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终日怕他人反对，甚至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喊元宵，他也心生不快，认为元宵和“袁消”同音不吉利，于是在元宵节前禁止百姓说“元宵”只能说“汤圆”或是“粉果”。可百姓没有买他的帐，元宵仍不绝于耳。
袁克定作假《顺天时报》的秘密是被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发现的。一天袁静雪在无意中发现街市上的《顺天时报》与父亲每天必读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查对内容，结果发现论调根本不同。就拿着两份《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得知是“皇太子”袁克定一手操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把袁克定痛打一顿，并骂他“欺负误国”。而袁克定办的这份宫廷版《顺天时报》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从而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气壮如牛，准备即皇帝位。遭到国人反对。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有人做嘲讽袁世凯称帝的对联：帝非帝，王非王，丢人缺德；满不满，汉不汉，有共无和。还有讽刺“洪宪”的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满汉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大喊“公度误我”，这里指的是杨度，杨度在袁世凯保荐之下成为朝中重臣，于是杨一直感激袁世凯，更是支持袁世凯一切主张。清朝灭亡之后，杨度审时度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亲自任“筹安会”会长，为袁世凯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曾给他题字赐匾，称赞杨为旷世逸才。
洪宪帝制刚出台，就遭到了全国上下一片唾骂，杨度的好友“快刀手”梁启超更是写文章骂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大势已去的杨度一度失意学佛，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共党员。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中山对他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改造自己，杨度成为《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忠实拥护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成为共产党员后，杨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当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像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等几个大军阀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发出了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但是消息败露，电文被袁世凯看到，这时袁世凯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因病暴亡。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是双关语，指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陈树藩、汤芗铭等，结果迫于护国运动的压力，先后操戈向袁，真是“送命二陈汤”。
洹上一钓翁
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而发兵南下，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北洋军只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而这时的袁世凯因在朝中与满洲贵族斗争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载沣怕自己大权旁落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一心想要杀死袁世凯，但是军机大臣不同意，怕北洋军造反，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张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最后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在“回籍养疴”的洹上村，袁世凯表面上给人们一种遗忘世事的印象，每天逍遥自在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并在杂志上登载自己披蓑垂纶的照片，名曰“蓑笠垂钓图”。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每日与心腹通电，了解最新时事，向各方面都伸出触角，可谓运筹帷幄。同时，他牢牢地控制住北洋军，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等到机会的袁世凯并不满足湖广总督的官职故意拖延说：“我脚上的的病还没有养好，等病情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清政府虽然知道袁世凯靠着北洋军作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管制全国海陆军。
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袁世凯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他权利生涯的顶峰。因对义和团的镇压，袁世凯成为了朝中新宠，同时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为清政府排忧解难，使那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完全信任。朝廷上下无人不对袁世凯另眼相看。在李鸿章的述职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对袁世凯的评价，说：“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居功甚伟”。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因得李鸿章的积极举荐和重用。加之他既熟悉洋务，又能够博得洋人的信赖，为人又很有魄力，尤其是慈禧对其镇压起义一事极为赞赏，认为袁世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栋梁之材，况且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于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
在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西太后就下令提拔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并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时袁世凯急忙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就这样袁世凯逐步走向了清政府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
