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与康心如配合默契的美方经理海翼德，在接到通知后也不得不离开重庆。撤离前，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传达了总经理雷文在美方撤离后对美丰银行后事的处理。雷文的意见很无理，即：把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于库房内，然后他们将钥匙带走，待将来局势平静后，他们再回来整理，收拾残局。
康心如一听就翻了。他对他一向尊重的雷文的这一决定非常不满。康心如认为，这个决定的本质在于美国人要撤走，美丰银行就得关闭，且不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他们连最基本的二十万华股也根本不予考虑，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了。他们封存了美丰行，也就是连二十万的华股以及后来的全部存款也一道封存了。
康心如愤怒已极，他认为这纯粹是美国人气急败坏、狗急跳墙的胡来。而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决定办，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逃之夭夭，那么最受损失的还是中国人。倘美丰银行一旦关闭，大量散落在市面民间的美丰券将如何兑换？大量的银行存款将如何支付？逃亡的美国伦儿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他康心如要管，要交代，要应付，要对得起中国的父老乡亲。
康心如当然不能让美国人怎么说，他康心如就怎么做。
康心如在美国人紧锣密鼓、慌忙准备逃亡的过程中，终于想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的办法，即以十三万现洋，将美股全部买下。
尽管在几天里凑齐十三万现洋并不是件轻易的事，但康心如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再已无其他办法来赎救美丰了。同时，康心如也看透了，美国人在狼狈与慌乱之中，只要能拿到十三万现洋，也就决不会再干涉美丰的死活了，况且他们对是不是真的能再回到中国来也确实是没有把握的。
果然，康心如在提出他的想法后，雷文及海翼德即刻接受。美国一方已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康心如能否在美国人撤离之前那么短的时间里，筹集到这十三万元的华股了。这在兵慌马乱中的重庆，要做到也是相当困难的。
为十三万元的华股，康心如真是绞尽脑汁。他知道唯有这笔钱弄到，美丰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康心如认为要迅速筹全资金，只有依靠当时重庆拥有最大势力的军阀刘湘了。只有刘湘出马，筹齐十三万现洋才有可能。
康心如主意已定，便急如星火找到了美丰的股东周见三。康心如之所以去找周见三，是因为周见三与刘湘是“速成系”的同学，而且周见三当过刘湘的副官长，刘湘素来是颇信任周见三的。
鉴于周见三在刘湘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康心如恳请周见三做中间人，要周站在美丰银行股东的立场上，向刘湘陈述美丰银行在美国人逃离之际所遇到的困境，并痛陈美丰如遭封闭的利害得失。康心如请求周见三力劝刘湘此时能出来作主，筹集资金，趁机收买下美资的全部股份，以免造成美丰的倒闭，金融的紊乱，以至于整个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周见三欣然从命，并星夜赶赴刘湘处游说。
康心如对拯救美丰的奋斗成果，既抱有希望，又没有全然的把握。美丰的生死存亡，就操在刘湘一人手中了，因之康心如也就在此最后一搏了。就是最后刘湘不肯出面，康心如也不会心有所憾了。他为他的美丰已尽了力了。
周见三星夜赶往刘湘处游说之时，康心如在焦急的等待中也是彻夜未眠。
他在房间里坐卧不宁地踱来踱去。他设想着猜测着谈判之后的结果，揣度着刘湘可能会出现的态度。总之康心如很焦虑。他觉得世间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般关切着美丰的命运了。美丰是已溶进了康心如的血与肉的一项神圣的事业；倘美丰真的从此被封闭，那么康心如在世间生存的乐趣也就全然失去了。
康心如要挽救美丰，要把美丰从美国人的手中赎回来，要使美丰起死回生，而这一切，康心如知道事实上全握在刘湘的手中。美丰的胜败兴衰、生死存亡，就全在刘湘的一声号令了。
应当说命运所给予人类的回报大体上还是公平的，心诚则灵。康心如在这一番最后的拼搏、挣扎与奋斗中，终于赢得了刘湘对他的美丰设想的认可和支持。当然，这其中周见三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在刘湘的支持下，最后达成协议，即由曾禹钦（前商会会长）和原美丰股东周见三出面，邀请刘湘的部属奚致和、唐式尊、张泽敷、李劲之、孙树培、向时俊，以及商帮的汪云松、李奎安、曾俊臣等，组成美丰“新财团”，并在此基础上，火速凑集现洋十三万元，在美国人撤出山城之前，将全部美股收买下来。
真是刘湘一声令，美丰就起死回生了。此事若没有刘湘出马，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无论康心如怎样热爱美丰，十三万现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可怕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现在筹款的事已积极开始，此刻的康心如才松了口气。而接下来，便是他怎样与刚组成的“新财团”一道，迅速把资金筹集到手，并在交给美国人的同时办好美丰银行的交接转让手续。
十三万现洋说一说轻松，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握在手中，确实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自二月份美国人接到撤离通知后，康心如就开始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奔波协商，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大半，而美方经理海翼德也定好了离渝的日期。
最后的美丰银行交接手续办理得十分紧张。海翼德奉命必须在三月三十日这天晚上乘船离开重庆，而中美双方股权转移的交接手续竟是直到三月三十日这天才得以办理的。
海翼德的轮船就停在江边，不断地鸣笛催促依然在城中的海翼德。
寂静的山城已陷入深沉的黑夜中。蒙蒙的细雨打在城中的石阶上，不时无声地落在煤渣路上。
从江边吹过来的风，一路呼啸，电线发出唿唿的金属声，风助长了雨势。雨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直向康心如的身上扑来。
康心如望着离去的轮船，心中感到异常的轻松。海翼德从此结束了他在美丰银行的应该说是愉快的生涯，而海翼德远在上海的老板雷文也从此结束了他在四川美丰银行与康心如合作的历史。
但是，无论是雷文还是海翼德，他们都记住了康心如，他们也都认定，康心如是中国金融界不可多得的能人和才子，康心如是必然会有他灿烂的前程和辉煌的未来的。
自此，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合资变成了纯粹华资的银行。美丰从此掀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康心如历尽艰辛，奋力拼搏，终于取得了他所希望的这种新局面。现在大功已告成，尽管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兵荒马乱，但银行已切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康心如觉得他是有能力使美丰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发展的。
他坚信美丰成功有望！
静以待时，挫败对手
报春的燕子往来梭巡，空中充满了呢哺的繁音，又是山城的早春时节。美丰银行在建立整整五年之后，终于全部收归国人手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改组之后的美丰银行，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决定，四川美丰银行的行名不改，业务依旧。董事会一致推举当时重庆的大财阀汪云松为主席董事，并聘请经营有方又有术的康心如担任银行的总行经理。而作为大股东又是主席董事的汪云松，又提出要自己的亲信党羽李星桥出任银行的副经理：商董们因碍着江云松的面子，便也认可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即在美丰银行新的董事会成立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武装政变，阴谋得逞。从此，国民党的势力在全国各地站住了脚。而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的地位，也随之更加巩固起来。刘湘军政府的权力也就越加变得至高无上了。
