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未来（3）
据我所知，那天，巴塞罗那的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中，而心事重重的马约尔却开始盼望魅力黄昏的到来了。据我所知，马约尔和那支曲棍球队在炎炎烈日下慵懒地登上了汽车。事实上，没有出现有魅力的黄昏，空中烈日高悬。马约尔开始出汗了。谁会相信三天前巴塞罗那还是大雨滂沱呢？炎热是显而易见的，在即将出发却依然纹丝不动的汽车上更是闷热难耐。马约尔感到越来越紧张。他并不急于去波尔图，但现在却马上就要和巴塞罗那告别了，要和他生命的一大部分告别了。他望着车窗倒映的自己，看见自己一如既往，依旧是一位身量魁伟、举止文雅的老绅士。
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看自己。汽车仍未启动。炎热难耐。他再次看了看自己。自己的模样依旧映在车窗上，完整无缺。他犹豫着要不要摆脱自己的模样，并最终放弃那酷似乔治·桑德斯的形象。据我所知，马约尔决定从那一刻起他谁也不像了，更不想变成别的什么人，他将毅然决然地做回他自己。
汽车原地不动，大家已经煎熬了好几分钟。曲棍球运动员们决定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马约尔也下了车。下车时他突然想到，汽车一定是在等某位重要乘客，很有可能是在等球队的某个领队。于是他往队员们身边凑了凑，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时他心情很糟，他很不满意飞机因为某个自负的、不值一提的领队推迟了起飞时间（马约尔下结论说）。他敢肯定，那位姗姗来迟的领队此时正在和他粉丝喝着威士忌。他怒气冲冲地靠近队员们，想听到一些内部消息。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听到的只言片语，不足以使他给出自己的解释。比如，他听到的话明明是：“人们只会想到前锋，记住的也是前锋。”但他却认为球员们在说：“我什么都记得，但我什么都不明白。”马约尔想，是太阳搞的鬼吧，这句话明明是自己的版权，产生于自己的脑海。这明明是我说的话啊，多么奇怪啊，心里说过的话居然也有回声！
据我所知，这个已经不再像乔治·桑德斯的人正在犹豫。他不知道该不该去波尔图。突然，他想到一个或许更为理想的避风港、让自己安度余生，那就是蒙塞拉特修道院。他想，在那里我或许可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礼拜，音乐，沉思。
据我所知，他最终排除了不去波尔图的想法，决定耐心地等待那位，或者那几位姗姗来迟的旅客。他还在侧耳倾听队员们的谈话，可越来越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比如，他听到：“他可不是什么老家伙，水平还算不错。”马约尔差点儿就要插话，问问他们说的是谁。他决定离球队远一些，不给自己徒添烦恼。这时，有人跑过来了，他汗流浃背。他就是那个姗姗来迟的人。他并不是什么自负的、醉醺醺的领队，而是一个普通球员，一个可怜的球员。他把一切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连说球队因他而输了比赛，还因他而延误了时间。这个可怜的运动员满脸愧色。马约尔不记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个球员。他想，或许是个替补球员吧，是个没有什么前途的替补吧。这时，队友们亲切地围住了迟到者，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马约尔侧耳倾听，但终究听不见这个葡萄牙人在说些什么。马约尔觉得他好像是在说：“我走丢了。”可一会儿又觉得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丢了比赛。”
转眼间众人上了飞机。马约尔坐在最后一排，那是唯一的吸烟区。他有些不高兴，因为旁边的座位竟然空着（这很自然，每个人都想在旅行中出现邂逅或者艳遇）。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只好独自看报。他带着怀疑和好奇的心情翻阅了ABC报的政治专栏，最后将注意力锁定在一篇老掉牙的长篇的采访上。采访对象是已故名人何西·布拉何西·布拉（1897－1981），西班牙作家……他感到有点儿新奇，想看看这位安普尔丹安普尔丹，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内。作家都说了些什么。尽管他从未读过这个作家的作品（正如我们知道的，能烦劳马约尔读书可不太容易），但眼前的这位作家唤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是所有知识分子中真正勇于虚荣的人。他读到了这样几句让他极为兴奋的话（他赞同之余，踏实得像落在地上一样）：“我认为人们一旦进入大学、读了某个专业，就会变成狂人。原因是，在这个国家，平民百姓最好，中学生稍逊，大学生简直糟透了。”
马约尔心想，这正是一直以来自己所想说的啊。看看“学习”这玩意儿在他的儿子胡利安身上产生的作用就是明证。学习对儿子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难道为了让他变成一个整天痴人说梦般自欺欺人的家伙？
他不禁又陷入了回忆的沼泽，迷失在一碰即碎的记忆迷宫。他发现，自己越是记起儿时的情景，便越发梳理自我、梳理实际。有一阵子，他徜徉在一个又一个的回忆中，任凭思绪在一个个圆圈中打转（他讨厌直线思维，喜欢在回忆之中随意游荡，喜欢像绣花边和猜字谜一样反反复复，在不牢靠的记忆周围绕来绕去）。他甚至特别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天上学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天，内战爆发（七月十八日）在即。他突然产生了某种情感（我称之为校园情结），他感到羞愧难当。
他惊惶失措，急忙转移思绪，重新注意起曲棍球队来。
记忆的未来（4）
一些队员正站在走道里聊天。马约尔并未从他们的表情中窥探到失败的沮丧，或者无功而返的惆怅。正在这时，其中一位突然坐到了他旁边。显然，他想吸烟了。此人看上去十分强壮，但身材不高，有两道勃列日涅夫式的浓密眉毛。他应该五十出头了，马约尔想。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您不介意吧？我想抽烟，想了好一阵子啦。”这个人操着浓重的葡萄牙口音对马约尔说。由于他边说边做了个抽烟的手势，所以马约尔不费劲儿就听懂了。
“请坐。我正愁旁边没人呢。您是这个球队的教练吗？”
“不是，我是护士。”
“队医吗？”
“不，是护士。”
于是马约尔认定他是个按摩师。他向这个人讨了一支烟，便开始向他打听那个在机场走丢的队员，问那个队员为什么来晚了、耽误起飞时间。
“不，他没有走丢。”护士说。
“没有吗？我好像听说他走丢了。”
“不，他说的是他的眼镜丢了。”
马约尔怀疑自己是否听懂了他的话，便追问说：
“他的眼镜丢了？您是这个意思吗？”
“正是。”护士用西班牙语回答道，“他找不到眼镜，恰恰是因为没有眼镜，他根本找不到眼镜。”
马约尔觉得那人说话时带着嘲讽的口吻。如果是这样，他要让对方看看自己可不是傻瓜：
“我看您西班牙语讲得不错，那您能听懂我下面这个问题吗：您曾经丢过眼镜吗？”
护士没有回答，也许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不着调儿，也许因为他觉得已经和这个陌生人讲得太多了。可马约尔却不甘心被“打败”，他换了个话题：
“我是加泰罗尼亚人。您在巴塞罗那时想必听说过加泰罗尼亚这个民族吧？您会不会讲一点儿加泰罗尼亚语呢？”
那位护士坚决地保持着缄默，静静地吸着烟，目光停在天花板上，似乎完全没有听懂马约尔的话。
“您一点儿也不会讲加泰罗尼亚语吗？一丁点儿也不会吗？”马约尔固执地问。
护士厌恶地瞥了他一眼，依旧没有张口。马约尔实在想不出这位护士凭什么让自己觉得像个被情人抛弃的可怜虫，于是又问：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波尔图啊？”
回答他的依旧是沉默。护士再次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怎么回事？”马约尔问道，“您不想回答我吗？看来我得找您的上司反映一下了。谁是球队教练？”
护士看着马约尔，就像看一个疯子。
“叫什么名字？”马约尔提高了嗓门。
“谁？我吗？”护士说。马约尔没有察觉护士的语气略带伤感，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对方还会答腔。
“不。我问的是教练，他叫什么？”
对方保持沉默，安静得令人绝望。
“到底叫什么名字？”
“谁？我吗？”
“不。是教练。”
“维克多·雨果。”
记忆的未来（5）
他又在嘲笑我，马约尔想，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招惹他了，他竟然这样对我。维克多·雨果！怎么可能呢？维克多·雨果是个法国作家，而且肯定还是我那个愚蠢儿子的偶像。怎么可能呢？可不管怎样，我拿旁边的这个人怎么办呢？我不值得跟他生气，说到底他只是个可怜的按摩师。
马约尔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开始翻阅航空公司赠阅的彩页杂志。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则访谈：一位他从未听说过的运动员宣称：“一个人可以成为运动员，也可以做出点儿成绩，但如果他没有文化，便一定什么也干不好，最终将一事无成。”
