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旁边那个资本主义吸引力大得很，要想留住人，没有特殊政策，怎么吸引人？你来60条，来80条都不行！”我发牢骚说。
“你想怎么样？”
“放人自由进出！”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没声音。看来，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陶书记在思索。
“你是想……开口子，对不对？”
怎么一说他就明白？难道省委也交流过这个事情？我便说：“是啊，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让他们上香港去弄些东西，食品、日用品等回来。他们都有亲戚在香港的，摆着个食品店在旁边，干吗还要让群众饿肚子呀？”
他似乎在思考什么，半晌，他说：“你同县委的人商量一下吧，先拿个方案来，我们好考虑。”
电话中的陶书记似乎又考虑了一下，接着说：“不，你明天来我这里一趟吧，我们当面交换一下想法。”
（二）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我到省委拨通陶书记的电话，说又要开一天的会，“你先回去，改时间再谈行不行？”
我一想不行，这一拖又不知到什么时候。立马得找到他，最好直接上他家去。那样好说话。
我知道陶书记家在哪。上楼时我有点紧张，不说一声就来了，怕得挨骂。
我一按门铃，开门的是曾志同志——陶书记的爱人：“哟，是富林啊！快进来。”带点湘南口音，态度挺好。
进到客厅就听见书房里的陶铸的声音：“好啊，李富林，你后门钻到我家里来了呀。”
曾志对我使眼色，悄悄说：“别怕他，他就这样，喜欢说笑话。要说什么，你尽管说。来，喝茶。”她给我冲了茶便回到后厅去。
陶书记就出来了。
我壮着胆子说：“陶书记，我可不是来走后门的，这个要求不提，是对党不负责任呀。就像我在电话中给您汇报的，老百姓就差没造反了。”
“嗯，怎么你也用这个字眼？”陶书记在思索，“陈毅元帅在我这里也这样说。真有那么严重吗？”
167
168 大逃港
我说：“宝安是广东省的门面，说大点，也是中国的门面，得做出个漂亮的样子。”
“对啊。”陶书记点着头
“目前老百姓要吃没吃，要用没用，偷渡成风。原因就是一个，经济上卡得太死，要放宽。”
“嗯。”
“我们研究了两点，一个是对农村经济的，一个是对边境管理的。对于农村经济，要把生产的主动权放到农民自己的手里去。为什么公社集体养猪就是养不好，老百姓叫集体的猪是‘两头尖’？因为猪不是他自己的嘛！为什么田里干起活来积极性不高？因为土地不是他自己的嘛！只要多把一些权力交给群众，积极性马上可以起来，粮食就能增产，老百姓就能有饭吃！”
我偷偷注意陶书记的表情，该不会说我右倾吧。还好，在听。
“你是说中央60条的7%的还不够，是吗？”陶书记问。
“不够啊，陶书记，起码要允许我们翻一番，让农民留14%的自留地。
这样农民就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起码不会饿死人了。要想农民生活再好些，就得把自留地再扩大些。”
陶铸问：“搞14%，违规的哟！”
我说：“我们是边境嘛，中央要问起来，你就打伞说广东搞的还是7%嘛。要查出14%来，你就说粤港两地的差距太大，要稳定边防嘛。”
陶书记向我微微一笑，可能心在想：还遮瞒三部曲呀，李富林呀，你外表老实，心还蛮“鬼”的嘛。
“嗯，还有什么鬼点子呀？”陶书记问。
“宝安不是人都往香港跑了，弄得田多人少吗？我有个办法，集体种不了的地，号召农民把它种起来，自种自收。以前荒地不准群众种，宁可荒着，谁种谁是资本主义，还开会斗人家，那是做蠢事嘛。以后谁种的地多，要表扬！还有，集体养不过来的猪、鸡、经济作物，就让群众去弄，交一部分给队里，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用。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就好解决了。”
陶书记仔细地听着。
“我敢保证。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干，宝安县的生产马上就上去，上交国家的粮食，不在广东省数第一也要数第二。”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这个决心让陶书记乐了：“富林，你这是夸海口吧。一个人都快跑光了的县，你还想搞出个全省排头呀？”
我说：“陶书记，我敢夸口当然敢负责任呀。”我又拿出“物资利诱”说：“曾大姐和斯亮她们不是爱吃红薯吗？以后宝安增产了，我每年给你挑最好的送两担来，红心的，甜啊。行不行？只要你答应。”
陶书记乐得“哈哈哈”大笑了：“别送了，别送了，富林，能让省委的人上你宝安吃两顿饱红薯，我就知足了，大家都饿呢。嗯，可以。还有什么？第二个想法。”
陶书记答应了！
我的胆子更大了；“第二个想法就是放宽边境。要放宽群众来往深港，放他们过去做生意。”
“这——”陶书记对这事感觉很警觉，不表态。
我说：“我知道，这是大事。”
难怪陶书记这么紧张。所谓“边防无小事”，针尖大的事都能引起国际反响。前不久，一个美国水兵在香港度假，不知怎么开着小艇就进到沙头角附近的海面上来了。谁知潮水一退，搁了浅，被我们抓了。我到省里请示。书记说，老李你傻啊，抓了个烫手的山芋了。放又放不得，丢面子；惩罚呢，又怕把问题闹大，很难办啊！据说当时陶书记还打电话到中央，要听总理的意见。现在说到放宽边境的事．要是那边“抗议放人”，引起了国际纠纷怎么办？陶书记当然谨慎。
我说：“所以要给您汇报，看行不行啊，我哪敢作主呀。”
“是啊，富林啊。”陶书记说，“我们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呀！”
我说：“不是我们宝安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的的确确群众有困难，不让他们出去是我们不对。我算了个数．我说出来，书记看是不是道理，您可以批评，批判也成。”
陶铸说：“什么数啊？”他摊开了笔记本，“你说。”
