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到达京郊之后，发命限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责调停事宜。之后辫子军就开进北京。张勋坐镇天津，令总统马上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无奈，按张勋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请紫禁城里的清帝复辟，但十二天后事败。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人将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终究没做溥仪的“吾家千里驹”，这时反过来想想，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总理或总统，他们总还顾及到共和体制和国会的限制，所以要围绕国会做文章，出争执。而满清体制下的军阀诸侯根本不把国会和民意放在眼里，独裁专制主义横行，为扫清独裁掌权的道路，动辄解散国会，他们的本质和嘴脸一旦公之于众，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不管怎么说，复辟都是倒行逆施的，是危险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相比毕竟有些不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争得是名气，总统认为总统大，总理认为总理大，为此常常大动干戈。后来演变到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这时的“争”已经上升到了政见之争。
在民国初年政坛上，貌似玩笑，实际必然，而且这种演变也不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民意能够上达，国会否决政府提案得到尊重，总统不可独裁，副总统可以不同意总统提议，总理能够反对总统主张，这些都是共和民主政体应有的作业。只是这些作业以不正常的军阀闹剧显现于世，所以被忽视和否定。
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没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良苦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算是诤臣，而冯国璋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精虫总统”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盖棺未定论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闿逐出了长沙城，一直打到了衡阳。可是当时北洋军内部党争实在厉害。省督一职，反被皖系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得到。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第四章 虎东北：老子英雄儿好汉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湖子”督军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路可走，一气之下，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投奔了一路土匪落草于绿林，成了头目后为了进一步攀登，张作霖和手下设计劫持了当时东北最高将军盛京的小妾，通过这层关系，张作霖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中级军官！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陷“通匪”的张作霖成为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张督军在回乡的时候，几个吓破胆的乡绅前往请罪，谁知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也算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有了今日。说完赏了他们一些钱，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张作霖是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怎能不出人头地？
张作霖依靠岳父赵占元，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自保的武装组织“大团”，张作霖就做这个二十多人的团的小头目，维护附近几个村子的安全。张作霖把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的人在这个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努力维护治安。张作霖嫉恶如仇，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此后他的保险区内几乎没有胡匪骚扰，张作霖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赞，声名鹊起。
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的能力、气度、义气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张作霖还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他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该讲义气，所以在创业时能同生死共患难。及到后来，张又办军事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作霖常对部下施以恩惠，常以严慈家长的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手段，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的一致性。张作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那个年代，义气很重要。所以，他有很多过命的好朋友支持他。无论什么要命的关头都能死里逃生，可不都是幸运。
当时辽西地区长年受胡匪滋扰，民无聊生。许多胡匪势力强大，党羽千余，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张作霖嫉恶如仇，在他带领下，连年痛剿，当地的百姓对于张作霖的“王师”特别欢迎。
可还有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也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双手使枪，本事了得。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为除这个心头之患，张作霖等人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杜立三为人小心谨慎，马上功夫又非比寻常，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先由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比张作霖还高的大官。让杜立三火速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没有贸然行动。
杜立三没有掉进陷阱，计划落空。但是张作霖没有灰心他想到了他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于是张作霖打算利用这层关系诱捕杜立三。
为此，张作霖特地把杜泮林从黑山接到新民，并给杜泮林引见省城大员证实给杜泮林看确实是招抚。杜泮林是老实人，就给杜立三写信，言辞恳切，信中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杜立三接到信后，将信将疑地到了新民府，在见到委员殷鸿寿的时候，杜立三仍然小心翼翼，双手插兜，紧握枪柄。直到谈话完毕，殷鸿寿突然高喊：“送客！”就在杜立三走到门口，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几个壮汉一齐上来把杜立三按倒在地，卸了双枪，然后捆住，当晚枪决了杜立三。枪决杜立三之后，张作霖按照原来的部署一举端了杜立三的老巢。扫除了杜立三一党人，匪患已绝，人心大快。
