰”。实明丰坊所作。《明史》坊本传称“坊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世所传子贡《诗传》即坊编本”者是也。其说升鲁於《邶》、《鄘》之前，降《郑》於《郐》、《曹》之后，《大雅》、《小雅》，各分为三，曰续、曰传，皆与所作《申培诗说》同。二书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汉代传经，悉用隶书，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谓之古文。安得独此二书参用籀体？郭子章、李维桢皆为传刻释文，何钅堂收入《汉魏丛书》，毛晋收入《津逮秘书》，并以为曾见宋拓，皆谬妄也。
△《诗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申培撰”。亦明丰坊伪作也。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皆力斥之。今考《汉书·杜钦传》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鲁诗》，而此《传》仍训为太姒思淑女。又《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为卫定姜之作。《释文》曰：“此是鲁诗。”而此仍为庄姜送戴妫，培传《鲁诗》，乃用毛《传》乎？其伪妄不待问矣。
△《诗传纂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倪复撰。复字汝新，鄞县人。兹编不载《经》文，惟於有所发明者标其篇名。所说多袭前人，或全录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谓《皇华》、《四牡》通为射飨乐歌之类，於古皆无所考证。
△《张氏说诗》·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廷臣撰。廷臣字元忠，昆山人。嘉靖戊子举人。是编题“娄上编甲之己”，盖其全集之一种也。大旨谓《诗序》有所传授，不应尽废，持论甚正。而其所推阐，则以意断制者多。
△《读风臆评》（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长沙人。嘉靖癸丑进士，官巴县知县。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又节录朱《传》於每篇之后。乌程闵齐伋以朱墨版印行之。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於《经》义，固了不相关也。
△《诗经正义》·二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天赠撰。天赠字德天，黟县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参政。
是书不载《经》文，但标章名节目，附以己说，颇为弇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讲中不可说出，此就说《诗》者言，非诗人口气。”书中大率如此，盖全为时文言之也。经学至是而弊极矣。
△《诗经存固》·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叶朝荣撰。朝荣字良时，福清人。大学士向高之父也。隆庆元年恩贡，授九江府通判，官至养利州知州。是编乃其教授生徒时，酌取《诗经大全》，参以已意而成。后官九江，复加改定，更作《义略》一卷，总论十五国及《雅》、《颂》诸篇大义。万历四十四年向高致仕归，复整齐而重刻之。前有朝荣《自序》，《序》末附以向高《跋语》。
△《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伟，太仓州人。隆庆中贡生。此书申朱子《诗序辨说》之义，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论。所定《小雅》世次诸条，尤无确据。卷末附《洛书辨》一篇，无所阐发，徒事空言。又《“三江既入，震泽厎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说，寥寥数语，亦未畅明也。
△《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鸣，莆田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安庆府知府。是编本陆玑《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鸟部》、《兽部》、《虫部》、《鳞介部》各一卷。多引郑樵、陆佃、罗愿之语，又兼取丰坊之伪子贡《传》、伪申培《说》。贪多务博，颇乏持择。其《凡例》称：“鸟兽、昆虫、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载。”然如“龙旂”之龙非真龙，“鸾镳”之鸾非真鸾，而徵引故实，累牍连篇。此自类书，何关《经》义？又如因《尔雅》“荇，接余”
之文，遂谓汉之婕妤取义於荇菜，其穿凿抑又甚焉。据其《凡例》，尚有《外编》、《杂编》二书，此本无之，未知其为未刻，抑为偶佚也。
△《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读法》一卷，大指在驳朱《传》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为据。每篇首句增“古序曰”
三字，馀文则以“毛公曰”别之。《序》或有所难通者，辄为委曲生解，未免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亦多过当。夫《小序》确有所受，而不能全谓之无所附益。《集传》亦确有所偏，而不能全谓之无所发明。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
△《诗经类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万钶撰。万钶字玉台，嘉善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知县。兹编於三百篇所载名物典故，分门编录。前有《古今论诗考》、《逸诗考》、《音韵考》，后有《风雅颂异同考》、《群书字异考》。凡所援据，不能尽本经传，故往往不精不详。如《天文类》释“三五”、“小星”，引《释名》曰“星，散也”，《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宿”。如此之类，与《经》义无涉，实为泛滥。又如朝制，有大朝觐之朝，若韩侯入觐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鸡鸣》之诗是也。
而此书《礼制类》乃止引《曲礼》天子“当扆而立”，“当宁而立”，及《周礼·太宰》大朝觐、会同数则，而《玉藻》“朝辨色始入”诸条乃竟遗之。如此之类，亦多失於考核。盖此书本《诗名物疏》而作，而实不及原书也。
△《毛诗微言》·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张以诚撰。以诚字君一，华亭人。万历辛丑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书杂采旧说，无所发明。如丰坊伪《诗传》之类，皆不辨而滥收之，亦嗜博而失于别择。
△《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号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举人，官国子监博士。
是编成於万历乙卯。其说颇以朱《传》废《序》为非，然又不甚用古义。其所列引用诸书，不过三十六种，而以丰坊伪《鲁诗》为冠。又谓《隋志》称《韩诗》虽存，乃其《外传》，竟不知《崇文总目》尚有《韩诗》。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如解《关雎》云：“所谓忧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宫人。”然则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为贞女设言自誓，不必定有强娶私诱之事。然则女子待年於室，无故而作一誓词传播於众，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谓：“文王之化，必无强暴之男子。”然则尧舜之世，亦不当有四凶矣。其胶固不解，更甚於训诂之家，乌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诗经六帖重订》·十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徐光启撰。国朝范方重订。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方字令则，如皋人。前有方《自序》，谓：“徐光启《六帖》后先错互，为未定之书。爰为重订，而去其《博物》一帖。
其馀五帖，皆移定其次，而无所增改。五帖者，一《翼传》，二《存古》，三《广义》，四《揽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启《韵谱说》并例，於诸诗皆不载其词，但於有韵之句以白圈为识，无韵之句以黑圈为识，体例殊为未善。
且既以古音无叶为全书注意之处，乃於圈识之外绝不言其所以然。题曰《韵谱》，名实亦复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经》，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颇明。白居易以名类书，殊无所取义。光启以名经解，为转不失其初。然考《明史·艺文志》载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是每帖为一卷也。方既删《博物》一门，则六帖仅存其五，与光启作书之意全不相合，安得复以《六帖》称乎？
△《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以蕴撰。以蕴字仲宣，南昌人。万历己酉举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前有以蕴《自序》，大旨谓《小序》固陋浅拙，词必徵之事，事必实之人，往往不得其义，则概谓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传者。又以朱子《集传》袒夹漈而诋毛《传》，亦未尽《孟子》说《诗》之法。然观编中所言，乃似坊选诗集之批语。
即朱子《集传》亦尚非以蕴所可议，无论《小序》矣。
△《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明史·文苑传》附载《袁宏道传》中。是书杂考《诗》之名物典故，亦间绘图，故称《图史合考》。然名虽释《经》，实则隶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纲目》载“桃仁去瘀血，桃枭疗中恶腹痛”一条，次引《家语》“六果桃为下”一条，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条，次引《盐铁论》“桃实多则岁穰”一条，次引江淹《桃颂》一条，次引昆仑山玉桃一条，次引唐明皇目桃为消恨花一条，次引《酉阳杂俎》王母桃一条，次引《列仙传》绥山桃一条，其文遂毕，於《经》义一字无关。全书所载，皆类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毛诗解》（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锺惺撰。是编取古人说《诗》之书卷帙简少者合为一编。曰《诗序》、曰《诗说》、曰《诗外传》、曰《读诗一得》、曰《山堂诗考》、曰《困学纪诗》、曰《诗地理考》、曰《诗考》、曰《逸诗》、曰《文献诗考》、曰《诗传纲领》、曰《诗识》、曰《读诗录》、曰《印古诗语》。其中《读诗一得》，即黄氏《日钞》之一门；《山堂诗考》，即《山堂考索》之一门；《困学纪诗》，即《困学纪闻》中论《诗》之语；《逸诗》，即王氏《诗考》中之逸《诗》篇名；《读诗录》，即《读书录》中论《诗》数条；《诗传纲领》，即《诗经大全》之纲领：谬陋殆难言状。至申培《诗说》本伪《鲁诗》，《韩诗外传》明标韩字，乃题曰《毛诗解》，是尤不足深责者矣。
△《诗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佥事。是编不载《经》文，止标篇什名目，而发挥其意旨。大都依文诠释，寻味於词气之间。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满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谓微言、托言，致《变风》刺淫之语，概认为淫；《变雅》近美之刺，即判为美耳。”故传中於郑卫之诗多存《小序》，即二《雅》、三《颂》亦多引《序》说，而又间引郑《笺》、孔《疏》以证之，颇异乎株守门户者，但所得不深耳。
△《诗传阐》·二十三卷、《阐馀》·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邹忠允撰。忠允字肇敏，无锡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
是书即丰坊伪《诗传》每章推演其义，而於坊伪《诗说》则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书，而目为一真一赝，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
△《诗经脉》·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标题又曰“闵非台先生增补”。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闵非台则不知何许人也。其书分上、下二格，如高头讲章之式。下格为浣初原书，前列正文，后有附考，颇知原本注疏，旁及诸家。
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传》云：“笄，衡。”盖述《追师》“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贯於发，见於《追师》注疏甚详。浣初引以证朱《传》衡笄一物之误，尚小有考证。惟大致拘文牵义，钩剔字句，摹仿语气，不脱时文之习。上格为闵氏补义，则纯乎乡塾之说矣。
△《毛诗发微》·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宋景云撰。景云字祥祯，博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其说《诗》以朱子《集传》为主，亦间采毛《传》及他说以参之。为例有三，标“正”字者，衍《集传》者也；标“附”字者，采他说者也；标“考”字者，释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点时文之法推求《经》义耳。
△《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乌程人。是书辑《诗序》及毛《传》、郑《笺》，又以丰坊《诗传》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异同。以《诗序》旧称出子夏，《诗传》亦称子贡，故以《圣门传诗嫡冢》为名。其末《附录》一卷，则丰坊所作申培《诗说》也。
△《言诗翼》·六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凌濛初撰。此编仍列《诗传》、《诗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於篇端，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锺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锺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
