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到上海去了，工作将由你二伯父来安排，我只有一句话，我是在哈同那张租约上签了字的，记住三十年为期，1946年3月，就到期了，能不能争口气，赚回这块地皮和大厦，就看你的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记住了父亲的嘱咐。
郭琳爽拜见了二伯父郭乐，郭乐见到大侄子也很高兴，大学毕业，赴国外考察归来，又去见习一年，受到经理的赞誉。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郭琳爽做了比较慎重的安排。他说：
“经我的推荐，董事会研究决定，让你担任上海永安公司的副总经理，原来内定的总经理是你四叔郭葵，他不幸早逝，不得不聘用为永安效力多年、经验丰富的杨辉庭顶替了他的职位。你杨叔上任后业绩突出，为永安打开了局面。你现在只做他的副手，多向他学习，不要认为自己是郭家的后代，就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如果有对杨叔不尊重的地方，或有其他闪失，我做为永安财团的董事长，恐怕也不好替你说话了。”
“一定记住二伯父的教诲。”郭琳爽说道：“请放心，侄儿决不会为郭家先辈丢人现眼。”
郭乐还特意拍电报给上海的杨辉庭：
“愚侄赴沪上任，为弟之副手，应严格要求，玉不琢不成器，提携、扶植是为了公司有个好当家，尽到老一辈的责任。”
郭琳爽上任时，永安公司已雄踞上海商界之首。营业室里，共分有：西药、热水瓶、化妆品、洋伞、毛巾、袜子、西装、糖果、新装、食品、烟草、洋酒、烧青、南货、五金、绸缎、疋头（呢绒布疋）、京苏、中西鞋、照相、首饰、音乐、钟表、瓷器、皮箱、象牙、车衣、女衣、毛衫等等三十六个销售部，并附设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和屋顶花园。
当时上海有四家最大的旅馆，有东亚、远东、一品香和大东旅社。大东旅社与公司同日开业。该旅社装饰考究，设备齐全，并设有大东酒楼、舞厅、酒吧和弹子房。大东酒楼为上海著名的酒店，开业后，顾客盈门。设有中菜、西菜，每天有菜单送至旅客房间，顾客可以随意点菜，服务员把酒菜送至房间。酒楼内还开设大东茶室，每天午后，茶客如云，有穿白衣黑裙的小姐将茶点水果送到茶客桌上。茶室内宁静、舒适，可以在此看书、写稿，也可以约友聚首，清茶一杯，小坐半日，其乐无穷。大东旅社有一百四十多个房间，节假日几乎天天客满，海外华侨或上海富豪都提前来订下套房，全家老少都来这里洗个热水澡，享受一下豪华设施和热情的款待，有的还把亲友邀来同乐。
天韵楼有电影院、剧场，这里经常演出海外有声黑白电影和京戏、曲艺等节目。楼内还设有健力打球磅、拳击磅、拎灯桩、高尔夫球场等，游客在这里可以各取所好，尽情玩耍。
上任第一天，总经理杨辉庭领着郭琳爽查看上海永安公司各个部门。一楼，摆设的是日用百货，如胭脂、香水、香皂、牙膏之类，顾客付钱取货，十分方便；二楼为呢绒绸缎、服装鞋帽，顾客可以仔细挑选试穿试戴；三楼为珠宝首饰，环境比较清静；四楼出售成套家具和大件笨重商品，顾客可乘电梯上楼选购，由公司代为送到府上。
郭琳爽在查看时，最为新奇的是公司内到处是镜子，顾客进入楼内似乎进入了一个奇幻的童话世界。
据有关文章记述，查看完毕，他和总经理有这样一番对话。总经理问他：
“琳爽，有何感想？”
“好，令人耳目一新，杨叔经营此公司费了不少心血，值得晚辈虚心学习。”郭琳爽恳切地说：“二伯父让我多向杨叔讨教，我初来乍到，有几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今后是你、我共同执掌这个公司，有话尽管说。”
“那晚辈就信口开河说几句，说得不对请杨叔指教。”郭琳爽慢慢说道：“我们公司是统销环球百货，采购的各国商品很多，但不知名牌货有多少？”
“好多都是名牌。密司佛陀香水、丝带牌牙膏、卡布里药皂、老头牌剃刀、鹰牌炼乳、司坦生呢帽……对了，你觉得还缺什么名牌？”
“晚辈认为，有了世界各地的名牌固然很好，但是，统销环球百货也包括我们中国货，如果再有我国的名特产品，一定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说得好，看来大侄子这些年大学没有白念，比我们老一辈强多了。现在看来，我们公司经营的多是外国名牌，就是缺少中国名牌，今后一定增加这一项。”接着杨辉庭又深情地说：“我已是老眼昏花；只是神智还清醒，今后就是靠你们年轻人了，你就大刀阔斧地干吧，我做你的后盾。”
在郭琳爽的提议下，进货部派出精兵强将，赴各省挑选国内的名牌产品。一路人马去山西、河北采购上乘皮货；一路人马去金华采购火腿；一路人马去江西采购景德镇的瓷器，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和手工艺品，质量好，花色新，受到香港顾客的欢迎，有些海外华侨也乘船来港买祖国的名特产品，一时间使永安公司名声大振。
郭琳爽上任后，不仅增加了商品品种，而且在前辈创业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