刘湘权势的稳固对美丰银行来说，真是锦上添花。刘湘支持美丰银行，这是当时全省上下的商帮们都羡慕不已而又望尘莫及的。康心如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下，更是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在国民党刚刚平息了全国战乱之际，刘湘就明确表态，他不仅明文允许美丰银行“照常营业”，并且还以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公署的双重名义，为美丰银行发出通告，通告市民照常使用美丰券，尽量减少对美丰的派垫。刘湘此举，实在是帮了美丰银行的大忙。因为当时的美丰银行在社会上，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美国人开设的银行。可现在美国人走了，美丰银行的日子也就像其他洋行一样长不了了。因此人们对美丰券的币信也发生了动摇，以至再次发生了挤兑现象。刘湘的布告便是为此而颁发的。刘湘是当时整个四川全省说一不二的人物，既然刘湘都站出来为美丰银行撑腰讲话，美丰券便很快稳住了阵脚，甚至得以扩大发行。这使得康心如对刘湘其人更是感恩戴德。
当时的刘湘尽管军务政务在身，但总是抽出时间“关怀”美丰，他还特别亲自召见了美丰的股东——他的旧友周见三及江云松、曾禹钦等，要他们直接过问美丰银行的事务，并切实给予美丰支持。美丰银行能得到刘湘的如此厚爱和关照，这在当时重庆的钱帮与商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刘湘就是一把大伞，刘湘就是一座靠山。美丰银行的股东及其职员们心里都清楚，美丰有了刘湘的支持，就拥有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康心如自然也是这样看的。刘湘的配合，使美丰银行既有天时，又有地利。但不知道为什么，命运对于康心如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他做什么，怎样做，总是不能称心如意，应心得手。在他奋斗的一生中，总是处处受阻，总有势利小人与他纠缠，致使康心如总是不能专心致力于美丰发展的事业中。这一次仍然如此，康心如又陷入了由新的重重矛盾组成的旋涡和厄运中。
新组阁的董事会及其新聘任的银行管理人员，必定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康心如原是有一定的估计与思想准备的。而他采取的对策与方针，则是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他的本意只是要美丰能按照他的规划而长足发展。在新的董事会中占有多数股份的汪云松、曾禹钦等都曾任过重庆商会会长，所以他们在美丰银行的董事会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甚至能按他们自己的设想和意志摆布、左右美丰。汪云松、曾禹钦之辈过去一直认为，最能发财的捷径便是攀附在军阀及其军政府的身上，通过与权力的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而汪、曾他们自己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攀附权力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因此，自从汪云松、曾禹钦以董事的身分掌握了美丰银行后，便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企图把美丰变成一个专门替军阀筹饷的工具，以便他们个人从中与军阀“共同渔利，打伙求财”。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与他对美丰发展的蓝图规划背道而驰。
面对这样的急于求财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恼而又无奈。显然，康心如同汪云松那种拥有实力的财阀们绝不是一类人。康心如在美国人撤离美丰之时，之所以四处奔走，艰辛搏斗，想尽一切办法把美丰从美国人手里买下来，就是希望把美丰银行办成真正拥有金融实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银行，而他苦心在美丰发展的也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势力，而是整个民族的金融事业。康心如的理想与目标都是坦荡的、光明的。他不止有着对于美丰银行未来的设计与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决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人要赚的那些大钱小钱，更不能为了赚钱就不惜牺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风度及人格。因此在这个最最关键的办行的方针上，康心如同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在康心如看来，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装糊涂。在美丰银行的施政方针大计上，康心如是绝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于市面上那些没有理想及追求却富足殷实的大腹便便的商帮们。他迎合了他们，事实上就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是要成为一个有声望有信誉的优秀丽杰出的银行家的。
而汪云松之辈对于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康心如这种滑稽的设想过于宏伟、过于长远了，甚至是一种奢求。其结果只能是误了他们及时赚钱发财的好梦。他们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规划根本就无法适应时世的变化与动荡，而这种动荡的年代只适合于更多地照顾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与战略。在此思想基础上，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为美丰制定的原则是：不失时机，能捞就捞，宁可所得为不义之财，也只能是为富不仁了。他们根本不愿顾忌到个人形象，他们认为钱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顾到美丰银行的形象及美丰银行的未来了。
如此观念的相悻，为康心如的金融事业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康心如不肯与汪、曾之辈同流合污，就等于是他自己将他美丰的权利放弃。做为总经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业务安排，而做为主席董事，江云松、曾禹钦等更有权利对康心如的举措加以责难与否定。总之，在这样不和谐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了。业务开展不起来，他处理什么事都极不顺手，障碍重重。康心如非常愤怒，他对汪、曾的处处干涉、掣肘极为不满，且时有反抗。于是江云松、曾禹钦对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们不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权利，不让他管理业务，甚至还专门授意心腹李星桥处处监视着康心如。
美丰银行这样的一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郁闷和苦恼，尽管他凭着往日的挫折所积累的涵养，已练就了一副通达超然、不燥不湿的脾气，但内心深处还是异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当初的遗憾。与其看着美丰糟蹋在江云松、曾禹钦这些商帮市侩的手中，还不如当初就不苦心策划、四处奔波地将美丰买下。现在美丰虽生犹死，名存实亡，看着美丰一天天堕落成某些发财心切的商帮们手中赚钱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于是，康心如在与江云松、曾禹钦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个权利争斗的旋涡。康心如无力改变汪云松、曾禹钦，他便只得改变战略，采取消极应付、“忍耐待时”的方法。他相信终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够东山再起的，他是不会倒的。
康心如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时刻等待着重整旗鼓，扭转僵局。他因为终究怀抱着希望而并未觉得这三年的时间是怎样的漫长。他一直静观着美丰的动向，并一直谋划着。