袁世凯不但完全控制着北洋集团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的特别地位。朝中大臣早已见风转舵“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在各方面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最终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答应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发表通电声明：“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清帝退位是形势所迫，这样没有人敢反对。溥仪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表示“赞成共和”，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亲自加进去的。这样一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致电给袁世凯，袁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袁世凯一边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边暗室操作，控制局面。当晚，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拥护共和，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袁世凯剪掉了辫子一事成为北京轰动街头巷尾的新闻，之前袁世凯一直没剪掉辫子，直到孙中山亲自致电“民国大定，选举的人”，这样才肯剪掉辫子。
当时，北京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渔翁得利的袁世凯：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民国时，议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总统，因有记者拍照，所用镁光灯发强光，轰然作响，议员以为炸弹，惊惶失措，纷纷夺路逃命，一议员藏于桌下大喊曰：“我选举袁世凯。”
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收买参议院议员，每次召集会议时，都会发给议员们一些“出席费”。有一次，辜鸿铭在散会时收到300块大洋的“出席费”，他很清楚这是袁世凯在有意拉拢他。于是拿着钱就跑向了“八大胡同”之一的北大胡同。那里多个妓院，辜鸿铭见妓院就进，见妓女就给钱，直到他把这300块大洋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袁世凯的憎恶。
萍水相逢成一梦
袁世凯正式登上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从此袁世凯在民国的历史上倒行逆施，变乱纷纷。在所有或高风亮节或投机取巧的面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在梁启超写给蔡锷的挽联中可以说是概括了蔡锷的一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李敖编著的《拆穿蒋介石》的序言中有：“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陶菊隐《政海轶闻》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以争国民人格”的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名垂史册，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是微妙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寻。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蔡锷东渡日本学习，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蔡锷断然不会反袁。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锷曾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说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后来袁世凯履次倒行逆施，造成了蔡锷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护法运动就是蔡锷反袁的开始。1912年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而袁世凯妄图通过所谓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蔡锷认为“袁之狡谋”
“懈我军心”，“惟有简率精兵，期共戮力中原”很快蔡锷发布了《北伐誓师词》，直呼袁世凯为“袁贼”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直入湖南。
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同居，尽夜长谈。民国元勋与京师名妓被关押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美人救英雄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护国运动开始，护国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袁世凯势穷力孤，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的袁世凯身边没有可靠人手，不少亲信纷纷离去，没有人为他主持征伐护国军，本来袁世凯想起用被他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可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冯国璋也装病不肯出来，张勋借口局势紧张，自己兵力不够。袁世凯曾派手下与蔡锷私下商讨使蔡锷退兵，但是被蔡锷坚决回绝。
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蔡锷虽然反对袁世凯续任大总统，但是蔡锷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对袁世凯“多感知爱”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绝不“兼顾私情”。
袁世凯死后，蔡锷发表了挽联：
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
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护国运动之后，蔡锷身体不适，到日本就医，此前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发动并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蔡锷，其诗文了得，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代儒将的声名，和小凤仙的旧闻轶事，广为民间流传，妇孺皆知。可贵的是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和良玉楼能够慧眼识英雄，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奇故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蔡锷逝世，孙中山挽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痛失爱徒，也挽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然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小凤仙的两副挽联：“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还有一幅是小凤仙找人代写的，“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当时有传闻说在北京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曾见小凤仙走入追悼会现场，而此后小凤仙即在京城消失，数十年再无消息。
北京的莫里循
袁世凯曾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追逐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