我的话匣子打开了。
“宝安县有多少人？实际数字28万，可在香港的宝安县人有多少？20万还有多。就是在外头的同宝安本身的人差不多是一对一了。都是些什么人啊？丈夫、父亲、儿子、舅舅、表兄……在宝安，哪家哪户都有人连着香港的亲。人家总要见面呀，亲人见面还不允许人家吗？可是我们呢？出入平衡，就是
169
170 大逃港
说每天香港进大陆来多少人，就允许多少大陆人到香港去。当然这是英国人做的坏规定。您想想看，中国有几千个县，一天才允许不超过50个人出去，按这样轮到我们宝安县，一年才准批四个半人去港。每年宝安要求出去的人呢，上万。这要等多少年？人家夫夫妻妻、子子女女就在家里等着？您让人家等到死呀？您说不批人家去有道理吗？”
陶书记没作声，认真地记着。
“丈夫害病了，妻子不能去看。父亲要死了，想叫儿子去见最后一面，不准去，你说人家跑不跑？人家跑了就是偷渡？派狼狗追人家、对天鸣枪吓人家、抓住了关人家……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没有的道理啊！”我越说越气愤。
陶书记在记着，飞快地记着。我感到他听进去了。
“你想要怎样搞？”陶铸突然停下手中的笔，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温怒。
“我想搞‘三个五’，就是边境的小额贸易。具体说就是允许边境的老百姓一个月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带五斤重的物资过去，包括蔬菜、鸡、蛋、鱼等等，每次可以带价值五元的物资过来。这样宝安人就有出去的机会了，不是‘非法探亲’了。还可以弄点香港的物资，生活好点了，人家也就不会跑了。”
陶铸停下笔：“这个想法很大胆啊。”他在笔记本上打了一个圆圈后说，“但也很现实。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偷渡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放心了：“那么，书记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这样干？”
陶书记停了一下：“你等等，我叫陆荧来一下。”陆荧当时是省委的副秘书长，管外事的。
不一会儿，陆秘书长就来了，看见我，点了一下头。陶书记把情况给他说了后说：“现在宝安县要求在经济政策上给放宽，同时，给他们‘三个五’的政策。你的看法怎么样？可不可以上常委会研究？”
“我看可以。”陆荧看了报告说。
“有什么外事上的障碍吗？”
其实我来之前就同陆秘书长打过招呼，所以陆荧一直在旁摇绿旗：“我看行，如今是休养生息时期嘛，要稳定边防，给些特殊政策是必须的。”
我马上跟进说：“如果省委同意，那就请以省委的名义发一个红头文件。”我想，要是把我们的要求作为省委的文件发下去，就有了“后背山了”。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陶书记考虑了一下说：“别这样，一发红头文件阻力就多了，弄不好给谁送到中央去，那又给毙了。”
我感到这说法对。
他沉思了一下：“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只做不说．好办法，陶书记开绿灯了！
“行！”这还有啥说的，我乐了，起身出门，打算连夜赶着回县。
我的那批“忽悠”我的弟兄们，还在等我的消息呢。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就这样，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递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报告后，1961年8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义向广东省委递呈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划出了“开放”地区的范围：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十四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再开放龙岗、平湖等八个公社。
当时的决心已很大，准备在开放了沿海之后，还要进一步“开放”整个宝安县！
广东省委在研究了一个月之后，即1961年的9月25日，同意了这－要求。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批复）发文（61)（四）字第111号》，文中说：
宝安县委：
省委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
171
172 大逃港
（一）开放地区，以边防线为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在边防线以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
（二）出进地点，目前可暂以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七处为特定地点。
……
（四）社员个人携带出口的物品……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严禁贩卖贩买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这就是有名的对外开放“三个五”。
这就是说，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当然，对于要不要“放开边境”的问题，即使在当时的广东省委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不可放得太急、太宽。在省外也可能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可以从以下的一些动向得知：