一天，郭琳爽在营业厅察看，看见几位顾客在柜台前买笔，他们在试笔时，皆弯着腰费劲地在挑选。郭琳爽看到这一情况，灵机一动，想到，何不将柜台修得高一些，不让顾客弯腰费劲地试笔。过了不久，来到永安公司买笔的顾客就会看到，出现一个奇特的柜台，它不是一长排或曲尺形，而是一个圆形的柜台，柜台中央有一根石柱，柜台要高出一截。使顾客来买笔免去弯腰俯身之不便。这是郭琳爽上任后别出心裁设计的。这就是当时在上海滩百货业独特的金笔柜台，是任何商店都没有的。永安公司就是在这些细微之处为顾客着想，凡是方便顾客，为顾客服务的地方，都及时加以改进。永安公司除了设计了奇特的柜台之外，还专门选一批端庄秀丽的年轻女售货员，售货时不但彬彬有礼，而且能以流畅的英语对答，专门销售“康克令”金笔。这样的结果，南京路上四大公司都销售金笔，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竞争，可是销售额却总是永安排在首位。
郭琳爽上任后，烧了销售名牌产品和改进服务态度二把火，使公司的销售额大增，显示了他的经营管理才能，为他后来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折子购货、发行礼券、代客送货……
郭琳爽上任后，总经理杨辉庭年迈体衰，公司的一般事务皆由副手处理，所以郭琳爽可以施展他的才能，使永安公司的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永安公司开业不久，为了方便外国侨民前来购货，采用一种凭折子购货的办法，受到外国侨民的欢迎。一天，几位高层人士来到经理部，提出将折子户扩大的建议，说国内有些人很想凭折子购货。郭琳爽道：
“这个建议很好，有人喜欢到我们永安来开户，说明是对我们的信任，开户多，营业额就大，这样的顺水人情，我们为什么不做？”
“可也不能太滥，弄不好，货款要收不回来的。”有人劝说道。
“不怕，不怕”，郭琳爽笑道：“俗话说得好，水涨船高，折子户越多，先别管营业额多少，起码永安的身价不也就升高了吗？”
于是，郭琳爽提出扩大折子户的议案，上报杨辉庭，得到总经理和股东会议的批准。由此，永安公司折子户从几百个一下子增加到四千多个。外折户（外国侨民）一个月一结帐；中折户（中国人）则按传统习惯，每年分端午、中秋、春节三次结算。到一九三五年，折子户一年中所买的商品占公司整个营业额的五分之一。
郭琳爽任副总经理之后，在揣摸顾客的心理，研究一年之中的销售规律时发现，除了逢年过节顾客要送礼之外，就是圣诞节前肯大把花钱，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礼品，这时的永安公司忙上加忙。玩具部、饮食部的营业额几乎相当于全年的数字。可是有些富豪大户，他们并不到公司来挑选商品，而是送来一份帐单，上面写明送几份礼，送什么人，住址，每份多少钱。通常都是几十份，几百份。至于每份礼送什么东西，他们概不过问，全由公司代为选配，配好后由公司专派礼车一一代送。永安公司开展这一业务后，一时间大受欢迎。每年这项营业额也占整个营业额很大比重。但是经过几年的代送，受礼者反映，送去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郭琳爽听到这个意见后，认为值得考虑。他和银业部和送货间几位主管商讨，提出发行礼券的办法，就是送礼者，规定钱数，由永安公司代送礼券，受礼者持礼券到公司挑选适用、等价的商品。为了适合上海人图吉利的习俗，郭琳爽又在“永安”这个店名上大做文章。因为“永安”这个词，是永保平安的意思，这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就向庶务部发出指令。礼券必须印得十分精美。经过反复修改，新版礼券印成了，为大红烫金字，字体丰腴，上有龙凤呈祥图案，堪称一幅精湛的艺术品。人见人爱，爱不释手。这样一来，礼券发行扶摇直上。很多持有礼券者并不立即前来换货，而是放在家中，在适当时机方来换取急需的商品。公司由此得到一笔不付利息的资金。据一九三三年统计，到年底未换取货物的礼券金额达到大洋三十余万元。南京路上四大公司都发放礼券，但礼券发行量最大者始终是永安。当时有不少商界人士探其奥秘，众说纷纭，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买礼券要“永安”的，买水果要“永安”的，特别是给亲友或探望病人，宁可绕个大圈子，也要到永安公司去买水果或点心，因为包装篓头或果匣上有一张大红包装纸，上有“永安”两个大字，亲友或病人见了都会十分高兴。有不少人羡慕永安公司，说他们多亏有了“永安”这个吉利的名，认为是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郭琳爽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
“店名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永安公司办得好，在于备货足、品种多、花色齐、式样新、质量上乘、信誉卓著，还有售货员训练有素，服务周到，有问必答，这些，恐怕是永安公司营业额稳居全市首位，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永安公司备货充足，商品质量上乘，服务态度好，在上海市可算数一数二，但他们并未就此停步不前。郭琳爽曾经征求来永安购货的常客，问他们对永安还有什么意见。有的说，有个别特胖的人买衣服困难，特大的脚买不到鞋。郭琳爽责令，柜台为这些特体顾客定做服装和鞋。还有一些顾客来公司买蛋糕、月饼等糕点或皮箱、家具等商品，现成的不满意，就由顾客提出样式，可以定做，一律满足他们的要求。有的新娘要穿绣花礼服，可以拿来式样，到苏州刺绣工厂定做。有的服装、皮鞋、家具等不可心，重做一次不行，可以做四、五次，直至满意为止。一家鼎鼎大名的大公司，服务态度如此之好，如此周全，实属少见。