△《诗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独阙三月，乃摘“春日载阳”
至“公子同归”、“蚕月条桑”至“猗彼女桑”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间，标为“蚕月”。殊属穿凿。又《诗考》一篇，独载一《御车图》，尤为挂漏。其所诠释，亦罕逢奥义。
△《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吴雨撰。雨自题但称闽郡人，不知隶籍何县也。是书为其同郡徐《火勃》所编次。《鸟考》三卷，《兽考》三卷，《虫考》二卷，《鳞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终焉。惟不考地理，或无以加於王应麟书，故置之欤？曹学佺《序》称其体本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又以配陈第《毛诗古音考》。然如鸡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异种横增。骈拇枝指，殊为可已不已。视吴、陈两书之精核，相去远矣。
△《诗经备考》·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章调鼎撰。调鼎字玉铉，富顺人。是编因锺惺未成之本增损成书，以攻击朱子《集传》。夫《集传》排斥毛、郑，固未必尽无遗议，先儒亦互有异同。然非锺惺等所可置议也，况又拾惺之馀绪乎？
△《诗牖》·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天锡撰。天锡字公永，竟陵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佥都御史。是编大抵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为程式制艺之计。首载冯元飏《序》，谓其书“不但存朱子，存《毛诗》，并可以存齐、存鲁、存韩，祧卫宏而祢子夏，其功不在郑、孔下”。亦夸之甚矣。
△《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字维章，永福人。天启乙丑进士，崇祯中由山阳县知县擢翰林院编修。坐钩党，与黄道周同下诏狱。后获释，流寓南都以终。是书专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时地利，五曰兵农礼乐，六曰动植。仍以《经》文篇第为序，各标其目而解之，徵引颇为繁富。惟爱博嗜奇，颇伤冗杂。其於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著其所本，尤为曼衍。窥其用意，似欲与何楷《世本古义》抗行一时，然不似楷之穿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诗经微言合参》·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汝谔撰。汝谔字士雅，华亭人。天启中以岁贡生官常熟县教谕。汝谔初著《毛诗微言》二十卷，继复删汰赘词，标以今名。《自序》谓“溯源毛、郑，参以《读诗记》及严氏《诗缉》，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书，实不过科举之学也。
△《惢泉手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闻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鉴西薜萝香弄隐人”，知为闻性道所作。《序》称“吾乡丰氏”，则鄞人也。《序》中所称“壬辰”，盖万历二十年。又称“岁在丁卯”，则天启七年。
其册末云“己巳手补朱字”者，则崇祯二年也。是书取丰坊所作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二书合为一编，以篆文与释文皆出手钞，故谓之《手学》。案古文自许慎所存二百馀字外，钟鼎款识，随人音释，已均在疑似之间。况此二书又出丰坊妄造，性道乃珍重钩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欤？
△《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点易丹》，已著录。是编成於崇祯庚辰。博采众说，参以己见，然多不根之创解。如谓《郑》之《丰》及《风雨》篇皆《齐诗》，而误入於《郑》。《丰》诗为小白适莒，国人有悔不送而望其归之词。《风雨》诗以鸡鸣失时，比齐之昏乱。桓公兴，仲父相，乃晦明之大际。孔子删《诗》录《风雨》，亦犹“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类，不知何据而云然。至於《笙诗》六篇，竟以束皙《补亡》列入，溷乱《经》文，尤为乖剌矣。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溥撰。溥字天如，太仓人。崇祯辛未进士，改庶吉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自宋儒说《诗》废《序》，毛、郑之学遂微。明永乐中修《五经大全》，《诗》则取鄱阳朱克升疏义，增损刘瑾之书，悬为令甲。经学於是益荒。溥是书杂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书，差愈於科举之士株守残匮者。然亦钞撮之学，无所考证也。
△《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万时华撰。时华字茂先，南昌人。是编成於崇祯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於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
谢太傅尝问诸从《毛诗》何句最佳，遏以‘杨柳依依’对，公所赏乃在‘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谭友夏亦言读《诗》不能使《国风》与《雅》、《颂》同趣，且觉《雅》、《颂》更於《国风》有味。易入处便入，终是读书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云云，盖锺惺、谭元春诗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於学者，可谓酷矣。
△《诗经副墨》·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组绶纂。组绶字伯玉，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兵部主事。是书前列《读书二十四观》，次为《通考》、次为《总论》。每篇之前，皆并列《集传》、《小序》之文，而以《集传》居《小序》前。其每章诠解，则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诸说虽精，或於制义未当者，吾从宋。”是其著书之大旨矣。
△《诗志》·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范王孙撰。王孙字士文，休宁人，寄籍钱塘。是书乃馆於金声家时所著，声为序而梓之。皆杂采诸说而成。於同时人中多取沈守正《说通》及陈际泰《五经读》、顾梦麟《说约》，不甚研求古义也。
△《诗问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子龙撰。子龙字人中，一字卧子，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官绍兴府推官。后鲁王以为兵科给事中。事败被执，乘间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此编乃其读《诗》劄记之文。曰《诗问》者，取问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标己意，随拈各条，非说全《经》，故谓之《略》。《明史·艺文志》不著录，见於曹溶《学海类编》中。其说不主朱子《集传》，亦不甚主《毛诗》、郑《笺》，大抵因《小序》而变其说。如《有女同车》，《序》以为刺忽，子龙则以为美忽。以《箨兮》、《狡童》为刺祭仲。率以意为解，不必有据。观其《自序》，知其学从郝敬入也，宜其臆断矣。
△《诗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贻孙撰。贻孙字子翼，禾州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著作书年月。考陈士业《筠庄初集》有《贺子翼制艺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汇》，书中多引锺惺《诗经评》，亦皆明末之书，当即其人也。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而删其以下之文，以为毛苌、卫宏之附益，盖宗苏辙之例。大旨调停於《小序》、《朱传》之间，作诗之旨多从《序》，诗中文句则多从《传》；《国风》多从《序》，《雅》、《颂》则多从《传》。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锺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卷首冠以四论。其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皆为有见。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是以全书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聪明。全书之病，即坐於是。第一篇论诗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则不尽然。无论宋词、元曲各有宫调，其句法之长短、音律之平仄、字数之多少，具有定谱，不可增减，与三百篇迥殊。即汉魏乐府有倚声制词者，亦有采诗入乐者。观郭茂倩《乐府》所载，孰为本调，孰为魏乐所奏，孰为晋乐所奏，其增减字句以就声律者，班班可考，何尝有一定之调，亦何尝田夫贩妇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颂》者，《郊祀歌》之类也，自谐管弦者也。二《雅》、十五国《风》者，《相和歌》之类也，采以被之管弦者也。贻孙所说，似是而非。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
△《鉴湖诗说》·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阴人。是书乃乡塾讲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经、曰从注、曰存《序》、曰辨俗、曰标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节解、曰集说。其所取裁，不出永乐《大全》诸书。
△《诗经精意》（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詹云程撰。云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编诠释《经》文，皆敷衍语气，为时文之用，乃塾师训蒙讲章也。
△《诗意》（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敬纯撰。敬纯，武进人。是书大旨宗朱子《集传》。虽间采诸家，然其发明《集传》者亦科举揣摹之本也。
卷十八 经部十八
○诗类存目二
△《诗经朱传翼》·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於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独此编说《诗》则以《小序》、《集传》并列，而又杂引诸说之异同。窥其大意，似以《集传》为未惬，而又不肯讼言，故颟顸模棱，不置论断；纷纭糅乱，究莫名其指归。首鼠两端，斯之谓矣。
△《诗说简正录》·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提桥撰。桥字景如，号澹如居士，河间人。前明天启壬戌进士，入国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编以《诗经大全》诸书卷帙浩博，难以披寻，因采择诸说，辑为一编，名曰《简正录》，言其说简而义正也。每篇首列《经》文，次摘采诸家之说，融会训释，又次附以己见。皆以通俗之语讲解文义，盖取便於初学而已。
△《诗问》·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字雨若，号街南，宣城人。是书大旨攻朱子《诗集传》，然亦不甚从《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断之说。其中引《世历纪》一条证《出车》为文王诗，又引《竹书纪年》一条证《菀柳》为诸侯盟太室诗，皆牵引杂说，不足据以解《经》也。
△《诗经传说取裁》·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能鳞撰。能鳞字西山，顺天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
其书以丰坊伪《诗传》为主，而旁采申培《诗说》及《诗六帖》以发明之。宗旨先谬，其馀亦不足深诘矣。
△《毛诗日笺》·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秦松龄撰。松龄字留仙，号对岩，无锡人。顺治乙未进士，改庶吉士。
以江南奏销案罢归。康熙己未举博学鸿儒，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是编以《紫阳集传》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欧、苏、王、吕、程、李、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核，而以己意断之。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凡有疑义，乃为疏解，亦不尽解全诗，故曰《日笺》。王士祯《居易录》云：“秦宫谕所辑《毛诗日笺》，所论与余夙昔之见颇同。其所采取亦甚简当。”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也。
△《诗经疏略》·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其说以《小序》为主而亦时有异同。大抵调停前人之说，而参以臆断。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既不用旧说，又不用《春秋》王姬之说；乃训平为等，谓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华如桃李。王之孙本不齐於侯之子，今观其车服则等王之孙，以齐於侯之子。以附会《序》中“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说。於《经》义殊为乖剌，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诗经比兴全义》·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锺毅撰。锺毅字远生，华亭人。顺治中松江府学岁贡生。是书据朱子《诗传》，发明比兴之义，每诗各标篇名，而推求托物抒怀之意。前有《大意》一篇，篇末有云“《关雎》之为求贤，《菁莪》、《棫朴》之为养士，此等义非不佳。然与《集注》全异，功令所格，不敢滥收”云云，盖专为科举作也。