一九三０年前后，美丰银行内康心如与汪云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资银行中，康心如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但只要假以时日，“雷文总是要出来并必然会站在康心如一边的。而现在康心如再没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时也看出了事实上刘湘对美丰银行的左右能量。刘湘的这种能量甚至毫不亚于当年的雷文一样。于是康心如认定，在这种危机时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刘湘，他必须抓住刘湘，就像当年抓住美国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刘湘能帮助他改变当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于是，康心如看准时机，暗中通过一向与他交好的周见三、陈学池等人到刘湘处探听刘湘对他的看法及态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过去曾经经历的几度蹉跎，事实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摆脱困境的。于是，当周见三等人反馈回刘湘对他的看法时，他简直是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刘湘说他一向十分钦佩康先生的才干，并暗示刘湘日后会重用康心如的意图。得此信息，康心如便知他扭转局面的时机到了。康心如尽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旧按兵不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声色，私下里却在加紧筹划。他先是估计到汪、曾是决不会贸然将他赶出美丰的，便提出“请假赴北京省亲”，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这样便自然将美丰的业务搁置起来，并使江、曾、李等连同已运转一团糟的美丰银行晾晒在那里。这就在破坏了美丰的正常业务的同时，更加证明了美车离开康心如是不行的。
果真不出康心如所料，康心如走后，美丰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经营不善损失了几十万，江云松痛心疾首，他深知自己照这样下去该是什么下场。
此时，康心如主动找到惶惶自危而且虚弱的汪云松、曾禹钦。首先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他们在董事会上策划的“倒康运动”，并向他们通告了他自沪返渝后查帐的结果，说明他们工作失职。
接下来，康心如便大胆请求辞职，他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因为他已看清惨败之中的汪云松是决不能看着美丰倒闭的。倘若康心如真的弃职而去，美丰除了倒闭就几乎再无其他道路可走了。因此，狼狈不堪的江云松是决不会同意康心如辞职的。
于是汪、曾连同整个董事会对康心如的辞职申请婉言拒绝，并坚决请求康心如一定要打消辞职的念头。三年以来，直到此刻，康心如才真正挺起腰杆，扬眉吐气，成了被商董们不敢小看的人物，一个掷地有声地、举足轻重的救世主。
至此，康心如自改组美丰银行以来，在被冷淡整整三年之后，终于把住时机，排除干扰，再度重新拥有了美丰银行的实权。这一成功的代价，是整整三年——一千多天的郁闷和苦恼。
这是康心如所经营的美丰生涯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康心如也同样又一次在大起大伏之中，反败为胜。他命中注定是不会被赶出美丰的，他的毕生要同美丰共荣共存的。
“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又获成功
此时的康心如真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了。而他所经营的美丰银行也繁荣兴旺，业务推展得极快，美丰银行进入了真正的上升时期。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决心为他蓬勃发展的美丰金融事业，亲手绘制一幅气魄宏伟的蓝图。
鉴于中外著名的大银行大都有设计宏伟豪华的大厦做为银行行址的先例，康心如认为，他的美丰也应当修建这样一座大厦了。这样就不仅能够显示出银行的资力雄厚，以便膨胀美丰的信用，从气势上力压群雄，同时，也是银行的一个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象征。于是康心如决计耗资五十万元，修建这座代表着他的实力与追求的美丰大楼。
尽管当时无论是美丰银行的财力，还是他康心如个人所拥有的资本，都足以支付这座美丰大楼的兴建费用，但是长期的经营意识，还是使康心如在是自行拨款还是集资修建美丰大楼这两种选择中犹豫了。自行拨款自然就直接影响了美丰银行营运资金的周转；而集资的方式也并不是能够十分顺利的。于是，康心如既没有采取拨款的方式，也没有采取集资的方式，而是别出裁地想出了一种更为独到的办法，即通过举办“美丰大楼纪念储金”为修建大楼筹备资金。这一项筹资业务对储户的吸引力很大。储期十年，十年后还本付息，而仅利息就将是储蓄金额的三倍以上。
康心如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时间，受“美丰大楼纪念储金”诱惑的储户甚多。就这样，康心如凭靠着刘湘的支持、美丰的招牌，加之他一向所最为擅长的宣传手段邀买人心，果然吸引了大批储户，人们纷纷踊跃将储金送进美丰的柜台。这一项活动仅开办一周，就收储了现洋二十二万元之多，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美丰银行及康心如本人的信任与支持。
于是，在康心如拿到了二十二万多元资金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请人设计并选择地点。他盼望了多年的美丰大楼终于破土动工，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正式落成剪彩，开始业务运营。整个美丰大楼建筑从购买地皮到兴建总共耗资四十九万余元。康心如的储户们为康心如美丰大楼的建造帮了大忙。
这座七层高的美丰大楼在1935年的重庆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它巍峨耸立，同山城的旧式建筑及其因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的石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们对康心如的气魄与杰作都赞不绝口，美丰大楼甚至成了这个古老山城的一片崭新而壮观的风景。美丰大楼所显示的不仅仅是美丰的实力，也是对作为金融家的康心如的一种升华。从此，康心如在金融界更加受人崇拜敬仰，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更是个近乎神秘的传奇人物了。美丰大楼又大大地提高了康心如的知名度。美丰银行的信誉，自然也是随着大楼的建成而被抬得更高。这一切是极力筹划建立银行大厦的康心如早就料到的。
美丰大楼使康心如的事业受益颇深，但是，想不到当时为修建美丰大楼所收储的二十二万多元“纪念储金”，等到十年后还本付息时，却使客户的利益大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人们所以争相投入“纪念储金”，大多是因为这项储金尽管年限长，但利息高，每存入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十年后本息加在一起就是整整一百元，这样的高息在当时的重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几个月后，美丰大楼建立起来，而十年后，正值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流通的法币的币值贬得不能再贬了。
一九三五年时存入的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在当时可以买到熟米五石；而1945年时储户们所取得的一百元本息，却连一升米也买不到了。结果，这一批“美丰大楼纪念金”的储户们，等于白白送给了美丰银行二十多万元，这个所谓的“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就只剩下“美丰大楼纪念金”这七个字了，而“储”字在十年的变迁中，简直就成了个骗局的符号。
康心如结果等于白白利用别人的存款（储金）修建了一座宏传壮观的七层美丰大楼。
后来，金融界亲眼目睹康心如修建大楼的初衷与结果的人士们，纷纷“恭维”康心如在兴建美丰大楼上的工于心计，精于营谋。而康心如却解释说：
“这件事实非始料所及。”
康心如所说确实也是实话，谁又能预料十年后的情况与局势呢？康心如不过是在建楼之初玩了一点招数罢了，而他的此举也确乎是考虑到不要影响了当时的美丰业务。储户的吃亏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他康心如确实是不应在其中负什么责任的。
拥资百万的金融大亨
随着美丰的兴旺发展，康心如已不是当年那个借钱投资的小伙计了。在十年的百战艰辛中，不仅美丰银行驰名国内，而且他康心如也一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全省拥有百万资财的名声赫赫的金融巨头。