意大利人莫理循本是报道中国政治军事实践的记者，因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认可，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成为其政治顾问，在当时靠借债维持的新政府，莫理循的待遇之优是难以想到的。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此时自负的袁世凯臆测“蔡锷有统治中国的野心”。对于袁世凯执迷不悟的想法，莫理循未加理睬并认为这是“愚蠢的问题”，可见莫理循作为记者的政治敏感性。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在袁世凯被罢官回乡时，莫理循在报道中表示不平，这使得袁世凯大为感激，并在新政府中重用莫理循。后来清王朝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成为新闻界的舆论导向，他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同时，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记载。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自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莫理循也因此极受袁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尤其表现在生活中，袁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莫理循而莫理循的长子生日，袁重礼道贺，莫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亲自接待宴请，临行时赠送名贵衣料。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并不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常常讲些逆耳之言。莫理循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对袁世凯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包括如何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以及对外宣传，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建立铁路总公司。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作政治顾问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有所收敛。
刺杀宋教仁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的好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油盐不进，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为嫉恨并且意识到再不杀宋，自己的地位难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连宋教仁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医院门前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以宋的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后，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应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要求袁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辫子满天飞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人称“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
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优厚”，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想法，政坛的许多头面人物还有那些为民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人也不能忘却封建残余的皇室情结。张勋统率的“定武军”一直留着辫子，已在北京当总统的袁世凯派人找张勋，说建立民国，不要再留辫子了。但张勋回答一句话：“可死不可从。”显示护辫的决心。袁世凯没法子，只得由他。
发动复辟之前，他和康有为扶乩问吉凶，乩语出现：落花时节又逢君。当问“落花时节”指什么时候呢，乩语又出现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勋一计算，农历五月应当在阳历六七月间，因此，他7月1日发动了政变。但经过十几天就被段祺瑞败了。不久他见到逊帝溥仪，算是“又逢君”了，而自己的下场是“落梅花”，感到没法子混下去了，于是遁入荷兰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
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决定复辟，恢复清王朝。张勋军队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换下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
复辟消息刚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强烈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拥有军事实权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援，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出头”的行为有多愚蠢，他大骂北洋诸君，说他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张勋一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只有张勋一人受罪。后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冯国璋的传统观念很深，他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让溥仪复位。他曾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民国初年，他又与康有为等互通声气兴复大清。
京城里刚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不相信袁世凯会恢复帝制，于是处处为袁世凯辩白，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为恢复帝制做准备了，这才相信传闻。段祺瑞一心劝说袁世凯，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这时正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于别人的劝解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段祺瑞见袁世凯仍有称帝计划，就称病在家，袁世凯也立即撤了他的军权。可是，帝制不得人心，一场反袁的风暴卷地而起，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听调度，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徐树铮见时机成熟便对段祺瑞说，大可乘势而起，取袁而代之。
段祺瑞却念其知遇之恩和袍泽之情没有置袁世凯于不顾，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顶着全国的骂名下令以总理身份厚葬袁，后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第三章 群兽斗：城头变换大王旗
北洋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北洋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新政治、新经济、新军事、新教育、新文化、新外交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旧政治、旧经济、旧军事、旧教育、旧外交发展变化而来的。在中华民国史的上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的轨迹。