1962年1月28日，宝安县委又向主管外事的副省长魏今非上呈了一个报告，解释允许“群众携带物品进出”的原因。
魏今非副省长在回文中，特意在“同意放宽”的同时，说明此政策：“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照顾，这不是增加开放口岸，也不是允许小额贸易。”
这些话，是魏今非为了保护“放宽”，对付可以想象的各种非议而说的，还是他内心的想法，难以定论。
魏今非还在回文中准确地划明了“开放地区”为：“限于与香港、九龙交界的边境线起，深20华里以内的地区。”
1962年1月20日的广东省委发出的文件指出：“省委认为可按魏今非同志1961年11月3日所提的四点意见办理，省委在1961年9月25日批示的有关规定，应即停止执行。”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这种对“放宽”问题前后有伸缩的说法，还出现于其他宝安县委的有关文件中。可见这一段时间，对于这种有限度的“开放”，党内外两种认识，两种观点的交锋从上到下都是很激烈的。
尽管如此，“三个五”还是得以保留。获得了部分开放的群众，对于新政策都充满了感激。至今，老宝安们在回忆时，无不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安县最好的时光。
宝安老人黄景章回忆：“政策一放宽，生活改善了，人民的积极性大提高啊。边境上，来来往往，耕作啊，买卖啊，宝安县农民个个笑呵呵合不拢嘴。不到一年，老百姓不仅吃上了米饭，喝上了糖水，还可以抽到香港的‘三个五’啦。”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宝安县就有了第一批过河来做生意的香港商人。这应该是1950年后，最早踏入大陆的第一批境外商人。可惜现在由于无法找到确切的资料，已无从得知这批商人和企业的名字了。但可以肯定这段史实是存在的。李富林在回忆中说，初时公社干部还不敢公开接待这些港商，县委为他们壮胆，公开表态说：“公社不敢接．县委接！”宝安县委还开出证件，让港商在县委楼里进出。
1962年底，宝安县的经济情况已有了较大改观，李富林在党代会上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把宝安县建设成商品粮、水产、鲜果、肥料、游览的五大基地！”
“后来还真的给陶书记送了红薯吗？”我开玩笑地问。
“那是说笑话的。”李富林说，“不过那时省委大院的可没少来我这拉过红薯。当然，同现在不一样，就是拿了条板凳，也是要给钱的。嗨哟，那是多么叫人高兴的日子啊。”老人沉浸在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段的回忆中。
“那家伙，地里种的红薯都吃不完啊，五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那时周围的县都困难嘛，坪山一带的老百姓，没吃的，都跑到我们县的地里，看见红薯就刨——坪山那时属于惠阳县。告状告到我这里来了，说李书记怎么办？惠阳的群众不讲理，抓不抓？我说，抓啥？让人家刨嘛，红薯这东西仓库放多了也容易坏。好家伙，我这一开口，来了千多人，鸟云一样涌到我们的地里来刨红薯。我们县里的同志还笑着帮他们往袋里装红薯啦。”
稻谷也是大丰收。那年人均完成了差不多500斤。还真的拿了全省第二呀。第一是番禺，只多我们几十斤。
173
174 大逃港
1960年宝安上交的稻谷的任务是60万担，我完成了80 . 2万担，除去各种开销，还留有102万担，干什么？我留在仓库里打了埋伏。这都是后来修深圳水库给农民的补贴粮呀。那时，不是过苦日子吗？海丰县饿死好多人，书记蒋瑞智去求陶书记想办法。陶书记说，你去找李富林吧，他那里有粮。
我给了他5000担粮食，让他自己派汽车来拖！
我敢说，即使在国内过苦日子最苦的1961、1962年，就全县来说，我也没让宝安老百姓过太苦的日子！上面还来了记者，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个报道，叫“风景这边独好”。好了，宝安的名声传出去了，一次在省里开会，陶书记高兴地把我叫去，满脸堆笑地敲着报纸：“行啊，富林，都上头版啦！”我说：“有啥呀，没有你的支持便没宝安的今天。”陶书记开玩笑说：“算了吧，是你开后门有成绩嘛”我急了：“书记，你可别这么说，你是按政策批，我是按政策干的啊，红心薯的事，我还老记着呢。”我记起承诺。“算了,”陶书记说．“你那包地瓜干，老曾收到了，斯亮她们说好吃，甜死了。我还吃了几块啦！”“是我老伴烘的”我得意地指出。“老曾说要我谢谢你。我说，别谢他，他还从我手里拿了政策哩！哈哈哈，就这事叫你来的，去吧——”“哈哈”，我们都轻松地笑了。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1962年的3月，一份报告递到陶铸的案头。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8县，已经出现严重饥荒。已经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甚至有一家男人因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为无法养活孩子而自杀。
可怕的饥荒已像瘟神一样传遍南粤大地——
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 . 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 . 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 . 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饿得走投无路的人，只好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以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开始吃起观音土来。