康心如为使他苦心积聚的资金翻利，便开始着手大力购置房地产。他除了营建了当时重庆令人瞩目赞羡不已的美丰大楼以外，还在全国各地的美丰分支机构大量购置地皮、房屋，并修建仓库。与此同时，美丰的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张得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康心如为实现他十年间所抱的“实业救国”的心愿，又开始向银行以外的行业大量投资。他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工矿交通、金融保险外，还特别在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投资，完全是一副大实业家的派头。随着他投资的行业越来越多，康心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一九三五年前，美丰银行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利用了刘湘在川的势力，从而奠定了美丰的基础，对此康心如并不讳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入川，刘湘作为地方军阀，其权势便自然遭到了某种削弱。刘湘在康心如的金融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康心如对刘湘，也始终是怀抱着知遇之恩的。他一直宣称，几年来倘没有刘湘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美丰银行的今天，更不会有康心如的今天。但是，康心如同时也看到，国民党的政权进川后，倘康心如继续坚持死抱住刘湘这一棵大树，岂不是限制了自己？最后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封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加之刘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出任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离开了四川，并于一九三八年死在了汉口。刘湘的离任，更促使康心如重新考虑他的未来。他坚信，无论办怎样的事业，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于是，一向善于体察局势的康心如，便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刘湘，并有计划地逐步减弱对刘湘的依附关系，转向寻求国民党政权未来的支持，好更为有力地继续推进美丰银行的各项业务。在康心如看来，国民党蒋介石同刘湘一样，都是政治化身或者说都是政治。于是，他也就依然是首先从经济上靠拢它，然后再要求这个政权能有效地为他的经济发展服务。
康心如旗开得胜，他很快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后来，美丰迅猛发展。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这短短五年中，就连续增资三次：一九三二年由原资本二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一九三六年又增至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增至三百万元，为创办时资本二十五万元的十二倍。这可算是美丰的鼎盛时期了。
与此同时，在银行的增资中，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的康心如以及同在美丰行内供职的康氏兄弟——康心之和康心远的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
第一次增值：康心如的资本由原来的一万二千元剧增为十四万九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康心之股本一万二千元，康心远股本四万元，三兄弟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四十点二。
第二次增资：康心如的资本又增长到二十七万五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康心之股本四万元，康心远股本十三万元。
第三次增资：康心如资本增至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康心之股本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康心远股本二十一万六千元元，三兄弟共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在这三次增资中，从全银行的资本总额看，康氏兄弟资本所占的比例虽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优势。这样，便使美丰银行一直牢靠地控制在康氏家族的手中，特别是控制在康心如的手中，基本上实现了康心如无论在资本上还是在职位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的夙愿，彻底结束了他任人摆布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此时的康心如可说是稳如磐石地坐在美丰银行总裁的宝座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已无须再左顾右盼，时时防人掣肘，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康心如的经济实力使他获取了比经济实力还重要得多的权力。权力可以使他抹去那些被攻击、遭冷遇的历史，也唯有权力才可以使他真正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除了美丰银行内康心如资本的增长，他投资其他产业所获得的利润，也是成倍翻番。
一九三八年，康心如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六十多万之外，还有他个人名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一百万元。
这个一九二一年两手空空加入美丰银行的落拓文人，十余年后竟变成了重庆屈指可数的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其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并一跃成为重庆金融界的第一把交椅，被当之无愧地一致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这对于康心如来说，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同是发财致富，但每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人所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和致富者的出身、教养、学识、品性乃至气质分不开的。譬如康心如虽属暴富之列，但绝没有给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印象。在人们的印象中，康心如发财主要是靠他对时局的把握，对势力的攀附，以及总能够及时抓住一切时机，精于营谋，知人善任，加之他身上所独有的那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忍”性。
因此，康心如在重庆的银行界内，一向是以他的“处世温和、善结人缘”著称的。特别是在与同行的交往中，康心如从来就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他一直认为，虽身处尔虞我诈的经济场中，但生意却是万万不能欺诈。尤其是在与同业同仁的业务交易中，就更应当守住商人的本分。骗局可以一次两次换得盈利，但没有永远得逞的先例。你骗了人家也就是骗了自己，而一旦把自己堵进这样的死胡同。也就会自然断了茂盛的财源。所以康心如做生意所追求的总是光明磊落，讲君子之义，因之他赚到的钱也是光明磊落。明码标价的。重庆工商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这一点推崇备至、心说诚服，而恰恰是这一从商的正途，使康心如在十多年的经营中，维系下了不少的各界朋友。美丰银行的业务往来也就由此变得更加顺畅起来，形成了一种勃勃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美丰银行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就如同康心如所给予人们的印象一样：稳重温和。康心如每每对他的各界朋友们宣称，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宽和待人、从容办事、忍耐待时”，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并使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能方寸不乱，审时度势，走向转机。由于康心如的宽和、从容，他被重庆的同业们戏称为“泥水匠”，意思是说，康心如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总能够取得折中的立场。遇事能摆得平，抹得光，在尽量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做好。