这句话让马约尔愤慨之极，便正好将一肚子怨气撒在护士身上。
“我知道您怎么回事啦，按摩师先生。您没有文化，所以才拒绝和我说话，怕被我发现。您一定为自己没有文化而感到羞愧。现在我终于明白啦。”
护士无动于衷。他吸完了最后一口烟，便立即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开了座位。他的脚步声流露出不屑与不悦。马约尔很生气，决定也站起来尾随而去。在过道上，队员们聊得热火朝天，马约尔突然凑上去，问他们的教练叫什么名字，现在哪里。
犹豫了片刻，队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维克多·雨果。”
“好吧，”马约尔说，“那他在哪儿呢？”
“不是维克多，是维多尔。维多尔·雨果。”几分钟以后，教练这样对马约尔说。他很和善，已经准备接受采访了。
“我不会耽误您很久，只是两三个小问题，我就不做笔记了。”马约尔对他说。
转眼间马约尔摇身一变，成了体育记者（他自称《体育》期刊的记者），很快获得他永远想象不到的实情：原来，输掉世界杯对球队来说算不得什么，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在于比赛本身，而完全是因为三天前在里斯本和本菲卡队比赛时，球迷粗暴地攻击了波尔图队。
为了摆脱那次恶意的攻击给球队带来的创伤，他们来到了巴塞罗那。三名受伤的队员留在医院里。其中一人，菲利佩·桑托斯，头骨骨折。他们确实有过夺杯的梦想，想把奖杯送给受伤的队友，特别是菲利佩·桑托斯。不料却输了比赛，于是大家很是沮丧。比如按摩师，他就很失落，倒不是因为没有夺冠，而是因为没有奖杯可送了。他们唯一担心的，同时也是最痛苦的，是里斯本之战的惨痛一幕将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
就这样，马约尔原本想探听一下球队队员的心情，却发现并非所有失败者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多时候，生活的背后都隐藏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隐藏在悲剧表象的背后，因此并不显而易见。想到这里，马约尔不仅原谅了忧伤的护士，还对这支失败的球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到达波尔图机场时，他的这种感情便无以复加地滋长起来，因为他看到了队员们的妻儿老小都强忍着泪水，在机场迎接他们。他们的悲痛并非来自球队的失败，而是陪伴三个伤员的家属所度过的痛苦时光。
旅行总能让人学到东西，当马约尔踏进博尔萨酒店的房间时（酒店是出租车司机推荐的），他这样想：活到老，学到老，人总能不断地学到东西，但别期望太快。他在酒店的信纸上这样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一次悲惨的失败，就像我的这次失败，不论它有多么悲惨，在它的背后都会隐藏着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秘密的失败，而对这后一种失败，当事人是怎么也不可能预料的。
这封信是马约尔写给自己的，他渴望寄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他感到一种彻底的孤独，就像很多孤独的旅行者走进酒店的房间，徒劳地寻找可以和自己说话的人一样。他打开了电视，吃了三片安眠药，等待第二天考察波尔图城。片刻之后，那些药片便起了作用，马约尔四肢瘫软地倒在那家陌生酒店的房间里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从梦中惊醒了，因为在梦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一家似曾相识的酒店里仓皇出逃，只因为自己欠下了为数不小的房费。睁开眼睛，他稍稍平静下来。他突然在电视里（电视一直开着）看见了一个老歌手。这不是六十年前见过的那个人吗？马约尔自言自语道。真见鬼！这怎么可能？但他很快发现，原来电视正在播放一段黑白录像，是在一期名为《五十年代欧洲》的节目中播出的。那个现在肯定早就死去的老艺术家正卖劲儿地又唱又跳。忽然，镜头拉近了，马约尔觉得他的嘴突然闭上了，好像正念念有词地散播着某种咒语。
马约尔关上了电视，眺望窗外。天灰蒙蒙的，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他决定去洗个澡，然后再刮刮胡子，装成一副时间很紧而且有很多事情赶着要做的样子。而这并没有让他忘记自己已经老了。他想，我们老人真是不中用啦。他一边唠叨着这句话，一边到酒店旁边的一间小吃店吃了早餐。在那里，他还读了波尔图当地的报纸，报上言辞闪烁地报道了曲棍球队在巴塞罗那失利的消息，并介绍了医院里那三个被本菲卡队球迷打伤的球员的状况，甚至还刊登了一张球员们到达机场的照片。照片上，在众多球员的家属中，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紧挨着那位伤感的护士。这让马约尔很是兴奋，因为他曾经很习惯看到自己出现在报刊上。记得父亲从小这样教导他：一辈子都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人物。
记忆的未来（6）
他决定把自己多余的时间（他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仿佛都属于他）用来深入地感受自己的老年以及老年的无所事事。他决定思考一下老年问题，但前提是不把自己当成老年人。他模仿年轻人的样子，想换张桌子。他沿着小吃店的对角线跑过去，冲到另一张桌子前。但这时他突然刹住了脚步。这是一张离门口最近的桌子，坐在这里可以隐约地看见那灰色、迷人的波尔图市的一角。他问自己，无所事事是究竟有什么好处？毫无疑问，肯定是有一些好处的。但因没有想到合适的答案，他便让自己的头脑停留在一片空白之中，这样便有足够空间让他的朋友特拉德斯说过的话浮出记忆：只要你敢去陌生的城市，就说明你依然充满生命力。
或许特拉德斯说的有道理，他想，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觉得他有道理啊，因为我刚到波尔图，甚至还在这个城市上空的时候，我就上了报纸，就像当初搞政治一样，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显示旺盛的生命力。
接着他想，特拉德斯的话对无所事事的自己来说真是大有益处，而且证明他的回忆并非缺乏预见。于是他在一张餐巾纸上记下了特拉德斯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以免记忆的曲解。他又看了看外面那灰色的波尔图，便深切地体会到了无所事事给他带来的益处。
这时，波尔图下起了细雨。淫雨霏霏，雨滴若隐若现，恰似飘忽的幽灵。它让马约尔记起了那些逝去的日子（雨总是下在过去的回忆里，我记得一位阿根廷诗人曾经这样说过），那些对他而言无法追回的、永远失去的日子。他付了账，来到大街上，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波尔图的“里贝林哈”里贝林哈，里斯本一条著名的商业街。的明信片。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绕着港口地区和杜埃罗河的入海口兜了一大圈。在银路，站在宏伟的“好望角”酒店顶层，眺望波涛澎湃的大海和疯狂地在海滨盘旋的海鸥，这一切都让马约尔觉得像是在面对小说的景色（但这一定是严肃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景色），望着这美妙的一幕，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找到了一直以来苦苦寻觅的那座黄昏中的城市。他一直寻找着这样一座城市，在那里他将有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一种被称为快乐的感觉（想必他的小舅子巴勃洛早已找到那种感觉了吧，要知道，他曾经何等迷恋马约尔眼前这座城市）。
坐在出租车上，马约尔沉思着，车子已经穿过银路，转眼到了大西洋洋岸。马约尔心想，这其实是自己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大海。他如痴如醉地看着海浪闪着恶光向岸边袭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像玻璃一样闪亮，像钢铁一样坚硬，张开血盆大口，之后又恢复了平静，悄无声息。但这平静只是瞬间而已，紧接着它又奔腾向前，发出一声声咆哮。空气中弥漫一串串回声。马约尔想，或许它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的只有一个词，那就是：绝望。绝望，这正是他目下的心境。
坐在出租车上，马约尔沉思着。车子已经穿过了银路，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海鸥。它们使他明白，对于一个已经老不中用的人来说，唯一可做的，便是与无聊为伴，从而替自己的失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年轻人不一样，老倒的他可以允许自己无用，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逃避责任，却不必时刻保持生命的活力和意义，不必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必成为赢家。