在新经理的建议下，公司还增加了代客送货、电话购货等业务。有些老顾客眷恋故里，步入花甲之年，返回原籍之后，想起在上海吃惯用惯的东西，便想起永安公司，给它写一封信，希望能得到这些东西。永安公司凡是接到这样的信函，一律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统统寄去，并附函说明，以后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来信，定当配齐，妥为寄上。老年人最感激的是人间的一片真情，永安公司代客送货的业务不胫而走，以后托购函件越来越多，沈阳、安东、潼关、西安、成都、福州，都有上海永安公司寄去的邮包。后来，公司成立了邮售业务部，使这项受人欢迎的业务，逐步得到了扩大。
永安公司在逐步发展中，注重产品质量，增加各种业务，改进服务态度等，是其经营工作的重点，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人才管理，这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司对那些经验丰富、精通业务、手上有一批回头客的售货员或工作人员十分器重，不但年年增加他们的薪俸，提升他们担负重要的工作，还赠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股份”，享受“股东”待遇，使他们可以忠心耿耿地为公司效力。所以，永安公司的售货员，轻易不进行调动，工作岗位比较稳定，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钻研业务，掌握商品性能，了解顾客的心理，销售更多的商品。
当时上海有些商店对售货员不放心，深怕他（她）们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业务熟悉，积有经验，耽心被别人抢走，因此，就采取“流动”政策，经常调来调去，使之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样一来，人心浮动，相互猜忌，不知何时售货员就被别人抢走。
永安公司对所有的售货员都采取稳定政策，凡是有能力肯干的售货员都长期固定在一定的岗位上，有的提升为班、部长，有的发给A、B、C不同等级的奖金。这样一来，不愁他不努力为公司卖力气。伙食部有一位售货员有不少水手朋友，经常把海员需要的罐头食品、时鲜水果送到船上。郭琳爽发现后，及时提升他为伙食部长，并责成有关部门帮助他解决送货的困难，从而使这位售货员成为公司的管理人才，踏踏实实为公司努力工作。
公司各项事业都在兴旺发达，如何树立总经理的威信，使其发挥火车头的作用，也是永安财团经常考虑的一个重大事项。在这一方面，董事长郭乐想得十分周密。
据有关材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郭乐培养郭琳爽的一片苦心，亦可看出郭乐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
每当新年来临之际，郭乐都要从香港到沪视察一番，给新上任的郭琳爽以鼓励和支持。一九三０年的腊月，残冬岁暮，上海市大街小巷，行人匆匆，旌幡招展。店铺营业正在火红的时候，香港发来电报，董事长郭乐要来上海永安公司视察。郭琳爽乘福特牌小汽车，到轮船码头迎接。船到港口，郭琳爽认出了站在轮船甲板上的二伯父，虽然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
将二伯父让进汽车，司机刚要开动。郭乐问道：
“车往那里开？”
“送董事长回公馆休息呀！”
“不，先开到公司去。”
“二伯父，乘船一路颠簸，先歇息一下，改天再去公司吧！”
“不，多日没看到公司了，想得慌。”
于是，汽车很快开到永安公司大门前。只见商场里五彩缤纷，彩旗飘扬，顾客摩肩接踵，人群如潮。售货员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有人还是认出是永安财团的董事长来了。郭乐一边参观卖货情况，一边向郭琳爽询问货源是否充足？商品质量如何？突然又问道：
“今年员工的花红什么时候发？”
“已经发过了。”郭琳爽回答。
“什么？”郭乐有些惊讶地问道：“发了多少？”
“二角半。”郭琳爽有些不自然地回答说。
“发花红应当报董事会呀，我怎么不知道，况且今年花红至多能发一角半，再说也没到发花红的日子嘛，为什么提前……”
郭乐严厉地质问，使附近的顾客惊呆了，售货员也感到莫名其妙。郭琳爽脸上也挂不住了，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场面，也没见过二伯父用这样严厉的语气，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谈话。
郭琳爽想，二伯父今天怎么这样糊涂，今年员工发多少花红，什么时候发，已经向他请示过了，是经他同意后，再通过帐房发放的，如今却冒出来发得多又发得早的问题，郭琳爽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晚间，家宴席上，郭乐悄悄对郭琳爽说道：
“琳爽，请不必生气，今天的事，二伯父全是为了你。”