△《诗经惜阴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自记》，又有《小引》，谓曾请正於李光地、陆陇其。每卷皆记其起草缮真之年月，盖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说，於《诗》教未得其要领也。
△《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施闰章为江西参议，延湖广杨洪才讲学於吉安之白鹭洲书院，并续招奇龄往。奇龄与洪才论《诗》不合。
及与闰章同官翰林，重录其向时所讲《毛诗》诸条，皆设为甲乙问答，故以“主客”为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诗之说，而奇龄则谓《郑风》无淫诗；洪才主朱子《笙诗》无词之说，而奇龄则谓《笙诗》之词亡。故是书所论，惟此二事。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为独不刺淫？必以为《郑风》语语皆淫，固非事理；必以为《郑风》篇篇皆不淫，亦岂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趋向，形於咏歌，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诸曲诸歌，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不过人心佚荡，相率摹拟形容，视为佳话，而读者因知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谅亦如是。
此正采风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语，遂谓三百篇内无一淫诗也。
至於《笙诗》之说，未为无理，然并《仪礼》而诋为伪，抑又横矣。
△《国风省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皆其避雠出亡之时以意说《诗》之语，后追忆而录之。其初设为问答，故名《问答》。后去其问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忆，故以“省篇”为名。凡二十六章，所论多与《传》义不同。或据他说，或自为断制，虽间有考证，要於《诗》义未能尽合。如以《黍离》为念乱，以《鸡鸣》为谗人，皆凭臆见而失之者也。以《式微》为黎侯夫人作，以卫武公为杀兄，皆据旧说而失之者也。
至於《十亩之间》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记奇龄自悔之言矣。
△《诗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一以朱子《集传》为宗，力攻《小序》。至以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同类而议，未免失于鉴别。於近代诸家之说，颇取李光地《诗所》。然惟合《集传》者始采之，稍有异同即为所汰。至於《木瓜》诸篇，知不能全泯旧说，则依违两可於其间，尤不免门户之见矣。
△《诗经集成》·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赵灿英撰。灿英字殿飏，武进人。是书成於康熙庚午。大旨为揣摩场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传》，次敷衍语气为串讲，串讲之后为总解，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至总解之后益以近科乡会试墨卷，则益非说经之体矣。
△《诗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於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
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
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如《郑风·有女同车》，谓男女同车为必无之事，改为“二女同车”；改《溱洧》为夫妇偕游之作；又以《豳风·伐柯》为东人得遂室家之愿，归美周公之词。考之古说，皆无所依据也。
△《诗统说》·三十二卷（左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编杂采诸家《诗》说，分类钞录，所摭颇为繁富，而朱墨纵横，涂乙未定。盖犹草创之本也。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总论诗之纲领，十五卷以后乃依《经》文次第而论之。不列《经》文，惟集众说，故以《统说》为名云。
△《毛诗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葇如撰。葇如有《周易通义》，已著录。是书但列经文，别无训释，各章之下必引《四书》一两句以证之。如《关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葛覃》章即引“夫人蚕缫以为衣服”之类。至於《墙有茨》篇无可附会，则谓宣姜所生如寿、如文公、如宋桓及许穆夫人皆有贤德，引“犁牛之子骍且角”句。
殆於以《经》为戏矣。
△《诗经测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侨撰。锺侨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降补国子监丞。是编不载正文，随其所见，各为评论。大旨以夫子未尝删《诗》，特据所得编之而已。若谓三千删为三百，则春秋时君卿大夫所赋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岂能预合圣人之意而去取之？《风》、《雅》正变之说亦难据。《楚茨》以下《瞻洛》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於变，“平王之孙”列在二《南》，编《诗》不必以正变为低昂，正变不必以世代为前后。其持论类皆如此。至如释《关雎》首章非宫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赋之；其次章盖博求四国，未得其人，故忧至於反侧。释“虽则如毁”句。谓役於王室而归者，其室家劳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说也。
△《诗经旁参》·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於三百篇中摘篇标目，略为之说。大抵因朱《传》而敷衍其馀意。
△《陆堂诗学》·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虽托名阐发朱子《集传》，而实则务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诗疑》；牵合古事，近何楷《诗世本古义》。如以《节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隐公三年》所称“尹氏卒”者，“家父作诵”即《隐公八年》天王使来求车者。此类核以时代，已无以决其必然。
其最新奇者，谓《诗》三百篇为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删；谓《燕燕》为卫君悼亡之作，其夫人为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谓《柏舟》之“共伯”即公子伋；谓《君子偕老》为哀挽夫人之诗，“之子不淑”乃礼家之吊词；谓《淇澳》兼咏康叔、武公；谓《葛藟》为周郑交质之诗；谓《丘中有麻》之“子国”为郑武公字，其子嗟当作子多，为郑桓公字；谓《著》为刺鲁庄公娶哀姜；谓《园有桃》为刘向《说苑》所载邯郸子阳亡桃事；谓《防有鹊巢》为陈宣公杀太子御寇事；谓《泽陂》为邓元所作；谓《黄鸟》为共伯归国；谓《行野》为幽王废后；谓《何人斯》“居河之麋”为虢石父；谓《大东》“西人之子”为褒姒；谓《小明》之“共人”为二相共和；谓《鼓钟》为穆王作，而淑人为盛姬；谓《青蝇》之“构我二人”为申后、宜臼；谓《敬之》、《小毖》为成王作，乃《雅》混於《颂》；谓《駉》为颂鲁庄公；谓“泮宫”为鲁惠公颂孝公：皆随意配隶，於古无徵。他如既指《竹书》为伪托，而《扬之水》、《鼓钟》诸篇又援以为辞；既以郑《谱》为妄作，而《有杕之杜》诸篇又据以为证。《家语》赝作，《孔丛》晚出，乃动辄引为确典，亦不可为训。虽间有辨正精核之处，而以爱奇嗜博，反掩其所长。
较毛奇龄之说经，又变本加厉者矣。
△《诗经广大全》·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梦白、陈曾同撰。梦白字金孺，曾字衣圣，皆无锡人。梦白谓明初《诗经大全》有裨朱《传》，但所采群经典故，未备本末，所引诸儒论说，未有折衷，因与曾推广之。大略以《集传》为主，而间存诸说。前有韩菼《序》，引顾炎武言“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兹编虽为广《大全》而作，然其采择精详，诠释简当，或有功於朱《传》。今考是书，虽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义。其训释名义，亦惟以蔡卞、冯复京二书为蓝本，罕所考正。宜菼之有微词也。
△《复菴诗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复菴，泾阳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奉朱子《诗集传》为主，以攻击毛、郑。其菲薄汉儒无所不至，惟淫诗数篇稍与朱子为异耳。盖扬辅广诸人之馀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间有不从《序》亦不从《传》者，如谓《关雎》为周公拟作之类，皆悬空无据。至於注释之中，附以评语，如论《周南》云：“《周南》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锺、谭论《诗》之门径矣。
△《毛朱诗说》·一卷（通行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书论《小序》为不可尽信，而朱子以《诗》说《诗》为矫枉过正，皆泛论两家得失，非章句训诂也。
所引《尚书》、《左传》以为《诗》之本《序》，诚为确凿，其馀则多悬揣臆断之词，不类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诗经序传合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有《周易摘钞》，已著录。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三。大旨从苏辙之说，以《小序》第一句为国史之旧文，次句以下为后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传》互核其异同，而断以己见，故曰《合参》。多采李光地《诗所》之说，持论颇平允。然推究文义，以意断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众说以断两家之是非也。
△《毛诗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外补知县，改补教授。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是篇以《小序》为主，故题曰《毛诗》。《序》文惟存首句，用苏辙之例。
不释全《经》，惟有所心得则说之，用刘敞《七经小传》例也。首为《通论》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风》，所说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风》至《商颂》，所说凡二十七篇。疏证旁通，时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会古义。如以死麕、死鹿为古俪皮之礼；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为陈执州吁由戴妫内援之证；以“西方之人兮”即《方言》之“凡相哀怜，湘潭之间谓之人兮”；以《木瓜》为刺卫於齐桓没后同宋人伐齐；以《水经注》段干冢证《十亩之间》；以春秋时秦境东至於河证“所谓伊人”为思周；以僖负羁之妻证“季女斯饥”：皆有强经从我之失。
其《长发篇》后附《禘说》三篇，谓孔颖达《春秋疏》以祫为禘，其说固是。而谓颖达之误在以《王制》、《祭统》、《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误混大祭於时祫，则失之诬。考《王制》曰：“春曰礿，夏日禘。”《祭统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尝。”《祭义》曰：“春禘秋尝。”俱据时禘而言，与祫祭略不相涉，经文最为明晰。孔尚不能混时禘於时祫，又何至混大禘於时祫？是无故而罹之咎也。推锦之意，不过以《王制》又有祫禘、祫尝、祫烝之文，因祫禘二字相连，遂以为时禘亦兼祫，而疑孔《疏》缘此而误。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祫而后时祭。”盖三时各先为祫祭，而后更举禘、尝、烝。是时祭之祫，本不兼祫。孔即略不晓事，何至以大禘混时禘，又混时祫耶？然则孔《疏》之误，在於信《春秋》不书祫祭而竟废《礼记》，不在附会《礼记》以解《春秋》也。锦又谓：“汉儒据《春秋》书禘，一春一夏，因以附会《礼记》，遂有春禘、夏禘时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则所谓一春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庄公。”则所谓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庙”之文，汉儒果因《春秋》书禘一春一夏，遂附会春禘、夏禘为时祭之名，何以秋禘独不附会乎？至於三代之礼，制同名异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冔、夏收之类，不一而足。今锦必斥春祫、夏禘、秋尝、冬烝、夏殷之制为非，持论殊偏。若谓郑玄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为据《春秋》非礼之制，则又聚讼之绪馀，无庸辨矣。
△《学诗阙疑》·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阳人。雍正丁未进士，改庶吉士，未散馆卒。
是编皆引旧说以驳朱子《诗集传》。从毛《传》、郑《笺》者十之三四，从苏辙《颖滨诗传》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过数条耳。《诗序》之见废，始于郑樵，而成于朱子。诸儒之论，自宋代即有异同。青芝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间。如《行露》以为实未成讼，不过设言以拒之，此泥《经》文二“虽”字也。然於《经》文二“何以”字义又不协矣。
△《诗贯》·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张叙撰。叙有《易贯》，已著录。是书首载《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案《经》文次序为之注释，凡十四卷，颇多与朱子异同。如以《关雎》为后妃求贤之诗，义本《小序》，而遂谓此篇并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駉篇》为美伯禽而非颂僖公，引《书经·费誓》“窃马牛有常刑”
