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早已民心尽失，尽管武器先进，但是军心涣散，以彻底的溃败收场，最后在金门一役中止住了解放军进攻台湾，蒋介石才可在台湾站稳。
在台湾方面，蒋中正的威权统治也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甚至制造祟拜风气，蒋中正铜像大量出现于车站、各级学校及各公共机关，其名也出现在道路名称，成为台湾最常见之路名。很多评论家也指出蒋中正为巩固政权展开恐怖统治，以刑法一百条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造成白色恐怖。
毛泽东在1938年给蒋中正的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独裁统治，是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蒋中正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抗日战争战场的重要力量，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有在于此。
蒋介石一生反共反人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西安事变後也是半心半意抗日，积聚力量，阴谋消灭共产党，但最终反被击败，退守孤岛凄凉离世。当然蒋还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这也是后来“九二共识”的由来。
蒋虽有聪明才智，但是他的独裁政策脱离了人民，使国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拥护，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他的倒台是理所当然的。
四万万微生物
1907年，蒋介石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学校里的教官多是日本人。当时日本军事强盛，从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因而趾高气扬，丝毫不掩饰对中国学生的蔑视。一次卫生课上，日本教官拿出一个土块，把它比作中国，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堂堂中国人，怎能甘受其辱！坐在座位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不顾军纪走上前去，用力夺过教员手中的土块将其掰成八块，随后怒视着教官高声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不可一世的教官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但很快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威胁道：“你是一个革命分子！”因为在军校，学员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被指认为是革命党更是掉脑袋的事！但蒋介石除了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受教育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在这一年年底，学校决定选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尽管有着先前的“恶迹”，蒋介石也名列其中。就在这一段异国求学中，蒋介石也入了同盟会。第一次开会，就被同盟会领袖陈其美介绍给了孙文孙逸仙。
从边缘走向中心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百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被袁世凯暗杀后，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当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难关。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蒋介石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哭出来的嫡系
在编遣会开张前，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
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此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蒋介石为了掌握对头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宁汉之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
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1927年元旦，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
当时的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祺瑞，但他更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尤其是在汪精卫手下。于是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此时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完全公开化了。
求签问卜得胜利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居住的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对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入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一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结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战事的胜败如何？”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住持僧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作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讨蒋第一、抗日第二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
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而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宋氏“大姐大”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很快到宋氏家族拜访，希望得到孔氏夫妇的支持。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是个如鱼得水的人物。斟酌时局之后，她打算促成蒋宋联姻，并认为这是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
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臣。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他们之间彼此需要，又彼此排斥。
中美合作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政治婚姻。《申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用《中美合作》做标题，一语相关（蒋介石字“中正”），暗道出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兆宋霭龄牵线和娶宋美龄一样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宋蔼龄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认为：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蒋宋的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无齿之徒”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８１岁高龄的他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少年。
但是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以后，吴稚晖给蒋光头出主意“清党”和在南京“另立山头”与武汉分裂。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
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吴稚晖厚着脸皮，倒多了几分“自解之意”。
过江专线
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
1929年蒋介石的桌子上换掉了原来的人工电话放了一台自动电话，由于新式电话，蒋使用不惯，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可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慌忙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后来查出原因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
令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语言不通”。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的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而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罗斯福欲除蒋介石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差点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谋杀的策划者既非日本特工也非汪伪汉奸，更不是地方军阀，而是被其视为主子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究竞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要杀掉蒋介石这位“盟友”呢？
首先，在战略方针上美蒋存在根本分歧。二战爆发后，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决定联合英国，首先对德作战，对日采取守势，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使中国继续抗日，为美国赢得对日决战的准备时间。罗斯福指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在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大批物资，并泥大批美军顾问来华帮助中国抗战。
与罗斯福的愿望相反，蒋介石的战赂方针是“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他接受美援的目的不是替别人作战，而是保存甚至壮大自身实力，为消灭其最终敌人——中国共产党服务。蒋介石认为“日寇为癣疹之疾，乃心腹之思”，“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深知：若同日军拼光了本钱，战后且不说消灭共产党，就连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也不会拥戴自己。因而他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
战略方针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继英美之后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是蒋介石期望由美国出兵帮助自己打败日本，而不愿将嫡系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而中国战场的溃败有损美国远东利益，于是在1942年初史迪威来华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要求把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以图改变中国战场局势，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且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使史迪威的命令无人理睬。1943年10月史迪威计划宰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蒋介石却拒绝招美式装备的30个嫡系师从滇西入缅配合作战，罗斯福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也不加理睬……罗斯福对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极其不满。
其次，在反共方面美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因而在权衡抗日和反共的轻重缓急上存在矛盾。蒋介石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而罗斯福认为只有保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方能一致对日作战，从而保证“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实现，因此对蒋介石制造的诸如“皖南事变”等危及抗日大局的反共行为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相当不满。