“为了我？”郭琳爽狐疑不解，反问道。
“是呀！”郭乐笑道：“你不是喜欢唱戏吗，今天，我唱的是白脸，你唱的是红脸，怎么样，一出戏还不错吧。为什么要唱这台戏呢？今后你要在这里当家，公司上下都会念你的好，我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反正我已经老了，过几年就退休了。”
宴席后，二伯父回到公馆休息，郭琳爽见他背已驼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越来越多。看到老一辈煞费苦心地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将企业交给年轻人掌管好，不惜被员工误解。想到这一些，郭琳爽心潮起伏，不禁暗自流下了泪珠。
抵制日货，支援前线
一九三一年，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我国蔓延，大量国外商品向亚洲大陆倾销，上海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缫丝业由一百零七家缩减为七十家，到第二年减为四十六家，第三年只剩十家了。永安公司所属的百货公司、永安纱厂、永安木工厂都受到了冲击。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是在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地处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亲眼目睹在罪恶的枪口下，几十个人倒下来，鲜红的血，流成了河。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偷袭我军阵地，一路由江湾路穿越天通庵车站，沿同济路向南包抄北火车站；一路在日本高等小学集结后，沿秦关路、横浜路偷袭闸北；一路由虬江路向西直扑上海火车站。我军将士也分三路抵抗，历时数十天，炮火连天，尸横遍野，上海一些地区的房屋，几乎化为灰烬。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中，永安公司在虹口、闸北的产业和房屋悉遭炮火摧毁，永安纱厂和永安木工厂也遭受严重损失。
在祖国大地上，抗日救亡的号角吹响了，风起云涌的“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浪潮遍及十里洋场每个角落。永安公司的商场里播放抗日歌曲，职工上下胸中都燃起一团火。郭琳爽立即决定在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用国货代替东洋货。货架上出现了盛锡福的平顶草帽、上海的线毯、龙虎牌人丹、三星牌蚊香、雄鸡牌毛巾等国货，换下了大批日本货。顾客们无不拍手称快。素以经销外国货著称的永安公司，大批出售国货，在上海影响很大，带动了许多商店纷纷抵制日货，一下子使永安商店站到了抗日救亡队伍的前列。
郭琳爽在抵制日货中，与商品部部长们研究，要使国货站住脚，必须帮助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于是他们曾经帮助上海裕华化学工业公司，对产品进行多方面的改进，推出新产品润肤香皂，达到了美货棕榄香皂的质量水平。对于有资金困难的工厂，就给予财力上的支援，使之增强活力，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如双妹牌花露水、龙门牌袜子、鹅牌汗衫等等，都是经永安公司扶植、推销出的名牌商品，逐渐取代了洋货的地位。在抗日烽火中，永安公司经销的国货大幅度增长，到一九三四年国货占进货额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一九三五年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一，一九三六年再升为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大量销售国货，郭琳爽酝酿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就是在位于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交通要道上修建永安新厦，里面辟出一个楼面，开设国货商场。这块交通要道，原是上海有名的楼外楼，曾是轰动一时的游乐场，为黄楚九、经润三经营，后来他们经营的志趣转移，将此地皮给了永安公司，便建起了十九层摩天大楼——永安新厦。永安新厦四楼凌空架起两座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相连，东西两处人员可从空中走廊来往。
大厦落成后，国货商场预定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开张，有一千余家厂商前来推销，商场将各类新、特、名、优商品订了几百种，价值数十万元。就在商场即将开业之际，有一个小泥工使用喷水枪干活，不慎将窗户内的羊毛绒线点着了，顷刻间发生了一场大火，商场里的职工吓得四处逃散。这时，使用喷火枪的泥工拎起身旁两个盛装水泥桨的木桶，砸破玻璃，连泥带水泼向大火。有的职工也跟着他浇泥水，将一场大火扑灭了。