之语，谓出师时丁宁马牛如此，则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独不然乎？其说皆不免於牵合。且各章训释已详《经》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体别为《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体例亦伤繁赘也。
△《毛诗订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起龙撰。起龙字天愚，馀姚人。是书成於雍正癸丑。其《自序》诋吴棫《韵补》之谬，而发明陆德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持论最确。乃核其所注，则仍谓古音之外有所谓叶韵，但以音属读，取其顺吻而止，绝不究音韵之本原与古人之旧法。则与吴棫之书均为臆定，未可同浴而讥裸裎也。观其於《汉广》末章云“蒌有闾、楼二音，驹亦有居、钩二音，只从《传》读闾读居可也。如《桃夭》首章，华、家古读敷、姑，今入麻韵，不妨依今韵读之。韵者使之叶於音而适於口也。叶且适於吟咏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无从与之诘难矣。
△《诗义记讲》·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宗澜撰。宗澜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卷首标题“江阴杨名时讲授”。然观名时之《序》，则名时以李光地《诗所》授宗澜，宗澜读而自记所见，非名时书也。《郑风》之首有名时批二段，其不出名时审矣。
△《诗经提要录》·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铎撰。铎有《易经提要录》，已著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宗，而亦参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诗所》、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盖铎为名时之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
△《丰川诗说》·二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大旨谓自宋至今，毛氏之《传》废於朱《传》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后，不合以后说而反废前说。固为得之。然使后说而合《经》，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后？且齐、鲁、韩三家尽在《毛诗》之前，而皆以毛《传》尽废，安在后之更合者不可独行？又将谓毛《序》必承传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传》亦必承传有自，而一废尽废，何也？”其持论颇近和平。故其书从毛《传》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诸儒之书无一字引及，则亦抱残守匮之学耳。其每节必效乡塾讲章敷衍语气，尤可以无庸也。
△《诗经拾遗》·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字书山，桐城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补翰林院编修。是书专以《诗》之次第立说，分《正编》、《附编》、《馀编》，不取《小序》，并不取《左传》。以季札观乐所列诸国不足信，而断以“左氏失之诬”一语。以《木瓜》美齐桓为穿凿悖谬，而断以“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一语。
又以《雅》、《颂》分什为毛、郑之可笑，而分合其数篇，别为编次。盖汉以来相传之古《经》，自酉而一变其例矣。
△《风雅遗音》·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史荣撰。荣自号雪汀道人，鄞县人。其书据朱子孙鉴所作《诗传补遗后序》，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所妄加。因以《集传》与音互相考证，得其矛盾之处，条分缕析以辨之。一曰《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二曰《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曰音与《传》义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声误，六曰韵误，七曰音误，八曰误音为叶，九曰误叶为音，十曰四声误读，十一曰泛云四声之误，十二曰《邶风》注与某同之误，十三曰补音，十四曰叶音阙误，十五曰叶音志略。又附录《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九门，共二十四类。其音与义背、用旧义而无音、异义而不别音三门，辨论颇为精确。误音、误叶、补音及俗音订误四门，亦多可取。
惟未有之音与四声误读二门，所言即是音误，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声及《邶风》音与某同二门，则有意吹求，未为平允。又荣考今音颇详，而古音则茫无所解，故叶音阙误、叶音志略二门所言，往往大谬。吴棫《韵补》见行於世，荣自言未见其书，摭诸书所引为考异，尤为赘疣。至於旧音舛谬之处，动辄漫骂。
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亦殊乖著书之体。盖考证颇有所长，而芜杂亦所未免焉。
△《诗深》·二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用苏辙之说，以《小序》首句为古《序》，而以其馀为续《序》。次列《集传》，次列《辨义》，於《集传》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全载毛苌之《传》。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从毛氏，故题曰《毛诗传》。及《小序》之下，杂引郑《笺》、孔《疏》及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大旨以毛《传》与朱子《集传》互相勘正，以己意断其短长。其间不尽用毛说，故名曰《广义》云。
△《诗经汇诂》·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范芳撰。芳字令则，如皋人。其书大旨以朱子《集传》为主，而衷诸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之说。盖彝与梦麟同辑《诗经说约》者也。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馀番，约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赡，而本意为科举而设，於《经》义究鲜发明。
△《诗经正解》·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姜文灿撰。文灿字我英，丹阳人。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次为《姓氏》、《草木》、《禽兽》、《鳞介》诸考。大抵袭《六经图》及《名物疏》诸书而为之。其训释亦颇浅易。
──右“诗类”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
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於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於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玄有《易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
於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至《禹贡》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其说盖离合参半），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脩，脩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
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
《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
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
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夥。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徵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於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於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馀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於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於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
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於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
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又谓《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复出，当省并之。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於《春官》世妇为王之宫官，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於《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然复古之说始於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书，著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焉。
△《礼经会元》·四卷（内府藏本）
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文康。其立朝无大功过，惟函韩侂胄首以乞和，出时之谋。
是书前有《竹野先生传》，不著撰人名氏。称时奏“侂胄专政无君，罔上不道，乞枭首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上纳之”云云（案此《传》称宁宗为上，当出宋人之笔），曲讳其事，非实录也。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
第一篇泛论《礼经》，乃其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
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篇，内《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其《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乐舞之图。盖刊本舛讹，移於前幅。其说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多相出入。
时於伯谦为前辈，然《竹野先生传》中称其晚居嘉兴，乃著此书，以授门人三山翁合。则二书之作，相去不远。或伯谦取时书而约之，或时因伯谦书而广之，均未可定。然伯谦所论或有驳杂，时则大体无疵。惟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迂阔尔。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犹先儒旧论。至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谓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其说凿空无据。又谓郑康成《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当用纬书注耀魄宝等帝名及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用《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袆衣副编。夫康成引纬，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已专论之，无烦时之剿说。至於《国语》、《司马法》、《左传》、《礼记》皆古书也，时乃谓不当引以证《经》，然则注《周礼》者当引何等书耶？其《补亡》一篇，谓《冬官》散见五官，亦俞庭椿之琐说。时不咎其乱《经》，阴相袭用（案《补亡》用庭椿之说，而不言说出於庭椿），反以读郑《注》者为叛经，傎又甚矣！《传》称其与紫阳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诗》攻康成，於《礼》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礼》者深，时之得於《礼》者浅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故数百年来，讲礼者犹有取焉。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郑伯谦撰。伯谦字节卿，永嘉人。官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宁宗、理宗时人。是书发挥《周礼》之义。其曰《太平经国书》者，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也。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汉官制》，一曰《汉官制》，一曰《汉南北军》。所图仅三朝之职掌宿卫，盖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图，明古制也。其书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分为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设为问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车若水《脚气集》颇称之。然其间命意，间有不可解者。如《齐东野语》记韩侂胄之败，殿司夏震尚声喏於道旁。《梅磵诗话》记绍定辛卯临安大火，九庙俱毁，独丞相史弥远赐第以殿司军救扑而存。故洪咨夔诗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之句。其时武统於文，相权可谓重极，而此书《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权。又宋人南渡之馀，湖山歌舞，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此书《奉养》一篇，乃深斥汉文帝之节俭为非，所论皆不可为训。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以他篇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旧本流传，久行於世，姑节取焉而已。