回到酒店，他急切地想给胡利安寄一张明信片。这个急切的愿望和另外一件他确信不已的事情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在他被妻子赶出了家门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这个深层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想必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胡利安是怎样把它唤醒的。那个隐藏在表面故事背后的故事，那个隐秘的悲剧，来自内战。是那场可恶的战争摧毁了他的一切。马约尔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十四岁便不得不辍学并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
战争永远地中断了他的学业。之后，佛朗哥的胜利使他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的人生变得残缺不全，留下了永久的缺憾。这个隐藏的故事始终悄悄地伴随着马约尔，令他感到自卑。他羡慕那位和他同龄的民族党领袖，因为那人处处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只因为其家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巴塞罗那，因而使其在流亡中得以混迹牛津。马约尔初次结识这位政治家时，便对他十分仰慕，和他成了至交（但好景非长，因为天妒英才，使他英年早逝）。他常常想，如果自己的父母当初也流亡国外，如果自己也能就读于牛津大学，而不是十七岁便开始工作，那么他的人生必将和现在南辕北辙。
最终，这一切使马约尔这个“门外汉”对文化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他对于自己处于劣势而发明的一种自我保护罢了。这个隐藏的故事，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乃至被人当作笑柄。比如我吧，几分钟之前，还嘲笑过马约尔的这个幕后的故事，甚至还赋予它一个简练而颇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牛津情结”。正如我刚才说的，在他人眼中，这种故事常常显得滑稽可笑，不值得一提，然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此类故事的人们来说，却意味着钻心之痛，因为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是何等的无奈、无助。
人生无常，此事难全。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因此，那些自认为找到了生活根源的人更是会耿耿于怀。他们往往会把失败的根源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事物，或者某个具体的人物。马约尔就这样。他到波尔图之后，便找到了自己仇恨的根由，那个故事背后的故事。这个罪魁祸首（这样说是否有些过分呢？）就是：他的儿子胡利安。
马约尔煞费力气，在明信片的狭小空间里，用潦草的字迹密密麻麻地给儿子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你明白，我的玄港画家，有些人的生活本来很平静，但一丁点儿烦恼都可能改变他们的轨迹。你知道，我的生活本来是很平静的，而我到波尔图以后对你产生的厌恶感已经改变了我的性格，改变了我的世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啦，我可爱的大学天才，我到了海边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据我所知，马约尔走在大街上，“偶然”有过一番这样的安排：为了给儿子寄明信片，冒着若隐若现的幽灵般的细雨走出酒店，本打算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却未能如愿的侄子巴勃洛正躲在同一门廊里避雨。巴勃洛突然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己的姑夫从面前跑过。
巴勃洛望着那个如梦如幻的影子，一个在他的记忆中既遥远又模糊的影子，毫不理会从房檐落下的雨水，踩着一片片水洼，溅起一片片泥浆，最后消失在街角的一隅。让巴勃洛没有想到的是，那片水洼将变成他头脑中一个别别扭扭、奇奇怪怪的记忆，并永远挥之不去。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1）
姑夫的影子在街角拐了弯。巴勃洛把这荒唐的一幕看成是迟来酒精的作用。看来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啊，他沮丧地想。
之后他想，难道这件事和前一天晚上那个算命师所说的奇遇有关吗？那个女人问过了水晶球之后对他说，不久将在波尔图有一次奇遇。但巴勃洛以为那奇遇已经发生了：他离开算命师后不久，便在一家名叫阿尼吉·勃勃的酒吧里遇见了一个叫做路易莎的漂亮女孩。因此，那个所谓的奇遇不可能是指刚才巴塞罗那的姑夫。何况，那个冒雨狂奔的疯子不可能是他姑夫，绝不可能。算命女人说的奇遇一定指的是前一天晚上他和路易莎的邂逅。
在那个门廊避雨之前，他曾在一家叫做“庄严”的咖啡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为的就是等路易莎来赴约。他们头一天晚上约好了在那儿见面。但女孩爽约了。在他的印象中，女孩很迷人，身材高挑，皮肤富有弹性，模样楚楚动人。那晚和她说话时，巴勃洛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两人一致同意等第二天清醒了之后再说（用她的话说是使爱情延宕一下），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地点是“庄严”咖啡馆。当时她也喝醉了，况且身边还有男伴（她向他使了个提醒的眼神，指了指坐在一边的男友——一个健壮魁梧、脸阔鼻方却面无表情的男人）。
巴勃洛有很多话向对她说。他想告诉她，他住在马德拉群岛；告诉她，他刚刚过完四十二岁生日，感到很孤独；告诉她，最近这几个月他生活艰辛。不久前，他离了婚，这对他打击很大。他没有孩子，父母又早早地去世了，就葬在波尔图。他很多年不曾来过波尔图，这次是为了签一份转卖洗衣店的合同（这是他在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最后一间名叫“森蒂内拉”的连锁洗衣店了）。
他想把这一切讲给女孩听，可是她却没有赴约。在酒吧一边买醉，一边徒劳等待的两个小时中，他回想起自己来到波尔图后发生的事情：比如，前一天，签完了买卖合同，他独自一人在圣依尔德丰索街的一家饭馆里吃了晚饭，又在城市的几个红灯区转了一大圈，觉得帕拉蒂索的酒吧毫无吸引力，丰坦哈斯的酒吧更是索然无味。他试图在丰坦哈斯的一家酒吧里搞恶作剧（神智清醒时，他还是很胆小的），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努力让别人认为他很紧张，仿佛刚刚偷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而很怕被别人发现，故意表现得行动可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自娱自乐，人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人们的冷漠使他感到很失望，于是决定大声说话，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要了第二杯金汤力，并立即付了钱。他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钱用很粗的橡皮筋捆着，是他卖洗衣店得来的），但得到的却是服务生冰冷粗鲁的态度。事实上，服务生收了钱，根本没有理会他掏钱的举动，别的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对自己的失败深感沮丧，一连喝了四杯金汤力，然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丰坦哈斯的酒吧区。来到大街上，在一堆流动摊贩里，他遇见了那个算命的女人。酒精给他壮了胆，他决定看看自己命运如何。他走近算命女人，后者演示了几种预测未来的方法后，他选择了用水晶球来给自己算命。没多久，他感到一阵眩晕，一半是酒精作祟，一半是他突然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有些惊恐，毕竟他一直认为预测未来是件危险的事。
算命女人缓缓地把目光从水晶球移到他的身上，皱了皱眉头，又看了看水晶球，最后走到这个醉汉前，低声对他说，他将在波尔图有一次奇遇，别的嘛，天机不可泄露。
“就这些吗？”巴勃洛不悦地问。
“一次奇遇，很奇特的偶遇，奇特之极。”
“怎么个奇特法儿呢？”
“就像这个一样奇待。”女巫师拿起了水晶球边上的一棵又干又蔫的植物给他看。
“这是什么意思？”巴勃洛问。
女巫师告诉他这是一件非洲的神物，一种古老的植物，海洋蒿类的标本，可以制造不期而遇的“良方”。
“太奇特了。”巴勃洛嘟囔着，付了钱，便来到街上。他可不想再待在那个店里了，多一分钟都不想。
就这样，不久以后，他走进阿尼吉·勃勃酒吧，在那里喝了三杯金汤力之后，再圆爱情之约。