再加一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致使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使罗斯福等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蒋介石政权未免失望。
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罗斯福打算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并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将军执行罗斯福的这项口头指令。多思拟利用蒋介石将于1944年3月访问印度之机实施谋杀，具体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这样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国报纸都将刊载“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豫湘桂战场告急，蒋介石临时取消访印，谋杀计划流产。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救了蒋介石一命。
之所以以后再没有类似谋杀计划，是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已末日可数，而美军于1944年2月底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太平洋战局为之改观，日本法西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也就开始考虑战后称霸世界战略。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想使中国成为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秋季的中国之行后，极力使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是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把蒋介石视为美国利益的最佳代理人而加以支持，当然不会再有谋杀蒋介石的计划，这是由美国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有趣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罗斯福谋杀蒋介石的口头指令的具体执行人多思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与蒋介石竟然共事十余载直到多思奉调回美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秘密。
四家的天下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毛泽东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当时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家族，它们对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命运曾有着重大影响。有人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列出，其中最会玩、争权、专政、护权、传权的政教家族当属蒋氏家族；最会钱权结合、横跨政经界的显赫家族当属宋氏家族；最会玩钱、最会抓钱、最奢侈的豪门家族当属孔氏家族；最会做人、最会拉帮结党的衰败家族当属陈氏家族。
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因而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可以说，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戏中戏：救蒋、灭蒋与逼蒋
“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只是良心和欲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到影响最大的人是张学良，一纸《塘沽协定》使张学良的军队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周游欧洲回国后就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被迁移至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盘后，不再采取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转而成为坚决的抗日者。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提出联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凭借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逼蒋改变政策联共抗日。
当时的国内人士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并不认同张学良武力逼迫国家元首的作法。各路军阀和实权者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大部分替蒋介石说话。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开始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使张学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蒋介石开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才勉强口头答应：“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政府官员、各路军阀以及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之后，蒋介石称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因而递出了辞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则以反乱罪的名义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处理，此后张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也在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队改编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军驻华北部队倾巢出动，进行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国人再次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官员，正在为庆祝蒋介石的50大寿忙碌着。他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捐款献飞机，美其名曰：“祝寿抗日”。
然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灭中共及其红军。“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不容动摇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多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经下定决心实施镇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斥责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杨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大家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才得以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１９３６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１９４９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庐盛会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这一番演说义正词严，人们对比此前老蒋的嘴脸，还是作了讥讽。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就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听闻此言，文人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抗战胜利日，蒋介石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全身军装，配有特级上将军衔和勋章的蒋兴致勃勃地开车在重庆市中心一番巡游，其间享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这时的蒋介石风光无限，踌躇满志。这一天，共产党也并没有提出“十一条意见”扫他的兴。
不过蒋介石的踌躇满志并不仅仅是抗战胜利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即将实现的“抗战建国”伟大愿望的憧憬。虽然当时正在进行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国民党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国提供的数千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把士兵运送到各个接收地区，已被蒋笼络的日本将军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时机一到，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这似乎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动的表现，而历史惩罚了他的行为，追究了他的责任。不过就抗战表现而言，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事实上，蒋在全面抗战打响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诸多的战前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进行人身危害，是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尽管在战略乃至战术运用上均有纰漏，但一再损兵折将显然也有武器落后、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客观因素。但从大历史处看，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蒋曾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真的执行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盘改造，必须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危机中的救亡图存运动，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架构体系，一般人民心智未开，所谓的高级人士则只会嘴上议论，并没有实际贡献。军人受到地域观念的束缚和将领人身关系的影响，离心力比向心力强，蒋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等规劝其心理。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了四年零五个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蒋介石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开国之君”。拿“帝王基业”对他的诱惑与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只是一张牌。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求稳固权位，一再容忍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如果日本军阀不过于狂妄自大，他几乎已经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牺牲了东北权益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然当国共内战失利以后，蒋介石竟然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位自诩“民族救星”的中国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来要挟美国给予支援，无赖的本性遭到罗斯福羞辱，也让中国人脸上无光。
蒋介石最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名号擦肩而过，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最让国人唾弃他的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反共，竟然与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最大的刽子手无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