发迹八角台
随着张作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当时达到二十多个村子，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一百多人的大团，由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这个大团的团长是一个叫金寿山的。这个大团不但不保民，反倒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作霖带领自己手下赶走了金寿山。后来，在腊月三十晚上，金寿山带人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带着部众冲出包围，逃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八角台，就在逃跑的途中，张作霖的妻子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繁多，鱼龙混杂，商会的人听说张作霖来了，争相款待，因为张作霖有着保民卫民的好名声，所以地方绅商都表示希望张作霖和部众留下来，维护当地治安。就这样张作霖作了八角台的团练长。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八角台也成了张作霖的发迹之地。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张作霖尽心尽力经营他的武装，因此他的势力扩展很快。但是这时社会逐步稳定，八角台已经不需要他的势力保护。这时商会会长就想给张作霖及其部众找一个出路。当时的绅商决定将张作霖的势力交给政府，于是张“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升官发财梦
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当初的落草为寇，也是迫于无奈。正赶上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机会，张作霖设计布置，在盛京将军夫人去往奉天的路上，劫持了这一行人马。随后，张作霖靠盛京将军夫人这一桥梁，顺利成为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当上了帮带和哨长。1904年春，张作霖部被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张作霖踏入官场，由此起步，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开始了他一生的权力角逐，居然也得心应手，一路扶摇直上。
在新民府张作霖很懂得取信于人，巧于应对，投其所好。同时，办事认真，管制有方。很快得到了知府增韫的赏识，很快就控制了军事实权。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展开战争。而这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划分了战区。日俄军队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不管是战区还是中立区民不聊生。张作霖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势力。在日俄方面，谁给张作霖好处，他就帮助谁。开始帮助俄军，后来又“立誓援助日本军”，而自己的部队得到扩编，后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五个营的统带。此时的张作霖更是招兵买马，开展组编活动。先后吸引了各路人马参加进来，然后接受政府点编，他也成为帮办。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可见张作霖很有野心，而且为人长于计谋。张学良后来评价他的父亲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还是有失偏颇的。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投效清毅军，参加了反侵略战争，后来升为哨长。不久，被清朝廷招抚任新民巡防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由一民间草莽英雄演变为清政府一支地方部队的头目。此后，升至前路巡防营统领，拥兵五千，其间奉命剿蒙匪大获全胜。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同姓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
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干脆明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命率部进军奉天城，镇压革命党，杀害新军，其间，张作霖派人暗杀了革命党领袖张榕等人。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上台之后，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就这样一跃而为正规军的高级将领，独霸整座奉天城，奉系军阀在这里发迹。张作霖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统一了东三省，作为与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三足鼎立关系的奉系军阀，成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
逐鹿中原
招安后的张作霖剿匪得力，又被派到洮南一带，剿除那里的蒙古叛匪。当时有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所以说，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些蒙匪“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张作霖智取和强攻两种策略并用，终于扭转局面。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于是给他扩编，这样张作霖的队伍增值3500人，成为东北响当当的一支劲旅。张作霖见得到徐世昌的青睐，更加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终于解除了危害边疆多年的匪患。
清政府惧怕张作霖发展，曾调兵数万人，几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只好下旨招安，封张作霖为新民府三营统领。张作霖则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清王朝覆灭后，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权，张作霖被奉为中华民国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独霸奉天。张作霖野心勃勃，欲问鼎中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作霖率领奉系军阀三次入关，逐鹿中原，参加军阀混战。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时，奉军控制了北京政权，进入张作霖领军的鼎盛时期。可是连年的穷兵黩武，致使东北三省的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全国掀起反奉运动。
有个性的奉天督军
