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把头仰起来，摇摇：“真丢人，丢社会主义的人，也丢我陶铸的人。”
他继续说：“经济上呢，更是糟透了。一个多好的地方啊，田里一年收三季、南头的荔枝、沙井的蚝……吃什么没有啊？这几年让运动搞得没饭吃，田也荒了，人也跑了，留下来的，吃野菜、番薯根根过日子。”
说着说着，陶铸好像动了感情：“河对面，人家资本主义的孩子吃着牛奶面包，我们的孩子瘦得像颗秧，还在唱社会主义好，还没跑，还在跟我们共产党走。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亏待了他们！”
“前些日子，我到那里视察，老百姓给我说了个事，说沙头角对面有人给这边扔糖果，我们的孩子拣了想吃，娘走过来扇了孩子一耳光，把糖果又扔回到界碑那边去。哪个孩子不是娘的肉啊，富林，就这么好的百姓，我们还忍心让他们跟着我们受罪吗！”
我发现陶书记眼里有股自花花的东西在动——他是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他在房问里踱着步。
我说：“陶书记，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临走时，他特别叮嘱我：“你们那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总在想，是不是该给你们开点小灶——就是搞点特殊政策。你先做吧，有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
从陶书记屋里出来，我感到信心百倍。
（三）
但是，当我登上征程，车越往南开时，我的心情就变得越沉重了。我就知道陶书记为什么会说这事“蛮艰巨”了。
一路上，一顷顷的良田在荒芜，走十几里也没看见有人。我特地在路边一个村庄停下来讨水喝，目的是看看里面的究竟。一个打着赤脚的五六岁的孩子，摇摇晃晃提着一个水罐出来，他大概因为饥饿而站不太稳。我问他：“爸爸呢？”开始摇摇头，后来把手向南指——意思是“香港”。又问：“妈妈呢？”又把手向南指，还是香港。
“家里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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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跑了，这么大的孩子，谁带啊？我这才发现，一个白发的老阿婆在门后边偷偷望着我们。这可能就是家里剩的唯一的大人了。
我们都穿着中山装，一看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从老人那警惕的、带点敌意的眼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太行山打游击时，老乡们是怎么给我们领路打鬼子的，是怎样宁可自己挨饿，也把粮食藏起来留给我们的。变化真大呀！
可怕呀，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我们！
资本主义怎么就那么大的吸引力呀？我们真的就不行吗？
汽车还没进深圳镇，就听见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唱着“快板词”:“木薯渣好，木薯渣好，木薯渣全身都是宝……”
我下车就问县广播站长：“喇叭里说什么呀？什么东西有那么好呀？”
广播站长苦笑着过来说：“木薯渣，就是木薯的渣渣。嘿嘿，没有吃的了，连木薯都没有了，所以县委决定，瓜菜代，发动老百姓用木薯渣代替主粮。”他大概还想听到我的表扬，接着说：“这十大好处，是我刚刚总结出来的，准备在全县推广，同还不顺口……”突然看见我阴沉的脸。
“还十大好处呢，好个屁！”我发了火，“就发动老百姓吃这个东西呀，不害躁．丢社会主义的脸！”
第二天，我就下到个县各地去摸情况。
真是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党内的“浮夸风”、冒进风，真把边境的农民害苦了。
小陈啊，我给你说两件事吧，你看看我们干了多少傻事，是怎么把好端端的群众给逼得逃港的。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1960年的5月，有两个民兵排长在同一天逃港，一个被抓住了，后来还被判了刑，是东莞塘厦的，叫梁五贵；另一个跑脱了，是深圳镇附近的，叫庄大龙。两人都是参加过全省民兵模范大会的代表，很出名的。
为什么两个排长都要跑呢？
（一）“白背心”的故事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晴都盯住了梁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60年代初，梁五贵是东莞塘厦镇的一个民兵排长。他有个爱好：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常引得场外的姑娘们眼睛跟着他。他也不找老婆，他说：“我已经找到爱人啦，我的爱人就是篮球。”
有一回，军区的首长来东莞视察，临走留影。别人站在首长身后都两手贴裤缝，笔直笔挺，他却一定要抱个篮球。县武装部的老齐很生气，叫他扔了，他硬是不肯。谁知军区首长也是个爱篮球的：“他要抱着照就抱着照吧，毛主席说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嘛！”