包工头揪住小泥工，让他包赔损失，郭琳爽说道：
“不用他包赔损失，放了他，还要赏他一百大洋。”
闯了祸还有赏？包工头百思不得其解。郭琳爽回答道：
“不为别的，就是赏他个临危不逃，急中生智，两桶水泥浆救了这么大的商场。从今往后，不论是谁，凡能于工作中化险为夷，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解危排难，我都重重有奖。”
在场的员工听到了，都暗自钦佩永安公司总经理的英明和大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八月十三日，日寇向上海大举进犯。敌机竟在举世闻名的南京路上丢下了重磅炸弹。永安公司新建大厦门窗玻璃全被震碎，从底层到四层各商品部的设备和商品几乎全成瓦砾。当场死伤店员、顾客和过路行人近千人。其中永安员工被炸死十五人，受伤者数以百计。公司本部和永安新厦财产遭受损失达法币四十万元。
郭琳爽来到被炸的现场，看到墙壁被穿个大窟窿，货架倒塌，五颜六色的商品横七竖八被埋入尘土，尖角、锋利的玻璃碎片到处都是，不少人倒卧在血泊中呻吟、哭泣……这一切使郭琳爽义愤填膺，他率领永安公司的职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等企业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名义，组成了战时服务团，永安公司派出大批职工携带慰劳品，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并奔赴市内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永安公司被炸当天，郭琳爽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使他们能安心养伤，早日康复，所有医疗、住院费用均由公司承担。对死于炮火中的职工，派专人妥善料理后事，安慰家属，发给抚恤金。在公司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向战时服务团送交了捐款和大批食品、日用品。为了支援前线，从永安公司的四辆运货车中拨出两辆，专供向战地运输物资之用。
在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不少人四处逃难，背井离乡，有的乡亲跑到上海来找永安公司；还有，广东旅沪同乡会救济难民委员会上门来求助，郭琳爽毫不犹疑，全心全意，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公司立即成立粤属各同乡会旅沪难民捐款处。将各处捐款搜集起来，转送给各处难民，永安公司还将大批日用品、食品赠送给难民们。
永安公司的员工上上下下日夜为抗日救亡奔忙。他们不仅捐出大批物资，而且全体员工积极学唱抗日歌曲，到处张贴标语，上街宣传讲演，为抗日战争的展开做出了贡献。
郭琳爽原定创办国货商场的宏伟计划，已筹备多日，即将大功告成时，因永安新厦被炸，战火突起，时势骤变，而不少大中型名牌工厂也遭毁损，结果，美好的愿望终未实现。
注册美国，引来日本军管
经过三个月的血战，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不敌日寇的炮火和连番进攻，不得不向西撤退，上海终于沦陷了。
日本侵略军开进虹口、闸北、南市等区，而属于英、美、法势力范围的“租界”地区，尚未被占领。恰好南京路在“租界”里，还算太平，永安公司得天独厚，没有遭受日寇的躁躏，然而，商场却被炸得乱七八糟，人员、财产损失严重，员工惶惶不安。已升任总经理的郭琳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有些老员工说道：
“郭总，我们的永安公司曾经在香港向英国政府办了注册手续，如今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何不请他们出来向日本军方交涉，赔偿财产损失？”
还有一位员工说道：
“我们每年都向英国女皇缴税，应当属于英国企业，现在无端遭难，英国政府应该保护我们。”
“对呀！”郭琳爽这几天都忙懵了，”咱们公司门前不是挂着英文的英商铜牌子吗？英国政府理应保护英商的合法权益。”
于是郭琳爽派高级职员做代表去上海英国领事馆，求见英国领事，一希望得到英国的保护。可是去了多次也未见到领事先生。开头有一个三等秘书出来接见，问问原因，寒暄几句，后来再去，只有差役接待，说领事先生身体欠佳或是公务繁忙，不能接见，请回去吧。
高级代表向郭琳爽汇报多次求见英国领事的情况，郭琳爽听了，不知英国领事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正要派人前去打探，香港总督衙门给永安公司发来一份公函，上面只有寥寥几行英文字母，翻译成汉字为：“撤销注册”。
郭琳爽读了，气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撤销？难道这么多年一笔笔巨额税款都白交了？如果要撤销，总应该有个理由吧？郭琳爽为了弄明白撤销的原因，派人费了许多周折，找到领事馆的一位翻译，翻译从“内线”透露出两条理由：一、永安公司系中国人创办，其董事、经理以及股东全是中国人，不符合英商注册规定。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公司曾有人参加抗英罢市活动，对英国有敌对行为。