康心如曾反复说，他实在并不在乎一日一时之短长，或是谁优谁劣谁上谁下，更不去做伤天害理使自己的良心和脸面都过不去的事情。唯有这样想，人才会去宽以待人，平等相处。美丰银行能有如此之迅速的发展，到处都有朋友式的贸易合作伙伴，显然是和康心如宽和的处世态度分不开的。
美丰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而做为总经理的康心如，对银行的经营方针却是非常清醒的，他从未被胜利冲昏过头脑，他始终坚信，美丰要发展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坚定恪守他十几年来所一直提倡的“信用”。
信用是从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银行，是一致公认始终以“信用”为银行的生命的。为使这一精神在行内深入人心，他屡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内职员讲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说，西方世界讲求文明经商，信誉被他们当做从商的第一性资本；而中国的历史上，则自古就有君子重义的人生训诫。尽管要聚资发财，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应坚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郑重严肃地将古语“一诺值千金”当做了美丰银行的“行训”，并与全体银行职员共勉。
此间，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赔损甚巨。请示康心如时，他当即指示要当场如数赔损，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钱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银行赶场人员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头寸算错，而差额竟高达数千元之多，经手人均希望能毁约，以使美丰不蒙受损失。请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即赔，该补即补，唯此才能坚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这种“一诺值千金”，以信用为银行生命的经营方针，不仅使美丰银行切实赢得了声誉，而且康心如在同业中，也获得了“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美誉。康心如觉得，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个使美丰银行蓬勃兴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数年来所一直坚持的严格管理、奖惩严明、知人善任。凭着自幼对西学的学习和了解，康心如在经营管理中，非常旗帜鲜明地决心摆脱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尽管北伐战争后，美方的管理人员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终如一地甚至强硬顽固地坚持英美式会计制度，为此，他同美丰银行的历届中国股董们进行过很多次艰苦的较量和斗争，并每每获得胜利。
康心如始终非常重用会计人员，并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要由总行派任，并赋予会计相当大的监督业务的实权。这样，便十分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奖惩严明的管理制度。
同时，康心如还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这也是同康心如个人的坎坷奋斗历史分不开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将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而雷文及刘湘对康心如的重视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来，几任银行营业主任如陈达璋、李星桥等，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致使银行业务打不开局面，美丰因此而吃亏很大。这是康心如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到了一九三０年，自从康心如再度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实权以后，没有营业主任合适人选的事实更成了康心如的一块心病。他为此而苦恼，觉得没有好的营业主任就等于失了左膀右臂。恰逢他为此事愁肠百结、焦虑万千之际，他在与同行的业务往来中，发现了同业的大成钱庄的副经理彭肇淮为人机智灵活，精通业务，且和钱帮、货帮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是个得力的人才。
康心如顿发奇想，如彭肇淮能被拉来美丰，定然是一员出色的干将。于是康心如开始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法将鼓肇淮挖来。
后经康心如多方协调，百般劝说，终于将鼓肇淮拉入了美丰。
由于康心如看人极准，又任用得力，自彭肇淮一到任，便极切实地将康心如的诸多主张贯彻落实，并力挽狂澜，大大改变了美丰当时在营业上的被动局面，美丰的资金也随之迅速地越积越多。鉴于此，康心如对彭肇淮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还报。美丰每年分配酬金时，康心如总是不顾其他行员的反对，力排众议，不仅发给彭肇淮特别酬金，而且格外地给以重奖，以示优待。而同样，对于康心如这样爱才重才的老板，彭肇淮自然也是涌泉相报。他的工作更是尽心竭力，并从此忠心耿耿终生为美丰工作，直到一九五０年美丰停业。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美丰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就是康心如的辉煌时期。
美丰的结局和康心如的命运
一九五０年，重庆解放。
康心如对新的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因之他对美丰的未来毫无想法，而只是以一种极为平和的心态静待发落。
解放以后，重庆人民政府对美丰银行困难的处境十分关注，并商定由聚兴诚银行负责出面，向美丰银行透借人民币二十亿元，以供美丰的资金周转。
但此时的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对恢复美丰的经营也没有一丝信心。康心如在心底固执地认为，美丰及他的命数已尽，所以无论你怎样设法挽救，都将无济于事。加之慢慢康心如对人民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政权的性质变了，那么所谓事业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已不再会为他这种人提供任何发展的机会，美丰再勉强经营下去，也无非是做做样子。与其这样徒耗资金，不如趁早收歇，打道回府，还可留下一笔私产。因之康心如在解放以后，没有听从和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扶持和帮助，于一九五０年四月自动宣告停业，从而结束了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经营历史。
又是在山城的一个郁郁葱葱、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是四月，康心如像当初迎来美丰一样，又平静地告别了美丰，告别了他的美丰生涯，告别了他往日的辉煌。
康心如坚信他最后的这一次关于美丰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四川美丰银行始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之后走过了二十八年的漫漫岁月，于一九五０年四月宣告终结。
美丰从此成了历史。
康心如觉得在他六十岁也就是美丰停业的这一年，他就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康心如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欣。他艰苦创业过，也声色犬马过；他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人过，也叱咤风云令万千民众仰视过。他追求过政治也献身过经济，他风光过也落魄过。总之，康心如倘若六十岁时告别人间，他也不枉了生命一场。