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还必须指出，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即分裂成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往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对北洋时期那些人物的看法，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失之偏颇，事实上，这些人物惯于运用政治手段，而他们本身又带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所以人们难免会对他们产生误解，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今天再次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的时候，褪去他们身上神秘的色彩，以及当时他们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北洋之星初长成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使得清王朝大为恐慌，当时全国只有北洋军最为精锐，但北洋军只唯袁世凯一人马首是瞻，其他人无法有效调度，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当时“养病”在家的袁世凯，让袁世凯领导北洋军平息革命，于是，袁世凯借机掌握了大权，但是并不发兵，故意制造僵持局面，要挟清王朝和革命党，从中渔利。最终，革命党认为是袁世凯帮助他们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就把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而清王朝也认为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竭力为他们争取到了皇室待遇条件，所以同意退位。于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正是北洋政府的开端。
虽然革命党用总理负责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但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不肯听命于他人，于是想破坏宪法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划刚刚推出之时，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最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气恼中暴病身亡。袁世凯死后，拥有军事实力的北洋各派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形成了北洋时期的混乱局面，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极需军事人才协助，便请荫昌为他推荐良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此时袁世凯手下军事人才稀少，因此军官不仅带兵，还要兼管训练。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他们将北洋新军调教得龙精虎猛，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后来都名倾朝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左右逢源，穷兵黩武。
北洋三杰本来不是“三杰”是“四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失足落水溺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随着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从大环境来看，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北洋政府需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以转型与过渡为基本特征。
在取代清政府而建立的政权的转型和过渡中，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中西文化撞击与杂和，使得北洋政府的过渡，成为质的变化与飞跃。
动荡的年代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更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北洋时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多种转型和新旧交替的阶段，军事上，从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军事制度转型；经济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文化教育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转型。
政局的不稳定，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各色历史人物轮翻登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矛盾，而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则分裂不一。
“北洋三杰之龙”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
“北洋三杰”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只有“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王士珍未出过国。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一直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段祺瑞、冯国璋并不完全放心，常常重用王士珍，于是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北洋时期，又有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后来因缘际会，段、冯影响均超出军界，写入政史。故论其在后世的知名度，则龙不如狗，更不如虎。
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人称“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为人为政，有野心而无魄力。既想得到权利，又想明哲保身。经常超脱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时隐时现。人喻其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袁世凯对义和团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清贵族派义和团首领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义和团设坛继续操练。袁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大家都认为，如若答应义和团设坛，必使其兴盛起来，图谋造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王室谴责。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之时，王士珍雷厉风行般地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王室之罪问斩。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王士珍处事“应明果断”。