公司大多数员工听说了这件事，明白了英国人“撤销注册”的两条理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永安公司是中国人开的，一九一七年在香港注册时早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才提出来？一九二五年的“五卅”事件，已过去十二年，十二年前的旧事为什么今天才提出来？当时为什么不撤销注册，况且，永安公司虽在香港注了册，大多数员工并没有加入英国籍，中国人难道连爱国的自由也没有了吗？
其实，真正的理由，不言自明，那就是大英帝国畏惧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一个中国的企业犯不上去惹怒他们。为了省去麻烦，正好乘机一脚踢开这个累赘。
当时的上海一带皆落入日寇的魔掌，到处是膏药旗，到处是牵着狼狗的日本鬼子，“租界”成了孤岛。因为有美、英、法等国的保护伞，大批的豪门大户、老财巨贾、地主缙绅纷纷挟资携眷，船载车装，逃来上海“租界”，一时间，孤岛人口激增。一九三八年，人口由战前的三百万骤增至五百万；工厂多达四千七百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这样一来，“租界”里顿时繁荣起来，茶楼酒馆、旅社舞厅，处处爆满，灯红酒绿，笙歌彻夜。一些工厂、商店的生意也兴盛起来。
由于炮火连天，战事频繁，永安公司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已不那么畅通，只能由香港把世界各地的百货运来上海。有些洋货比平时销售额增加不少，利润率直线上升。
虽然处于战乱时期，郭琳爽尚未忘却扶植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的宏愿，有的迁进“租界”的工厂，缺少设备和资金，郭琳爽仍然给予大力帮助，还有些亭子间的工厂，设备简陋，但技术尚比较先进，能生产出一些比较好的商品。郭琳爽责成进货部长，去考察一下这些商品的质量情况，如果质量上没问题，可以进他们的货。进货部长经过认真考察，发现一批小厂的产品质量很好，甚至可以代替一些洋货。如，健美袜厂生产的丝夹纱和真丝长统丝袜，质量上乘，完全可以代替洋货凯旋牌舞袜；恒泰装横用品厂生产的各色窗帘布，质优价廉，超过洋货；中兴化妆品厂生产的发蜡、冷霜、香水、唇膏、胭脂等全套化妆品，可以代替洋货，进入优质行列。还有羊毛衫、棉毛衫、保暖壶、钢精锅、电吹风、绒兽玩具、各式台灯、吊灯、落地灯等等，一大批商品，质量都很好，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和信任。
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也给永安公司带来了好处，营业额大幅度上升。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三九年上升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一九四０年则为百分之三百三十五，一九四一年更达到百分之六百六。也就是说，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一九四一年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五倍半，利润上升了十二倍。
上海“租界”的生意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意也是实在难做。“租界”里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霸道，永安公司也深受其害。据有关文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足可说明当时社会敲诈勒索之风刮到什么程度。
一天，公司来了位穿着打扮入时的中年顾客，走到柜台前说道：
“给我来十瓶三星白兰地。”
公司内高级洋酒存货不多，售货员对一下子要买十瓶洋酒的顾客回答道：
“先生，目前处于非常时期，存货不多，公司规定，每位只限买二瓶。”
“好呀！”只见他两眼一瞪，说道：“对我也一样吗？”
“先生。”售货员并未生气，仍和气地说：“这要请你谅解。”
“好！不卖，你等着！”顾客气哼哼地转身扬长而去。
片刻，三辆大卡车满载了人，开到永安公司门前，从车上跳下二百多人，有歪戴帽的，叼烟卷的，唱小曲的，一齐拥到柜台前，要买香烟，售货员紧急报告总经理室，总经理派出接待部人员出来迎接。好说歹说，白送了一些香烟和洋酒，这些人才乐呵呵上了卡车飞驰而去。
这一次的敲诈只是一个开头，接着穿着日本军服的汉奸，戴着墨镜的特务，接连不断地到永安公司来，不是缺少路费，就是没有钱喝酒。接待部只好拿出钱来奉送，以求消灾免祸。郭琳爽看到这种情形十分焦急，原来的靠山英国佬没有了，而下一步又该朝哪里走呢？当前时局变幻莫测，租界环境危机四伏，应当为上海永安公司今后的命运好好想一想了。郭琳爽找到他的堂弟郭棣活，和他商议一番。