1962年广东省缺粮情况的统计数据
某学者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真的像西方学者所估算的，饿死了3000万人，“当时中国才约六亿半人口，要是饿死了三千万，每二十人就饿死一个。这似乎不可能”。但是，他义指出：“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严重的饥荒迫使饥民吃观音土、野菜……充饥、大批的人饿死，所谓的‘大跃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大饥荒、人民群众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人，对于历来被看成“叛国投敌”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认识：
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条生路！
当时，中央有文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对于“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坚决“收容、遣送”回去。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
175
176 大逃港
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
与此同时，1962年中央号召各省压缩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大批厂矿、中技学校停办。据称，1962年的头5个月．仅东莞县“压缩精简”了的人口就有8773人。
无疑有不少人把香港当成了最好的去处。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准”。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时任厂东省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寇庆延则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另一个是）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让人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
“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
深刻、睿智，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针对中央要求各地压缩城市人口，中共广州市委的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表达这样的看法：“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的出路之一嘛。压缩人口，首先是回农村．其次是上山下乡，再就是去香港。”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篇文章在写李富林为什么会同情逃港群众时，说：“李富林从小家境贫苦，两个姐姐饿死，全家人逃荒到山西。因此当他当上了‘父母官’后，他认为天下第一要议，就是让老百姓吃好饭。”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吃饭，吃饭，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各地对去港的限制，明显地放松了。
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1962年3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
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听说62年那次的大外逃，比57年那次还厉害？”我牵起话头。
“是的，厉害多了，”李富林说，“内部材料的统计是总人数不下十万吧，当然主要还不是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脑儿都涌到宝安县来了。弄得我们宝安县怎么也撑不住，乱了。最后宝安县的人也跟着逃！”
有“汇报材料”上说，各地像潮水一样涌来的群众，把深圳镇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镇上所有的店铺都只好关门，莲塘村附近的边界铁丝网都被推倒……
“62大逃港的最高潮是在哪一段？你还记得吗？”
“应该在５月初。”老人的记性很好，“好像是５月５号开始大放宽吧，没一个月就收紧了。”
李富林的话印证了笔者查阅的材料。1962年５月５日开始放宽，而全面大堵截是从５月22日开始的。真正“放宽”只有半个多月。
“你还记得引发那次大外逃的直接原因吗？”这是“六二”大逃港的关键。
“直接原因？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吧。”他思索了一下说。
“你还记得那次陶铸去沙头角的事吗？”
177
178 大逃港
“沙头角……”老人似乎在回忆着，“你是问62年对吧，哦，是有一次，他去过沙头角，是为解决与香港的纠纷去的。但很难说就是‘六二’大逃港的直接原因吧？”
“对，就是那次。你给我说说那件事好吗？”我紧张地追问，担心老人有什么顾虑。
沙头角事件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