△《周官总义》·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总义》，已著录。是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惟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之序，刻於衡阳。今衡阳本世已无传，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亦佚。谨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以存其旧。其《地官》、《夏官》则采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以补其亡。仍依《读书附志》所列，勒为三十卷。
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
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及《司市》、《司关》、《卝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口率出泉之说。论宗庙“九献”，则合《笾人》、《醢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祼”之文，以驳列祼事於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诸条，以纠改“祈”为“刉”、改“珥”为“衈”之说。论《辀人》之“四旗”，则历辨《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明《曲礼》车骑为战国之制。诸如此类，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非凿空杜撰。至於《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於《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於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於王；於《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义。而於《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盖祓虽人品卑污，而於《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周礼订义》·八十卷（内府藏本）
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牒温州宣取是编。知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於通判泗州。
此本省牒、州状、都司看详及敕旨均录载卷首，盖犹宋本之旧。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绍定五年壬辰，下距进书时十年。又有赵汝腾《后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进书时六年。故汝腾奏称“素识其人”，又称“德秀殁后，与之益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精粹无疵也。”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馀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德秀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於程、张”云云，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实沿俞庭椿之谬说。汝腾《后序》亦称之，殊为舛误。然庭椿淆乱五官，臆为点窜，与之则仅持是论而不敢移掇《经》文，视庭椿固为有间。至其以《序官》散附诸官，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晋干宝注《周礼》，虽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创，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为据也。惟是四十五家之书，今佚其十之八九，仅赖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而蒐罗宏富，固亦房审权《周易义海》之亚矣。又案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今本实无《补遗》，未审别为一书，或附此书内而佚之。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固无庸深考也。
△《鬳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於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剌缪。然以绠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於轮舆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关於《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於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於《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锺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於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缉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於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於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
《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於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於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蒐辑之功，固亦非鲜矣。
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
《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於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於泰和。
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
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於《周礼》之学，用力颇深。此三书虽各为卷帙，实相辅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见。其《传》十卷，黜《考工记》不录，犹曰专解古《经》，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然论说颇为醇正，虽略於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盖原本所阙。下卷阙《井邑》、《邱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也。所说间有舛误者。如谓“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泽，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郑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说本明。应电以当地祗大祭，殊於《经》义有乖。至谓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寝地，当在南郊，与郊天同。迎尸则於明堂。又谓郊天迎尸，亦当於明堂。考《通典》载：“南郊去国五十里，明堂在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则相距凡四十馀里，安有祭时迎尸，远在四十里外者？《周礼·掌次》：“凡祭祀，张尸次。”盖尸幄切近壝宫，迎尸即於此幄。应电未核《注》、《疏》，故有此讹。他如图南郊於朝日之前，既从其序，而图祈穀於迎暑之后，又颇颠舛。
然其《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则亦颇有所订正。今姑与其《传》并存，以备一家之说。其《翼传》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补义》，曰《天王会通》、曰《学周礼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经传》、曰《非周礼辨》、曰《经传正讹》。其《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其《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亦多涉附会。其《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及后人假仿之妄，旧注解释之谬，改声改字之非与细物为自古相传之遗，官事有兼涉不扰之法，皆为有见。馀则多录旧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复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经传》，杂参以后世之法，亦失之驳。其《非周礼辨》，驳正诸家，尚为明析。其《经传正讹》，则於《周礼》以外兼涉群经。非惟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而不知其流於诡诞矣。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书凡十四卷，《明史》作数十卷，盖约举之词。朱彝尊《经义考》惟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而不载《翼传》之名，颇为疏漏。
又所引黄虞稷语，乃《翼传》之解题，而系之《周礼传》下，亦为舛误。岂偶然疏略，未及检其全书欤？
△《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柯尚迁撰。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县丞。其书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其称“释”者，皆采辑古注。
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周礼》本阙《冬官》，尚迁宗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数，故曰“全经”。较庭椿之纷更割裂，似为稍胜，唐顺之、姜宝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且改《经》文“安扰那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则犹之乎窜乱古经矣。以其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故与王应电书皆节取以备一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载，与此本卷数相同，而注云：“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今此本《通论》之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与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细检，亦如王应电书欤？
△《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志长撰。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中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志坚传》中，称其亦深於经学。是书於郑《注》、贾《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谓之“删”。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诸儒，自度徵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於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於《经》义，盖在离合之间。於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志长此书，亦多采宋以后说，浮文妨要，盖所不免。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且自朱申以后，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
俞庭椿、邱葵以后，又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更无完简。沿及明代，弥逐颓波，破碎支离，益非其旧。志长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惠栋作《精华录训纂》，因金荣误引其文，遂并以村书诋志长，乃相轻已甚之词，不必尽允也。
△《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