解放以后，尽管美丰已宣告停业，但康心如也一直是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政府对他这样一位在西南经济界享有盛名的人士的生活境况，也始终是极为关怀的。解放初期，康心如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安排他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市工商联副主委、市公私合营投资公司经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足见政府对康心如的重视。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欧亚十一国返回时，途经重庆，并在重庆做了短暂的停留。二月十日上午，周恩来在打听到康心如之四弟、老朋友康心远、王絮茵夫妇的近况及住址后，便特意专程轻车简从前往重庆宾馆附近的冉家巷康心远家，看望这两位早在解放前就相识的老朋友，畅谈沧桑，并同康心远夫妇一道在重庆的一家川菜小馆吃了一顿家常饭。席间，总理也问了康心如的情况，并提到抗战中他在重庆工作时，同这里的工商界人士都结下了友谊，也都成了好朋友。总理在渝期间，正值重庆市工商联召开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周总理在康心远的热情邀请下，于当天下午，偕同行的贺龙同志一道欣然前往大会看望委员们。
周总理在见到这些老朋友时，非常激动，也非常动感情。特别是在见到康心如时，总理激动万千，并极为关切地对他说：
“你老了。”
当时，康心如紧握住总理的手，心中有无数说不清的滋味，有不堪回首往事的苍凉。他对于已成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与敬重，而总理依然能记得他，关怀他，就更使康心如感奋而激动。
解放以后，康心如在学习和逐步深入了解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也曾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祖国效劳。特别是在安置批发商转业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过筹集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其本意依然是无论谁掌政权，他康心如都希望这个政权能将经济搞上去，从而彻底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
但是康心如又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就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的几个月后，他却被划为右派。
从此，康心如将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数年才得到改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
（丽君）
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
郭琳爽（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别名郭启棠。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竹秀园村。其父辈创立上海永安公司时，投入二百万元港币。郭琳爽善于经营，几年后便建起永安新厦。抗战时，公司被日本作为“敌产”军管。一九四六年，公司的资本额增加到法币十亿元。上海解放时，毅然留在大陆。文革中去世。
父辈创业海外
广东中山县石歧镇南七八公里处有个风景秀丽的旗鼓乡，乡中有个竹秀园村。村后是满山翠绿的旗山，村前是一片平原，村中的一幢幢青砖红瓦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遮掩着。这就是上海百货业富豪郭琳爽的家乡。其父辈郭乐、郭泉、郭葵、郭顺等兄弟，均出生在这里。相传，旗鼓乡一带数百年前，是一片荒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山海关一带的居民才陆续迁来这里，他们相中了这块宝地，于是便盖房种田，开始建设家园。
因为村中到处是茂密的篁竹，大家就给这个村起名叫“竹秀园”。
郭琳爽的祖父名叫郭沛勋，是个勤劳的农民，靠着耕种二十八亩地生活。生有郭炳辉、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诸子。兄弟六个，农闲时在村塾里学习古文，农忙时，帮着父亲锄草种田，挑禾担谷，一家人日子过得倒还安宁。
郭家最早发迹的是郭琳爽的二伯父郭乐。一八九０年，正当郭乐十八岁的时候，家乡遭受涝灾，洪水淹没了稻田，夏粮颗粒未收，再加上清末的苛捐杂税，郭家也过上了几乎断炊的日子。郭乐是个很有心计的青年，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见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便与父亲商量，想到澳大利亚去找乃兄郭炳辉。郭炳辉是他们的大哥，数年前就飘洋过海，卖苦力谋生。父亲不能眼看着孩子们挨饿，便给郭乐凑足了路费，送他上船，去海外自谋生路。
郭炳辉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墨尔本给一家财主帮工，收入仅能糊口。郭乐来到墨尔本，见到大哥生活并不宽裕，他不愿拖累大哥，便单抢匹马来到悉尼。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港口，为新南威尔士州首府。城市建在塔斯曼海杰克逊港湾两岸，有南半球最大的海港大桥相连。
郭乐来到悉尼，住在一家小旅店里，每天上街寻找工作。一连数日也没有人雇佣他，正在焦急万分之际，在街上，遇见竹秀园村的一位同乡。他早在二年前就来到悉尼，靠做小买卖挣了一笔钱，在悉尼买了五十亩菜园，正缺人帮工。那位同乡听说郭乐就在悉尼找工作，便将他留下，每天给他工资，澳币十二点五先令。
郭乐在家种过菜园子，有些经验，便慨然应允。就这样，他在悉尼，施展了种菜的本领，忙得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在这里干了二年，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寄回家乡，没有什么剩余。他想，不能这样靠帮工过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求发展。于是辞去这份工作，沿街卖菜，比给别人帮工要好一些。后来，家乡有一位堂兄名叫郭标，他在悉尼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名叫水生的水果商店，缺少人手，邀请他去帮忙，郭乐终止了沿街卖菜，成为永生水果商店的骨干。他有时收款，有时去进货，有时在柜台卖货，好歹积攒了几百澳磅。
恰好，悉尼有一家华侨开办的“永生栈”水果商店，因经营不善，屡屡亏损，老板急于出售。郭乐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邀集同乡马祖星、孙智兴、梁创、欧阳民庆、欧阳品、容子荣、彭荣坤等人，凑齐一千四百澳磅，把它买下来。大家推举郭乐担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八月一日，永安水果商店正式开张营业。这是资产遍及世界各地的郭氏富豪发迹的开端。
永安水果商店有批发和零售业务，兼营土特产杂货。土特产有大米、白酒、咸鱼、食用油、核桃、花生、荔枝干、爆竹、药材、丝绸、瓷器、樟木箱等等，这些商品不仅供应当地居民，而且也满足华侨的需求。清末，从广东沿海一带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侨很多，有矿工、木工、园艺工，还有的开酒店、旅店、洗衣店，当街头小商小贩等等，他们都愿到永安水果商店来买货，郭乐也热情接待他们，凡是家乡人来了，点烟、倒茶，格外殷勤周到。
因为经营得体，永安水果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郭乐看到时机成熟，便召开股东会义，研究扩大营业面积，在市内又增设三家分店，总店设在安得姆路埠头街。开张时只有七八个店员，陆续增加到六十多人。为了扩大和发展店铺，郭乐就把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先后请到悉尼，协助他操持店务。他也想把为别人当雇工的大哥郭炳辉从墨尔本接来，不料大哥在劳累中已经离开人间。
营业额扩大了，组织好商品货源十分重要。当时，香蕉、椰子等水果的货源大部分来自斐济等地。斐济地处太平洋西南部，由八百多个岛礁组成，但仅有一百多个岛上有人居住，人口数十万，盛产香蕉、椰子、稻米、可可等。是英国的殖民地。由悉尼去斐济，航程一千七百四十三里，只能乘帆船，单程需要一个多月，海上风大浪大，常常船翻人亡。永安商店进货只能靠水果商贩，从斐济运来，赚点微薄之利。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乐为此召开股东会议，研究进货渠道问题。有人提出直接到斐济进货；有人说航程太远，十分危险。但从郭氏兄弟之间的争议，却可看出那种深厚的手足之情。
郭乐说道：“我们辛辛苦苦卖货，钱都让别人赚去了。能够自己雇船到香蕉园直接去进货，这是最好的办法。”
老三郭泉不同意二哥的意见，说道：
“在海上航行太危险，我们来到国外经商不容易，还是稳妥一些的好。”