此后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必问王，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时人称王士珍为“龙目”，说王是袁的“眼睛”。
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段祺瑞提名其军师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并托王士珍到袁世凯那里疏通，王士珍答应。可是几天过去，袁世凯那儿毫无动静。段祺瑞又派亲信张国淦去总统府打探消息，王士珍也在场，却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原来，王士珍早已看出袁世凯不想放权内阁，因此就根本没有向袁世凯提及此事。张国淦事后不得不佩服王士珍的老谋深算，而段祺瑞听闻后则气得半死。王士珍精通为官之道，以柔克刚，从小事处可见一斑。
不讲情面的王士珍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6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随营炮队官兵随叶志超开赴朝鲜驻守在牙山。此时，日本也出兵朝鲜，而且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后日本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失败，损失惨重。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抵平壤与入朝清军左宝贵部会合。9月日军兵临平壤城下，王士珍带领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在城外山上，设奇布防应战。而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无带兵经验，所以没有采纳王的建议。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的炮队，坚守在城上顽强作战，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也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
日军四面合围，最终平壤失守，清军溃退。王士珍率炮兵突围杀出，连夜奔驰，抵达义州。到达义州时，王世珍及其部众饥渴难忍，停在村中休息，因为连年战事，村民听闻官兵将至，早已躲避起来，士兵在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里面装着衣物和面粉。士兵饥渴难耐，但王士珍命令士兵不准动用百姓财物。后来，一个士官来到王士珍面前哀求，是否可以取些面粉充饥。看到疲惫不堪的士兵，王世珍这才点头同意了。临行前，王士珍喊来勤务兵，吩咐将所剩银两悉数奉上，王士珍接过银子，数也没数，全部放进缸里，原样封掩，然后率队离去。
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时，袁世凯派王士珍赴各地选募壮丁，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王升官后，常有宗亲族人找他请求给一个差事，王士珍都婉言谢绝，他从不任亲用人。
王士珍的堂弟楼珍通过王士珍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正定教场庄新建陆军任职，书信写好后，王士珍夫人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后，楼珍将推荐书拿到教场庄教练营，管事的军官看后暗自发笑，知道推荐书不是王士珍亲笔所写，但碍于面子便马上安排楼珍住下，随后把楼珍拿来的推荐书给王士珍送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夫人，把印章收好，随后补办手续，并下令对楼珍不可重用，同时告诫宗亲族人以此为戒。
慢慢行，等等看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的精力分散于政治经济各项事宜，不能专心致力于军事。王士珍同情清室，退隐家园。冯国璋主张用武，外放南京。在中央主持军事者只有段祺瑞一人，原来的鼎足三分之势，变为大权独揽之局。段担任陆军总长一席，兼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之要职。大权独揽的段祺瑞支持军队编制与调遣，将领选拔与补充，更趁此机会培养北洋军新生力量，为日后段逐步代替袁打下了基础。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常常我行我素，令人生畏，因此被称作“虎”，常常要发虎威的。在北洋系统中，因为王士珍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袁世凯更加倚重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对冯国璋，袁对段更是多方笼络，恩爱有加。
袁世凯初到小站练兵时，段祺瑞新婚，袁世凯礼贤下士，对段祺瑞十分关照，对此，段祺瑞感恩不尽。后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就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在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历届内阁中，段祺瑞均任陆军总长，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亲自栽培，后来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这引起袁世凯的疑忌和不满。所以，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将段祺瑞一脚踢开，令段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段祺瑞表面虽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则是“挟北洋以令总统”。后来，造成了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下野。“北洋虎”最后胜利，使黎元洪等人充分领教了段的厉害。段三造共和，但挑起府院之争，亲日借款，一度成为和平的阻碍，声名狼藉。
福将、重将、主将，袁世凯曾用一个字逐次品评手下的将领，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以冯国璋为“主将”。冯国璋一进小站，先后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订，为新军的建立和成熟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和王士珍、段祺瑞以及曹锟等人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之后又一起在新军中并肩奋斗，因而关系亲密，而冯和王、段又同期毕业，关系就更近一筹。“北洋三杰”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亦可互理家事，教子训女。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不肯复职，依法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国璋犹豫不决，这时段祺瑞来电四字“四哥快来”，冯国璋又嗔又骂后整装北上了，而冯、段交恶后，王世珍断然违背自己多年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出山做了国务总理，不是因为冯国璋，别人是请不出这条“龙”的。
冯国璋做总统后与段祺瑞迅速交恶，本来情同手足，但是政治地位上升后，发生了利益冲突，除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之外，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是重要原因。段刚愎自用，冯则吃软不吃硬。“府院之争”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冯、段两人硬硬相碰，互不相让，自然火花四溅，怒目相视了。冯死后段祺瑞吊唁，并亲拟挽联写道：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
慢慢行，等等看，随着时局之变，北洋三杰的用武之地渐渐凸现。但是北洋军中大多数人，被革命党灌输了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对出兵攻打革命军态度消极，对满人荫昌挂帅也深感不满，因此，全都拖延行程，以待时变。军队一直拖沓迟滞，步履蹒跚。冯国璋去向袁世凯请示，袁授意了“慢慢行，等等看”六字拖诀。