马融、郑玄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首冠以御制《日知薈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也。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也。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馀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者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惬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者也。
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徵约取，持论至平。於《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於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於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於《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
於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伦撰。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於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彫面鹥总。
皆有容盖。”《注》：“总以缯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幨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輨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厌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於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軨。”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缇油，即注所云总，以缯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輨。然则飞軨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缯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
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厌翟、安车而言。但重翟、厌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义同。盖衤童褣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裧。”《注》“裧，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骖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州，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讫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於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於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於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
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於《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
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於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於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
然统观全书，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於《经》者，或求诸《注》。不见於《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於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数，与《经》文戾矣。
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於百里，四十里者，极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极於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
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犹病其过多，而况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郑《注》之所以疏也。至谓《遂人》十夫亦为井田，乃袭宋人绪论，尤疏於考校。然其百虑一失者仅此三四条耳，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
△《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於《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轸围尺一寸，见於《经》文，而轐围不著。并轸、轐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亦未及详解。永则谓“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围径无正文。《辀人》当兔之围，居辀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兔围与当兔同可知。
轴半径三寸二分，加轐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轐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舆版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馀一寸五分，辀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轸与轐之七寸，当从辀算起，盖辀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兔，亦必与辀齐平。故知辀之当兔围，必与兔围等大。后不言兔围者，因辀以见”云云。考《释名》曰：“轸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版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轸在下。永谓轸面与舆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舆版之下仍馀轸一寸五分，则其说仍不相悖。又考《说文》曰：“，车伏兔下革也。”则是伏兔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兔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於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於《曲礼》孔《疏》。其说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至宋林希逸，又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则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於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輢之植轵相接，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轼而望？若较於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版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於两輢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於车箱内，盖未会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两輢则两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輢，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於《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说确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於古制，亦可谓考之详矣。
──右“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周礼》古谓之《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复其本名。以诸家注本题《周礼》者十之九，难於一一追改，故姑从郑玄以来相沿之称。）
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
△《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馀，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士冠礼》“闑西阈外”句注“古文闑为{埶木}，阈为蹙”是也。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
其书自玄以前，绝无注本。玄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於《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於录焉。
△《仪礼识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书乃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淳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一编。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近世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以为已佚。惟《永乐大典》所载诸条，犹散附《经》文之后，可以缀录成编。其《乡射》、《大射》二篇适在《永乐大典》阙卷中，则不可复考矣。《朱子语录》有曰：“《仪礼》士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
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
又曰：“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今观其书，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则朱子所谓不能无舛谬者，诚所未免。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於今者亦藉以得见崖略。其有功於《仪礼》，诚非浅小。今覆加检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原本残阙数处，亦考订补辑，附於下方。其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考淳《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为二卷，以《释文》误字为一卷，附其后，总为三卷。”则《宋志》一卷为传写之误明矣。
今仍釐为三卷，存其旧焉。
△《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宝之，庐陵人。官至福建路抚干。案《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曰：“《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旨，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云云，则如圭当与朱子同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如圭淳熙癸丑进士，《文献通考》引振孙语，又作绍兴癸丑进士。考淳熙纪元凡十六年，中间实无癸丑。绍兴癸丑为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仪礼》，乃在晚岁。疑当为绍熙癸丑，陈氏、马氏并讹一字也。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又撰《纲目》、《释宫》各一篇，世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云：“俱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录出，排纂成书。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乡射》、《大射》二篇在《永乐大典》阙卷内，其纲目一篇亦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然已得其十之九矣。《仪礼》一经，因治之者希，《经》文并《注》，往往讹脱。如圭生於南宋，尚见古本。今据以校正，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讹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辩证者，不胜指数，各附案语於下方。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之释虽佚，亦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补《经》文脱字七，改讹字四，删衍字二，补注文脱字四十一，改讹字三十九，删衍字十七，以成《仪礼》之完帙。如圭旧本本十七篇，篇自为卷，其间文句稍繁者，篇页太多，难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释宫》则仍自为一书，别著於录焉。
△《仪礼释宫》·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