谁知后来，这梁五贵就因为打篮球出了事，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时节，蒋介石正叫喊“反攻大陆”，海峡两岸，打不完的“攻心战”。还搞“海飘”，就是把宣传品放到海水中，利用潮水的涨落将“一定要解放台湾”、“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标语飘到金门岛去，或者将“反攻大陆”、“大陆同胞团结起来推翻共党暴政”的标语飘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定安、东莞放气球。
说来有趣，那时国内连吃饭都困难，飘到金门去的“宣传品”竟还带着一扎扎的贵州茅台、北京果脯、甚至张小泉剪刀……说是“拯救苦难中的台湾人民”。而台湾方面飘过来的呢？也都是好东西，一袋袋的白面、一铁盒一铁盒的猪油、饼干、牛奶糖……有点像相互送礼了。后来“海飘”不够“过瘾”了，又发明了“空飘”。西风起的时候，大陆一方的渔民民兵将标语系在风筝上，放到对面的金门岛卜去；东风起来，台湾一方将标语系在气球上，放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宝安、东莞放气球。
那时，政府有严格规定，饿死不为五斗米折腰。凡是国民党反动派飘过来的东西，检到了一律要交公。眼睛看到了的，不但要被查问“那些东西”的来源，有些公社的红头文件还写着，要给看到宣传品的群众“洗眼”。
这一天，梁五贵正在山头上锄地，就看见蓝空中飘忽忽地飞过来一个白白的东西。“他妈的，又来了，国民党气球！”梁五贵正骂着，果然就听得“啪——”地一响，掉下来许多的饼干啊、香烟啊．还有男女的衣服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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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落在地里，有的落在荆棘丛中。
民兵排长首先盯住看周围有没有斗胆拾了反动物品的人，没有。他便骂咧着，一边从地上、荆棘中检空飘过来的物品，准备上交公社武装部去。
梁五贵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武装部去了，只有一样没舍得上交，那是两件白色的运动背心，太漂亮了，他舍不得。
公社书记大大表扬了梁五贵的思想觉悟高，还通知他再上一次县里的“先进民兵会”，吃三天“甑蒸饭”。
事情就坏在这三天的民兵会上。
民兵会散会的前一晚，照例要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梁五贵高兴极了，又有了表现机会，他特意穿上了那件白色背心上场。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睛都盯住了梁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人们都吓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所有的人都只敢看，不敢喊出第一声。
在公开场合显示反动标语，那是要杀头的！
“觉悟”得最早的还是老齐，他像一头狮子窜到梁五贵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反标”，用东北话骂了声：“兔崽子！”然后高声宣布：“比赛停止，都回去！”
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梁五贵被五花大绑起来。他被脱光了上衣，反吊在屋梁上。审问是怎样成为“美蒋特务”的。有人在旁边用木棍抽他，每一棍下去，人就在空中摆动一遭，屋梁就发出一遭“吱吱——”的声音。他就痛叫一声：“是白心呀，是白背心呀——”那意思是，他不知道，拾到的时候还是一件空白背心的。
他被解下来，晕死过去了，一盆凉水下去又活过来。
从此，梁五贵就落了个“白背心”的浑名。
后来，梁五贵被送到看守所。好在他成分好，加上的确是无意，他们公社书记也是个爱篮球的。梁五贵关了二十天．放了，其实没判刑，但民兵排长当不成了。每日下地还有“内控”监视着他。
谁知这小子还不安分，1962年大逃港时，拉着“内控”他的人一起逃往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香港。后来香港报纸说一个东莞的民兵排长拉了一个民兵班逃香港，那是国民党吹牛的，不对。
（二）红树林田边烧肉的故事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
深圳的滨海大道边，有一个地方叫红树林，听说而今男男女女假日常去那地方。红树林靠着深圳湾，海湾的堤边长满了红树，落满了白色的水鸟，对面就是香港的高楼，风景好看得很。
几十年前，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海滩，海堤内是一大片稻田，稻田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上沙村。如今还在的。上沙村的人常在堤下干活。香港隔得近，从稻田里伸直腰就可以看见那边的高楼大厦。到落潮的时候，两地似乎就更近了。有人形容：要逃港啊，赶早起来上堤，到了香港，还能赶上喝早茶。
只是海堤上有巡逻的边防军人，你上不了的。
上沙村的人却不同，可以上堤。因为他们有下海证，可以到海湾中打鱼，卖给香港的渔船，只是不准上香港的岸，上了就是“偷渡”。香港的渔船也带着这边缺乏的物资，如肥皂、卫生纸等，偷偷在海上卖给大陆渔民。就是不敢带到大陆的岸上来，上了就是“走私”。