“那不行。”郭乐说道：“我们飘洋过海的就是要做买卖，就是要闯一闯，不冒一点风险是不行的。”
老四郭葵说道：“二哥说得对，经商不冒风险不行；不过三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让我先上斐济去一趟，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老六郭顺说道：“我年轻，还是让我先去闯一闯！”
“你们都别争了，”郭乐斩钉截铁地说道：“大哥去世了，我是你们的哥哥，我比你们来的早，对这里的情况最熟悉，况且我还是总经理，要去，当然应该让我先去。我走后，总店就由老三负责。”
就这样，在股东会议上，关于改变进货渠道问题，被大多数股东通过了，并决定由郭乐前去斐济考察。他雇了一条大帆船，带上几个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朝太平洋驶去。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香蕉成熟季节，来到斐济群岛，看到了大片大片的香蕉园。帆船靠岸上了岛，与几个香蕉园主谈生意，很成功，签订了包销合同。这样就使永安商店经营水果打开了新局面，不受人牵制，直接从产地进货。保证了质量，扩大了销售量，大幅度增加了利润。在郭乐的指挥下，永安的大批水果，大部分都从产地直接进货，他们在海外交下了不少华侨朋友，从此打开了销售新局面。
营业额上升了，增加了利润，能不能稳步发展，更上一层楼，是郭乐考虑的又一个问题。他汲取前辈经商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信义为本。他嘱咐店员，卖货，绝不要短斤少两，做到童叟无欺，顾客多交的款或者在店内遗失的钱物一定如数返还。使整个悉尼市都知道永安店是一个讲文明、讲信义的商店。他们不仅要店员做到文明经商，而且总经理更要带头做好。
据有关文章记述，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郭氏兄弟的商业道德。
一天，财会人员患病，郭乐代替他到银行取款。支票上写明五百澳磅，他将支票递给付款员，付款员将装好硬币的袋子丢给他说道：
“给您五百澳磅。请将钱查好。”
郭乐打开布袋，一查，不是五百澳磅，而是多了一倍，一千澳磅。便说道：
“先生，你付的钱不对！”
“什么？”柜台里付款员气哼哼说道：“不会少的，我们都清点多少遍了，请仔细再数一遍吧！”
“先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不会吧。”付款员听说多了，有些不安起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先生，我绝不是开玩笑，的的确确是多了，而且是多了一倍！”
这时候，几位银行职员走出柜台，将硬币倒在柜台上。清点的结果，确是一千澳磅，足足多了一倍。
银行行长和不少职员都走过来，向这位中等身材，结实健壮的华侨青年，表示由衷的谢意。
从此，这家银行的每一位职员都是一个活广告，他们向来银行联系业务的每个人都宣传：永安店是个讲信义的商店，他们的老板，是位“不贪财，多给勿取”的好人。
由于银行职员等人的宣传，华侨和市民不仅愿意到永安店来买货，而且都愿找郭乐等托办一些事情。永安店在市民中的信誉日增。
永安店有了信誉，华侨赚了钱，往家乡汇款，就委托他们代办；不会写信，也由他们代写。这样，永安店又增加一项业务，就是，代办汇款。后来，有些华侨就将永安店当成银行，赚了钱，存入永安店，认为这里比银行更可靠、更让人放心。
永安店得到市民、华侨的信任和支持，这样就拓宽了业务，增加了资金，实力越发雄厚起来。一九０三年，郭乐又与悉尼永生、泰生两家水果商店联合，在斐济苏瓦埠开设生安泰公司，专为三家水果店组织货源。该公司自备小货轮，在岛上开辟每个占地三四百亩的七个大香蕉园。郭乐任该公司的总经理。这样，永安店如虎添翼，有了更加飞速的发展。
郭乐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对于企业的飞速发展，利润的大幅度增加，并不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虚心，忙中偷闲，常到外国开的商场中去学习。英国人在悉尼开设的英地海登公司是远近闻名的大商场，郭乐去的次数最多，他从商品摆设、商品质量、售货员服务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将其优秀、合理的部分吸收进来，改进永安的经营管理。这样，就使永安店在飞速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水果业的佼佼者。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指流动的水不会腐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蛀蚀，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外物的侵蚀，可以经久不坏，将这一道理用于经商是再好不过了。郭乐就是运用这一道理，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就使永安店处于经久不衰的境地，这是郭乐一生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商之道。
转资香港，挺进上海
一九０七年的春节，永安店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店内上下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职工们尚在欢乐的情绪之中，而总经理郭乐却紧锁双眉在考虑永安店的下一步发展。
郭乐在考察悉尼市内的各行各业中，认为百货业是发财致富的最好门路，他要开一个英地海登公司那样的大百货商店，有十多层楼房的营业面积，有上万种商品任顾客挑选，水果只能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大事，等春节之后，这件事已排到他的议事日程。老三郭泉、老四郭葵在给二哥拜年时，就发现二哥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正在过节，不便追问，待元宵节过后，郭泉和郭葵找到郭乐问道：
“二哥，近来我们发现你心情有些不好，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我在思考一件大事，尚未得出结论。”
“什么大事？能否和我们几位弟兄说一说？”
“可以。”郭乐说道：“明天就召开股东会议，把我的想法陈述一下，看怎么办为好。”
第二天，在股东大会上，郭乐介绍了他想经营大百货商店的想法，并说出了在悉尼难以完成夙愿的情况。他说，这里实行的“白澳政策”，对华侨有各种限制，白种人租借香蕉园可长达几十年，而华侨只租给三到五年。华侨的商店均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准携带妻子入境，一旦死亡，加收高额遗产税，使华侨毕生所得到的财富大部分归当地银行所有。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若想开大百货商店，肯定不会有好的发展。
在股东会议上，大家听了郭乐的介绍，共同认为，在悉尼搞百货业，是行不通的。有人提出，把视线转到香港如何？说已有华人在那里经营百货业，只是规模不大。经过股东会议决定，派老三郭泉赴香港考察一下，如果投资环境好，就将永安的资产向香港发展。郭泉受大家的委托赴香港月余，带回的调查报告说：
“目前，香港已成为远东贸易的重要商埠，各国的货物多经香港转往亚洲大陆，市面日渐繁荣，人口陡然增多，过客频繁，商贾云集，在这里经营大型百货业务，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看到老三的报告，郭乐紧锁的双眉终于舒展开，决定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合伙人除了创设了永安店的原班人马外，又加上了郭泉的几位兄弟，集资港币十六万元，作为投入香港的第一笔资金。
一九０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开张营业，郭泉任经理。因郭氏家族没有经营过百货业，从进货渠道到柜台摆放直到销售业务都比较生疏，所以按照郭乐的意见，最初的永安百货公司，只有一间营业室，二十余名职工。郭泉在香港经营两年，销售额不断扩大，生意十分兴隆，为建设大型百货商场奠定了基础。这时郭乐来香港进行一番视察，认为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的前景看好，便把悉尼的水果店交给六弟郭顺掌管，一九一二年亲自率领永安的大部分人马来港，扩大百货公司的业务。首先将该公司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金港币六十万元；接着，就将店址迁往德辅道，营业室扩大为四间，员工增至六十多人，仍由郭泉为总经理，郭乐任董事长。在郭氏兄弟等人四年的苦心经营下，到了一九一六年，积累资金一百二十万元，于是经董事会的研究，再次增加投资港币二百万元，营业室面积扩大到三十间，成为香港颇具实力的环球百货公司，经销世界各地的商品。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高档日用消费品，以洋货居多，国产物品只有绸缎、火腿、皮蛋等等。经营管理均是从悉尼的外国公司学来的经验。为了加强职工的职业礼貌、服务规范和业务技能的教育，在公司上层设立了德育、智育、体育三个部，这是一般公司没有的职能部门，这对教育职工，增强公司的信誉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