整个北洋军不像是平叛剿匪，倒有反噬京城的势头。摄政王嚼出此味，吓得面无人色，惊恐万分，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毫不客气，甫一上台就用冯国璋顶替荫昌为第一军都统，总揽大权——这是冯国璋成为实力派的开始。
复出后的袁世凯首先让革命军见识到了北洋军的实力。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天之内即夺回汉口，一个月内攻克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当时北洋军所持军械威力巨大，武汉三镇几成废墟，为舆论大加鞭笞。
清廷对冯国璋大加褒奖，封其为二等男爵。冯接到圣旨电报万分激动，对周围人说，想不到我一介贫士，如今竟能封爵。今后必当拼死报效朝廷。冯痛哭流涕，自不待言。
冯国璋对于袁世凯，颇似荀彧之于曹操。冯忠君报国为报效朝廷，乘胜出击。这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袁世凯养敌自重，用以逼取清朝天下，最后享渔翁之利。袁认为，打下汉口，汉阳有无皆可，而决计不能攻下武昌的。冯为邀功三番五次表示“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袁不得不将其调开。冯国璋在政治上失败于“不识时务”，但忠心可表，弥留之际仍对徐世昌说：“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而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冯国璋外表深沉，其实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且爱钱如命，连段祺瑞都说他“有钱癖”，冯国璋农民出身，后来自已开有银行、钱庄，并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苏北盐垦公司等企业有大量投资，家有良田千亩，个人资产高达千万。可是这位北洋军阀中的首富，并不餍足，居然连小钱也不放过。
张勋复辟后，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从南京来到北京，入居新华宫。他一眼就瞄上中南海中的鱼。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合称，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常在其中放生，许多鱼的鳍上拴有作为放生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几百年来一直没被捕捞过。冯国璋开价十万出卖捕捞权，结果以八万元成交，这钱自然进了冯的私囊。中南海是国家财产，冯国璋居然把它当作私宅，这种丑恶行径引起人们强烈愤慨。
当时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忽然新增了一道“总统鱼”和传统的“东坡肉”对偶，其含意自不难明白，冯国璋去世，有人作了副对联：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
冯国璋好财，而段祺瑞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既不好财，也不好色，还不好吃。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政治，二是围棋。段祺瑞下围棋的时候，对手不能让他，但是又不能赢他，好在和他下棋的都是中高手，运筹帷幄，倒也吓得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导致了段袁的不和。
袁段之间的矛盾开始于清帝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自然把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一职任命于段，而对于陆军次长的任命一时没有定下，直到段提议由徐树铮担任之后，疑心过重的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既能掂量出徐树铮的分量，恐怕日后会成为心头之患，“尾大不掉”。加之袁世凯事必躬亲，而段祺瑞凡事直来直去，矛盾就这样不断慢慢加深。
“六不总理”
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谁也比不上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大。段虽实权在手，但是家教严得近乎苛刻。在当时的军阀当中，段祺瑞个人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他不吸鸦片，不逛北京的八大胡同，不沾花惹草，别人修建别墅，段连一间小屋都没盖，这些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在中国官场一脉相承的腐败习气氤氲之下，段祺瑞倒显“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嗜好。
段祺瑞虽宣布黎为总统，却只把黎当成一个玩偶而已。其后不久，段祺瑞事事作梗，黎元洪被逼无奈之下，竟把“辫帅”张勋请进北京，结果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等到段祺瑞打跑张勋，成就其“三造共和”的美名后，黎元洪只得挂印离去。
黎走之后，冯国璋继任总统一职，段平时称冯为“四哥”。当年他们同为袁世凯效力，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人称北洋一狗一虎。冯上任时说，再也没有府院之争。可是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段一向飞扬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只得彻底放权给段祺瑞。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段热衷于战事，虽然生活上简朴，但是为争权夺利他却什么钱都敢花。直皖战争前，他召集手下人筹款，财长李思浩等在几分钟之内就拿出了几千万银洋，段祺瑞明知这些钱来路不明，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就没管。
这就是“清廉”的段祺瑞，在民国初年百废待兴的时刻，段作为总理从未对经济建设产生过任何兴趣，只专心于权术和阴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民国政坛上屡仆屡起，自居“三造共和”功臣之名，或谋划密室，或奔走南北，策划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戏剧。
“大总统不会做皇帝”
当初京城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段祺瑞虽然是反对帝制的，但他相信袁世凯不会恢复帝制，所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袁世凯洗刷。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开始为恢复帝制做准备时，段祺瑞才知道原来袁世凯一直瞒着他。他当即晋见袁世凯并极力相劝，而袁世凯想做皇帝已经想得走火入魔，甚至认为，谁劝阻，谁就是背叛他。
至于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有说过：我于当年通电实施共和，而今复又劝说项城登基，想来二十四史中可有此等人乎？袁克定等人威胁段祺瑞，段大怒：武人不怕死。拒不赞同帝制，以致于后来封爵，连赵秉钧都榜上有名，唯独段祺瑞居然毫无名爵。
段看出袁的野心，袁的登基大典，段告病在家没去参加，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有人劝段祺瑞说，袁最为器重你，你却在帝制问题上顶撞他，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反对说，项城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袁世凯的帝制不得人心，刚一出台就撑不住了，蔡锷将军振臂一呼，一场反袁的风暴平地而起，北洋军已经尾大不掉不可依恃，不听调度，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段是小站旧人，北洋元老，在军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况且很多将领和部众都听命于他。
袁世凯重新启用段祺瑞，徐树铮奋袂而起，认为取袁而代之的时机到了。以蔡锷之护国军压迫洪宪帝制，以倒袁下台为条件，左右其手，乘时而起。