那年头，人民公社不许私人养猪，食堂又没油水，几个月甚至成年没肉吃，年轻人肚子里的油都刮尽了，“肚慌慌”哪忍得住？于是有个叫虾仔的，拉了几个大胆的青年，到香港船上买了十斤猪肉，想着可以饱食一餐。
虾仔不敢进村，更不敢进家，怕被说走私。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就在稻田边上烧着吃了算了。于是，在田边上拾了树叶、抱了稻草，偷偷摸摸躲在堤下面，拿树枝挂了烧猪肉。
谁知刮的是南风，肉在架上烧得“吱吱”冒着油，香味直往深圳这边吹。
“这是什么香啊？”在田里割稻子的青年人都闻到了。
“呀，是油香。谁在烧肉？”有人鼻子尖。
“是虾仔在烧肉啊！”有人欢呼起来，镰刀、打谷机也不要了，欢呼雀跃着都围过去了。
“好啊，你们独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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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吃一点——人民公社大食堂，哈！”
有捣蛋的年轻人便拿树枝当筷子插将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饥饿是什么滋味了。天天喝着地瓜汤的，谁抵得住诱惑？先是年轻仔抢肉吃，年轻媳妇、年轻姑娘在田里偷偷往远处看一眼，不好意思，又低下头锄地。到后来，那香气越飘越浓，如何抵挡得住？接着就有中年人、老年人，最后是“穆桂英战斗队”的媳妇、再最后是年轻闺女们都丢了镰刀、打谷机跑过去。
“啊——好香啊，”
“我们也来吃一口。”
这样一来，田里没人割禾了。正好福田大队治保主任李华保带了民兵路过，一看，大骂：“人都到哪里去啦？他妈的，又是虾仔做的好事！”
治保主任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赶到：“好啊，你们吃走私肉！”把柴火踩灭，把肉提了走。又警告说：“虾仔，你下回再搞资本主义，让你上公社！”就是关起来的意思。
这下子可惹怒了群众：“我们吃口肉也犯法啦？”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啊！”
虾仔也不怕：“老子贫下中农，怕你？把肉给我放下！”
双方僵持起来，几十个群众同几个民兵对峙，双方你推我推，竟然打了起来。于是，治安主任便吹哨子，召唤武装民兵赶过去抓人。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后来追查的时候就说，庄大龙立场不稳，怎么民兵排长还吃走私肉呢，要革他的职。他一气之下，索性逃港了。
“这是我到宝安县遇到的头一桩事。”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说，“唉，那年头，人家想吃口肉，也是肚子太饿了，有多大的罪啊？”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啦
这些事情虽然是给处理了。但我的心里，依然像悬着块大石头，党群矛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盾这么尖锐，我担心啊！
当夜，我又赶回县里，召集县委委员在我的办公室开会。我开头说了几句，意思是党群矛盾很大，要想办法把农村政策放宽些，特别是多给群众自留地。不然，群众没吃的，都在点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不知道，还当群众多拥护呢。
开始我还但心宝安县委保守，谁知一看我这一把手也提要“放宽”，县委们那情绪就像火苗蔓延开来。
“李书记，你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政策搞得太死了呀！”
“书记说对了，要农民不跑，就应该让农民多搞点自留地。有地，就能绊住农民的腿。”
“咱也不用管他中央的7%了，多给农民点自留地。”当时按规定农民只有7%的自留地。
“李书记．你是搞过土改的，你还记得土改那年头不？”说话的是附城公社的书记谢金祥，早听说他是最敢说话的。
“那时就是因为土地归了农民，生产上得多快啊。到了秋收，家家都酿米酒，工作队过路都过不了，都拦住往家里拖。现在呢，为吃肉的事差点要同群众干起来了，这像话吗？”
“农民的自留地多了，会不会出资本主义呢？”我故意问。
这一问，摸不准我的心思．大家又缩回去，
李富林与他的“闹复辟团队”
（此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宝安县常委反党小集团罪证”)
前左起：刘正义、李磬亭、李富林、叶明华。后左二起：邓仕其、杨克、王发、吉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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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发言了。
“大家说呀！”我催。
唉，你看，当年的党风就是这样，都跟着一把手的态度转！
“你要听实话还是假话？”又是谢金祥挺出来。
“当然是实话。”
“不定罪的？”
“讲，我这屋里不定罪”我说。
“好的。”谢金祥从桌边站起来，“咱们天天这主义那主义，下面都快饿死人了，光喊社会主义好能填饱肚子吗？”
下面便有人说：“老谢说的是实话，农民就是这样想的。”