他想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听，她却没有赴约。或许她是在嘲弄他吧，嘲弄他这个鲁莽的过客。如果这样，巴勃洛想，对我来说也就没什么可痛苦的了。
他曾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个女孩身上，把她看作自己保住青春的救命稻草。他对她满怀希望，甚至想跟她开个玩笑，管她叫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浮士德的传说中的魔鬼，引诱浮士德签下了出卖自己灵魂的和约。，极富创意地对她说自己一直在寻找她，想和魔鬼签下理性的契约，而他从一开始便猜到那魔鬼一定是个女人。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2）
他想好了这番话，自认为很有创意。他打算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把，而且再不离开波尔图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那种半死不活的未老先衰。他甚至想到要征服那个女孩，说服她嫁给自己（是的，让她嫁给自己，模棱两可的话对他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带她去马德拉生活。身边弥漫着沉醉的酒气，直觉告诉他，她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女孩。
失去的终将复得，巴勃洛想。由于年龄的原因，他那些风流招数已经过时，每当想到自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就会变得犹豫。但这次不一样，他对自己说。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昏暗的阿尼吉·勃勃酒吧的女孩身上了。他接着刚才的思绪继续向前，他迫切需要和魔鬼签一份契约，以便青春永驻。他不能被年龄摧垮，因而当务之急便是征服那个他心目中的女孩，摆脱不惑之年的困扰。
巴勃洛这样想着，“庄严”咖啡馆痛苦煎熬的两个小时过去了。在他徒劳等待的最后几分钟，他的那位巴塞罗那姑夫正在博尔萨酒店给他憎恶至极的玄港画家儿子写那张愤怒的明信片。一边是徒劳等待的最后时刻，一边是仇恨的毒药越积越浓，波尔图的雨不再像幽灵一般若隐若现，它开始倾盆而下，而且转眼间狂风呼啸。但如此的大雨丝毫未能阻止马约尔冲到街上，给儿子寄出了那张愤怒的明信片。
下午一点半左右，巴勃洛在门廊避雨，看见了巴塞罗那的姑夫无动于衷地走在雨中（其时，马约尔正享受着在巴塞罗那完全阙如的自由）。不一会儿，他拐过一个街角，消失在风雨之中。这一幕让巴勃洛很是费解。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觉得手表不正确（显然，他是在寻找发火的理由）。他把表放到耳朵边上听了听，狠狠地拧了拧发条，用拳头使劲敲了敲表面，又放到耳边倾听了一会儿，最后把表扔到了湿乎乎的地上，用脚使劲儿踩碾，就像正在碾洗一只蟑螂。随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惭愧，用手捂住脸，好像不想再看见任何东西，又好像不忍去看被踩死在雨水里的蟑螂，或者不想再产生看见姑夫在雨中疯狂奔走的幻觉。他差点儿就要哭出声来。
终于他还是哭泣开了。他胆怯而苦涩地抽泣着（每次酒后反应，他都会这样哭泣一番）。但是，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和悲伤绝望。他在门廊里站了好一会儿，直到雨小了，才决定找个饭店吃午饭。大约下午两点，他坐在了莫尔加多·玛特乌大街上的一家餐馆里，仔细研读着菜单。这时，马约尔同样走进了波菲大街的一家餐馆。
据我所知（我是整个过程的见证人，见证了他们两人在波尔图所遭遇的一切）。不可否认，那天这对亲戚好几次都几乎擦肩而过。比如下午四点，巴勃洛买了一只新表。这时，如果马约尔不是多花了点时间吃午餐，如果早点儿从餐馆中走出来，那么两人便会相遇。在波尔图，两人之间本可以发生的巧遇就这么错过了。
一切均须凭借机缘巧合。极有可能的是，在波尔图的那个下午，“偶然”之神休息了。不要把我的话视作草率之言。我再重复一遍，很有可能，那天中午，在大西洋沿岸的这座港口城市，主管“偶然”的神明无心工作，偷懒并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何他们两个几次擦肩而过，却未及相遇。
旅行，是为了创造一种气氛，孤独的气氛，一种忧郁和孤独的心境。在波菲大街上，两人原本可以相遇（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却擦肩而过。我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下午四点，这两个人蜷缩着走在那条大街上，像两个被生活亏待了的可怜虫，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除了自己已然绝望的灵魂，对什么都视而不见。波尔图城的“偶然”一定是午休去了。更何况，走在波菲街上，两人虽然各怀心事，但无限乡愁却是相同的。他们沉浸在绝望和孤独中，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形。两人垂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步履忧伤，神色恍惚。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一个这样说。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另一个也这样说。
巴勃洛手里握着第二天去马德拉的机票。此时此刻，他最富裕的便是时间，可他一点儿也不想去拜访波尔图的故交。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很疏远了，而且他不想谈起自己，不想说他离婚的事，也不想说马德拉洗衣店的生意。他沮丧地走在那座迷人的城市里，目光从一座座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房屋掠过。他突然决定要走遍波尔图去寻找路易莎。他对自己说，“偶然”迟早会把她带到自己面前，到那时他就可以叫她梅菲斯特了，可以把自己的奇思异想讲给她听了，对她说自己花了一生的时间终于找了她（历尽艰辛和磨难），告诉她自己是个刚过不惑之年的小老头儿，和魔鬼签下了一纸理性的契约，她就是路易莎。
巴勃洛默诵着这些话，马约尔却打算着如何在这座城市的茫茫人海找到自己的侄子巴勃洛（他在品尝午餐的美味鳕鱼时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在他的印象中，侄子住在马德拉，但在波尔图拥有几间连锁洗衣店。马约尔不记得连锁店的名字了，于是决定回酒店去查电话簿上出现的所有洗衣店。
表面上看，寻找侄子只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实际却正好相反。这对马约尔来说可谓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给他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他能在波尔图找到可以说话的人（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孤独啊）。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3）
在博尔萨酒店的房间里，马约尔正准备查找电话簿（迈出临时侦探的第一步），却被电视吸引了注意力。电视是他把房卡插入电源时打开的，正在报道约翰·格林约翰·格林（1921－），美国宇航员，1962年完成围绕地球轨道航行的太空之旅，成为在太空中环绕地球的第一人，1998年10月29日，77岁的格林乘航天飞机上天并成功返回地球，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太空人。（他是环绕地球航行的第一个美国人，距今已经三十六年了），说他为颓废的美国找回了自信，在空间的争夺赛中独领风骚。
马约尔如痴如醉地听完了这条消息。格林的年纪和他相仿，但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这点，而是这位资深宇航员说的一句话：“我把这看作是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又一次冒险。”这是他乐观地宣布自愿参加老人失重状态试验时所说的话。
让马约尔觉得更有意思的是NASA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负责人的话。他说：“让我们来证明，上了年纪的公民也能拥有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
马约尔点头称是。离开巴塞罗那以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他突然想到，如果加泰罗尼亚也能像美国这样，允许人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失业的人就会减少很多。在美国（电视上这么说）成千上万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转换工作和住所。