而段祺瑞认为袁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在袁世凯死后，为了表示和洪宪帝制毫无瓜葛，徐树铮也建议对袁进行抄家，这是一种政治姿态，但是段提笔，签署了关于袁世凯丧葬的通令，一切按国葬标准，全国下半旗志哀，并以总理身份主祭，大葬那天，他还下令所有内阁成员执绋，鸣礼炮响，并派出马步兵护灵。段祺瑞这样做，自然遭来了全国一片骂声。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驻守天津。次年，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冯国璋又奉命率第二军南下讨伐，7月23日出发，8月16日已打到浦口，这时隔江相抗的国民党将领陈之骥正是他的女婿，马上过江投诚。南京方面闻讯大乱，他于是在25日渡江猛扑下关，和张勋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这一段战事，史称“赣宁之役”。
冯国璋和袁世凯关于帝制的对话天下皆知，成为袁世凯的一大羞耻。当时，冯国璋先谈公事，后来试探地问袁，袁一听故作叹息道：“华甫，你我多年兄弟，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进一步问道：“假如国体要变，总统认为谁最适合来主持局面呢？”袁世凯答：“还政于清！”冯答道：“恐怕人心已去。”袁又说：“那就给明朝的后人吧！”冯说：“朱煜勋吗？！”
袁接着又说：“那就让孔子的后人来主持吧！”冯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说道：“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一听，故作惊愕地站了起来，满脸诚挚地答道：“我绝无这个意思，也绝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他说得极尽感伤，冯国璋深受感动，并且深信不疑。回去后逢人就说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他可以保证云云。次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这些对话之所以能够很快公之于众，自然是快刀手梁启超的杰作了。
冯国璋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决定要称帝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他信誓旦旦地对天下人许诺“大总统决不会做皇帝”，结果大总统骗了他，害得他也骗了天下人。因此，虽然袁世凯封他为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爵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不时装病卖傻，公开反对。据袁世凯的爱女回忆，冯国璋就是在袁世凯死前也不原谅袁世凯对他的耍弄。在北洋大将中倒袁力度最大的就是冯国璋，如无冯国璋在南京的策动，北方北洋系统的将领还不敢公然造次。
五将军密电
民国时，关于洪宪帝制一事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对袁世凯致命的打击应该算是“五将军密电”。
云南掀起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前去镇压，但冯国璋借口局势不稳，拒绝袁世凯。冯对袁世凯的帝制一直态度消极，同时发觉各省对洪宪帝制都有所不满，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诸省将军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力量远远还不够，于是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是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密电传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处，其为表对朝廷效忠，就把密电转交给袁世凯，接到密电的袁世凯近乎昏厥，这时袁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不久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可他想续任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不同意，并且认为南方也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
先后致电三次：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半年时光，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袁虽有朱家宝这样执迷不悟的死党效忠，但他大势已去，其命不永，最终羞愤而死。
黎菩萨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菩萨供在神龛，受人膜拜。可是，黎元洪这个“菩萨”从未被人顶礼膜拜，反倒唯唯诺诺，因此又得了个“泥菩萨”的称号。
段祺瑞逼走了几任总统。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非常不情愿地以“顾命大臣”身份去黎府通知黎元洪继承总统职位。
此时黎、段都迫不得已。黎木偶般坐于主位，段鞠躬，黎忙答礼。然后二人僵持许久，谁都没有开口。段出门，黎茫然起身送客。临走时段才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那国务院方面的事。段答，有我。
后段派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向黎大总统送来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要求加盖公章，黎元洪打算看看任命书，不料徐树铮颇不耐烦地嚷道，总理那边已经决定的事情，总统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黎元洪当政的第二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为对德参战，段祺瑞没经过总统的授意便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随后，咄咄逼人的率领阁员到总统府盖章，对这等国家大事，黎元洪当然不会马上应允，这可惹恼了老段，愤愤地交上辞呈，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黎元洪苦无良策，居然请“辫帅”张勋来调停。辫帅进京，调停是假，复辟是真，不但没有调节好黎段的矛盾，反而把各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黎只好请段出山平复。
乱上添乱
张勋复辟并不是偶然现象，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即便是当时政坛的头面人物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不能免此，不管是保皇派的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还是受时局影响的徐世昌、冯国璋，还有那些见风转舵的督军都不能褪去那层皇室情结。
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因为在复辟派的心里，复辟没有被实践证明过，于是复辟一词如同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满街辫子，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历劫繁多，闹剧连台，常被后世耻笑，当时所谓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在北洋系的掌握之中，当局者的民主共和意识淡薄，而忠君侍君的情结严重。因此说张勋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其他人宣布复辟，唯独不同的大概就是复辟失败后的表现罢了。
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总统府主张中国不参战，段祺瑞的国务院则主张参战，发生著名的府院之争，大打出手、兵戎相向。黎元洪控制不了段祺瑞，只好请山东的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制约段祺瑞。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