郭棣活是郭氏兄弟中老四郭葵之子，岭南大学毕业后，郭乐把他送到美国麻省纽毕弗学院留学，专攻纺织工程，第一学年，考试全班第一，获得学院奖给的一枚金质奖章。一九二七年在学院毕业，考试又名列全院第一，荣获美国棉纺同业组织授予的一块奖牌。回国后，到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担任工程师，随后升任副经理、副总经理，郭乐把上海永安纺织工业的重担交给了他。郭琳爽和郭棣活，同在上海，经常见面，有什么大事总要商议之后再行定夺。
郭琳爽将永安公司在上海的处境谈了一遍，向郭棣活问道：
“英国撤消注册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寻求一个新的保护国？”
“按道理应该尽快寻求，不然的话，在‘租界’里，一天也得不到安宁。”郭棣活回答。
“从当前时局来看，哪一国比较合适？”郭琳爽问道。
“当然是美国了。”郭棣活答道。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郭琳爽说道：“从各方面的消息资料来看，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还保存雄厚的实力，足以与小日本抗衡，日本鬼子对很多国家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对美国还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有所顾忌。”
“说得对，凭我的感觉，今后要惩罚小日本，非得美国出商不可。”郭棣活说道。
“那么，我们的公司能不能取得美国的注册？”郭琳爽问道。
“可以呀！应当是一个上策。”
“有什么门路没有？”
“上海的慎昌洋行，老板是美国人，洋行曾经在美国注册，我和其老板吉利兰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
“那好，就委托你和慎昌联系一下，能否代办，取得美国注册的手续？”
郭琳爽请示了香港总部，总部复电说，“可以相机进行。”经过郭棣活的斡旋，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倒很热情，同意帮忙，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可是报告递上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经过再三催促，领事馆回答说：
“按照美国商业法规定，华商向美国注册，其总裁、司库都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亦须半数以上是美国人，有了上述条件方可办理注册手续。”
这样苛刻的条件，几乎等于把公司白送给美国人，令郭琳爽大吃一惊，但是眼看“租界”的形势危如累卵，找一个靠山，保住永安的大部分财产是燃眉之急，没有别的办法，几位高层人士磋商一下，认为只有取得美国的注册是一条路了，条件太苛刻，派代表和他们商谈一下吧。
经过反复磋商，由吉利兰出任上海永安公司总裁，郭乐任副总裁，一位美籍华人樊克令也任副总裁列郭乐之后。郭琳爽仍任总经理，财务正副司库由美籍华人李业棠、刘生初担任。吉利兰和樊克今成为永安公司的大股东（到一九四三年吉利兰拥有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股；樊克令拥有二万六千八百股）。各种手续办妥后，美国商业部才正式核准上海永安公司为美商注册企业。
永安公司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没有想到却由此种下祸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同一天，日军的大炮对准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军舰。片刻之间，打着太阳旗的皇军就占领了“租界”，由于永安公司换上“美国注册”的牌子，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
吉利兰、樊克令悄悄地溜走了，代之而来的是日本军阀的军管，派会计监督官松山来到永安公司，宣布：立即清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限一周内将公司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送交军管会。由此，郭琳爽总经理的权力已被剥夺，他想支取一元钱或下一个指示，必须报会计监督官松山批准。
紧接着，公司的业务也被“军管”起来。进货、销售、定价等等必须首先经过监督官批准。货仓的存货需要出库也必须经过监督官的同意。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熬煎，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松山成为永安公司的太上皇。
一九四二年年初，一个汉奸在南京路遇刺，大队的日军将南京路封锁，永安公司自然在内，日本兵拥进公司搜查，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几千匹布、几千箱肥皂却被“查”得不翼而飞。过了数日，春节将到，南京路上又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敌伪军警将永安公司一带封锁，郭琳爽及其夫人被软禁在永安新厦十五层楼里，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拉着他的手所说的话：