从电视报道中回过神儿来以后，他想起了刚才正准备做的那件事儿。没多久，他便在电话簿中找到了“森蒂内拉”，这个被他遗忘的名字。他记下了洗衣店的地址：弗尔摩萨大街，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他记得三十年前他还拿这条大街的名字开过玩笑，说这名字更适合在中国。于是，他记起了三十年前的那次旅行：初到波尔图，他的小舅子带着他们飞快地在城里转了一圈，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他介绍了中央广场和维拉·诺瓦·盖阿码头，并建议他们尽早离开，因为在他看来，葡萄牙还有其他很多好玩地方，还有很多地方（他说得含糊其词）会更加吸引马约尔，因为他觉得马约尔只对扑克牌、政治和财富感兴趣。于是，他把他们带到了埃斯托利尔埃斯托利尔，是距里斯本25公里的海滨度假村。，那里有赌场，还有胡安·德·波庞胡安·德·波庞（1913－1993），巴塞罗那伯爵，西班牙前国王阿尔丰索（1886－1931）之子，但由于是三子，所以没有机会继承皇位。的住所。
对于这些，马约尔都觉得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还记起了里斯本塔霍河上的铁桥此处指葡萄牙里斯本特茹河（塔霍河在葡萄牙境内段的名称）上飞架南北的萨拉扎尔大桥，它是欧洲最长的悬索铁桥之一。：当他发现巴勃洛认为自己只会肤浅地留意那些现代大桥、豪华赌场和那位放弃皇位的英国人的住所时，他便要求，甚至是命令巴勃洛带他立即回波尔图去。就这样，那次旅行余下的时日都花在了波尔图，他们夸张地几乎逛遍了波尔图所有的大街小巷。
无疑，小舅子的轻蔑成了那次旅行给马约尔留下的最深印象。
“你觉得我是个暴发户，不懂得欣赏波尔图，是不是？”自认为受到冒犯的马约尔当面责问小舅子。
于是，马约尔立志要去发掘和欣赏波尔图的所有妙处。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夸奖说森蒂内拉是世界上最好的洗衣店，尤其是建在弗尔摩萨街上的这一家。的确，这家店是连锁店中最宽敞、最漂亮的一间（虽然马约尔并不知道什么叫该死artdeco风格ArtDeco，即装饰艺术风格，是从新古典过渡到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名字源于1925年的巴黎艺术装饰与工业博览会，特点在于流畅的线条、优美的几何图形和简洁的色系等。，他甚至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做作，从而更愿意用“漂亮”取而代之），而且处于市中心的最佳位置。
马约尔走出酒店，雨已经完全停了。他愉快地散着步，来到了洗衣店门前。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和波尔图人聊一聊啊。他不能否认（我是这样认为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方都在他的孤独中错位了，他不能否认这一点。他知道，如果再不和谁说说话，自己就要疯了。他以前从未有过单独旅行的经历，因而不知道怎么同陌生的外国人交往），他认为这应该是有些技巧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并为此感到自豪：他假装自己是来找他小舅子的，假装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问一问谁知道他的下落。马约尔觉得这个借口简直完美至极。
“我想找我的朋友巴勃洛·塞瓦尔。”一走进洗衣店，他便这样说。
富有艺术感的柜台后面，站着两个安格拉血统的黑姑娘。她们摆出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想必是吸食大麻的后果，但这一点马约尔是想不到的），盯着马约尔看了一会儿，却没有回答他。这当然也是吸食毒品的恶果。最后，其中一个突然轻佻地笑了笑，而另一个开腔便让马约尔目瞪口呆：
“昨天他还到这儿来了呢，因为昨天他还是我们的店主，而今天却已经不是了。我们昨天刚刚见过他，但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看见他了。”
马约尔直愣愣地看着两个窃笑的女孩，最终明白了她们说的是小巴勃洛，即住在马德拉的侄子。
“好的，我知道了，”马约尔说，“他昨天还来了，但以后不会再来了。”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4）
说完这话，马约尔又提高嗓音说自己没听明白，希望两个姑娘向他解释清楚究竟是什么该死的原因使得巴勃洛·塞瓦尔再也不会来这家洗衣店了。
两位安格拉姑娘面面相觑，一脸茫然。马约尔突然发现两个女孩其实很讨人喜欢，她们非但脸蛋漂亮，而且雪白的工作服下显露出完美的身段。于是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恕我冒昧。”马约尔温柔地说。
两个黑姑娘笑得花枝招展。旅行以来头一遭，马约尔感受到了某种隐藏在身体里的痛苦。这是他上了年纪以来第一次遭受戏剧性的痛苦，那就是：强烈的欲望和不支的体力之间的矛盾。
“恕我冒昧。”马约尔重复着。
于是，两个姑娘突然从大麻的困扰中摆脱出来似的，一唱一和，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们告诉马约尔，就在前一天，巴勃洛把店铺给卖掉了。她们也不知道现在他人在哪里，但想必还在波尔图。
马约尔怏怏地离开了洗衣店，不仅因为他的侦察行动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得知了他的小舅子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他不知该如何继续自己的行动了），还因为他想与人交往的借口到头来却使他品尝到了矛盾的痛苦。
下午七时许，坐在“庄严”咖啡馆里，马约尔点燃了那天的第一支香烟。这家优雅而古老的咖啡馆使他想起了昔日巴塞罗那的咖啡厅。走在圣卡塔丽娜街上，他发现了这家咖啡馆，此时他很庆幸自己走了进来。再说，一直片刻未停地四处闲逛，使得他感到了疲倦。之前，他参观了十二世纪的卡依斯·达·里维拉大教堂，还去了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索阿莱斯·多·雷斯博物馆。此刻的他已经精疲力竭，幸而找到了这个优雅的处所，可以稍事歇息并顺便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
离开家乡以来，我没有遇到任何新鲜事儿呢，马约尔想。他曾经模模糊糊地认为旅行可以使他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正如他常在电影里看到的），因为当一个人外出旅行时，便会卷入一些荒诞的事件，会有一些新鲜而又精彩的奇遇。然而（或许奇遇只在电影里才有吧）自从离开巴塞罗那以来，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因此，在逛遍波尔图的各个角落之后，他感到了百无聊赖。原本打算第二天去哪里来着？再去参观几个教堂和博物馆吗？或者去找所房子，然后开始新的不确定的人生？他在波尔图还有什么可寻觅的吗？他想起妻子曾这样问他，或许她是有道理的。也许他应该尽早离开波尔图，继续旅行；或者干脆回巴塞罗那去，因为在那里至少他还能参加朋友聚会，还能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还能帮助陷入精神危机的长子走出困境。
前途一片迷茫，为此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苦楚和深深的不安，就像那些对未来感到茫然的年轻人。这时，“庄严”咖啡馆的一位侍者打断了他的痛苦，问他想喝点什么。他要了一杯波尔图酒（和那支香烟一样，这是他那天的第一杯酒）。然后，为了给自己一点勇气，他自嘲地想：也许为了承受生活的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告别吧，告别所有吸引我们的、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许为了活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生看作是接连不断的告别。尽管对一些人来说，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或许正因为这个，才更要如此看待人生：让自己慢慢成为告别的使者。这是他在最后几天里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告别波尔图到另一座城市去，然后再告别那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告别……依此类推，直到永远。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更无需扎根于某个美丽的地方。他终于明白，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已经没有兴趣再担当任何“奇遇”的主角了。如果要当主角，也只应该是一连串告别中的主角。于是顺理成章，他这时又告别了成为“告别使者”的念头。但有一点是他已经决定了的，那就是第二天便离开波尔图，然后再去一次里斯本，就像三十年前他和家人以及他的小舅子一家所做的那样，他将找回（或者告别）曾经留在那里的记忆，以便说服自己再次成为“告别使者”。