凡是一流的人物，都很有些手腕，也很有一些性格。张作霖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张作霖出身草莽，然而，竟能统领东北十余年，进而两度问鼎北京直到最后坐上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的宝座，其人的长处就是他身上鲜明的个性和脾气。在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的时候，一次正赶上春节，张作霖视察下面的机构。结果因为一些事情给耽搁了，等张作霖去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机构里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本以为会吃闭门羹的张作霖发现门没锁，里面还有人在工作，原来有一个小办事员在那里抄抄写写的，这个办事员姓赵，家里很穷，又在农村，回去一次不容易，而且费用大，所以这个小办事员就索性不回家了，在办公室练练毛笔字。正赶上张作霖来，张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就把实话说了，张问他为什么练字，他说这里很多的东西都要给大帅以及其它官员看，字写的不好，上司就不会满意的。张作霖听完连说“好小子”，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张作霖问秘书长，说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写字很好的小伙子？秘书长当时就蒙了，说回去查一查，没查到。张作霖就把那天的事说了，这样，才找到这个姓赵的人，张作霖说要见一见这个人，把姓赵的小伙子吓坏了，他不知道那天见面的竟然是督军大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张作霖当着秘书长的面就说：“这小子是好小子，给他安排个好缺分。”督军说话，秘书长当然照办，这个姓赵的后来一直做到黑龙江税务局局长，这是一个肥缺。后来张作霖还经常拿他做例子教育手下的官员，因而，这个姓赵的一直官运亨通，肥得流油。
张作霖订下了很多规矩，谁不按照要求做，张元帅就会大怒，大发脾气。有一次，张作霖带着随从打猎回来晚了，大约晚上11点多，按照他订的规矩城门已经禁止开了，张作霖的随从到城门口叫城上的人开门，说是大帅回城了，城上的一个值班的军官是新来的，做事认真，刚来的也不知深浅，只知道按规矩办事。当时就告诉城下的人：“大帅有令，夜间禁止开门，违令者杀。”城下的人说：“现在是大帅回来了，打猎回来得晚了，你先开门，大帅在这里呢。”那个姓李的军官，根本听不进去，还甩下一句狠话：“就是大帅亲自叫门，我也不开！”张作霖听了副官的禀报就只好在城外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处长于芷山就把这个姓李的军官带到张作霖的办公室，这下，姓李的军官知道闯了大祸，他估计没开城门惹怒了大帅，刚一见到张作霖就跪下连说：“大帅饶命。”张作霖一反常态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张作霖说：“你小子不赖！能把我的命令记得这么牢，好样的，像你这样把城门，一个坏人也进不来！我和于处长说这样的好小子，咱可不能委屈了！这样，你当监狱长吧，替大帅我看管犯人去！”这个姓李的军官一听忙说：“大帅不计较，小的就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去当监狱长？小的不是那块料啊！”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着说：“老子能当大帅，你小子就能当监狱长，老子说你能当就能当。”左右都听出张作霖这话有点“失言”，但是谁也不敢纠正。于是，姓李的军官被派到奉天陆军第一模范监狱任副典狱长，一直做到奉天警务处处长。
绿林学校
张作霖名声大噪，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以“奉张”称雄于北方叱咤在民初的政治舞台。穷苦出身的张作霖最不愿意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海陆军奉天大元帅，他身边的军官大多是名校毕业，随便谁拿出的文凭学历都叫得响，只有他是土匪出身。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宴会，一些军官便以文凭、学历来戏谑他。当时的临时政府国务卿徐世昌首先对参谋总长段祺瑞说：“卑职是光绪进士，段老弟你呢？”段祺瑞回答道：“卑职与曹锟老弟同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直隶都督兼总统府军事处长冯国璋接着自我介绍道：“卑职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还有一些军官也介绍了各自的高等文凭。这时只有张作霖不吭声。轮到张作霖讲话了，面对众人奚落嘲讽的目光，张作霖暗自生气，可又没法开口说自己没文赁，土匪出身。这时张作霖看到了桌子上的酒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只见他抓起一个玻璃酒杯，猛地向空中抛去，“噌”地拔出腰中手枪，“砰”地一声，那被抛在空中还没有坠地的酒杯就被打个粉碎，声音脆响，玻璃四溅。全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不知所措。张作霖摸摸脑袋，哈哈大笑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经过这一事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嘲笑张作霖的出身了。
其实与当土匪的短暂时间相比，张作霖当官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说起张作霖的丑事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乱党”之举，本来他在远离省城的奉天前路巡防营作统领，听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赶至奉天城镇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为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在镇压中残忍杀害的包括李大钊在内二十之多个革命党人。
“睡卧美人腕，醒掌天下权”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加回国省亲时，曾要张作霖题字留念，张作霖要本庄繁次日来取，后送这一幅联。这个“胡子”出身的没什么文化的军阀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眼光。
寸土不让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来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知恩图报
小时候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他教私塾。有一天，正在教学生读书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地听他讲课，表情很严肃也很认真。杨景镇很好奇就把那个小孩叫进来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想念书上学，可是家穷，上不起学，就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让小孩读书识字是件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供给张作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在杨景镇的私塾里，张作霖学到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时情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就曾跟杨景镇读书。张作霖总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也十分贴切。他只跟着杨景镇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都没有广泛读书的机会，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流传的说书演义。
就在张作霖大权在握之时，正是张学良成长之日。张作霖有一点很值得肯定，就是他很尊敬文人。因此，他把他的儿子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将军，张作霖自己没有文化，重视枪杆子忽视笔杆子，因为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权力要求他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张作霖教育张学良“不要当败家子儿”。