“孩子，你去上海挑的担子不轻呀！那块地皮的租期三十年，是我在文书上面签了字的，这三十年你一定要管好上海的永安公司，如果管不好，三十年后，连大楼带地皮都是人家的了！”
郭琳爽默默自言自语道：
“爸爸，您老的嘱咐，我一刻也不敢忘记，今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让这块土地改名换姓，再也不属于哈同的了！”
在郭琳爽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李律师竭尽全力斡旋，最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金成交。郭琳爽在他的一批助手，还有李律师的陪同下，驱车赴上海哈同洋行，在购买永安商场大楼及土地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的酒宴上，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道：
“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三十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郭琳爽连干三杯，兴奋异常，他虽然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借贷，但终于买下产权，实现了老一辈的夙愿。接着就是实施他重振永安的宏伟计划了。
他不仅决心要办好上海的永安公司，而且派出人员到南京、武汉去考察，摸一摸那里的情况，能否将永安公司扩充到内地去。他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辟建国货商场，这是战前早已计划好的事，被一声炮响，将计划化做泡影，至今该是好梦重圆了。
他亲自带领几个助手，设计装修的图纸，拟定进货计划。提出文具、箱包、教育、运动以及有关文化方面的商品，营业室要布置得富丽堂皇，进货范围要扩大。他说，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提高国货的质量，宣传使用国货，让国货在世界上为国争光，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国货商场办起来。
在郭琳爽实施他的宏伟计划的同时，已经搁置了八年多的唱戏爱好，又拣起来了。这时的郭琳爽精神信心倍增，满面红光，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唱广东戏，进入岭南大学农学系，他是校剧团的支柱，曾经演出过很多戏，如《荆轲刺秦王》、《山东响马》、《武松打虎》等等，他演戏极其认真，唱、做、念、打，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绝不马虎半点。他还喜欢演英雄人物，如荆轲、武松等等，进入角色极其逼真，有真情实感，演武松哭哥哥武大郎，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心里多少有了底。五月十八日，他和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
前夜十点又半，大人由美来长途电话，已聆一切，辱
承以侄等留沪，重烦关注，殷殷嘱侄等返港，一而再，再
而三，以至于七番叮嘱，所为侄等安全计者至矣尽矣，感
篆之私，至于涕零，当经由侄在电话中详为解释，惟急有
未尽，爰再专函本达，幸垂察焉：
（一）时局发展，前途本难逆料，惟公司纯为工商业之
经营，与政治之演变及党派均无牵涉，持此纯真立场，谅
无横逆之可乘。
（二）目下时局严重，事务繁重，侄等尽力应付仍恐不
周，设侄琳爽、棣活离沪，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
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
利，已先见其害，不惟环境尚未臻极劣，而公司等已先见
瓦解，危机孰甚。
（三）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
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托侄等，则侄等为后辈
者，平时以惶恐之心，犹虑有未遂，今战祸来临，侄等乃
兼职避地，置公司等存亡安危于不顾，此宣诸长辈付托初
衷，而临难苟免，罔顾责任，又岂侄等所应出此。侄等认
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生命虽危，都非所计，以个
人安危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况于兹世
乱正殷，何处乐土，即离沪又岂能必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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