下午七时左右，在“庄严”咖啡馆里，马约尔要了他的第一杯波尔图酒。没过多久，巴勃洛出现在同一家咖啡馆外，他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探了探头。他为寻觅路易莎跑遍了整个城市。他面露痛苦。又一次徒劳无功，就像他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其时，马约尔正背对大门，因为在那个位置刚好便于他欣赏一位专注阅读（马约尔这样猜测）的妙龄女顾客。因而，他没有看见正在外面张望的巴勃洛。而巴勃洛也没有看见他，不仅因为马约尔背对大门，更因为巴勃洛是在寻找路易莎，他的视线只落在女人身上。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5）
如果现在我说波尔图的“偶然”已经不是在小憩，而是肯定在搞罢工的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这是信口开河（否则它怎么会连让姑夫和侄子见面这样易如反掌的事儿都坐视不管呢）。我甚至敢说，“偶然”随时都有可能会发起一场大规模罢工呢。子夜时分，“偶然”的罢工仍在继续。其时，马约尔正在博尔萨酒店的房间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他走到窗前，焦躁不安地张望窗外，备受孤独的摧残和煎熬。除了思考和回忆，他无事可做。他想为这次旅行找出哪怕是一丁点儿意义。他随即想起了宇航员格林的话：他把自己的这次旅行看作是陌生环境中的又一次冒险经历。
站在窗前，他突然看见一个人摇摇晃晃、飘忽不定地在路灯下走过。从那跌跌撞撞、冒冒失失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酒鬼。他踩进了水洼，弄得水花四溅，而后又被路面突出的石子绊倒，摔倒在鹅卵石地面上，弄得满身泥点。雾水像湿乎乎的棉絮打在他的脸上，他那顶滑稽的帽子上垂下来的灰色穗子在风中摇曳。帽子是下午刚买的，戴上这顶帽子，别人都认不出他了。
这人其实只有四十二岁，但却在近几个月一下子苍老得可怕——在这段时间里，妻子抛弃了他，又嫁给了别人——他那原本绚丽耀眼的人生也变得凋谢枯萎了。他发现，几个月来在自己的头脑里一扇恐怖之窗戏剧性地被强行打开了。他预感到死亡可能会不期而至，特别是如果他现在不做反抗，不尽力逃离这片令人窒息的空间，那么死亡将过早到来。自从妻子和他离了婚并嫁给了一个年轻人，他的世界就变得令人无法呼吸。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衰老，感受到窒息的痛苦。他迫切地需要空气，需要青春的气息，需要忘却现实。
这个人就是巴勃洛。他摇摇晃晃，因为喝了太多的酒，也因为莫名的孤独而感到眩晕。这孤独来自“偶然”，而“偶然”就隐藏在波尔图港，拒绝向他伸出援手。这个人就是巴勃洛。他毫无生气地朝阿尼吉·勃勃酒吧走去。在那里，他将不会见到一整天都在寻找的女人，因为波尔图的“偶然”已经罢工。
马约尔看着那个人踉踉跄跄地走着，却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自己的侄子。从这位侄子的角度，姑夫站在博尔萨酒店窗前就更不可思议了，因为他对身边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看不到笼罩在费雷拉·博尔赫斯大街树梢上的黑色天空，也听不到从圣·本托车站传来的火车汽笛。在远处，一列列火车呜咽着离开了波尔图，只身奔赴熟悉的城市。其中一列将奔赴里斯本，也即马约尔打算拜访或者告别的城市。
一如悲怆行驶的火车，那个踉踉跄跄的人，正朝着（我不得不这样说）绝望走去。
马约尔，根本想不到他看见的那个人正是小巴勃洛。他“砰”的一下关上窗子，却依然回想着窗外的那一幕。街道上灯火阑珊。他“砰”的一下关上了窗子，回想着这个夜晚。之后，他又给胡利安写了一张明信片。他说自己第二天就要前往里斯本，说他终于快乐地享受了孤独，就像一具衣冠楚楚的尸体在坟墓中度过了第一天。
写好了明信片（他始终没有投递），他又回到了窗前，但这一次，他没有打开窗子。他望了望天空，陶醉地看着月亮，欣赏着它的美丽，最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街道。那个晃晃悠悠的凄惨过客已经不见踪影。马约尔想，那人大概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孤独中了。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这是很自然的），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港口，他会再次见到那个身影。
追随文化的律动（1）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脱胎于自己的作品，犹如蛇类蜕掉外皮而获得新生。或许我身上也有蛇或蛇类的属性吧。我想，里斯本的风格也有类似之处。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里，高高的了望台随处可见。那里，城市疲惫的模样一目了然。永恒的、空旷的天空，令人感到无限悲凉。里斯本城蜿蜒曲折，有时真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它迷住了游客，也迷住了马约尔。据我所知，马约尔很快便意识到里斯本的“蛇性”了。里斯本，这个别人眼里的白色天堂，在我眼里却是一片海蓝！
一如很多初到这座城市的游客所听到的，远处广播里传来了葡萄牙歌手那沙哑的呻吟声。很快你会发现，它和这座城市的本质完全一样。是的，马约尔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里斯本的蛇性。独自旅行的人有一种第六感，一种远高于集体的洞察力和敏锐感。因为当你结伴而行时，你就会像鹦鹉一样，总是在不停地诉说或倾听，根本捕捉不到细节性的东西：在海罗尼莫修道院海罗尼莫修道院，建于16世紀，为纪念达伽马在1497年至1498年发现前往印度的海路并凯旋归来，这位探险家死后也葬于此地。的小教堂里，马约尔发现唱经楼的两根大柱子上雕刻着两条蜿蜒曲折的大蛇，他便暗自把它们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他的联想略显粗糙，却是直觉使然。事实上，他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约尔把蛇和里斯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总听说女人属蛇，还因为他自己一直认为城市犹如女人，每座城市都有令人欣喜的地方。自从踏上拜夏街拜夏街，里斯本商业区。的那一刻起，马约尔便喜欢上了里斯本，直到来到卡依斯·多·索德雷渡口，他更是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一生都属于那里，从来也不曾离开。
四年前，当我初到里斯本时，也有过相似的感觉。后来，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个月。走在银路上，我仿佛觉得那是一条专为我铺设的街道，只属于我。我在里斯本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罗西奥广场的国际酒店当主管。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年我二十岁。最初几个月，我把业余的全部精力都花在阅读和遐想上。我喜欢遐想，虽然我不知道到底遐想是什么。或许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因为它因人而异。
就这样，我白天在国际酒店上班，业余时间便用来读书，直到几个月后，我迷上了女人。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这可是真的）才下定决心去追逐女生。我努力消除对世界及女人的恐惧。应该说这种恐惧归咎于父母对我的过分呵护。也正因为如此，我离开了塞维利亚，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家庭，因为我不能再继续躲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过日子了，不能永远只做个生活在父母保护伞下的孩子。于是，我放弃了父亲在黄金塔黄金塔，里斯本的旅游胜地之一。边建立的邮票行。因为我想拥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在父亲的地盘中混饭吃。
刚拿到旅游专业的文凭，一位亲戚便帮我找到了这份差使。在里斯本忙忙碌碌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慢慢跨越了心理的障碍，开始与社会接触、与人接触，并逐渐从塞维利亚的温室中走出来，还交了女朋友。
我不想过多地回忆过去。我只想说，孩提时代，每当我看见别人在聊天，便会自问：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真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有时，我走近他们，他们就会缄口，仿佛生怕我会加入他们的谈话。攻读旅游专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时候，壮起胆来走进酒吧，想让自己接触一下社会。但我最终只能是和侍者“交流”：“请给我一杯冷饮”，过一会儿又说，“请再给我来一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滔滔不绝，妈妈这样对我说，因为她见我胆小自闭，只和家人讲话，顶多偶尔和邻居或头脑迟钝的同学搭讪。有时候，我看见有人坐在公共汽车上聊得热火朝天，我便禁不住自问：他们这么兴高采烈是要去哪里呢？他们又在说些什么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别管他们，妈妈总是这样对我说。可见，她并不想放弃她的钢铁般的庇护。但是我做得对，离开塞维利亚，像鸟儿一样迁徙。