因为永安公司信誉卓著，国内外的银行都愿给以财务上的优惠，可以透支一百到二百万元，这给永安拓展业务所需的资金周转注入了活力，从一九０七年起到一九三二年，在开业后的二十五年间，资本积累达到六百多万元，为原始资本的三十八倍多。在此期间，形成了一个香港永安财团，除了拥有环球百货业务外，尚有永安银号、永安货仓、大东酒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等多家联号，郭氏家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华人财团了。
企业的不断扩大，资金的大量积累，郭氏家族等股东都非常高兴，而董事长郭乐并不乐观，在和兄弟的闲谈时，总感到中国人要矮人一等，英国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要使国家强盛起来，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能不能把永安财团的资金转入国内？兄弟们都同意郭乐的意见，建议将资金投入到祖国东方第一大城市上海，在那里振兴实业，为祖的强盛贡献一点力量。经过永安财团董事会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一九一五年春，郭氏财团派郭泉、郭葵到上海考察办店事宜。当时，上海自洋径浜（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的四川路上，已有宝和、瑞记、亲和、茂生、三井、平和、美孚等各家洋行，永安财团就在这里设立了驻沪办事处。郭氏两兄弟住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的四川路上，对上海各个路段都进行了亲自考察，他们认为南京路是客流最多的黄金宝地，如果在这里建百货公司，是比较理想的。他们将此想法汇报给财团董事长郭乐，郭乐听了也很满意，便欲投资港币五十万元，在上海建永安百货商店。消息传出，澳洲、香港的华侨纷纷前来投资入股，将资金增加到港币二百万元。
地方选定后，南京路上的地皮却归地皮大王哈同所有。哈同是犹太人，早年来到中国靠走私鸦片、放高利贷发了财，进而购买房地产，成为南京路地产第一大户。
经过中间人的斡旋，哈同同意将地皮租给永安财团，但条件十分苛刻。除了每年租金白银五万两之外，租期三十年，期满后，土地归还哈同，地面上的一切建筑物都无条件归哈同所有。郭家两兄弟经过仔细研究，不敢做主，打电报请示二哥郭乐，郭乐回电，同意签约。
在筹建永安公司大楼时，郭乐从香港亲赴上海筹划。在租到的地皮上，清除几间旧房后，就开始了大楼的基础建造工程。正当建筑工程忙碌时，老四郭葵操劳过度，突然患病，抢救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
老四很有才干，在上海筹建永安公司，立下了功劳。他的去世对郭乐的打击很大，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弟弟悲痛不已。
经过二年时间的筹备，一九一八年夏历八月初一，南京路上一座六层大厦建成，有三座圆柱拱形大门，十个透明大橱窗，四楼以下为一万平方米的营业室，五楼为帐房管理办公室，六楼为厨房、食堂。顶层有一椎形亭阁，名为“倚云阁”，整个大楼颇具英国古城堡式风貌。在建筑大楼时，郭乐强忍悲痛，承担了老四的一些工作，一面派出人员分赴英、美、日等国采办货物；一面物色公司各部门的人选，在港、沪两地征聘二百多名职员，成为公司开业的骨干力量。开业前，报上刊登出上海永安公司首届董事会名单，其中有郭乐、郭泉、杜泽文、孙智兴、李彦祥、林泽生、杨金华、欧阳民庆等，这是永安财团的首脑人物，不久皆加入了上海滩名流显贵的队伍。
开张的那一天，永安公司大厦张灯结彩，洋号洋鼓吹吹打打，鞭炮凌空炸响，门前舞狮子耍龙灯，热闹非凡，顾客人山人海。开门大吉，营业额达一万余元。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营业额直线上升……许多商品几天就售完。郭乐派出的几路采购人马，原以为备货充足，足够周转，没想到销售如此迅猛，为此，不得不加派人员去各地大量购进畅销商品。
销售额不断增加，商品库存量就要加大，流动资金也要相应的跟上。经过认真研究核实，需要增资五十万港币方可应付局面。有人提出向银行贷款；有人说，何不增加股东资金，由他们认购，利息由股东自己得。郭乐认为这是个好办法，立即召开董事会议，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建议。众股东看到永安公司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听到号召他们认购增资的消息，都争先恐后抢购，不到三天，五十万港币就凑齐了。
上海永安公司，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优越条件下，买卖越做越红火，成为南京路上最受顾客欢迎的百货业之一，受到上海广大市民的瞩目。
上海永安公司建成后，郭乐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是由谁来主持这个企业。早在这个公司筹建时，董事会议曾内定头脑灵活、踏实肯干的四弟郭葵担当总经理，未成想他竟英年早逝，哀痛之余，总经理一职暂时由公司高级职员杨辉庭担任，但为了公司前途着想，必须尽早培养一个接班人。郭乐准备从郭氏家族的子孙后代中遴选。当时郭泉的四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只有老大郭琳爽在国内岭南大学学习经营管理，即将毕业，其余的琳褒、琳骧、琳珊都在国外学习纺织、财经及银行管理等专业。看来，最好的人选就是郭琳爽。
郭琳爽一八九六年生于竹秀园乡村老家。儿时聪明好学，受到全家人的喜爱。长大成人后，成为身体魁梧、肩宽脸方的美男子。在中学读书时，性格开朗，学习成绩优异，爱骑马、打球，爱唱广东戏，是一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他从小听了父辈讲述的渡海去澳洲创基立业、历尽艰辛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很受感染，所以他也幻想到国外去闯天下。郭琳爽一开始读的是农学系，原是按着他父亲郭泉和二伯父郭乐的意见，让他专攻农业，打算让他在热带种植业方面有所造诣，将来学成后，去经营橡胶园。岂料，永安财团的经营方向已经离开了澳洲，回到港沪，转为百货业，所以二伯父劝他改学商业，他欣然同意。在岭南大学毕业后，又赴英、美、日、德等国进行考察、观摩，准备继承祖业，为郭氏财团干一番事业。
新经理上任二把火
郭琳爽去欧美考察商业归来，二伯父郭乐没有立即派他去上海永安公司任职，而是介绍他到香港一家小百货公司去当一名见习助理，要锻炼一下他经营管理的能力。
郭琳爽来到这家公司后，从站柜台当售货员开始，然后将内帐房、外帐房、簿记、出纳、收货进货、外栈、庶务、广告等工作都学了一遍，对公司的进、销、调、存等每道环节都掌握得丝丝入扣。
据有关文章记述，有一天，一位先生来柜台前买货，挑肥拣瘦，要这要那，一位女售货员态度和蔼，最终使这位先生买到了可心的商品，高兴而去。这是郭琳爽亲眼看到的事情。在向经理汇报时，提出应奖励这位售货员。可是经理说道：
“没有必要奖励。”
“为什么？”
“这是一个售货员应具备的起码的学识。”
“这怎么是学识？”
“是的，”经理请郭琳爽坐下慢慢说道：“当前是商业竞争的时代，多数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质量和售价大体是相同的，所竞争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竞争就是售货员的服务态度。谁服务态度好，谁就可以卖货多，谁就可以取得竞争的胜利。这难道不是学识吗？”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郭琳爽在见习中学到的知识是广泛的，他感到做为商店的老板或售货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商品、商情等商业知识，除了对所经营的商品的品种、产地、性能、规格、特点、包装等了如指掌之外，还应学一点经济学、市场学、销售学、广告学等，将这些知识运用于销售服务当中，这样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商贸人员。
一天，郭琳爽与经理聊天，经理向他发问道：
“老弟，您可知道，谁是本公司真正的主人？”
“就是经理你呀！”
“不是。”他摇摇头说道：“我，大股东们，都不是公司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顾客。我，你和公司所有的职工都是为顾客服务的。股东的资本，你、我的工资都是顾客赐与的，假如没有一个顾客来买货，你、我和股东们哪里会有钱花。所以在本公司工作的最优良的成绩就是能得到顾客的信任，使光临的顾客能够得到莫大的愉快。”
经理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使郭琳爽对“顾客是公司真正的主人”这个常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见习期满，郭琳爽回到父亲郭泉身边。郭泉捋着胡须，看到接近而立之年的长子即将赴上海担当重任很高兴，便和儿子并排坐在一起，拉着他的手说道：

返回书籍页