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寝庙之制异於明堂，而不用《郑志》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按《郑志》此条见《顾命》孔《疏》）。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宾馆於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先儒之所未发，大抵类此，非以空言说礼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尝与之较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犹苏轼书刘禹锡语题姜秀才课册，遂误编入轼集耳。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乡饮酒》“荐出自左房”、《聘礼》“负右房”，皆但存贾《疏》，与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证矣。古者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旧。如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尚不能备知其处，则於陈设之地、进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是编之作，诚治《仪礼》者之圭臬也。宋陈汶尝序《集释》，刻之桂林郡学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传，惟《永乐大典》内全录其文，别为一卷，题云《李如圭仪礼释宫》。盖其所据犹为宋本。今据以录出，仍与《集释》相附。其间字句与朱子本稍有异同，似彼为初稿，此为定本。今悉从《永乐大典》所载，以存如圭之旧焉。
△《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内府藏本）
宋杨复撰。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州人。郑逢辰为江西漕，以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献於朝，赠文林郎。是书成於绍定元年戊子。《书录解题》谓成於淳祐中，盖未核其《自序》也。《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於朱子。朱子以为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更考之乃佳。复因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有五。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於后。其於是《经》，可谓用心勤挚。惟是读《仪礼》者必明於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仪礼通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是书独废此一门，但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遂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其见於《宫庙门》仅止七图，颇为漏略。又远近广狭，全无分数。如序外两夹，刘熙《释名》所谓“在堂两头，故曰夹”是也。图乃与房、室并列，则《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馈食礼》“豆、笾、鉶在东堂”，《注》云“房中之东当夹北者”，皆茫然失其处所矣。门与东西塾同在一基，图乃分在东隅西隅，则《士虞礼》“七俎在西塾之西”无其地及《士冠礼》“摈者负东塾”之类，皆非其处所矣。如斯之类，殊未能条理分明。然其馀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於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
△《仪礼要义》·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之一，於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於下方，与《周易要义》略同。盖其著书本例如是也。《仪礼》一经，最为难读，诸儒训诂亦稀。其著录於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志》仅四家，《旧唐志》亦仅四家，《新唐志》仅三家。今惟郑玄《注》、贾公彦《疏》存耳。郑《注》古奥，既或猝不易通。贾《疏》文繁句复，虽详赡而伤於芜蔓，端绪亦不易明。《朱子语录》谓其不甚分明，盖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胪纲目，条理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复以辞义轇轕为病。其梳爬剔抉，於学者最为有功。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於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於此书之所取。后来诠解虽多，大抵以《注》、《疏》为蓝本，则此书亦可云提其要矣。
△《仪礼逸经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篇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
凡《经》八篇。曰《投壶礼》，曰《奔丧礼》，取之《礼记》。曰《公冠礼》，曰《诸侯迁庙礼》，曰《诸侯衅庙礼》，取之《大戴礼记》，而以《小戴礼记》相参定。曰《中霤礼》、曰《禘于太庙礼》、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三礼注》所引逸文。其编次先后，皆依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盖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记》著所出，郑《注》不著所出，则与王应麟《郑氏易》同。由古人著书，不及后来体例之密，不足异也。其《传》十篇，则皆取之二戴《记》，曰《冠仪》，曰《昏仪》，曰《士相见仪》，曰《乡饮酒仪》，曰《乡射仪》，曰《燕仪》，曰《大射仪》，曰《聘仪》，曰《公食大夫仪》，曰《朝事仪》。其《乡射仪》、《大射仪》取《礼记·射仪篇》所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为二。其《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仪则取宋刘敞之所补。敞拟《记》而作者尚有《投壶仪》一篇，亦见《公是集》中，澄偶遗之。明何乔新尝取以次《朝事仪》后，并为之跋。通志堂刻《九经解》，复佚其文。盖所据乃未补之旧本，非乔新本也。又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一篇曰：“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郑康成注三《礼》曾引之。《天子巡狩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羽只》。《中霤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羽只》，制丈八尺。《禘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
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弓韣，礼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霤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
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霤礼》云：祀《中霤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禳，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霤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
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牧牛马。
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命国醵。《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
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云云，则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较之汪克宽书，则条理精密多矣。《明一统志》：“沅州刘有年，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有八篇。”杨慎求之内阁，不见其书。朱彝尊《经义考》谓有年所进即澄此本，《逸经》八篇，《传》十篇，适符其数。其说似乎有据。今世传《内阁书目》，惟载澄书，不著有年姓名。盖当时亦知出於澄矣。
△《仪礼集说》·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敖继公撰。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於吴兴。赵孟頫尝从受业。后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荐，授信州教授。是书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称“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於《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一得之见”，又疑《丧服传》违悖《经》义，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务诋汉儒之馀习。然於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
无吹毛索垢、百计求胜之心。盖继公於《礼》所得颇深，其不合於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卷末各附《正误》，考辨字句颇详，知非徒骋虚词者。其《丧服传》一篇，以其兼释《记》文，知作於《记》后。又疑为郑康成散附《经》、《记》之下，而不敢移其旧第。又十三篇后之《记》，朱子《经传通解》皆割裂其语，分属《经》文各条之下。继公则谓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亦有於《经》义之外别见他《礼》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记者之意，自比於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卷末特为《后序》一篇记之。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经礼补逸》·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字德辅，祁门人。泰定丙寅举于乡。元亡不仕。明初徵修《元史》，以老疾辞归。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之文有涉於《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吉礼之目六十有八，凶礼之目五十有七，军礼之目二十有五，宾礼之目十有三，嘉礼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礼经附说》终焉。克宽究心道学，於礼家度数，非所深求。於著书体例，亦不甚讲。如每条必标出典，是矣。乃一类之中，条条连缀书之，合为一篇，文相属而语不属，遂参差无绪。又此书实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载《春秋》失礼之事，杂列古制之中。
如祠礼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尝礼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廪灾，乙亥尝；烝礼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阅礼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朝礼，《春秋》之书朝三十六；遇礼，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会礼之《春秋》书会九十五；锡命礼之庄公元年王使荣叔锡桓公命；燕飨礼之庄公四年夫人飨齐侯于祝丘：尚略系以论说，纠正其谬。至於祫尝礼之文公二年跻僖公，又诸侯大祫礼亦引此条。
赙赗礼之隐公元年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赗，三年武氏子来求赙。襚礼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亲襚。会葬礼之襄公二年诸姜宗妇来送葬：皆失礼之尤。乃胪列其文，不置一语，不几使读者谓古礼当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礼下诋郑康成徒见木铎徇令一节与《夏书》孟春合，遂指正月为夏正，似未见《隋书·经籍志》载康成注《书》只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礼谓《月令》汉儒所作，指为吕不韦作者，不知何据，似未见《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亦殊疏漏。程敏政《篁墩集》有书是书后曰“环谷汪先生，著书凡十馀种。先生既殁，悉被一人窃去，攘为己书。《经礼补逸》一编，尤号精确，乃百计购得之。其原本虽被改窜，然有附丽而无刓补。真赝之迹，皦然甚明。先生元孙文汇等力图刊布。因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编首，别为《附录》一卷”云云。此本有附录关文、行状之类，而无其像，亦无敏政此《跋》，或后人别得改窜之本刻之欤？以其元人旧帙，议论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备一家焉。
△《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二部也。其诠释七例，与《周官义疏》同。分《经》文为四十卷，冠以《纲领》一卷，《释宫》一卷，不入卷数，殿以《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以空言骋辩。故宋儒多避之不讲，即偶有论述，亦多不传。惟元敖继公《仪礼集说》，疏通郑《注》而纠正其失，号为善本。
故是编大旨以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讹缪，拾其疏脱。举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岂非遭遇圣朝表章古学、万世一时之嘉会欤？