谢金祥说：“要我说实话，我主张把土地都分回给老百姓去。就像搞土改那样。要是老百姓分了田地，还混不到饭吃，我敢这样，”他把手掌放在脖子上，“砍我脑袋！”
这不是公开嚷分田吗？他真的很大胆！这位为民请命的公社书记，几年后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疯了，最重要罪行之一就是60年代的这次“大闹单干”。
“说得好！”下面的人都应合。
“老谢讲得对，我投他一票！”站起来补充的是沙井公社的书记刘斌。
“我们是打渔的，话说得粗，李书记你别在意。”刘斌说，“李书记，就一条，你允许我沙井的渔民自由下海，产品允许去那边卖，我们就拥护你！你要是还照老的搞，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我也不会拥护你！”
他激动起来：“香港又不是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的地方不能去！”他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共产党员。
“刘斌，你敢给县委上交吗？”有人故意鼓动。
“敢啊，怎么不敢？李书记，只要你松口，让我搞独立王国，”刘斌敢拍着胸脯，“我一年就叫沙井富起来，第二年后，每年给你县里交二十万！”
二十万，那时是个天文数字啊！
“哈哈，李书记，刘斌要给县里盖招待所啦！”有人说。
会场气氛又轻松、活跃起来。其他发言的县领导，有要求放宽出入的，有要求进口化肥的……都涉及一些敏感的政策性问题。
有的说，咱可以先在莲塘搞个试点，试试放宽老百姓出入。上面要批评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咱就收。有的说可以在船上同香港人做生意，赚到的钱交给县财政，一年百把万没问题……议论纷纷。
我暗暗在想，小小一个宝安县，为什么干部的胆子这么大啊！
“算了算了，”刘斌摇摇手说，”我看闹来闹去都没有用，毛主席也听不到。要想搞得长久，还得李书记上省里去反映，拿政策来。”
大家都看着我。
“总要给点特殊政策吧，咱这是边防呀。”大家怂恿我。
“李书记是陶书记的红人，李书记要出马找陶书记呀，保险有准。哈哈。”他们给我戴高帽子了。
原来是要我去“搞政策”？我没吱声，光抽烟。
其实，我没吱声是在想着怎么做。
这时，我记得，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
我白了他一眼，衔了。
“哈，李书记，这烟你接了，就是答应了啊！”谢金祥忽悠我说。
我抽了一口烟：“谢金祥，你别给我要花花，我知道你在给我抹光油。该做的我会做。”
我浓浓地吐出一口烟：“我同意大伙意见，明天就去找省委。”
“哈哈……”达到了目的的县委们都欢呼着笑了。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一）
当夜我就想给陶铸打电话了，太晚，拿起话筒来又放下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
宝安县的干部反应这么强烈，是我此前没有想到的。而下面群众同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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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发生对立。这些情况上面不知道，北京更不知道，可我在边境上看得清清楚楚。
我是亲身从北往南一直打过来的，那时候战无不胜，原因是什么？是人民拥护我们，支持我们啊。老百姓给我们推车、给我们喂伤员、把自己最后的一粒粮食拿出来支援前线。我们胜利了，为什么群众倒反过来跟我们对立了呢？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要往资本主义跑呢？
我想来想去，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年人民要跟着共产党走，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好日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了，没过几年好日子，穿衣要布票、买油要油票，连饭都没得吃了，他们怎能不跑呢？
说来说去是个经济问题嘛。
不行，得把这情况对陶书记说！
陶铸像
（转摘自郑笔枫、舒玲《陶铸传》）
天一亮，我就叫司机开了车往广州去，我要去说真话，向陶书记说我的心里话！
“什么事呀？”陶书记正在小岛宾馆开会，在电话里跟我说话。
“严重的事，陶书记！”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天塌下来了啊？”陶书记学着毛主席的语气。
“差不多，共产党这样下去要完蛋！”话一说出口我又有点紧张，对省委书记说得这么直，这话是要被打成右倾的呀。
“嗯？你了解到什么了？”电话那头没有批评，语气反倒变成商量的了：“真有那么严重吗？富林，说出来我听听。”
“有啊，书记。”我的胆子大了，“有肉也不让老百姓吃，都要造反了！”我就把情况简单向他说了。
“中央不是来了60条吗？”陶书记说，“政策要退，要退够。以后不吃食堂了，不搞公社核算了，还可以有7％的自留地，农民自种自收。政策放宽多了，你大胆发动大家搞啊。”
7%远远不够呀，书记。”我说．“宝安县得有特殊政策。这里是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