张学良从六七岁开始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读书识字。张学良的大姐首芳谈到张学良的童年时，概括成八个字：聪明、活泼、大胆、顽皮。总是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为了教育张学良，张作霖特意把他的恩师接到家塾教育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总是调皮捣蛋，背书的时候偷翻书本，老师不允许他看，他还顶嘴说：“书是我的，我怎么不可以看？”
有时张学良看到别人穿了新衣服，就故意弄脏别人的衣服，然后鼓掌大笑。甚至把他的老师绑在凳子上，然后出去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老师就在凳子上饿着，直到张作霖回来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小顽皮。
张作霖虽然疼爱他的儿子，但是也不一味溺爱，他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辛，从不浪费粮食，家里的孩子都知道父亲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所以谁都不敢浪费。幼年的张学良总是挑食，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张作霖特意点了自己从前最爱吃的高粱饭，但是张学良不喜欢吃，吃得很少。张作霖破口大骂张学良不知天高地厚，是“败家子儿”。
有权不见土肥原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班。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根本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重任”。出乎这个特务头子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壁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东北上空的青天白日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风流少帅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哪管东师入沈阳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难道抗日有罪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刀下留人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血溅老虎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一代传奇，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得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期间，于风至知书达理，情分和礼数都属不浅。在北京一起生活的日子，赵四把张学良送给她的礼物，都先拿到于凤至那里。她们与张学良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一九二九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赵四小姐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不安心只在深宅大院里当张学良的“秘书”，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与于凤至截然不同。她要做张学良生活的伴侣，也要成为他公众场合的“左右手”。大方的举止、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舞技，让她左右逢源。
后来张学良和赵四需要一个固定的社交聚会场所，以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这势必是一座设计精巧、取意新奇，少不了大兴土木、雕梁画栋的宅第。讲排场、要门面是张学良和赵四天生的性格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们对住宅的追求上。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不觉得孤单寂寞。相伴七十载，毫无悔言。后来于凤至为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著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两鬓云霜的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
时光飞逝，岁月不再，当年所有的建筑已经残损破旧，只有这段美好的爱情和他们对爱的忠贞，至今被人们怀念，唤起许多人的记忆和思考。
第五章 猴沐冠：多少楼台烟雨中
提起老百姓口中这位“蒋该死”蒋介石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李敖的那句经典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
蒋介石早年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八字考语。“乖方”，显然是指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凡此种种，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这位民国枭雄，如影随形。
充满争议的蒋中正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溪口一家盐商之家，早期在保定陆军学校求学，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参加孙的革命党，跟随孙闹革命，到自己指挥北伐，北伐成功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再到后来的反共剿共，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败后退居台湾到老死他乡。蒋的前期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从他留学回来参加革命，救孙大帅直到被孙信任，是他政治前途的开始，所以蒋总以孙的追随者自居。接着创立黄埔军校到最后的北伐成功。这时期的蒋是中国的英雄，是他结束了军阀混战，至少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真正从南打到北统一中国的，蒋是历史第一人。
民国初期的中国在蒋的治理下经济上开始复苏。新经济运动的实施，使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
蒋介石虽是军事强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这从抗日的策略和内战中可以看出。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动用了差不多全部国民党精锐调往淞沪作战，希望扩大上海之战，以冀国际可以出面调停，但这战略上的错误，做成国军精锐尽失，形成日后完全无力防守南京，当时的一些将领，也曾劝说蒋不要全部投入淞沪，应该保留实力在南京和日军硬拼一场。
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李宗仁认为南京保卫战本无必要，蒋介石应对战役的失败付相当的责任。
而蒋最大的错误开始于对共产党的剿杀，蒋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手腕都很高明，但是这个决策是极为失败的。
抗日胜利后，举国上下渴望和平，军队和百姓都早已厌战、倦战。而蒋竟然完不理会民情。当时在美苏的调停下，的确有希望实行联合政府，而民众亦对重庆和谈抱有相当期望，蒋介石此时只一心想将共产党消灭，全无谈判余地，最后导致全面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