△《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全录《仪礼》郑康成《注》，摘取贾公彦《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因其文古奥难通，故并为之句读。
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仪礼注疏序》，称其家“有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监本附益之，手自点校。并取朱子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今廷鸾之书不传。尔岐是编，体例略与相近。案《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则句读为讲经之先务。沈约《宋书·乐志》於他乐歌皆连书，惟《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音而无文义，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书之。则难句者为之离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异，考证尤详。所校除监本外，则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及陆德明《音义》、朱子与黄榦所次《经传通解》诸家。其谬误脱落、衍羡颠例、《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又明西安王尧惠所刻《石经补字》，最为舛错，亦一一驳正。盖《仪礼》一经，自韩愈已苦难读，故习者愈少，传刻之讹愈甚。尔岐兹编，於学者可谓有功矣。顾炎武少所推许，而其《与江琬书》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尔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称尚有《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一卷，今不在此编中。然此编乃新刊之本，无所佚脱。或是卷又自别行欤？
△《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县人。是书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亦勇於信心。前有应捴谦《序》，称“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笃论也。其《聘礼》解“衣之裼袭”谓：“裘外之衣谓之裼衣，裼衣即礼服。
《聘礼》既聘而享，宾主皆裼以将事。推此则凡裘外之裼衣皆礼服矣。”考《聘礼》郑《注》曰：“裼者，免上衣，见裼衣。”则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贾《疏》曰：“假令冬有裘，衬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则礼服也。”如斯大之说，则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谓“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盖诸侯皮弁视朔，特以锦衣为裼，未闻其不加皮弁服而专用锦衣也。《玉藻》又谓：“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纯衣，亦特以玄绡衣为裼，未闻其不用纯衣而用玄绡衣也。然则谓裼衣之上无礼服，不特迕《注》，且悖《经》矣。斯大又谓：“袭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盖裼衣直衿，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即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为朝服，朝服之下为玄端，玄端之下为深衣。深衣为庶人之服，聘礼重聘而轻享。若享时皮弁而裼，聘时深衣而袭，则聘服反杀於享服三等矣，隆杀之义何在乎？且主国之君与使臣行聘於庙，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见，以为此其充美，无是理也。其《庙寝图》列东西箱在东西堂之下，如今廊庑。考《公食大夫礼》云：“宾升，公揖，退于箱下。”
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则既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郑《注》以箱为堂上东夹之前。《汉书·董贤传》：“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则东箱非廊庑间明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预《左传注》曰：“个，东西箱也。”东西个在堂上，则东西箱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图，亦非《经》义也。然斯大学本淹通，用思尤锐，其合处往往发明前人所未发。卷末附《答应嗣寅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弃所短而取所长，亦深有助於考证也。
△《仪礼述注》·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书取郑《注》、贾《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辞。亦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於后。其中《注》、《疏》原文有可以删削者。如《士冠礼》：“筮人执荚抽上韇。”《注》曰：“今时藏弓矢者谓之韇丸也。”考《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释甲执冰而踞。”
杜注：“冰，韇丸。或云：韇丸，箭筩。”《方言》曰：“弓藏谓之鞬，或谓之韇丸。”《后汉书·南匈奴传》曰：“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广雅》作“《卖皮》《皮丸》”。此傍借韇丸以明韇字之训，非《经》之正义，删之可也。至如《士冠礼》“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
《注》：“赞酌者，宾尊，不入房。”光坡节此二句，则宾不自酌而用赞者，义遂不明，为删所不应删矣。又《注》载古文、今文，最关《经》义。如《士丧礼》“设决丽于”《注》引古文“”作“捥”。考《管子·弟子职》：“饭必捧，羹不以手。”《吕览·本味篇》：“述荡之。”高诱注曰：“，古手捥之字也。”据此，则以古文之捥证今文之，义更明晰。而光坡概节之，亦为太简。其旁采诸家之言，尤时有未审，如《公食大夫礼》曰：“饮酒、浆饮，俟于东房。”《注》：“饮酒先言饮，明非献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执觯，左执丰，进设于豆东。”《注》：“食有酒者，优宾也。”光坡引杨孚之说曰“上‘饮酒、浆饮、俟于东房’《疏》云：酒浆皆以酳口。此‘进设于豆东’
《疏》又云：浆以酳口，不用酒，主人犹设之。是以优宾两说，牴牾不同。下文：‘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湆不祭。’夫鱼腊酱湆不祭，而祭饮酒，则知酒以优宾，但宾不举耳，岂酳口之物哉？当以优宾之义为正”云云。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酳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酳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牴牾。
杨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酳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酳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酳口，於郑《注》‘优宾’之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酳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实未深考。然如《士冠礼》：“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义最允。
盖此“拜受”，如《大射仪》“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牲馈食礼》：“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孙也。凡此之类，颇有可取。
又如《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据以为嫂叔有服之证，光坡不取其说，亦深有决择。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诚言敬，《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编，虽瑕瑜互见，然疏解简明，使学者不患於难读，亦足为说《礼》之初津矣。
△《仪礼析疑》·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大指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详辨之，其无可疑者并《经》文不录。苞於三《礼》之学，《周礼》差深。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颇勇於自信。如《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郑康成读缺如頍弁之頍。敖继公则谓：“以缁布一条围冠为缺项，别以一物贯之，其两相又以缨属。”自来讲《仪礼》者多用其说。苞谓：“既有紒以束发，何为又以缁布围冠？据《经》文乃以青组为缁，后属缺项，而前系於两相，以结於颐下。”不知郑氏读缺为頍，固为改字。而别注云：“项中有纟屈。《疏》谓两头皆为纟屈，别绳穿纟屈中结之。《广韵》训纟屈为缺。《类篇》曰：’
纟屈，结也。’则郑之此注，大可依据。明是缺项有布为之结，然后加绳。”敖继公说犹有未详，苞则去敖氏更远矣。《士昏礼》“纳徵：玄纁束帛”，苞云：“致币之仪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经》文“俪皮”以下既曰“如纳吉礼”，则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且束帛为十端，详於《周礼》郑《注》、《礼记·杂记注》，十个为束，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苞第云“执一两以致辞”，则一两不知为何语矣。《有司彻》“侑俎”二字，盖总挈羊左肩左肫以下，下节“阼俎”，则以起羊肺诸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谓此衍文。
果如所说，则与下“阼俎”不配，皆不详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於《士相见礼》辨《注》谓宾反见即有燕礼之非，辨张侯下纲之文所以见於《乡射》而不载於《大射仪》之故，皆由《周礼》以通之。於《聘礼》“公答再拜，摈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以为待公既拜，然后反还振币。於《觐礼》“侯氏近于帷门之外，再拜”，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礼。皆细心体认，合乎《经》义。其他称是者尚夥。检其全书，要为瑜多於瑕也。
△《仪礼章句》·十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吴廷华撰。廷华字中林，初名兰芳，仁和人。康熙甲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历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尝荐修三《礼》。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廷华去官后，寄居萧寺，穿穴贾、孔，著《二礼疑义》数十卷。”案廷华所著《周礼疑义》，今未之见。而此书则名《章句》，未审别有《仪礼疑义》，抑或改名《章句》也。其书以张尔岐《仪礼句读》过於墨守郑《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补二书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郑贾笺疏，亦间采他说，附案以发明之，於《丧礼》尤为详审。如《丧服》“嫡孙”条，《疏》谓祖孙本非一体，此谓祖为适子服斩，故於孙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说非是。《士丧礼》“陈大敛具”条，熬黍稷各二筐，敖继公谓置此代奠，此独从《注》说，谓设以聚蚁，去熬而蚁亦俱去，盖善法也。又谓《既夕礼》“皆木桁久之”句，久当作“庐人灸诸墙”之灸，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谓：“祖奠，主人当在柩东，奠在其南，则亦在柩东，《注》谓主人及奠俱在柩西，非是。”颇见精确。惟於三年之丧，过信毛奇龄三十六月之说。不知此说倡自唐王元感，当时已为礼官所驳，阎若璩《潜邱劄记》辨之尤悉。廷华盖偶未考。又谓：“袒免之免，疑衬冠者。”案《疏》谓髽与括发，以麻布自项乡前交於额上，却绕紒。免亦如之，但布广一寸为异。未闻有衬冠。其说亦穿凿。然其章分句释，笺疏明简，於经学固不为无补也。
△《补飨礼》·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以《仪礼》十七篇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而独无飨礼。然其见於《周官》、《春秋传》、《礼记》者，犹可得而考。元吴澄作《纂言》及《考注》，尝有《补经》八篇，《补传》十篇，独於飨礼之文未有特著。盖缘《聘》、《觐》篇中俱兼及飨食，谓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飨之为礼也，大非一聘觐所能该。有祭帝、祫祭之大飨，复有天子享元侯，两君相见及凡飨宾客之不同。使不自为一篇，则虽诸书可考，亦无自而察其全。因据《周官》宾客之礼，联事而比次之。并取《左传》、《礼记》中相发明者，条注於下，为《补飨礼》一卷。考敖继公《仪礼集说序》曰“《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则是逸之也。”云云，据其所考，则《仪礼》本有《飨礼》一篇，《经》文可证。锦之所补，非属凿空。且是编以《周官》为宗，《经》固《仪礼》纲领。以经补经，固无訾於不类。至於分注之传记，证佐天然，咸有条理，尤非牵强附会之比。至荐笾、不荐笾之异文，庭燎、门燎掌於阍人、甸人之殊说，并两存其义，不生穿凿，亦胜於空谈臆断之学。虽寥寥不满二十叶，而古典所存，足资考证，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废也。
△《礼经本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