我做得对，来到了里斯本。几个月后，又离开那儿去寻找新的空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在最近四年间，我从一个胆小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显然，我属于那种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学会了和人交往，学会了勇敢面对世界。
我很高兴自己变成了一个外向的人。这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有点可笑，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我敢肯定，如果当初我没有改变自己，那么现在一定过得很惨。我甚至不愿想象，如果现在还在父亲身边卖邮票，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幸好我当初选择了旅游专业，虽然这是个愚蠢的专业，但总比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强啊。家人没有为我多做打算，而我也并不抱怨后悔。乘上飞机，孑然一身，逃离他们为我设计好的保护伞，这就是我想要的。好啦，不管怎么样，我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常常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然后蜕皮而出。不过我想该冬眠了，该回到我的巢穴里去美美地待上一会儿啦。
追随文化的律动（2）
据我所知，马约尔虽然阅历丰富，但他最终明白了和陌生人交往是多么困难。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在波尔图和里斯本就不同了。和别人交往，总是困难重重。过去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因为他总是和朋友、家人或者熟识的人打交道，但一旦走出自己的世界，才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善于交际。比如当他在波尔图打听侄子的下落时，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失败。在里斯本和陌生人交往，他依然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我笨拙得就像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最后马约尔想。他为自己和陌生人交往的拙劣技巧而感到惭愧。他感到惭愧，还因为（我这里要补充一句）他竟然没有能力在巴塞罗那以外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简直难以想象。他曾和职业桥牌选手过招，和缺乏道德的政客过从甚密，和不辨是非的商人接触频繁，而现在却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天赋。先是在波尔图，而后在里斯本，仿佛一切回到了开始：他只会和出租车司机和酒吧侍者打交道，尤其是酒吧招待：“请给我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又说，“请再来一杯”，不久之后再说，“现在请给我来杯波尔图酒”。
他开始盘算是否可以在别人面前自称为职业扑克牌手，对别人说自己叫安东尼奥·赫利，绰号是“法国人”。这样或许可以和里斯本赌场里的人打打交道。这也不失为一种交际手段呀，至少可以让自己在里斯本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正是马约尔所需要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向往的其实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职业扑克牌手也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一点马约尔再清楚不过了），就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他们每晚必得进赌场放松一下，碰一碰运气，就像每天都要打卡签到一样。马约尔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永远只做一个孤单的游客。让自己成为安东尼奥·赫利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或者到葡萄牙基督教民主党葡萄牙基督教民主党的所在地去，告诉他们自己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退休官员。他们肯定会理会他的，说不定还会给他安排点儿什么有意思的任务呢。还有一个法子（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随便做点生意，只要能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来和他打交道就行。总之，对马约尔来说，唯一明确的就是他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再像个幽灵似的游荡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
然而，如果他没有像幽灵似的到处游荡，也就不会有人发现奥斯·海罗尼莫小教堂里唱经楼柱子顶上的那两条大蛇了（它们像两个守护者，居高临下保护着卡蒙斯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曾随达·伽马的探险队远征印度与澳门。和瓦斯克·达·伽玛达·伽马（1469-1524），发现通往印度新航道的葡萄牙探险家。的墓碑）。所以，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他的孤独使他得以发现那两条蛇，从而联想到女人，并且得出结论：里斯本是蛇的化身（尽管如此联想不免有些粗糙甚至肤浅，却不乏新意）。
当然，对这个结论，马约尔并没有给予重视。重视它的是我。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还一个劲儿地嫉妒得要命（马约尔学识浅陋，却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现一个我苦思冥想而不得其果的秘密。因此我想我是小题大做了，其实问题就是那么简单：蛇是卢西塔尼亚葡萄牙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被称作卢西塔尼亚。初民的图腾，这片伊比利亚土地曾经名曰“奥菲萨”，意曰“蛇之地”，而今天人们称它为“葡萄牙”。
据我了解，古时候塔霍河流经的村镇无一例外都和蛇有关。诱惑夏娃（人们也叫她丽丽丝古犹太教的传说中，亚当的妻子叫做丽丽丝。）的魔鬼根据基督教传说，人类的鼻祖亚当和夏娃受到魔鬼的诱惑，偷吃“知善恶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其原形便是以蛇形示人的腓尼基神此处应指导腓尼基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即丰饶之神……古希腊的阿尔忒弥斯和赫卡忒女神也是如此，更不必说地狱女王珀耳塞福涅珀耳塞福涅，和前面提到的阿尔忒弥斯、赫卡忒等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啦，而地狱之门
从葡萄牙的罗卡角返回里斯本的路上，临海的石崖下面一个被海水冲开的岩洞，当地人称那个洞为“地狱之门”，传说中的魔鬼撒旦就是从这里跑出来为祸人间的。就在里斯本附近。
第二天，马约尔便在前往奥斯·海罗尼莫的途中经过了那扇门，那扇地狱之门，它面向大西洋，一向深受里斯本自杀者的青睐。当然，他并不知道珀耳塞福涅。如果说他对这位女王的名字有一点点印象的话，那也是来自人们偶尔谈起的奇怪表情。
“珀耳塞福涅？上帝啊，这个珀耳塞福涅又是何许人也？”
他之所以会不经意地被有关蛇的故事所吸引，不过是因为他的遐想、他的思想随意驰骋罢了。事实上，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事，比如结识一些新朋友。他想这是保持自己身心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他一生阅人无数，有许多朋友，但此时此刻却没有一人在他的身边。他急需一位新朋友，急需为自己找到一条新出路，不再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中幽灵似的盲目游荡。
他在布拉卡·罗西奥车站跳上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地狱之门。他原本想要去的地方要比地狱入口近得多：“冬日之炉”冬日之炉，里斯本市中心的一个花园。（人们冬天常去的一片宽阔而暖和的地方）。但是，由于司机的开朗善谈，由于他与马约尔同龄，还操着一口慢条斯理的葡萄牙语，几分钟后马约尔便改变了行程。他决定走得更远，一来是想和司机聊聊天，二来也好让自己享受一下有人陪伴的感觉，以期暂时摆脱孤独的处境。
追随文化的律动（3）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想说我不去‘冬日之炉’啦，留着以后再去吧，”刚穿过“自由”大道，马约尔便对司机说，“我想出城去，看看里斯本的郊外。您觉得我们能去哪儿呢？”
司机于是提议去“滨海大道”，那是海边的一条公路。他打开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地图，为马约尔指了埃斯托利尔、卡斯卡依斯和地狱之门，最后还指出了回程的辛德拉公路。
这时，马约尔听说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名字：地狱之门。
“您不必再说，咱们走吧，”马约尔说，“就去地狱之门。好个特别的名字啊！您知道我最喜欢里斯本出租车的哪一点吗？”马约尔觉得很愉快，很有交谈的欲望，“我最喜欢的就是里斯本的出租车上没有收音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坐过的车上都没有。请相信我，对于我这个来自巴塞罗那的人来说，这一点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
“哪位上帝？”司机问道。这个前言不搭后语的问题简直可以视作是宗教辩论的起点，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对司机而言，不过是想接下去说说他对自己晚年的一点儿思考罢了。
为了把话引入正题，司机说了一段古怪的开场白，把自己说得像个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
“我的人生已经到了需要祈祷的阶段啦，”他对马约尔说，“为此，我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些神灵，然后向他们祈祷。”
他说，他的祷告并不需要语言，也无需下跪。他只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即可祈求他的神灵。比如，在出租车站上就可以祈祷。他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话时咬文嚼字，似乎刻意要让马约尔觉得他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司机，而是一个有深度的文化人。
“嗯，”此刻马约尔已经改变主意，他不再认为与此人为伍是个好主意。于是他说，“我的做法和您差不多，只不过我是天主教徒，只相信唯一的上帝。但我的确从不跪着祈祷。我觉得这点咱们挺像的。”
“我们俩最相像之处就是：我们都老啦。”
由此，沉重的话题拉开了序幕。司机开始议论年龄的利弊。这让马约尔感到了一丝不悦。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老头儿，而且他不屑和老头儿站在同一阵营。于是他只是“嗯”、“啊”地随声应和着，消极地抵制着这个话题，并终使这场关于年龄的讨论自生自灭。沉默片刻后，司机竟然试图重续这个话题，马约尔于是调转话锋，开始向他询问地狱之门是怎么回事。
“埃斯托利尔，卡斯卡依斯……”马约尔说，“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因为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啦。对了，地狱之门是个什么地方？如果我没记错，我可从来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司机说，“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随即马约尔发现对方滔滔不绝、洋洋自得地说开了，而且语气做作，仿佛在故作深沉，“您瞧，它是这么回事。那是大海上一道可怕的深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冬天里大西洋的狂风裹夹着海浪，海浪咆哮着，猛烈撞击在岩石上，可怕极了。那里可是自杀者青睐的地方。但您别害怕，现在这个季节到处是家庭聚会、游客络绎……我向您推荐一家环境舒适的午茶餐厅……”
马约尔决定不再向这个无聊的人提任何问题了，他已经开始厌烦了。这位司机讲话的样子是那么惹人讨厌：故作深沉，咬文嚼字，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但很快，马约尔发现沉默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个司机喜欢自言自语，总想显示自己的学识。没人问他，他便开始自言自语，讲起了大西洋的暴风雨和冬天暴风雨席卷海岸的景象。更为糟糕的是，他最终又回到了宗教话题上。
“记得在我还是基督徒的时候，”司机说道，“那些殉教者的故事令我毛骨悚然，特别是那些被狮子吞掉的殉道者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正在证券交易所上班……我没和您说起过吧，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证券交易所的重要职员呢。您可别以为我一直只是个开出租车的……殉道者的故事一直令我神经紧张，直到有一天我对自己说……”
“我基本上相信您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啦，”马约尔打断他说，“但现在我想请求您安静一会儿，我还想集中精神看看风景呢。”
这几句话果然奏效。司机安静了好一阵子。但从埃斯托利尔开往卡斯卡依斯的途中，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而且听上去略带苦涩。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说过您是从巴塞罗那来的。那么请告诉我，加泰罗尼亚人是西班牙人吗？”
“加泰罗尼亚人就是加泰罗尼亚人。”
“看来您不喜欢西班牙。您好像把西班牙看成……总之，您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西班牙，特别是卡斯蒂利亚-莱昂卡斯蒂利亚－莱昂，西班牙自治区之一……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西班牙。您瞧，我的姓氏是卡尔多索。我为这个姓氏而感到自豪！我真庆幸自己是个葡萄牙人。您能理解吗？”
“不能。”马约尔回答说。
“不能吗？马上您就会明白了，非常简单。只要周末不上班，我就出来散步，坐在那些长凳上（那是政府为市民准备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海。您知道我为什么坐在那些舒服的长凳上吗？”
“不知道。”
“您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您是说您看不见那些长凳吗？”
“我是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坐在那里看大海，为什么那么惬意。”马约尔有些心烦意乱，“我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
“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坐在那些长凳上，望着地平线，觉得很幸福，原因就是：那一刻我是背对着西班牙。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
“一派胡言。”马约尔说。
追随文化的律动（4）
“您别嫌我烦，不过看您的反应，我还得多说两句。我同样不想当加泰罗尼亚人。我是葡萄牙人。我很清楚自己叫卡尔多索，很清楚自己是谁。我清楚自己是个背对西班牙而坐的人，清楚自己将死在马德拉（那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您瞧，我甚至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而您呢，我看，您连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还是西班牙人都分不清楚。您确实不是很清楚，对吧？所以说句实话，要是让我和您换个位置，我还真不干哩。”
马约尔烦得要命，竟然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位司机有多么难缠。他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海滨的景色上，努力不去听他讲话。他想象着车上装着收音机（谁刚才说不希望车上有收音机来着？），想象着美妙的《命运交响曲》。
突然，滨海大道上的红灯亮了。这时，一桩让马约尔惊心动魄甚至感到绝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那个司机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衰老给他带来的烦恼后，突然戛然沉默了。他向前一倾，用手狠狠地拍了两下方向盘，并随即发出一声古怪的叹息，继而又用近乎耳语的声音为自己之前的胡言乱语向马约尔道了歉。
“对不起，”卡尔多索说，“我最近过得糟糕透了。我的生活出现了大问题。”
马约尔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他的话，于是向前凑了凑，心中充满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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